🧬 源：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I> 预演版《20条战时生存指南：端午平安》

1. 如果导弹落到你的城市，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是地铁站，以及火车站（战争期间交通运输非常重要，即使是敌人也重视交通运输）。

2. 军事设施和发电厂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如果你住在这些设施附近，最好搬远点。

3. 用胶带封住窗户通常是没用的，应该尽可能远离窗户等易破碎的地方。

4. 如果哪都去不了，尽可能躲在两堵墙后面，保护自己免受爆炸伤害。

5. 爆炸时，瓷砖墙面可能和玻璃碎片一样危险。

6. 永远不要相信政府官员。统治阶级及其发动的战争，都不会提供任何值得你用生命去换取的东西。

7. 永远不要相信爱国者。不论任何情况下煽动“爱国”的都是非蠢即坏。

8. 如果你不想被扔去前线送命，就不要住在户口登记的地址。搬到别的地方去（包括租借不需要实名登记的房子）。记住，国家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任何关于你的信息把你征召入伍。

9. 别急着躲到乡下。就留在大城市里，人多更容易藏身。在小村子里大家都互相认识，新来的人会显得特别显眼，容易被人举报。

10. 不论你住在哪，要想办法尽快和周围人熟络起来，一方面大家可以互相保护，另方面，如果官方媒体散布谣言（比如声称存在破坏者等等，这种事很容易发生），那么最容易成为靶子的就是平日深居简出的“陌生人”。

11. 军队保卫的是国家边境，而不是你。他们只会想方设法把你送去战场挡枪。

12. 不要相信官方宣传。不去打仗才是“保护家人”的唯一方法，而不是相反。

13. 囤罐头食品，压缩饼干，巧克力蛋白棒。食物不仅提供热量，紧急情况下也是宝贵资源。

14. 别指望朋友来救你。战时，人们总是先自救，然后是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再然后才有可能来帮忙。请始终以依靠自己为主旨。

15. 如果你的家被炸毁，需要寻找避难所，千万不要急着去政府提供的避难所，尤其如果你是壮年男性的话。因为那些设施是军警抓壮丁的首选，他们不仅会把你抓去参战，而且还会在电视上把被抓走的人包装成“志愿者队伍”。

16. 安顿下来后迅速观察周边，尤其是人，“人员”是重要的地形信息。

17. 限制你看新闻的时间。现实中，导弹只会爆炸一次，但在新闻里，它能爆炸成千上万次，这会严重打击人的精神健康。保持理智清醒至关重要。

18. 多备些止痛药。战时情况下医务资源极为稀罕。

19. 如果你没有任何病痛，止痛药还可以用来换取食物，肯定会有人需要的。

20. 使劲爱。不是结婚、不是一夜情，而是爱本身。各种形式的爱，越多越好。在灾难来临之前，你构建的亲密关系越多，安全系数就越高。

存着，有备无患。

祈福端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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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教和统治权力是底层同盟关系。权力的终极把戏就在于，它让人们误以为：那些人类亲手创造出来为了衡量自身潜能的符号 —— 金钱、官职、神灵，反倒成了“孕育”这些潜能的源头。

革命和解放，都必须先从夺回和拓宽“想象力的边界”开始。在一项行动实现重塑现实之前，它必须首先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可能性，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之中。

“如今我们仍然专注于打造菜园。为什么？为了不挨饿。因为有了稻米、大豆、蚕豆、玉米、花生 —— 人们就能活下去。” —— 《植物亲缘：巴西原住民地区的多物种民族志》

“现在的人们所称的农业的发展，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一个持续数千年的过程。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最早期的栽培阶段从未被超越，并且至今仍然是可持续的。而在更多地方，仅仅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全球经济的压力已经腐蚀了所有这些栽培实践。但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我们正在见证本土食物体系被全面殖民，以及对西方工业化实践几乎完全的依赖。如果将这种‘生物毁灭’直接归咎于栽培本身，就是忽视了征服和土地剥夺的历史 —— 正是这些力量将自给自足文化的食物系统推向了崩溃边缘，使其如今濒临灭绝。”—— 《反对农业，捍卫耕作》

I

在巴西马拉尼昂州的茂密森林和疏林草原中，生活着原住民卡内拉人。过去，他们以狩猎、采集和园圃种植为生，但大约从200年前开始，随着殖民定居农民逐步占据土地，他们被迫离开传统领地。郁郁葱葱的森林被工业化的桉树、大豆种植园、以及牧牛场所取代。如今，森林仅占据原始领土的5%到10%。

传统上，卡内拉人会随着季节迁移，如今则逐渐定居在更大的固定村落中。尽管他们仍依赖狩猎和采集，但可使用的土地已不足以满足全部需求，因此越来越依赖园圃种植来维生。

他们的生活方式还面临另一种威胁：工业化农业（大豆与桉树种植）带来的环境破坏。这些种植消耗大量水资源，加剧干旱和土壤侵蚀；过度使用肥料和农药摧毁了植物多样性，并将大量氮和磷排入河流，引发藻华，产生毒素，减少水中氧气，形成“死亡区”，使鱼类与水生植物窒息。因此，任何生活在这些种植园附近的动植物都面临风险。

卡内拉人的自给式园艺和单一作物农业截然不同。他们顺应自然，采用有意识的生态方法，维持了高度的生物多样性。所谓的“农业”通常在大面积土地上种植少数经济作物，甚至在亚马逊地区毁林开垦；而卡内拉人种植超过300种植物来满足需求。

卡内拉人不使用推土机、犁或联合收割机等破坏性的机械，而是采用刀耕火种，只清理小块土地；工具也仅是挖掘棒和编织篮。他们一块地只使用两年，然后至少休耕八年，让森林恢复、土壤重获肥力。

卡内拉人对植物的丰富知识，使他们能判断哪些植物可以互利共生、哪些能驱虫、哪些能吸引授粉昆虫。同样，他们对土壤的了解，使他们能根据当地10种不同土壤类型合理种植，从而防止侵蚀、养分流失，并抵御农业常见的问题。他们的核心关注是维护当地生物多样性以及非人类生命的福祉。

卡内拉人并不把自己视为农民，而是植物的“父母”。他们把种子和枝条视为婴儿，把作物视为幼儿，以对待孩子般的爱去照料植物，同时也被植物所滋养。他们认为环境由人类与非人类“自我”共同构成，而园艺就是对自身以及植物与人类家庭的照护。

II

我们正被引向屠宰场。这一点已被无数方式论证，从环境、社会和政治角度被描述，被预言、被抽象化，也在现实中持续展开，但我们仍不知如何应对。核心问题是：社会的“进步”对我们毫无馈赠，却几乎夺走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甚至常常不加反抗地交出自己：当我们用时间换取金钱，让激情商品化，把自己投入所谓的‘社会进步’，或依赖生态破坏的成果维生时，我们实际上（即便并非自愿）已经参与了自身的毁灭。——《蒙福之火：集中营抵抗与无治虚无主义导论》

以囤积、剥削和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所谓文明的死亡文化正在走向终局，它将战争与生态灭绝扩散到全球每个角落。

它把人变成只会跟风消费的无头苍蝇和工资奴隶，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沉迷其中，等待那些注定不会被兑现的虚假承诺。

有多少人真正想去上班打工996？反正我不想。

有多少人真的享受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以至于年纪轻轻都盼着退休/盼着衰老？

又有多少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而委身为奴？或者为了梦想而赌上自己的全部人生？

这种文化制造了难民危机：人们为逃离战争的屠杀，漂洋过海跨越大陆寻求安全和未来，而与此同时，一些冷漠之人宁愿看着他们在地中海溺亡 —— 连同他们的孩子，一同沉没在拥挤的小船上。

在参与团结行动时，我见过法国的母亲们住在泥泞、鼠患横行的营地里，用脆弱的帐篷抵御风雨；人们围着火堆取暖，婴儿的哭声在营地回荡。我见过那些泥泞小路，每天清晨都布满老鼠的脚印和尿迹。而就在一百年前的同一地点，一战期间，下层阶级的人们彼此厮杀，被炸得粉碎，只为让富人扩张财富。

同样的文化，也制造了无家可归的危机，使活生生的人在都柏林街头冻死变得“可以接受”。我见过帐篷城市、施粥队伍、和绝望的人群。

III

农业本身必须被超越，因为它是一种驯化的形式，并且它从土壤中带走的有机物远多于归还的。永续农业试图发展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农业，趋近自然、远离驯化。这是一种过渡方式，帮助我们在远离文明的过程中生存。城市中的栽培也是一种实践路径，而更进一步，则是类似‘约翰尼·苹果籽’那样的随机植物传播。 —— 《论转型：〈未来原始〉附记》

那么，我们该如何超越这一切？如何打破技术奴役的枷锁？

没有现成的蓝图、方案或教科书能提供“唯一正确答案”。如果当下文明被超越，那必将来自个体多样的思想、实验和行动。

对我而言，这条路是基于永续农业的自给自足园艺形式的，即追求更大的个人自主自立能力，减少对技术工业社会的依赖，从而养活自己、养活家人、以及滋养周围的生命。

我最初通过阅读杂志《Backwoods》了解到永续农业。在此之前，我关注的是“高效园艺”。两者的区别在于：永续农业和林地园艺强调生态设计，不仅为自己，也为土壤、生物和生态系统带来益处。

这是一种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在养活自己的同时，也改善周围环境。

无论是昆虫、微生物、人类或其他动物，所有参与其中的生命体都通过协作互利；

同时，有机质与矿物循环也维持土壤健康，

从而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稳定的生态系统。

如果您也想试试，建议根据您当地的环境来设计花园，包括了解土壤类型、日照情况以及阴影变化，然后选择适合的植物。

多年生植物（果树和灌木等）结合本地一年生和自播植物（如野蒜、旱金莲、三叶草、药草等），共同形成地被覆盖层，有助于保护土壤免受天气影响、防止水土流失、保持水分，并提供肥料和覆盖物，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土壤肥力，为栖息于土壤中并创造土壤的生物提供生命力。所有这些共同作用，不仅有助于当地野生动物，也有助于传粉昆虫及其他昆虫的生存 —— 它们对健康的花园乃至健康的地球都至关重要。

我从事园艺已有四年，去年开始专注于永续农业。开始种植并不需要很多钱：即使只有一个小院，也可以用旧花盆、桶或麻袋做容器进行种植。种子可以低价购买，或者顺手牵羊都行。去年三月，我用从停工的工地捡来的木板搭起了高架种植平台，在约20×20英尺的土地上打造了一个迷你森林花园。如果没有庭院，游击园艺也是一种选择。

只要您知道该如何寻找，种子和插枝苗也可以免费获得。我通过植物民俗书籍学习本地植物，这些书不仅包含神话和故事，也提供可食用、可采集、以及识别有毒植物的信息，是很好的生存指南。即便在城市，也能在公园、花园与路边找到许多植物。

我目前的实践进度距离完全的自给自足还很远，仅仅园艺也无法解决文明带来的大多数问题，但它是我追求个人解放、创造理想生活的起点。园艺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对我来说，看着植物生长并品尝成果，是极大的满足 —— 而且无需付费或从事枯燥工作，只需走出家门即可。

我并非园艺或永续农业专家，以下是对我有帮助的书单和灵感来源，希望你也喜欢：

推荐阅读清单：

• Backwoods, A journal of anarchy and wortcunning.

• Food Not Lawns: How to Turn Your Yard Into a Garden and Your Neighbourhood Into a Community by H.C. Flores

• Gaia’s Garden. A guide to home-scale permaculture by Toby Hemenway

• The Permacultural City by Toby Hemenway

• Forest Gardening, Rediscovering Nature and Communit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 by Robert A de J Hart

• Irish Wild Plants — Myths, Legends and Folklore by Niall MacCoitir

• Ireland’s Trees: Myths, Legends and Folklore by Niall MacCoitir

• This Ugly Civilization by Ralph Borsodi

By 无治园丁 伦佐·康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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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您觉得政治参与“只能”是隔着屏幕的口水战，再或者，也许更普遍的，您加入了一大把群组却基本上只有日常情绪按摩的功能 …… 那是因为您和周围人尚未建立起扎实的战略目标。

也许您可以试试这里介绍的步骤？至少它们有助于培养一些战略性思考的习惯。

无所谓您的立场是什么，您可以把本文中的自治主义立场换成您自己想要的其他目标。

制定战略的工作众所周知比较复杂：您需要同时思考许多不同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某些问题上表明立场、以及在信息并不完备的情况下承诺采取具体的行动。

无政府主义者在制定战略时还面临一个额外的复杂度： 因为这里没有绝对的权威，您不可能把思考工作推给某个“负责人/领导者” ——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负责人”，都必须在从事其他事务的同时成为战略制定者，而事实上很多人是身兼多职的。

因此，一个有助于思考战略的框架往往非常有用 —— 既能将大问题拆解为一系列更小的问题，又能确保不遗漏关键内容。

下面我们将通过四个步骤来探讨如何制定战略。

第一步：你想要的世界

制定战略的第一部分是明确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即首先要思考一个自由解放的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

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拒绝这种类型的理论构想，但如果我们想要深入思考战略，就无法回避对未来社会进行足够细致的设想，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努力实现的目标。

在思考这个未来世界时，你至少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构想：制度和文化。

问问自己：

• 经济可能如何运作，

• 基础设施如何管理，

• 一般组织结构是什么，

• 以及维持这些制度所必需的文化规范是什么。

接着，您还应该梳理拟议的自由解放制度如何促进您所信仰自治文化，反之亦然。这不必非常详尽，可以列出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案。但要记得，一个社会在保持自治性质的前提下，其结构是有边界的；为了开始朝目标迈进，您必须对希望达成的结构有基本的认识。

第二步：你所处的世界

接下来，您需要形成对当前体系如何构成、及其如何自我维持的认识。

• 国家与资本的正式制度有哪些？

• 维系它们的文化规范是什么？

• 社会中还存在着哪些其他形式的压迫与剥削，比如父权制或种族阶级优越主义？

• 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关联并彼此支撑？

•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张力？

• 它们的弱点与失败之处在哪里？

同样可以通过头脑风暴来完成。弄清楚您还不知道什么、和发展您已经知道的部分同样重要。

如果以头脑风暴形式进行，这一步应与第一步写在同一张纸上或同一文档中，可以放在其下方或旁边。然后标注出现有制度和文化规范在哪些方面直接与第一步中列出的无政府主义制度与文化规范相冲突或阻碍其实现。

第三步：从此处到彼处

现在你可以开始思考将采用哪些策略来克服障碍、建设你所期望的世界了。

这些策略可以包括，例如建立激进工会、社区组织、互助团体，或开展各种文化或宣传工作。

同样，如果采用头脑风暴方式，这一部分应接在第二步之后。

请将这些策略与第二步中识别出的、它们旨在削弱或改变的制度和规范相联系。对于解决同一问题的替代策略，可以将其圈在一起。

第四步：必然的反应

最后一步是：思考现有社会将如何回应您的策略。

国家和资本体系、更广泛的权威和特权文化，以及竞争性的政治运动，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会对任何威胁到它们的动态作出反应，而激进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正是在于未能预判这些反应，并在国家与资本已经适应其策略之后，仍然重复同样的做法。

在头脑风暴中，将这一步放在第三步的下方或旁边，列出可能被用来削弱您自身变革策略的镇压/反制手段，把这些镇压手段与被针对的激进变革策略连接起来。

当在特定情境中存在多种可能的镇压手段时，可以将其圈在一起。当镇压/反制手段强化或调整了某一具体的现有制度或规范时，也可以从第三步延伸连线至第二步。

此时，您已经拥有一个初步的战略，以及改进它的方向。

战略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框架的局限性。它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它将思考战略的过程划分为四个简单阶段，以便让这一思考更容易进行，但和任何框架一样，在帮助阐明某些问题的同时，也会以遮蔽其他问题为代价。

您所进行的任何战略思考，也不应被强加给他人，而应成为与他人展开对话的基础。

一个组织或整个运动层面的战略，必须通过人们比较、对照彼此的理解，并达成妥协或综合而形成。

理想情况下，本框架能够帮您更容易思考并表达您对战略的看法，同时也能更清晰地指出您与他人分歧的具体所在 —— 这些分歧是在最终目标层面上吗？还是对当前体系的理解上？或者在战术偏好上？还是在您认为旧体系将如何回应这些策略的判断上？

最后，战略必须保持灵活。任何战略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往往只有在尝试付诸实践时才会显现。制定战略的目的，并不是构建一个实现变革的完美蓝图，而是确定一个可以开始前进的方向，同时预期在过程中会遇到未曾预料的问题，并需要不断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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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对思想洁癖

关于“未来秩序”细节的争论已经越来越激烈。议题本身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我围观过很多这类争论。但让我困惑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一次能体现出这个议题本该有的创造力和深度。

该怎么办？……

以下我将简要总结一些我观察到的常见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求同存异，而非消除差异

任何两人之间都很可能存在无数种分歧。因此，试图在组织内部预先“彻底消除分歧”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统一”的标准越高，组织能容纳的人数就越少，维持“团结”所需投入的精力也就越多。

行动胜于说服

在扩张初期，寻找志同道合的同道比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

与反对者争论会导致你们彼此间的力量相互抵消、运动的能量会自我消耗掉。

接受“混杂”的现实

任何真实的项目，在理论问题上永远存在意见区间。一个真实的、充满生命力的社会创造性活动应该可以打破所有隔阂，吸引形形色色的人：昔日的保守派、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教条主义者，都可能参与其中。正如切·格瓦拉所言：“人人都带点疯劲。所以，你要么和这群疯子一起革命，要么干脆什么都别干了。”

复杂的系统通过“试错”得以进化。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机遇和陷阱在哪里，因此必须允许犯错。犯错恰恰证明了我们没有停止尝试。

关键在于错误的性质

真正的选择不在于“有没有错误”，而是在于准确区分究竟是 “致命性错误”（导致系统崩溃的错误）、还是“学习型错误”（通过局部失败强化整体系统）。

“杂交”思想的优势

发展不仅源于“全新的”方法，也源于那些曾经被贴上“敌对”标签的观点。

如果正确的立场事先无法确知，那么即便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核心信念”，也只是一次随机的赌注而已。我们下注是为了赢。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越少，捆绑在一起的赌注就越少，输的风险就越低。

要想传播自由的思想，我们就需要保持好奇心、疑惑和辩驳的精力。纯粹的思想会威胁到思想本身；思想上的混合体则会增强思想。

架构重于主义

群体的架构和动力机制比意识形态更重要。决定项目成败的是动员的机制，而非动员时喊出的口号。遗憾的是，现实中经常能看到宣称“追求自由的思想”的人群却一直在执行极权式的群体行为。

2. 论分裂

我们支持甚至鼓励分裂。

如果你讨厌分裂，说明你还不擅长处理它。

不要把分裂戏剧化、固定化，它就会变得有益。随时随地、不带情绪地自由退出或合并，才能刺激系统的进化。

真正的问题在于分裂过程中的“神经质反应”：无谓的情绪消耗，以及试图惩罚那些具有离心倾向的人。有些激进派朋友对他人的尝试过于敏感了，对成功缺乏信心，为了一丁点影响力而争斗。我们需要提高耐受度，在实践中展示对“偏离”的宽容。

分裂之所以糟糕，往往是因为它强迫人们不得不继续纠缠在一起 ——从不断批判对方中寻求自身的存在感。有时“分裂者”在彼此身上花的时间比花在恋人身上的时间还要多，而这种纠缠只有纯粹的消耗性，颗粒无收。

3. 核心原则总结

在与人协作时，我们坚持以下原则：

“方向胜过目标”：

无政府主义革命是朝着特定方向的运动，而非静态的终点。我们支持所有推动自主化和去中心化进程的尝试，不论他们以何种形式出现、自称何种标签 —— 重要的不是装束，而是本质。

细节会在必要时自然成型，且往往与预想的不同。

在这场游戏中，控制趋势比控制细节更重要。

“最小化共同特征”：

保持最小化的核心共识，同时追求形式的最高多样性。

“通过错误实现适应”：

允许犯错，并能轻松坦诚错误。

亚文化社群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认错”视为羞耻。这非常糟糕。

事实上承认错误是升级的阶梯，也是摆脱权力掌控的工具。

“竞争性协作”：

与目标相同的群体开展竞赛、而非直接冲突。

正如组织活动需要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博伊德循环：观察-定向-决策-行动），争议也需要讨论和项目的交替进行。

只有实践经验才能为争论提供坚实的基础。

实干家们只采用真实案例来寻找替代方案 —— 即使周围的闲人们依然喋喋不休。言语的分歧往往混淆了实践所能解决的问题。

“采集者策略”：

资源获取有两种策略：一是在地盘内“控制”，二是在广阔天地中“采集”。

“聚合”战略能打破不同运动团体之间的僵局，释放能量、并将其导向运动之外。

但曾经一直以来很多活动家却将自身处境视为：过多的人群围堵在日益枯竭的资源源头，必须为之殊死搏斗。某种程度上也不算错 —— 因为要突破回音壁向前推进，的确需要足够的勇气；勇气本身是一种珍贵的资源，而这种资源的确正在日益匮乏。

🏴

一个人的亲历经验是TA的思想基础产生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

所以，关于那些想法跟你截然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两件事：

A，他们很可能有过跟你截然不同的经历，且这份经历对他们来说刻骨铭心，于是经验就被固定在那里了；B，如果你想要影响他们的思想，说教是最无效的方式，倒不如创建一个环境，为他们建立起新的经历和经验。

本文参考了布莱恩·奥巴赫的著作《劳工与环境运动：寻求共同点》。斯诺、本福德等人关于“框架构建”的著名研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本文将对奥巴赫的部分论述进行重新阐释。

期待这些跨时代的智慧能为当下正在致力于构建联盟的政治行动者提供启发。

另一种联盟机制

观点相似的群体更容易结盟，异质群体则结盟较难。而一旦后者达成合作，往往就能产生规模宏大、参与人数极广的超级联盟。

这一过程的内部逻辑对前线组织者来说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拆解那些既定的解释、剖析细节，理解其背后的机制。障碍是如何克服的？为什么有些联盟成功了，而另一些却失败了？我们能否对其进行引导？……

其中一个核心解释即：群体议程结构的改变。

组织的议程范围

布莱恩·奥巴赫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两个截然不同的运动 —— 环保主义者和工会之间是如何结盟的（以及反之，如何爆发冲突的）。

为此，他引入了“组织范围”这一概念。也可以称之为“议程范围”。一个组织可以致力于解决一个或多个问题；也可以在关注清单中添加或删除议程。涉及的问题越多，“组织范围”就越广。

当不同组织的议程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产生交集时，合作的土壤就出现了。反之，如果两者的议程范围完全没有交集，就失去了共同行动的基础。过窄的议程范围是构建联盟的阻碍。

见图。奥巴赫将所有议程放在一个维度上：左端是环保议程，右端是劳工议程。现实中很少有只关注环境或只关注劳工的“纯粹”组织，大多数组织都处于两者之间，但会有所侧重。

所谓的“商业工会”更倾向于劳工问题，而“土地利用组织”更偏向环境问题，这两者的议程往往没有交集。然而，“广域环保组织”和“社会工会”的议程会有部分重合，这使得它们形成结盟的可能性更高。

议程范围的扩展

如果拥有独立议程的组织需要结成联盟，它们可以战略性地扩展其议程范围（斯诺和本福德称之为”框架扩展”）。

90年代的美国环保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接纳了一系列涉及工人权益和环境问题的全新议程：工作场所的毒性物质使用；工人及其家庭居住区域的污染问题；国际贸易自由化等。

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理性的战略选择。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戴维·霍金斯曾说过：”在政治进程中，我们经常需要预判[劳工]问题将如何解决。... 如果你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找到能够赢得多数支持的战略。”（1999年6月）

工会也在积极扩大其议程范围。如果说以前工会主要保护其成员在工作场所的利益，那么现在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开始讨论所有工人的广泛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环境问题。这种转变发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但尤其是在1995年AFL新主席斯温尼上任之后。

如今，两个团体的部分议程已达成一致，这为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中建立深厚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当共产主义者镇压国际工人运动

议程兼容性审查

在90年代末至00年代初，部分环保组织开始审查其议程与工人议程之间的冲突/兼容性。

他们研究了选定环保议程的经济影响，评估其对就业岗位的风险，并制定防止失业的策略。

此外，他们还开展教育活动，向工人展示环保议程如何创造新岗位。

例如，缅因州的一个森林保护组织在推行国家公园项目时发布手册宣称，该项目将为当地创造2万个新岗位。

议程冲突：当焦点相撞

有时，议程虽然有交集，但双方对该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产生的不是合作的土壤，而是冲突的温床。

议程冲突降低了联盟的可能性。

典型案例：伐木争议

• 环保主义者： 认为如果不限制伐木业，会破坏生态系统（例如导致斑点鸮灭绝）。

• 工会： 认为限制措施会导致产业萎缩或转移，造成大量失业。

双方的关注点是重合的（都是森林），但立场截然对立。一方不能容忍生态破坏，另一方不能容忍失业。结果，这种敌对状态持续了整个80和90年代。

这种现象在任何政治群体中都很常见：针对同一个问题，立场完全相反。

修改冲突的议程

如果议程范围不一致，可以扩展它们，并找到交集点。但如果议程本身就冲突，该怎么办呢？

除扩展外，还有三种议程结构的修改方式，归纳如下（仅供参考）。请注意，修改方式并非仅限于此，本文仅列举历史上存在先例的方法。此处可以无限创新。

方案1：妥协

有时议程冲突可成为谈判的筹码。

各方可就问题立场作出让步，寻求妥协方案。奥巴赫称此类联盟为“妥协性合作”。

80年代末，环保人士发起“禁罐运动”（通过押金制减少瓶罐污染）。罐头厂工人则认为这将威胁就业岗位，环保人士对此持反对意见。这场冲突持续了数年。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共同支持一项激进的容器回收计划，但不实施其他立法限制。他们由此联合起来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

逻辑：

双方都意识到，获得部分利益比目标全盘落空更划算。

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战略计算变了。

环保组织意识到没有工会的支持，法案就根本无法通过；工人则通过支持比较缓和的方案化解了更激进的威胁。

换言之，双方的欲求都给对方造成了足够大的损失，使得让步成为最有利的选择。妥协不过是双方采取的“降低要求以获得部分利益”的策略。

显然，潜在的盟友并不总能达成妥协。

组织对冲突成本的敏感度取决于哪些因素，进而影响妥协的可能性？下文中将继续阐述。

方案2：调整议程权重

不同议程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各不相同。有些议程是工作重点，有些则仅获得少量资源支持。

荣辱观能忽略冲突（也许它会自行消失），就不必刻意解决。

工会组织者丹布罗齐奥表示：”我们试图做的是聚焦于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 （1998年；指WLEN联盟）。

组织可以有意识地、战略性地将重点从冲突性议题转向更具包容性的议题。这通常伴随着议题范围的扩大—— 随着范围的扩大，组织努力的”重心”也会略微偏移。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保守派工会议程范围扩大期间。特别是威斯康星劳工-环境网络（WLEN）联盟内部。工会逐渐淡化了那些最”有毒”的议题，这些议题会吓跑潜在的盟友。

方案3：重新定义问题

有时可以改变集体对问题的认知，使原本冲突的局面被视为合作关系。原本相互排斥的议程将开始融合互补。

以下案例说明重新定义情境如何化解利益冲突。

案例：美国公众普遍认为”环保和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天然”且不可避免的矛盾。这种观念约始于70年代末，伴随着工会和环保主义者的冲突而兴起。然奥巴赫指出，环保项目导致的就业岗位流失，在美国整体就业岗位的减少中占比微乎其微；此外，环保措施实际上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总体结果是积极的。工业巨头委托的研究往往缺乏客观性，夸大了环保主义者的威胁。在奥巴赫看来，“环保和就业”之间的对立困境实属虚妄。

