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洲，仅仅搬运了无治小册子的人被判了30年。在亚洲，大批的被捕者是未成年人和根本没有参与行动的人，甚至有人只是偶然穿了黑色衣服就被指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而获罪。

一场黑色恐慌正弥漫世界，你并不需要真的是革命者、并不需要做任何政治立场方面的宣称，只要统治者想办你，就能给你扣上他们认为可以直接“办”你的帽子。

既然不论如何都逃不出“激进派”的大帽子，那还不如就真正做个更专业更有水平的激进派，先学会该怎么保护自己。

……

执政党/秩序党的镇压部队并不是你们面对的最大威胁，更可怕的是，那些假装反对秩序党的嘴炮异议，他们一边利用秩序党的势力给你们泼脏水、报废你们，同时另一边掠夺你们的激进行动的政治成果，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改良组织。

2025年8月，一场强烈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尼西亚，并迅速蔓延至整个地区，继而催化了尼泊尔的革命。然而，尽管这股势头也激起了从菲律宾到摩洛哥的进一步爆发，但由于各国政府展开反击，专门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镇压，这股势头在各地都碰了壁 —— 该地区的一些人将此称为“黑色恐慌”。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西蒙·马格萨林（Simoun Magsalin）结合菲律宾的事件，概述了当今革命者所面临的挑战，并探讨了如何才能克服这些挑战。

您可以点击此处，阅读2025年9月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所发生冲突的完整记录。

您可以通过 Durian Distro 支持在2025年9月21日在门迪奥拉被捕的菲律宾“黑色恐慌”被拘留者和被告，该组织正通过 Ko-Fi 处理国际捐款。请在留言中注明您的捐款是给“9/21囚犯”的。Salamat po（谢谢）！

您还可以向 Serikat Tahanan 或 Serikat Napi Lintas-Lapas（跨监狱囚犯联盟）捐款，以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囚犯。请使用他们网站上的“Donasi”（捐款）按钮。Terima kasih（谢谢）！

这一探究方向在北美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正面临着从草原公园到明尼阿波利斯日益加剧的镇压。

9/21 和“无治党”

2025年9月21日，大批左翼人士、社会主义者和亲革命者在这一具有宿命色彩的地点举行了游行 —— 1896年12月30日，西班牙殖民政府正是在这里处决了何塞·黎刹（José Rizal）。黎刹因一项被诬陷的罪名而被处决，指控他参与了一场反殖民起义，尽管他与这场起义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但起义军却将他尊为北极星。2025年，8万多名菲律宾人聚集在安葬他遗骸的纪念碑前举行游行，对一起巨大的腐败丑闻表达愤怒。该丑闻涉及贪污指定用于防洪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 正是因为欺诈性项目对这些资金的掠夺，导致无数人在多场热带台风中丧生。

在游行前的几个月里，这种愤怒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由于经历了多年的机会主义、镇压，以及前杜特尔特政府带来的家族王朝复辟，加上现任费迪南德·“小邦邦”·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政府对“杜特尔特主义（Dutertismo）”的延续，菲律宾左翼正处于几乎是历史性的低谷。当时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当左翼试图在一个面临拆迁的城市贫民社区组织一次大会时，几乎没人来参加。在一次工厂罢工中，工人甚至自我管理罢工纠察线，以限制和安抚自己的行动。

然而，2025年8月底在印度尼西亚爆发的起义激励起菲律宾人的一些斗志。来自“国家民主（National Democracy）”的激进分子在9月初组织了有限的直接行动，包括公开的破坏和轻微的街头冲突。他们希望将“群众”从沉睡中唤醒，并主动跟进。遗憾的是，这种活力并没能出现 —— 至少起初没有。随后，尼泊尔的起义盛开继而凋谢，士气再次高涨。要知道，只要能证明权力在某处是脆弱的，那就意味着它在任何地方都是脆弱的。

一些团体宣布将在9月21日于黎刹公园（Luneta）和EDSA举行大规模动员活动。

天主教会是组织这些动员行动的最大力量之一，紧随其后的是各种右翼团体、自由派团体、社民主义团体、国家民主派团体、以及社会主义团体。各种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现场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旗帜和横幅：国家民主群众组织（NDMOs）和人民爱国联盟阵营（Makabayan），“联合力量-人民力量党-菲律宾工人联合会-Oriang妇女运动”联盟，Akbayan，Kilusan，Kamanggagawa，Partido Sosyalista，斯巴达克派（Spartacists），Partido Manggagawa，Manibela 以及其他工人组织，还有大学兄弟会。

右翼的“杜特尔特铁杆支持者”（DDS）也出现在现场。他们中一些人不断向军营方向喊着口号，试图以这种方式煽动军方将领发动“政变”（kudeta，他加禄语中意为“政变”），妄图推翻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Bongbong Marcos），再将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推上最高职位，并且（不知为何？）还要求把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从海牙捞出来重返菲律宾。

在所有这些政党和政治力量的边缘，还存在着另一个“党派”：无政府的“党派”。

【注】无政府主义不结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它打了引号。本文使用“无治党”这一描述是为呈现两种意象：一是严重缺乏想象力的建制派秩序党镇压机器对无治主义的胡乱构陷，即“黑色恐慌”，以此提醒各地反抗者警惕；二是反向利用这一局势，以凝聚同道力量，效果比海贼王符号更具体。

人民爱国联盟阵营（Makabayan）的抗议游行活动在前往门迪奥拉（Mendiola）的途中结束后，一群身穿黑衣的青年发动了暴力直接行动。他们试图点燃一辆被警方用作路障的货运卡车，随后向警察投掷石块。警方以投掷石块回应，结果使 Makabayan阵营的激进分子陷入双方交火的夹击之中。

就在那时，“无治党派”的另一支力量显露出来，在菲律宾开启了一条新战线 —— 正如此前在印尼和尼泊尔发生的情况一样。代表《海贼王》草帽骷髅旗的同样标志再次飘扬起来，被那些身穿无政府主义黑群服饰的人举起。

9月21日（或称“9·21”）的自发性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党”，尽管我们或许希望它是如此。它同样也不是自我认同为国家民主派、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运动 —— 当然，它更不是法西斯，尽管法西斯分子试图挪用“9·21事件”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影响。

黑色恐慌和秩序党

在门迪奥拉战役中浮现的无治党派规模很小。在门迪奥拉被捕的（至少）277名被拘留者中，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参与直接行动，或者他们本身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许多人只是无辜的旁观者，其中一些人是菲律宾民族国家内部被殖民的少数族裔，他们甚至不会说他加禄语，而且来马尼拉还不到一周。还有一名学生记者，他只是恰好穿了黑衣去参加抗议，却仅仅因为看起来“隐约像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被非法拘留。在门迪奥拉的被拘留者中，至少有约91人是法定的未成年人。所有人都在街头遭到殴打，随后受到系统性的酷刑（🔙身体暴力(含酷刑) ），被剥夺了法律代理权、食物和药物，并被禁止与家人接触。

尽管他们根本不是“无治党人”，却被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红签（或者说黑签？）。到那时，这已经成了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

在此之前，印尼刚刚也发生了黑色恐慌，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下令公开搜捕无政府主义者；特朗普在美国签署了针对所谓“安提法（antifa）”的刑事定罪令；尼泊尔政客也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渗透”了当地的起义。2025年9月，安全部队凭空捏造出一个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政党”，只为了解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暴动和起义事件，每一个臆想出来的阴谋都比上一个更加荒诞。要是这些革命者真能像从宙斯脑袋里跳出来、全身披挂且随时准备战斗的十万个雅典娜那样凭空降世就好了！

这种阴谋论式的攻击并非新鲜事。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之后，世界各地都发现了成营成连的“哈马斯”。英国市中心的滑翔伞队员？——“是哈马斯”。占领校园抗议对加沙种族灭绝投资及占领巴勒斯坦的学生？——“是哈马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也是哈马斯”。火车上那些看起来跟我不同且没有打扰任何人的陌生人？——“还是哈马斯”！与早年的抹红浪潮（red-baiting）一样，“哈马斯标签”和当前的黑色恐慌旨在使抗议和组织活动非法化、并将其定罪，无论这些活动是针对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还是针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猖獗的腐败丑闻。

我们已经看到，印尼、尼泊尔和菲律宾是如何运用黑色标签和黑色恐慌的，这与过去使用红色标签的方式如出一辙。不管你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社民主义者—— 你都会被贴上红色标签，并作为肮脏的、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被驱逐出境或投入监狱！包括自由派和黄色工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也一直在选举或工会领域利用红色标签来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非法化。现在，以类似的方式，仅仅作为某种左翼、身穿黑衣或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就会让你被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标签，并面临颠覆罪的指控。我们在印尼、尼泊尔以及门迪奥拉再次看到了这种情况。秩序党以一种一贯且可预测的方式，利用黑色恐慌手段不仅镇压所谓的“无治党派”，还借此镇压所有批评现存秩序的人。

那么，所谓的无治党究竟是什么？它并不是某种可以像建立正式政党那样去构建的东西。它是基于社会动乱、或者至少是动乱的开端而构成并凝聚起来的。正因如此，无治党不仅对秩序党的主导派系——“现存秩序核心” —— 构成威胁，也对其“嘴炮异议核心”构成威胁，后者在秩序党内部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尽管仍然是其忠实的反对派。因此，在嘴炮异议核心如何利用它来针对无治党方面，黑色恐慌的运作方式与红色恐慌略有不同。

在门迪奥拉遭到暴力镇压后，另一种平行的叙事开始形成。许多评论人士开始说，直接行动者和门迪奥拉的被拘留者是由外国特工或莎拉·杜特尔特资助的。自由派甚至左派，都在令人作呕地反复附和这一说法。嘴炮异议核心一直在不断向秩序党内部以及“重构常态”的更广泛努力妥协，以此博取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些嘴炮利用秩序党制造的“黑色恐慌”来瓦解无治党，以实现这一目的。美国人以前见过这路操作：例如，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反抗运动中，那些扮演“和平警察”的人将直接行动者烙上“挑衅特工”的标签，并将其移交给警方。

此外，嘴炮异议还利用黑色恐慌，以牺牲起义和无治党为代价，来使他们自己的激进活动和组织合法化。他们一边给无治党贴上“破坏分子”、“挑衅者”、伪装的杜特尔特分子等标签，另方面则掠夺无治党人和起义者的激进行动成果，然后用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和合法主义来建立他们改良范儿的组织。

重构“常态”

“常态”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 —— 工作、性别、金钱、资本、国家、种族主义的统治，不一而足。秩序党通过让我们这个阶级依赖于其运转，来强加并维持这种常态。

如果真的如那啥宣言所宣称的那样，“全世界的工人失去的只有锁链”，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如此死死地紧抱锁链不放？锁链松动的隐忧会将人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因为常态早已使你产生了依赖。

如今每个人都在“维持常态”中拥有物质利益，且在常态破裂时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这种对常态的依赖，阻止了许多人成为积极的亲革命者。例如，我自身的疾病将我与“常态”绑定在一起，迫使我在药品和医疗保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中拥有物质利益。同样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及其家庭也拥有类似的物质利益，将他们与“常态”捆绑在一起。甚至像获取食物这类最基本的事情，也会因常态的中断而受到破坏。就是这种对常态的依赖，限制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尽情地谈论革命和起义，但对秩序党采取的任何暴力行动都意味着要冒着遭受严厉镇压的风险。那些固守非法性和隐蔽性的党人，在反叛的边缘地带找到了庇护所。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无法介入白热化的阶级之战，只能在边缘地带为革命而奋斗。

在反叛边缘之外、处于“常态”强加最为连贯之地域的人们，往往会发现，通过“合法主义”的框架他们仍然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合法主义将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推向了“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作为亲革命者，我们拒绝将和平主义奉为阶级抗争的原则，然而我们发现，在与暴力的关系上，甚至在公开支持暴力的程度上，我们必须保持实用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游行时，无论有没有许可证，游行的领导者都必须与警方会面，以协商抗议的时间和空间。即使没有抗议许可证，警方也明白，从长远来看，对这种非法集会进行非正式的容忍是具有实用主义意义的。这种谈判是强加“常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进行谈判，就会面临镇压的风险，这会耗尽本该用于支持囚犯的关键资源，赶走那些对风险承受力较低的人，并且（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会在阶级抗争处于低潮和退却的时期被识别为“秩序的敌人”。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这仅仅是常态的现实。

在左派、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层之外，常态表现为大众在政治上的冷漠与被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会引用意识形态或霸权来解释这一点 —— 然而，除了商品关系模糊并割裂了我们阶级力量的源泉之外，本阶级既不是温顺的绵羊，也不是资产阶级（burgis）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这也不仅仅是对政治缺乏兴趣的问题。人们知道这个世界完蛋了。这种大众政治冷漠的状态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更是物质上的。置身政治之外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状态 —— 即“常态”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加。改良派、活动家、激进分子和亲革命者，正是通过克服这一状态所带来的特定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才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但即便克服了这些限制，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克服常态本身 —— 因此，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才有了必要性。

通过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改良派和左派得以在常态和秩序党内部协商自己的位置。改革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激励了许多人去克服他们的被动性。激进分子的圈子变成了运动，运动变成了政党和非政府组织，而政党竞选公职，非政府组织支持改良，并且 ——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 这些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为其群众基础争取到了改良。这种改良的过程使这些左派合法化，并将其与统治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保持合法性，他们必须留在法律的边界之内，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继续保持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这就是合法的、正统的左派如何把自己确立为秩序党的嘴炮异议，即“被允许的左翼”和资本的左翼。

而嘴炮异议们为了维持自己这一地位，声讨无治党并参与到“黑色恐慌”中往往就变得不可或缺了。

有组织的无组织化

在现代时期的几个世纪里，从宗教改革到英、美、法、俄、德、中等国的大革命，所谓的无治党已经多次自行确立。在过去十年中，众所周知它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香港、美国的乔治·弗洛伊德起义中浮现，而最近，则出现在孟加拉、印尼、尼泊尔、马达加斯加、以及菲律宾本土。

然而，无治党却被教会、自由派、自封的先锋队、被允许的左派、社民主义、以及嘴炮异议核心内的其他派别所强加的“无组织化”所瓦解。在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二月革命）中，教会和自由派寡头引导菲律宾工人去支持库德塔（政变）的密谋者，并推举自由派寡头科里·阿基诺（Cory Aquino）担任总统。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事件中，法国共产党和其它几个左翼机构遣散了工人和激进学生。在伊朗革命中，神职人员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舒拉（shura）委员会，直到阿亚图拉得以巩固权力。在波兰，那些企图在波兰国家机器内部协商一席之地的自由派，削弱了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中工人的自我组织。在中国文革中，毛泽东本人也急于收编并遣散他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以重新获得并保持对党和国家的控制。

嘴炮异议核心害怕群众的自发性和自主活动，他们急于收编并遣散无治党，以便在其处于上升期的核心领导下恢复常态。政客们将矛头指向无治党，以便让嘴炮异议核心能够重新重组为新的“现存秩序核心”，并最终重建秩序党。

这种有组织的无组织化逻辑，在于将合法性和正统性结晶为“程序正确”。Tamang proseso 的字面意思是“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或“正当程序”，在菲律宾，它被援引为做事的“正确方式”或“合法途径”，通常是在与官僚机构或程序打交道的语境下。这种对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肯定渗透到了“常态”下的一切事务中，甚至超出了国家法律、警察和法院的管辖范围。例如，伤害必须得到展示和证明，如果不是在法庭上，也必须通过同行的裁决。根据“按规矩办事”的信徒们的说法，“双方”的声音都必须被倾听 —— 而这掩盖了固有的权力关系，无论它是强奸文化中的性别动态，还是10月7日之前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霸权。

即使在内战中，也必须有“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共产主义和邦萨摩洛（Bangsamoro）的游击队都向和平谈判桌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低头。

和平谈判桌上的谈判发挥了两个功能：

• 首先，它们代表了一个派别在攀升进入秩序党的过程中，通过谈判达成的合并和合法化；

• 其次起到了解除自身派别武装力量的作用，使任何拒绝接受妥协的斗争参与者失去合法性。

在这种语境下，“按规矩办事”表明走向改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通过谈判整合进秩序党，要么为了通过谈判整合进秩序党而进行武装斗争。而社会动乱、破裂、革命的可能性 —— 更不用说无政府自治主义了 —— 则被完全排除在外。

所谓的“按规矩办事”是进行抗议、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正确”且“合法”的方式。它是对能量的调解和管束，否则这些能量本可以凝聚成伟大的无治之党。

在9/21事件发生后的那一周，前总统候选人、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者卡·利奥迪·德·古兹曼（Ka Leody de Guzman）发表了一份声援声明，肯定了愤怒的合理性，但同时呼吁将心怀不满的城市贫民招募进他那一派的特定组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暗示了“有组织”与“所谓的无组织”之间的对立——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他们的指挥下组织起来的人，与在他们指挥之外组织起来的人，之间的对立。且不论针对警察部队的直接行动是在合法左派政党的指挥之外发生的，而卢内塔和门迪奥拉的所有派别当时都没有介入，将这场暴动升级为一场起义。

即使是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CPP-NPA）的毛主义叛乱，也是在“按规矩办事”的框架内构建的，尽管他们的叛乱有着明显的非法性。在毛主义圈子里，mamundok（上山）加入游击队被视为“斗争的最高形式”。批评勇敢的游击队员就是懦弱 —— “你付出了什么牺牲，让你有权利去批评他们？” 如果他们在打游击战，那他们就一定是对的！且不论将坚定的激进分子输送到山上会抽干城市里的骨干力量，而这些人本可以介入阶级抗争（暂且撇开斯大林主义干预主义的问题不谈）。

“诉诸游击队”或对游击队的呼吁，将意识形态问题框定为不容置疑，因为游击队正在做出高昂的、有时是终极的牺牲。这种行动崇拜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战略的“正确性”可以通过戏剧性的行为和大规模的招募来证明。然而，像达伊沙（Daesh，即伊斯兰国）这样的保守势力也在打这样的游击战——难道因为他们成功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我们就要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吗？“诉诸游击队”是实用主义和平主义的另一面：对“革命”暴力的盲目崇拜，正是对这种实用主义怯懦态度的必然反应。

因此，尽管菲律宾共产党承认门迪奥拉事件是合理的暴力（尽管渠道不妥），但他们呼吁将这些无治党人输送到其新人民军里去。同样地，合法的、正统的左翼也呼吁将愤怒的无治党人和起义者招募进他们的组织 —— 仅仅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成员数量。那种认为解决我们苦难的办法是去“组织” —— 甚至去“上山（mamundok）”—— 的想法，不过是自由派那句“去投票”格言在稍微激进一点层面上的等价物。其结果是一样的：自治主义力量被瓦解并消散，以及其成员被顺从地归入嘴炮异议核心的某种机器之中 —— 即被调解、管理并整合进权谋政治生活。

对抗“按规矩办事”的反政治

政治生活及其关于合法性、正统性和“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的概念，正是“常态”得以维系的命脉。

针对如何改良或如何在“常态”等级制度中博取一席之地的谈判，都是由政治生活来管理和调解的。无治党作为一个置身于所有被体制吸纳的政治生活之外的派别，是坚决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者。正因如此，无治党必须被贴上红标签、黑标签，并遭受最残酷的黑色恐慌。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反政治的方式，无治党在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边界之外采取行动，从而对“常态”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社会的动荡和革命，废除了正统性这一属于等级制度和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黑色恐慌发生在三个层面上，所有这些层面都是为了瓦解无治党。此前已经讨论了前两个层面：

• 第一个层面是压制性的，即利用暴力来镇压无治党，在某些情况下投机性地顺带镇压嘴炮异议；

• 第二个层面是调解性的，即在瓦解无治党之后，将其成员纳入政治生活的总体管理之下，整合进嘴炮异议核心。

而黑色恐慌的第三个层面是重新强加性的，即在旧的或新的秩序党领导下恢复、延续并重新强加“常态”。“黑色恐慌”的这一再强加层面最为阴险，因为它源于所谓的无治党自身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 —— 当该党派无法克服起义的局限性时，其内部凝聚力便会瓦解。

压制性的黑色恐慌是秩序党的任务，具体由占主导地位的“现存秩序核心”来执行。调解性的黑色恐慌是嘴炮异议核心的任务，通过他们旨在成为主导核心的两条路线斗争来实现。而强加性的黑色恐慌则产生于无治党内部，这是起义所面临的现实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的后果 —— 如果起义者要将一场起义转化为席卷全球的社会革命，他们就必须克服这些限制。

“按规矩办事”就是强加和重新强加“常态”的发动机。为了对抗重新强加性的黑色恐慌，起义者必须与这种使事物正统化的权力本身作斗争，发展出一种甚至（或尤其是）拒绝代议制形式及其所隐含的正统性和公民身份的反政治。

除了针对本阶级和无治党部署的、显而易见的警察制度的镇压功能外，维持治安本身也是在为所谓的“按规矩办事”服务。菲律宾的防洪丑闻目前正由马科斯成立的“基础设施独立委员会（ICI）”进行调查。此类机制肯定了秩序党的合法性。国家惩治腐败的机器让公民确信体制在发挥作用。这就是国家管理阶级对立的方式。也是腐败话语的终极局限性 ——通过这种话语，臣民身份得以复制和巩固，带着代议统治所隐含的所有被动性。对正统和“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的废除将始于这类话语的失效，其种子可能会蛰伏数十年之久；那种卑劣无耻的腐败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其矛盾直到2025年9月才达到临界点。

秩序党主动对政治生活进行调解和管理，以防止无治党凝聚起来。在资产阶级政治的关键转折点，如政治革命或大型选举期间，秩序党内部各核心和次要派别的重新分化组合，为调解和管理政治生活创造了新的途径。

“人民力量革命”和“乙沙共和（EDSA Republic）”将菲律宾左翼的一部分人拉入了与执政的自由派寡头的交往中。结果，在阿基诺政府（2010—2016年）期间，那些自称为“通俗民主派”的人为强占土地的行为洗地，招致群众的极大幻灭，从而推动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2016年的当选。

在尼泊尔，普拉昌达（Prachanda）颁布法令解散了人民政府，他自己登上了尼泊尔总理之位，导致他以及尼泊尔的其他共产党被整合进了“现存秩序核心”，而官方的毛主义者则借此大发横财。在印尼，改革运动（Reformasi）遗留的矛盾和对立，最终因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当选而让位于“新秩序”时期一位继承人的复辟。

随着“按规矩办事”的悲惨失败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无治党凝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幻灭，不仅对秩序党的“按规矩办事”感到幻灭，也对其嘴炮异议感到幻灭。

就像“无形教会”（只有真正信奉基督的人才知道的、由入选者或未来皈依者组成的教会）那样，无治党最初是以一个“无形党”的形式凝聚起来的。在激进分子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他们认出彼此是天选之人，即便他们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彼此是斗争中的同志和伙伴。

然后，压力最终冲垮了大坝。阿凡·库尼亚万（Affan Kurniawan）遭警察谋杀，引发了印尼8至9月的起义；尼泊尔禁用社交媒体（从而禁止了批评意见），引发了尼泊尔2025年9月的起义；而在菲律宾，对防洪丑闻长期积压的不满，结合看到别处起义而产生的高涨士气，激发了9月21日在门迪奥拉的战役。调解和管理的失败，让所有这些国家的无治党人走到了一起。

游行克服了实用主义和平主义的限制，升级为个人的非法主义行动。个人的非法主义行动克服了阻碍通往集体非法主义行为的限制，而集体非法主义的暴动引发了群众性的非法主义，进而发展为起义、革命、互助共生、人的联合。每一次升级，都必须克服其特定的限制。

从根本上说，起义和革命为超越我们目前所处世界的种种可能性打开了视野。一旦人们窥见了截然不同的可能性，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原地呢？去重建那些已经被拆毁的东西吗？然而，我们的阶级并没有做出那样的选择；或者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也是带着满心的悲伤做出的，因为起义的终极局限性最终冲散了无治党。

“按规矩办事”对无治党的冲击

反动是必然的，而革命却远非如此。

随着无治党因现行政治的失败而凝聚起来，亲革命的基层力量努力围绕无治党重新调整自身。来自秩序党的镇压和来自嘴炮异议核心的调解，仍不是全部威胁；当起义者未能使起义中的社会生活实现互助共生，并且无法逐步升级以彻底变革大局时，“常态”的重新强加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起义不会像市场那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 或者至少，起义的初期不会有这种东西。市场力量是由资本的全盘化逻辑即那只看不见的手所驱动的。相比之下，起义的逻辑才刚刚萌芽，它就像是在整片敌对的生态环境中的一株幼苗。工人一旦成为起义者和无治党人、一旦与常态决裂，就将面临失去很多的危险。