在西雅图之前，这种观点已经在两个运动的参与者中逐渐蔓延。在内部和全体会议上，两个团体的大大小小的组织者都在重新定义问题：

“地球第一” 的成员在工会会议上声称，好工作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分法是错误的。一位被停工一年多的工人表示：“如果海外企业因为不用承担环保成本而能支付更低工资，这会造成岗位流失。所以，要求全球统一的环保标准，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饭碗。”（Gillham and Marx, 2000）。这位工人的话清楚地表明，曾经相互冲突的利益如何通过技术性的措辞得以协调。要求全球公平的工资和环境保护，同时也是阻止工作流失的一种方式。原本冲突的利益（高工资 vs 环保）在这一逻辑下完美融合了。

总之…

以上描述了四种可为联盟战略性调整组织议程的方式：扩大议程范围；重新分配议程重点；软化争议议题的官方立场以寻求妥协；对议题进行重构。

接下来要谈谈潜在风险。

迄今为止，这些方法看起来似乎是无往不利的万灵药，可以毫无代价、毫无阻力地推行。但其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部分将揭示这些方法背后的内在矛盾。

结构性限制

显然，改变议程绝非随心所欲。如果改变没有代价，那世界上任何群体都能轻松结盟了。

在某些情况下，组织会认为妥协意味着对初衷的“过度背离”；组织者可能觉得扩展议程范围是一种“过度”的灵活。 例如那些激进的环保组织（上面图表中的“土地利用组织”）便是典型例证，它们很难将社会问题纳入自己的议程框架，也绝不倾向于在与工人的冲突中做出妥协。

由此可见，对议程的操作存在某些限制，组织必须为此支付代价。当改变的代价高昂到无法承受时，组织的议程范围就会保持狭隘且保守。

这种矛盾根植于议程本身的功能之中。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种神秘的“环境阻力”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改变议程结构时，组织究竟在冒什么样的风险。

组织惯性

变革面临的第一大阻力就是组织学习的惯性 —— 组织通常不愿轻易改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或对政治战略的看法。

这种惯性存在于各个层面：

• 成员的惯性： 普通成员对组织目标有定型化的看法，这些看法具有稳定性，想要改变它们需要时间。

• 领导者的惯性： 一方面，组织者有自己的个人信念；另方面，他们承受着成员的压力。即使在等级森严的组织中，领导层也无法完全脱离群众意志。如果领导层偏离成员预期太远，产生的张力最终会削弱甚至撕裂组织。

无论是出于主观信念还是理性计算，这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战略选择。

公众人物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往往难以区分。因此，在具体案例中，难以确定这两种因素中哪一种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但无论组织者是受主观信念指导还是受理性计算的驱使，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选择始终是战略性的选择。

接下来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限制的战略层面。

议程是吸引成员的磁铁

政治议程不是花架子，它承担着实质性的功能：吸引（或排斥）潜在的活动参与者。

选择什么样的议程，本质上就是在选择什么样的受众。因此，调整议程范围极有可能导致部分支持者的流失。草率干预可能会损毁其原本的功能。

如果偏离了最初吸引成员加入的既定目标，组织就有可能招致成员的疏离，甚至导致支持力量的撤回。这种风险迫使组织者倾向于保持狭窄的议程范围。

奥巴赫指出：“有时，为了避免成员疏离，组织不得不接受极为严苛的限制，从而排除掉绝大多数联盟活动 …… 除非双方利益能够完美契合。” 组织的稳定乃至生存取决于能否始终聚焦于最初的核心议题（奥巴赫）。

联盟困境

因此，组织者面临两难抉择：是改变议程结构以期通过外部盟友扩大影响力、还是因担心失去内部成员而维持原状。

任何实质性议程调整都将受限于这两种动因。组织者的决策其实是在两者之间寻找权衡取舍。

两者皆然：”联盟活动 ......要求对组织目标进行某些调整 ...... 使其与其他组织的目标更契合”。但 “过度偏离组织原本的具体政策（最初用于吸引成员的政策）....可能危及组织的生存能力”。

“尽管建立联盟可能是实现组织目标的良好策略，但运动领导者还必须关注组织的存续，确保团体核心使命始终处于焦点位置（扎尔德和麦卡锡1980）”。

这个问题可以称为“联盟困境”或“联盟矛盾”。

低估困境的案例1：过度灵活的代价

在联盟困境中草率选择任一极端的组织，将面临后果。

以下案例展示了组织如何在没能考虑流失成员风险的情况下，随意更改初始议程的结果。

90年代中期，缅因州围绕伐木实践爆发了政治冲突。环保运动中更激进的派别发起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全面砍伐。然而，该运动中较为温和的团体（如NRCM）与工会和造纸企业结成联盟，推动折中方案：允许部分砍伐以保留部分就业岗位。结果，NRCM被指控背叛了运动事业。批评者声称，“造纸业支持者成功收买了NRCM，该组织已不再致力于保护自然”。这种对NRCM形象的攻击导致该组织损失了大量成员。

正如奥巴赫所写：”人们加入NRCM是出于对环境的关切；加入该组织正是这种关切的体现。但当该组织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表现出在环境问题上愿意妥协让步的态度时，其招募能力便大打折扣。” 相反，那些议程范围更窄的激进组织，则借此挖走了他们的成员。

与其他组织一样，NRCM试图在”作为环保组织的职责与满足盟友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但其立场转变过于激进了，最终遭遇了这一选择固有的局限性：失去了成员支持。

NRCM的伊芙琳·德弗里斯表示：“每当有人提出新方案时，争论就会爆发。通常会有两种声音同时出现……一种认为我们应该放眼大局，因为……没有工作的人无法考虑其他事情……另一种声音同样合理，但角度不同，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们毕竟是环保组织。我们的使命是解决环境问题……这些关于组织政策的争论，我们每次都要经历一遍”（1999年5月）。

由此可见，理解困境的本质并不能保证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低估困境的案例2：过度纯洁的代价

联盟困境的结构性限制还有另一面。如果组织将议程范围设定得过于狭窄，可能会导致政治孤立，阻碍团体实现目标。

在缅因州伐木争议中，激进环保组织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因自诩为环保卫士而获得支持。然而，他们推动的关于砍伐的全民公决却失败了，因为他们没能组建起足够广泛的支持联盟来推动该议题。狭窄的议程范围阻碍了联盟工作，结果，砍伐活动得以不受限制地进行。

奥巴赫指出：“某些边缘组织或许能凭借其意识形态纯粹性留住支持者，但那些未能展现出实现既定目标的实质性进展的组织，长期存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这些活动人士改变砍伐政策的尝试失败，很可能导致至少部分支持者改变了对妥协必要性的看法”。

奥巴赫指出：”某些边缘组织或许能凭借其意识形态纯粹性留住支持者，但那些未能展现出实现既定目标的实质性进展的组织，长期存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这些活动人士改变砍伐政策的尝试失败，很可能导致至少部分支持者改变了对妥协必要性的看法”。

如何应对两难困境

这些惨痛的失败向我们证明：结盟困境不可无视。 但问题在于，行动者该如何解决它？

• 困境的强度取决于什么？

• 如何评估两极之间”安全通道”的边界？

• 能否缓解困境？

• 组织如何学习更好地解决联盟困境，又有哪些因素可能阻碍？

• 组织何时对变革持开放态度？

拆解联盟困境的细节

前文已经提到，议程操作受组织成员意见的限制。现在需要弄清楚集体意见与组织者的战略决策如何相互作用。

• 为什么有些议程比其他议程更容易被接受？

• 是什么决定了困境的剧烈程度（即：偏离决策“安全走廊”时的惩罚有多重？这个走廊有多宽？组织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而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 为什么困境的天平有时会向某一端倾斜，迫使行动者将最佳选择的”范围”推向某个极端？

议程之间的距离

决定扩大议程范围的团体，可能纳入某些议题，却排除其他议题。为什么？

为便于探讨这一问题，让我们详细展开”议程范围”的比喻。

议题之间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疏离感。某项议题可能引发其他议题支持者的强烈或轻微抵触。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议题间距”。

间距越大，联盟面临的困境就越严峻。

将一个略显陌生的新议题纳入议程范围（例如反法西斯主义者接受纯素主义议题）是一回事，而将完全陌生的议题纳入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反法西斯主义者接受”种族灭绝”议题）。在两种情况下，同一行动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成员流失或分裂风险。

工会可能更容易接受有毒生产议题（通过与工人健康挂钩），而非森林砍伐议题。 “议题间距”的概念有助于更具体地讨论联盟实践中的困境，并在今后继续发挥作用。

🏴

编辑：IYP（没编多少）

下载本手册，或在线浏览：

又是六月了。你在干什么？

你的网络标签还热吗，你召集的所谓沙龙还剩下几个人？

还在怀旧吗，继续写那些基本上只有条子才感兴趣的口水网文？

抑或，捶胸顿足吗，怒斥镇压的凶残，为自己又一年的虚度辩护？……

甚至，继续怒斥公众，视其为“受害者”，让他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然后站在一边嘲笑他们的可怜可悲没觉悟，借此来衬托你们自己的“先锋”形象？“老百姓是乌合之众啊，他们需要被引领” 。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旗帜下还有几多追随？其中又有多少人在关键时刻真正能够彼此信赖并肩作战？而这其中，又有几个人确实能够领悟你的战略理论、确实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而不是只会喊口号的盲从者？

你很可能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只是不敢承认。

不敢承认你们的政治一点都不好玩。毫无魅力。无聊透顶。

最多只能在网上打造片刻的情绪价值。

你们号召的举牌子散步可能吸引到很多点赞，但手机一关多数人只会上床睡觉，而不是上街封路。

最“终”，你们中最热血的人孤独蹲监，继而成为下一波被剥夺能力的流亡者；投机犯被收编分红，直接站到了敌人阵营中转过身来指责你们“不够非暴力”，“不懂见好就收”。

你们失败了。你们无法承受这一切，开始争执不休。“当初要是听我的才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拉倒吧听我的才对” 、“难道你不觉得那谁谁很可疑吗” ……

你们用内讧来填补虚空的对话，用嚼舌来避免直面自己的无力。

圈子分裂了。一个个新“山头儿”立起来。你们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来针对彼此、甚至用来针对老百姓 —— 那些你们信誓旦旦声称要拯救的人们。

以至于连敌人都被“冷落了”，疲惫的你们只有用肤浅空洞的车轱辘话去应付敌人接连不断的折腾。

接着你们得出结论，曰：“此民族人口不配被拯救。觉醒者应该直接移民”。

从这里开始，曾经的民主革命键政网红们开始直播带货，往日热闹的政治辩论群组如今变成了几乎纯粹的炒股军团和杀熟的移民贩子。

你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你们的存在多数情况下只对国宝国安的维稳经费申请表仍有意义。

你们的团体越来越封闭。更多人开始彼此看不顺眼。

竞争从明争暗斗升级到互相拆台。满地的庸俗、诡异、阴险。演示了“政治”最令人恐惧的面相。

依然有革命信仰的人开始失望地离去。

你们中一些激情未泯的人甚至抛开基本防护 - “主动被捕”，以此来为自己的“工作”增添刺激：并不是因为这会对政治事业有任何实际帮助（你们都知道被捕是失败而非成功），相反，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事情更有趣、显得更“有价值”。重温一下往昔动荡岁月的浪漫情怀。

其实你们心知肚明。对多数人而言，政治并非“责任”。你们自己参与其中只是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做，这份“应该”压制住了内心深处原本很想去做的事情。

你们苦行僧一般的奋斗模式，悲催得难以为继。

你们抱怨老百姓“没觉悟”，其实这话的背后是你们自己深深的疲惫和困惑。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因为我曾经就是其中一员。在很多很多年里，作为你们的一部分经历和旁观过所有这些错误困惑和痛苦。这里的每一个“你”字，其实都是“我”。

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维生的能力，亲人去世，朋友去国，伴侣也离我而去，只剩下一屁股债务和隔三差五来问候的网格员。我发现自己精心编辑了那么多年的各种华丽的口号和“金句”、那些一度令我自豪兴奋点赞如潮的口水文，在此刻变得一无是处。

我参与其中的虚拟世界依然阳光普照。而我自己的头顶，飘着似乎无尽的阴雨。

在最痛苦的时光里，我一度怀疑自己。

当重新上路时，我开始反思多年来一直在惯性执行的策略。

我被邀请写这篇序时并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因为我已经有段时间不再用文字来“做事情”了。

IYP问了三个问题：

1. 「三十五周年 Zine 的主题是跨代际联合。如果让你选今年的主题，你会选什么？」

2.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3. 「基于你的经验，你想给其他人分享哪些建议？」

那我就来分别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有关。

三十五周年的主题接应白纸的空窗期，所以关注“跨代际”是有意义的。但放开视野后你就会感觉有些牵强。因为”联合性差“的问题并不是成长环境和经历造成的，这里的“代际”也不该指年龄。

我认为“年轻”作为一种状态（而非身份）应该体现在三种能量上：学习和自我更新的动力；好奇心和创造力；丰富的欲望和实践积极性。只要你仍然拥有这三种能量，你就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所以说，如果是前进者把后进者暂时甩掉了，那不属于联合性问题，而是战略修缮没做好。希望今年的六月 Zine 能对此有所帮助 —— 它做了一个简单直观且易于理解的“跨代际”牵引。

简单说，夹在所谓“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年龄造成的，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战术维度。

两个维度之间的关键差异之一就是：相关性。

曾经可能有人误会了政治。政治不是人设的装点；不是朗读激情澎湃的文章用来感动自己；也不是排着队去投票，选出一波“新”的政客去签署同样的法案、延续同样的统治；更不是任何要求你为“事业”做出牺牲的领导人或意识形态。

政治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就是每个人的福祉。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你为自己和亲人作出的每一个选择。

把那些被困住的政治想象力释放出来。

尤其是，示范出来，让人们看到，“参与”不只有批评、诉求、喊口号举牌子，政治行动绝非如此枯燥乏味的东西。生活本身已经够乏味的了，谁还有精力去承载更多的枯燥呢？

更不要继续“为事业牺牲自己”。因为你我和他人的福祉本身，必须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必。

即：通过理解错误产生的背景，从而减少错误的发生 —— 并非训诫（训诫旨在令其“不能”发生），而是疏通，（旨在令其“不必”发生）。

你注意到没，无数本质上心地善良的好人正在恐惧的驱动下生活。只因害怕被看不起，而做出自己其实根本不想做的选择（包括重大的人生抉择）；因害怕人设不稳，而不敢前进更新、不敢批驳自身，眼睁睁被时代甩掉；害怕输掉其实本心鄙视的俗世游戏，继续把自己锁死在NPC的外壳里。

越来越多的好人开始努力“学坏”，把自己假装成坏人，假装出一副凶狠冷血惹不起的样子，装着满不在乎，装得冷酷无情，装的就像没有欲望，哪怕心里已经碎成渣渣，也要装成输得起。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害怕。

害怕被欺负，害怕受伤，害怕被抛弃，害怕难以为继 …… 于是害怕坦诚，害怕信任，怕知情，怕亲密，怕爱。害怕几乎所有天下最美好的东西。除了做苦工加班糊口、就是忙着躲避明枪暗箭生憋闷气。哪里还有生的乐趣？

“心机”不是天生的。没有心机才是。

近几年来，人们彼此间的祝福语里又多了一句：“祝早日上岸”。上的是什么岸？为什么会泡在水里？是什么样的水？谁在操弄浪头？…… 如果上岸是可能的，为什么现在不行？是什么在抑制你的选择、强行淹没你？

讨论下类似这样的问题呗，比那些情绪按摩和炫技式的AI风聊天有意义得多。

深度交流和亲密关系是注重结构颠覆的21世纪解放斗争的关键支柱，也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此专业人士们纷纷贡献“技巧”。但在我看来，大部分流行的策略都没有用。因为人们缺乏的并不是“技巧”，而是“需求”。

需求被恐惧抹杀掉了。违心的假装由焦虑驱动。专家们告诉你深度交流需要“倾听”，这本身没错，但倾听并不是“技巧”，无法通过模仿和训练来增强。

人们不再倾听是因为他们害怕来不及 —— 来不及抓住那个展现自己的短暂窗口，害怕失去“被看见”的机会，害怕在一个等级鲜明的社交结构中被边缘、被遗忘。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表达”始终能够与对方 - 而不是与你自己 - 息息相关，对方还会拒绝倾听吗？

如果我们能给更多人以“被看到”的尊重、和倾诉的安全感，那些焦急的表现欲会被对彼此的好奇心和深入了解的需求所取代吗？

政治主动性也一样。称之为“觉悟”就太傲慢了。它更多是一种需求。

曾经一直以来大家只是在跟随监视资本主义平台创造的让点赞叫好的嘴炮政治“有利”、让无脑奉迎和胡乱挑衅的极化政治“有利”的条件，其结果有目共睹。我不否认为数不少的倡议纯粹从数字世界诞生，但我完全敢说，它们没有前途。越努力就越没有。

当你能让政治变得切合实际、激动人心时，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相反，如果政治枯燥乏味、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被形式化，就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这绝非目光短浅“不够宏大”。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的政治的基础是否足够具体、足够脚踏实地：它必须是即时的，必须让每个人都明白它的价值所在，它本身必须充满乐趣，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 政治的“能源”从来都不是专业性水平，而是人的热情。

作为倡导者我们自己要首先学会享受生活，之后才能为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实现。一直以来你们那些无聊的政治让大众误以为政治只是一场又苦又累又危险、自说自话自我感动且毫无意义的“表演”，一场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毫无关联的游戏。而不是本身就充满意义的激动人心的游戏。

是时候停止了。

这片土地是有福的，这里的知识分子每年的初夏都有机会获得自我更新的激励。别浪费它。

摆脱波西米亚风的修辞游戏，去把那些死气沉沉、顾影自怜、不仅充满风险还毫无意义的平民跪求拉起来，你就实现了重要升级的第一步。

政治本没有门槛。而你所见之“政治觉悟”的门槛更多只是苦行僧们的委屈堆砌起来的倒影。在这样的倒影中，范式是死板的、选择是可预测的、成就是与资历挂钩的 …… 就这样了太多年，以至于当白纸出现时、当躺平运动登入无政府主义图书馆时，国内的“资深人士”们竟一时下难以将这些新动态“归类”。

是啊，它们都不是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抵抗模式，也不是很多人熟悉的维权运动，但它们的意义前所未有 —— 它们重新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被摧毁已久的政治理念。

这一年多来我在主持新家庭项目，和一些因各种原因无家可归的人、终于有勇气与管束压抑的核心家庭决裂的人、临时住房困难的人、照护需求者 …… 以及厌倦了鱿鱼世界纯粹想要体验新经济模式的人，共同组建“家庭”。

真正的“家”。吹牛的说：致力于满足人们对亲密和安全的各种想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大家都只在梦中见过那种美好安逸的景象，只有理论却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相当于一群危重伤员坐在一起勾画和模拟从未被欺负过的健康人生。

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真正的政治。

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讨论那种第二天去上班时就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对那些给维稳机构造业绩的毫无新意的仪式性/表演型的活动不再有兴趣。不再以自我牺牲为“荣耀”，苦哈哈地寻求怜悯式的口头支持。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直接去做出来。直接去实践创造性的想法，以改善大家当下的生活。

我觉得这才算政治。也是政治最艰难的部分。

很多人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完全无条件的爱，这可能导致TA不仅给不出爱，更难以识别爱。有人由于从小到大受过太多的欺负，心理防御水平非常之高，极难亲近；还有人平时说了太多的反话，以至于忘了该怎么表达真情实感。更有人因为在残酷竞争的日子里积累了太多的失落，以至于贬低他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应激式反应，加深了对周边的误解。被坑过的人拼命自私，从资源到情绪无不勒索；被遗弃过的人害怕被再次遗弃而拼命表现自己、吹牛跪舔，甚至操纵他人，挑拨离间，给团队整体造成风险 …… “纯粹为自己而活”这句口号落到实处时对很多人来说首先并不是解放，而是触发羞耻感甚至对危险的警觉。

当你开始着手解决每一个这类问题时，你正在体验的是最真实和最具吸引力的政治。

在这里，我们一起改善生活，从而改善人生。一点点，一步步。政治就是你我，就是彼此，就是大家的未来。

所以，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承接上述，简单说就是：滑脱。

即，不是在其内部纠结于如何改变系统；而是先挣脱出来，让系统不再能控制你。

比如，

• 与其困扰于争权夺利，倒不如去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视多样性和差异性为自然鲜活，把对一致性/统一的要求和强调标记为危险。争夺伤害便不再必要。

• 同样的，如果你们的合作始终基于具体任务，而不是基于圈层，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所谓的囤积人脉资产等等破坏性做法，就不再必要。

• 当你能用战略共识指导团结行动时，苛刻的资源交易和算计就不再必要。

• 如果你们能做到每一分评价都基于此人对他人做出的贡献，玩弄所谓的信息差、压榨剥削他人的行为就变得一文不值。

• 强调“包容”经常不起作用，且无意义，倒不如营造一种对彼此共同点的兴趣远高于差异的价值观环境，让苛求排挤不再必要。

• 如果你也厌恶攀比追捧论资排辈，你会知道，平等公正很难通过立规惩罚来实现。倒不如示范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标准，让每个人都是由TA所做的每件事来定义的，衡量这些事件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作为选择盟友的唯一重要依据。

……以此类推。

所谓的大环境依然肮脏危险，但它已经很难再影响到你。随着你们越来越成功，越多人从旧系统中滑脱，你们就已经在见证一系列自由意志人格的诞生。

滑脱不仅是进击战术，也同时一定程度上可作为防御方式存在。

说句可能有风险的话：一部分出卖朋友的行为甚至并不是源于纯粹的恶意，最初它更像是一种资产炫耀，把 “我有接近大佬的机会” 视为荣光到处显摆。尤其是那些非常私密的话语，更被认为是关系亲近的象征。

然隔墙有耳，私密信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也足够造成严重的威胁。

说教和训诫既累心又不讨喜，更是与无政府主义风格相悖。我也劝你尽可能少用，不如花时间考虑下如何铲薄滋生弊端的土壤，可能更靠谱些。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错判了呢？如果你奉献了百分百的真诚和善意结果对方依然如故，最后只能是你被输得鼻青脸肿对吗？

对。我绝对承认这世上有本质性的恶人，那种以伤害他人为荣的变态心理，与防御性的误伤他人，有根本性的不同。需要强调上述建议只对降低误伤有效。然，如果你真的做到了通过改变结构和环境大幅降低了自卫性误伤发生的必要性，也就意味着同时把纯粹的恶意者筛查出来了。

纯粹的恶意者不应该留在您的队伍中。这是唯一一种修复型的清理。

在下面下载更详细的解释。

最后

总之，我想说：

1. 不要无聊 —— 让“政治”重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政治关注的对象离你越远，它对你就越没有意义，在你眼中就越不真实、越不紧迫，“政治”整体也就越令人厌倦。

2. 一切政治活动本身都必须是充满愉悦和激动人心的。否则无法对抗沉闷的现实。

要实现这两步，必须创建全新的政治路径和方法。

旧的方法已经过时，落伍了。或许它们从来就没好过，否则当今世界又怎么会烂成这样。

在21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开端，这个六月，我许愿：希望能有更多资深人士升维到新的行动中来，这样在下一个六月时，我们就可能有更多令人兴奋的成绩和经验可以分享，彼此激励。

最好的“联合”是共同成长。

就是这样！2026的战术月从Zine开始。在这里下载：

有实干经验？欢迎来聊！

🏴

警察是我们的对手。从来且永远都不可能是“帮手”。

出了问题时我们绝不会报警解决。这是我们与改良派的主要区别之一。

自治就是我们亲手打理我们自己和彼此间的一切，我们自己做决定，

我们为自己和彼此的安全与福祉负责。

由此团结一致，对抗所有侵害我们的势力。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人际安全 &关系结构革命《S09超越米兔-总章节: 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同时不给敌人制造机会》

开放不是“随便”，性解放不是滥交。解放者的宽宏大量不是被用来占便宜的。请让与你接触的每个人了解并理解这件事。

我们致力于变革的是结构和生态 - 是那个制造悲剧的惯习和土壤，这绝非易事。原谅暂时的混乱和不堪不意味着屈服。我们将始终努力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此，我们的目标是：解决我们彼此间的问题，并同时避免留下导致敌人趁虚而入的破绽，且解决方案理所当然地应符合我们共同信仰的解放斗争政治理念 —— 正基于这份理念，我们呼唤彼此为同道。

风靡全球的米兔战术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目标。至少，众所周知且显而易见的，它并没能显著阻止性暴力的发生率，但却同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渗透者所利用，让国家暴力机器占了便宜。

S09系列希望帮助那些对传统做法失望的人们、和受到困扰并意识到事情不该如此的圈内同道们，探索一些我们可能尚未深入尝试的新方法，以便能有更多智者洞察到现有战术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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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没有未来”的未来：沮丧，左派和心理健康的政治 - 心理安全S08E07》

“如果你连床都爬不起来，还怎么上街起义？” 乔安娜·赫德瓦在《病弱女性理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我心头萦绕许久挥之不去。为何？因为它指向我们中许多人都深谙的境况：一种绝望和抑郁交织的困境。一种你真的无法下床的境况。

这种境况在多数情况下，还浸透着政治与经济的影响。

与主流心理和精神医学话语相反，你“无法下床”的原因并非源于所谓的消极态度、负面思维，也并非是你“主动”选择了不幸；更非单纯的生化失衡 —— 无论是脑内化学物质紊乱、不幸的遗传倾向，还是血清素水平低下。更多时候，根源在于你身处的世界：那份令你厌恶的工作，或是刚刚失去的职位；来自未来的债务如幽灵般侵蚀当下；以及这个加速滑向深渊的世界。

本文基于一篇博士论文及个人经历 —— 我曾在2013/2014年经历过抑郁问题 —— 试图探讨抑郁症与政治的关系，思考当下时代的政治经济与心理病理学的关联。其立论根基在于一个事实、一项主张、和一次呼吁。

首先是事实：正如丹麦心理健康基金会所揭示的，该国抑郁症确诊人数持续攀升。任何时刻都有4%至5%的人口处于抑郁状态，或更准确地说，被确诊为抑郁症。丹麦卫生管理局数据显示，2011年超过45万丹麦人购买抗抑郁药物，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间几乎翻倍。此类趋势在整个西方世界均有体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估计，7.1%的美国成年人口（1730万人）正遭受抑郁症困扰。另有数据显示，每五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受抑郁症影响。这些数字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结论：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也是导致残疾和自杀的首要原因，全球约3.5亿人深受其害。因此，全球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类抗抑郁药）的消费量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市场研究公司 alliedmarketresearch.com 的数据显示，该类药物年销售额现已逼近140亿美元。该公司还以相当笨拙的措辞指出：”导致抑郁症的因素众多，包括基因、压力及脑部化学物质等。”

其次是主张：抑郁症以最极端病态的形式，昭示了当代主体的异化。因此，这种精神病理必须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相关联 —— 正如撒切尔得意洋洋宣称的那样，这个世界确实“别无选择”，未来似乎已永远冻结。抑郁症恰好就成为了历史性资本主义未来危机的症候。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它是一种情感结构。因此，任何抑郁症的疗法都必须采取集体性、政治性的形式的；与其将精神疾病问题个体化，不如开始质疑将精神心理问题个体化的现象本身。

抑郁症领域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仍是已故的马克·费舍尔，他终生饱受抑郁症折磨，最终因病自尽。其全部著作都在持续探讨抑郁症作为个人体验与社会政治体验的双重维度。

在200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中，他将抑郁症与我此前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相联系 —— 即”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体系，甚至已无法想象任何连贯的替代方案”的认知。在这部著作中，抑郁症成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运作机制的典型范例，是我们受阻且黯淡的历史处境的一个症状。

在2011年发表、后收录于2018年出版的《K-Punk：马克·费舍尔文集与未刊稿（2004-2016）》中的《压力的私有化》一文中， 费希尔指出悲伤与抑郁的区别在于：”悲伤自认是偶然且暂时的状态，而抑郁却呈现为必然性且永无止境的境况：在抑郁者的世界里冰川延伸至所有可想象的地平线。” 正因抑郁具有这种特殊属性，”抑郁者看似’现实主义’的极度降低预期，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奇异的共鸣。”

而在2014年的《一无是处》一文中，费舍尔坦言自己的抑郁症始终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 —— 他确确实实“一无是处”。他写道，曝光自己精神痛苦的经历并非认为其有多特殊和独特，而是”为了佐证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许多抑郁症形态最适宜通过非个人化的、政治化的框架而非个人化的、’心理学化’的框架来理解 —— 并加以对抗。”

然而，通过政治框架来理解抑郁症，并不意味着抑郁症问题能立即通过政治手段得以解决。抑郁症蕴含着一种恐怖，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愿望，都不能也不应将其过快地转化为政治议题。任何经历过抑郁 —— 或身边有人抑郁 —— 的人都深知，那简直是人间地狱。肉体痛苦令人窒息，身体沉重如铅，心智几乎完全停顿，你无法摆脱那种被困住、停滞不前的感觉，仿佛比赛已然结束，而当下 —— 这地狱般的现实 —— 既是全部，亦是未来唯一可想象的存在。如果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政治问题”，实属冒犯。同样地，我们也绝不该美化所谓的”抑郁现实主义”，**因为这种”现实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现实的附庸：宣称别无选择，宣称对现状束手无策。**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另一重真相。更不可忽视的是抑郁症是自杀死亡的主要诱因 —— 据世卫组织最新报告，全球每年自杀人数接近80万。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在于：书写抑郁症确实困难重重。此处所指不仅是书写自身抑郁的艰辛，更在于如何在描绘巨大痛苦的同时，既能确立自身立场，又能构建不致令人彻底绝望的抑郁症话语体系 ——尤其在马克·费舍尔不幸离世之后，这种困境尤为沉重。

关于抑郁症，我们掌握大量事实，但这些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抗抑郁药的销售量并不完全对应抑郁症的发病率，因为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不仅用于治疗抑郁症，还用于治疗多种其他精神疾病。诊断频率未必反映抑郁症的实际发生率，因此诊断数量的增长既可能表明抑郁人群增多，也可能反映出一种日益严重的病理化倾向 —— 即将悲伤等常见的”正常”情绪转化为抑郁症的诊断范畴（最新例证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等新版诊断手册将悲恸也纳入到抑郁症范畴）。

我们还需思考：为何精神病诊断似乎能带来如此大的慰藉？因为抑郁症的诊断本身具有抚慰作用。原来这就是我感觉如此糟糕的原因！抑郁症！大脑化学物质失衡！这种诊断为无意义的痛苦赋予了短暂的意义。痛苦有了名称和成因：血清素缺乏。但这个成因本身另有根源—— 在诊断体系中，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些根源始终没有被诊断也未被揭示。

正如马克·费舍尔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所写道的：

毋庸置疑，所有精神疾病都具有神经学上的体现，但这并不能解释其成因。例如，如果抑郁症确由血清素水平低下引发，仍需阐明为何特定个体存在血清素缺乏。这需要社会政治层面的解释；如果左翼欲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重塑精神疾病的政治属性便刻不容缓。

但在探讨抑郁症成因之前，且容我先描述下围绕抑郁症的道德话语。

以莱奥·古拉制作的自助视频《我为何抑郁》为例。根据其推特简介，这位”专业自我提升爱好者、生活教练人生导师、视频博主、企业家兼演讲者”致力于”帮助人们设计精彩人生”。

古拉，这位留着山羊胡的光头男子，同时也是 actualized.org网站的创始人，在视频开头表示他想解答标题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 —— 你[挑眉，同时双手在空中比划出括号状的手势，仿佛将这个词括起来] —— 会抑郁？” 他给的答案很简单：你抑郁是因为你的心理状态糟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恰恰是艺术家组合克莱尔·方丹某部视频作品的标题 —— 他们在2015年创作的现成品视频《无题（为何你的心理状态糟糕透顶）》中，一位非裔美国女演员几乎逐字复述了古拉的演讲，对新自由主义自助产业将抑郁症意识形态化、将主体普遍责任化的现象展开了尖锐而滑稽的批判。克莱尔·方丹是艺术界最专注且持续探讨抑郁症议题的创作者之一。在他们的创作中，抑郁始终具有政治属性，必须结合其真实根源 —— 资本主义债务经济与金融投机体系中的社会冲突 —— 来理解。

回到原始视频，古拉的开场白之后，一连串闪烁的标语或关键词依次出现。按呈现顺序，这些词语是：“成功、幸福、自我实现、人生目标、动力、生产力、巅峰表现、创造性表达、财务自由、情商、积极心理学、意识、巅峰表现、个人力量、智慧”。（显然”巅峰表现”这个概念被认为至关重要，以至于必须重复强调。）随后古拉抛出核心观点，声称揭示惊人真相：”实话告诉你，说白了你抑郁的根源就是心理素质太差了。没错，你的心理状态一团糟，你丫情绪不稳定！我不是在责备你，只是陈述事实。” 他随即澄清，此处并非指”临床抑郁症”患者 —— 那些确诊为”真正抑郁症”的人群。他所指的是我们这些多数人——尽管他声称自己没有指责，但他确实是在指责。这段视频时长略超20分钟，其中莱奥·古拉直言不讳地宣称：”你的抑郁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的心理认知机制出了问题，你的心理素质就是”垃圾”。别当受害者了，掌控自己的心理状态！追求巅峰表现！

嘲笑这段视频并调侃其逻辑固然容易，但这种逻辑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 —— 即便有时以更温和的方式表达 —— 且具有实际影响。其核心逻辑是：人创造自己的现实。单凭思想就能改变事物。这意味着你亲手编织命运之线，“不存在”外部环境，更无任何借口可言。

一位名字带有准皇家色彩的丹麦社会学家艾米莉亚·范·豪恩在其主页上表达了相同的逻辑：”幸福是一种选择 —— 你的选择”。同为丹麦人的治疗师伊娃·克里斯滕森也对此深表认同，她说：「幸福是个人责任。幸福不是你能指望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每个人都握有通往自身幸福的钥匙，因此也肩负着将钥匙插入正确锁孔的责任。幸福源于内心，让他人使我们幸福并非他们的责任，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正如我们无法改变他人，只能改变自己。」

如果个人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那么TA也必须为自己的不幸负责。既然“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要为所有事情承担个人责任。成败与否，健康与否，全凭主观意志、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决定。虽然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他人，甚至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完全能够努力改变自己。结构性变革 —— 即制度变革 —— 就这样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主观性变革 —— 自我改造。无论社会、政治或经济层面的任何问题，皆被个人化甚至罪恶化：主体被要求为自身不幸负责，既要独自承受痛苦，又要因感到不快乐、未能成为“优秀公民”、拒绝上班、赖床不起而背负罪责。

所谓的积极心理学与幸福至上主义所蕴含的个人化和责任化的这些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马克·费舍尔敏锐洞察了这种逻辑，或者说意识形态。抑郁者被不断灌输这样的观念：他们的抑郁完全是自身过错。”个体宁可自责也不愿归咎社会结构 —— 毕竟他们已被诱导相信社会结构根本不存在。”他在《无用之人》中如此写道，此处暗指撒切尔夫人另一句名言：”社会并不存在”。

抑郁症问题由此延伸为更普遍的困境：利奥·古拉在原始自助视频中倡导的主体性模型，与资本主义主体性的虚构 —— 即自主、自我决定、竞争性个体模型 —— 完全一致。在视频中，”观众” —— 即”你” —— 既是抑郁的根源，亦是唯一的解药。视频旨在教你如何”掌控心理”，最终将你带入”全然的幸福与喜悦”之境。

这传递着深刻的道德论调：无法获得幸福即是不道德。如果你沦为如此不道德的糟糕之人以致陷入不快乐 —— 或抑郁 —— 那责任全在你自己身上。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归咎教条：你正在制造自己的抑郁 —— 即便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换言之，资本主义对抑郁症患者造成双重伤害。

• 首先，它引发或加剧了抑郁状态；

• 其次，它抹去任何形式的因果关系，将疾病个体化，使抑郁症看似个人问题（或个人财产）。

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被归咎于患者自身。倘若你曾活得更充实积极，做出不同选择，保持更乐观的心态等等，便不会陷入抑郁。这正是全球心理学家、教练和治疗师们反复唱响的调子：幸福是你的选择，你的责任。不幸与抑郁亦复如是。资本主义先让我们感到痛苦，继而雪上加霜地让我们自己去为这种痛苦感到愧疚。

基于我自身抑郁症的经历 —— 尽管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经历” —— 以及就此主题撰写的博士论文，我认为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对抑郁症进行新的分析，同时也需要另一种疗法。

面对抑郁症的个人化倾向，必须以抑郁症的政治化来回应。

在分析层面与社会成因层面，抑郁现象都应与劳动、工作及失业问题挂钩 —— 统计数据显示，失业者比在职者更易陷入抑郁，无论这些有工作的人多么讨厌自己的工作。抑郁症还应与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竞争文化（“饥饿游戏快乐，愿好运永远伴随你！”）及伴生的幸福意识形态挂钩 —— 这**种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永葆笑容、时刻快乐，即便正在彼此厮杀、为生计挣扎、勉强度日之时，**亦不例外。抑郁症更应与教育领域挂钩：在我任教的哥本哈根大学，众多学生饱受各类精神疾病困扰的现象已昭然若揭。我甚至不敢想象英国或美国的情况 —— 那里学生不像丹麦这样享有免费教育，反而被越推越深地卷入债务漩涡。无论目光投向何处，学生们都深陷抑郁、焦虑、压力与精疲力竭的泥沼。

经济危机爆发后，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债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2012年，经济学家约翰·盖瑟古德发表的研究表明，深陷债务泥潭的人群普遍存在抑郁等多种心理问题。所有证据都表明，负债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更会显著提升自杀倾向。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经济、社会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后，负债者产生自杀念头的概率仍高出两倍”。而在《经济之躯：紧缩政策为何致命》一书中，大卫·史塔克勒和桑杰·巴苏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揭示：相较于经济衰退本身，紧缩政策对公共与私人健康状况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更为严重。书中提及一项针对50岁以上美国人的研究发现：”2006至2008年间，房贷拖欠者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高出约九倍”。他们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紧缩政策不仅造成伤害，更会夺人性命。希腊老人迪米特里斯·克里斯托拉斯的悲剧便是明证——2012年4月4日，他在希腊议会大厦前”将枪抵住头部宣告：’这不是自杀，是他们杀了我。’随后扣动了扳机。”

这些状况真实存在，其因果关联同样真实。显然，成因众多且复杂。但抑郁的症状也映射着其他问题的症结。事实是，债务经济体系正引发深重痛苦——负债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其他群体）被迫典当自己的未来。然而精神病学界与公共话语仍执意将抑郁症视为脱离背景的个人问题。这种倾向在诊断手册的论述中尤为明显 —— 这种话语正日益主导公众认知 —— 其中精神疾病仅被视为症状集合，完全忽视患者所处的历史、社会与经济背景。

因此，左翼对当下现实的分析不仅要坚持强调背景因素，更要与赫德瓦共同主张：“正是这个世界本身使我们生病并持续折磨着我们。” 这里的世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我们身处其中、艰难跋涉的具体资本主义世界。这正是我们中许多人卧床不起辗转反侧的原因。正如酷儿理论家安·茨维特科维奇在其著作《抑郁症：一种公共情绪》中所论述的：

抑郁症的流行现象既可视为长期暴力历史的症状，亦可被其掩盖 —— 这种暴力历史在日常情感体验层面持续产生影响。[…] 在家庭领域被称为抑郁症的，正是这些社会问题的情感表征之一，它常使人陷入沉默、疲惫与麻木，以致于无法真正察觉自身不幸的根源（即便勉强察觉，也往往处于低水平的慢性悲伤状态 —— 或另一种抑郁形态）。

抑郁症的历史即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 —— 用茨维特科维奇的话说，亦是暴力的历史：有色人种、LGBT群体或寻求庇护者每天所承受的暴力，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相关数据再次令人震撼，仅举数例：据索菲·刘易斯《全面代孕》指出，”38%的低收入母亲及有色人种母亲会患上产后抑郁症”； 半数LGBT群体在过去一年经历抑郁；在丹麦的收容被拒庇护申请者的监狱式营地”舍尔斯马克出境中心”里，61%的儿童符合精神病学诊断标准。在诸多案例中，抑郁症正是这种暴力与脆弱性的印记，更令人痛心的是，它并非唯一的心理健康危机。

目前为止我尚未提及气候危机，但根据此前所述证据，生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这并非忽视物质现实，而是暗示生态损失与全球变暖对心理造成的深远影响。

再次值得提及的是当今被称为”被毁掉的一代”的年轻群体（菲尔·尼尔在其杰作《腹地》中称其为”没有未来者大游行中的第一代”）。他们生活在一个明天很可能比今天更糟的世界，一个真正没有选择余地、没有未来可言的世界 ——气候危机正以最直观的方式摧毁着未来本身。谁又能怪他们抑郁呢？

这一切都在说明，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危机，本质上也都是精神健康危机。资本主义永动机式的运转及其对资源的榨取，同样消耗着精神资源。经济与心理似乎已难以区分，正如”抑郁”一词的双重含义所暗示的。当然，我们并非同舟共济，亦非同病相怜。我们并非全都陷入抑郁（而那些抑郁者也未必以相同方式或因相同缘由承受痛苦）。我们遭遇的困境程度各异。某些社会阶层能以他人无法企及的方式触及未来，某些群体承受着更沉重的负担，某些人则比他人更早消逝。欧元危机中的希腊民众，或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生，其负债与抑郁的形态截然不同。如前所述，暴力与社会苦难沿着阶级、性别与种族的维度差异化分布；气候危机亦然 —— 哥本哈根的市民感受到的破坏性压力不如吉大港的居民。

坚持探讨疾病、心理健康与抑郁症的政治性时，必须时刻铭记这些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差异。然而这不应演变为社会痛苦的竞争（“我最惨”） —— 竞争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它不断加剧这种竞争，使我们在承受痛苦的同时，又在彼此的痛苦中相互争斗。但这应当促使我们认识到：批判资本主义必须兼顾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语境化心理病理学。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窥见可能的”疗愈”路径 —— 我们需要做什么，如何从床上爬起来/走出困境（抑或，为何我们渴望走出困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抑郁症及其背景的充分诊断本身并不足够。然而众所周知，诊断并不必然意味着治愈。仅仅知道问题所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解决它。相反，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之一在于：你需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你无法做到的事情 —— 至少无法独自做到。正如安·茨维特科维奇直白所言："指出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是症结所在，并不能帮我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同样，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废除私有制或实现全球性债务彻底清零就能像施展魔法般瞬间缓解抑郁者的痛苦。然而，在某种思辨中，我忍不住想说：革命是世上最有效的抗抑郁剂，它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唉！要进行革命，我们必须先爬出被窝。这正是抑郁症的辩证悖论——真正的两难困境。

这种集体性的解放性“疗法”可能呈现何种形态？我们拥有一个涵盖女性主义与艺术实践的档案库，其中收录了从奥德丽·洛德到克莱尔·方丹，乃至近期丹麦艺术家兼活动家雅各布·雅各布森的艺术关怀、自我关怀与集体关怀项目 —— 后者在经历严重抑郁症及数月住院治疗后，创立了“自我治疗医院”。我们需要一种语言，既能将这份档案汇入运动洪流，又能将其与制度化精神病学、新自由主义疗法及资本主义的利润追逐割裂开来。这种关怀超越了医院、诊所、家庭、国家、保险公司乃至资本本身（即便一个人根本无法接触这些机构）。这种关怀基于对精神疾病的政治化理解，超越了商品化与资本主义形态的关怀。当身体相互照拂，当责任重新分配，当个体崩溃转化为集体亲密，未来便能以互助、共享与可持续之名被（重新）构筑。

这或许是构想抑郁症”疗法”的一种方式，既不强化顺从也不固守现状。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名副其实的左翼政治都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是问题根源”的论断（尽管它确实如此），直面如何从床上爬起来的问题。这个命题既充满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性。当然，有时躺平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一种罢工，在日益围绕着强调积极肯定的”我能”运转的世界里，它化身为精疲力竭的消极否定——”不，我不能”。但总有人在探索新的起床之道：我仅顺带提及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 ——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宏大建筑已现裂痕，可惜马克·费舍尔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刻。

无论如何，重点显然不是摆脱抑郁以便重返最初导致抑郁的工作岗位。重点必须在于摧毁使我们生病的物质条件 —— 摧毁人们生活的资本主义制度，摧毁那些致命的不平等。由此，我们共同创造另一个世界。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要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需要的不是病患间的相互竞争，而是建立关怀联盟，让人们不再感到孤立无援，不再为自身病痛背负道德负担。通过彼此结盟，人们终将能够有力气爬起来上街战斗。

改编自《Going Nowhere, Slow》一书，Zero Books出版社，2019年11月2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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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运动创伤的处理和应对技巧：心理安全S08E06》

何为“创伤”？创伤是指任何超出个人或集体应对能力的经历。

不要害怕创伤。即使一度被击垮，仍有可能在事后变得更强大、更睿智。健康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积累，应对创伤亦是持续的过程。

我们携手应对创伤，从而汇聚集体力量与社区凝聚力。

潜在创伤事件发生前

1. 指定支持人员：为整个团队或每位成员指定支持人员。

2. 向支持者告知创伤风险因素，例如：

• 情绪障碍或人格障碍病史

• 既往创伤经历

• 静息心率高于正常值（>95次/分钟）

• 缺乏社会/家庭支持及资源

3. 预演：预演可能的情境，为潜在创伤结果制定”预案”。

4. 培养乐观态度：培养对生活、运动、行动的广泛乐观态度。

5. 叙述：人们通常需要“理顺思绪，让事情变得合理”。提前开始这项工作。

6. 练习正念：正念有助于事后的恢复，但必须预先培养。

7. 可能的支持清单：让参与者列出支持他们的人和事物的清单，供后续参考。

潜在创伤事件发生时

1. 保持团队行动，结伴同行 —— 搭档制。

2. 设置专属”放松区“供休息。

3. 重申行动的叙事/意义和集体团结（“声援”/“团结”）。

4. 如果有人突发严重焦虑，请尝试：

• 引导其前往相对安全的地方。

• 如果对方回避眼神接触，询问“眼神交流是否能缓解”。

• 邀请对方与您一起呼吸：初期同步呼吸节奏，逐步放缓。

• 询问是否需要拥抱/肢体触碰。

• 用愉悦事物转移注意力：气味（橙皮、薰衣草、薄荷糖）可帮助回归现实世界。

• 询问令其平静的事物，请详细描述。

创伤事件后

• 给予倾诉空间，但切勿施压要求发言。

• 接纳情绪/寻求情绪认同。避免轻描淡写或拿”更糟糕的情况”作比较。

• 构建叙事框架。借助过往经历的启示，或设想事件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帮助当事人理顺思绪，”赋予事件意义”。

• “寻找帮助者”： 也许可以从讨论在事件中或事后有哪些帮助开始。团队可以从讨论在创伤发生时或刚发生后，谁或什么起到了保护或治愈作用，来开始事后分析。

警惕余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细微征兆。可能出现以下任一/或组合症状：

• 噩梦

• 与情境不符的恐惧；或在危险情境中反而缺乏应有的恐惧感

• 止不住地思考那件事，或者完全无法思考

• 睡眠周期紊乱，睡眠过多或过少

• 食欲紊乱，暴食或忘记进食

• 莫名烦躁或愤怒

• 注意力涣散

• 社交行为改变，如害怕独处、或自我隔离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患者可能需要进一步治疗：

• 主动寻求治疗

• 症状随时间推移持续恶化

• 症状持续数周以上影响正常生活

重大创伤后数日/数周内，患者可能需要以下支持：

• 提醒进食或提供食物

• 提醒更换干净衣物，协助洗衣

• 提醒其他自我护理事项：如沐浴、服药、饮水

• 提供倾诉机会，或无需谈论创伤的社交空间

• 通过体育锻炼释放积压的紧张情绪

• 多种形式的身体接触，从拥抱到跆拳道皆可（需征得同意）

具有镇静功效的草本、补充剂或茶饮（如果正在服药或存在健康问题，使用草本或补充剂前务必咨询医疗专业人士）。

推荐选项包括：

• 洋甘菊

• 西番莲

• 薄荷

• 柠檬香蜂草

• 薰衣草

• 卡瓦（肝功能异常者禁用）

• 镁补充剂（临床低血压者禁用）

身体疗法资源

• 针灸/指压疗法（尤推荐NADA耳穴疗法）

• 按摩（泰式按摩效果显著）

• 瑜伽

安顿练习

安顿练习不仅对遭遇强烈情绪或创伤反应的队友至关重要，更是每位队员都应掌握的自救工具。这不是很容易做到，难免会产生自身的情绪反应。

许多人拥有适合自己的技巧，请务必引导他们识别并运用这些有效方法。

以下是一些安顿练习的简要方法清单：

• 54321：

说出5件你看到的事物、4件你听到的声音、3件你能触摸的物品、2种你能闻到的气味，以及1种你能品尝的味道。

• 节奏呼吸法：

这种呼吸技巧要求呼气时间长于吸气，例如吸气计数3，呼气计数4。

• 借助物品：

握住某物，观察并描述其特征。钥匙扣是理想选择 —— 它拥有不同质地、色彩，摇动时还能发出声响。

• 计数练习：

从100开始倒数，每次减7（或任何需要稍加思考的数字都可以）。

• 调整身体姿势：

看似简单，但移动身体能帮助我们锚定当下。

• 字母游戏：

设定类别，按字母顺序列举该类别的物品。此法亦适用于团体练习。

• 运用气味（如精油、橙子、薄荷糖等）：

嗅觉常是人类最敏锐的感官输入之一，能有效帮助人们回归当下。

我们鼓励人们制作随身携带的”应对卡”，一侧记录支持性资源，另一侧简要列出个人有效的应对技巧。因为当情绪高度痛苦时，人们经常难以回忆有效的应对方法，这张卡片就可以成为危机/高压时刻可供参考的具体工具。如果您是协助者，可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协助运用卡片上的技巧。

PROVE

彻底开放型辩证行为疗法（RO-DBT）教授名为PROVE的技巧，旨在培养开放心态下的坚定表达。如需采用框架模型，这一方法可作为设定边界的参考范式。

1. 简要描述情境 —— 客观陈述导致你接受/拒绝请求的背景，避免辩解、辩护或合理化 —— 例如：”我注意到你频繁联系我寻求高强度支持。” —— 使用限定词来表达开放态度和谦逊，为可能的误判留出空间，例如：”据我观察……”“我不确定是否正确，但似乎……”“有没有可能……？”

2. 表达情绪时避免指责 —— 坦率直接地表达你的情绪，避免将其视为事实陈述。使用”我”开头的表述。 —— 例如：”当你频繁联系我寻求支持时，我担心自己无法持续提供你所需的帮助。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你可能没有其他倾诉对象’的想法，这引发了我的忧虑，因为我并非总能成为你的主要依靠。”

3. （承认）对方的需求。 —— 让对方知道你愿意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 不要断定自己完全了解对方的内心想法、感受或意图； —— 询问对方除了你个人的帮助之外还需要其他什么（例如：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寻找其他支持资源？你能否协助他们获取更多资源，从而减少对你的依赖？）； —— 例如：”对我来说，能够提出我的需求并了解你内心的体验，即使它与我的想象不同，也会让我觉得我们都很珍视这段关系。”

4. （运用你重视的目标）来指导你如何通过社交方式表达你的需求。 —— 例如，采用非支配性的开放姿态，允许事情不必立即得到解决； —— 应以冷静克制的方式回应，避免使用间接的断言和伪装的要求，更不要诉诸于人； —— 保持礼貌，尤其考虑到此类讨论可能较为敏感。例如：”我想和你确认这件事并请你帮忙。能否请你减少联系我寻求支持的频率？” —— 如果情况对你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或者你的需求至关重要，请传递紧迫感并重复请求，同时通过挺直的腰身、保持眼神接触等动作展现自信。切勿吼叫也不要耳语。

5. 基于自我照护来判断是否需要重复表达或加强表达力度 —— 以您期望的关系亲密度为基准，调整表达强度。如果满足自身需求至关重要，请持续表达直至需求得到满足。 —— 如果对方质疑、反驳或忽视您的主张，切勿立即回应。先自问能否从该情境中汲取经验，再作回应。 —— 如果这是您希望维系的亲密关系，切勿过度索求。在亲密关系中反复强调同一事项易被视为胁迫。不妨请求对方协助化解僵局。

DEARMAN

辩证行为疗法（DBT）提供名为DEARMAN的技巧，用于人际场合达成目标。这也是可用来设定边界的实用模型：

1、描述情境时不做评判，例如：

•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去酒吧，可你一直试图说服我应该去。”

2、表达自己的感受：努力在表达自我与保持自制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 在每一次表露前问自己：“现在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将来会喜欢自己的感觉吗？”

3、坚定立场

• 避免被动和攻击性（也包括避免被动攻击）。

4、强调积极结果

• 提醒自己和对方尊重你的请求的积极结果。

5、正念

• 练习全然接纳、反向行动和正念呼吸。当你感到犹豫、压力过大或可能屈服于侵犯边界的压力时，运用这些技巧。

6、展现自信

• 通过自我肯定来强化信念：你的边界是合理的。即使心存疑虑，也要努力保持冷静自信的姿态。

7、协商

• 预先确定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妥协范围

• 在内心确立边界，并明确界定边界被侵犯或妥协时将面临的后果

• 预判哪些让步你能接受，哪些可能令你后悔。

情绪管理

面对情绪时我们有三种选择，但每个人差异巨大，选择不同选项的临界点也各不相同：

1. 表达/释放情绪

2. 容纳/压抑情绪

3. 保护情绪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选项。

1、表达/释放情绪。这是最理想的方法！

你清楚自己正经历这些情绪，但未必需要明确它们的具体内容。那该如何操作呢？

• 向安全且善解人意的人倾诉是表达情绪的好方式，但这至少需要对情绪本身有基本认知。

• 哭泣是身体释放情绪的自然途径 —— 放心哭吧，没关系！

• 肢体活动能帮助释放那些难以言喻的情绪 —— 否则情感会滞留在身体里。

• 创作（如艺术、写作、手工艺、建造等）有助释放未知情绪，拓展你描述它们的方式。

2、容纳/压抑情绪

当你需要专注处理当务之急时，这很有效，但并非长久之计。

终究需要表达/释放出来。

有时他人能通过拥抱提供帮助。别忘了要先征得同意。

3、保护情绪

当情绪汹涌时，人们常通过攻击他人来保护自己，但这只会制造更多待处理的情绪。

有时又会通过压抑隔离来保护自己的感受。

这两种方式都效果有限 —— 情绪往往相互滋养。因此，理想状态是找到表达途径！

帮助他人应对心理创伤的STOP12345模型

• 「该不该帮忙、怎么帮」

我该直接帮助此人吗，还是帮TA寻找其他帮助？

对于这个问题，请首先考虑您自身的身心舒适度，是否需要对方稍后再来找您，以及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最有效地提供帮助。

• 「你现在怎么样？」

提出开放式的、不带评判的问题，切勿追问创伤细节。

只需掌握大致情况。

注意自身承受细节的限度并严格遵守，但对话细节程度应由对方主导。

如果对方情绪过激或者出现精神抽离，请将话题拉回当下。

• 隔离情绪避免感染

维护并执行你的心理界限。在对方的感受和你自己的感受之间保持分离（例如，不要承担别人的情绪体验）。因为这样既没有用还有害。

时刻关注您自身内在的感受，如果感到不堪重负，请回到第一条原则。

• 「还有其他情况吗」

是否存在加剧当前问题的其他心理或生理状况？是否还有其他面临相同困境的人需要类似帮助，或能相互支持？

• 实施干预

当您厘清状况后，就可以开始介入了。

可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倾诉，或是否希望获得解决困境的实际帮助。

可询问是否需要某种舒缓的接触，或者主动提供食物、饮水、保暖衣物等物质支持。

当干预措施完成或对方不再需要即时的支持时，制定具体的后续跟进计划。

最简单的表达是”明天发消息问候你近况”。如果无法亲自跟进，可承诺 “几天后安排小组成员探访”。

您也可以询问对方是否有希望联系的朋友或支持者。

您的后续行动只需确认对方已联系到其他支持资源即可。

创伤事件事后分析的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介绍

向小组提供以下信息：

• 事后分析期间的所有陈述、事实、观点及讨论均须严格保密。

• 禁止录音或记录笔记。

• 不得因个人感受而批评任何人。应允许成员自由表达情感，彼此间需给予接纳、支持和理解。

• 会议开始后成员不得离场。

• 所有成员均须参与第一阶段讨论，后续阶段可自主选择参与。

• 事后分析绝非对关键事件中团队行动的批判。

• 重要提示：严禁媒体参与！

第二阶段 —— 事实

向参与者提问（回应可选）：

• 请做自我介绍。

• 事件中您扮演了什么角色？

• 请用客观事实描述关键事件。

重要提示：此类提问适用于20人以下的小组，要求每位成员回答相同问题。

若小组规模较大，可采用不同的方法（遵循时间顺序：事件发生时：谁最先抵达？谁随后抵达？发生了什么？）。

第三阶段 —— 思考

参与者被问及（回应可选）：

• 当您摆脱下意识的行动后，对事件的最初想法是什么？

重要提示：此阶段使参与者将经历内化为个人体验，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而非置身事外。