印尼，起义导致大规模的哄抢以及对政府大楼的大规模纵火。亲革命者召集了“街头大会”，为起义者提供了谈论革命的空间。然而，他们在烧毁警察军火库之前，并没有夺取其中的武器。最终，起义者无法保护自己、无法保护他们的校园和家园免受秩序党暴徒或投机性抢劫犯和强奸犯的侵害。

起义没有扩大到农村，亲革命者也未能将不同的起义地点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由于既没有自卫的手段，也没有养活自己的物资，散布在这座庞大群岛上的起义者们在极少协同的情况下，做出了相同的权衡：自我安抚、继续动员但采取“非暴力方式”、恳求与秩序党达成妥协。这种自我维稳是由对反动和反革命的恐惧所驱使的。然而，无论如何，反动似乎不可避免。正是普拉博沃的反动，成为了全球“黑色恐慌”的前锋。

在印尼，许多未曾介入、或仅以防御姿态介入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对所谓“条件成熟”的苦苦等待中，等待着起义发展成为革命介入的切实可行之方案。这种“观望态度”不过是“按规矩办事”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就像是在革命之前先巩固一个革命组织才是正确的操作顺序（拉倒吧）。

永远都不会出现所谓的理想条件，存在的只有机遇，而且无论准备工作做得如何、组织水平有多高，革命的机遇始终都会出现。而阈值论的观望态度将亲革命者困在了一个无休止地等待“理想条件”的死循环中，无休止地去组织和建设运动 —— 陷入为了耐心而耐心的怪圈。但本阶级并非因为缺乏组织而软弱，而是因为软弱才缺乏组织。耐心和谨慎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为一旦革命行动的窗口关闭，反动势头便不可避免。

相比下，在尼泊尔，起义者在烧毁旧秩序的同时武装了自己。各种官方共产党几乎全然整合进了秩序党，这确保了实际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亲革命力量（或者至少是没有显性力量）介入起义。然而，起义者在烧毁政府的同时夺取了武器，克服了印尼起义者未能克服的一个关键限制。

在尘埃落定之后，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媒体声称，是某个神秘的阴谋集团搞了这场大规模纵火。在政治革命中 —— 如1986年发生的那场革命 —— 最富有组织性且最连贯的政治力量，才拥有夺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如果真的存在许多人暗示的那种规模的纵火阴谋，那么该阴谋集团的实力应该足以直接夺取国家政权。然而，并没有那样一场库德塔（政变）夺取政权，也没有任何由巴枯宁主义或提昆主义式的隐形集体专政去阻止“常态”的恢复。阿肖克·拉吉·西格德尔（Ashok Raj Sigdel）将军也没有利用这一时机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悍然实施武装统治或恢复君主制。在缺乏合法平民政府的情况下，西格德尔势力可以说根本没有阻力，就连没能克服特定局限且正处于退却中的无治党也对此无能为力。

但是，尽管尼泊尔的无治党能够从个人的非法主义行为走向群众性的集体非法主义行为，然它却未能超越法律主义和正统性本身的限制。因此，当西格德尔和军队恢复了法律和秩序时，军队便主动提议赋予那场著名的Discord选举以合法性。与此同时，事实上的军政府利用黑色恐慌来镇压无治党，在街头枪杀无政府主义者。这场反政治的革命已变得极其难以为继。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

反政治或许可以烧毁毛主义者的议会和豪华府邸，但如果起义者连饭都吃不饱，又怎么可能烧毁整个国家机器呢？毕竟，抢劫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管是列宁还是克鲁泡特金都明白这个道理：革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能养活自己，克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阂。对列宁而言，解决方案是无产阶级（以及国家）与农民阶级的“大联盟”。对克鲁泡特金而言，解决方案是城市与农村工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当布尔什维克再也无法安抚和说服农民参与他们的阶级联盟时，他们便诉诸公开的强迫，从而引发了所谓“绿军”的无数次反抗。而无治党 —— 其主要武器不是枪支和武装力量，而是通过对自身作为公民、工人、或“男人”等身份的“自杀式”拒绝，从而颠覆社会的 —— 他们并没有这样一支军队去强行征收食物。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指出，革命只有在具备国际性特征时才能成功。他们是对的 —— 但如果革命连眼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割阂都无法克服，又如何走向国际化呢？

因此，尽管“常态”被中断了，但由于起义未能维持并在社会层面上复制自身，起义者发现自己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在恢复秩序党的过程中寻求政治层面的解决方案。西格德尔和军队作为法律和正统性的堡垒在发挥作用，优雅地将合法性赋予了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Discord 投票。起义者发现自己满足于“重新做回臣民”，常态随之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那套常态所蕴含的所有社会再生产。

在尼泊尔起义中逃跑的许多囚犯，在发现自己那肮脏的牢房被烧成灰烬后，又顺从地去往别处其它肮脏的牢房里报到，因为在牢房内的合法性，比起在秩序党的重压下过亡命天涯的生活更易于被接受。

监狱 —— 包括今天构成整个社会的那个巨大监狱 —— 只有在法律和正统性被废除的情况下才可能被消灭。如果没有这些，回监狱报到这种事怎么可能在脑海中形成？又怎么可能去恢复代议制以及它所维系的统治秩序？

相比于最严酷的反动，“常态”将更易于被接受；相比于不确定性，臣民身份将更易于被接受。而且，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强迫，是给人“要么工作要么挨饿”的“自由”（而不是要么奴隶制要么死亡那种赤裸裸的强迫），因此给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 Discord 选举赐予正统性的体面做法，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因为无产者要么是具有革命性的，要么什么都不是，而当他们将自己作为工人、作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的阶级进行自我再生产，被说服继续当秩序党的忠实公民时，他们恰恰是不具有革命性的。

如果不克服这些特定的限制 —— 即克服重新强加性的黑色恐慌、克服被强行重新确认的“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 事情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结果。仅仅烧毁政府物理象征的所谓“巨大秘密阴谋”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国家，就像资本、父权制和其他所有等级制度一样，不是凝聚在特定的地点，而是凝聚在社会关系之中。烧毁一座议会大楼也许没那么难，但这栋大楼所承载的正统性将在烈火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被重新构建为“臣民”之后，昔日的起义者们在 Discord 上重建了议会。 当时，在尼泊尔武装部队的严密监视下，这一选择不言而喻。

如果我们面临同样的选择，我们会像在西班牙革命失败后继续反对佛朗哥的游击队那样吗？会像萨巴特兄弟那样吗，躲进森林和山峦，尽管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得以巩固，依然坚持斗争？

个人的行动、甚至是小规模的集体激进行动 —— 尤其是那些在边缘地带采取的行动——极少能对“常态”构成足够的挑战，极少能激发出印尼和尼泊尔那种群众性集体的反叛大爆发。

不可避免地，“常态”被重新强加。这就是制约起义成长并扼杀了其萌芽逻辑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所导致的后果。“按规矩办事”重蹈覆辙 ，连同它所体现的所有合法性和正统性也全部照旧了。黑色恐慌登场，当初的起义者变成了顺服的臣民、囚犯、逃犯、或游击队员 —— 只要秩序党至高无上地统治着，变成哪一种都没什么区别。嘴炮异议在新的常态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剥离了政治属性的人要么变得政治化，要么退回到冷漠状态中。“神安天国，歌舞升平” —— 起义失败、秩序重建后，统治阶级弹冠相庆、粉饰太平。

克服局限

2025年9月21日门迪奥拉战役中无治党的浮现，暴露了菲律宾左翼和后左翼所有派别的无能（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在背后没有任何政党的所谓阴谋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影响城市贫民青年采取许多其他人无法采取的行动。最大的讽刺在于，那些参与了“政党阴谋”（其中一些还拥有武装分支）的人，却依然局限于反叛的边缘地带或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来自“国家民主”的激进分子和骨干在9月初曾参与了局部范围的破坏行为以及同警方的轻微冲突，但直到几周后的9/21，所谓的无组织群体才真正实现了自主行动。在9月初到9/21之间的这几个星期里，“被允许的左派”从原本就有限的暴力转向了更加屈服的实用主义和平主义，而直接行动者则从政治上的默默无闻转向了公开显性的暴力。

对于去年九月出现在卢内塔和门迪奥拉的人，简单地要求他们投身于暴动的混战中以将其升级为一场起义，这并不现实。与其去问那天现场的人本可以做出什么不同的选择，**不如去问 —— 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创造出一种让他们“不得不那样做”的局面？**换言：是怎样的制约塑造了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又是怎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阻碍了他们去介入并促使暴动超越自身的局限？

“国家民主”在9月4日发动的冲突和破坏行为，其中的激进分子是了解风险并甘愿承担的。而在9月21日的事件中，门迪奥拉和卢内塔集会人群的成分则有所不同。许多人对风险的承受力较低，而且事实上，召集游行的人当时也向他们下达了疏散的命令。

合法性自有其用处。那些高举“马卡巴扬”联盟旗帜游行的全国民主党人，扮演了“被允许的左翼”角色。倘若他们决定加入门迪奥拉的骚乱，他们可能就会失去在国会的席位。

合法性自有其用途。那些高举“爱国联盟（Makabayan）”旗帜游行的国家民主主义者，扮演的是“被允许的左派”的角色。如果他们当时决定加入门迪奥拉的暴动，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就可能付诸东流。失去他们在“常态”内部的位置，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们规划中的改良。同样，这不一定是要对他们的不作为进行评判，也不是要质疑他们的社会主义资质，而是要认识到“常态”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限制，并认清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被捆绑在维护“常态”的战车之上了。

指认出心魔，是驱逐心魔的第一步。如果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没有被清楚命名并被真正认识到，就无法克服它们。通过研究起义为何失败，我们可以用“应当避免什么”的知识来武装自己。没有认知，自觉性就无从谈起。

革命先辈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各种局限的语言：

• 城乡间的割裂；

• 养育革命（或称《面包与自由》）；

• 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工人主义、对无产阶级身份的肯定、臣民身份、法律主义还是正统性）；

• 保障医疗保健和药品的物流；

• 克服各种分工（尤其是性别分工和社会再生产）；

• 防御和军事问题；

• 问责和安全；

• 克服边缘化和革命孤立性；

• 克服意识形态和宗派分裂；

• 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离、身份认同和偏见；

• 没收剥夺者的财产；

• 应对国家；

• 解决“革命领导权的危机”；

• …… 等等还有更多方面。

秩序党的正统性，其物质基础在于“常态”的顺畅再生产：诸如食物和药品的物流、保障照明和医院开放、保护家园和面子免受侵犯等等简单的事。法律主义由此产生，“按规矩办事”又由法律主义衍生。在经历了破裂和起义的不安全感后，除了通过合法程序外人们哪还有其他精力去想象如何跟国家打交道？因此，与秩序党决裂，意味着去挑战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的物质基础 —— 这就需要起义的逻辑去回答如何克服特定限制的硬核问题，将食物、安全和医疗照护用平等互助的新结构分享到位。

在“常态”下，是的，我们是和平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实用主义者。但和平主义在什么情况下会不再具有实用性？当那一刻到来时，人们身上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否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变得不再务实？我们是否会因为习惯于向局限性妥协，而错失了超越这些局限的机会？我们与实用主义的关系绝不能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实用主义绝不是一个需要去秉持或捍卫的“价值”，恰恰因为它仅仅是实用主义。从同义反复的逻辑来看，实用主义并非原则。在起义的过程中，实用主义本身就会演变成一种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限制。

以往的革命者曾把权宜之计奉为美德，并将实用主义的提议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基于权宜和实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变成了“基于原则，我们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意识形态化。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无论是古拉格还是劳改营）在特定语境下都曾被辩证为是实用的，但现在的亲革命者却将这些意识形态化并上升为原则，辩称革命的镇压功能必然要带有监禁性质。类似的意识形态化例子还可以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的庸俗化、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条条框框中找到。意识形态化，本质上就是使权宜之计合法化并使其演变为“按规矩办事”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不会自动“解决”任何问题，无政府和共产主义也不会直接“消除”统治，因为革命的方向是让每个人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就是不再与我们相割裂的、真正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动性。如果我们自己无法克服所面临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革命进程就必然失败。革命并不会顺带“解放”女性；女性以及所有被赋予性别身份的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并废除性别分工和性别本身 —— 这是仅举一例 —— 否则革命就会退化。在革命中，真正清晰可见的将是我们自己的双手，而不是起义“那只看不见的手”。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所面对的每一种限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运作机理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去战胜并超越它们。

人们常说“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对此，借用厄休拉·勒古恩的话，我们的回答是：“但如果没有终点呢？我们所拥有的只有手段。”我们所渴望的终点是如此遥远 —— 那绝不少于全盘的社会变革，以及终结一切形式的统治 —— 而我们所对抗的势力的庞大超乎想象，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常态”时期，“我们所拥有的只有手段”。

如果智慧和手段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那么我们的手段就应当是具有“预示性”和生成性的，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出自主性、能动性以及开展自主激进行动的能力。这些任务并不是“革命”意义上的 —— 不是在“常态”时期凭空引发炸裂、起义或冲击的东西。相反，它们的革命性在于能够使我们去组织、反抗、战斗，并建立起在起义和革命局势中派得上用场的力量和能力。这些能力此前严重发育不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在印尼、尼泊尔、菲律宾和马达加斯加发生的起义，最终都以无治党的解体和“常态”的重新强加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形式的实用主义—— 例如在9/21之后出现的向“体制内健康力量”低头恳求的实用主义 —— 是自我毁灭式的，因为它们会让我们习惯于俯首帖耳、压抑自身的渴望，向权力摇尾乞怜。

在极繁主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培养勇气。

在本文所使用的语境中，勇气正是我们这个阶级能够参与起义和革命的手段。勇气是克服务实和平主义在物质和意识形态局限的动力，它能让无治党在一场单一的暴动之外凝聚力量，从而促成一场全社会的起义。在起义中，安全显然是一种幻觉 —— 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就像请客吃饭一样，起义必须成为一个让我们最终做回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也就是重新野性化，作为被无产阶级化、被异化、被赋予性别、被割裂的生命形态的自我消亡。

从物质上来说，“常态”是通过人们对它再生产的集体依赖而获得合法性的。在意识形态上，这表现为大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和被动。被允许的左翼和嘴炮异议通过培养人们作为阶级成员的勇气来使他们具有政治属性，但最终只是将这种勇气引导去谋求微小的改良。勇气使我们这个阶级能够向秩序党索求得越来越多。在升级局势时勇气同样必不可少，能让我们这个阶级同秩序党及常态的强加彻底决裂。

在烧毁警察局之前袭击军火库，可能会带来比纵火 罪更严厉的惩罚。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拿起武器，而不是像在印尼那样仅仅沉溺于单纯的破坏之中？而当反动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又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让我们这个处于消亡中的阶级始终对准投机分子和暴徒高举武器，而不是像以前尼泊尔的党人那样向秩序党缴械投降？正是本阶级所遭受的摧残，促使本阶级去渴望重新强加“常态”，以获得某种虚假的安全感。培养勇气同样意味着，在保护自己免受投机分子和反动派侵害的同时，保持食物供应和医疗保健的公开可用。不可避免地，起义者还必须找到彻底放弃金钱和分工的勇气。

这种勇气必须在“常态”下进行培养。在常态下，对勇气最普遍的一种制约便是强奸文化，它迫使无数女性和酷儿群体退出了运动。健全主义（ableism）和偏见同样在推开人们，并瓦解了产生更多勇气所必需的团结。如果在我们的起义中、在释放我们能动性的过程中，不能包含我们身在其中的翩翩起舞，那这还能算是“我们的起义”吗？

同样地，当激进分子和起义者卷入压制性的“黑色恐慌”中时，对他们进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如果反动到来时我们自己得不到支持，所有人的勇气都会受到抑制。以及，废除监禁制度、削减警察资金、释放囚犯的斗争，对于培养本阶级的勇气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食物和商品方面，同样需要类似的勇气储备。显而易见，声援经济和替代性制度安排（即所谓的双重权力）不能也无法挑战“常态”，更无法克服资本的全盘化逻辑。但是，这些替代性生活方式的局部尝试，依然能够为我们在革命下的全面推广提供勇气和基础。因此，在这些事务中的自觉性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常态”下所能做的事情的局限。

起义会再次到来，正如它甚至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在不断地潮起潮落。为了下一次起义的到来，自觉性、极繁主义以及勇气，将必不可少。

正在到来的黑色恐慌

这个世界正处于一场世界大战之中 —— 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到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种族清洗，从美以对伊朗的战争、波斯湾和非洲之角冲突，到萨赫勒地区的冲突、缅甸和西巴布亚的内战，以及对台湾和东南亚海域的战争威胁。在所有这些冲突中，所有的敌对阵营在“黑色恐慌”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帝国主义对反叛的镇压呈现出一种新模式，即帝国主义者先发制人地轰炸伊朗的革命者，以确保一场革命运动无法凝聚。

世界大战预示着未来的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破裂和起义的契机，要么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常态”进行更加暴力的重新强加。所有的政府都属于同一个秩序党，尽管它们是相互竞争甚至对抗的派系和核心。唯本阶级在秩序党之外；我们的“党派”，是即将到来的无治党。

当秩序党的党人们组织国际性的“反反法西斯（anti-antifa）”会议并加剧黑色恐慌时，我们作为亲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认清我们在未来斗争中的角色。尽管军事类比有其局限性，但有一个参照或许仍然有用：在军事理论中，“前锋”并不是战场上军队的指挥官，而是先行侦察、迎击敌人、迟滞敌方行动并为大部队推进奠定基础的单位。在这个类比中，无治党就是那支大部队，但我们可以通过隐喻式的地形侦察来为此开辟道路。奠定基础，意味着去培养我们所有人所需的勇气。但阶级抗争并不是阵线或机器之间的战争，它是无产阶级为了废除自身作为无产者、作为“男人”或“女人”、以及“常态”强加给我们的任何身份，而进行的抵抗。

随着当前世界大战的加剧，国际主义正变得至关重要。然而，正如2025年的起义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起义者和亲革命者连城乡之间的斗争都无法串联 —— 甚至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 还想在法理边界和国家之间串联斗争，那该有多么困难？

在菲律宾本土，局势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年夏天，国家电网中经济产出最高的部分可能面临电力不足的困境。由于正值厄尔尼诺季节，预计夏天将格外残酷，干旱、作物绝收和中暑可能会非常普遍。再加上化肥和燃料油危机，即将到来的危机可能预示着一场比COVID-19大流行规模更大的“常态”崩溃。针对9/21事件而引发的黑色恐慌仍在持续，当天被捕的许多人依然面临着指控。然而，无治党仍有可能再次凝聚。如果答案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确定必须提出哪些问题。

我不能妄图去规定一种组织模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以满足在起义点凝聚无治党的任务。认为我们必须理解黑色恐慌以及其他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去倡导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模型。本文仅仅是审视一下去克服我们所遭遇的特定限制需要具备什么。如何建立一个既能履行这些任务，又不会再次被“常态”所吞噬的组织，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起义。

克服局限的任务，是所有亲革命者作为“无形党”自觉天选之人所必须承担的。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何处，都能看到这个无形党，这个即将到来的无治党 —— 在吉普尼司机、农民、无家可归者组织成员、工人、妇女、酷儿群体、以及同志伙伴的身上。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正宜无治。

🏴

… 人们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垃圾网文和被操纵的热点作为情绪按摩棒维系着脆弱的连接。远看山头林立，实则各自为营，大把的特长因找不到用武之地而被荒废。

… “能人”不少，但大部分时候不发挥作用。聚在一起说的基本都是片儿汤话。面面相觑，斤斤计较。这在各方面都是浪费。

… 社会心理的能量不断涌动，某些层面上甚至可以说是横冲直撞。但绝大部分都浪费掉了，以准精英为主的异议群体只将其作为背景音，而无法战略性调动。

… 消费型AI时代，能轻易搜索到的知识都在快速贬值。加上卷到飞起的竞争关系，人们不得不隐瞒所知，而不是分享合作。于是整体上，信息铺天盖地，无知也铺天盖地。

… 互不理解，甚至无心了解，根据只言片语定即对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定性判断。然后嘲弄，冲突。浪费时间和精力，最终可能发现只是误会。

… 你急于分享自己的深思熟虑和灵感闪现，但周围人思路跟不上，完全无动于衷。你的精妙点子由于缺乏伯乐而被丢弃。

……

社交媒体已经流行20年，这期间多数情况下你我都在耗尽自己的精力为大厂赚钱，把对我们的身体和私密生活的压榨剥削理解为时尚潮流，甚至必然应然。

人生有几个20年？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做点什么呢？

议题九终于来啦。

对此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最终得出的共识是一个折中方案：不做完整公布 —— 完整版篇幅过大（接近三十万字）；本次公开只选择其中可以单独截取的子话题（大家认为关注度可能较高的话题）。

选择方法基于三期工程“战术库”的预定布局。

将于两年后上线的“战术库”大概会有七个板块，此次我们为其中四个主要板块的主题各选了一个章节。所以它看起来是以下4个议题，但**所有议题共属于同一个项目，同时可各自独立。**即，任何议题都可以单独拾取、调整、深化、重写，以匹配您的战略图谱。

四个主要板块所对应的主议题是这样的：

• 原理和理论栏目：第三章《“学者”和“知识分子”不是同一种东西 - 激进知识分子的重构计划和战略性部署模版》

• 实操栏目：第九章《对抗异化和构建主体性 - 如何与中产阶级改良派在激进的自主媒介项目中协作？》

• 示范栏目：第五章第一节《钱钱钱！资源动员与独立的伦理—— 如何拒绝资本的“死亡之吻”》

• 经验栏目：第七章第三节《叙事实验、抵抗美学、和反监视 —— 此地不吃瓜，线上生存策略浅析》

同时，每个主议题都带有自己的子议题，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合作方反馈的增加，可能会不断产生新的子议题。

截至目前为止，四个主议题的各自子议题结构是这样的：

“学者”和“知识分子”不是同一种东西 - 激进知识分子的重构计划和战略性部署模版

对抗异化和构建主体性 - 如何与中产阶级改良派在激进的自主媒介项目中协作？

【示范栏目】- 钱钱钱！资源动员与独立的伦理—— 如何拒绝资本的“死亡之吻”

【经验栏目】叙事实验、抵抗美学、和反监视 —— 此地不吃瓜，线上生存策略浅析

本项目是开源模块化的，不论主页面还是子页面，都是模块。您不需要支持甚至不需要了解我们的政治，只要您了解现状问题、并对解决问题感兴趣，您就可以取用本项目中展示的任何战术模块、或者复制整个解决方案，在您的实地试运行。

尤其是，这里没有“终极模块”，所有页面不论大小其主题都有无限的延展空间。随着您自己的实践愈加深入，您可以对其进行补充、修正、扩展，甚至重写（比如，“IYP引起的话题给了我灵感，我去尝试了，但在我的尝试范围内发现部分理论行不通。所以我自己摸索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本项目就像是一片森林：我们的总战略是土壤，每一个主议题都是树木，子议题是枝叶；所有这一切都在发育，更多新的枝叶（新的洞见、经验和创造力）长出来，旧的（已经解决的问题和失效的策略）落下变成肥料，树木变得更高更粗壮、根系相接（从独立项目发展为互助网络），土壤也将由此获得更多的肥力（战略图谱的更新和升级）。

IYP这两年来在做的事情：通过构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从而示范一种全新的人际结构，不争不抢、互利共生。

要实现这点，绝非独立于政府机构注册和运营这么简单。它是一种直接行动，即在资本主义逻辑和国家行政权力的重重包围之下，通过主体的自我组织，摸索着开辟出一块属于每个人的生存空间。

写这么细，会不会让敌人受益啊？

应该不会。

首先，敌人可能早就知道，只是大家还不知道。

这里一半以上都不是新东西，是我们自己和过往同类项目的工作经验。现在公开是因为局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能更有利于孕育和联邦（也更需要）。

并且，公开的部分远非自主项目全部，它只是一个相对简单、容易上手的案例。如果您从未体验过没有老板、没有KPI、没有勾心斗角变态竞争的环境，且对此感兴趣，那么这个案例可能是您最容易体验自治主义生活的入口 —— 没有技术门槛，不花钱，投入成本较低（需要投入的是智慧和创造力）。尽管如此容易，但丝毫不减其重要性（当下全球抗议活动频发，却几无成效，很大程度上与全盘商品化的景观媒介对认知的垄断式操控密切相关）。所以对新手来说，从这里进入是很划算的。

当您熟悉了无中心互助共生结构的运作并体会到其价值时，您就可以自行创建任何您感兴趣主题的自主项目，或者把自己发展成独立节点，尝试前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法。您的经验将帮助更多同道。

其次，自主项目真正伟大的地方并不是战术策略，而是因其存在而构成的革命性新生态。生态的形成源于困境和欲求的凝结，敌人可以围堵信息、消灭信息源，但它们无法消灭生态，除非真正解决困境，否则欲求将始终存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您不能完全照做！这不是说明书。能成为说明书的部分是不会公开发布的。公开的内容是作为提示，您需要基于您自己的战略图谱进行更多的翻新和再创作 —— 再创作同属“共创”的一部分。