第四阶段 —— 反应

参与者被问及（回应可选）：

• 对您个人而言，事件中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重要提示：本环节时长约30-45分钟（视事件强度而定），重点关注参与者的情绪状态。

第五阶段 —— 症状

参与者被问及（回答可选）：

• 当前可能出现的心理困扰征兆和症状有哪些？

重要提示：通常会讨论三类症状出现的时段：

• 事件发生时的即时反应；

• 事件发生后数日内的持续反应；

• 以及事件3-5天后仍残留的遗留反应。

第六阶段 —— 教学

• 向所有参与者提供减轻家庭、工作等场景压力的实用信息。

第七阶段 —— 重新融入

• 引导小组成员提出他们可能有的任何问题。

• 小组可重新审视事件中仍令人不安的部分。

• 成员甚至可能提出先前未讨论到的新问题。

重要提示：本阶段小组负责人可提供鼓励与支持，并引导成员思考此次事件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建议为每位成员准备资源清单（含电话号码及地址）。

免责声明：事后讨论是帮助人们处理创伤事件直接经历的重要第一步，但咨询师必须接受过专门培训，方可开展任何形式的幸存者事后讨论活动。

推荐阅读

• Aftershock: Confronting Trauma in a Violent World: A Guide for Activists and Their Allies” by Pattrice Jones

•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CISD : An Operations Manual for the Prevention of Traumatic Stress Among Emergency and Disaster Workers” by Jeffrey T. Mitchell

• “Trauma Stewardship: An Everyday Guide to Caring for Self While Caring for Others” by Laura Van Dernoot Lipsky and Con- nie Burk

• “Trauma is Really Strange” by Steve Haines (Author) and Sophie Standing (Illustrator)

🏴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掌控焦虑的策略：心理安全S08E05》

1：资本主义的每个阶段都存在其主导的反应性情感

资本主义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维系其运转的特定情感。这种状态并非静止不变。某种“主导情感”的盛行仅能持续至足够瓦解该情感及其社会根源的抵抗策略被制定之时。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断陷入危机继而又围绕“新”主导情感重组。

在现代时期（直至战后秩序确立前），主导情绪是“苦难”。十九世纪的主流叙事宣称资本主义将带来普遍富裕，而其“公开秘密”正是工人阶级的苦难。

革命者揭露了这种苦难，十九世纪第一波现代社会运动正是对抗苦难的武器。罢工、工资斗争、政治组织、互助会、合作社及罢工基金等战术，通过确保一定程度的社会最低保障有效击溃了“苦难”的统治力量。其中部分策略至今仍然可以用来对抗苦难。

当苦难失效后，资本主义转向以“无聊”作为控制手段。

二十世纪中叶的主流叙事宣称：生活水平正持续提升 —— 消费、医疗与教育资源的获取渠道不断拓宽。富裕国家“全民幸福”，贫困国家正迈向发展。而这里公开的秘密是：人人都感到无聊。这是福特主义体系的产物 ——该体系盛行至1980年代，以终身全职工作、保障性福利、大众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为基础，并收编了原本为对抗苦难而建立的劳工运动。

工作保障和福利供给消解了焦虑与困苦，但工作本身枯燥乏味，充斥着简单重复的劳动。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生存”所需的一切，却扼杀了“生活”的可能性；这套体系如同强行灌食般将生存需求填充至饱和状态。

当然，并非所有福特主义下的劳动者都享有稳定工作或保障 —— 但这仍是核心工作模式，整个体系皆围绕其构建。该阶段存在三种劳动契约，其中妥协式B级工人契约 —— 以枯燥换取保障 —— 最能体现福特主义与无聊的结合。如今B级工人契约已基本消亡，而A级与C级工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 前者是消费社会的内部成员 - 高薪的中产阶级“创意阶层”，后者则处于边缘地带，享有自主权却缺乏保障 - 零工工人和底层流民。

2：当代的抵抗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浪潮，是对主导情感“无聊”的回应。

如果每个主导系统的每个阶段都存在主导情感，那么每个抵抗阶段都需要针对性的战术以击败或消解这种情感。

如果第一波社会运动是抗击“苦难”的机器，那么第二波运动（1960-70年代，或更广义地/且较为松散地指1960-90年代）便是抗击“无聊”的机器。正是这波浪潮孕育了我们自身的运动，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们大多数的理论和实践。

这个时代多数策略旨在逃离 “工作-消费-死亡” 的循环。

情境主义者率先提出一系列对抗倦怠无聊的策略，宣称 “我们不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为确保免于饿死，却必须接受死于无聊的风险”。自治主义通过反工作运动对抗无聊 —— 既在劳动内部（采取破坏和怠工的躺平战术），也对抗工作本身（消极怠工和辞职）。

这些抗争形式与更广泛的社会进程相呼应：反文化群体正集体逃离主流的枯燥劳动与乏味社会角色。

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家庭主妇病态”于1960年代被理论化为系统性问题。随后通过意识觉醒运动，以及由此衍生的文本与行动（从《阴道高潮的神话》到红袜子组织堕胎公开讨论会），揭示出更多深层的不满。类似倾向可见于受压迫者剧场、批判教育学、主要直接行动模式（狂欢式、激进式与和平主义式），以及直至1990年代的运动 —— 如自由派对运动、夺回街道运动、DIY文化和黑客文化。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

解放教育101

直接行动分步指南：它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如何获得成功

反工作运动：从"我不干了" 到 "我们起义" -- 二十一世纪的劳工抗争

世纪中叶从"苦难"转向"无聊"的认知重塑，对新一轮反抗浪潮的兴起至关重要。我们正处于这波浪潮的尾声。正如第一波浪潮的战术在对抗“苦难”时依然有效，第二波浪潮的战术在对抗“无聊”时同样奏效。困难在于我们鲜少将无聊视为主要敌人 —— 这正是激进抵抗陷入当前困境的根源。

3：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收编了对抗无聊的斗争。

对抗无聊的斗争已部分被收编。资本主义推动人们逃离工作空间，创造出“社会工厂”—— 一个将整个社会组织成工作场所的领域。朝不保夕的动荡不安被用来迫使人们回到工作岗位，而劳工领域已扩展至涵盖整个社会工厂。

此类追求的实例不胜枚举：

• 企业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煽动员工不仅要管理工作，更要将灵魂投入其中；

• 消费社会如今提供更广泛的利基产品与持续性分心的各种东西，其受大众品味制约的程度已不如以往；

• 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等新产品要求个体投入更高程度的主动参与，并提供去社会化的刺激体验；

• 工作场所通过微差异化、绩效管理以及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临时工和半自雇岗位的激增，实现了体验多元化；

• 资本主义催生了媒介化的次级身份的增长 —— 通过社交媒体、显性消费、和终身学习塑造的自我形象 —— 这些身份需要被强迫性地维系。

早期各种抵抗形式已被收编，或在原初形态消亡后以阉割形式复活：例如商K夜店和音乐节取代了真正的狂欢派对。

你累吗？：倦怠的主流化

4：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主导性的反应性情感是焦虑。

当今公开的秘密是：人人都深陷焦虑。

焦虑已从原先局限的领域（如性欲）、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场域。所有形式的激情、自我表达、情感联结、当下体验与享乐，如今都浸透着焦虑。

毫不夸张的说焦虑已成为从属关系的枢纽。

焦虑的社会根基之一，是无孔不入的多维监控网络：国安局国安部、CCTV摄像头、绩效考核、就业中心、监狱特权体系、对幼龄学童的持续测评分级 …… 但这个显而易见的网络仅是外壳。

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凝视如何扭曲我们彼此发现、衡量与认知的方式 —— 作为永恒表演中被无限监视的共同演员。我们在表演中的成功与否，进而影响着从获取人情温暖到获取生存资源的种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工资形式，更体现在信贷形式。随着公共空间被官僚化与私有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因风险、安全性、滋扰、生活质量或反社会行为而被定为犯罪，媒介监控领域之外的领域日益封闭。

在这个日益“证劵化”与“可视化”的领域中，我们被强制要求沟通。不可沟通的人被排除在外。由于人人皆可被抛弃，系统随时威胁着强制断开任何人的联结 —— 在替代方案已被预先封锁的语境中，强制断联意味着去社会化，最终导致荒谬的别无选择：在去社会化的包容与去社会化的排斥之间徘徊。

这种威胁在当代规训实践中以细微形式显现 —— 从”隔离“和网络禁令，到解雇威胁和福利制裁 —— 最终演变为监狱中严酷的单独监禁。此类制度是焦虑控制的零度形态：在持续危险环境中瓦解所有联结坐标，以致人格崩塌。

不确定性导致普遍的绝望感；身体持续处于亢奋状态却无法释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与父母同住。相当比例的人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出生率持续下降，因为不安全感使人们不愿组建家庭。在日本，数百万年轻人终日闭门不出（即"隐居族"），而另一些人则以流行病般的规模将自己累死。调查显示半数人口正经历收入不安全。经济层面，焦虑体系的特征包括：精益生产、金融化及其衍生的债务奴役、高速信息流通与资本外流，以及生产的全球化。呼叫中心等工作场所日益普及，员工时刻自我监控，竭力维持"服务导向"，既要承受通话数量的量化考核，又面临持续考核和潜在解雇风险 —— 多数人甚至无法获得正式职位（需工作六个月才能转正）。“形象管理”导致官方规则与现实操作的鸿沟空前扩大。而911事件后的政治气候，更将这种普遍焦虑导入了全球政治领域。

百忧解时代（一）变质的竞争和时代性焦虑

百忧解时代（二）数字世界里焦躁的“新”人类

百忧解时代（三）令人沉迷的广义化自杀

5：焦虑是公开的秘密。

过度焦虑和压力是公开的秘密。然而即便被提及、被摆上台面讨论，它们也经常仅仅被(错误的)视为“个人心理问题”，往往归咎于思维模式缺陷或适应能力不足。

主流公共话语事实上是在暗示人们“需要”更多压力，以维持”安全”（通过证券化）和”竞争力”（通过绩效管理）。

每次道德恐慌、每次新的镇压或新一轮压制性的法律，都会加剧过度监管引发的焦虑和压力。

人类真实的不安全感被导向助长证劵化。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证劵化恰恰加剧了最初引发焦虑的根源性条件 —— 即随意处置性/用后即弃、大规模监控、高强度的密集型监管。实质上，“国土安全” 被用作为 “自我安全” 的替代品。此类现象早有先例：幻想着以“国家伟大”来弥补个人苦难，以全球战争宣泄“无聊”引发的挫败感。

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专制 “解决方案” 带来的危害往往大于其表面上旨在应对的威胁

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焦虑亦被向下转移。人们对生活失去掌控，便陷入强迫性挣扎 —— 通过微观管理可控事物来夺回控制权。例如育儿管理技巧被宣传为能提供明确操作指南、从而减轻父母焦虑的方案。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不确定性引发的潜在焦虑催生了强迫性的社会规制与控制项目。这种潜在焦虑正日益投射到少数群体身上。

焦虑正通过多种方式被个人化 —— 从新右翼话语将贫困归咎于穷人，到当代疗法将焦虑视为神经失衡或思维失调。还有百般”管理”话语 —— 时间管理、情绪管理、育儿管理、自我品牌塑造、游戏化 —— 向焦虑主体兜售“可控”的幻觉，以换取对资本主义主体性模式的更大程度的顺从。

再看“自我价值”产业 —— 媒体洪流不断灌输通过积极思维实现成功的“成功学”理念，仿佛焦虑与挫败的根源纯属虚妄。这些现象揭示出将问题私人化的趋势，无论是工作相关还是心理层面的困境皆然。

我们此前指出：公开秘密的运作必须建立在社会孤立/即原子化的基础上。当前的情境正是如此：真实的交流日益罕见。尽管沟通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但交流却日益受制于系统中介。因此在诸多层面，人们被剥夺了实质性交流的可能性 —— 即便系统要求所有人保持联结与可沟通。人们既顺应交流要求而不是表达自我、又在媒介空间中自我审查。

同样地，情感劳动非但无法缓解焦虑，反而加剧了劳动者的痛苦，却仅能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研究表明，强迫劳动者伪装快乐会引发严重健康问题）。

沟通的数量无关紧要。除非存在能言说“公开秘密”本身的渠道，否则解放性社会力量的重组 —— 即重新联结 —— 永远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本质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对多数人而言（包括许多激进分子），承认自身经历和感受的真实性都极为困难。仿佛事物必须被量化或媒介化（虚拟传播），或被我们预先认定为政治性存在，才能获得真实性的验证。“公开秘密”不符合这些标准，因而始终处于隐形状态。

6：当前的策略理论已失效。我们需要新的策略理论来对抗焦虑。

然近年来此类体验已变得极为罕见。

我们可聚焦两个相关现象：先发制人和程序性惩罚。

先发制人策略旨在扼杀抗议萌芽，或使其无法产生实质影响。围困战术、大规模逮捕、拦截搜查、封锁管制、入室搜查及预防性逮捕皆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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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惩罚则通过滥用本应服务于其他目的的程序，将人置于恐惧、痛苦或脆弱境地 —— 例如以破坏日常生活的保释条件限制候审者的行动，利用禁飞名单和边境拦截名单骚扰已知的异见者，实施暴力拂晓突袭，不必要地将当事人的照片刊登于媒体、仅依据所谓的嫌疑（有时配合“抓人指标”）实施逮捕、使用疼痛控制擒拿技法，或暗中透露某人正受监控。一旦对国家干预的恐惧被灌输，它就会被网格化分布于公共空间的可见监控网络**所强化，而这个网络则充当了创伤和焦虑的战略性触发器**。

大量轶事证据揭示了此类手段的恐怖后果 —— 有人因多年等待审判而精神崩溃（即便最终被判无罪），有人在数月与亲友失联后自杀，有人因遭受虐待而不敢出门。这些影响与国家杀戮或强迫失踪行为同样真实，却被刻意掩盖。此外，许多激进分子同样承受着不稳定就业和惩罚性福利制度的压迫。我们未能逃离普遍存在的焦虑生产机制。

当前的武装抵抗运动既无法也无力对抗焦虑。这种抵抗往往涉及刻意暴露于高度焦虑的情境中。起义者通过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愤怒，并借助攻击性投射情感来采取行动以发泄这种愤怒，从而克服焦虑。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为焦虑提供了替代方案。然而，人们很难从焦虑直接过渡到愤怒，而创伤经历又容易使人反向退缩。

我们注意到起义者存在一种倾向：拒绝正视心理障碍对激进行动的阻碍。他们的回应往往是”行动起来！” 但焦虑是真实的物质力量 —— 绝非虚无缥缈的幽灵。诚然，其根源常植于精神创伤，但摆脱精神桎梏的问题，绝非简单地通过意识否定就能解决。幽灵的幻象力量背后，存在着一系列心理阻碍，其本质是反应性情感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喊”行动起来”，无异于对瘸腿者喊”快走”。

处境看似绝望而无法逃脱，实则不然。这种感受源于不确定性的效应 ——持续的过度压力、时间被压缩成永恒的当下、个体因疏离（或被系统强行中介）而脆弱、社会空间各层面都在遭受系统的支配。

7：需要一种聚焦于不确定性的新型意识觉醒。

为应对焦虑情绪，我们需要重回设计阶段。

必须自下而上构建全新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

为此，我们需要激发大量讨论，使当下处境的体验与变革理论产生密集的交汇。我们需要在所有被排斥和受压迫的阶层中启动这样的进程 —— 但没有理由不从自身开始。

在探索此类实践的可能性时，我们考察了以往类似实践的案例。通过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实践记录，总结出以下核心特征。

1、基于经验产生新的实证理论。

我们需要重新连接当下体验 —— 而非过去的理论。

核心在于：主流假设阻碍/束缚了我们对处境的认知。必须将其显性化（🔙 战术原理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31-- ）。重点应聚焦于那些与 “公开的秘密” 相关的经历。这些经历需要被讲述并汇聚 —— 先在群体内部，再走向公开。

现在团结：当下的口述历史实验

2、承认经验的现实性与系统性。

验证经验的真实性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我们需确认痛苦确为真实的痛苦，所见所感皆属真实，且问题并非仅关乎个人。

有时这意味着要重新审视被忽视或压抑的经历，有时则需挑战将问题个人化的倾向。

3、情感的转化。

人们常被难以言喻的情绪与普遍的糟糕感受所麻痹。这些情绪需要转化为对不公的觉醒，转化为更具聚焦性而非怨恨的愤怒，转化为自我表达的行动，转化为抵抗精神的重燃。

4、创造或表达“声音”。

围绕“公开秘密”的沉默文化必须被颠覆。需要对既有假设去自然化并予以挑战，驱逐头脑中的警察。

发声行为将真理与现实的参照系从体制转移至发言者，促成视角逆转 —— 以自身视角和欲望而非体制视角去审视世界。

编织多元经历和故事是重获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此过程既是阐释也是表达。

5、构建去异化的空间。

此类空间的存在能消解社会隔阂，既提供审视自身生活的批判性距离，也能构筑情感安全网，以尝试蜕变，消融恐惧。

它不应沦为维系既有活动的自助手段，而应成为重构激进视角的阵地。

6、基于经验的相似性来分析并理论化结构性根源。

重点不在于简单复述经历，而在于通过理论化实现其转化与重构。

参与者通过不同假设映射自身经历，从而改变其主导意义。这通常涉及在经历中寻找与解放理论相关的模式，将个人困境与微小不公视为更广泛结构性问题的症候。由此催生全新的视角、一种动机词汇体系，以及反-反政治的全新视野。

“顿悟”与实践的益处

目标在于引发顿悟 —— 即当问题的结构性根源突然与个人经历产生关联时的那一刻。

正是这种顿悟聚焦并转化了愤怒。

更深的理解反过来可能缓解心理压力，使人更容易以愤怒而非抑郁或焦虑作出回应。即便某些团体排斥治疗过程中的适应导向和自尊建设，仍可通过将其塑造成自助形式来吸引参与者。

由此形成的亲密团队侧重视角与分析而非行动。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新认知必须转化为某种行动，否则终将沦为徒增挫败感的自我审视。

助益

该策略将从多方面助力实践：

• 首先，这些团体可成为潜在行动者的储备库；

• 其次，它们能为未来的反抗时刻预热人心；

• 第三，它们创造了改变所谓“公众舆论”的整体场域的潜力，从而为行动创造一个更容易的背景。

挑战和对策

焦虑感源于”市场”对我们的要求始终模糊不清，顺从的诉求与一套无法预先确立的模糊标准相连。如今，即便是最顺从的人，也会因管理或生产新技术的引入而被抛弃。小组讨论和意识提升的功能之一正是构建解读现状的视角。

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持续的时间与注意力压力下维持定期的投入。

这个过程的节奏较之当下文化所能接受的更为缓慢，尺度更具人性化。然而团体能提供日常斗争中的喘息之机，以及一种可能缓解注意力压力的更安静的互动和倾听方式，这也可能具有吸引力。

参与者需学会以自我表达的声调发言（而非源于分享琐碎信息的迫切需求所衍生的新自由主义表演！），并掌握倾听与分析的能力。

另一难题在于经验的复杂性。由于符号资本主义代码中内嵌的细微歧视，个人经验呈现强烈差异化，这使得分析环节尤为关键。

后记：原因与情感

当我们将资本主义理解为情感性的 —— 即通过生产并依赖特定情感、态度及关系模式来维系自身 —— 诸多现象便豁然开朗。

这些情感并非单纯的经济关系产物，而是构成关系本身的核心要素。

驱动经济的所谓物质需求实为社会建构，正如其要求的服从与疏离亦受文化塑造。现代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主义倾向、我们与万物的疏离感、将金融视为“实体”而将生态视为“抽象”的怪异认知，尤其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私有财产与权威观念—— 只要剥离这些，看似永恒不可撼动的市场体系便会崩塌。

试图通过追踪股市而非立足生活经验来理解经济，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源性割裂。

私人情感与人际关系和物质条件同样根本。我们需要探讨情感状态的语言体系。

通过这种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关系，能阐明诸多现象：例如抗议活动即便未能消除诉求对象的不公，参与者仍可能获得满足感 —— 有时甚至强于直接诉求被满足时的感受。我们珍视广场上共叙往事的夜晚，珍视坚守阵地的时刻，远胜于偶尔赢得的微薄让步。迄今为止，这种现象通常被轻率地归因于”捍卫尊严”的口号。但当我们将资本主义下的生存状态视为情感性存在时，便能理解为何那些改变情感状态的抗争形式本身就能带来满足感 —— 而非仅仅作为填饱肚子、调高暖气温度的手段。正如占领运动及其他抗争所揭示的：若能摆脱苦闷、厌倦与焦虑，许多人甘愿啃干馒头，睡在赤裸的砖地上！同样地，将我们面临的问题定位为情感问题，能帮助我们避免追求或接受那些无法改变我们感受与联结的表面解决方案。

BY 不确定意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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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的局限

我们常常因目睹日常压迫而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我们渴望做更多事情来对抗助长压迫的惯性。

有时我们能有所作为 —— 但更多时候力不从心。

在本集中，我们将探讨不断撞上能力边界的深层含义，我们想要深入阐述，将压迫定位为“个体可以或应该独自拆解”的观念，是一种陷阱反而维系了我们所反抗的暴力。我们将剖析：当我们渴望改变世界时，为何这种意愿反而被利用 —— 我们的能量不断被导入那些维持现状而非打破桎梏的等级体系，最终使我们屈服。最后，我们将分享如何在前线和后方应对内心的悲伤，并传递我们正在践行的经验。

• 当选择的数量如此之多已超出我们的情感、体力与财力的承受极限，该如何践行”正确之事”？

• 当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看似势不可挡，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渺小无力的感受？

• 如果我们只能在自身所能抵达的范围内挣扎求生，在压迫的汪洋中存活又意味着什么？

每一天我们目睹的饥饿者远超自身所能喂养，无家可归者远超所能收容，苦难与伤痛远超所能承受。然而我们也看见货架满溢的食物，可供栖身的建筑空置，以及成千上万本可以携手共建互助世界的民众—— 却被沦为机器中的齿轮，被迫为最基本需求相互竞争。多数时候我们不禁自问：”作为在日常生活中挣扎的个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打破压迫的惯性？”

本集旨在探讨：将压迫定位为“个体可以或应该独自拆解”的观念，如何是一种陷阱反而维系了我们所反抗的暴力。我们要揭示：当我们渴望改变世界时，如何被诱导用个人选择替代集体行动。我们要命名那些将抵抗力量收编为己用的结构，正是它们制造了当下许多人深陷的绝望。我们期待通过分享经历，挖掘出”力有未逮”时的羞耻感，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呼唤集体关怀与互助投入的号角。

必须澄清一点，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以消除压迫并不是坏事。这是我们抗争的基石，正是通过从自身做起，我们才能真正行动起来。但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早已让我们深信：孤立的选择能成为强大的政治行为 —— 尽管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仅靠素食主义无法终结统治压迫。购买电动汽车也不能。慈善捐款无法消除贫困。在非营利组织志愿服务或工作也无法根除压迫 —— 事实上，这类机构的设计初衷正是维持现状。投票与政策改良同样无法瓦解警察国家。这些工具从不以终结压迫为目的，其中许多甚至始终旨在瓦解激进运动的力量。

当我们认同”个体及其选择是系统变革主要驱动力”的叙事时，便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我们个人有责任拆解压迫的等级制度，如果失败就该自责。但压迫者深知个体的抵抗无法阻挡他们，于是利用我们的抗争意志反噬我们。如同专为榨取消耗我们全部能量而设的仓鼠轮，他们通过暴力等级制度 —— 例如选举政治、非营利产业复合体、殖民者教育体系 —— 过滤我们的行动，将我们边缘孤立，以确保我们整体的影响力永远无法真正撼动现状。

激进运动永远不被允许跳出转轮，否则必将被强行纳入其中。

如果你认为素食主义或投票等个体选择能“聚合起来”产生系统性变革，我们提醒你：至少在我们社会的语境中，纯素主义和素食主义充斥着阶级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从富裕阶层对贫困人群饮食选择的自满式责难，到全球有色人种穷人为支撑所谓的”有意识消费”而忍受的血汗工厂 —— 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投票亦然。即便各国全民投票，我们仍将生活在种族主义暴力划定的疆界构筑的世界里。

当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气候变化及其他暴力等级制度的庞大体系时，本该感到绝望。殖民主义的根基在于割裂人与人、人与土地家园、人与自然、人与社群的联结。其力量源于不断重构世界以阻挠个体抵抗的能力。当我们被灌输摧毁压迫的责任“仅在我们肩头”时，我们并非被赋予力量，恰恰相反是被彻底剥夺了能力 —— 使抵抗的念头显得既无力又愚蠢。

日复一日，我们心灰意冷、幻灭消沉 —— 直至精疲力竭。这正是其终极目的。无论抵抗是被压迫的巨大力量瞬间碾碎，还是被帝国官僚体系日久磨灭，掌权者都企图让我们陷入比任何抵抗意识或集体斗争更深的绝望。

面对日常压迫的沉重，绝望固然是自然反应。但它更应成为行动号角，催生出超越个体、更强大更坚韧的抗争运动。

他们不赋权，只吞噬

前文我们聚焦于揭露个人主义的陷阱 —— 这种被用作延续压迫的工具如何催生慢性倦怠与绝望。

接下来将分享我们在等级制度中组织抗争的亲身经历 —— 这些制度恰恰再生产了我们试图对抗的压迫，而这些经历如何重塑了我们开展运动工作的方法。

第三部分我们将探讨在穿越绝望时汲取的教训，以及如何通过投入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投身于我们坚信能为自己和所爱之人带来喜悦的世界建构实践。

• 如果解放的梦想永远被推向更遥远的未来，向人们展示悬置的梦想有何意义？

• 如果我们持续且可预测地同意追随，这会赋予所谓的“领导者”和机构多大的权力？

• 这种权力如何被用来操纵我们，迫使我们做那些阻碍自由、扼杀解放新路径的行径？

在投身自治组织之前，我们中有些人也曾参与选举活动。但当我们逐渐看清选举过程中的腐败、不负责任和政治投机时，便对此深感厌恶。我们认为权力必须更贴近参与斗争的人民，于是转向基层组织工作。然而我们遇到的左翼先锋派，只对能助其夺取国家或殖民主义权力的“事业”感兴趣。我们深切体会到被先锋派”领导层”支配的无力感 —— 他们决定何时组织、如何组织、与谁组织以及推进速度。我们意识到这并非我们所追求的解放 —— 这根本不是解放，而是用一个新的管理阶级取代旧的，他们同样热衷于剥削我们。

与此同时，我们中许多人供职于表面宣称致力于”打破贫困循环”的非营利机构。然而像我们这样的直接服务人员领着贫困线水平的薪资，而”创始人”和管理者却获得远高于我们的报酬；我们对公平正义的热忱被利用来胁迫和内疚感逼迫我们付出超出承受极限的努力；从一开始，我们就背负着个人能力无法企及的不合理期望。

在选举、先锋派和非营利机构这三类经历中，我们不断追问相同的问题：这些组织模式有何共通之处？为何在其中穿行时，我们总感到如此无力、疲惫与悲伤？

政客、先锋派和非营利组织都试图将斗争纳入各自对未来的构想。其逻辑是：房屋必须有主人，运动就必须有领袖。当然，在构建他们的未来时，我们常常被要求成为”事业”的牺牲品。多年后，我们逐渐看清最常见的组织形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痴迷于追求规模效应（尽可能覆盖更多人群）。但当规模成为组织的核心目标，它便要求我们忽视自身需求与能力，并强化了将我们与其他抗争者割裂的等级制度。

我们陷入慢性疲惫和悲伤，因为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永远无法达到被要求达到的规模。我们筋疲力尽，因为我们的组织方式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需求。最终，这场组织活动既非为我们自身的解放，也非为我们所认识和珍视之人的解放而存在。我们为虚幻而僵化的”群众”牺牲自我，为他人严苛定义的革命牺牲自我，为某些领袖所谓”真正的工作”牺牲自我 —— 这些定义总将我们自己的需求置于次要地位，或压制我们寻求支持的诉求。对我们而言，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但在改变组织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先转变对未来的认知。我们必须学会对那些没有被监禁国家、非营利产业复合体或殖民想象预先勾勒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我们必须审视自身关于规模与革命的政治立场。我们必须质疑在等级体系中组织行动的意义，必须正视我们及所爱之人承受的种种苦痛。

我们如今认识到，与那些我们努力扶持的人之间的界限，若非虚幻，也纯属人为划分。我们曾是（且仍是）抗争者。我们曾生活（且仍在）于住房与医疗保障的困境中。我们曾是（且仍是）我们为之解放的对象，因为我们曾是（且仍是）被压迫者。

旅程笔记

“我坚信，你的政治立场如果不能具有解放性并因此带来喜悦，就必然存在问题。我自己也经历过‘悲伤政治’的阶段，学会了识别导致这种情绪的错误根源。其成因多种多样，但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我们总会夸大个人能力的重要性，以致于因成就不足而深陷愧疚。” ——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我们希望分享一些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帮助我们在被迫奔忙的间隙创造出更多可能 —— 并期待能让我们更接近某种可持续的状态。

这些经验是指导原则而非硬性规则。它们或许能引起你的共鸣，也可能不然。我们从未试图宣称某种方案适用于所有运动空间和建设者 —— 自治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明白，那将立即在组织中引入等级制度，违背我们毕生奋斗的信念与实践。

请阅读这些文字，分享它们，愿你从中找到共鸣。

• 如何建立尊重个体存在的边界，让我们在集体斗争中保有自我？

• 如何平衡抗争工作，为生活的夹缝留出空间？

•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属于人民，人民的革命又为谁而战？

当人们了解我们作为自治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时，常会问：”那我们该做什么？” 有时提问者心怀不轨—— 他们深知不可能给出完整答案。他们往往预设了成败标准 —— 取决于我们的答案是否符合他们自己对变革的想象。他们早已执着于单一的未来，而非通过多元路径实现解放的可能性。

在其他情境中，我们明白这个问题源于绝望：当我们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还能奉献什么？

我们希望避免在反抗方面开出任何简单的药方：我们不是领导者，也不是未来的预言家。我们在这里能提供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学到的经验教训。

只要我们知道正在建设当下力所能及之事，让遥远的未来保持未知也无妨。

1 、未来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方案”—— 那些将“解放”捆绑于等级制度的方案，终将扼杀解放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挑战自我，将未来视为对可能性的向往，而非执着于那些非我所建、亦不以解放为宗旨的制度体系的”成败”。

于我们而言，我们开始追问：

2、拒绝那些耗尽我们能力、阻碍我们追求喜悦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可以的。

所有资本主义机构本质上都带有健全主义倾向。由此延伸，那些未摆脱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组织空间，注定无法实现可持续运作。

它们设定的期望只会催生倦怠，并复制着它们声称要摧毁的剥削模式。若我们开始视自己为值得解放的存在 —— 而非解放斗争中可随意消耗的工具 —— 那么拒绝那些不断要求我们自我牺牲的组织形式，便是理性的选择。一切解放斗争都是为生命、喜悦与联结而战 —— 而非绝望与死亡。

3、倾听身体的声音是正当的，为悲伤留出空间、哀悼与疗愈是正当的。

我们的身体承载着祖先的集体智慧。通过倾听身体，我们能开始打破殖民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父权制的残障歧视。当我们感到疏离时，身体在提醒：建立共同体关乎个体和集体的生存。当我们精疲力竭时，身体在宣告：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所有使命。当我们萌生退意时，身体传递的休憩需求，同时昭示着我们需要这样的抗争共同体 —— 当我们需要退后疗愈时，他们能挺身接力。

4、为尊重个体有限的承载力而设立边界，是完全合理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通常都存在多个正确选择 —— 而作为个体，我们无法面面俱到。

压迫并非由单人制造，我们也不该指望个人去终结它。

当我们对自身或微小抵抗社群要求过高时，便在重演压迫者的世界 —— 因为我们复制了滋养压迫的健全主义。若感到渺小或孤立，这并非证明个体无力改变，而是昭示着社群联结的必要性。

唯有建立这样的空间，我们才能作为共同抗争的集体，充分释放潜能。

5、优先与那些已经与你建立了亲密关系、理解你需求的人合作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常被要求作为激进分子去”激进化民众”—— 却鲜少顾及自身心理健康与承受力。

但在等级与支配充斥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真正安全的空间。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周旋于持有有害观点的人群中，与之互动，并寻找微小的抗争方式。家人、同事、街头行人 —— 多数人的观点与我们相悖，正在伤害我们。但我们被迫与这些人周旋，因为拒绝意味着遭受惩罚、失去生计、暴露身份并成为攻击目标。

我们始终在做着这份工作，只因别无选择。

所以，设立界限怎么会对我们的安全和理智毫无意义呢？刻意选择那些我们真正想要一起共事的人 —— 那些想和我们一起共事、尊重我们的时间和完整自我的人 —— 有什么错呢？选择那些真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与我们共度时光是有益而非有害的人，又有什么错呢？

正是这些人向我们证明：相互体恤才是最持久的抵抗形式，我们无需”成功说服大众”或者牺牲自我就能创造实质性的改变。

在彼此共建的历程中，我们正昭示着更美好的世界不仅可能发生，更是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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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只有通过灾难，我们才能发掘出一种无法衡量或定义的力量。

有时黑暗就是我们的蜡烛。

有时，我们的伤口会照亮我们的道路。

有时，治愈会以迂回的方式发生在我们周围和内心深处。

本集内容专门提供给照护者 —— 帮助他人的人同样需要足够的帮助。在气候危机、人为灾难、战争频发的年代，我们需要彼此。

长期从事高强度的团结工作而不感到情感耗竭是非常困难的。目睹他人的痛苦可能造成情感创伤。每当遇到新案例 —— 每当目睹新的个人悲剧 —— 不公义便如重拳般击打在我们脸上。

基层团结工作要求我们与受助者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结，这必然使我们暴露于他们的痛苦之中。我们或许总将自身遭遇轻描淡写为微不足道，尽管确实未亲历真正的暴力或损失，但接连不断的故事仍会对我们产生累积性的影响。

无论是飓风卡特里娜后的新奥尔良、巴勒斯坦的人权工作、加莱的难民支援，还是其他无数场景，我们反复见证着：参与援助者常陷入复杂的情绪漩涡 —— 愧疚、羞耻与”低强度累积性”创伤交织缠绕。更常见的是，人们会否认自身症状的存在；即便察觉异常，也认为自己不该”允许”这些感受存在。这些受创者中，有我们的爱人、朋友和激励我们的英雄 —— 我们深知必须在运动中更好地融入疗愈正义理念。

对于那些已作出回应的人，我们理解你们可能因”做得不够”而感到愧疚或羞耻。你们或许会这样想或这样说：”当人们正在受苦时，我怎么可能享受快乐和放松？”

未能尽责的愧疚与羞耻感，几乎是每位活动家和每场运动的诅咒。当受苦者是你相识之人、是你所爱之人时，这种感受尤为尖锐。这看似显而易见，却需要反复强调：这不是你的错。

气候混乱、战争与剥削的灾难仍将持续上演。作为基于团结精神的救援工作者，我们必须践行心理健康意识，关怀自我与同伴，方能应对此类工作领域可能引发的创伤。我们呼吁：即便身处危机时刻，也请将身心健康置于首位。同时请监督我们，确保组织文化始终保持可持续、赋权与互助的特质。

在争取正义与解放的运动中，我们常谈论万事万物的可持续性，唯独忽视了自身。我们可能耗尽自己的”情感储备”，或”日夜操劳”，却期待身心自行修复。但每个人都有崩溃临界点，一旦逾越，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恢复。有些人已认清自身极限，并努力在可承受范围内工作。然而在灾后重建的紧张氛围中，人们可能被逼迫超越自身极限，或被迫要求他人超负荷工作。悲剧的是，这往往导致成员彻底退出运动。

若在激烈的行动中发生这种情况，事后务必留出时间并采取其他措施进行恢复。

直面恐惧并战胜它，能赋予人强大的力量。

更广阔的认知与谦逊之心，能让你成为更具同理心与理解力的人。

而经历过创伤的人，更能洞悉如何帮助他人走出阴霾。

这个世界有太多需要转化的事物，你那饱含心酸、历经磨砺的智慧，正是生死轮回与新生重启的时代所必需的。

永不放弃。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

人有时会破碎，但正是裂缝让光线得以穿透。

这些裂痕昭示着新生正在萌发 —— 是青翠的，是崭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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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互助、创伤和复原力：心理安全S08E02》

引言

任何反抗权威的行动 —— 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 —— 都必然伴随着深陷绝望处境的艰辛。

无数人为我们心目中向往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见证者亦背负伤痕。

关怀与抗争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往往紧密交织。

对于我们这些与权威对抗的人而言，注定要承受殖民者和法西斯分子施加的暴力后果 —— 这种暴力既是日常的，也是先发制人的，更是直接报复我们追求互助共生的世界的行动。

对我们而言，这些后果的残酷性常以短暂爆发式呈现 —— 我等多围绕这类爆发状况制定防御策略 —— 但必需知道，更隐蔽的伤害是长期被侵蚀的集体情感福祉。

这片战场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幻灭、绝望、倦怠、孤立。正是在这片战场上，应对策略匮乏，关怀之责分配极不均衡。

作者将情感韧性视为需集体构建与实践的对象 —— 它需要盘点、需要休憩，更应成为应对创伤时调用的指引力量和原则。我们的概念体系植根于对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应激连续体（PTSC）及其特征的认知，相关阐述详见后续章节。

我们认为，将集体创伤认知植根于其独特的概念与意识形态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核心宗旨在于提供替代方案 —— 摒弃那些广为流传的新自由主义“自我关怀”观念。这些观念不仅强化了资本与国家权力的霸权，更使我们陷入无力感与孤立状态。我们致力于传播韧性作为一种方法论，以对抗各种压迫性势力用以分裂和削弱我们的创伤武器化手段，从而建立起我们长期反抗这些力量的能力。

简·亚当斯集体

简·亚当斯集体在纽约市历经至少五年的演变历程。我们的成员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师、以及其他反抗精神健康领域等级制度话语体系的抗争者。本集体的成立源于激进派空间中情感支持的需求，并由此开启了一场名为”互助自助疗法”的替代性关怀实践实验，这项实验至今仍在持续推进。

“主流”的自我关怀叙事往往将情感需求商品化而非满足需求。在“医疗化”的心理治疗领域，个体被迫陷入客户-提供者的权力关系中，那些本可以自主提升自我的工具和知识被刻意隔绝难以获取。

治疗师佯装洞悉患者情绪根源，同时垄断其掌握的知识，以此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在来访者心目中强行树立权威形象。

我们发现，通过集体协作改变不良情绪与行为模式，以缓解权势压迫带来的痛苦，是构建反权力社群的集体实践和战略组成部分。我们视共同满足需求为强化社群的契机 —— 不仅通过互助解决当下或长期的困扰，更通过在亲密与脆弱中建立信任，宣告心中理想的新社会不应让情感坦诚蒙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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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在现有的国家体系内部进行修补性的斗争是徒劳的：即使是最优秀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改变国家本身。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屡屡失败的渐进式改良。相反，我们需要一种制度性的变革，以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为指导，保障平等、博爱、自主管理以及公共财富的社会化。

五一劳动节最初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典范。12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世界各地劳动者的成核点。

我们将为之联合起来，重拾它最初的愿景：自由、平等、团结。

本手册的主题是：大规模社会变革如何发生 —— 换言，我们在讨论的是革命。

预示性政治并不是革命的替代方案，而是关于一场成功的革命所需具备的条件。

第一部分：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这里讨论的不是某一项零星的新法律或政策，而是那种对基本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变革 —— 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我们才有可能应对当下的危机，甚至更进一步，实现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

简单回顾历史可以给出答案。每一个现在都源自过去，正如每一个未来都将源自现在。欧洲的封建主义源于正在变化的、逐渐崩溃的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资本主义最初在英国产生，源于封建制度内部的变化，随后通过国家主导的模仿和适应、通过侵略和殖民，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掌权，并在国内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巩固政权之后，他们同样利用当时现有的社会与技术条件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革命并不是凭空创造全新的事物，而是对旧社会中已经出现的某些要素加以发展、普及和系统化。换句话说，新社会的形态早已在旧社会中以某种方式被“预示”出来了。

类似农奴制的依附劳动形式，是在罗马奴隶制社会内部逐渐产生的；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商人之间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在苏联实行全面计划经济之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早已有集中组织的大规模工业体系。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本身在1917年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城市中出现，而在农村地区，苏维埃形式往往源于历史悠久的农民公社 —— 尽管这些公社内部充满矛盾，但长期以来一直在组织农村生活。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第二部分：自我解放的悖论

已知最早对预示性政治的明确社会主义讨论，出现在第一国际内部 —— 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还尚未分裂。可以将其理解为对马克思那句口号的具体阐释：“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

1868年，比利时分部提出，第一国际本身“已经在自身内部孕育着未来社会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之后关于第一国际组织形式的讨论中变得极为重要，并逐渐影响到各种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思想家，包括潘涅库克、葛兰西关于实践与工人委员会的论述，以及巴枯宁、马拉泰斯塔和露西·帕森斯关于激进工会的思想。通常，社会主义者将这一问题表述为“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预示性政治”这一术语本身，则是在更晚时期才被提出的，并在1977年由查尔斯·博格斯等人广为传播。

预示性政治回应的是一个被称为“自我解放悖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那么就需要一群已经具备能力和权力去重组社会的人，也需要足够多的人具备相应的动力与意识。然而，我们现有的基本制度 —— 资本主义、国家等等 —— 并不会培养这些能力、动力或意识。资本主义以及优秀的革命理论，固然有助于推动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以反资本主义的方式生活与组织社会，更不用说构建一个全面摆脱压迫和支配的社会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实现自我解放？

第三部分：正式的决策结构

因此，预示性政治可以理解为“在当下有意识地、实验性地实施未来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在正式决策制度层面 —— 这是早期社会主义者讨论“手段与目的一致性”时关注的重点 —— 这种政治通常体现在以下制度特征中：

• 在可行的最低层级，通过不同形式的多数表决来作出决策。

• 使用有明确授权、任期有限的代表。这意味着被选出的代表必须在其代表群体所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投票与辩论。

• 这些代表可以被随时罢免，一旦他们不再按照民众意愿行事，就可以立即被替换。

• 代表应当定期轮换，以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参与组织的实际运作，避免形成一个长期掌控权力的少数领导层。

正如丰富多样的社会运动历史所展示的，这些制度形式也存在不同的版本和争议，例如关于“共识决策”的使用问题。大多数预示性政治的倡导者 ——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其混合 —— 并不主张完全依赖共识决策。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类似马克思、巴黎公社以及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所支持的那种代表制度。

这种预示性政治大致有三个主要论证理由。

第一，要培养能够以自由、平等、民主方式组织社会的革命主体，唯一的途径是让大量人在这样的制度中通过实践来获得学习。

换言之，人们必须“为革命做好准备”，通过亲自参与本身具有平等性、赋权性和变革性的实践，来建设新社会。为此，必须建立那些能够让人们发展自身能力、从而具备创造新世界条件的制度。

第二，如果我们希望人们真正被驱动着去追求 —— 真正感受到需要 —— 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那么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们亲身体验这种制度可能带来的现实感受。当一个人从历史上的“沉默旁观者”转变为“行动者”，这本身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根本性突破。

这一思想并不新颖。马克思在早期就观察到法国共产主义工人中的类似现象。他指出：

当共产主义工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学习、宣传等等。但与此同时，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需求 —— 对社会的需求。原本作为手段的东西，转变成了目的。吸烟、吃饭、喝酒等等不再只是建立联系的手段；陪伴、联合和交流本身就已足够。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了现实，人的高尚品格在他们饱经劳作的身躯中闪耀。

人们加入变革运动，不仅是因为经历了压迫与剥削，也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预示性政治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人们或许最初是为了争取更高工资或更好条件而加入工会，但在参与过程中，他们体验到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些体验反过来改变了他们的需求、目标和愿望。他们最初只是反对某些不公，而最终开始为积极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三个论证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成功的社会革命需要形成特定类型的意识。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意识并不是脱离现实实践的悬空的存在，相反，意识总是产生于具体的人类实践之中，并受到其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塑造。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创造能够孕育这种意识的实践形式，从而推动我们走向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

大卫·格雷伯在谈及全球正义运动和“占领运动”时指出：

我们都知道，仅靠言辞几乎不可能说服普通美国人相信真正的民主社会是可行的。但可以通过实践展示给他们看。当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领导结构的情况下，仅凭原则与团结来进行集体决策时，这种经验足以改变一个人对政治乃至人类生活本质的最基本看法。

这一点与前面关于“革命动力”的讨论类似：通过实践和体验一种根本性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 一种更加自由、平等、民主的形式 —— 人们不仅会看到这种形式是可能的，还会亲身感受到它的运作方式，以及它所带来的满足与意义。一旦亲身经历过，就很难再相信这些制度是不可能的、无法运作的，或必然糟糕的。这反过来会改变人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

这可以类比伯纳德·威廉斯所说的“启蒙的认知不可逆性”：一旦某些问题被提出，就不再存在体面地回避它们的道路。

第四部分：非正式等级与多元交叉性的必要性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开展了诸如建立自身解放性反文化、以各种方式重构日常生活、努力吸纳并组织边缘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原住民等）等实践。但他们往往没有明确地用“预示性政治”来描述这些实践，而且在应对例如深层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非正式等级关系时，他们的努力往往远远达不到我们今天认为必要的标准。

首先，广泛的反种族主义、去殖民化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和行动者都指出：如果社会运动（无论是否自觉采取预示性政治）想要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就必须在其自身的运动和组织内部处理这些问题。毕竟，要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关系，不仅需要改变正式制度，还需要改变社会规范、价值观、劳动分工以及其他社会实践对人们能力和组织实际运作方式的影响。

设想你想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的组织。如果某些人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系统性忽视或贬低；如果某些人总是被默认承担更多特定类型的工作，如做饭、清洁、照料儿童；如果某些人持续遭受贬损性言论、骚扰甚至暴力 …… 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参与组织的运作，也无法被平等或自由地对待。无论正式决策结构多么完善，如果这些非正式等级关系依然存在，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民主的组织，也无法让所有成员获得真实的自由和平等的实践经验。

那么，人们如何应对这些非正式等级？方法多种多样。例如，在组织内部为不同边缘群体设立专门的分组（如工会中的女性小组或有色人种小组）；设计不排斥任何特定群体的组织结构、活动和材料；通过工作坊、技能分享等方式增强边缘群体的参与能力；通过教育成员认识这些非正式等级及其运作方式，从而帮助他们摆脱这些观念 ……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法。并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任何具体的运动或组织都需要探索最适合自身的路径。

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还涉及对“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传统区分的挑战。在这种区分中，议会或政府中的事务被视为“政治”，而那些特权群体不愿面对的问题 —— 例如家务与育儿如何分配、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行为和观念等等 —— 则被归为“私人问题”。将某些问题标记为“私人”而非“政治”，其常见功能在于将这些问题排除在批判性审视、公共讨论和有意识的变革之外。

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是压制边缘群体的声音。例如，女性对婚内强奸的抗议可能被视为“私人事务”，从而被剥夺应有的公共关注与改变机会。同时，这种区分也忽视了国家早已在多方面干预被压迫群体的“私人生活” —— 从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到奴隶制、警察骚扰等等。这种区分还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视角之上，低估了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事实上，从成长经历到亲密关系，再到日常互动，我们的个人经验深刻塑造着我们自身。因此，没有理由将这些领域排除在批判性反思与变革之外。

由此还引出另一个重要含义：我们需要挑战一种常见但往往隐含的观念，即认为可以将“理性分析”与复杂的动机及其社会背景清晰分离。我们必须承认，人们所处的世界、他们参与的实践方式、以及他们的经验，会塑造他们的基本假设、所形成的思想以及他们认为什么是合理的论证。换言之，一个人的世界观，会受到其在多重交织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

最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应当引导我们采用“交叉性”的分析方法来理解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尽管类似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理论家，“交叉性”这一术语最早源自黑人女性主义，尤其是酷儿黑人女性主义。其核心观点是：人们所遭受的不同类型压迫 —— 例如基于性别、种族、阶级、残障身份或性取向的压迫 —— 总是相互交织、彼此作用的。

这一点的直接结果是：不存在单纯的“阶级政治”或“女性主义政治”。即便一个组织声称“只”关注阶级问题，它在实际运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关于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实践政治 —— 只是这种政治往往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因此也往往效果不佳。同样，一些看似仅关注女性问题的运动，实际上也涉及种族、阶级和能力差异等问题，而且这些方面常常处理得并不好。

历史上已有一些成功案例。即便在过去组织能力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像阿根廷的FORA和美国的IWW这样的工团主义工会，仍然积极组织女性、有色人种、移民等被其他工会排除的群体。IWW甚至积极地为女性生育权利而斗争 —— 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几乎所有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权的历史案例中，都实施了一系列改善女性权利和机会的措施。

理解世界固然重要，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如果我们已经理解了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它为何重要，以及历史上人们如何实践它，那么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去实践？我们并不掌握所有答案，但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帮助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以下为原文参考文献列表，已保留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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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镇压行动作为“项目”外包给私人公司，即便宜又便于推卸责任；这些小公司主动开发了成套的“钓鱼工具包”、“推特监控系统”和“地理位置追踪插件”，像售卖商业软件一样卖给地方公安局和国安部门 …

对于可能受影响群体，请务必关注本文嵌入标识框中的相关攻击解析和防御建议。

“数字跨国镇压” 指的是：国家行为体利用数字技术，将其控制与压制行为延伸至境外，对流亡者、异见者、记者、及少数群体进行针对性的监控、骚扰或威慑。

其关键特征包括：

• 跨境性：突破主权边界；

• 数字化：依赖互联网和信息系统；

• 日常化：成为“常态统治工具”；

• 隐蔽性：较少直接的暴力，更依赖心理操纵和信息操控以实现影响。

与传统的跨国镇压手段（暗杀、绑架）相比，“数字跨国镇压” 成本更低、更难归责、更容易规模化。

我们此前解读过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对此等操作手段及其有效性原理的详细描述：

一、概述和核心背景

1.1 基本信息

• 发布机构：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公民实验室。

• 发布日期：2026年4月27日。

• 核心议题：揭露与中国政府相关联的行为体如何利用“伪装身份”和“叙事劫持”手段，对海外异见人士、少数群体及国际媒体，进行数字跨境镇压（DTR）。

• 合作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

1.2 什么是数字跨境镇压（DTR）？

跨境镇压是指国家力量跨越国界，通过物理或数字手段，追踪、骚扰、恐吓和控制海外公民或批评者。数字跨境镇压（DTR）则特指利用恶意软件、钓鱼攻击、社交媒体骚扰、和账户劫持等技术手段，实现的压制行为。

1.3 宏观政治环境：“五毒”与总体“国家安全”观

报告指出，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加强了对所谓“五毒”（维吾尔人、藏人、法轮功、台湾独立支持者、民主活动人士）的打击。随着习近平主席推动“军民融合”战略，这种镇压行为已从政府部门直接执行转变为“国家资助、私营承包商实施”的高度工业化模式。

1.4 核心研究问题

该报告聚焦一个此前研究较少但高度关键的维度：

揭露与中国政府相关联的行为体如何利用“身份冒充”和“叙事劫持”手段，对海外异见人士、少数群体及国际媒体，进行数字跨境镇压（DTR）。

换言，重点不再是技术入侵（如间谍软件等），而是：

• 信息操控 -信息战；

• 认知战 - 诱导和欺诈；

• 身份伪装 - 社交工程；

• 舆论污染 - 掺水裹乱。

这是数字威权治理进入“社交工程+叙事操控”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核心机制：伪装身份和叙事劫持

2.1 “伪装身份”

定义

攻击者伪装成有公信力的身份主体，比如：

• 记者

• 学者

• NGO

• 同行活动人士

• 主流媒体机构

其目标是：

• 获取信任

• 引导互动

• 实施进一步的攻击（信息收集、钓鱼、操控）

运作方式

报告揭示了几种典型的模式：

（1）伪造媒体或官方新闻来源

攻击者复制真实媒体页面或内容，使目标误以为来自可信新闻机构。

这种策略此前曾在针对华语媒体的攻击中出现，例如仿冒新闻站点进行钓鱼。

（2）冒充社区内部成员

比如：

• 假装成同一运动的参与者

• 假装成志愿者或者组织者

这种方式利用“共同身份”降低防备。

（3）冒充受害者本人

创建假身份账号：

• 复制姓名、头像

• 模仿发言风格

用于混淆信息环境或制造冲突。

2.2 “叙事劫持”

定义

攻击者挪用目标群体自身的话语、议题或价值观，进行再包装和操控。

这比一般意义上的虚假信息更复杂：

不是“编造假信息”，而是“操控真实叙事”。

主要表现形式

（1）复制真实议题

例如：

• 人权议题

• 民族压迫叙事

• 政治抗议话语

但加入隐性的操控内容。

（2）语境扭曲

将真实信息：

• 断章取义

• 重新排序

• 重新解释

从而改变其政治含义。

（3）制造“内部冲突”

通过伪装为群体成员：

• 引导争议

• 激化矛盾

• 破坏信任

2.3 冒充 + 叙事劫持的组合效应

报告强调，这两种策略往往结合使用：

用身份伪装提供“入口”，叙事劫持实现“操控”。

形成完整的攻击链：

1. 建立虚假的且看起来很可信的身份

2. 渗透进入目标网络

3. 引入或操控叙事

4. 扰乱认知、扰乱目标群体的关系结构

三、攻击目标和对象结构

3.1 主要目标群体

报告指出，这类行动主要针对：

• 海外异见人士

• 民主活动人士

• 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群体

• 香港政治活动者

• 独立媒体工作者和记者

这些群体长期处于跨国镇压的重点范围。

3.2 攻击目标的选择逻辑

攻击并非随机，而是具有明确策略。

（1）高影响力节点

如：

• 意见领袖

• 组织者

• 媒体从业者

目标：扩大信息影响面。

（2）网络中介节点

如：

• 社群管理员

• NGO工作人员

目标：渗透整个网络。

这就是为什么担保措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担保人的担保！

（3）弱防御个体

如：

• 新加入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入门安全培训至关重要）

• 技术安全意识较弱者（同上）

目标：作为突破口。

四、技术与策略维度

4.1 社交工程学的核心地位

报告强调：

本类攻击的核心不是技术漏洞，而是“人”的漏洞。

关键技术包括：

• 钓鱼攻击

• 虚假账号网络

• 内容操控

• 身份伪装

4.2 与传统网络攻击的区别

报告认为此类攻击的未来趋势包括：

• 自动化生成内容

• 深度造假

• 大规模舆论操控

AI正在放大这些能力。

五、影响机制：心理、社会和政治层面

5.1 心理影响

受害者常出现：

• 不信任感

• 被监视焦虑

• 自我审查

这被称为寒蝉效应。

5.2 社群层面影响

攻击导致：

• 社群分裂

• 内讧冲突

• 组织瘫痪

这是叙事劫持的核心目标之一。

5.3 对家庭施压

一个关键机制是：

对境内的家属施压。这也是一贯做法。

例如：

• 威胁目标人的家人

• 经济处罚，等等

以迫使海外人士沉默。

5.4 政治影响

长期影响包括：

• 削弱跨国倡议能力

• 降低国际舆论影响

• 破坏人权网络

六、两大攻击行为体深度剖析

公民实验室通过长期的网络基础设施监测，识别出两个独立的攻击组织：GLITTER CARP 和 SEQUIN CARP。

6.1 GLITTER CARP：规模化的“初始准入者”

A. 行为特征与目标

GLITTER CARP 自2025年4月起活跃，其特点是“广撒网、重冒充”。

• 目标群体：涵盖几乎所有中国政府关注的敏感群体，包括维吾尔活动人士、西藏流亡组织、台湾媒体以及香港民运人士。

• 核心职能：公民实验室评估该组织在攻击链中扮演“初始准入者”（Initial Access Provider）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窃取账号密码，随后将这些权限移交给其他负责深度监控或数据窃取的部门。