那么，所谓的自主项目长什么样呢？

一些基本特征：

• 无等级完全横向：没有核心领导层，采取轮值岗和共识决策。

• 直接行动：不依赖选举、法律辩护或游说，而是自己做主，直接通过实践来达成目的。

• 互助：资源分配基于共同的需要，而非交换价值。一个健康的自主项目不仅能维持自身的存续，还能向周边展示出解决匮乏的替代性模板。超越左派和自由派的“共识凝聚”，自主项目的底层逻辑是互助共生，汇聚资源以放大所有人。

• 先示范后论述：组织的架构本身即是其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缩影（“在行动中创造未来”）。

• 抗收编的反脆弱性：有底气可拒绝与任何国家机器或大资本建立正式的契约关系。即便没有任何外部资源，也能通过自身的互助网络生存下来。

• 智识的共同体化：自主项目拒绝知识的私有化。单一节点产生的信息和智慧与自主网络中所有节点共享。玩信息差争权夺利是不受欢迎的。

• 重新结识彼此：而不仅仅是“重新组合彼此”。在内卷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的焦虑来源于“未来不可控”。而自主项目联盟通过一套严格的治理规则和互助协议，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可预测的、受尊重的社会性小环境。

自主项目和合作社有什么区别？

尽管这两者经常被相提并论（请注意：合作社描述的是产权关系，不能随便自称），但依然有差异：

• 合作社很可能妥协：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生存压力往往来自于市场。为了维持成员生计，它必须考虑“规模扩张”和“竞争优势”，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在微观层面的延续。尽管创新金融项目对合作社的资助标准非常宽松，但它们中的大部分最终都难逃妥协的困境。

• 自主项目肯定对抗：自主项目并不以“盈利”作为存续的条件。它的存续依靠的是“脱节”—— 通过减少不必要的需求、共享资源、以及与主流消费主义脱钩，自主项目创造了一个相对隔离的生产区域。因此，自主项目追求的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深做透”——深入挖掘自治的每一种可能性，并在遭遇资本压力时，能够及时撤退或切换形态。

简单说就是，从根本上换一个活儿法。

自主项目的形式非常丰富，“大”到全球知名的萨帕塔、阿根廷工厂占领、西雅图，“小”到不需要花钱买就能得到的知识、手头紧时也不至于挨饿的笃定、走到哪都有容身之处的心安、抗审查的分布式加密存储和联邦宇宙 ……

不论您参与还是享受其中，或者像我们这样发起自己的项目，都是重要的和珍贵的群策群力。

自主项目的判断标准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自主项目？

从基础层面上说，先看四件事：

1. 决策结构：该项目是否做到了禁止任何形式的终身领导，执行岗位轮值，所有重大决定必须经过参与者的直接参与？换言，它是否能做到避免形成任何形式的支配关系，拿人当人 —— 无代表、共识决策、直接民主。

2. 经济和资源关系：依赖什么？战略目标/价值观是什么？项目内的生产成果是否能避免以“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流入市场，而是优先满足内部成员及周边社区的直接需求？—— 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资源用于维持项目或公共用途、无投资人控制权、无集中产权。

3. 自己就是战术：自主项目不仅是避难所，更需要具备示范效力 —— 即它必须通过实践，不断向外输出新的实操方案。

4. （最重要的一点）实践一致性：手段是否与目的完全一致 —— 如果目标是自治/反等级，那么内部实践必须也是自治主义的、无等级的。不要听任何讲述，直接看人们怎么做。

简言：自主项目是资本主义和国家逻辑的结构性对立面。

直接躺平不行吗？

行。我们多次强调躺平倡议在当下的重要作用及其战术意义，因为的确需要帮助更多人换一个视角来评判这个变态竞争的新自由主义跑步机，这是关键的一步。

但停在这里是不够的。

躺平是从跑步机上“下来” - 退出竞争；但没有关掉跑步机。尤其是，躺平倡议对跑步机的冲击力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它假设“卷”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只要说“我不要了”就可以不要。但现实与此假设是相反的 —— 内卷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竞争性结构的自我加速机制。

• 当资源（岗位、机会、流量、认可）增长变慢时，个体提高投入并不会减少竞争，反而抬高了整体门槛。

• 被看重的全是实则无意义的信号 —— KPI、学历、加班、履历，而真正的贡献被忽视，系统奖励那些会演的人，而不是会解决问题的人。人们被激励着去效仿表演型人格，追求可见度，而不是意义；就连高风险的抗议活动也变成了媒体镜头秀，在全球接连发生却几乎不再起作用。

• 最关键的在于，个人是被迫卷入的，被结构锁定的，很难脱身 —— 不卷就会被淘汰，被淘汰等于更少的选择，更少的选择等于被迫更卷。强制性纳什均衡陷阱。

更糟糕的是，除非运动能做到爆发式膨胀（类似总罢工那种作用力），否则就很容易被系统吸收为“缓冲层” —— 在现实中，系统将躺平者边缘化，但不改变核心竞争逻辑，用“允许退出”来降低整体反抗压力；甚至会变成系统稳定性的安全阀，而不是破坏力量。

不要被敌人的恶意愚蠢迷惑住。统治者强烈反对躺平是因为他们担心出现总罢工式的爆发力，同时还要假装自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就像他们一直做的那样），顺便搞一笔“境外敌对势力”的宣传经费。所有这些都跟你我的利益完全无关。

自主项目如何对抗内卷的世界

而自主项目是不依赖既有竞争体系逻辑的，它自行构建生产、协作和价值机制的小型组织实践。自主项目不是简单的“退出”跑步机，而是通过示范替代性的结构，从而证明大家可以活得更好。

• 创建新的规则空间

• 重新定义价值分配方式

• 建立非竞争性协作关系

内卷之所以持续，是因为资源只流向竞争胜出者，只滋养既有权力结构。而自主项目在小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让价值不再依赖传统竞争认证，从而在项目范围内实现根本性地改变“水往高处流”的管道系统。

内卷系统的价值定义是排名、稀缺性竞争、可量化绩效。而自主项目引入的是互助价值，实用价值优先、协作贡献优先 —— 这不是优化，而是更换评价体系本身。

自主项目打破了“卷vs躺”的二元世界，提供第三条道路：尝试在替代系统中生存。

从而，内卷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机制。结构约束断裂。

变革并不像一场大火那样几分钟烧毁整个大厦，而是通过构建一个个能够自给自足的“逻辑堡垒”，在大厦倒塌之前，把有价值的人、知识和生产力，尽可能多地安全地转移到自治自主的阵地上来。自主项目的变革力量在于：它在物理和智识上建立了一条“全新的轨道”，而如果你能让最优秀、最清醒的一群人在这条轨道上高效地完成协作，资本主义原本赖以生存的资源就会像沙漏一样流失。

加入自主项目很难吗？

一点都不难。只需您意识到当前的错误（现状），同时明确自己的期待（战略方向），就可以开始动手设计自己的项目了。

就我们的“议题九”而言，它是这样一个示范：

现状

A. 人们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垃圾网文和被操纵的热点作为情绪按摩棒维系着脆弱的连接。远看山头林立，实则各自为营，大把的特长因找不到用武之地而被荒废。

B. “能人”不少，但大部分时候不发挥作用。聚在一起说的基本都是片儿汤话。面面相觑，斤斤计较。这在各方面都是浪费。

C. 社会心理的能量不断涌动，某些层面上甚至可以说是横冲直撞。但绝大部分都浪费掉了，以准精英为主的异议群体只将其作为背景音，而无法战略性调动。

D. 消费型AI时代，能轻易搜索到的知识都在快速贬值。加上卷到飞起的竞争关系，人们不得不隐瞒所知，而不是分享合作。于是整体上，信息铺天盖地，无知也铺天盖地。

E . 互不理解，甚至无心了解，根据只言片语定即对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定性判断。然后嘲弄，冲突。浪费时间和精力，最终可能发现只是误会。

F. 你急于分享自己的深思熟虑和灵感闪现，但周围人思路跟不上，完全无动于衷。你的精妙点子由于缺乏伯乐而被丢弃。

……

更普遍的，那些带货的垃圾小视频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无聊，主流媒体的灌输是不是一样讨厌？数字世界只剩下一片片酸臭的口水和居心叵测的小广告，他们千方百计戳疼你的痛处只是为赚取你的流量，却没有任何人想要帮你解决实际问题。

刷屏越刷越郁闷，“杀”掉的不是时间，更是生命。

社交媒体已经流行20年，这期间多数情况下你我都在耗尽自己的精力为大厂赚钱，把对我们的身体和私密生活的压榨剥削理解为时尚潮流，甚至必然应然。

人生有几个20年？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做点什么呢？

战略方向

1. 直接行动：在一线重构共同语言。

2. 独立生态：为同道促进供需对接。

3. 高度横向：没有山头、每个人都是“大腿”，不再需要委屈迎合，用共识协作取代交易。

4. 夺回时间主权：没有绩效，没有贷款和利息，不卷不跪。代谢平衡，共创即生活。

我们要做的东西 belike

1、活化 -

当前的认知市场之所以是死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倾听他人的想法，几乎每个人都只是在等待其他人“说完”，然后自己上场反驳或者背书。至于前者的观点究竟有什么问题、是否完成了、有哪些可取之处、有暗示却没明说的东西都包括什么 …… 几乎没人感兴趣。

每个人都是发言人，却像地鼠一样自顾自地跳跃。机械性、可预知、终极答案式、利益交易型站队 …… 所有这一切都是认知市场的死穴。

“活化”即相反的操作 —— 任何一次发布都是未完成态，没有纯粹的观众，所有人都是生产者，每个人都被期待着对整体作出最要的、精妙的补充。所以“你”的重点是“他人”，而非你自己。

2、对接 -

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在资本逻辑下要么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么沦为无力的边缘人，其智力资产被大科技和资本持续收割。

读书只是为了考试，考试只是为有机会花钱买学历，买了学历再拿去卖掉自己，把卖身契当奖状吹嘘。知识是昂贵的，却没有对等的收益；现实的问题依然迫在眉睫，只是越积越多，越习以为常。

“对接”即对智力资源进行战术性重组。匹配供需，让智识发挥实际作用。

专业能力不再为KPI服务，而是服务于共同的生存。

将复杂的理论改写为通俗易懂的“战术手册”，直接服务于具体的抗争任务，打破知识与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依附链条。

3、资源迁徙 -

在资本主义增长见顶的内卷时代，个体在萎缩的资源池里被算法奴役、相互撕咬。

由于缺乏结构性武器，个体的抵抗往往只是无奈的防御，却无法免于系统越来越残酷的收割。

各自为营，孤军奋战，所有人都很辛苦，却几乎没有能够接住彼此的力量。

“资源迁徙”即通过构建“互助共生小组”，在内部实现技能互换、风险共担（如法律保障、技术防御等）和资源微循环。从而降低成员对体制内雇佣劳动的绝对依赖，把原子化的个人从零和博弈中抽离出来，结合成自治网络中精密的协作齿轮。

4、认知审计 -

如今的互联网只剩下信息过载和意义解体。受众每天被无数真假难辨、朝三暮四的信息洪流淹没，裹着商业包装的一切都毫无信誉可言。

大资本、主流媒体与大科技公司的算法合谋，通过蹭热度、煽动廉价情绪和过度娱乐化，共同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媒介景观元宇宙，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远。

普通受众看似拥有无限的信息源，实则被彻底剥夺了对现实的自主解释权。

“认知审计”即夺回解释权的行动。自主项目的信息和洞见均来自横向团结的互助网络，没有利益拉扯，没有资本和权力的操作，成果共享，而非出售，所以比商品化的认知世界更值得信赖。

…… 还有更多，更多，等待您的挖掘和培育。

时间正越来越少。眼看着增长陷入停滞、生态越来越不可持续，人心在冲突和孤立中被痛苦侵蚀，记忆里充斥着失败的经历，最热门的谈资只剩下大洪水和集中营 …… 这真的是任何人想要的吗？

在我们失去所有力气之前，如果依然没能摸索出截然不同的生存模式，那就真的完了。

而现在，显然还没完。还有机会。

AI时代，如何加入自主项目

AI时代可以帮助降低自主项目参与者的技术门槛，但同时更强调参与者对数据处理的审美能力和对协作逻辑的熟稔。

绝不是依赖技术，而是用技术作为辅助，将个人零散的反抗汇总并转化出系统级的认知改变。

比如，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无处不在的算法歧视。如果你关心社交媒体限流审查、招聘平台的筛选机制、零工平台的黑箱，你可以试着建立一个本地化的偏见档案库，让 AI 扮演“模式识别者”。你只需要将大量分散的、碎片化的截屏或数据输入给 AI，让它帮你统计规律、生成对比图表，再通过逆向工程推导出该算法的“隐藏逻辑”。

最后撰写报告公开这份调查。

再比如，主流AI工具对微观的、本地化的政治经济现实基本上一无所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充满谎言。对此，你可以构建针对本地区、特定行业的“原始资料档案馆”。如果你想要提高整理速度，可以借助AI帮你剔除官话、提取关键指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审计报告”。想要手动做也完全没问题。

关键在于，你掌握了本地最扎实的资料，不必依赖中心化的媒体信源；随时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资源节点并入自主媒介系统。

再或者，一个小型的、基于邻里或志趣群体的“借贷或技能交换”网络，你觉得怎么样？使用简单的数字化工具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对接，摆脱对资本平台的依赖。AI可以帮助供需匹配提高速度和准确度，无需中介平台。

还可以有更多更多。

总之，正如我们在一期工程的标题中注明的那样：您需要首先知道当下的错误在哪，然后才能意识到如何更改可以最有效，进而才能选择恰当的方法。

议题九合作团队的留言板

🏴

如今很多人认为愤世嫉俗需要勇气，其实，愤世嫉俗是最大的懦弱。保持纯真并打开内心才需要真正的勇气——无论我们经常为此受到多少伤害。

——艾丽卡·琼

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直到目前都找不到一个真正想要加入的群体，那就不如自己创建一个。

这份清单汇集了我们在既有圈子中感受到的种种缺失，以及我们如何去弥补这些缺失的想法。它不描述政治立场，而是在描述我们希望如何去实践政治。

不必痴迷仪式性的集体活动

不如把自身的“组织建设”置于“动员行动”之上。

没有必要对敌人所有愚蠢的折腾都给予反应，避免被绑架。把宝贵的政治能量用到构建自身的自主性上。

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越多掌控权，这个地狱体制对我们的影响就越低。

彼此扶持

互助应该是核心工作，而不是战术选择。互助的价值观和能力是我们有别于这个资本主义鱿鱼世界的最重要本质。

我们对那些空洞的高大上的意识形态和口号不再感兴趣。现在我们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中可触可感、具体具身的政治。致力于用理论和信仰来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的政治，就是在食物、工作、住所、情感支持、集体防卫、获取激素、堕胎服务、应对官僚体系、儿童照护、老人照护、病患照护 …… 等切实的方面，彼此帮助 —— 彼此照料。

我们不会彼此“取消”

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警察”，包括内心的“警察” —— 我们不审判彼此，更不会在人前背后说三道四。不会让敌人利用我们内部的误解和矛盾。

我们对自身的集体力量保持冷静与信心：既能保护并疗愈受害者，也能转化施害者身上的伤害模式。

通过持续学习并实践“转变型正义”，我们帮助同道构建起对自主力量的信任。

在冲突、伤害和权力滥用真正发生之前，就开始练习如何应对，而不是维护表面的和谐。

我们不会把人赶出群体。我们致力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人。

内部混乱发生时，我们自己处理，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信团体的力量，内心足够强大和智慧，不会逃避责任。

彼此相守

我们是战友、是同道。每个人都清楚谁是敌人，能够清楚区分内部矛盾与外部敌对。

我们努力让每位同道都“被看见”、被欢迎、被珍视。

我们的纽带由立场、伦理共识、和共同的梦想锻造；

在斗争的火焰和压迫的威胁中不断得以淬炼；

它比民族国家更牢固，比血缘家庭更深厚，比个体关系更强大。

我们的共同体能够承受心碎，而不崩溃。

建构意义

不断提醒彼此：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是更宏大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讲述前人的故事，谈论当下的战略目标，

让自己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定位，成为传递反抗火炬的人。

作为共生的关系，我们为彼此喝彩和支持。而不是争权夺利。

让自己可见

当你在他人身上看到我们的战略标志时，那是一种欣慰和激励，会让你感到平静和安全。我们的所有努力都致力于这份安全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以知道自己找对了人。

而当敌人看到我们的标志时，他们会颤栗，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伤害一人，便会激起所有人的反击。

占领空间

我们不会躲在钢筋水泥森林的牢笼中。而是走出门去，

在公共空间里可见地相聚，让这些空间成为“我们的空间”。

让盟友们知道，在我们的地盘上他们更安全；而敌人则会畏缩，因为他们携带的压迫感在这里显得格外丑陋刺眼。

赋能彼此

我们的聚会不会耗尽能量，而是激发能量。

它将充满丰盈：有喜悦、有趣味，有音乐和笑声，也有哭泣与哀悼；人们的声音中充满情感、信念和旺盛的生命力，那是基于彼此间的平等互信。

同时，我们理应警惕并拒绝资本主义“工作文化”的逻辑 —— 我们的政治绝不是第二份工作，而是在漫漫长夜中的盛宴、派对、愤怒和拥抱。

是彼此的鼓舞。当人们疲惫无力时，就会想起来拥抱我们这个充电站。

召唤前辈

我们学习那些先行者的故事 —— 那些在斗争中把我们带到今天的人。

在记忆逝者的同时，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体中重生，

不仅仅在哀悼中纪念，也在庆祝和力量中纪念他们。

我们不会只记住前人遭受压迫的悲剧，更会记住他们在反抗中展现的喜悦与自由。

我们都知道**并没有所谓的“英雄”，前人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 —— 而今天的我们，本身就是力量和荣光的体现。**

我们让自己值得信赖。

我们的聚会定期举行，规律性会带来安全感。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出现，因为大家都愿意出现，也期待出现 —— 正因为这些聚会是在积累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

我们理解仪式、规律和节奏的力量，因为正是在节奏之中，才能有协调的舞动。

我们不会把这些规则看得过于僵化。

人类的精神无法被文字、理论或体系完全预测和框定。

我们不向任何权威低头，尤其不向僵死文本的权威低头。

我们绝不会让任何意识形态践踏一颗真实的人心。

每个人都是成熟的自由人，我们可以不断质疑自己。

🏴

组织基础

组织本地团体

在进行组织工作时，本地团体成员应自问：“我们是否正在接触社区中的不同群体 —— 少数族群、老年人、工会、教会、校园 …… ？尤其是，在社区危机时刻，我们是否被其他群体视为一种资源和支持力量？”

以下是在为建设一个公正且和平的世界开展工作时可参考的一些指导原则：

• 在学习的同时，始终关注可能采取的行动。

• 组建一个核心团队，尽可能涵盖多种关键技能。

• 在更广泛关切的背景下，围绕明确重点开展本地行动。零散分散的组织方式往往会以挫败告终。

• 找出你能够进入社区政治进程的所有途径。

• 识别并接触所有潜在的盟友。

• 将信息面向公众传播，他们比既得利益集团更可能被说服。

• 认真对待自己、你的团队以及你关注的问题；如果对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很快就会显露出来。

• 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

• 持续性、坚定性和专注力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如何开始一个本地团体

建立本地团体有两种主要策略：

• 第一种是围绕广泛的政治或社会议题组建团体，然后逐步发展出反映这些关切的具体行动和运动。

• 第二种是围绕某一具体运动、目标或不公问题建立团体，从而吸引对该议题感兴趣的人。参与者之间未必在更广泛的政治立场上达成一致，但许多初次参与的人可能愿意继续在更大的团体中开展类似的工作。类似孕育。

【注：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第一种方式更为合适，因为单一议题政治会削弱整体运动。而第二种方式更适合扩张需求。】

招募

说服人们参加会议最有效的方法是一对一接触。

如果你能直接邀请某人参加会议，他们出席的可能性远高于仅仅听说或看到相关信息却没有被明确要求做出承诺的情况。其次有效的方法是邮寄会议通知（信件或明信片），并通过电话提醒。

常见的“大规模”倡议方式包括发放传单，或在演讲、音乐会、会议、电影放映、购物中心、示威现场等场合设置资料台。高校的返校日通常是接触人群的最佳时机。您可以准备请愿书或报名表，有助于后续联系。

通过报纸、广播、社区公告栏发布通知，或在关键地点张贴海报，也能吸引人参与，但不应依赖这些方式作为主要手段。

必须让新成员感到受欢迎。

当陌生的新朋友参加会议时，应主动介绍他们认识其他人，并邀请他们参与讨论和会后活动。同时给予他们实际的任务，例如制作海报、发放传单、阅读学习材料、协助组织示威，或发挥其已有的技能。但也要注意分寸，避免让新成员负担过重或因此却步。

关键是吸引5到10名可靠的成员，他们能够坚持参加最初几次会议。这将构成核心团队，负责了解组织各层面的情况。

“我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朋友？：如何执行担保措施

第一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对组织的初期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必须精心准备。

先确定时间和地点，再联系参与者。地点应交通便利；时间既要避免日程冲突，又要足够近期，以避免被遗忘（通常提前一到两周为宜）。

会前制定议程：要做什么、为什么做、如何做、谁参与。选择略显拥挤的房间，并至少提前半小时到达。准备饮料和简单的点心，并展示相关资料。安排专人记录会议内容，以便发送给未能出席但有兴趣的人以及与会者。

会议开始时进行自我介绍（不仅仅是姓名；要简短，且有助于其他人记住您）。讨论议程是否需要修改，然后设定合理的结束时间（如2小时），并严格执行。

在明确“做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后，应获得具体承诺，例如定期捐款、投入时间、参与学习小组或行动等。如果没有实际承诺，人们就难以与组织建立联系。

会议结束前务必确定下一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并鼓励与会者带新朋友参加。必要时可设立工作小组，在会议之间开展工作。

如果会议没有实际成果，就会变得乏味。因此每次会议前都应明确目标。

自卫矩阵-反监视（在街头跟踪监视行动中脱身）

会议安排示例：

• 第一次会议：邀请朋友和政治立场接近的人，讨论建立本地团体的必要性，并就问题达成共识，获得行动承诺。

• 第二次会议：吸纳新成员，总结此前的决议，并确定组织运作方式。

• 第三次会议：策划行动（如示威、发传单）或建立学习项目。

• 第四次会议：评估行动并规划后续活动，扩大参与。

如果会议人数经常超过20–30人，可以考虑分成多个小组。研究表明，十几个人的规模最适合决策。

维持团体活力

开始并不难，难的是持续发展。维持团体最重要的方法是保持活跃。如果没有持续的项目和行动，成员会感到缺乏目标而逐渐流失。

可以组织多种定期活动，例如每周发传单、开展学习项目（围绕议题、政治或行动目标）。

定期出版通讯也非常重要：既是持续活动，又能传播信息、开展政治教育、表达观点，并增强成员之间的联系。

除行动之外，凝聚力同样关键。在一个强迫疏离分而治之的社会中，归属感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如果团体让人感到被需要、成为其中一部分，人们就会留下来并积极参与。

让会议更有趣而非沉闷。例如结合聚餐（百乐餐 - 最简单的互助形式），固定时间地点，使参与成为习惯；安排娱乐活动，如欢乐趴、野餐或短途活动等等。推动合作决策，让成员在各层面参与，而不是由少数人包揽所有工作。应尽量轮换任务，以避免分工固化。

常见问题，和通常的解决方法

• 会议冗长但缺乏行动：即便是小行动（如给囚犯写信或者组织一次传单活动）， 也能带来成就感，并奠定基础。

• 难以吸引或留住新成员：加强外展，并让新成员立即参与。

• 核心组织者离开：鼓励更多人承担责任，培养领导力。

• 责任分配不均：建立轮换机制，定期更换职责，并开展技能培训。

• 资金不足：建立定期捐助制度，或组织筹款活动。

• 规模过大：按地域或兴趣拆分小组。

• 多头并进，步调不协调：如果事务过多，可以按照兴趣方向拆分。

• 组织偏离初衷：需始终明确立场，避免被稀释或操控。

• 政府间谍的渗透：保持公开透明，避免因猜疑而内耗。

底警察识别手册2025版

建立无政府主义团体

有效组织需要四个基本要素：

• 人员

• 政治立场

• 资金

• 承诺

人员

至少需要5个人才能维持组织运作。在大多数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罕见，即便是很小的小城镇也可能有十几人。尽可能在您的本地找到更多同道。

不过要记得，如果试图把所有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都纳入组织，往往会带来后续问题。