B. 攻击技术细节：身份伪装的艺术

1. 高可信度冒充：他们会冒充目标群体内部受尊敬的人物。例如，在针对维吾尔人的攻击中，攻击者冒充一名著名的维吾尔导演，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联系。

2. 钓鱼基础设施：该组织注册了上百个模仿合法机构（如独立电影发行商、科技媒体）的域名。

3. 虚假安全警报：如果初次钓鱼未成功，他们会立即发送伪造的“Google账号异常登录”提醒，诱导用户在惊慌中重置密码，从而进入虚假的登录页面。

4. 战术重复性：研究人员发现，尽管目标不同，但该组织频繁复用同一套服务器架构和钓鱼模板，这种“标准化作业”体现了其工业化生产的特点。

6.2 SEQUIN CARP：精准的“社交工程操盘手”

A. 行为特征和目标

SEQUIN CARP 的攻击更具针对性和耐心，主要针对报道中国跨境镇压议题的高级记者。

• 典型案例：对 ICIJ 记者 Scilla Alecci 的长期渗透。

B. 核心战术：叙事劫持和 OAuth 滥用

1. 劫持真实叙事：该组织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们会窃取真实的、敏感的对话内容，并以此作为背景来构建虚假身份。例如，他们会冒充一个“持有政府内部绝密文件的举报人”，利用记者对独家新闻的渴求诱导其上钩。

2. OAuth 令牌攻击：

   • 原理：攻击者不直接索要密码，而是诱导记者点击一个链接，授权一个所谓的“第三方安全协作工具”。

   • 危害：这种授权一旦产生，攻击者就获得了该账号的 OAuth 令牌。这意味着即便记者开启了双因素身份验证（2FA），甚至修改了密码，攻击者依然可以长期、静默地访问记者的邮件、联系人和网盘文件。

3. 职业化沟通：SEQUIN CARP 的成员表现出极高的专业素质，能流利地使用行业术语与记者进行长达数周的“预热”沟通，降低其防备心理。

七、跨境镇压的“工业化”和私营承包商生态

报告深入探讨了中国网络攻击力量的结构性转变 —— 从“爱国黑客”到“商业黑客公司”。

7.1 军民融合战略下的激励机制

2017年后，中国正式确立“军民融合”为国家战略。这不仅涉及硬件制造，更包括网络空间能力。私营网络安全公司（如安洵 I-Soon、成都404等）通过竞争政府合同，获得了合法的攻击授权。

7.2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黑客超市”

根据2024年泄露的安洵（I-Soon）内部文件，报告解析了这种生态的恐怖之处：

• 按件计价：窃取特定东南亚国家部门的数据只需数万美元。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种外包模式极其廉价且高效。

• 软件化和产品化：这些公司开发了成套的“钓鱼工具包”、“推特监控系统”和“地理位置追踪插件”，并像售卖商业软件一样卖给地方公安局和国安部门。

• 可否认性：使用私营公司作为代理人，使得中国政府在面对国际外交指控时，可以推诿为“民间行为”或“纯粹的商业犯罪”。

八、攻击行为对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报告不仅仅关注技术，更关注这些攻击对“人”的伤害。

8.1 破坏社区信任

攻击者冒充社区领袖（如著名的导演、活动家）的手段，在海外离散群体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当成员们分不清谁是真正的同伴，谁是政府的代理人时，整个群体的凝聚力会迅速瓦解。

8.2 寒蝉效应和自我审查

长期的数字骚扰和潜在的家庭威胁，导致许多活动人士和学生选择噤声。这种“隐形监禁”成功地将一个国家的审查标准延伸到了全球。

8.3 对新闻自由的侵蚀

通过对 ICIJ 等机构的针对性打击，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一种“恐惧威慑”：任何试图揭露政府内幕的记者，都将面临无孔不入的数字监控。这直接威胁到全球媒体对敏感议题的调查深度。

8.4 数字威权主义的新阶段

从“监控”到“操控”

传统数字威权：

• 监控

• 审查

新阶段：

操控认知与社会关系。

从“信息控制”到“叙事战争”

这标志着：

• 信息战 → 叙事战

• 宣传 → 渗透

从“国家行为”到“生态系统”

权力不再集中：

• 国家

• 企业

• 网络群体

形成了复合系统。

8.5 揭开跨国镇压体系

该报告是对中国跨国镇压模式的重要补充。

已有研究表明：

• 中国是跨国镇压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 手段包括监控、骚扰、信息操控等

本报告的贡献在于：

揭示其“信息与叙事层面的操作机制”

九、防御建议和政策应对

公民实验室在报告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防御策略。

9.1 针对高风险个人的建议

• 物理安全密钥（Security Keys）：如 YubiKey。它是目前抵御 GLITTER CARP 类凭据钓鱼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即便攻击者拿到了密码，也无法物理接触到密钥。

• 严格审查第三方授权：定期检查 Google 或 Outlook 账号中的“已授权应用”，撤销任何不熟悉的或长期未使用的 OAuth 权限。

• 带外验证（Out-of-band Verification）：收到来自“熟人”的敏感请求时，通过第二种通讯渠道（如见面、语音通话等）核实对方身份。

9.2 针对技术平台的建议

• 主动识别恶意基础设施：科技巨头应共享威胁情报，封禁那些跨平台复用的钓鱼域名。

• 增强 OAuth 透明度：当应用请求高级别权限（如读取邮件）时，系统应向用户发出更明确、更严厉的警告。

9.3 针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 法律制裁：西方国家政府应对参与跨境镇压的私营公司及其高管实施定向制裁。

• 外交压力：将数字跨境镇压纳入双边外交议程，明确此类行为违反国际法和主权原则。

十：综合评估和局限性

10.1 报告的核心贡献

1. 提出“叙事劫持”这一关键概念。

2. 将跨国镇压从“技术问题”转为“社会问题”。

3. 揭示攻击的结构性与系统性。

10.2 方法论价值

• 结合技术分析与社会科学

• 强调受害者经验

• 构建攻击模型

10.3 局限性

（1）归因困难

难以明确：

• 国家行为体 还是 民间行为

（2）样本偏差

主要集中于：

• 特定群体（如维吾尔、藏人等）

（3）技术细节有限

更偏重社会机制，而非技术细节。

最后：一种“软性压制”的全球扩展

该报告揭示的不是单一攻击手段，而是一种新的权力模式：

通过身份伪装与叙事劫持，实现跨境社会控制。

其核心特征：

• 去中心化

• 低可见性

• 高心理影响

• 易于规模化

最终目标并非直接消灭反对者，而是：

让他们失去发声能力和组织能力。

这标志着数字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更隐蔽、更复杂、也更难以应对的阶段。

🏴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心理健康训练手册：心理安全S08E01》

第一章：引言

互助自助疗法（MAST）的诞生缘由

“这是人类团结的良知 —— 即便仅处于本能阶段。这是对互助实践赋予每个人的力量的无意识认知；是对每个人幸福与全体幸福紧密相连的认知；是对正义感或公平感的认知 —— 它促使个体将他人的权利视同自身权利。”

——彼得·克鲁泡特金，1902年

简·亚当斯小组的成立，源于激进派活动家对社区心理健康支持的迫切需求。我们选择依靠彼此而非传统治疗或精神医学，部分原因在于：共同应对困境的过程本身，正是强化社群纽带的契机。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为解决眼下和长期困境的途径，更是建立亲密互信、坦露脆弱的契机，以此宣告：我们所构建的新社会不应让情感真诚蒙羞。

在创建MAST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帮助自身与他人掌握生存技能 —— 这些终身受用的能力将使我们更加坚韧和健康。

MAST不过是这片互助共生生态中的一叶，承载着彼此扶持与责任共担的使命。

MAST是一套开源且不断发展的认知技术体系，旨在通过去等级化的、非病理化的模型，促进个体情绪健康。

MAST 大量借鉴了理性情绪疗法、存在主义心理学、认知行为技术、辩证行为疗法、及相关系统的技术方法。近期我们还引入了符号技术。

MAST的核心在于传授自我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助力个体实现情感生活的积极转变。

尽管本质上属于自疗，但MAST依托小团体（三人小组或团队）的力量，通过同伴支持，帮助个体运用工具建立自信。

参与者在MAST中轮流担任咨询者与被咨询者，从而全面理解该方法的各个维度。

同伴群体中角色转换的流动性，最终使参与者获得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并由此掌握支持他人所需的技能 —— 无论是在我们的激进社群中，还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里。

MAST摒弃精神健康体系中的传统等级制角色，转而创造更具沉浸式体验的技术理解方式。它同时拒绝现代治疗中支持服务的专有性和专业主义，鼓励参与者共同完善MAST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MAST既非传统心理治疗，亦非团体治疗。它是在运用互助原则及日益丰富的开源技术体系，帮助人们克服生活中的情感困境。MAST并非替代传统心理治疗与精神医学的方案，亦无意削弱其地位，而是基于更激进的伦理观，提供一种明智的、实验性且有效的自我疗愈方式。该方法虽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发起，但致力于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高效支持性实践，以改善我们的精神生活，推动社会根本变革。简言，我们努力将精神与情感的挣扎纳入行动与组织实践的考量范畴。

精神心理健康作为激进的自我防卫

各类革命者和激进分子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参加自卫课程，为与国家机器及其他敌对势力发生肢体冲突而做准备，这并不罕见。自卫能力一直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特征。

然而，身体上的准备只是真正自我防卫的一部分。心理健康作为参与可持续激进事业的必要条件，却常常被忽视。这种疏忽可预见地严重削弱了抵抗行动的效能，同时限制了我们建立的社会关系及创建真正强大社群的能力。

这种忽视源于多重因素：对现有心理健康模式与行业的污名化及合理的质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心理健康服务获取渠道的匮乏。

我们必须找到克服这些障碍的途径，探索强化心理健康的方法，以拒绝复制我们所处的暴力体系，并持续挑战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如果相信功能失调和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只会在物质和身体上影响我们、却不影响情绪和行为，那是很天真的。同样天真的是，相信那些直接受益于这些不公正和压迫性社会结构的精神健康模式，竟能为激进社区的精神自卫和健康提供最佳建议。

压迫性社会屡屡以“心理健康”之名胁迫甚至惩罚反抗统治与胁迫的人们，革命者对心理治疗普遍持怀疑态度实属自然。我们深知压迫势力惯用武力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生排斥以物理手段实现目标。激进疗法的目标不应是使个体同化于现状，而应让个体重新掌控自身情绪与行为，使其能在社区协作中推进这些目标。

激进疗法必须尊重参与者的政治目标。MAST疗法正是其中一种强调自主性与反权威模式的疗法，它允许个体以他们认为富有成效且令人满足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激进疗法应致力于创造情境，使人们能够自由地化解影响其建立关系与抵抗能力的情感及行为障碍。治疗不仅限于被动应对既成伤害，更可采取主动性的预防措施，帮助个体为未来的压力源、压迫或困境做好准备。MAST的重点不在修复创伤，而在掌握情感与行为的自主能力，实现有意识的情绪与行为管理。

MAST通过激进政治实践的框架来审视传统的认知疗法技术，从而对其进行解构。该方法摒弃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及固定角色，代之以一个刻意实现角色转换的学习共同体。

叙述者（接受咨询者的称谓）随时可成为支持者（提供咨询者的称谓），反之亦然，由此构建出更具整体性和平等性的社会关系，这与认知心理学的专家范式形成鲜明对比。

MAST借鉴团体治疗与同伴支持网络的工具，创造社群环境，而非采用包括认知疗法在内的所有治疗模式中常见的传统(医患)双人模式。MAST实践极致透明化：在疗程中使用工具前会完整展示所有工具，参与者既体验运用工具帮助他人，也感受他人运用工具帮助自己。

这种方式彻底消解了疗程过程与目标的神秘感。MAST注重自主性，其工具体系抵制治疗场景中常见的依赖关系形成，通过消除双人模式并构建多元团体结构实现这一目标。

MAST强调依靠社群力量提供支持，而非依赖专家或魅力型个体。该体系向普通人传授工具，使其既能帮助他人，最终也能自我成长。

MAST允许参与群体共同制定项目规范，探索相互问责机制，从而营造开放而亲密的氛围 —— 无需强制性”汇报”的场域。

MAST是免费且自愿的，排除了物质考量与胁迫性财务结构，营造开放氛围以促进探索与精进。MAST是一个开放系统。它追求在每次会话中不断演进变革，拒绝僵化教条的解决方案。MAST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但兼容并蓄地吸纳其他模式与思想的影响。

互助自助疗法的认知基础

互助自助疗法（MAST）基于认知心理学原理及认知神经学研究成果。该疗法关注情绪与行为如何从大脑运作转化为个体生活表现。本节将阐释大脑神经机制如何塑造多样化心理状态，以及如何调控这些神经过程。

认知疗法某些基本要素的先驱思想，已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得到确认，尤以希腊斯多葛学派为甚。斯多葛学派认为，世界的”现实”次于心灵对世界的诠释。此外，两位尤为著名的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塞内卡与芝诺强调：破坏性情绪源于判断失误，而”道德与智慧臻于完美”之人可免于经历不快情绪。斯多葛学派坚信个体能够掌控意志，主张人的情感及其对情感的反应（行为）可摆脱外部环境的束缚。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强调主观主动地塑造人的情感状态与行为反应，在1950年代的存在主义者中重新引发关注。战后哲学家们 —— 尤其在法国 —— 面临着解释一个非理性且残暴的世界的困境：为何像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竟能实施大屠杀。冷战时期，西方世界深陷“相互保证毁灭”（MAD）的末日战略漩涡。身处”荒诞社会”中，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生存？对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者而言，答案正如斯多葛学派所言：在于自觉转变心智模式。

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理性心理学汲取了萨特和加缪哲学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应用于心理学领域，尤其是心理治疗实践。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病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博士通过理性情绪疗法（RET）革新了心理治疗领域。受斯多葛学派著作及与萨特友谊影响的艾利斯认为，通过建立新的范式（思维模式），”大脑机制可以被改造”，从而使人能够有意识地改变自身情绪与行为。他拒绝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他心理动力学方法，主张通过刻意而自觉地运用理性，人们能够改变自身的情感与行为状态。

艾利斯提出著名观点：”造成心理创伤的并非人和事件本身，而是对刺激的诠释。” 他主张如果我们改变对事件和人物的诠释，必然会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他的见解和技术直接导致了美国和欧洲的认知疗法革命。

大脑中的联结：皮层与边缘系统

认知疗法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博士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一种短期心理治疗方法。该疗法基于认知模型，该模型认为思想、情感和行为相互关联，个体通过识别并改变无益的或不准确的思维模式、有问题行为和痛苦的情绪反应，能够逐步克服困难并实现目标。

要理解思维与情绪/行为反应之间的关联，需要认识两个神经系统：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

• 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是一组位于丘脑两侧、大脑皮质正下方的脑结构。它支撑着多种功能，包括情绪、行为和动机。情感活动主要由边缘系统主导。

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守门人，它最显著的职责是调控生物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该系统通过肾上腺素及131种以上生化物质激活，负责调节身体对情绪的反应。

当边缘系统被激活时，生物体将经历由化学物质诱导的情绪波动及后续行为。

• 大脑皮层

大脑皮层是人类大脑外层的系统集合体，负责思维、问题解决和模式识别等”更高阶功能”。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与信念体系均在此形成。

当大脑其他区域接收外界刺激时，大脑皮层会解读这些数据，并根据解读结果在必要时激活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可被激活为积极状态、消极状态、或保持待命（中性）状态。每种状态都会向大脑和身体释放不同的生化物质。

认知疗法的运作机制

虽然人们无法在刺激发生时有意识地改变边缘系统的触发机制（因为这个过程发生得太快），但认知治疗师试图提前改变皮层中发生的分析过程，这样一来，当类似刺激再次出现时，传递给边缘系统的指令就会有所不同。

认知疗法的核心在于促使大脑皮层将对负面事物的分析转化为中性甚至积极的解读（反之亦然，积极解读可转化为中性或消极，这涉及逆向条件反射）。

然而这种机械式方法存在精确度不足的问题。认知治疗师通过聚焦于皮层分析背后的模式、假设及信念，绕开了将行为简化为皮层活动的局限。这使人能够有意识地改变对系列关系性刺激的分析与解读方式，进而影响边缘系统的激活模式。改变信念并代之以替代性信念的能力，使人得以控制那些引发不适且无益的情绪与行为的不适应性神经反应。

第二章：互助自疗（MAST）概览

……

总计八个章节。

🏴

【提示】此威胁还没有根本性解决方案。

对敏感人士说，我们借此强调对移动设备的一贯态度：能不用就不用；因为即便是“注重隐私的智能手机 ”，清理起来也比清理电脑更难，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用移动设备存储和读取超级敏感的资料，并且格外建议推行🔙 户外无设备对话 原则。

一、研究背景和核心综述

公民实验室的最新调查揭露了一个深藏于全球电信基础设施中的阴暗市场。

尽管公众对“飞马”（Pegasus）等针对手机操作系统的植入式间谍软件已有警觉，但另一类更隐蔽的、成本更低且更难防范的攻击 —— 电信信令监控（Signaling Surveillance）—— 正在大规模发生却显然不为人知。

该报告指出：全球移动通信网络在设计之初就基于一种“过度的互信模型”，而这一薄弱环节已被商业监控厂商（CSVs）武器化。 攻击者不再需要物理接触手机或欺骗用户点击链接，而是直接在电信骨干网上“像运营商一样说话”，从而跨境追踪任何人的位置。

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蔓延全世界的最强大的以色列间谍软件 Pegasus 的攻击

镇压手段-跨国维稳

报告强调：

• 这些漏洞并非新发现，而是已经存在十年以上；

• 真正的变化在于：攻击已经产业化、规模化、隐蔽化；

• 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影子市场”。

二、关键技术原理 —— 被武器化的协议

要理解该报告中所指出的攻击，必须首先理解移动网络如何相互“沟通”。

1. SS7（七号信令系统）：老旧且不设防的门径

SS7是3G及其之前时代的核心协议。虽然它是“老古董”，但目前仍是全球国际漫游、短信收发和语音呼叫的基础。

• 设计缺陷：SS7诞生于电信公司还是国家垄断企业的时代。它默认任何接入该网络的实体都是可信的。它缺乏最基本的源身份验证（不知消息是谁发的）、也没有完整性检查（消息可能被篡改），更没有加密保护。

• 攻击实现：监控厂商只需获得一个全局码（Global Title），就可以向全球任何运营商发送请求，询问 “该IMSI（用户识别码）目前在哪个基站下？”

2. Diameter：未能兑现安全承诺的继任者

Diameter 是4G（LTE）的核心协议，设计时增加了IPsec和TLS加密支持。

然而，报告指出其关键问题在于：

• 部署滞后：由于成本和兼容性问题，许多运营商并没有开启 Diameter 的安全功能。

• 信任传递：由于4G和3G网络需要共存，攻击者经常利用“降级攻击” —— 通过3G的漏洞来攻破4G用户的隐私。

3. IR.21文件：黑客的地图

IR.21是由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成员共享的机密技术规格表。它记录了全球运营商的网段范围、网关地址等敏感信息。监控厂商通过非法手段或商业方式获取这些文档，从而能精准伪造合法流量，使其看起来像是一次正常的跨境漫游计费请求。

三、两大监控行动深度解析

报告通过与信令防火墙提供商 Cellusys 的合作，识别出了两个高度专业化的威胁集群。

集群一：STA1 —— “多向量”持久追踪行动

STA1展现了顶级职业间谍的素质。该行动被观察到针对一名被标记为“VVIP”的高级企业高管。

• 攻击手段：

  • 协议轮换：STA1同时使用SS7和Diameter协议。当一条路径被拦截时，它会立刻切换到另一种协议或通过另一条国际路由尝试。

  • 全球跳板：研究记录了STA1使用的信令标识符涉及英国、以色列、中国、瑞典、柬埔寨、乌干达等十余个国家。

  • 隐蔽技术：它使用伪造的GT码来掩盖攻击来源，使流量看起来像是来自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小型运营商。

• 特征：具有极高的持久性。即使目标运营商加强了防御，STA1也会不断调整参数（如更改事件ID、修改消息头部格式），直到找到漏洞为止。这表明攻击者拥有专门的研发团队负责逆向工程电信防火墙的规则。

集群二：STA2 —— “SIM卡即间谍”

相比于STA1在骨干网上的操纵，STA2更倾向于直接折腾终端设备的硬件 - SIM卡。

• 技术细节：隐形短信

  • STA2发送的是一种名为“Type 0”的短信。这种短信不会在手机屏幕上显示，不会存入收件箱，甚至不会触发震动。

  • 这种隐形的短信包含特定的二进制代码，能够唤醒SIM卡内置的微型应用。这些应用会强制手机向网络查询当前连接的 Cell ID，并将结果秘密发回给攻击者。

• 地理定位精度：通过获取 Cell ID，攻击者可以将目标的地理范围精确到几百米以内，这对于绑架、暗杀或精准的跟踪监视至关重要。

• 归因线索：公民实验室发现 STA2 的基础设施与瑞士监控公司 Fink Telecom Services (FTS) 存在显著相关。

自卫措施@反监视 （主动出击甩掉尾巴）

四、商业监控产业的关键角色

报告指出，这些攻击并非主要来自传统国家情报机构，而是由商业监控公司（CSVs）主导。

这些公司具有以下特征：

1. 商业模式

• 他们向政府出售“合法拦截”的能力

• 实际上所针对的正是：

  • 记者

  • 活动人士

  • 政治反对派

2. 技术能力

• 构建复杂的C2（指挥控制）系统

• 整合多种信令协议

• 可在全世界范围运行

3. 组织形态

• 常作为“空壳公司”或“幽灵运营商”

• 利用合法网络掩护自身行为

五、幽灵运营商：监控产业链的结构

报告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概念——“幽灵运营商”。

这些监控厂商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小黑客，他们已经深度嵌入了全球电信供应链：

1. 租赁主权资源：许多小国家或陷入财务困境的移动运营商，为了短期利益，会将其信令网的访问权限出租给第三方。监控厂商通过空壳公司租赁这些权限，从而获得了合法使用权。

2. 转售和分发：一旦获得接入点，这些厂商就会建立云平台，允许政府客户输入被监视目标的电话号码，一键获取位置。

3. 合法的掩护：由于流量来自合法的运营商网段，接收方的防火墙很难分清这究竟是一次合法的漫游计费查询，还是非法监控。

六、攻击目标和影响

1. 目标群体

• 人权活动家

• 流亡反对派

• 激进分子

• 独立调查者

• 敌对国家政府官员

• 大型企业高管

• 军事人员

• …

2. 可获取的信息

通过信令攻击可获得：

• 实时位置或非常接近实时的位置

• 用户身份信息（IMSI等）

• 通信行为模式

3. 风险

• 人身安全威胁

• 政治迫害（包括强迫失踪和暗杀）

• 商业间谍活动

报告强调：位置数据可揭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

自托管黑头套紧急响应

为孤军奋战者准备的预警方案

藏匿点或安全屋

七、地理政治分析—— 谁在提供基础设施？

报告通过对IP地址、ASN（自治系统号）和BGP路由的追踪，绘制了一张全球“监控中转图”。

• 欧洲和以色列：这些地区的商业监控公司最为活跃。报告提到了涉及以色列运营商 019Mobile 以及英国 Tango Networks 的信令标识。

• 离岸中心：泽西岛等地的电信资源常被发现用于此类活动。这些地区监管相对宽松，成为了监控流量的理想中转站。

• 南半球的利用：非洲和东南亚的部分运营商网络被频繁用作攻击的发起点，因为这些地区的电信防御通常较为薄弱。

八、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公民实验室强调，电信信令漏洞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权问题：

• 跨境镇压：专制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工具跨境追踪流亡异见人士、记者和人权捍卫者。🔙 跨国维稳

• 零点击特性：受害者无需做错任何事（如点击链接），只要手机开机并连接到蜂窝网络，就处于被追踪的风险中。

• 隐蔽性和不可追责性：由于信令数据存储在私营公司的内部服务器中，受害者几乎不可能知道自己曾被追踪，律师也难以收集证据。

九、结论和建议 —— 此问题可能如何修补？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电信行业及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仅代表报告作者的意见）

1. 行业层面（运营商与GSMA）

• 强制实施信令认证：必须在 Diameter 协议中强制执行 TLS/IPsec 加密，不再允许基于纯文本的信令交换。

• 升级防火墙策略：运营商不应只检测单个数据包，而应采用行为分析，识别出那些不符合正常业务模式的“探测序列”。

• 清理供应链：运营商应严格审计其合作伙伴，停止向身份不明的第三方公司租赁信令接入点。

2. 监管层面（政府和国际机构）

• 透明度立法：要求电信运营商定期向公众或监管机构披露其检测到的非法信令监控尝试。

• 制裁商业监控厂商：对于已被证明通过非法手段利用电信基础设施的厂商，应实施金融和技术制裁。

• 将电信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政府应意识到，本国电信设施的漏洞可能被外国间谍机构用来监视本国官员和公民。

3. 用户层面（自我保护）

尽管普通用户很难从技术上防御信令攻击，但报告建议：

• 在极度敏感的环境下（如前往高风险地区），使用旅行SIM卡或卫星通讯。

• 在日常沟通中，坚持使用具有端到端加密功能的软件（如Signal 🔙 在本项目“ ”专题中搜索“IMs”），并开启这些软件的“保护IP地址”功能，以防应用层的元数据泄漏。

工具 - 匿名 SIM/SMS 服务

十、总结

“Bad Connection” 报告是一份重要研究。它证明了监控厂商已经不再局限于寻找软件系统的Bug，而是直接操作支撑整个现代社会的通讯底层协议。

公民实验室通过长达数年的数据积累，揭露了长期隐藏的“幽灵运营商”，和一个跨国界的、无监管且高度专业化的监控市场。只要全球电信行业继续优先考虑“互联的便利性及其利润” 而非 “通信的私密性和安全性”，Bad Connection 的噩梦就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威胁每个移动用户的数字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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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Connection

这可不是科幻小说。现代社会没有消除导致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在抗抑郁药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

抗抑郁药物本质上是一种修改个体内部状态的手段，使其能够容忍正常人类原本肯定会觉得无法忍受的社会条件。

S08系列基于以下两个长期立场：

别再吃药了，精神疾病的病根并不在你的头脑中

背叛主流？精神病院欢迎你：被病理化的异议

摆脱受害者心态，重塑自我

我们已经被孤立太久了！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隔离和异化之后，有些人已经放弃了被真正理解的渴望（是理解，而不是像精神心理医生那样仅仅‘富有同情心’）。

我们应该收回自己的心智。我们不需要各路“专业人士”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要么你自己思考 —— 否则就必须让别人为你思考，从你手中夺走权力，扭曲和管教你的天性，驯化和阉割你。 —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受害者心态使人们感到必须有某种专业人士的帮助 —— 心理健康工作者、宗教领袖、教育家、时尚顾问，等等所有这些 —— 因为“受害者”无法独立做出自己的决定或开展自己的活动。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都有能力找到自我疗愈的方法，正是自我怀疑和无力感让我们停滞不前的！