此处最好使用担保政策。

政治立场

组织必须清楚自己“为何而战”，而不仅是“反对什么”。这也是区别嘴炮异议和直接行动的关键之一。

同时要在策略上达成一致，并确保成员遵循共同策略。

资金

组织运作需要经费，例如印刷、场地、通信等。

解决方式包括：

• 忽视资金问题（效率低且易产生不公平影响）

• 法外筹资（风险极高）

• 组织筹款活动（适合专项行动，但不宜长期依赖）

• 成员缴费制度（按收入比例更公平，也是较可持续的方式）

• 独立产业（自给自足，最理想，尽管不容易实现）

承诺

投入程度取决于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如果感到被利用或不公平，就会削弱参与度。

同时，对组织方向和发展前景的认同程度也很关键。

相比“人数最大化”，更应优先建立高承诺度的核心团队。

实践建议

• 找到4–5名愿意认真投入的人

• 初期用传单、公开会议等方式吸引更多人

• 在扩张前花1–2年打好基础

• 制定会员制度、策略和目标

• 定期出版刊物并参与社会行动

• 与更广泛的活动者建立联系

• 参加会议、示威，提升影响力

为无政府主义组织做贡献

既然您已经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一员，现在就该开始思考能为集体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了。

不要让自己退居二线、不要盲目跟随他人的建议；要尊重其他活动家的经验，但也要意识到您自己的特长，这些特长在组织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贡献，并且对组织的运作拥有独特的视角。

• 理论贡献： 组织在某个理论领域是否薄弱？如果是，也许您可以研究这个课题，并通过内部教育讲座或文章向大家讲解。要求每个人都无所不知通常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要成员能将自己的发现分享给所有人，进行适当的“专业化分工”是个好主意。

• 技能贡献： 组织是否缺乏某种您恰好掌握的或可以学习的实用技能？（例如出版/排版、视频剪辑等等）；您愿意把这些手艺教给别人吗？

• 行动贡献： 是否有某个斗争领域目前还无人参与，而您可以投身其中？或者组织已经在进行的某些斗争中正需要人手？也许您应该参与到某个特定领域的斗争中，去直面自己的偏见，或者仅仅是去了解事物的运作方式。

非常建议从小事做起，先志愿承担一些简单的任务，随着您对运作方式的理解（以及对自身精力可持续性的把握），再承担更多责任。

这些都是建立组织的实际贡献，理想情况下，您应该争取在每个方面都出一份力。其中许多事情从加入之初就可以开始做。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内部会议

任何运作良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其核心都在于定期的内部会议。

在一个健康的组织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在这些会议上做出，并且通过充分的讨论，确保所有参与者都对组织涉及的各种斗争动态和论点有深入的了解。

内部会议还应留出一定的教育学习时间。（本项目提供的是学习材料和探讨议题）

频率和地点

一个新成立的或活动频繁的小组应该每周至少开一次会，且时间、日期固定。

应尽早寻找一个固定的会场，而不是在成员家里。

您需要一个足够私密的空间，以便大家可以进行激烈的辩论，确保在此空间使用期间只有成员在场。

比如租用安静酒吧里的私人包间，这些酒吧通常很欢迎在淡季的夜晚带来的额外客源，如果老板或经理是您熟悉的朋友或者邻居，那就更好了。

决策机制

关于如何达成最佳决策的争论是无政府主义的基础。

经验表明，最有效的方法是留出充足的讨论时间，力求达成共识。

只有当显然无法达成共识时，才应转向投票。

如果时间允许，将有争议的决定推迟到下一次会议是有意义的，这可以让大家有时间深思熟虑（并冷静下来！）。

讨论的主持

即使是规模很小的小组，通常也需要安排一名主持人。

主持好一场会议其实很难，尤其是您必须非常小心，绝不能在激烈的辩论中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干预。

同样重要的是，不能每次会议都由同一个人主持。

最好的办法是列出一份愿意做主持人的成员的名单，每周按序轮换。

主持人的基本职责：

• 布置场地： 尝试让大家围成一圈，并确保你坐在能看到每个人的位置。

• 破冰： 如果有新人参加，先轮流自我介绍。

• 制定议程： 会议开始时征集议程项，并严格遵守。如果有人脱离主题，应礼貌打断，并告知已将其提到的事项加入议程稍后讨论。

• 确保平等： 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通常建议想发言的人举手，然后主持人记录发言顺序，并优先让尚未发言的人说话。

• 打破僵持： 如果讨论只局限在少数几个人（特别是两个人）之间，建议进行“轮流发言”，让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

• 保持敏锐： 缺乏信心的人往往只会用很小的动作示意（如手举到一半）。好的主持人会捕捉到这些细节，并鼓励他们开口。

• 克制自我： 虽然主持人可以参与辩论，但应尽量少说，并且应该始终等其他所有人都说完，把自己排在最后。您是主持人，但这一职位并不包含评论其他人的权利，请不要那样做。

• 维持礼仪： 禁止言语侮辱。一旦发生，立即干预并明确指出这是不可接受的。

• 处理死循环： 如果讨论陷入循环，即同样的人在重复同样的观点，您应该指出这一点，并询问大家是否想继续，或者：

  1. 进行投票；

  2. 推迟讨论（到本次会议稍后或下次会议）。如果有分歧，立即对“是否继续讨论”进行举手表决。

• 记录决策： 当似乎达成决定时，写下您认为的决定内容，并读给全场确认。如需要投票，确保将投票的具体问题写下来，并在投票前宣读，以防日后对决策内容产生分歧。

议程

如果提前确定了主持人，那就让这位主持人准备一份建议议程。

议程通常应包括：

• 确认上次会议的记录

• 待处理的往来函件

• 必须做出的决策

• 其他需要讨论的事项

• 临时动议（AOB）： 结尾处留给琐事或“刚刚想起”的事。

对议程顺序的分歧应在开场时快速讨论并表决。

如果事务繁重，可以在开始时为特定议程设定讨论时限。

会议记录

每周应有一人负责记录，并在下次会议前整理分发。

会议记录无需事无巨细，但应包括：

• 出席人员名单

• 讨论主题清单

• 每项主题达成的决定（应包含主持人宣读的原话）

• 志愿者任务分配清单

• 下次会议的讨论事项清单

补充建议： 会议必须准时开始，并在公告的结束时间之前结束或准时结束。特别是当有人需要离开时，不应拖堂。

共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群众组织策略

“策略” 意味着用您现有的资源做您能做的事。

策略是人类共处及应对世界时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行为。在利益博弈的世界里，策略是关于“如何取”与“如何予”的艺术。这里关注的是“取”的策略：“无产者”如何从“有产者”手中夺取权力，以实现自主。

以面部器官（眼、耳、鼻）为例来简单说明：

1. 眼： 如果您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群众组织，您可以将其展示在敌人面前，公开示威。

2. 耳： 如果组织人数较少，那就把成员隐藏在黑暗中，同时制造巨大的喧哗和骚动，让听者相信你们的人数远超实际。

3. 鼻： 如果组织实在太小，连噪音都造不出来，那就制造“气味” - 同样有感染力。在数字世界里做这件事再容易不过了……

权力策略法则

1. 第一法则： 权力不仅仅是你真正拥有的，更包括敌人以为你拥有的。🔙 明智地选择你的目标：绘制权力地图

2. 第二法则： 永远不要超出你方群众的经验范围。那会导致混乱、恐惧和退缩。

3. 第三法则： 尽可能超出敌方镇压系统的经验范围。这可以给对方造成混乱、恐惧和退缩。

4. 第四法则： 强迫敌人遵守他们自己的规则书。你可以以此击败他们，因为他们遵守自己规则的难度不亚于寺庙住持践行佛法精神的难度。

5. 第五法则（包含在第四条中）： 嘲讽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嘲讽几乎无法反击，且能激怒对手，使其做出对你有利的反应。🔙 让你的对手陷入愚蠢滑稽：充气”武力”和反叛小丑军

6. 第六法则： 好的策略是让自己人感到快乐的。如果大家做得不开心，那这个策略肯定有问题。🔙 分布式行动的街头派对

7. 第七法则： 不要拖延。拖延太久的策略会变成一种累赘。人们对任何议题的激进热情只能维持有限时间，之后就会变成仪式化的应付。

8. 第八法则： 保持压力。通过不同的策略和行动，利用这段时间的所有事件来达成你的目的。🔙 框架是一种权力

9. 第九法则： 巧妙使用威胁。威胁通常比事物本身更可怕。🔙 威胁感可能比事物本身更有效：战略性直接行动

10. 第十法则： 策略的主要前提是开展能对对立方保持持续压力的行动。🔙 真正的行动取决于你的目标的反应：战略柔术

11. 第十一法则： 如果你把一个负面因素推得足够重、足够深，它就会突破界限、转化为自身的反面（基于万物皆有两面性的原理）。🔙 以聪明的方式被捕：投标人和盟友的光谱

12. 第十二法则： 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可能反遭失败。你不能冒险陷入敌人的陷阱 —— 如果对方突然同意你们的要求并说：“你是对的，我们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按你说的办吧。” 这样一来你的斗争就被收编了。🔙 要运动，不诉求

13. 第十三法则： 选定目标，将其定格，加以个性化，并使其极化。🔙 占领街头：封锁和阻断指南 - 街头实战指南 S05E15

始终有新的法则有待发现。最重要的是保持灵活性，快速准确地选择策略要基于对情境局面的洞悉。

🏴

🧬 源：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I> 预演版《20条战时生存指南：端午平安》

1. 如果导弹落到你的城市，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是地铁站，以及火车站（战争期间交通运输非常重要，即使是敌人也重视交通运输）。

2. 军事设施和发电厂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如果你住在这些设施附近，最好搬远点。

3. 用胶带封住窗户通常是没用的，应该尽可能远离窗户等易破碎的地方。

4. 如果哪都去不了，尽可能躲在两堵墙后面，保护自己免受爆炸伤害。

5. 爆炸时，瓷砖墙面可能和玻璃碎片一样危险。

6. 永远不要相信政府官员。统治阶级及其发动的战争，都不会提供任何值得你用生命去换取的东西。

7. 永远不要相信爱国者。不论任何情况下煽动“爱国”的都是非蠢即坏。

8. 如果你不想被扔去前线送命，就不要住在户口登记的地址。搬到别的地方去（包括租借不需要实名登记的房子）。记住，国家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任何关于你的信息把你征召入伍。

9. 别急着躲到乡下。就留在大城市里，人多更容易藏身。在小村子里大家都互相认识，新来的人会显得特别显眼，容易被人举报。

10. 不论你住在哪，要想办法尽快和周围人熟络起来，一方面大家可以互相保护，另方面，如果官方媒体散布谣言（比如声称存在破坏者等等，这种事很容易发生），那么最容易成为靶子的就是平日深居简出的“陌生人”。

11. 军队保卫的是国家边境，而不是你。他们只会想方设法把你送去战场挡枪。

12. 不要相信官方宣传。不去打仗才是“保护家人”的唯一方法，而不是相反。

13. 囤罐头食品，压缩饼干，巧克力蛋白棒。食物不仅提供热量，紧急情况下也是宝贵资源。

14. 别指望朋友来救你。战时，人们总是先自救，然后是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再然后才有可能来帮忙。请始终以依靠自己为主旨。

15. 如果你的家被炸毁，需要寻找避难所，千万不要急着去政府提供的避难所，尤其如果你是壮年男性的话。因为那些设施是军警抓壮丁的首选，他们不仅会把你抓去参战，而且还会在电视上把被抓走的人包装成“志愿者队伍”。

16. 安顿下来后迅速观察周边，尤其是人，“人员”是重要的地形信息。

17. 限制你看新闻的时间。现实中，导弹只会爆炸一次，但在新闻里，它能爆炸成千上万次，这会严重打击人的精神健康。保持理智清醒至关重要。

18. 多备些止痛药。战时情况下医务资源极为稀罕。

19. 如果你没有任何病痛，止痛药还可以用来换取食物，肯定会有人需要的。

20. 使劲爱。不是结婚、不是一夜情，而是爱本身。各种形式的爱，越多越好。在灾难来临之前，你构建的亲密关系越多，安全系数就越高。

存着，有备无患。

祈福端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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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教和统治权力是底层同盟关系。权力的终极把戏就在于，它让人们误以为：那些人类亲手创造出来为了衡量自身潜能的符号 —— 金钱、官职、神灵，反倒成了“孕育”这些潜能的源头。

革命和解放，都必须先从夺回和拓宽“想象力的边界”开始。在一项行动实现重塑现实之前，它必须首先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可能性，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之中。

“如今我们仍然专注于打造菜园。为什么？为了不挨饿。因为有了稻米、大豆、蚕豆、玉米、花生 —— 人们就能活下去。” —— 《植物亲缘：巴西原住民地区的多物种民族志》

“现在的人们所称的农业的发展，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一个持续数千年的过程。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最早期的栽培阶段从未被超越，并且至今仍然是可持续的。而在更多地方，仅仅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全球经济的压力已经腐蚀了所有这些栽培实践。但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我们正在见证本土食物体系被全面殖民，以及对西方工业化实践几乎完全的依赖。如果将这种‘生物毁灭’直接归咎于栽培本身，就是忽视了征服和土地剥夺的历史 —— 正是这些力量将自给自足文化的食物系统推向了崩溃边缘，使其如今濒临灭绝。”—— 《反对农业，捍卫耕作》

I

在巴西马拉尼昂州的茂密森林和疏林草原中，生活着原住民卡内拉人。过去，他们以狩猎、采集和园圃种植为生，但大约从200年前开始，随着殖民定居农民逐步占据土地，他们被迫离开传统领地。郁郁葱葱的森林被工业化的桉树、大豆种植园、以及牧牛场所取代。如今，森林仅占据原始领土的5%到10%。

传统上，卡内拉人会随着季节迁移，如今则逐渐定居在更大的固定村落中。尽管他们仍依赖狩猎和采集，但可使用的土地已不足以满足全部需求，因此越来越依赖园圃种植来维生。

他们的生活方式还面临另一种威胁：工业化农业（大豆与桉树种植）带来的环境破坏。这些种植消耗大量水资源，加剧干旱和土壤侵蚀；过度使用肥料和农药摧毁了植物多样性，并将大量氮和磷排入河流，引发藻华，产生毒素，减少水中氧气，形成“死亡区”，使鱼类与水生植物窒息。因此，任何生活在这些种植园附近的动植物都面临风险。

卡内拉人的自给式园艺和单一作物农业截然不同。他们顺应自然，采用有意识的生态方法，维持了高度的生物多样性。所谓的“农业”通常在大面积土地上种植少数经济作物，甚至在亚马逊地区毁林开垦；而卡内拉人种植超过300种植物来满足需求。

卡内拉人不使用推土机、犁或联合收割机等破坏性的机械，而是采用刀耕火种，只清理小块土地；工具也仅是挖掘棒和编织篮。他们一块地只使用两年，然后至少休耕八年，让森林恢复、土壤重获肥力。

卡内拉人对植物的丰富知识，使他们能判断哪些植物可以互利共生、哪些能驱虫、哪些能吸引授粉昆虫。同样，他们对土壤的了解，使他们能根据当地10种不同土壤类型合理种植，从而防止侵蚀、养分流失，并抵御农业常见的问题。他们的核心关注是维护当地生物多样性以及非人类生命的福祉。

卡内拉人并不把自己视为农民，而是植物的“父母”。他们把种子和枝条视为婴儿，把作物视为幼儿，以对待孩子般的爱去照料植物，同时也被植物所滋养。他们认为环境由人类与非人类“自我”共同构成，而园艺就是对自身以及植物与人类家庭的照护。

II

我们正被引向屠宰场。这一点已被无数方式论证，从环境、社会和政治角度被描述，被预言、被抽象化，也在现实中持续展开，但我们仍不知如何应对。核心问题是：社会的“进步”对我们毫无馈赠，却几乎夺走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甚至常常不加反抗地交出自己：当我们用时间换取金钱，让激情商品化，把自己投入所谓的‘社会进步’，或依赖生态破坏的成果维生时，我们实际上（即便并非自愿）已经参与了自身的毁灭。——《蒙福之火：集中营抵抗与无治虚无主义导论》

以囤积、剥削和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所谓文明的死亡文化正在走向终局，它将战争与生态灭绝扩散到全球每个角落。

它把人变成只会跟风消费的无头苍蝇和工资奴隶，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沉迷其中，等待那些注定不会被兑现的虚假承诺。

有多少人真正想去上班打工996？反正我不想。

有多少人真的享受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以至于年纪轻轻都盼着退休/盼着衰老？

又有多少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而委身为奴？或者为了梦想而赌上自己的全部人生？

这种文化制造了难民危机：人们为逃离战争的屠杀，漂洋过海跨越大陆寻求安全和未来，而与此同时，一些冷漠之人宁愿看着他们在地中海溺亡 —— 连同他们的孩子，一同沉没在拥挤的小船上。

在参与团结行动时，我见过法国的母亲们住在泥泞、鼠患横行的营地里，用脆弱的帐篷抵御风雨；人们围着火堆取暖，婴儿的哭声在营地回荡。我见过那些泥泞小路，每天清晨都布满老鼠的脚印和尿迹。而就在一百年前的同一地点，一战期间，下层阶级的人们彼此厮杀，被炸得粉碎，只为让富人扩张财富。

同样的文化，也制造了无家可归的危机，使活生生的人在都柏林街头冻死变得“可以接受”。我见过帐篷城市、施粥队伍、和绝望的人群。

III

农业本身必须被超越，因为它是一种驯化的形式，并且它从土壤中带走的有机物远多于归还的。永续农业试图发展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农业，趋近自然、远离驯化。这是一种过渡方式，帮助我们在远离文明的过程中生存。城市中的栽培也是一种实践路径，而更进一步，则是类似‘约翰尼·苹果籽’那样的随机植物传播。 —— 《论转型：〈未来原始〉附记》

那么，我们该如何超越这一切？如何打破技术奴役的枷锁？

没有现成的蓝图、方案或教科书能提供“唯一正确答案”。如果当下文明被超越，那必将来自个体多样的思想、实验和行动。

对我而言，这条路是基于永续农业的自给自足园艺形式的，即追求更大的个人自主自立能力，减少对技术工业社会的依赖，从而养活自己、养活家人、以及滋养周围的生命。

我最初通过阅读杂志《Backwoods》了解到永续农业。在此之前，我关注的是“高效园艺”。两者的区别在于：永续农业和林地园艺强调生态设计，不仅为自己，也为土壤、生物和生态系统带来益处。

这是一种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在养活自己的同时，也改善周围环境。

无论是昆虫、微生物、人类或其他动物，所有参与其中的生命体都通过协作互利；

同时，有机质与矿物循环也维持土壤健康，

从而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稳定的生态系统。

如果您也想试试，建议根据您当地的环境来设计花园，包括了解土壤类型、日照情况以及阴影变化，然后选择适合的植物。

多年生植物（果树和灌木等）结合本地一年生和自播植物（如野蒜、旱金莲、三叶草、药草等），共同形成地被覆盖层，有助于保护土壤免受天气影响、防止水土流失、保持水分，并提供肥料和覆盖物，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土壤肥力，为栖息于土壤中并创造土壤的生物提供生命力。所有这些共同作用，不仅有助于当地野生动物，也有助于传粉昆虫及其他昆虫的生存 —— 它们对健康的花园乃至健康的地球都至关重要。

我从事园艺已有四年，去年开始专注于永续农业。开始种植并不需要很多钱：即使只有一个小院，也可以用旧花盆、桶或麻袋做容器进行种植。种子可以低价购买，或者顺手牵羊都行。去年三月，我用从停工的工地捡来的木板搭起了高架种植平台，在约20×20英尺的土地上打造了一个迷你森林花园。如果没有庭院，游击园艺也是一种选择。

只要您知道该如何寻找，种子和插枝苗也可以免费获得。我通过植物民俗书籍学习本地植物，这些书不仅包含神话和故事，也提供可食用、可采集、以及识别有毒植物的信息，是很好的生存指南。即便在城市，也能在公园、花园与路边找到许多植物。

我目前的实践进度距离完全的自给自足还很远，仅仅园艺也无法解决文明带来的大多数问题，但它是我追求个人解放、创造理想生活的起点。园艺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对我来说，看着植物生长并品尝成果，是极大的满足 —— 而且无需付费或从事枯燥工作，只需走出家门即可。

我并非园艺或永续农业专家，以下是对我有帮助的书单和灵感来源，希望你也喜欢：

推荐阅读清单：

• Backwoods, A journal of anarchy and wortcunning.

• Food Not Lawns: How to Turn Your Yard Into a Garden and Your Neighbourhood Into a Community by H.C. Flores

• Gaia’s Garden. A guide to home-scale permaculture by Toby Hemenway

• The Permacultural City by Toby Hemenway

• Forest Gardening, Rediscovering Nature and Communit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 by Robert A de J Hart

• Irish Wild Plants — Myths, Legends and Folklore by Niall MacCoitir

• Ireland’s Trees: Myths, Legends and Folklore by Niall MacCoitir

• This Ugly Civilization by Ralph Borsodi

By 无治园丁 伦佐·康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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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您觉得政治参与“只能”是隔着屏幕的口水战，再或者，也许更普遍的，您加入了一大把群组却基本上只有日常情绪按摩的功能 …… 那是因为您和周围人尚未建立起扎实的战略目标。

也许您可以试试这里介绍的步骤？至少它们有助于培养一些战略性思考的习惯。

无所谓您的立场是什么，您可以把本文中的自治主义立场换成您自己想要的其他目标。

制定战略的工作众所周知比较复杂：您需要同时思考许多不同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某些问题上表明立场、以及在信息并不完备的情况下承诺采取具体的行动。

无政府主义者在制定战略时还面临一个额外的复杂度： 因为这里没有绝对的权威，您不可能把思考工作推给某个“负责人/领导者” ——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负责人”，都必须在从事其他事务的同时成为战略制定者，而事实上很多人是身兼多职的。

因此，一个有助于思考战略的框架往往非常有用 —— 既能将大问题拆解为一系列更小的问题，又能确保不遗漏关键内容。

下面我们将通过四个步骤来探讨如何制定战略。

第一步：你想要的世界

制定战略的第一部分是明确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即首先要思考一个自由解放的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

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拒绝这种类型的理论构想，但如果我们想要深入思考战略，就无法回避对未来社会进行足够细致的设想，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努力实现的目标。

在思考这个未来世界时，你至少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构想：制度和文化。

问问自己：

• 经济可能如何运作，

• 基础设施如何管理，

• 一般组织结构是什么，

• 以及维持这些制度所必需的文化规范是什么。

接着，您还应该梳理拟议的自由解放制度如何促进您所信仰自治文化，反之亦然。这不必非常详尽，可以列出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案。但要记得，一个社会在保持自治性质的前提下，其结构是有边界的；为了开始朝目标迈进，您必须对希望达成的结构有基本的认识。

第二步：你所处的世界

接下来，您需要形成对当前体系如何构成、及其如何自我维持的认识。

• 国家与资本的正式制度有哪些？

• 维系它们的文化规范是什么？

• 社会中还存在着哪些其他形式的压迫与剥削，比如父权制或种族阶级优越主义？

• 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关联并彼此支撑？

•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张力？

• 它们的弱点与失败之处在哪里？

同样可以通过头脑风暴来完成。弄清楚您还不知道什么、和发展您已经知道的部分同样重要。

如果以头脑风暴形式进行，这一步应与第一步写在同一张纸上或同一文档中，可以放在其下方或旁边。然后标注出现有制度和文化规范在哪些方面直接与第一步中列出的无政府主义制度与文化规范相冲突或阻碍其实现。

第三步：从此处到彼处

现在你可以开始思考将采用哪些策略来克服障碍、建设你所期望的世界了。

这些策略可以包括，例如建立激进工会、社区组织、互助团体，或开展各种文化或宣传工作。

同样，如果采用头脑风暴方式，这一部分应接在第二步之后。

请将这些策略与第二步中识别出的、它们旨在削弱或改变的制度和规范相联系。对于解决同一问题的替代策略，可以将其圈在一起。

第四步：必然的反应

最后一步是：思考现有社会将如何回应您的策略。

国家和资本体系、更广泛的权威和特权文化，以及竞争性的政治运动，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会对任何威胁到它们的动态作出反应，而激进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正是在于未能预判这些反应，并在国家与资本已经适应其策略之后，仍然重复同样的做法。

在头脑风暴中，将这一步放在第三步的下方或旁边，列出可能被用来削弱您自身变革策略的镇压/反制手段，把这些镇压手段与被针对的激进变革策略连接起来。

当在特定情境中存在多种可能的镇压手段时，可以将其圈在一起。当镇压/反制手段强化或调整了某一具体的现有制度或规范时，也可以从第三步延伸连线至第二步。

此时，您已经拥有一个初步的战略，以及改进它的方向。

战略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框架的局限性。它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它将思考战略的过程划分为四个简单阶段，以便让这一思考更容易进行，但和任何框架一样，在帮助阐明某些问题的同时，也会以遮蔽其他问题为代价。

您所进行的任何战略思考，也不应被强加给他人，而应成为与他人展开对话的基础。

一个组织或整个运动层面的战略，必须通过人们比较、对照彼此的理解，并达成妥协或综合而形成。

理想情况下，本框架能够帮您更容易思考并表达您对战略的看法，同时也能更清晰地指出您与他人分歧的具体所在 —— 这些分歧是在最终目标层面上吗？还是对当前体系的理解上？或者在战术偏好上？还是在您认为旧体系将如何回应这些策略的判断上？

最后，战略必须保持灵活。任何战略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往往只有在尝试付诸实践时才会显现。制定战略的目的，并不是构建一个实现变革的完美蓝图，而是确定一个可以开始前进的方向，同时预期在过程中会遇到未曾预料的问题，并需要不断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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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对思想洁癖

关于“未来秩序”细节的争论已经越来越激烈。议题本身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我围观过很多这类争论。但让我困惑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一次能体现出这个议题本该有的创造力和深度。

该怎么办？……

以下我将简要总结一些我观察到的常见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求同存异，而非消除差异

任何两人之间都很可能存在无数种分歧。因此，试图在组织内部预先“彻底消除分歧”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统一”的标准越高，组织能容纳的人数就越少，维持“团结”所需投入的精力也就越多。

行动胜于说服

在扩张初期，寻找志同道合的同道比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

与反对者争论会导致你们彼此间的力量相互抵消、运动的能量会自我消耗掉。

接受“混杂”的现实

任何真实的项目，在理论问题上永远存在意见区间。一个真实的、充满生命力的社会创造性活动应该可以打破所有隔阂，吸引形形色色的人：昔日的保守派、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教条主义者，都可能参与其中。正如切·格瓦拉所言：“人人都带点疯劲。所以，你要么和这群疯子一起革命，要么干脆什么都别干了。”

复杂的系统通过“试错”得以进化。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机遇和陷阱在哪里，因此必须允许犯错。犯错恰恰证明了我们没有停止尝试。

关键在于错误的性质

真正的选择不在于“有没有错误”，而是在于准确区分究竟是 “致命性错误”（导致系统崩溃的错误）、还是“学习型错误”（通过局部失败强化整体系统）。

“杂交”思想的优势

发展不仅源于“全新的”方法，也源于那些曾经被贴上“敌对”标签的观点。

如果正确的立场事先无法确知，那么即便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核心信念”，也只是一次随机的赌注而已。我们下注是为了赢。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越少，捆绑在一起的赌注就越少，输的风险就越低。

要想传播自由的思想，我们就需要保持好奇心、疑惑和辩驳的精力。纯粹的思想会威胁到思想本身；思想上的混合体则会增强思想。

架构重于主义

群体的架构和动力机制比意识形态更重要。决定项目成败的是动员的机制，而非动员时喊出的口号。遗憾的是，现实中经常能看到宣称“追求自由的思想”的人群却一直在执行极权式的群体行为。

2. 论分裂

我们支持甚至鼓励分裂。

如果你讨厌分裂，说明你还不擅长处理它。

不要把分裂戏剧化、固定化，它就会变得有益。随时随地、不带情绪地自由退出或合并，才能刺激系统的进化。

真正的问题在于分裂过程中的“神经质反应”：无谓的情绪消耗，以及试图惩罚那些具有离心倾向的人。有些激进派朋友对他人的尝试过于敏感了，对成功缺乏信心，为了一丁点影响力而争斗。我们需要提高耐受度，在实践中展示对“偏离”的宽容。

分裂之所以糟糕，往往是因为它强迫人们不得不继续纠缠在一起 ——从不断批判对方中寻求自身的存在感。有时“分裂者”在彼此身上花的时间比花在恋人身上的时间还要多，而这种纠缠只有纯粹的消耗性，颗粒无收。

3. 核心原则总结

在与人协作时，我们坚持以下原则：

“方向胜过目标”：

无政府主义革命是朝着特定方向的运动，而非静态的终点。我们支持所有推动自主化和去中心化进程的尝试，不论他们以何种形式出现、自称何种标签 —— 重要的不是装束，而是本质。

细节会在必要时自然成型，且往往与预想的不同。

在这场游戏中，控制趋势比控制细节更重要。

“最小化共同特征”：

保持最小化的核心共识，同时追求形式的最高多样性。

“通过错误实现适应”：

允许犯错，并能轻松坦诚错误。

亚文化社群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认错”视为羞耻。这非常糟糕。

事实上承认错误是升级的阶梯，也是摆脱权力掌控的工具。

“竞争性协作”：

与目标相同的群体开展竞赛、而非直接冲突。

正如组织活动需要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博伊德循环：观察-定向-决策-行动），争议也需要讨论和项目的交替进行。

只有实践经验才能为争论提供坚实的基础。

实干家们只采用真实案例来寻找替代方案 —— 即使周围的闲人们依然喋喋不休。言语的分歧往往混淆了实践所能解决的问题。

“采集者策略”：

资源获取有两种策略：一是在地盘内“控制”，二是在广阔天地中“采集”。

“聚合”战略能打破不同运动团体之间的僵局，释放能量、并将其导向运动之外。

但曾经一直以来很多活动家却将自身处境视为：过多的人群围堵在日益枯竭的资源源头，必须为之殊死搏斗。某种程度上也不算错 —— 因为要突破回音壁向前推进，的确需要足够的勇气；勇气本身是一种珍贵的资源，而这种资源的确正在日益匮乏。

🏴

一个人的亲历经验是TA的思想基础产生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

所以，关于那些想法跟你截然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两件事：

A，他们很可能有过跟你截然不同的经历，且这份经历对他们来说刻骨铭心，于是经验就被固定在那里了；B，如果你想要影响他们的思想，说教是最无效的方式，倒不如创建一个环境，为他们建立起新的经历和经验。

本文参考了布莱恩·奥巴赫的著作《劳工与环境运动：寻求共同点》。斯诺、本福德等人关于“框架构建”的著名研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本文将对奥巴赫的部分论述进行重新阐释。

期待这些跨时代的智慧能为当下正在致力于构建联盟的政治行动者提供启发。

另一种联盟机制

观点相似的群体更容易结盟，异质群体则结盟较难。而一旦后者达成合作，往往就能产生规模宏大、参与人数极广的超级联盟。

这一过程的内部逻辑对前线组织者来说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拆解那些既定的解释、剖析细节，理解其背后的机制。障碍是如何克服的？为什么有些联盟成功了，而另一些却失败了？我们能否对其进行引导？……

其中一个核心解释即：群体议程结构的改变。

组织的议程范围

布莱恩·奥巴赫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两个截然不同的运动 —— 环保主义者和工会之间是如何结盟的（以及反之，如何爆发冲突的）。

为此，他引入了“组织范围”这一概念。也可以称之为“议程范围”。一个组织可以致力于解决一个或多个问题；也可以在关注清单中添加或删除议程。涉及的问题越多，“组织范围”就越广。

当不同组织的议程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产生交集时，合作的土壤就出现了。反之，如果两者的议程范围完全没有交集，就失去了共同行动的基础。过窄的议程范围是构建联盟的阻碍。

见图。奥巴赫将所有议程放在一个维度上：左端是环保议程，右端是劳工议程。现实中很少有只关注环境或只关注劳工的“纯粹”组织，大多数组织都处于两者之间，但会有所侧重。

所谓的“商业工会”更倾向于劳工问题，而“土地利用组织”更偏向环境问题，这两者的议程往往没有交集。然而，“广域环保组织”和“社会工会”的议程会有部分重合，这使得它们形成结盟的可能性更高。

议程范围的扩展

如果拥有独立议程的组织需要结成联盟，它们可以战略性地扩展其议程范围（斯诺和本福德称之为”框架扩展”）。

90年代的美国环保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接纳了一系列涉及工人权益和环境问题的全新议程：工作场所的毒性物质使用；工人及其家庭居住区域的污染问题；国际贸易自由化等。

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理性的战略选择。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戴维·霍金斯曾说过：”在政治进程中，我们经常需要预判[劳工]问题将如何解决。... 如果你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找到能够赢得多数支持的战略。”（1999年6月）

工会也在积极扩大其议程范围。如果说以前工会主要保护其成员在工作场所的利益，那么现在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开始讨论所有工人的广泛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环境问题。这种转变发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但尤其是在1995年AFL新主席斯温尼上任之后。

如今，两个团体的部分议程已达成一致，这为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中建立深厚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当共产主义者镇压国际工人运动

议程兼容性审查

在90年代末至00年代初，部分环保组织开始审查其议程与工人议程之间的冲突/兼容性。

他们研究了选定环保议程的经济影响，评估其对就业岗位的风险，并制定防止失业的策略。

此外，他们还开展教育活动，向工人展示环保议程如何创造新岗位。

例如，缅因州的一个森林保护组织在推行国家公园项目时发布手册宣称，该项目将为当地创造2万个新岗位。

议程冲突：当焦点相撞

有时，议程虽然有交集，但双方对该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产生的不是合作的土壤，而是冲突的温床。

议程冲突降低了联盟的可能性。

典型案例：伐木争议

• 环保主义者： 认为如果不限制伐木业，会破坏生态系统（例如导致斑点鸮灭绝）。

• 工会： 认为限制措施会导致产业萎缩或转移，造成大量失业。

双方的关注点是重合的（都是森林），但立场截然对立。一方不能容忍生态破坏，另一方不能容忍失业。结果，这种敌对状态持续了整个80和90年代。

这种现象在任何政治群体中都很常见：针对同一个问题，立场完全相反。

修改冲突的议程

如果议程范围不一致，可以扩展它们，并找到交集点。但如果议程本身就冲突，该怎么办呢？

除扩展外，还有三种议程结构的修改方式，归纳如下（仅供参考）。请注意，修改方式并非仅限于此，本文仅列举历史上存在先例的方法。此处可以无限创新。

方案1：妥协

有时议程冲突可成为谈判的筹码。

各方可就问题立场作出让步，寻求妥协方案。奥巴赫称此类联盟为“妥协性合作”。

80年代末，环保人士发起“禁罐运动”（通过押金制减少瓶罐污染）。罐头厂工人则认为这将威胁就业岗位，环保人士对此持反对意见。这场冲突持续了数年。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共同支持一项激进的容器回收计划，但不实施其他立法限制。他们由此联合起来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

逻辑：

双方都意识到，获得部分利益比目标全盘落空更划算。

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战略计算变了。

环保组织意识到没有工会的支持，法案就根本无法通过；工人则通过支持比较缓和的方案化解了更激进的威胁。

换言之，双方的欲求都给对方造成了足够大的损失，使得让步成为最有利的选择。妥协不过是双方采取的“降低要求以获得部分利益”的策略。

显然，潜在的盟友并不总能达成妥协。

组织对冲突成本的敏感度取决于哪些因素，进而影响妥协的可能性？下文中将继续阐述。

方案2：调整议程权重

不同议程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各不相同。有些议程是工作重点，有些则仅获得少量资源支持。

荣辱观能忽略冲突（也许它会自行消失），就不必刻意解决。

工会组织者丹布罗齐奥表示：”我们试图做的是聚焦于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 （1998年；指WLEN联盟）。

组织可以有意识地、战略性地将重点从冲突性议题转向更具包容性的议题。这通常伴随着议题范围的扩大—— 随着范围的扩大，组织努力的”重心”也会略微偏移。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保守派工会议程范围扩大期间。特别是威斯康星劳工-环境网络（WLEN）联盟内部。工会逐渐淡化了那些最”有毒”的议题，这些议题会吓跑潜在的盟友。

方案3：重新定义问题

有时可以改变集体对问题的认知，使原本冲突的局面被视为合作关系。原本相互排斥的议程将开始融合互补。

以下案例说明重新定义情境如何化解利益冲突。

案例：美国公众普遍认为”环保和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天然”且不可避免的矛盾。这种观念约始于70年代末，伴随着工会和环保主义者的冲突而兴起。然奥巴赫指出，环保项目导致的就业岗位流失，在美国整体就业岗位的减少中占比微乎其微；此外，环保措施实际上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总体结果是积极的。工业巨头委托的研究往往缺乏客观性，夸大了环保主义者的威胁。在奥巴赫看来，“环保和就业”之间的对立困境实属虚妄。

在西雅图之前，这种观点已经在两个运动的参与者中逐渐蔓延。在内部和全体会议上，两个团体的大大小小的组织者都在重新定义问题：

“地球第一” 的成员在工会会议上声称，好工作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分法是错误的。一位被停工一年多的工人表示：“如果海外企业因为不用承担环保成本而能支付更低工资，这会造成岗位流失。所以，要求全球统一的环保标准，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饭碗。”（Gillham and Marx, 2000）。这位工人的话清楚地表明，曾经相互冲突的利益如何通过技术性的措辞得以协调。要求全球公平的工资和环境保护，同时也是阻止工作流失的一种方式。原本冲突的利益（高工资 vs 环保）在这一逻辑下完美融合了。

总之…

以上描述了四种可为联盟战略性调整组织议程的方式：扩大议程范围；重新分配议程重点；软化争议议题的官方立场以寻求妥协；对议题进行重构。

接下来要谈谈潜在风险。

迄今为止，这些方法看起来似乎是无往不利的万灵药，可以毫无代价、毫无阻力地推行。但其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部分将揭示这些方法背后的内在矛盾。

结构性限制

显然，改变议程绝非随心所欲。如果改变没有代价，那世界上任何群体都能轻松结盟了。

在某些情况下，组织会认为妥协意味着对初衷的“过度背离”；组织者可能觉得扩展议程范围是一种“过度”的灵活。 例如那些激进的环保组织（上面图表中的“土地利用组织”）便是典型例证，它们很难将社会问题纳入自己的议程框架，也绝不倾向于在与工人的冲突中做出妥协。

由此可见，对议程的操作存在某些限制，组织必须为此支付代价。当改变的代价高昂到无法承受时，组织的议程范围就会保持狭隘且保守。

这种矛盾根植于议程本身的功能之中。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种神秘的“环境阻力”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改变议程结构时，组织究竟在冒什么样的风险。

组织惯性

变革面临的第一大阻力就是组织学习的惯性 —— 组织通常不愿轻易改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或对政治战略的看法。

这种惯性存在于各个层面：

• 成员的惯性： 普通成员对组织目标有定型化的看法，这些看法具有稳定性，想要改变它们需要时间。

• 领导者的惯性： 一方面，组织者有自己的个人信念；另方面，他们承受着成员的压力。即使在等级森严的组织中，领导层也无法完全脱离群众意志。如果领导层偏离成员预期太远，产生的张力最终会削弱甚至撕裂组织。

无论是出于主观信念还是理性计算，这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战略选择。

公众人物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往往难以区分。因此，在具体案例中，难以确定这两种因素中哪一种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但无论组织者是受主观信念指导还是受理性计算的驱使，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选择始终是战略性的选择。

接下来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限制的战略层面。

议程是吸引成员的磁铁

政治议程不是花架子，它承担着实质性的功能：吸引（或排斥）潜在的活动参与者。

选择什么样的议程，本质上就是在选择什么样的受众。因此，调整议程范围极有可能导致部分支持者的流失。草率干预可能会损毁其原本的功能。

如果偏离了最初吸引成员加入的既定目标，组织就有可能招致成员的疏离，甚至导致支持力量的撤回。这种风险迫使组织者倾向于保持狭窄的议程范围。

奥巴赫指出：“有时，为了避免成员疏离，组织不得不接受极为严苛的限制，从而排除掉绝大多数联盟活动 …… 除非双方利益能够完美契合。” 组织的稳定乃至生存取决于能否始终聚焦于最初的核心议题（奥巴赫）。

联盟困境

因此，组织者面临两难抉择：是改变议程结构以期通过外部盟友扩大影响力、还是因担心失去内部成员而维持原状。

任何实质性议程调整都将受限于这两种动因。组织者的决策其实是在两者之间寻找权衡取舍。

两者皆然：”联盟活动 ......要求对组织目标进行某些调整 ...... 使其与其他组织的目标更契合”。但 “过度偏离组织原本的具体政策（最初用于吸引成员的政策）....可能危及组织的生存能力”。

“尽管建立联盟可能是实现组织目标的良好策略，但运动领导者还必须关注组织的存续，确保团体核心使命始终处于焦点位置（扎尔德和麦卡锡1980）”。

这个问题可以称为“联盟困境”或“联盟矛盾”。

低估困境的案例1：过度灵活的代价

在联盟困境中草率选择任一极端的组织，将面临后果。

以下案例展示了组织如何在没能考虑流失成员风险的情况下，随意更改初始议程的结果。

90年代中期，缅因州围绕伐木实践爆发了政治冲突。环保运动中更激进的派别发起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全面砍伐。然而，该运动中较为温和的团体（如NRCM）与工会和造纸企业结成联盟，推动折中方案：允许部分砍伐以保留部分就业岗位。结果，NRCM被指控背叛了运动事业。批评者声称，“造纸业支持者成功收买了NRCM，该组织已不再致力于保护自然”。这种对NRCM形象的攻击导致该组织损失了大量成员。

正如奥巴赫所写：”人们加入NRCM是出于对环境的关切；加入该组织正是这种关切的体现。但当该组织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表现出在环境问题上愿意妥协让步的态度时，其招募能力便大打折扣。” 相反，那些议程范围更窄的激进组织，则借此挖走了他们的成员。

与其他组织一样，NRCM试图在”作为环保组织的职责与满足盟友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但其立场转变过于激进了，最终遭遇了这一选择固有的局限性：失去了成员支持。

NRCM的伊芙琳·德弗里斯表示：“每当有人提出新方案时，争论就会爆发。通常会有两种声音同时出现……一种认为我们应该放眼大局，因为……没有工作的人无法考虑其他事情……另一种声音同样合理，但角度不同，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们毕竟是环保组织。我们的使命是解决环境问题……这些关于组织政策的争论，我们每次都要经历一遍”（1999年5月）。

由此可见，理解困境的本质并不能保证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低估困境的案例2：过度纯洁的代价

联盟困境的结构性限制还有另一面。如果组织将议程范围设定得过于狭窄，可能会导致政治孤立，阻碍团体实现目标。

在缅因州伐木争议中，激进环保组织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因自诩为环保卫士而获得支持。然而，他们推动的关于砍伐的全民公决却失败了，因为他们没能组建起足够广泛的支持联盟来推动该议题。狭窄的议程范围阻碍了联盟工作，结果，砍伐活动得以不受限制地进行。

奥巴赫指出：“某些边缘组织或许能凭借其意识形态纯粹性留住支持者，但那些未能展现出实现既定目标的实质性进展的组织，长期存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这些活动人士改变砍伐政策的尝试失败，很可能导致至少部分支持者改变了对妥协必要性的看法”。

奥巴赫指出：”某些边缘组织或许能凭借其意识形态纯粹性留住支持者，但那些未能展现出实现既定目标的实质性进展的组织，长期存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这些活动人士改变砍伐政策的尝试失败，很可能导致至少部分支持者改变了对妥协必要性的看法”。

如何应对两难困境

这些惨痛的失败向我们证明：结盟困境不可无视。 但问题在于，行动者该如何解决它？

• 困境的强度取决于什么？

• 如何评估两极之间”安全通道”的边界？

• 能否缓解困境？

• 组织如何学习更好地解决联盟困境，又有哪些因素可能阻碍？

• 组织何时对变革持开放态度？

拆解联盟困境的细节

前文已经提到，议程操作受组织成员意见的限制。现在需要弄清楚集体意见与组织者的战略决策如何相互作用。

• 为什么有些议程比其他议程更容易被接受？

• 是什么决定了困境的剧烈程度（即：偏离决策“安全走廊”时的惩罚有多重？这个走廊有多宽？组织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而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 为什么困境的天平有时会向某一端倾斜，迫使行动者将最佳选择的”范围”推向某个极端？

议程之间的距离

决定扩大议程范围的团体，可能纳入某些议题，却排除其他议题。为什么？

为便于探讨这一问题，让我们详细展开”议程范围”的比喻。

议题之间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疏离感。某项议题可能引发其他议题支持者的强烈或轻微抵触。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议题间距”。

间距越大，联盟面临的困境就越严峻。

将一个略显陌生的新议题纳入议程范围（例如反法西斯主义者接受纯素主义议题）是一回事，而将完全陌生的议题纳入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反法西斯主义者接受”种族灭绝”议题）。在两种情况下，同一行动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成员流失或分裂风险。

工会可能更容易接受有毒生产议题（通过与工人健康挂钩），而非森林砍伐议题。 “议题间距”的概念有助于更具体地讨论联盟实践中的困境，并在今后继续发挥作用。

🏴

编辑：IYP（没编多少）

下载本手册，或在线浏览：

又是六月了。你在干什么？

你的网络标签还热吗，你召集的所谓沙龙还剩下几个人？

还在怀旧吗，继续写那些基本上只有条子才感兴趣的口水网文？

抑或，捶胸顿足吗，怒斥镇压的凶残，为自己又一年的虚度辩护？……

甚至，继续怒斥公众，视其为“受害者”，让他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然后站在一边嘲笑他们的可怜可悲没觉悟，借此来衬托你们自己的“先锋”形象？“老百姓是乌合之众啊，他们需要被引领” 。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旗帜下还有几多追随？其中又有多少人在关键时刻真正能够彼此信赖并肩作战？而这其中，又有几个人确实能够领悟你的战略理论、确实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而不是只会喊口号的盲从者？

你很可能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只是不敢承认。

不敢承认你们的政治一点都不好玩。毫无魅力。无聊透顶。

最多只能在网上打造片刻的情绪价值。

你们号召的举牌子散步可能吸引到很多点赞，但手机一关多数人只会上床睡觉，而不是上街封路。

最“终”，你们中最热血的人孤独蹲监，继而成为下一波被剥夺能力的流亡者；投机犯被收编分红，直接站到了敌人阵营中转过身来指责你们“不够非暴力”，“不懂见好就收”。

你们失败了。你们无法承受这一切，开始争执不休。“当初要是听我的才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拉倒吧听我的才对” 、“难道你不觉得那谁谁很可疑吗” ……

你们用内讧来填补虚空的对话，用嚼舌来避免直面自己的无力。

圈子分裂了。一个个新“山头儿”立起来。你们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来针对彼此、甚至用来针对老百姓 —— 那些你们信誓旦旦声称要拯救的人们。

以至于连敌人都被“冷落了”，疲惫的你们只有用肤浅空洞的车轱辘话去应付敌人接连不断的折腾。

接着你们得出结论，曰：“此民族人口不配被拯救。觉醒者应该直接移民”。

从这里开始，曾经的民主革命键政网红们开始直播带货，往日热闹的政治辩论群组如今变成了几乎纯粹的炒股军团和杀熟的移民贩子。

你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你们的存在多数情况下只对国宝国安的维稳经费申请表仍有意义。

你们的团体越来越封闭。更多人开始彼此看不顺眼。

竞争从明争暗斗升级到互相拆台。满地的庸俗、诡异、阴险。演示了“政治”最令人恐惧的面相。

依然有革命信仰的人开始失望地离去。

你们中一些激情未泯的人甚至抛开基本防护 - “主动被捕”，以此来为自己的“工作”增添刺激：并不是因为这会对政治事业有任何实际帮助（你们都知道被捕是失败而非成功），相反，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事情更有趣、显得更“有价值”。重温一下往昔动荡岁月的浪漫情怀。

其实你们心知肚明。对多数人而言，政治并非“责任”。你们自己参与其中只是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做，这份“应该”压制住了内心深处原本很想去做的事情。

你们苦行僧一般的奋斗模式，悲催得难以为继。

你们抱怨老百姓“没觉悟”，其实这话的背后是你们自己深深的疲惫和困惑。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因为我曾经就是其中一员。在很多很多年里，作为你们的一部分经历和旁观过所有这些错误困惑和痛苦。这里的每一个“你”字，其实都是“我”。

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维生的能力，亲人去世，朋友去国，伴侣也离我而去，只剩下一屁股债务和隔三差五来问候的网格员。我发现自己精心编辑了那么多年的各种华丽的口号和“金句”、那些一度令我自豪兴奋点赞如潮的口水文，在此刻变得一无是处。

我参与其中的虚拟世界依然阳光普照。而我自己的头顶，飘着似乎无尽的阴雨。

在最痛苦的时光里，我一度怀疑自己。

当重新上路时，我开始反思多年来一直在惯性执行的策略。

我被邀请写这篇序时并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因为我已经有段时间不再用文字来“做事情”了。

IYP问了三个问题：

1. 「三十五周年 Zine 的主题是跨代际联合。如果让你选今年的主题，你会选什么？」

2.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3. 「基于你的经验，你想给其他人分享哪些建议？」

那我就来分别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有关。

三十五周年的主题接应白纸的空窗期，所以关注“跨代际”是有意义的。但放开视野后你就会感觉有些牵强。因为”联合性差“的问题并不是成长环境和经历造成的，这里的“代际”也不该指年龄。