谁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脑中发生了什么？内心深处的恐惧、动机、欲望通常超越言语，它们的触及如此深层，以至于很少有精神病医生能发现它们，尤其是在保险公司的效率算计压力之下。

我们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取决于我们过去的经历。没有人能够在不重新体验我们整个生命的情况下真正理解我们。

我们的目的不一定是要全盘拒绝精神病学，而是要让人们选择他们认为对自己最好的方式，向他们展示可用的不同替代方案，并教育他们了解精神健康“行业/商业”的谎言。

最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在寻找一个唯一的“真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自己的心智是如何运作的，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并拥有采取自认为最适合的任何行动的自由。

自我探索使我们任何人都能从无助的受害者状态进化为疗愈者。

传统“疗法”的替代方案是存在的，而且大多数早在专业精神病医生阶层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例子包括：冥想、瑜伽、自我催眠、营养疗法、认知疗法、神经语言程序学（NLP）。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工具箱中有用的工具。它们中的大多数还具有整体观，强调整体的重要性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而这是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完全拒绝的想法。

当我们最终对我们是谁、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星球、对我们的未来，承担起责任时，改变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我们不再被社会的双重言论所愚弄 —— 它一方面告诉我们要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们想要真正的责任和真正的自由！

超越疗愈

在这一点上应该澄清一件事：这不仅仅是关于疗愈的。因为疗愈概念暗示存在可达的巅峰、可寻的永恒安宁。除童话和广告外，世间不存在此类境界。请谨记：永久幸福是支配者创造的神话。个人成长（或任何近义词）实为持续循环的过程，其中旅程远比终点更重要。

要想更自由地前行，你就需要卸下所有精神枷锁，尤其要抛弃“自己有缺陷”的念头。更该常记于心的是：你本具自足！你已在现有境遇中竭尽全力，即便至今走过的路比他人更艰难，也绝不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所谓的“正常人”终将经历这番洗礼，否则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成长。

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坚持相信自己是一个遭受可怕疾病的无助受害者，而你的救赎掌握在极少数大公司和当权者手里，那么无尽的统治压迫就将是你终生的现实。

你想要什么？

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是宇宙的共同创造者，仅仅观察一个物体的行为本身就会改变其本质，而我们的“主观”意识在现实中扮演着比大多数唯物主义者所想的重要得多的角色。我们对“现实”与自我的认知，更多取决于我们的精神环境（“矩阵”），而非任何唯物现实或遗传倾向。倘若我们能突破文明构建的思维框架、如果能超越这些束缚，万物皆有可能！

人类对自身本质与力量一无所知。即便是对自身局限的认知，也建立在过往经验之上，而每一次进步都在拓展人类的疆域。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人类可能成为的模样或可能实现的成就设定理论上的界限。 —— 英国诗人阿莱斯特·克劳利

如果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一次生命，而又有如此多的待探索、待体验与待发现的事物时，为何要虚掷光阴去迎合这个疯狂社会日益苛刻的期待呢？

好消息是：我们通过行动推动的社会变革，对自身生活的影响力，远胜于任何居家疗愈！这并非要建立新的专业阶层来教人们如何生活 —— 这恰恰是我们反对的；正如教师对学生的权威地位会阻碍真正的教学，治疗者的权威也排除了真实的疗愈。有效的疗愈是平等的，个体在相互疗愈中共同成长。

“只要还有人不自由，我们就没人是自由的” 这句箴言，在当下压抑的时代显得格外真实。若不改变环境、不重构现实的根基，我们就无法寻得真正的喜悦与完整。因此，任何深刻的疗愈，必然包含对整个世界与社会的治愈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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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状态并非关乎未来，而是关乎当下。它并非关乎提出诉求，而是关乎如何生活。—— 兰道尔

真正的洞察力来自个人经验，而不是来自任何言语、经文或教义、哲学著作或更高的权威。 这就是为什么致力于讲述道理不如对经验保持诚实；动员呼吁的力量不及示范革命。

无政府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它是一套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和信念。其生命力来自于预示政治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实践精神。

换言，我们认为“做”和说同等重要，研究理论和实践项目在动态的互相作用中共同成长 — 即IYP始终倡导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亲密合作。

我们借今年的读书日推出一副导航图，针对当下政治经济社会全方面的问题，展示一些“非主流”的解决方案，与致力于变革创新和解放运动的各界朋友共同探讨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适合：

• 任何对自由解放感兴趣的人，不论您自认为处于政治光谱中哪个位置。

• 任何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的初学者、和负责激进社群培训工作的组织者。

• 愿意或正在与反抗斗争前线紧密合作的知识分子朋友。

• 正处于具体的示范性项目中的行动者，可选取您最感兴趣的领域。

第二部分适合：

• 正在寻求新项目的行动者。

• 对无治直接行动解决方案感兴趣的任何人。

• 想知道自己“可以做点什么”以跻身这一变革时代之前沿的积极人士。

祝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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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在敌人的刀刃下 - 寻找反酷刑的无政府主义做法：审讯心理学S07E05》

序言（无痕计划）

酷刑 —— 即为惩罚、审讯或恐吓而蓄意施加的剧痛或折磨 —— 是国家及其盟友在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战争中常用的手段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应采取哪些个人与集体策略来防范、抵抗并反击酷刑？

本文集旨在通过分享过去五十年间遭遇酷刑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其他激进派反抗者的经历与洞见，为解答此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竭力甄选能帮助同志们当下解答这些问题的文本，无需依赖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或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游说。每篇文本前均附简短导言，介绍作者及原文发表背景。部分文本包含酷刑行为的直白描述。

谨向文本作者及使这些作品得以收录于本集的译者们致以诚挚谢意。

跪地之时（巴赫曼）

《跪地之时》是伊朗男子巴赫曼所作，其以笔名活动，身兼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与诗人三重身份。

巴赫曼在伊朗监狱遭受了七年残酷的酷刑，后逃亡加拿大。这首诗即写于流亡期间，英文版刊载于2014年论文《诗歌抵抗：见证巴赫曼对抗酷刑与政治暴力的抗争》。

该论文阐释道：

“巴赫曼自幼梦想赢得奥运奖牌。他坦言，重拾儿时渴望正是其抵抗策略之一。巴赫曼最终得出结论：‘若我能保持沉默，若我拥有不泄露任何人名的力量与意志，这便堪比一枚金牌。’ [...]

为揭示巴赫曼的抵抗行为，需详述其遭受酷刑的具体经过。某次刑讯后，尽管他再次拒绝向施刑者提供任何人名，仍被拖回牢房，双手反铐悬吊八天。解开枷锁时他已无法站立，身陷剧痛。如同每次酷刑体验，巴赫曼不知自己能否挺过下一轮折磨，更无法预知能否再次守住沉默。巴赫曼希望读者明白：下文这首诗绝非隐喻。

如何承受酷刑（匿名）

以下证词来自一位数年前在俄罗斯遭受酷刑的匿名同志。文章基于该同志的亲身经历，描述了承受酷刑的策略。该文于2019年发表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网站。

先谈谈我的政治观点。我认为社会组织形式应当造福全体民众，而直接民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近来我未参与行动，因为我意识到必须从自身生活方式做起 ——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手，使其更直接，学会集体开展共同工作。

返回：S11关系结构革命-总章节

遭遇酷刑时我猝不及防，从未料到竟有人会出于某种原因对我施以酷刑。当然，唯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但我仍想分享一些反思。我认为以理性方式探讨酷刑具有现实意义。我衷心希望无人陷入类似境地，但事实表明此类事件比想象中更近在咫尺。如果阅读本文者不幸遭遇困境，但愿以下所述能助其以最小代价脱身。不过我并非此领域专家，结论主要基于个人经历 —— 而任何经历都具有个体性，未必适用于其他情境。

需注意的是，酷刑的目的可能各不相同。若不幸遭受酷刑，对你而言最乐观的情况或许是：警方对你个人毫无或几乎毫无证据，他们施刑只是为了获取你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信息及相关线索（这正是我个人的遭遇）。这些“嫌疑人”本身已受到严重怀疑，警方必然对其进行过跟踪调查并有所发现。或许警方意图调查其所有熟人以期有所斩获，但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具体要找什么，这为我们留下了周旋空间。如果警方怀疑你本人，情况就糟糕得多了 —— 他们会篡改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事实，你将面临更严酷且更持久的施压。若警方已准备将你收监，只需你的供词，情况亦是如此。

返回镇压手段：对证据的偏见性解读

返回镇压手段：刑侦证据洗白

我将重点阐述遭受酷刑时面临的挑战，以及帮助我部分抵御酷刑的因素。

首要挑战自然是肉体痛苦。当酷刑持续不断施加时，它会变成巨大的精神重压。

人虽能短暂忍受，但终将逐渐说出他们想听的话，做出他们想看到的举动。某一刻你会想发疯，不在乎生死。但这不意味着该立刻放弃。施刑者也有弱点 —— 他们同样会身心俱疲，即便威胁折磨会持续到他们满意为止。若几小时内未见预期效果，他们可能厌倦折磨你，轮班结束就想睡觉。

你只需耐心熬过这段时日。

还有什么方法？不妨将疼痛与不适视为纯粹的思想——不过是身体细胞发出的神经信号流。当你如此理性认知时，痛苦便不再难以承受。建议在日常遭遇不适时就进行这种心理训练。

还有心理层面的因素。

当你完全受制于他人时，那种感觉极其压抑，如同屠宰场里的牲畜。

努力保留哪怕一丝控制权至关重要 —— 这样才能将现状视为抗争，而非猎食关系。

将头部反复摩擦地板直至疼痛，能让我稍感宽慰 —— 既保留了行动自由的微弱感知，又能掩盖痛楚带来的影响。

割腕自残虽更极端，却也是解脱之道，但切忌过度，况且环境未必允许。

当施虐者以强奸威胁相加时令人毛骨悚然，这迫使我们思考：为了避免泄密，究竟愿意付出何种代价？请记住战友们 —— 此刻此地很可能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未来数年的生活。几小时的极度痛苦，是否值得换取他人数年甚至更久的自由？

关于在压力巨大、令人恐慌的条件下开口说话的必要性，有几点需要说明。

当我遭受数小时不间断的酷刑时，几乎无法思考。

同样的问题被反复追问，但你必须开口，且所言必须尽可能保持稳定和逻辑性。

警方在抓捕前很可能已经长期监控你了，追踪你的网络流量、手机基站定位记录、通话及短信内容。因此他们掌握着你生活的诸多细节。

与其向审讯者提供矛盾的说法，不如装傻。

更理想的做法是提前准备好无懈可击的掩护故事，并让所有相关人员统一口径。

当然并非人人适用，但最可靠的不在场证明莫过于过着平凡生活 ——工作、学习、培养多元爱好，手机通讯录存满非政治人士的号码，社交媒体主页充斥萌猫照片等。

这种策略有诸多益处：当你承受压力时，无需编造任何内容，只需向警方“如实陈述”，就能证明你本质上是个“普通人”。

返回自卫措施：分身

返回自卫措施：数字技术限制和最佳实践

宜多谈些无关紧要的中性话题，用看似相关却对警方不重要的信息拖延时间，同时避免损害任何人的声誉。若对方执意追问姓名地点等细节，可随意编造，但关键在于避免被构陷为”不明身份者”参与犯罪的唯一嫌疑人。

另一种策略是装疯卖傻说些毫无逻辑的话，不过这需要点表演天赋。

最后谈谈压力应对：根据我的经验，我会努力保持冷静，像旁观者般审视现场，将发生的一切视为梦境或低成本恐怖片拍摄——否则我的大脑恐怕会拒绝感知这些事件。

如何避免泄露重要信息？

首先，从一开始就不要去了解不必要的信息，极其有益。

“知之愈少，眠愈安”——此言不虚。

返回相关自卫措施：信息最小化原则

返回相关自卫措施：数字技术限制和最佳实践

大量信息难以保密，在没有实际必要时试图获取敏感信息亦非明智之举。

遭受酷刑时，你完全可以隐瞒部分信息。例如我坚持原则：不透露无关姓名，不诋毁任何人——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同样遭受酷刑。由于警方并不知晓我实际认识这些人士，他们不久后便放弃了逼供。

我们珍视的事物都可能沦为条子勒索我们的筹码。

失去所爱之人 —— 挚友、亲人、荣誉、自由乃至生命 —— 皆令人痛彻心扉。但须谨记：那些以剥夺上述任何事物相威胁者，即便你屈服，他们照样能轻易实现目的。

若你已完全受制于人，便再也无法守护任何人或任何事物。

最荒谬的莫过于相信将你逼入绝境之人的承诺。更别以为生命本身具有非凡价值 —— 许多人会为达成目的甘愿牺牲它。

警察或许会虚张声势，声称你已被举报，否认也无济于事云云。诚然，任何工作中都需要信任合作对象，但若对亲密伙伴存疑却仍携手重要事业，实属愚蠢行为！建立足够的信任与默契往往需要漫长时光，有时甚至需经年累月。对于完全信任之人，除非遭受酷刑逼供，否则绝不能认定其背叛。

如果参与由互不相识者组成的大型团体活动，则必须预设部分成员会主动或被动向警方泄密，因此必须构建团体运作机制以最大限度降低此类风险。

理解施虐者的心理并向其传递符合其价值观的信息也很有帮助，试图寻找共同点。例如，诉诸上帝的报应，认同”乌克兰的那些班德拉分子确实太过分了”，并以”我不需要这些革命，我有其他事情要操心 —— 盖房子、买车”等理由反驳指控。

遭受酷刑后令人恐惧。

当然，我绝不会在不看内容的情况下签字，但我的意志显然已被削弱，非常害怕酷刑会重演。获释后，这种恐惧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害怕独处，更不敢上街。

最初阶段，值得信赖的人陪伴在侧至关重要，他们能协助解决住所及其他所需事宜。

同时应备有律师联系方式、媒体联络渠道、有效护照签证及备用通讯设备。

最后说点个人感受。

酷刑这种事的影响力极其强大。我不会说在此之前对人性怀有幻想，也不会说经历之后不再爱人——或许正是这些特质让我相对容易承受酷刑。

然而我内心确实发生了变化，或许是对自身痛苦与他人痛苦变得更为敏感，但这种感受也变得更自然了。从内在而言，很难判断这些变化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简言之，酷刑不过是掌控者手中的又一工具。无需对此惊惶失措，但必须认清其运作机制并思考应对之道。愿酷刑的威胁不会阻碍你们追求个人与集体的梦想，更愿你们无人承受酷刑之苦。

若有人不幸遭遇，愿你们坚韧不拔，坚信自身力量！

酷刑下的抵抗分析（阿什拉夫·德赫加尼）

《酷刑下的抵抗分析》由阿什拉夫·德赫加尼于1970年代初撰写，作为其狱中回忆录《伊朗的酷刑与抵抗》中的一个章节，该书于1976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阿什拉夫·德赫加尼（1949年生）是伊朗共产主义武装分子。1971年她加入地下游击组织”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OIPFG），同年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屡遭酷刑折磨，从始至终抵抗残暴对待，未向施刑者透露任何敏感情报。

1973年越狱后重返OIPFG组织。

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伊朗帝国政权后，当部分同志放弃游击战争时，阿什拉夫·德赫加尼组建新组织IPFG 继续对新政府进行武装斗争。据称她后来移居欧洲，现下落不明。

能够帮助同志抵御酷刑的因素可概括如下：

1. 信念

对革命道路正义性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必须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即便在极端情况下所有同志都背弃斗争时，它也不会动摇或减损。

如果没有对我们所奋斗的理想的坚定信念，就不可能抵抗酷刑以及敌人的一切诡计。

2. 立场

对敌人的憎恨与对战友的热爱：这些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成为战士整个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我而言，想到自己竟可能因泄露姓名而让另一位战友承受我正在经历的酷刑，简直难以想象。

怀着对战友的深情与对敌人的无尽仇恨，我怎能成为将战友送入刑讯室的帮凶？

目睹他们受刑的痛苦，远比我自己承受的折磨更令人煎熬。如果我心存任何其他念头，便是对所为事业的彻底背叛。

为逃避酷刑而将战友出卖给刽子手，意味着要承受终生的精神折磨 —— 这是我绝不接受的。况且，向可恨的敌人投降，于我而言等同于憎恨人民。

毕生淬炼使我憎恶一切剥削者；想到自己竟可能顺从其意，便觉恶心反胃。

难道此刻我竟能忘却身陷枷锁的同胞？那可是我始终怀着深情厚爱的人民。

敌人的罪行如此真实昭然，令我难以视其为人类。故投降念头从未萌生。

3. 视角和全局

从辩证法角度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实现，抵抗与革命胜利之间都存在着必然联系。

短期而言，我们的抵抗或许能挽救同志免遭敌方俘虏，或阻止对组织的袭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抵抗精神 —— 这种拒绝投降的意志 —— 正是迈向革命最终胜利的步伐。

若孤立审视这”一步”，它或许微不足道，但切莫忘记无数同志正以同样方式进行着抵抗。

试想所有抵抗的累积效应，便会明白：退缩一步、放弃抵抗即是背叛革命。

因此，以正确视角审视全局，将增强我们抵御酷刑与敌方诡计的抵抗力。

4. 客观审视现实。

就酷刑而言，引发恐惧、丧失斗志和抵抗精神的根源，与其肉体伤害无关，主要在于人们对其形成的普遍主观认知。这种认知更因伊朗情报安全局（SAVAK）关于酷刑的蓄意宣传而被放大。

但若客观审视，酷刑这桩龌龊行径便会失去实质意义。

归根结底，酷刑之下最严重的不过是死亡，这对革命战士而言并非难题。心理折磨确实会影响那些无法保持客观的人。例如当他们剥光我的衣服时，我这样分析：赤裸的腿与赤裸的手并无区别，因此拒绝为此动摇；又如当手枪枪口抵住太阳穴恐吓时，其最终的物理效应不过是颗致命子弹 —— 既然我为事业赴死毫无畏惧，这显然毫无意义。

因此，客观分析事物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以更强大的力量直面敌人。

5. 分清敌我

对敌人必须永远地绝对地不信任。

敌人对俘虏所作所为的动机只有一个：迫使战士吐露机密，从而削弱革命运动。仁慈、酷刑、威胁、辱骂、各种背叛者抛弃理想的故事，皆为此目的而设。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面对敌人，对其行为保持怀疑 ——无论看似重要还是微不足道。

忘记这一点将致命。

6. 理解和信仰

对”自由”与”囚禁”等词汇的正确而哲学性的理解：在酷刑与锁链之下，我始终感到自由 —— 这确是真实的。保守主义的念头从未阻碍我用自己选择的语言表达对敌人的憎恨。

我已为信仰事业奉献一切，此刻唯余信念可守。

我深知施刑者完全依赖于卑微可耻的日常琐事，这份认知成为我的力量源泉。

我坚信作为人民的战士，审判者应当是我，主宰者应当是我。倘若屈服于他们，便等于彻底暴露自己的无能。我深信我的信念与追求远非他们所能理解。

这种身陷囹圄却无所不包的自由感，反而增强了我的抵抗力量。

7. 知己知彼

对敌人手段的预先了解：必须研究其他同志应对敌人诡计的经验，以便予以化解。

例如敌人试图找出某人的弱点并加以攻击，我们只需拒绝暴露弱点即可。

又如，敌人精心编排一组常见且无用的数据，企图向战士施压，使其相信敌人无所不知。如果战士事先知晓此敌方伎俩，便能识破其意图，保持镇定自若。

8. 对自己的信心。

对人类意志力的坚定信念：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强化这种信念，敌人那些关于催眠术、注射药物、强行灌服某种据称能在囚犯睡梦中迫使其吐露秘密的药剂的花言巧语，便会失效。

这种信念在抵御痛苦方面尤为有效。

因此，在遭受酷刑时，我曾长时间感觉不到疼痛。当酷刑持续延长时，我才迫切渴望结束。

然而纵有此念，我从未感到意志动摇，因我深知痛苦终有尽头 ——死亡。在死亡降临之前，我决心挺直脊梁。因此，是否招供的问题从未构成实质困扰。

需在此说明：在日常生活中，贝赫鲁兹同志与我始终致力于强化自身的信念力量。

9. 想想同伴。

想到其他战士的顽强抵抗和他们勇敢对抗敌人的姿态。

世界运动史中处处可见战士们史诗般的抵抗；伊朗人民的斗争史亦是如此，尤其近些年更是如此。

这可以成为所有真正战士的力量源泉。

习惯自欺欺人、未能以革命诚实面对自身过失甚至欺骗自己的人，最可能沦为叛徒 —— 因为谎言正是背叛的开端。

“对我而言，践行萨穆德就是存在本身”（里亚德）

以下无题证词由巴勒斯坦人里亚德分享，并收录于约旦河西岸伯利恒大学学者莉娜·梅里2014年论文《萨穆德：殖民监狱中的巴勒斯坦抗争哲学》英文版。

自殖民计划启动之初，以色列国便惯常对被俘巴勒斯坦人实施酷刑。

20世纪60年代末，”萨穆德”（源于阿拉伯语”ṣumūd”，意为”坚韧不拔”）作为文化价值与抵抗殖民占领的策略，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应运而生。

此后数十年间，正如本证词所示，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将萨穆德精神运用于抗击酷刑。

尽管萨穆德是巴勒斯坦民族特有的精神，但我们相信其核心的归属感可在其他社群中发掘或培育。

无政府主义者尤其能从中汲取灵感，发展出独特的文化政治价值体系，助力同志们抵抗国家暴力。

1991年，为躲避逮捕隐秘六个月后，我前往探望父母。

占领军前来逮捕我，我在逃跑时受伤。

照例，车上又开始了殴打和辱骂。当时我正研读《抗争哲学》等著作，思绪飘向萨穆德精神。

在审讯中心，我不断在”沙巴赫”与审讯室之间穿梭（沙巴赫是一种酷刑手段，有点类似文革中使用过的酷刑“喷气式”，即通过将目标人以极为痛苦的姿势捆绑起来以令其妥协）。

他们施展各种手段 —— 剥夺饮食睡眠、关进储物柜、塞进冰箱、强力摇晃 …… 他们将我父亲带到审讯室，并威胁要带我母亲来。

十二名审讯员轮番审问我。[…] 每次审讯中，我都在构思践行坚韧的策略。

我所说的审讯中的坚韧，是指集体精神、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信念、真诚与忠诚、归属感、自信心，以及在漫长岁月里滋养自我的力量。

在漫长的审讯与酷刑中，我将坚韧视为守护母亲与他人母亲的盾牌。我时刻铭记烈士、囚徒与坚守中的巴勒斯坦同胞。我思念烈士易卜拉欣·拉伊，不断吟唱萨布琳的歌曲（阿拉伯语“耐心”、“忍耐”）。我深爱着一位姑娘，相信唯有践行坚守才能配得上她的爱。对我而言，践行坚守即是存在。

冷热交织（内森·吉尔伯特·金波）

下文节选自《颠覆人生：马科斯统治时期的家族回忆录》中”冷热交织”一章，该书由金波家族成员共同撰写，记录了他们从1960年代至1990年代在菲律宾反抗马科斯独裁统治的历程。

本章由内森·吉尔伯特·金波执笔，详述了他1976年遭军方逮捕和遭受酷刑的经历。

内森时任菲律宾共产党（CPP）成员，该地下革命组织致力于对抗独裁统治。被捕前一个月，内森刚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迁至宿务市，奉CPP之命开展”宣传与文化工作”。他在朗贡居民区的藏匿点或安全屋 与CPP同志拉尼、厄尼、伊芙琳共同生活。

我们认为本文是向施虐者提供虚假、无用、误导性或不完整信息做法的典型案例，既揭示其潜在风险，也展现可能带来的益处。需注意的是，尽管文中描述的酷刑手段极其残暴，内森在2019年接受鸭嘴兽联盟社团采访时坦言，自己遭受的折磨”与其他活动家的遭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1

[…]

“跟我们走！”其中一人拽住我的手臂用力一扭，随即给我戴上手铐。那群人把我推搡着往门口挤去。[…]

他们戴着手铐把我带到户外，穿过大学校园来到繁忙的街道。光天化日之下，绑匪们若无其事地招手拦下出租车。我被塞进后座，蒙着眼睛夹在两名男子中间，还被命令低头低头，把脑袋顶在膝盖上。

摘下眼罩时，我发现自己被铐在看似普通教室的课桌椅上 —— 讲台椅、课桌椅，前墙挂着黑板。唯一显得格格不入的是堆在角落的木板。除绑匪外，几名便衣人员进进出出。他们搜查了我的身体。身上除衣物外仅有零用钱，连钱包和身份证件都没有。他们采集了我的指纹 ，让我填写表格。

我填写了虚假信息。姓名？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 住址？马尼拉圣米格尔区圣贝达小区第二街542号。多年前我们家住在第二街538号，542号根本不存在。

填写表格时，我构思着审讯时的说辞。

我的掩护故事是参与教会研究项目，调查维萨亚斯地区学生的宗教与社会生活。刚抵达宿务，不久就要离开。是的，我会告诉他们我9月20日抵达，而非9月8日。这样若需交代在宿务的行踪，只需编造过去三周的故事。如同上次被捕时那样，我会暂时隐瞒真实身份以争取时间。同时决定不透露自己曾是政治犯的身份。

为缓解紧张情绪并拖延审讯，我应允与两名男子下棋。近一小时后午餐送达 —— 米饭配肉菜的正经饭食。尽管心绪不宁，我仍细细品味着米饭，毕竟过去一个月我和同志们为省钱只吃玉米粉。

随后进入审讯环节。房间里的男人们如连珠炮般向我发问。

“你真的叫这个名字 —— 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

“是的。”

“是的，先生。”

“是的，先生。”

“简称莱奥？”

“是的……先生。”

“你住哪里？”

“圣贝达小区第二街542号。我已经写在您给我的表格上了……先生。”

“ 但这是马尼拉的地址。你在宿务的住址呢？”

“我不住在这里。只是来做几周研究。”

“研究啊？你现在住哪儿？”

偏偏忘了准备宿务的地址。一时想不出——去过的都是同伴或盟友的家。“啊——天景酒店，”我终于脱口而出。

“天景酒店？你住得起天景酒店？房间号是多少？”

“记不清了，先生。”

“你真住在那儿？这很容易查证。登记时用的什么名字？”

“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

“联系天景酒店，”那位看似负责的男子指挥年轻探员。

完蛋了，我暗自哀叹。这次再也无法搪塞过去。

几分钟后探员返回。天景酒店没有登记过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我无法描述天景酒店大堂和房间的样貌来佐证我的说法，毕竟我从未踏进过这家酒店。

特工们逼问我在宿务的真实住址。我坚持说天景酒店，要么就保持沉默 —— 毕竟实在想不出其他地址。他们继续追问：何时以及如何加入运动和菲律宾共产党的？谁招募了我？我的同事是谁？

编造我在马尼拉的政治活动倒不难。只需提及戒严令前在 KM-Ateneo 的经历，坚称后来转学至UP便销声匿迹。我否认入过党，被要求提供人名时，要么杜撰，要么提及已故的或曾被捕的同志。

真正让我陷入困境的是宿务 —— 这个陌生的地方。何时抵达？去过哪些场所？执行什么任务？见过哪些人？当我拒绝回答时，审讯者扬言要殴打我。他们对不满意的回答反复追问，或不断重提旧问。

被揭穿谎言后，我竟不敢鼓起勇气质问他们依据何种罪名拘押我。

审讯者拒绝相信我在宿务主要是在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做研究的说辞，也驳斥了我声称9月20日才抵达宿务的说法。他们显得越来越愤怒。

当他们发现我拒绝配合且审讯毫无进展时，他们改变了策略。

2

冷热交替（就是中文所言之“红白脸”）。卡萨马审讯术语中常有这两个词出现，用来描述战术性审讯。这意味着数小时的严酷殴打后，会出现短暂间歇。一位看似同情、言语温和的军官会驱散施虐者，单独与你交谈，劝你坦白以保全性命。如果你坚持沉默，整个过程便会循环往复，直至审讯者达成目的或厌倦这场游戏。