我认为“年轻”作为一种状态（而非身份）应该体现在三种能量上：学习和自我更新的动力；好奇心和创造力；丰富的欲望和实践积极性。只要你仍然拥有这三种能量，你就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所以说，如果是前进者把后进者暂时甩掉了，那不属于联合性问题，而是战略修缮没做好。希望今年的六月 Zine 能对此有所帮助 —— 它做了一个简单直观且易于理解的“跨代际”牵引。

简单说，夹在所谓“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年龄造成的，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战术维度。

两个维度之间的关键差异之一就是：相关性。

曾经可能有人误会了政治。政治不是人设的装点；不是朗读激情澎湃的文章用来感动自己；也不是排着队去投票，选出一波“新”的政客去签署同样的法案、延续同样的统治；更不是任何要求你为“事业”做出牺牲的领导人或意识形态。

政治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就是每个人的福祉。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你为自己和亲人作出的每一个选择。

把那些被困住的政治想象力释放出来。

尤其是，示范出来，让人们看到，“参与”不只有批评、诉求、喊口号举牌子，政治行动绝非如此枯燥乏味的东西。生活本身已经够乏味的了，谁还有精力去承载更多的枯燥呢？

更不要继续“为事业牺牲自己”。因为你我和他人的福祉本身，必须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必。

即：通过理解错误产生的背景，从而减少错误的发生 —— 并非训诫（训诫旨在令其“不能”发生），而是疏通，（旨在令其“不必”发生）。

你注意到没，无数本质上心地善良的好人正在恐惧的驱动下生活。只因害怕被看不起，而做出自己其实根本不想做的选择（包括重大的人生抉择）；因害怕人设不稳，而不敢前进更新、不敢批驳自身，眼睁睁被时代甩掉；害怕输掉其实本心鄙视的俗世游戏，继续把自己锁死在NPC的外壳里。

越来越多的好人开始努力“学坏”，把自己假装成坏人，假装出一副凶狠冷血惹不起的样子，装着满不在乎，装得冷酷无情，装的就像没有欲望，哪怕心里已经碎成渣渣，也要装成输得起。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害怕。

害怕被欺负，害怕受伤，害怕被抛弃，害怕难以为继 …… 于是害怕坦诚，害怕信任，怕知情，怕亲密，怕爱。害怕几乎所有天下最美好的东西。除了做苦工加班糊口、就是忙着躲避明枪暗箭生憋闷气。哪里还有生的乐趣？

“心机”不是天生的。没有心机才是。

近几年来，人们彼此间的祝福语里又多了一句：“祝早日上岸”。上的是什么岸？为什么会泡在水里？是什么样的水？谁在操弄浪头？…… 如果上岸是可能的，为什么现在不行？是什么在抑制你的选择、强行淹没你？

讨论下类似这样的问题呗，比那些情绪按摩和炫技式的AI风聊天有意义得多。

深度交流和亲密关系是注重结构颠覆的21世纪解放斗争的关键支柱，也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此专业人士们纷纷贡献“技巧”。但在我看来，大部分流行的策略都没有用。因为人们缺乏的并不是“技巧”，而是“需求”。

需求被恐惧抹杀掉了。违心的假装由焦虑驱动。专家们告诉你深度交流需要“倾听”，这本身没错，但倾听并不是“技巧”，无法通过模仿和训练来增强。

人们不再倾听是因为他们害怕来不及 —— 来不及抓住那个展现自己的短暂窗口，害怕失去“被看见”的机会，害怕在一个等级鲜明的社交结构中被边缘、被遗忘。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表达”始终能够与对方 - 而不是与你自己 - 息息相关，对方还会拒绝倾听吗？

如果我们能给更多人以“被看到”的尊重、和倾诉的安全感，那些焦急的表现欲会被对彼此的好奇心和深入了解的需求所取代吗？

政治主动性也一样。称之为“觉悟”就太傲慢了。它更多是一种需求。

曾经一直以来大家只是在跟随监视资本主义平台创造的让点赞叫好的嘴炮政治“有利”、让无脑奉迎和胡乱挑衅的极化政治“有利”的条件，其结果有目共睹。我不否认为数不少的倡议纯粹从数字世界诞生，但我完全敢说，它们没有前途。越努力就越没有。

当你能让政治变得切合实际、激动人心时，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相反，如果政治枯燥乏味、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被形式化，就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这绝非目光短浅“不够宏大”。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的政治的基础是否足够具体、足够脚踏实地：它必须是即时的，必须让每个人都明白它的价值所在，它本身必须充满乐趣，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 政治的“能源”从来都不是专业性水平，而是人的热情。

作为倡导者我们自己要首先学会享受生活，之后才能为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实现。一直以来你们那些无聊的政治让大众误以为政治只是一场又苦又累又危险、自说自话自我感动且毫无意义的“表演”，一场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毫无关联的游戏。而不是本身就充满意义的激动人心的游戏。

是时候停止了。

这片土地是有福的，这里的知识分子每年的初夏都有机会获得自我更新的激励。别浪费它。

摆脱波西米亚风的修辞游戏，去把那些死气沉沉、顾影自怜、不仅充满风险还毫无意义的平民跪求拉起来，你就实现了重要升级的第一步。

政治本没有门槛。而你所见之“政治觉悟”的门槛更多只是苦行僧们的委屈堆砌起来的倒影。在这样的倒影中，范式是死板的、选择是可预测的、成就是与资历挂钩的 …… 就这样了太多年，以至于当白纸出现时、当躺平运动登入无政府主义图书馆时，国内的“资深人士”们竟一时下难以将这些新动态“归类”。

是啊，它们都不是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抵抗模式，也不是很多人熟悉的维权运动，但它们的意义前所未有 —— 它们重新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被摧毁已久的政治理念。

这一年多来我在主持新家庭项目，和一些因各种原因无家可归的人、终于有勇气与管束压抑的核心家庭决裂的人、临时住房困难的人、照护需求者 …… 以及厌倦了鱿鱼世界纯粹想要体验新经济模式的人，共同组建“家庭”。

真正的“家”。吹牛的说：致力于满足人们对亲密和安全的各种想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大家都只在梦中见过那种美好安逸的景象，只有理论却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相当于一群危重伤员坐在一起勾画和模拟从未被欺负过的健康人生。

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真正的政治。

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讨论那种第二天去上班时就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对那些给维稳机构造业绩的毫无新意的仪式性/表演型的活动不再有兴趣。不再以自我牺牲为“荣耀”，苦哈哈地寻求怜悯式的口头支持。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直接去做出来。直接去实践创造性的想法，以改善大家当下的生活。

我觉得这才算政治。也是政治最艰难的部分。

很多人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完全无条件的爱，这可能导致TA不仅给不出爱，更难以识别爱。有人由于从小到大受过太多的欺负，心理防御水平非常之高，极难亲近；还有人平时说了太多的反话，以至于忘了该怎么表达真情实感。更有人因为在残酷竞争的日子里积累了太多的失落，以至于贬低他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应激式反应，加深了对周边的误解。被坑过的人拼命自私，从资源到情绪无不勒索；被遗弃过的人害怕被再次遗弃而拼命表现自己、吹牛跪舔，甚至操纵他人，挑拨离间，给团队整体造成风险 …… “纯粹为自己而活”这句口号落到实处时对很多人来说首先并不是解放，而是触发羞耻感甚至对危险的警觉。

当你开始着手解决每一个这类问题时，你正在体验的是最真实和最具吸引力的政治。

在这里，我们一起改善生活，从而改善人生。一点点，一步步。政治就是你我，就是彼此，就是大家的未来。

所以，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承接上述，简单说就是：滑脱。

即，不是在其内部纠结于如何改变系统；而是先挣脱出来，让系统不再能控制你。

比如，

• 与其困扰于争权夺利，倒不如去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视多样性和差异性为自然鲜活，把对一致性/统一的要求和强调标记为危险。争夺伤害便不再必要。

• 同样的，如果你们的合作始终基于具体任务，而不是基于圈层，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所谓的囤积人脉资产等等破坏性做法，就不再必要。

• 当你能用战略共识指导团结行动时，苛刻的资源交易和算计就不再必要。

• 如果你们能做到每一分评价都基于此人对他人做出的贡献，玩弄所谓的信息差、压榨剥削他人的行为就变得一文不值。

• 强调“包容”经常不起作用，且无意义，倒不如营造一种对彼此共同点的兴趣远高于差异的价值观环境，让苛求排挤不再必要。

• 如果你也厌恶攀比追捧论资排辈，你会知道，平等公正很难通过立规惩罚来实现。倒不如示范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标准，让每个人都是由TA所做的每件事来定义的，衡量这些事件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作为选择盟友的唯一重要依据。

……以此类推。

所谓的大环境依然肮脏危险，但它已经很难再影响到你。随着你们越来越成功，越多人从旧系统中滑脱，你们就已经在见证一系列自由意志人格的诞生。

滑脱不仅是进击战术，也同时一定程度上可作为防御方式存在。

说句可能有风险的话：一部分出卖朋友的行为甚至并不是源于纯粹的恶意，最初它更像是一种资产炫耀，把 “我有接近大佬的机会” 视为荣光到处显摆。尤其是那些非常私密的话语，更被认为是关系亲近的象征。

然隔墙有耳，私密信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也足够造成严重的威胁。

说教和训诫既累心又不讨喜，更是与无政府主义风格相悖。我也劝你尽可能少用，不如花时间考虑下如何铲薄滋生弊端的土壤，可能更靠谱些。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错判了呢？如果你奉献了百分百的真诚和善意结果对方依然如故，最后只能是你被输得鼻青脸肿对吗？

对。我绝对承认这世上有本质性的恶人，那种以伤害他人为荣的变态心理，与防御性的误伤他人，有根本性的不同。需要强调上述建议只对降低误伤有效。然，如果你真的做到了通过改变结构和环境大幅降低了自卫性误伤发生的必要性，也就意味着同时把纯粹的恶意者筛查出来了。

纯粹的恶意者不应该留在您的队伍中。这是唯一一种修复型的清理。

在下面下载更详细的解释。

最后

总之，我想说：

1. 不要无聊 —— 让“政治”重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政治关注的对象离你越远，它对你就越没有意义，在你眼中就越不真实、越不紧迫，“政治”整体也就越令人厌倦。

2. 一切政治活动本身都必须是充满愉悦和激动人心的。否则无法对抗沉闷的现实。

要实现这两步，必须创建全新的政治路径和方法。

旧的方法已经过时，落伍了。或许它们从来就没好过，否则当今世界又怎么会烂成这样。

在21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开端，这个六月，我许愿：希望能有更多资深人士升维到新的行动中来，这样在下一个六月时，我们就可能有更多令人兴奋的成绩和经验可以分享，彼此激励。

最好的“联合”是共同成长。

就是这样！2026的战术月从Zine开始。在这里下载：

有实干经验？欢迎来聊！

🏴

警察是我们的对手。从来且永远都不可能是“帮手”。

出了问题时我们绝不会报警解决。这是我们与改良派的主要区别之一。

自治就是我们亲手打理我们自己和彼此间的一切，我们自己做决定，

我们为自己和彼此的安全与福祉负责。

由此团结一致，对抗所有侵害我们的势力。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人际安全 &关系结构革命《S09超越米兔-总章节: 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同时不给敌人制造机会》

开放不是“随便”，性解放不是滥交。解放者的宽宏大量不是被用来占便宜的。请让与你接触的每个人了解并理解这件事。

我们致力于变革的是结构和生态 - 是那个制造悲剧的惯习和土壤，这绝非易事。原谅暂时的混乱和不堪不意味着屈服。我们将始终努力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此，我们的目标是：解决我们彼此间的问题，并同时避免留下导致敌人趁虚而入的破绽，且解决方案理所当然地应符合我们共同信仰的解放斗争政治理念 —— 正基于这份理念，我们呼唤彼此为同道。

风靡全球的米兔战术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目标。至少，众所周知且显而易见的，它并没能显著阻止性暴力的发生率，但却同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渗透者所利用，让国家暴力机器占了便宜。

S09系列希望帮助那些对传统做法失望的人们、和受到困扰并意识到事情不该如此的圈内同道们，探索一些我们可能尚未深入尝试的新方法，以便能有更多智者洞察到现有战术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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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没有未来”的未来：沮丧，左派和心理健康的政治 - 心理安全S08E07》

“如果你连床都爬不起来，还怎么上街起义？” 乔安娜·赫德瓦在《病弱女性理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我心头萦绕许久挥之不去。为何？因为它指向我们中许多人都深谙的境况：一种绝望和抑郁交织的困境。一种你真的无法下床的境况。

这种境况在多数情况下，还浸透着政治与经济的影响。

与主流心理和精神医学话语相反，你“无法下床”的原因并非源于所谓的消极态度、负面思维，也并非是你“主动”选择了不幸；更非单纯的生化失衡 —— 无论是脑内化学物质紊乱、不幸的遗传倾向，还是血清素水平低下。更多时候，根源在于你身处的世界：那份令你厌恶的工作，或是刚刚失去的职位；来自未来的债务如幽灵般侵蚀当下；以及这个加速滑向深渊的世界。

本文基于一篇博士论文及个人经历 —— 我曾在2013/2014年经历过抑郁问题 —— 试图探讨抑郁症与政治的关系，思考当下时代的政治经济与心理病理学的关联。其立论根基在于一个事实、一项主张、和一次呼吁。

首先是事实：正如丹麦心理健康基金会所揭示的，该国抑郁症确诊人数持续攀升。任何时刻都有4%至5%的人口处于抑郁状态，或更准确地说，被确诊为抑郁症。丹麦卫生管理局数据显示，2011年超过45万丹麦人购买抗抑郁药物，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间几乎翻倍。此类趋势在整个西方世界均有体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估计，7.1%的美国成年人口（1730万人）正遭受抑郁症困扰。另有数据显示，每五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受抑郁症影响。这些数字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结论：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也是导致残疾和自杀的首要原因，全球约3.5亿人深受其害。因此，全球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类抗抑郁药）的消费量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市场研究公司 alliedmarketresearch.com 的数据显示，该类药物年销售额现已逼近140亿美元。该公司还以相当笨拙的措辞指出：”导致抑郁症的因素众多，包括基因、压力及脑部化学物质等。”

其次是主张：抑郁症以最极端病态的形式，昭示了当代主体的异化。因此，这种精神病理必须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相关联 —— 正如撒切尔得意洋洋宣称的那样，这个世界确实“别无选择”，未来似乎已永远冻结。抑郁症恰好就成为了历史性资本主义未来危机的症候。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它是一种情感结构。因此，任何抑郁症的疗法都必须采取集体性、政治性的形式的；与其将精神疾病问题个体化，不如开始质疑将精神心理问题个体化的现象本身。

抑郁症领域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仍是已故的马克·费舍尔，他终生饱受抑郁症折磨，最终因病自尽。其全部著作都在持续探讨抑郁症作为个人体验与社会政治体验的双重维度。

在200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中，他将抑郁症与我此前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相联系 —— 即”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体系，甚至已无法想象任何连贯的替代方案”的认知。在这部著作中，抑郁症成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运作机制的典型范例，是我们受阻且黯淡的历史处境的一个症状。

在2011年发表、后收录于2018年出版的《K-Punk：马克·费舍尔文集与未刊稿（2004-2016）》中的《压力的私有化》一文中， 费希尔指出悲伤与抑郁的区别在于：”悲伤自认是偶然且暂时的状态，而抑郁却呈现为必然性且永无止境的境况：在抑郁者的世界里冰川延伸至所有可想象的地平线。” 正因抑郁具有这种特殊属性，”抑郁者看似’现实主义’的极度降低预期，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奇异的共鸣。”

而在2014年的《一无是处》一文中，费舍尔坦言自己的抑郁症始终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 —— 他确确实实“一无是处”。他写道，曝光自己精神痛苦的经历并非认为其有多特殊和独特，而是”为了佐证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许多抑郁症形态最适宜通过非个人化的、政治化的框架而非个人化的、’心理学化’的框架来理解 —— 并加以对抗。”

然而，通过政治框架来理解抑郁症，并不意味着抑郁症问题能立即通过政治手段得以解决。抑郁症蕴含着一种恐怖，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愿望，都不能也不应将其过快地转化为政治议题。任何经历过抑郁 —— 或身边有人抑郁 —— 的人都深知，那简直是人间地狱。肉体痛苦令人窒息，身体沉重如铅，心智几乎完全停顿，你无法摆脱那种被困住、停滞不前的感觉，仿佛比赛已然结束，而当下 —— 这地狱般的现实 —— 既是全部，亦是未来唯一可想象的存在。如果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政治问题”，实属冒犯。同样地，我们也绝不该美化所谓的”抑郁现实主义”，**因为这种”现实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现实的附庸：宣称别无选择，宣称对现状束手无策。**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另一重真相。更不可忽视的是抑郁症是自杀死亡的主要诱因 —— 据世卫组织最新报告，全球每年自杀人数接近80万。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在于：书写抑郁症确实困难重重。此处所指不仅是书写自身抑郁的艰辛，更在于如何在描绘巨大痛苦的同时，既能确立自身立场，又能构建不致令人彻底绝望的抑郁症话语体系 ——尤其在马克·费舍尔不幸离世之后，这种困境尤为沉重。

关于抑郁症，我们掌握大量事实，但这些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抗抑郁药的销售量并不完全对应抑郁症的发病率，因为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不仅用于治疗抑郁症，还用于治疗多种其他精神疾病。诊断频率未必反映抑郁症的实际发生率，因此诊断数量的增长既可能表明抑郁人群增多，也可能反映出一种日益严重的病理化倾向 —— 即将悲伤等常见的”正常”情绪转化为抑郁症的诊断范畴（最新例证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等新版诊断手册将悲恸也纳入到抑郁症范畴）。

我们还需思考：为何精神病诊断似乎能带来如此大的慰藉？因为抑郁症的诊断本身具有抚慰作用。原来这就是我感觉如此糟糕的原因！抑郁症！大脑化学物质失衡！这种诊断为无意义的痛苦赋予了短暂的意义。痛苦有了名称和成因：血清素缺乏。但这个成因本身另有根源—— 在诊断体系中，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些根源始终没有被诊断也未被揭示。

正如马克·费舍尔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所写道的：

毋庸置疑，所有精神疾病都具有神经学上的体现，但这并不能解释其成因。例如，如果抑郁症确由血清素水平低下引发，仍需阐明为何特定个体存在血清素缺乏。这需要社会政治层面的解释；如果左翼欲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重塑精神疾病的政治属性便刻不容缓。

但在探讨抑郁症成因之前，且容我先描述下围绕抑郁症的道德话语。

以莱奥·古拉制作的自助视频《我为何抑郁》为例。根据其推特简介，这位”专业自我提升爱好者、生活教练人生导师、视频博主、企业家兼演讲者”致力于”帮助人们设计精彩人生”。

古拉，这位留着山羊胡的光头男子，同时也是 actualized.org网站的创始人，在视频开头表示他想解答标题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 —— 你[挑眉，同时双手在空中比划出括号状的手势，仿佛将这个词括起来] —— 会抑郁？” 他给的答案很简单：你抑郁是因为你的心理状态糟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恰恰是艺术家组合克莱尔·方丹某部视频作品的标题 —— 他们在2015年创作的现成品视频《无题（为何你的心理状态糟糕透顶）》中，一位非裔美国女演员几乎逐字复述了古拉的演讲，对新自由主义自助产业将抑郁症意识形态化、将主体普遍责任化的现象展开了尖锐而滑稽的批判。克莱尔·方丹是艺术界最专注且持续探讨抑郁症议题的创作者之一。在他们的创作中，抑郁始终具有政治属性，必须结合其真实根源 —— 资本主义债务经济与金融投机体系中的社会冲突 —— 来理解。

回到原始视频，古拉的开场白之后，一连串闪烁的标语或关键词依次出现。按呈现顺序，这些词语是：“成功、幸福、自我实现、人生目标、动力、生产力、巅峰表现、创造性表达、财务自由、情商、积极心理学、意识、巅峰表现、个人力量、智慧”。（显然”巅峰表现”这个概念被认为至关重要，以至于必须重复强调。）随后古拉抛出核心观点，声称揭示惊人真相：”实话告诉你，说白了你抑郁的根源就是心理素质太差了。没错，你的心理状态一团糟，你丫情绪不稳定！我不是在责备你，只是陈述事实。” 他随即澄清，此处并非指”临床抑郁症”患者 —— 那些确诊为”真正抑郁症”的人群。他所指的是我们这些多数人——尽管他声称自己没有指责，但他确实是在指责。这段视频时长略超20分钟，其中莱奥·古拉直言不讳地宣称：”你的抑郁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的心理认知机制出了问题，你的心理素质就是”垃圾”。别当受害者了，掌控自己的心理状态！追求巅峰表现！

嘲笑这段视频并调侃其逻辑固然容易，但这种逻辑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 —— 即便有时以更温和的方式表达 —— 且具有实际影响。其核心逻辑是：人创造自己的现实。单凭思想就能改变事物。这意味着你亲手编织命运之线，“不存在”外部环境，更无任何借口可言。

一位名字带有准皇家色彩的丹麦社会学家艾米莉亚·范·豪恩在其主页上表达了相同的逻辑：”幸福是一种选择 —— 你的选择”。同为丹麦人的治疗师伊娃·克里斯滕森也对此深表认同，她说：「幸福是个人责任。幸福不是你能指望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每个人都握有通往自身幸福的钥匙，因此也肩负着将钥匙插入正确锁孔的责任。幸福源于内心，让他人使我们幸福并非他们的责任，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正如我们无法改变他人，只能改变自己。」

如果个人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那么TA也必须为自己的不幸负责。既然“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要为所有事情承担个人责任。成败与否，健康与否，全凭主观意志、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决定。虽然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他人，甚至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完全能够努力改变自己。结构性变革 —— 即制度变革 —— 就这样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主观性变革 —— 自我改造。无论社会、政治或经济层面的任何问题，皆被个人化甚至罪恶化：主体被要求为自身不幸负责，既要独自承受痛苦，又要因感到不快乐、未能成为“优秀公民”、拒绝上班、赖床不起而背负罪责。

所谓的积极心理学与幸福至上主义所蕴含的个人化和责任化的这些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马克·费舍尔敏锐洞察了这种逻辑，或者说意识形态。抑郁者被不断灌输这样的观念：他们的抑郁完全是自身过错。”个体宁可自责也不愿归咎社会结构 —— 毕竟他们已被诱导相信社会结构根本不存在。”他在《无用之人》中如此写道，此处暗指撒切尔夫人另一句名言：”社会并不存在”。

抑郁症问题由此延伸为更普遍的困境：利奥·古拉在原始自助视频中倡导的主体性模型，与资本主义主体性的虚构 —— 即自主、自我决定、竞争性个体模型 —— 完全一致。在视频中，”观众” —— 即”你” —— 既是抑郁的根源，亦是唯一的解药。视频旨在教你如何”掌控心理”，最终将你带入”全然的幸福与喜悦”之境。

这传递着深刻的道德论调：无法获得幸福即是不道德。如果你沦为如此不道德的糟糕之人以致陷入不快乐 —— 或抑郁 —— 那责任全在你自己身上。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归咎教条：你正在制造自己的抑郁 —— 即便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换言之，资本主义对抑郁症患者造成双重伤害。

• 首先，它引发或加剧了抑郁状态；

• 其次，它抹去任何形式的因果关系，将疾病个体化，使抑郁症看似个人问题（或个人财产）。

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被归咎于患者自身。倘若你曾活得更充实积极，做出不同选择，保持更乐观的心态等等，便不会陷入抑郁。这正是全球心理学家、教练和治疗师们反复唱响的调子：幸福是你的选择，你的责任。不幸与抑郁亦复如是。资本主义先让我们感到痛苦，继而雪上加霜地让我们自己去为这种痛苦感到愧疚。

基于我自身抑郁症的经历 —— 尽管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经历” —— 以及就此主题撰写的博士论文，我认为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对抑郁症进行新的分析，同时也需要另一种疗法。

面对抑郁症的个人化倾向，必须以抑郁症的政治化来回应。

在分析层面与社会成因层面，抑郁现象都应与劳动、工作及失业问题挂钩 —— 统计数据显示，失业者比在职者更易陷入抑郁，无论这些有工作的人多么讨厌自己的工作。抑郁症还应与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竞争文化（“饥饿游戏快乐，愿好运永远伴随你！”）及伴生的幸福意识形态挂钩 —— 这**种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永葆笑容、时刻快乐，即便正在彼此厮杀、为生计挣扎、勉强度日之时，**亦不例外。抑郁症更应与教育领域挂钩：在我任教的哥本哈根大学，众多学生饱受各类精神疾病困扰的现象已昭然若揭。我甚至不敢想象英国或美国的情况 —— 那里学生不像丹麦这样享有免费教育，反而被越推越深地卷入债务漩涡。无论目光投向何处，学生们都深陷抑郁、焦虑、压力与精疲力竭的泥沼。

经济危机爆发后，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债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2012年，经济学家约翰·盖瑟古德发表的研究表明，深陷债务泥潭的人群普遍存在抑郁等多种心理问题。所有证据都表明，负债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更会显著提升自杀倾向。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经济、社会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后，负债者产生自杀念头的概率仍高出两倍”。而在《经济之躯：紧缩政策为何致命》一书中，大卫·史塔克勒和桑杰·巴苏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揭示：相较于经济衰退本身，紧缩政策对公共与私人健康状况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更为严重。书中提及一项针对50岁以上美国人的研究发现：”2006至2008年间，房贷拖欠者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高出约九倍”。他们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紧缩政策不仅造成伤害，更会夺人性命。希腊老人迪米特里斯·克里斯托拉斯的悲剧便是明证——2012年4月4日，他在希腊议会大厦前”将枪抵住头部宣告：’这不是自杀，是他们杀了我。’随后扣动了扳机。”

这些状况真实存在，其因果关联同样真实。显然，成因众多且复杂。但抑郁的症状也映射着其他问题的症结。事实是，债务经济体系正引发深重痛苦——负债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其他群体）被迫典当自己的未来。然而精神病学界与公共话语仍执意将抑郁症视为脱离背景的个人问题。这种倾向在诊断手册的论述中尤为明显 —— 这种话语正日益主导公众认知 —— 其中精神疾病仅被视为症状集合，完全忽视患者所处的历史、社会与经济背景。

因此，左翼对当下现实的分析不仅要坚持强调背景因素，更要与赫德瓦共同主张：“正是这个世界本身使我们生病并持续折磨着我们。” 这里的世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我们身处其中、艰难跋涉的具体资本主义世界。这正是我们中许多人卧床不起辗转反侧的原因。正如酷儿理论家安·茨维特科维奇在其著作《抑郁症：一种公共情绪》中所论述的：

抑郁症的流行现象既可视为长期暴力历史的症状，亦可被其掩盖 —— 这种暴力历史在日常情感体验层面持续产生影响。[…] 在家庭领域被称为抑郁症的，正是这些社会问题的情感表征之一，它常使人陷入沉默、疲惫与麻木，以致于无法真正察觉自身不幸的根源（即便勉强察觉，也往往处于低水平的慢性悲伤状态 —— 或另一种抑郁形态）。

抑郁症的历史即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 —— 用茨维特科维奇的话说，亦是暴力的历史：有色人种、LGBT群体或寻求庇护者每天所承受的暴力，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相关数据再次令人震撼，仅举数例：据索菲·刘易斯《全面代孕》指出，”38%的低收入母亲及有色人种母亲会患上产后抑郁症”； 半数LGBT群体在过去一年经历抑郁；在丹麦的收容被拒庇护申请者的监狱式营地”舍尔斯马克出境中心”里，61%的儿童符合精神病学诊断标准。在诸多案例中，抑郁症正是这种暴力与脆弱性的印记，更令人痛心的是，它并非唯一的心理健康危机。

目前为止我尚未提及气候危机，但根据此前所述证据，生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这并非忽视物质现实，而是暗示生态损失与全球变暖对心理造成的深远影响。

再次值得提及的是当今被称为”被毁掉的一代”的年轻群体（菲尔·尼尔在其杰作《腹地》中称其为”没有未来者大游行中的第一代”）。他们生活在一个明天很可能比今天更糟的世界，一个真正没有选择余地、没有未来可言的世界 ——气候危机正以最直观的方式摧毁着未来本身。谁又能怪他们抑郁呢？

这一切都在说明，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危机，本质上也都是精神健康危机。资本主义永动机式的运转及其对资源的榨取，同样消耗着精神资源。经济与心理似乎已难以区分，正如”抑郁”一词的双重含义所暗示的。当然，我们并非同舟共济，亦非同病相怜。我们并非全都陷入抑郁（而那些抑郁者也未必以相同方式或因相同缘由承受痛苦）。我们遭遇的困境程度各异。某些社会阶层能以他人无法企及的方式触及未来，某些群体承受着更沉重的负担，某些人则比他人更早消逝。欧元危机中的希腊民众，或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生，其负债与抑郁的形态截然不同。如前所述，暴力与社会苦难沿着阶级、性别与种族的维度差异化分布；气候危机亦然 —— 哥本哈根的市民感受到的破坏性压力不如吉大港的居民。

坚持探讨疾病、心理健康与抑郁症的政治性时，必须时刻铭记这些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差异。然而这不应演变为社会痛苦的竞争（“我最惨”） —— 竞争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它不断加剧这种竞争，使我们在承受痛苦的同时，又在彼此的痛苦中相互争斗。但这应当促使我们认识到：批判资本主义必须兼顾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语境化心理病理学。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窥见可能的”疗愈”路径 —— 我们需要做什么，如何从床上爬起来/走出困境（抑或，为何我们渴望走出困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抑郁症及其背景的充分诊断本身并不足够。然而众所周知，诊断并不必然意味着治愈。仅仅知道问题所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解决它。相反，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之一在于：你需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你无法做到的事情 —— 至少无法独自做到。正如安·茨维特科维奇直白所言："指出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是症结所在，并不能帮我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同样，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废除私有制或实现全球性债务彻底清零就能像施展魔法般瞬间缓解抑郁者的痛苦。然而，在某种思辨中，我忍不住想说：革命是世上最有效的抗抑郁剂，它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唉！要进行革命，我们必须先爬出被窝。这正是抑郁症的辩证悖论——真正的两难困境。

这种集体性的解放性“疗法”可能呈现何种形态？我们拥有一个涵盖女性主义与艺术实践的档案库，其中收录了从奥德丽·洛德到克莱尔·方丹，乃至近期丹麦艺术家兼活动家雅各布·雅各布森的艺术关怀、自我关怀与集体关怀项目 —— 后者在经历严重抑郁症及数月住院治疗后，创立了“自我治疗医院”。我们需要一种语言，既能将这份档案汇入运动洪流，又能将其与制度化精神病学、新自由主义疗法及资本主义的利润追逐割裂开来。这种关怀超越了医院、诊所、家庭、国家、保险公司乃至资本本身（即便一个人根本无法接触这些机构）。这种关怀基于对精神疾病的政治化理解，超越了商品化与资本主义形态的关怀。当身体相互照拂，当责任重新分配，当个体崩溃转化为集体亲密，未来便能以互助、共享与可持续之名被（重新）构筑。

这或许是构想抑郁症”疗法”的一种方式，既不强化顺从也不固守现状。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名副其实的左翼政治都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是问题根源”的论断（尽管它确实如此），直面如何从床上爬起来的问题。这个命题既充满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性。当然，有时躺平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一种罢工，在日益围绕着强调积极肯定的”我能”运转的世界里，它化身为精疲力竭的消极否定——”不，我不能”。但总有人在探索新的起床之道：我仅顺带提及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 ——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宏大建筑已现裂痕，可惜马克·费舍尔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刻。

无论如何，重点显然不是摆脱抑郁以便重返最初导致抑郁的工作岗位。重点必须在于摧毁使我们生病的物质条件 —— 摧毁人们生活的资本主义制度，摧毁那些致命的不平等。由此，我们共同创造另一个世界。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要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需要的不是病患间的相互竞争，而是建立关怀联盟，让人们不再感到孤立无援，不再为自身病痛背负道德负担。通过彼此结盟，人们终将能够有力气爬起来上街战斗。

改编自《Going Nowhere, Slow》一书，Zero Books出版社，2019年11月2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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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运动创伤的处理和应对技巧：心理安全S08E06》

何为“创伤”？创伤是指任何超出个人或集体应对能力的经历。

不要害怕创伤。即使一度被击垮，仍有可能在事后变得更强大、更睿智。健康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积累，应对创伤亦是持续的过程。

我们携手应对创伤，从而汇聚集体力量与社区凝聚力。

潜在创伤事件发生前

1. 指定支持人员：为整个团队或每位成员指定支持人员。

2. 向支持者告知创伤风险因素，例如：

• 情绪障碍或人格障碍病史

• 既往创伤经历

• 静息心率高于正常值（>95次/分钟）

• 缺乏社会/家庭支持及资源

3. 预演：预演可能的情境，为潜在创伤结果制定”预案”。

4. 培养乐观态度：培养对生活、运动、行动的广泛乐观态度。

5. 叙述：人们通常需要“理顺思绪，让事情变得合理”。提前开始这项工作。

6. 练习正念：正念有助于事后的恢复，但必须预先培养。

7. 可能的支持清单：让参与者列出支持他们的人和事物的清单，供后续参考。

潜在创伤事件发生时

1. 保持团队行动，结伴同行 —— 搭档制。

2. 设置专属”放松区“供休息。

3. 重申行动的叙事/意义和集体团结（“声援”/“团结”）。

4. 如果有人突发严重焦虑，请尝试：

• 引导其前往相对安全的地方。

• 如果对方回避眼神接触，询问“眼神交流是否能缓解”。

• 邀请对方与您一起呼吸：初期同步呼吸节奏，逐步放缓。

• 询问是否需要拥抱/肢体触碰。

• 用愉悦事物转移注意力：气味（橙皮、薰衣草、薄荷糖）可帮助回归现实世界。

• 询问令其平静的事物，请详细描述。

创伤事件后

• 给予倾诉空间，但切勿施压要求发言。

• 接纳情绪/寻求情绪认同。避免轻描淡写或拿”更糟糕的情况”作比较。

• 构建叙事框架。借助过往经历的启示，或设想事件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帮助当事人理顺思绪，”赋予事件意义”。

• “寻找帮助者”： 也许可以从讨论在事件中或事后有哪些帮助开始。团队可以从讨论在创伤发生时或刚发生后，谁或什么起到了保护或治愈作用，来开始事后分析。

警惕余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细微征兆。可能出现以下任一/或组合症状：

• 噩梦

• 与情境不符的恐惧；或在危险情境中反而缺乏应有的恐惧感

• 止不住地思考那件事，或者完全无法思考

• 睡眠周期紊乱，睡眠过多或过少

• 食欲紊乱，暴食或忘记进食

• 莫名烦躁或愤怒

• 注意力涣散

• 社交行为改变，如害怕独处、或自我隔离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患者可能需要进一步治疗：

• 主动寻求治疗

• 症状随时间推移持续恶化

• 症状持续数周以上影响正常生活

重大创伤后数日/数周内，患者可能需要以下支持：

• 提醒进食或提供食物

• 提醒更换干净衣物，协助洗衣

• 提醒其他自我护理事项：如沐浴、服药、饮水

• 提供倾诉机会，或无需谈论创伤的社交空间

• 通过体育锻炼释放积压的紧张情绪

• 多种形式的身体接触，从拥抱到跆拳道皆可（需征得同意）

具有镇静功效的草本、补充剂或茶饮（如果正在服药或存在健康问题，使用草本或补充剂前务必咨询医疗专业人士）。

推荐选项包括：

• 洋甘菊

• 西番莲

• 薄荷

• 柠檬香蜂草

• 薰衣草

• 卡瓦（肝功能异常者禁用）

• 镁补充剂（临床低血压者禁用）

身体疗法资源

• 针灸/指压疗法（尤推荐NADA耳穴疗法）

• 按摩（泰式按摩效果显著）

• 瑜伽

安顿练习

安顿练习不仅对遭遇强烈情绪或创伤反应的队友至关重要，更是每位队员都应掌握的自救工具。这不是很容易做到，难免会产生自身的情绪反应。

许多人拥有适合自己的技巧，请务必引导他们识别并运用这些有效方法。

以下是一些安顿练习的简要方法清单：

• 54321：

说出5件你看到的事物、4件你听到的声音、3件你能触摸的物品、2种你能闻到的气味，以及1种你能品尝的味道。

• 节奏呼吸法：

这种呼吸技巧要求呼气时间长于吸气，例如吸气计数3，呼气计数4。

• 借助物品：

握住某物，观察并描述其特征。钥匙扣是理想选择 —— 它拥有不同质地、色彩，摇动时还能发出声响。

• 计数练习：

从100开始倒数，每次减7（或任何需要稍加思考的数字都可以）。

• 调整身体姿势：

看似简单，但移动身体能帮助我们锚定当下。

• 字母游戏：

设定类别，按字母顺序列举该类别的物品。此法亦适用于团体练习。

• 运用气味（如精油、橙子、薄荷糖等）：

嗅觉常是人类最敏锐的感官输入之一，能有效帮助人们回归当下。

我们鼓励人们制作随身携带的”应对卡”，一侧记录支持性资源，另一侧简要列出个人有效的应对技巧。因为当情绪高度痛苦时，人们经常难以回忆有效的应对方法，这张卡片就可以成为危机/高压时刻可供参考的具体工具。如果您是协助者，可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协助运用卡片上的技巧。

PROVE

彻底开放型辩证行为疗法（RO-DBT）教授名为PROVE的技巧，旨在培养开放心态下的坚定表达。如需采用框架模型，这一方法可作为设定边界的参考范式。

1. 简要描述情境 —— 客观陈述导致你接受/拒绝请求的背景，避免辩解、辩护或合理化 —— 例如：”我注意到你频繁联系我寻求高强度支持。” —— 使用限定词来表达开放态度和谦逊，为可能的误判留出空间，例如：”据我观察……”“我不确定是否正确，但似乎……”“有没有可能……？”

2. 表达情绪时避免指责 —— 坦率直接地表达你的情绪，避免将其视为事实陈述。使用”我”开头的表述。 —— 例如：”当你频繁联系我寻求支持时，我担心自己无法持续提供你所需的帮助。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你可能没有其他倾诉对象’的想法，这引发了我的忧虑，因为我并非总能成为你的主要依靠。”

3. （承认）对方的需求。 —— 让对方知道你愿意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 不要断定自己完全了解对方的内心想法、感受或意图； —— 询问对方除了你个人的帮助之外还需要其他什么（例如：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寻找其他支持资源？你能否协助他们获取更多资源，从而减少对你的依赖？）； —— 例如：”对我来说，能够提出我的需求并了解你内心的体验，即使它与我的想象不同，也会让我觉得我们都很珍视这段关系。”

4. （运用你重视的目标）来指导你如何通过社交方式表达你的需求。 —— 例如，采用非支配性的开放姿态，允许事情不必立即得到解决； —— 应以冷静克制的方式回应，避免使用间接的断言和伪装的要求，更不要诉诸于人； —— 保持礼貌，尤其考虑到此类讨论可能较为敏感。例如：”我想和你确认这件事并请你帮忙。能否请你减少联系我寻求支持的频率？” —— 如果情况对你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或者你的需求至关重要，请传递紧迫感并重复请求，同时通过挺直的腰身、保持眼神接触等动作展现自信。切勿吼叫也不要耳语。

5. 基于自我照护来判断是否需要重复表达或加强表达力度 —— 以您期望的关系亲密度为基准，调整表达强度。如果满足自身需求至关重要，请持续表达直至需求得到满足。 —— 如果对方质疑、反驳或忽视您的主张，切勿立即回应。先自问能否从该情境中汲取经验，再作回应。 —— 如果这是您希望维系的亲密关系，切勿过度索求。在亲密关系中反复强调同一事项易被视为胁迫。不妨请求对方协助化解僵局。

DEARMAN

辩证行为疗法（DBT）提供名为DEARMAN的技巧，用于人际场合达成目标。这也是可用来设定边界的实用模型：

1、描述情境时不做评判，例如：

•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去酒吧，可你一直试图说服我应该去。”

2、表达自己的感受：努力在表达自我与保持自制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 在每一次表露前问自己：“现在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将来会喜欢自己的感觉吗？”

3、坚定立场

• 避免被动和攻击性（也包括避免被动攻击）。

4、强调积极结果

• 提醒自己和对方尊重你的请求的积极结果。

5、正念

• 练习全然接纳、反向行动和正念呼吸。当你感到犹豫、压力过大或可能屈服于侵犯边界的压力时，运用这些技巧。

6、展现自信

• 通过自我肯定来强化信念：你的边界是合理的。即使心存疑虑，也要努力保持冷静自信的姿态。

7、协商

• 预先确定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妥协范围

• 在内心确立边界，并明确界定边界被侵犯或妥协时将面临的后果

• 预判哪些让步你能接受，哪些可能令你后悔。

情绪管理

面对情绪时我们有三种选择，但每个人差异巨大，选择不同选项的临界点也各不相同：

1. 表达/释放情绪

2. 容纳/压抑情绪

3. 保护情绪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选项。

1、表达/释放情绪。这是最理想的方法！

你清楚自己正经历这些情绪，但未必需要明确它们的具体内容。那该如何操作呢？

• 向安全且善解人意的人倾诉是表达情绪的好方式，但这至少需要对情绪本身有基本认知。

• 哭泣是身体释放情绪的自然途径 —— 放心哭吧，没关系！

• 肢体活动能帮助释放那些难以言喻的情绪 —— 否则情感会滞留在身体里。

• 创作（如艺术、写作、手工艺、建造等）有助释放未知情绪，拓展你描述它们的方式。

2、容纳/压抑情绪

当你需要专注处理当务之急时，这很有效，但并非长久之计。

终究需要表达/释放出来。

有时他人能通过拥抱提供帮助。别忘了要先征得同意。

3、保护情绪

当情绪汹涌时，人们常通过攻击他人来保护自己，但这只会制造更多待处理的情绪。

有时又会通过压抑隔离来保护自己的感受。

这两种方式都效果有限 —— 情绪往往相互滋养。因此，理想状态是找到表达途径！

帮助他人应对心理创伤的STOP12345模型

• 「该不该帮忙、怎么帮」

我该直接帮助此人吗，还是帮TA寻找其他帮助？

对于这个问题，请首先考虑您自身的身心舒适度，是否需要对方稍后再来找您，以及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最有效地提供帮助。

• 「你现在怎么样？」

提出开放式的、不带评判的问题，切勿追问创伤细节。

只需掌握大致情况。

注意自身承受细节的限度并严格遵守，但对话细节程度应由对方主导。

如果对方情绪过激或者出现精神抽离，请将话题拉回当下。

• 隔离情绪避免感染

维护并执行你的心理界限。在对方的感受和你自己的感受之间保持分离（例如，不要承担别人的情绪体验）。因为这样既没有用还有害。

时刻关注您自身内在的感受，如果感到不堪重负，请回到第一条原则。

• 「还有其他情况吗」

是否存在加剧当前问题的其他心理或生理状况？是否还有其他面临相同困境的人需要类似帮助，或能相互支持？

• 实施干预

当您厘清状况后，就可以开始介入了。

可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倾诉，或是否希望获得解决困境的实际帮助。

可询问是否需要某种舒缓的接触，或者主动提供食物、饮水、保暖衣物等物质支持。

当干预措施完成或对方不再需要即时的支持时，制定具体的后续跟进计划。

最简单的表达是”明天发消息问候你近况”。如果无法亲自跟进，可承诺 “几天后安排小组成员探访”。

您也可以询问对方是否有希望联系的朋友或支持者。

您的后续行动只需确认对方已联系到其他支持资源即可。

创伤事件事后分析的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介绍

向小组提供以下信息：

• 事后分析期间的所有陈述、事实、观点及讨论均须严格保密。

• 禁止录音或记录笔记。

• 不得因个人感受而批评任何人。应允许成员自由表达情感，彼此间需给予接纳、支持和理解。

• 会议开始后成员不得离场。

• 所有成员均须参与第一阶段讨论，后续阶段可自主选择参与。

• 事后分析绝非对关键事件中团队行动的批判。

• 重要提示：严禁媒体参与！

第二阶段 —— 事实

向参与者提问（回应可选）：

• 请做自我介绍。

• 事件中您扮演了什么角色？

• 请用客观事实描述关键事件。

重要提示：此类提问适用于20人以下的小组，要求每位成员回答相同问题。

若小组规模较大，可采用不同的方法（遵循时间顺序：事件发生时：谁最先抵达？谁随后抵达？发生了什么？）。

第三阶段 —— 思考

参与者被问及（回应可选）：

• 当您摆脱下意识的行动后，对事件的最初想法是什么？

重要提示：此阶段使参与者将经历内化为个人体验，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而非置身事外。

第四阶段 —— 反应

参与者被问及（回应可选）：

• 对您个人而言，事件中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重要提示：本环节时长约30-45分钟（视事件强度而定），重点关注参与者的情绪状态。

第五阶段 —— 症状

参与者被问及（回答可选）：

• 当前可能出现的心理困扰征兆和症状有哪些？

重要提示：通常会讨论三类症状出现的时段：

• 事件发生时的即时反应；

• 事件发生后数日内的持续反应；

• 以及事件3-5天后仍残留的遗留反应。

第六阶段 —— 教学

• 向所有参与者提供减轻家庭、工作等场景压力的实用信息。

第七阶段 —— 重新融入

• 引导小组成员提出他们可能有的任何问题。

• 小组可重新审视事件中仍令人不安的部分。

• 成员甚至可能提出先前未讨论到的新问题。

重要提示：本阶段小组负责人可提供鼓励与支持，并引导成员思考此次事件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建议为每位成员准备资源清单（含电话号码及地址）。

免责声明：事后讨论是帮助人们处理创伤事件直接经历的重要第一步，但咨询师必须接受过专门培训，方可开展任何形式的幸存者事后讨论活动。

推荐阅读

• Aftershock: Confronting Trauma in a Violent World: A Guide for Activists and Their Allies” by Pattrice Jones

•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CISD : An Operations Manual for the Prevention of Traumatic Stress Among Emergency and Disaster Workers” by Jeffrey T. Mitchell

• “Trauma Stewardship: An Everyday Guide to Caring for Self While Caring for Others” by Laura Van Dernoot Lipsky and Con- nie Burk

• “Trauma is Really Strange” by Steve Haines (Author) and Sophie Standing (Illustrator)

🏴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掌控焦虑的策略：心理安全S08E05》

1：资本主义的每个阶段都存在其主导的反应性情感

资本主义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维系其运转的特定情感。这种状态并非静止不变。某种“主导情感”的盛行仅能持续至足够瓦解该情感及其社会根源的抵抗策略被制定之时。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断陷入危机继而又围绕“新”主导情感重组。

在现代时期（直至战后秩序确立前），主导情绪是“苦难”。十九世纪的主流叙事宣称资本主义将带来普遍富裕，而其“公开秘密”正是工人阶级的苦难。

革命者揭露了这种苦难，十九世纪第一波现代社会运动正是对抗苦难的武器。罢工、工资斗争、政治组织、互助会、合作社及罢工基金等战术，通过确保一定程度的社会最低保障有效击溃了“苦难”的统治力量。其中部分策略至今仍然可以用来对抗苦难。

当苦难失效后，资本主义转向以“无聊”作为控制手段。

二十世纪中叶的主流叙事宣称：生活水平正持续提升 —— 消费、医疗与教育资源的获取渠道不断拓宽。富裕国家“全民幸福”，贫困国家正迈向发展。而这里公开的秘密是：人人都感到无聊。这是福特主义体系的产物 ——该体系盛行至1980年代，以终身全职工作、保障性福利、大众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为基础，并收编了原本为对抗苦难而建立的劳工运动。

工作保障和福利供给消解了焦虑与困苦，但工作本身枯燥乏味，充斥着简单重复的劳动。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生存”所需的一切，却扼杀了“生活”的可能性；这套体系如同强行灌食般将生存需求填充至饱和状态。

当然，并非所有福特主义下的劳动者都享有稳定工作或保障 —— 但这仍是核心工作模式，整个体系皆围绕其构建。该阶段存在三种劳动契约，其中妥协式B级工人契约 —— 以枯燥换取保障 —— 最能体现福特主义与无聊的结合。如今B级工人契约已基本消亡，而A级与C级工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 前者是消费社会的内部成员 - 高薪的中产阶级“创意阶层”，后者则处于边缘地带，享有自主权却缺乏保障 - 零工工人和底层流民。

2：当代的抵抗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浪潮，是对主导情感“无聊”的回应。

如果每个主导系统的每个阶段都存在主导情感，那么每个抵抗阶段都需要针对性的战术以击败或消解这种情感。

如果第一波社会运动是抗击“苦难”的机器，那么第二波运动（1960-70年代，或更广义地/且较为松散地指1960-90年代）便是抗击“无聊”的机器。正是这波浪潮孕育了我们自身的运动，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们大多数的理论和实践。

这个时代多数策略旨在逃离 “工作-消费-死亡” 的循环。

情境主义者率先提出一系列对抗倦怠无聊的策略，宣称 “我们不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为确保免于饿死，却必须接受死于无聊的风险”。自治主义通过反工作运动对抗无聊 —— 既在劳动内部（采取破坏和怠工的躺平战术），也对抗工作本身（消极怠工和辞职）。