热。

他们摘下我的眼镜，再次蒙住我的双眼。左手仍被铐在椅子上，约十二名男子开始对我施暴。砰！一块木板砸中头部，我痛呼出声。

“你在宿务住哪儿？哪儿？” 沙哑嗓音厉声喝问。

砰！后背又挨一击。我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摆放错位的木板用途何在。

“你住哪儿？”

他们拳脚并用，猛击我的面部，用空手道劈掌砍向我的肩膀，踢打我的双腿。

“什么时候来的？”

“来这儿执行什么任务？”

“你是中共党员吗？”

“住哪儿？”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挨揍。每次板子我都痛得嚎叫。我拼命挣扎，但左手仍被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当我挥舞右手时，手表砸到某人身上。他们一把扯下表。我哀求道：“求求你们停手。可怜可怜我吧！我贫血啊。” 这话并非实情，只是想让他们停手。体重不足百磅的我，贫血倒也说得通。

见我仍不屈服，他们剥光我的衣服，将一根通电的线 —— 可能是电话线 —— 抵住我的生殖器和大腿。我尖叫起来。他们继续殴打我。当我再次喊叫时，他们塞了块布进我嘴里。

他们继续施暴。”还不说？”其中一人问。更多拳脚。同样的问题。更多……

最终我点头了。他们解开蒙眼布，又扯掉堵住我嘴巴的布 —— 我才看清那竟是我的内裤。我抽泣着告诉他们身份：曾在伊皮尔被拘留，兄弟都是前在押人员，妹妹正在服刑。

我解释自己申请调往宿务工作，是因为在马尼拉已被军方盯上。我承认是菲律宾共产党候补党员。

当被问及入党推荐人时，我提到了比尔·贝格，却未提及他已遇害。

我努力在抽泣间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供述。我提供的信息对审讯者尚属新知，但金波地区逮捕拘留行动的全部细节早已载入军方档案。实际上我并未泄露任何敏感战术情报。然而审讯者很快识破我的策略，再度逼问宿务住址。

冷。

这次他们没有殴打我，而是改用花言巧语。“你为什么不配合我们？” 一位看起来像父亲的探员说着，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我们不想这样对待你。”

他们解开了手铐，允许我穿上衣服。他们把我的眼镜和手表还给我。

更多“建议”的话语。随后他们端来点心 —— 饼干和可乐。待我吃完，桌上突然出现纸笔，命令我详述抵达宿务后的行踪：列出接触人员的姓名和特征，标注所有去过的地点 —— 否则后果自负。

我明白这些人除非得到我在宿务的住址，否则不会罢休。

但透露拉邦贡的住所绝无可能 —— 若我这么做，拉妮、厄尼、伊芙琳和其他同志必遭捕杀。

我能提供什么地址？要是能找到明显与政治无关的人家，或是废弃的邮局，或是空置房屋就好了。

可我脑中一片空白。突然想到：我的被捕必然导致拉邦贡的住所被弃用。现在不能透露地址 —— 必须给同志们足够时间撤离。

同志们的惯例是：地下安全屋必须在任何曾在此处的人被捕后24小时内弃用。

战友们直到傍晚我未归时才会意识到我已被捕。为确保他们有充足逃离时间，我必须忍受酷刑并拖延至次日晚间。我能撑那么久吗？

热。

那些人又回来了。我面前的纸上什么也没写。他们暴跳如雷。把我转到更小的房间。殴打以更猛烈的强度继续。我被迫长时间站立，手铐被解开，但仍蒙着眼睛，且被剥得一丝不挂。除了对我身体猛击和掌掴，他们还把我的头撞向水泥墙，用枪托猛击我的手背。

多次遭受重击后，我踉跄倒地，痛苦地呻吟。

我放弃了关于天景酒店的杜撰故事，却想不出其他说法。

除了逼问住址，施刑者不断追问我何时抵达宿务。他们坚称我谎报了入境日期。

我坚持说是9月20日。最后他们亮出一张照片，清晰拍下了我和另外三名卡萨马成员。我们正从一条小路走向看似主干道的街道，照片显然是从马路对面二楼拍摄的。

没错，我认出了地点 —— 卡巴胡格！那正是我初次与拉尼会面的地点。这个会合点显然已被军方掌握多时。我努力回想那次会面的具体时间。照片拍摄日期应是9月18日，比我声称抵达宿务的日期早了两天。难怪施刑者们拒绝相信我9月20日抵达的说法。

承认9月20日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后，我坦白了真实抵达日期 —— 9月8日，甚至提供了乘船名称”宿务市号”及当时使用的假名。

但我强调自己是独自前来的，抵达后才遇见宿务的同志，此后他们便一直照料我。

“码头接你的人是谁？” 沙哑嗓音问道。他似乎是主要审讯者。

“卡永，照片里那个人。” 虽然罗德也在照片里，我却指向了记不清名字的另一人。心念一转：打不过就糊弄过去。

“照片里其他是谁？”

“不清楚，长官。我只在那次聚会见过他们一次。”

我编造的新说辞是：自己被辗转安置在不同住所，外出时总有同伴随行，独自一人根本无法辨认去过的房子。

审讯者逼我描述所有提及的住所及屋内遇见的人。

为验证我是否杜撰人物，他们每隔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就让我重新描述某人。总体而言我保持了前后一致 —— 诀窍是选个真实人物，比如马尼拉某个不涉政的朋友，稍改其名后进行描述。

“你见过托尼·T吗？”

“不记得见过这个名字的人。”

“他化名德里奥。” 他们递来一张照片。尽管画面模糊，我确信这就是在宿务为我安排任务的人 —— 两年前在洛约拉高地见过面的同一个人。

“没有，先生。” 我面不改色地回答。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审讯者仍未能逼出我在宿务的住址。”总有办法弄到的，”其中一人发誓道，”夜还长着呢。”

3

他们给我上了晚饭。担心再挨打会消化不良呕吐，我只吃了几口。但喝了不少 —— 那场折磨让我汗流浃背。

晚饭后不久，第三轮审讯开始。那些人浑身酒气，说话粗鲁。

我的不安加剧了。他们还能控制住自己吗？

即便经历六小时的拷问折磨，我仍未向审讯者透露任何真正有战术价值的情报。我察觉他们心知肚明，更因被我戏弄而愤懑。

尽管如此，我仍复述了第二轮审讯时编造的故事。

再次被蒙住双眼、剥得精光后，殴打重启。

由于他们再也找不到故事中的矛盾或重大漏洞，我坚持着新编的版本。我的掩护故事站得住脚 —— 除了宿务的地址。很快，施暴者将审讯焦点完全集中在此处。这是他们唯一能加以战术利用的线索。我察觉到他们此刻正与时间赛跑。他们深知若不能立刻逼出地址，藏身于此的其他同志便能逃脱。

“砰！砰！” 部分拳脚落在了我的下肋骨上。这次殴打比第二轮更猛烈更持久。

我多次倒地，但每次都被拽起来继续遭受拳打脚踢和空手道劈掌。最痛的是他们将我的头撞向墙壁，我以为自己会昏过去。尽管我已精疲力竭，他们仍持续施暴数小时不作停歇。

“要不要像对付你战友那样给你注射’吐真剂‘？” 沙哑嗓音威胁道，”它能逼你吐实话。我们其实不愿动用这招，毕竟会造成永久性心理创伤，甚至可能让你疯掉。”

我从其他囚犯口中听说过这种药剂。它并非强迫人说真话，只是让人变得喋喋不休，更容易说出那些本该守口如瓶的事。有时确实会造成永久性心理创伤。

“不，求求你们。不，先生。”

“那你最好告诉我们藏身之处。”

殴打仍在继续。他们为何不停止？我感觉自己已濒临崩溃边缘，再也承受不住这些打击。明晚似乎遥不可及，宛如永恒。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假装他们已攻垮我，编造一个宿务地址？这样行得通吗？他们不会要求我描述房子的内外细节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一试。我已走投无路。

“雅可沙莱姆148号！” 他们继续殴打时我喊道。据我所知，雅可沙莱姆是条长街，以住宅区为主但也有商业设施。我祈祷148号是民宅而非商铺，这样故事才显得可信。

“住手！住手！” 沙哑嗓音喝止。殴打戛然而止。那人凑近我问道：”你说什么？”

“雅科萨勒姆1-4-8号，先生。” 我嚎啕大哭，彻底崩溃。他们扯下蒙眼布，泪水如泉涌出。多么戏剧性！小学和中学时我参演过许多话剧，甚至获得过几次表演奖，但校园剧场与此刻上演的剧本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才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表演。

奏效了！以为终于折服了我，那些人懒得询问148 号的具体描述，反而用他们惯用的虚伪方式安慰道：”别哭了。你的折磨结束了，可以休息了。看吧，若早些配合我们，就不会受这么多苦。”

我讨了水喝，他们给了我一杯水和一瓶装满水的家庭装可乐瓶。我一口气喝光整瓶水。浑身黏腻难耐，我请求洗漱。他们”慷慨”地允许我淋浴。我用手帕擦干身体，反复拧出水分。当他们把我铐在小房间的床上时，已近凌晨四点。

想到这些人稍后发现我报了假地址会对我做什么，我不免心生不安。辗转良久，我才终于睡去。

4

那天和次日都没有关于148号的消息。他们不太可能突袭了那里 —— 要是突袭了，我怕是要再当一次出气筒。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已将那里置于监视之下。

我仔细检查了他们施加的虐待痕迹：头顶几处肿块，嘴唇与脸颊麻木，左腕附近淤青肿胀，全身多处瘀伤疼痛。所幸没有骨折，生殖器未留痕迹，没有永久性毁容。我的脑袋还完好无损。

我推断施虐者必定刻意避免造成永久性损伤或留下明显伤痕。以我瘦弱的体格，胸口若遭重击本应断裂数根肋骨。后来其中一人竟声称他们的拳脚都”分寸得当”。

[…]

5

哈士奇嗓音的人冲进房间，脸色涨得通红。”你骗了我们！” 他怒吼道，”你给的地址是假的！”

“什——什么意思？” 我装作一头雾水。

“你报的地址 —— 雅科萨勒姆148号 —— 那是家诊所，牙科诊所。根本没人住！现在最好老实交代真实地址，否则我们非把你打得半死不可！”

他不等我回答，狠狠扇了我一记耳光，接着又朝我腹部猛捶一拳。其他男人涌进来加入殴打。他们开始粗心大意 —— 竟忘了给我蒙眼。

“拉邦贡，” 我平静地说，“是拉邦贡的一栋房子。”

他们停下了殴打。”门牌号？” 其中一人怀疑地问，同时向我展示紧握的拳头。

“没有门牌号。那里的房子都不编号。你们坐吉普尼的话，在圣伊西德罗小教堂拐角处下车。过桥后第六栋房子，右侧，紧挨着一家小杂货店。”

他们让我详细描述屋子内外。我照做了。他们似乎终于相信我说实话了。

几分钟的盘问和听我描述后，他们匆匆离开房间。看起来他们当晚就要发动突袭。

不过他们肯定会一无所获。我瞥了眼手表暗自盘算：被捕至今已逾78小时。随即又忧心忡忡——万一卡萨马违反安保规定，仍未撤离那栋房子呢？

当晚杳无音讯。次日亦无动静。但无消息或许就是好消息 —— 没有新的逮捕行动。

被捕第五天，他们放进一个秃顶中年男子，提着医生包挂着听诊器。他草草检查了我。酷刑留下的痕迹虽已消退却仍清晰可见，他对此只字未提。他问我是否贫血。或许我的贫血说辞终究奏效了，让那些人收敛了拳脚的力度。我点头。他检查了我的指甲，又掀开我的眼皮。”没有贫血，”他断言。医生离开后，我再未见过任何医疗证明。我猜审讯者只是想确认他们的拳头没在我身上留下永久印记。

审讯者们打出一份供词，声称我参与颠覆活动。他们逼我读完并签字。这份供词荒谬地自相矛盾，包含我杜撰的内容，包括雅科萨莱姆和拉邦贡的故事。

[…] 我签了字。日后要推翻一切都轻而易举。[…]

为何我们处决了姆潘帕利斯（“1978年6月”）

本文节选自希腊革命组织”1978年6月”于1979年刺杀彼得罗斯·姆潘帕利斯后发布的公报。

彼得罗斯·姆潘帕利斯曾在希腊1967至1974年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担任酷刑施虐者及警察。独裁政权垮台后，因其对政治犯实施酷刑，姆潘帕利斯被判处18个月监禁。

“1978年6月”组织很可能隶属于”11月17日革命组织”——一个希腊城市游击组织。

我们分享此文，作为革命者通过物理消灭施虐者来反抗国家酷刑的众多案例之一。

截至今日，可憎的酷刑施虐者、警察佩特罗斯·姆潘帕利斯已不复存在。他被一队战士处决。其为人行径众所周知。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他的恶行与恶名早已超越希腊国界。

作为镇压力量的首脑之一，他执掌着阿斯法莱亚的迫害机器。他以极端残暴的手段打击反抗军政府及其背后的体制的战士。

他主导着阿斯法莱亚的恐怖统治，对成千上万民众实施骇人听闻的酷刑。他摧毁了数百名战士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不仅如此，凡是因任何缘由落入阿斯法莱亚之手者皆难逃厄运。他一手扶植数百名告密者（线人） 成为精英酷刑执行者，其中许多人至今仍在继续作恶，正日益成为资本家统治集团国家机器的核心支柱。

[…]

因此，我们 —— 作为我国人民革命运动力量中的一支战斗队伍 —— 决定处决佩特罗斯·姆潘帕利斯：

因其身为阿斯法利亚臭名昭著的酷刑施虐者与警察，必须为无数罪行付出代价；

因为他即便在结束酷刑行径后，仍持续充当政权针对无产阶级的”非正式”镇压与恐怖机器的重要工具及自觉参与者；

因为通过他及其行径，资本主义权力体系的暴力与压迫实现了特定的”代表功能”。

这种”代表功能”是维系剥削与压迫的具体而持续的实践，绝非抽象的”制度”。我们将以具体而持久的斗争对抗这种暴力与滥权行径，而非模糊的宣言与抗议 —— 事实证明，后者不仅毫无助益，更会分散注意力、安抚人心，削弱一切斗争的意愿与决心。

[…]

发展人民暴力革命，对抗政权恐怖统治与资本家的剥削。以一切手段打击警察及其支持机构。唯有通过人民革命斗争才能推翻统治 —— 斗争仍在继续。

“但谁配活着？”（阿尔弗雷多·博南诺）

以下文字摘自阿尔弗雷多·博南诺2013年出版的意大利语著作《不速之客》。

阿尔弗雷多·博南诺（1937–2023）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起义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他毕生通过文字与行动践行理想，曾多次遭监禁酷刑。

本书成书于2010年，当时他因涉嫌银行抢劫案在希腊服刑期间完成创作。在《不速之客》中，阿尔弗雷多详述了1970年代其亲身参与的全球各地暗杀行动：在希腊对抗军事独裁政权，在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殖民统治，在北爱尔兰打击英国殖民势力 —— 目标均锁定酷刑施虐者、告密者、叛徒及其他国家镇压机器的代理人。

贯穿全书的”不速之客”意象，象征着毫无预兆降临的死亡 —— 这是阿尔弗雷多及其战友在执行暗杀任务时所扮演的角色。

在回忆北爱尔兰行动的这段文字中，阿尔弗雷多对过往行为产生了质疑，并尝试对杀害酷刑施虐者等国家”怪物”的行为进行伦理审视。

我常发现意外的访客就在身旁。在工作中遇见它，永远无法习惯。碾碎、根除、摧毁生命 —— 这便是它的存在方式，一种无人渴求的意外存在，如同令人厌恶却又不得不为之的卑劣正义。

参与其中需要充分准备，并非技术层面 —— 那反而是最不需担忧的 —— 而是个人层面的、私密的、道德层面的准备。它的存在既令人不安又充满魅力。片刻之前还是鲜活生灵的存在，饱含生命力，能憎恨、能爱慕、能期待、能繁衍，未来本可赋予他无限可能 —— 却因邂逅这位不速之客，骤然丧失一切能力。他横卧地面，被碾得粉碎，如同断线的木偶，一块旧布，一团静止的血肉，数日后便将开始腐烂。这股善恶交织的爆发力去了何方？它化作烟消云散，被不速之客攫走带走。

[…]

少了一个怪物。多少酷刑得以避免？类似我亲身承受的，以及那些素未谋面的他人所受的。这等怪物不配活着。值得深思的判决。

但谁配活着？行为端正者。可何为行为端正？遵守规则？免于酷刑。数百年监禁、合法处决与种种刑罚。这算守善吗？手持法官签字的纸条杀人者，真比奉命施刑杀人者责任更轻？得了吧，认真点。

若真认真起来，活人所剩无几。

界限何在？谁来划定界限？界限清晰吗？抑或随意勾勒，稍有偏差，此人便在界内，彼人便在界外？

当探讨其极端后果时，这便成了棘手的议题。谁来裁决？谁来执行？[…]这种彻底的割裂[…]不仅消除了人类的暴虐 —— 唯有人类能如此暴虐 —— 更是扼杀了所有批判性思考。所有问题都悬而未决。

即便在我们组织内部，也有人坚信自身行为的正当性，有人心存疑虑。

[…]某些人类、某些任务、某些国家机构，或是赏金猎人与雇佣杀手所展现的暴虐，难道不该不惜代价连根铲除吗？

不惜代价？当然，代价评估始终不可或缺。若以杀戮怪物之手段行杀戮之实，无异于以暴制暴，甚至加倍屠戮。

故需明辨是非。在地下斗争的炽热中，这种明辨是否难以企及？在外国军队占领的国度行动时，是否难以实现？或许吧。

抑或存在未曾考虑的替代方案？更注重情报分析？更精准谨慎地选择目标？我们是否时常冒着攻击最软目标的风险？某些行动是否只是为了在胸前再添一道象征性的勋章？我不得而知。

我并非断言事实确是如此，而是坦言自己多年心存的疑虑。

作为秘密作战单位，我们必须展现存在迹象。行动、持续核查比对、实施任务、召唤意外之客。秘密作战单位还能做什么？咬指甲吗？但究竟是谁赋予了意外之客那份至高无上的权力 —— 那份我们历经艰辛才托付给他的权力？

绝非都柏林运动组织提供的信息—— 那些情报几乎仅限于背景资料、地点简述和零星照片，偶尔附带罪犯的犯罪履历。难道是我们通过严谨的双重核查、数日乃至数周的观察，将罪犯的暴行与自身认定等同，从而自行授予了这种权力？我认为并非如此。[…]

真正的授权源于我们确信眼前这头怪物不配属于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包含我这样的解放者，也囊括奴隶乃至那些通过剥削奴隶劳动来操纵世俗世界的统治者。那么这个怪物必须被呈现在意外来客面前——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已将自己置于这个共同体之外。这是面对不可理解之事时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场冷酷的欢迎”（安德烈斯·特索帕斯特莱·特克皮莱，约翰·吉布勒）

以下内容摘自约翰·吉布勒所著《被世界撕裂：游击队员逃离墨西哥秘密监狱实录》。这本书于2018年以英文出版（西班牙文版首版于2014年发行）。

本书讲述了墨西哥游击组织”人民革命军”（EPR）成员安德烈斯·特索帕斯特莱·特克皮莱被捕、遭受酷刑及最终逃脱的经历。

1996年，安德烈斯遭墨西哥军方逮捕后被强迫失踪：他被关押在秘密拘留所，与外界完全隔绝，当局始终否认其被捕事实。

安德烈斯遭受殴打、电击及强奸威胁等残暴酷刑，却始终未向施虐者透露任何敏感情报。

历经数月折磨后，他成功逃离拘禁场所重获自由。

数年后，约翰·吉布勒在安德烈斯隐匿期间对其进行了多次访谈，本书即基于这些访谈内容撰写。

此处所述事件发生于安德烈斯逃脱数日后。他成功联络到人民革命军（EPR）的战友，对方派人接应将其带至藏匿点或安全屋 ，与组织指挥官会面。

安德烈斯描述了这场艰难的重逢：战友们对其逃脱拘留所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担忧他可能已被墨西哥军方”策反”，沦为双面间谍。斜体部分为访谈原话，其余内容由约翰·吉布勒根据访谈整理撰写。

安德烈斯的证词引发了关于信任、同志情谊的复杂思考，更触及如何接纳遭受酷刑的同志重返组织的问题。

有人来接你。他们带你去一座大城市。他们笨拙地用化妆品和假发给你伪装。在车上他们以惯有的冷漠和猜忌对待你。这是一致冷酷的欢迎。仿佛他们早就说出了这句话：”你说什么我们也不信。”

抵达那个屋子时，你猜当时守候的人会如何迎接你？拥抱？欢欣？抑或猜忌？你无从想象。只知必须坦白一切。

墨西哥游击队EPR的指挥官奥斯卡和文森特现身。首轮审讯因猜疑而显得格外严苛：”你告发了谁？你用多少钱赎回了自由？”

初始阶段你没有作任何抗争。不插话，不辩驳。有时甚至无法开口。尽管这正是你渴望的 —— 渴望有人倾听。但此处的氛围截然不同。

不仅是可理解的猜疑，连审讯的节奏与语调都不同。

你开始重温曾经的一切 ...

随后，负责分析你的专家到来，他们将判定你的言辞真伪。你被带去见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被灌下大量药物。而审讯仍在继续...

你渴望倾诉，他们却将其转化为盘问。仿佛他们将你从现场拽出后 ... 我是说 ... 不，不…… 他们给你拍全身X光片，三十多张，只为确认体内是否植入微芯片。

比起关心你的健康状况，他们更在乎调查你是否”被跟踪”。

他们宣称：“你身上没有明显伤痕，看起来也没挨过多少打。我们就是找不到证据。”

人们常说，酷刑幸存者脱离囚禁时往往浑身是血、肢体残缺，拖着一身烂肉在地板上爬行。这些人不明白，施刑者凭借其魔鬼般的、非人道的手段，早已将酷刑技艺臻于完美。这已非中世纪的刑罚。不，某些施加痛苦的方式从未改变…… 如今他们能用毛毯裹住你，用棒球棍击打而不留痕迹。他们能让你关节脱臼，却不必像中世纪那样将你绑在马背上。

尽管如此，你并不怨恨战友们。你没有仇恨。但你清楚他们无法理解这种伤害的程度，无法体会肉体对灵魂的殉难。他们缺乏这种深刻的良知。

[...]但你渴望他们倾听；你渴望诉说、诉说、诉说。可他们对你的每句话都挑刺。

当你讲述经历时，他们总打断道：”不，你搞错了。感觉不是那样，而是这样。”

而你心底始终萦绕着同一个问题：你们可曾身临其境？他们告诉你：”不，他们没想杀你，只是吓唬你。” 而你只想着：早说啊，混蛋们，我当时以为他们真要杀了我。

面对战友的冷漠与不信任，你心想：此刻我只想让亲历者发声。真相不该被掩埋。

这不该由我或他们来诠释。它只是段经历。无数经历中的一段，没错，但唯有我能讲述这段。

我所做的一切并非只为讲述或书写故事。历经如此苦难、如此猜疑、如此否认之后... 我不在乎。

我毫不在意，也无意辩解。为什么？因为不论说是这个或者那个，或是这场斗争，或是其他任何什么玩意 ... 统统去他妈的，我从来都不是叛徒，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那不是我的梦想。

这就是一个反抗者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要么胜利，要么在每个层面、每个维度、每个举动中彻底完蛋。既然如此，我此刻便永远扮演者的角色。我认同这个身份，别无他选。

我别无选择。

我本不可能讲述这个故事，更不可能宣告：“我就是”。唯一确定的是，我并非为某个人而战，而是为另一个世界而战，为人类及其面临的一切而战。这就是我的遭遇。这场斗争是对抗犯罪国家，对抗杀人如麻的国家，对抗屠戮、灭口、杀戮的国家。

这很艰难。我创造、解构、拆解自己的形象。唯有我能掌控叙事方式以避免伤害。

因为单纯为了讲述而讲述，不仅令人不适，更充满痛苦。我认为每次讲述时，总有新的事物浮现——那些隐匿的创伤，或创伤的永恒存在，抑或所有伤痕的愈合。

我不会强迫自己说服你。或许你会认同某些内容，或其中部分片段，或某一天的片段，或什么都不认同，或全盘接受。我无法预知。我只是承受着。这是我理解的方式，说服他人并非我的职责。

不该……不该由我来解释。

我当然可以做到解释。是的，我可以回答你们这些荒谬的问题，容忍你们可笑的评论、种族主义的评判、你们的傲慢，以及你们虚构不存在事物的妄想。我本可以，但我不。这同样不在我的梦想之中。

后记（无痕计划）

阿尔弗雷多·博南诺在《不速之客》中写道，权力 “本身就蕴含着驱使它诉诸屠杀与酷刑的迫切性”。我们认为此言不虚。军事独裁政权必须惯常施以酷刑以确保自身存续。民主政权若尚未惯常施刑，一旦感受到足够威胁便会立即效仿。地下组织同样难逃此劫：纳森·吉尔伯特·昆波因加入菲律宾共产党遭军方酷刑折磨九年后，该党武装组织据称在一次大规模”清洗”中酷刑处决了至少60名同情者。

因此我们主张，酷刑问题关乎所有渴望废除权威制度及其内在力量的人。

那么，该怎么做？

我们建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酷刑的首要步骤，是在自身处境中评估酷刑的风险与实施方式，包括：

1. 酷刑的筛选标准。被捕者是否遭受酷刑，可能取决于其涉嫌的罪名的性质、政治立场或疑似政治立场，亦或其族裔、国籍、性别认同或表达、性取向、宗教信仰等因素。

2. 酷刑的目的。尽管所有酷刑在某种程度上都旨在威慑受害者和/或第三方，但部分酷刑确系为逼供而实施，另一些则纯粹以制造恐怖为目的。

3. 酷刑的手段。手段选择取决于施刑者所奉的指令和其惯例，以及其是否有意在受害者身上留下永久性酷刑痕迹或致其死亡。

4. 酷刑的持续时间。酷刑可能仅限于逮捕瞬间，或集中发生于拘留初期数小时至数日，亦可能持续数周、数月乃至数年。

无政府主义者可据此评估制定个体与集体策略，例如：

1. 强化安全原则，如信息最小化原则 和安全文化标准。同志应尽可能减少接触敏感信息，使施虐者难以获取可利用的情报。

2. 建立通讯协议，确保在同志被捕后能迅速获知消息，以便立即采取行动： —— 保护被捕同志。在酷刑仅限于拘留初期阶段的特定情境下，逮捕后尽快向当局施压（例如通过律师或记者介入），可能有助于制止酷刑或减轻其严重程度。 —— 保护尚未被捕的同志，快速转移，，以防被捕同志”开口”。具体措施取决于被捕同志掌握的信息量，可能包括放弃藏匿点或安全屋 、中止行动计划、或隐姓埋名 转入地下活动等。

3. 做好心理准备抵抗酷刑。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提供经验证实的准备技巧，仅希望本手册分享的见解能有所助益。

随后便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何对待那些在获释后遭受酷刑的同志 —— 无论他们承认还是否认在酷刑下”开口”，无论我们是否相信他们。

德米特里·彼得罗夫写道，那些开口的人”几乎不可能继续成为我们的同志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安德烈斯·佐姆帕斯特尔·特克皮莱则揭示：当处境危急时，即使未供认也可能不足以保全，战友们仍可能不相信你。

在本合集序言中我们写道，酷刑是”是国家及其盟友在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战争中常用的手段之一”。我们使用”战争”一词绝非轻率，正是在此框架下，我们收录了将刺杀施虐者视为应对国家暴力特定形态的有效手段的文本。重申一次，我们没有现成答案。我们只能鼓励同志们在各种情境中运用最佳判断力，并希望本合集能帮助大家更清晰地认识当前议题。

在此分享伊拉克作家、画家兼革命活动家海法·赞加纳的文字，摘自她记录政治迫害、酷刑与流亡经历的著作：

愿力量与勇气永伴天下友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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