这些抗争形式与更广泛的社会进程相呼应：反文化群体正集体逃离主流的枯燥劳动与乏味社会角色。

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家庭主妇病态”于1960年代被理论化为系统性问题。随后通过意识觉醒运动，以及由此衍生的文本与行动（从《阴道高潮的神话》到红袜子组织堕胎公开讨论会），揭示出更多深层的不满。类似倾向可见于受压迫者剧场、批判教育学、主要直接行动模式（狂欢式、激进式与和平主义式），以及直至1990年代的运动 —— 如自由派对运动、夺回街道运动、DIY文化和黑客文化。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

解放教育101

直接行动分步指南：它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如何获得成功

反工作运动：从"我不干了" 到 "我们起义" -- 二十一世纪的劳工抗争

世纪中叶从"苦难"转向"无聊"的认知重塑，对新一轮反抗浪潮的兴起至关重要。我们正处于这波浪潮的尾声。正如第一波浪潮的战术在对抗“苦难”时依然有效，第二波浪潮的战术在对抗“无聊”时同样奏效。困难在于我们鲜少将无聊视为主要敌人 —— 这正是激进抵抗陷入当前困境的根源。

3：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收编了对抗无聊的斗争。

对抗无聊的斗争已部分被收编。资本主义推动人们逃离工作空间，创造出“社会工厂”—— 一个将整个社会组织成工作场所的领域。朝不保夕的动荡不安被用来迫使人们回到工作岗位，而劳工领域已扩展至涵盖整个社会工厂。

此类追求的实例不胜枚举：

• 企业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煽动员工不仅要管理工作，更要将灵魂投入其中；

• 消费社会如今提供更广泛的利基产品与持续性分心的各种东西，其受大众品味制约的程度已不如以往；

• 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等新产品要求个体投入更高程度的主动参与，并提供去社会化的刺激体验；

• 工作场所通过微差异化、绩效管理以及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临时工和半自雇岗位的激增，实现了体验多元化；

• 资本主义催生了媒介化的次级身份的增长 —— 通过社交媒体、显性消费、和终身学习塑造的自我形象 —— 这些身份需要被强迫性地维系。

早期各种抵抗形式已被收编，或在原初形态消亡后以阉割形式复活：例如商K夜店和音乐节取代了真正的狂欢派对。

你累吗？：倦怠的主流化

4：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主导性的反应性情感是焦虑。

当今公开的秘密是：人人都深陷焦虑。

焦虑已从原先局限的领域（如性欲）、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场域。所有形式的激情、自我表达、情感联结、当下体验与享乐，如今都浸透着焦虑。

毫不夸张的说焦虑已成为从属关系的枢纽。

焦虑的社会根基之一，是无孔不入的多维监控网络：国安局国安部、CCTV摄像头、绩效考核、就业中心、监狱特权体系、对幼龄学童的持续测评分级 …… 但这个显而易见的网络仅是外壳。

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凝视如何扭曲我们彼此发现、衡量与认知的方式 —— 作为永恒表演中被无限监视的共同演员。我们在表演中的成功与否，进而影响着从获取人情温暖到获取生存资源的种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工资形式，更体现在信贷形式。随着公共空间被官僚化与私有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因风险、安全性、滋扰、生活质量或反社会行为而被定为犯罪，媒介监控领域之外的领域日益封闭。

在这个日益“证劵化”与“可视化”的领域中，我们被强制要求沟通。不可沟通的人被排除在外。由于人人皆可被抛弃，系统随时威胁着强制断开任何人的联结 —— 在替代方案已被预先封锁的语境中，强制断联意味着去社会化，最终导致荒谬的别无选择：在去社会化的包容与去社会化的排斥之间徘徊。

这种威胁在当代规训实践中以细微形式显现 —— 从”隔离“和网络禁令，到解雇威胁和福利制裁 —— 最终演变为监狱中严酷的单独监禁。此类制度是焦虑控制的零度形态：在持续危险环境中瓦解所有联结坐标，以致人格崩塌。

不确定性导致普遍的绝望感；身体持续处于亢奋状态却无法释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与父母同住。相当比例的人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出生率持续下降，因为不安全感使人们不愿组建家庭。在日本，数百万年轻人终日闭门不出（即"隐居族"），而另一些人则以流行病般的规模将自己累死。调查显示半数人口正经历收入不安全。经济层面，焦虑体系的特征包括：精益生产、金融化及其衍生的债务奴役、高速信息流通与资本外流，以及生产的全球化。呼叫中心等工作场所日益普及，员工时刻自我监控，竭力维持"服务导向"，既要承受通话数量的量化考核，又面临持续考核和潜在解雇风险 —— 多数人甚至无法获得正式职位（需工作六个月才能转正）。“形象管理”导致官方规则与现实操作的鸿沟空前扩大。而911事件后的政治气候，更将这种普遍焦虑导入了全球政治领域。

百忧解时代（一）变质的竞争和时代性焦虑

百忧解时代（二）数字世界里焦躁的“新”人类

百忧解时代（三）令人沉迷的广义化自杀

5：焦虑是公开的秘密。

过度焦虑和压力是公开的秘密。然而即便被提及、被摆上台面讨论，它们也经常仅仅被(错误的)视为“个人心理问题”，往往归咎于思维模式缺陷或适应能力不足。

主流公共话语事实上是在暗示人们“需要”更多压力，以维持”安全”（通过证券化）和”竞争力”（通过绩效管理）。

每次道德恐慌、每次新的镇压或新一轮压制性的法律，都会加剧过度监管引发的焦虑和压力。

人类真实的不安全感被导向助长证劵化。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证劵化恰恰加剧了最初引发焦虑的根源性条件 —— 即随意处置性/用后即弃、大规模监控、高强度的密集型监管。实质上，“国土安全” 被用作为 “自我安全” 的替代品。此类现象早有先例：幻想着以“国家伟大”来弥补个人苦难，以全球战争宣泄“无聊”引发的挫败感。

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专制 “解决方案” 带来的危害往往大于其表面上旨在应对的威胁

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焦虑亦被向下转移。人们对生活失去掌控，便陷入强迫性挣扎 —— 通过微观管理可控事物来夺回控制权。例如育儿管理技巧被宣传为能提供明确操作指南、从而减轻父母焦虑的方案。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不确定性引发的潜在焦虑催生了强迫性的社会规制与控制项目。这种潜在焦虑正日益投射到少数群体身上。

焦虑正通过多种方式被个人化 —— 从新右翼话语将贫困归咎于穷人，到当代疗法将焦虑视为神经失衡或思维失调。还有百般”管理”话语 —— 时间管理、情绪管理、育儿管理、自我品牌塑造、游戏化 —— 向焦虑主体兜售“可控”的幻觉，以换取对资本主义主体性模式的更大程度的顺从。

再看“自我价值”产业 —— 媒体洪流不断灌输通过积极思维实现成功的“成功学”理念，仿佛焦虑与挫败的根源纯属虚妄。这些现象揭示出将问题私人化的趋势，无论是工作相关还是心理层面的困境皆然。

我们此前指出：公开秘密的运作必须建立在社会孤立/即原子化的基础上。当前的情境正是如此：真实的交流日益罕见。尽管沟通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但交流却日益受制于系统中介。因此在诸多层面，人们被剥夺了实质性交流的可能性 —— 即便系统要求所有人保持联结与可沟通。人们既顺应交流要求而不是表达自我、又在媒介空间中自我审查。

同样地，情感劳动非但无法缓解焦虑，反而加剧了劳动者的痛苦，却仅能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研究表明，强迫劳动者伪装快乐会引发严重健康问题）。

沟通的数量无关紧要。除非存在能言说“公开秘密”本身的渠道，否则解放性社会力量的重组 —— 即重新联结 —— 永远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本质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对多数人而言（包括许多激进分子），承认自身经历和感受的真实性都极为困难。仿佛事物必须被量化或媒介化（虚拟传播），或被我们预先认定为政治性存在，才能获得真实性的验证。“公开秘密”不符合这些标准，因而始终处于隐形状态。

6：当前的策略理论已失效。我们需要新的策略理论来对抗焦虑。

然近年来此类体验已变得极为罕见。

我们可聚焦两个相关现象：先发制人和程序性惩罚。

先发制人策略旨在扼杀抗议萌芽，或使其无法产生实质影响。围困战术、大规模逮捕、拦截搜查、封锁管制、入室搜查及预防性逮捕皆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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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惩罚则通过滥用本应服务于其他目的的程序，将人置于恐惧、痛苦或脆弱境地 —— 例如以破坏日常生活的保释条件限制候审者的行动，利用禁飞名单和边境拦截名单骚扰已知的异见者，实施暴力拂晓突袭，不必要地将当事人的照片刊登于媒体、仅依据所谓的嫌疑（有时配合“抓人指标”）实施逮捕、使用疼痛控制擒拿技法，或暗中透露某人正受监控。一旦对国家干预的恐惧被灌输，它就会被网格化分布于公共空间的可见监控网络**所强化，而这个网络则充当了创伤和焦虑的战略性触发器**。

大量轶事证据揭示了此类手段的恐怖后果 —— 有人因多年等待审判而精神崩溃（即便最终被判无罪），有人在数月与亲友失联后自杀，有人因遭受虐待而不敢出门。这些影响与国家杀戮或强迫失踪行为同样真实，却被刻意掩盖。此外，许多激进分子同样承受着不稳定就业和惩罚性福利制度的压迫。我们未能逃离普遍存在的焦虑生产机制。

当前的武装抵抗运动既无法也无力对抗焦虑。这种抵抗往往涉及刻意暴露于高度焦虑的情境中。起义者通过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愤怒，并借助攻击性投射情感来采取行动以发泄这种愤怒，从而克服焦虑。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为焦虑提供了替代方案。然而，人们很难从焦虑直接过渡到愤怒，而创伤经历又容易使人反向退缩。

我们注意到起义者存在一种倾向：拒绝正视心理障碍对激进行动的阻碍。他们的回应往往是”行动起来！” 但焦虑是真实的物质力量 —— 绝非虚无缥缈的幽灵。诚然，其根源常植于精神创伤，但摆脱精神桎梏的问题，绝非简单地通过意识否定就能解决。幽灵的幻象力量背后，存在着一系列心理阻碍，其本质是反应性情感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喊”行动起来”，无异于对瘸腿者喊”快走”。

处境看似绝望而无法逃脱，实则不然。这种感受源于不确定性的效应 ——持续的过度压力、时间被压缩成永恒的当下、个体因疏离（或被系统强行中介）而脆弱、社会空间各层面都在遭受系统的支配。

7：需要一种聚焦于不确定性的新型意识觉醒。

为应对焦虑情绪，我们需要重回设计阶段。

必须自下而上构建全新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

为此，我们需要激发大量讨论，使当下处境的体验与变革理论产生密集的交汇。我们需要在所有被排斥和受压迫的阶层中启动这样的进程 —— 但没有理由不从自身开始。

在探索此类实践的可能性时，我们考察了以往类似实践的案例。通过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实践记录，总结出以下核心特征。

1、基于经验产生新的实证理论。

我们需要重新连接当下体验 —— 而非过去的理论。

核心在于：主流假设阻碍/束缚了我们对处境的认知。必须将其显性化（🔙 战术原理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31-- ）。重点应聚焦于那些与 “公开的秘密” 相关的经历。这些经历需要被讲述并汇聚 —— 先在群体内部，再走向公开。

现在团结：当下的口述历史实验

2、承认经验的现实性与系统性。

验证经验的真实性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我们需确认痛苦确为真实的痛苦，所见所感皆属真实，且问题并非仅关乎个人。

有时这意味着要重新审视被忽视或压抑的经历，有时则需挑战将问题个人化的倾向。

3、情感的转化。

人们常被难以言喻的情绪与普遍的糟糕感受所麻痹。这些情绪需要转化为对不公的觉醒，转化为更具聚焦性而非怨恨的愤怒，转化为自我表达的行动，转化为抵抗精神的重燃。

4、创造或表达“声音”。

围绕“公开秘密”的沉默文化必须被颠覆。需要对既有假设去自然化并予以挑战，驱逐头脑中的警察。

发声行为将真理与现实的参照系从体制转移至发言者，促成视角逆转 —— 以自身视角和欲望而非体制视角去审视世界。

编织多元经历和故事是重获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此过程既是阐释也是表达。

5、构建去异化的空间。

此类空间的存在能消解社会隔阂，既提供审视自身生活的批判性距离，也能构筑情感安全网，以尝试蜕变，消融恐惧。

它不应沦为维系既有活动的自助手段，而应成为重构激进视角的阵地。

6、基于经验的相似性来分析并理论化结构性根源。

重点不在于简单复述经历，而在于通过理论化实现其转化与重构。

参与者通过不同假设映射自身经历，从而改变其主导意义。这通常涉及在经历中寻找与解放理论相关的模式，将个人困境与微小不公视为更广泛结构性问题的症候。由此催生全新的视角、一种动机词汇体系，以及反-反政治的全新视野。

“顿悟”与实践的益处

目标在于引发顿悟 —— 即当问题的结构性根源突然与个人经历产生关联时的那一刻。

正是这种顿悟聚焦并转化了愤怒。

更深的理解反过来可能缓解心理压力，使人更容易以愤怒而非抑郁或焦虑作出回应。即便某些团体排斥治疗过程中的适应导向和自尊建设，仍可通过将其塑造成自助形式来吸引参与者。

由此形成的亲密团队侧重视角与分析而非行动。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新认知必须转化为某种行动，否则终将沦为徒增挫败感的自我审视。

助益

该策略将从多方面助力实践：

• 首先，这些团体可成为潜在行动者的储备库；

• 其次，它们能为未来的反抗时刻预热人心；

• 第三，它们创造了改变所谓“公众舆论”的整体场域的潜力，从而为行动创造一个更容易的背景。

挑战和对策

焦虑感源于”市场”对我们的要求始终模糊不清，顺从的诉求与一套无法预先确立的模糊标准相连。如今，即便是最顺从的人，也会因管理或生产新技术的引入而被抛弃。小组讨论和意识提升的功能之一正是构建解读现状的视角。

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持续的时间与注意力压力下维持定期的投入。

这个过程的节奏较之当下文化所能接受的更为缓慢，尺度更具人性化。然而团体能提供日常斗争中的喘息之机，以及一种可能缓解注意力压力的更安静的互动和倾听方式，这也可能具有吸引力。

参与者需学会以自我表达的声调发言（而非源于分享琐碎信息的迫切需求所衍生的新自由主义表演！），并掌握倾听与分析的能力。

另一难题在于经验的复杂性。由于符号资本主义代码中内嵌的细微歧视，个人经验呈现强烈差异化，这使得分析环节尤为关键。

后记：原因与情感

当我们将资本主义理解为情感性的 —— 即通过生产并依赖特定情感、态度及关系模式来维系自身 —— 诸多现象便豁然开朗。

这些情感并非单纯的经济关系产物，而是构成关系本身的核心要素。

驱动经济的所谓物质需求实为社会建构，正如其要求的服从与疏离亦受文化塑造。现代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主义倾向、我们与万物的疏离感、将金融视为“实体”而将生态视为“抽象”的怪异认知，尤其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私有财产与权威观念—— 只要剥离这些，看似永恒不可撼动的市场体系便会崩塌。

试图通过追踪股市而非立足生活经验来理解经济，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源性割裂。

私人情感与人际关系和物质条件同样根本。我们需要探讨情感状态的语言体系。

通过这种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关系，能阐明诸多现象：例如抗议活动即便未能消除诉求对象的不公，参与者仍可能获得满足感 —— 有时甚至强于直接诉求被满足时的感受。我们珍视广场上共叙往事的夜晚，珍视坚守阵地的时刻，远胜于偶尔赢得的微薄让步。迄今为止，这种现象通常被轻率地归因于”捍卫尊严”的口号。但当我们将资本主义下的生存状态视为情感性存在时，便能理解为何那些改变情感状态的抗争形式本身就能带来满足感 —— 而非仅仅作为填饱肚子、调高暖气温度的手段。正如占领运动及其他抗争所揭示的：若能摆脱苦闷、厌倦与焦虑，许多人甘愿啃干馒头，睡在赤裸的砖地上！同样地，将我们面临的问题定位为情感问题，能帮助我们避免追求或接受那些无法改变我们感受与联结的表面解决方案。

BY 不确定意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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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的局限

我们常常因目睹日常压迫而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我们渴望做更多事情来对抗助长压迫的惯性。

有时我们能有所作为 —— 但更多时候力不从心。

在本集中，我们将探讨不断撞上能力边界的深层含义，我们想要深入阐述，将压迫定位为“个体可以或应该独自拆解”的观念，是一种陷阱反而维系了我们所反抗的暴力。我们将剖析：当我们渴望改变世界时，为何这种意愿反而被利用 —— 我们的能量不断被导入那些维持现状而非打破桎梏的等级体系，最终使我们屈服。最后，我们将分享如何在前线和后方应对内心的悲伤，并传递我们正在践行的经验。

• 当选择的数量如此之多已超出我们的情感、体力与财力的承受极限，该如何践行”正确之事”？

• 当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看似势不可挡，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渺小无力的感受？

• 如果我们只能在自身所能抵达的范围内挣扎求生，在压迫的汪洋中存活又意味着什么？

每一天我们目睹的饥饿者远超自身所能喂养，无家可归者远超所能收容，苦难与伤痛远超所能承受。然而我们也看见货架满溢的食物，可供栖身的建筑空置，以及成千上万本可以携手共建互助世界的民众—— 却被沦为机器中的齿轮，被迫为最基本需求相互竞争。多数时候我们不禁自问：”作为在日常生活中挣扎的个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打破压迫的惯性？”

本集旨在探讨：将压迫定位为“个体可以或应该独自拆解”的观念，如何是一种陷阱反而维系了我们所反抗的暴力。我们要揭示：当我们渴望改变世界时，如何被诱导用个人选择替代集体行动。我们要命名那些将抵抗力量收编为己用的结构，正是它们制造了当下许多人深陷的绝望。我们期待通过分享经历，挖掘出”力有未逮”时的羞耻感，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呼唤集体关怀与互助投入的号角。

必须澄清一点，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以消除压迫并不是坏事。这是我们抗争的基石，正是通过从自身做起，我们才能真正行动起来。但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早已让我们深信：孤立的选择能成为强大的政治行为 —— 尽管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仅靠素食主义无法终结统治压迫。购买电动汽车也不能。慈善捐款无法消除贫困。在非营利组织志愿服务或工作也无法根除压迫 —— 事实上，这类机构的设计初衷正是维持现状。投票与政策改良同样无法瓦解警察国家。这些工具从不以终结压迫为目的，其中许多甚至始终旨在瓦解激进运动的力量。

当我们认同”个体及其选择是系统变革主要驱动力”的叙事时，便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我们个人有责任拆解压迫的等级制度，如果失败就该自责。但压迫者深知个体的抵抗无法阻挡他们，于是利用我们的抗争意志反噬我们。如同专为榨取消耗我们全部能量而设的仓鼠轮，他们通过暴力等级制度 —— 例如选举政治、非营利产业复合体、殖民者教育体系 —— 过滤我们的行动，将我们边缘孤立，以确保我们整体的影响力永远无法真正撼动现状。

激进运动永远不被允许跳出转轮，否则必将被强行纳入其中。

如果你认为素食主义或投票等个体选择能“聚合起来”产生系统性变革，我们提醒你：至少在我们社会的语境中，纯素主义和素食主义充斥着阶级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从富裕阶层对贫困人群饮食选择的自满式责难，到全球有色人种穷人为支撑所谓的”有意识消费”而忍受的血汗工厂 —— 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投票亦然。即便各国全民投票，我们仍将生活在种族主义暴力划定的疆界构筑的世界里。

当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气候变化及其他暴力等级制度的庞大体系时，本该感到绝望。殖民主义的根基在于割裂人与人、人与土地家园、人与自然、人与社群的联结。其力量源于不断重构世界以阻挠个体抵抗的能力。当我们被灌输摧毁压迫的责任“仅在我们肩头”时，我们并非被赋予力量，恰恰相反是被彻底剥夺了能力 —— 使抵抗的念头显得既无力又愚蠢。

日复一日，我们心灰意冷、幻灭消沉 —— 直至精疲力竭。这正是其终极目的。无论抵抗是被压迫的巨大力量瞬间碾碎，还是被帝国官僚体系日久磨灭，掌权者都企图让我们陷入比任何抵抗意识或集体斗争更深的绝望。

面对日常压迫的沉重，绝望固然是自然反应。但它更应成为行动号角，催生出超越个体、更强大更坚韧的抗争运动。

他们不赋权，只吞噬

前文我们聚焦于揭露个人主义的陷阱 —— 这种被用作延续压迫的工具如何催生慢性倦怠与绝望。

接下来将分享我们在等级制度中组织抗争的亲身经历 —— 这些制度恰恰再生产了我们试图对抗的压迫，而这些经历如何重塑了我们开展运动工作的方法。

第三部分我们将探讨在穿越绝望时汲取的教训，以及如何通过投入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投身于我们坚信能为自己和所爱之人带来喜悦的世界建构实践。

• 如果解放的梦想永远被推向更遥远的未来，向人们展示悬置的梦想有何意义？

• 如果我们持续且可预测地同意追随，这会赋予所谓的“领导者”和机构多大的权力？

• 这种权力如何被用来操纵我们，迫使我们做那些阻碍自由、扼杀解放新路径的行径？

在投身自治组织之前，我们中有些人也曾参与选举活动。但当我们逐渐看清选举过程中的腐败、不负责任和政治投机时，便对此深感厌恶。我们认为权力必须更贴近参与斗争的人民，于是转向基层组织工作。然而我们遇到的左翼先锋派，只对能助其夺取国家或殖民主义权力的“事业”感兴趣。我们深切体会到被先锋派”领导层”支配的无力感 —— 他们决定何时组织、如何组织、与谁组织以及推进速度。我们意识到这并非我们所追求的解放 —— 这根本不是解放，而是用一个新的管理阶级取代旧的，他们同样热衷于剥削我们。

与此同时，我们中许多人供职于表面宣称致力于”打破贫困循环”的非营利机构。然而像我们这样的直接服务人员领着贫困线水平的薪资，而”创始人”和管理者却获得远高于我们的报酬；我们对公平正义的热忱被利用来胁迫和内疚感逼迫我们付出超出承受极限的努力；从一开始，我们就背负着个人能力无法企及的不合理期望。

在选举、先锋派和非营利机构这三类经历中，我们不断追问相同的问题：这些组织模式有何共通之处？为何在其中穿行时，我们总感到如此无力、疲惫与悲伤？

政客、先锋派和非营利组织都试图将斗争纳入各自对未来的构想。其逻辑是：房屋必须有主人，运动就必须有领袖。当然，在构建他们的未来时，我们常常被要求成为”事业”的牺牲品。多年后，我们逐渐看清最常见的组织形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痴迷于追求规模效应（尽可能覆盖更多人群）。但当规模成为组织的核心目标，它便要求我们忽视自身需求与能力，并强化了将我们与其他抗争者割裂的等级制度。

我们陷入慢性疲惫和悲伤，因为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永远无法达到被要求达到的规模。我们筋疲力尽，因为我们的组织方式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需求。最终，这场组织活动既非为我们自身的解放，也非为我们所认识和珍视之人的解放而存在。我们为虚幻而僵化的”群众”牺牲自我，为他人严苛定义的革命牺牲自我，为某些领袖所谓”真正的工作”牺牲自我 —— 这些定义总将我们自己的需求置于次要地位，或压制我们寻求支持的诉求。对我们而言，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但在改变组织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先转变对未来的认知。我们必须学会对那些没有被监禁国家、非营利产业复合体或殖民想象预先勾勒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我们必须审视自身关于规模与革命的政治立场。我们必须质疑在等级体系中组织行动的意义，必须正视我们及所爱之人承受的种种苦痛。

我们如今认识到，与那些我们努力扶持的人之间的界限，若非虚幻，也纯属人为划分。我们曾是（且仍是）抗争者。我们曾生活（且仍在）于住房与医疗保障的困境中。我们曾是（且仍是）我们为之解放的对象，因为我们曾是（且仍是）被压迫者。

旅程笔记

“我坚信，你的政治立场如果不能具有解放性并因此带来喜悦，就必然存在问题。我自己也经历过‘悲伤政治’的阶段，学会了识别导致这种情绪的错误根源。其成因多种多样，但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我们总会夸大个人能力的重要性，以致于因成就不足而深陷愧疚。” ——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我们希望分享一些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帮助我们在被迫奔忙的间隙创造出更多可能 —— 并期待能让我们更接近某种可持续的状态。

这些经验是指导原则而非硬性规则。它们或许能引起你的共鸣，也可能不然。我们从未试图宣称某种方案适用于所有运动空间和建设者 —— 自治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明白，那将立即在组织中引入等级制度，违背我们毕生奋斗的信念与实践。

请阅读这些文字，分享它们，愿你从中找到共鸣。

• 如何建立尊重个体存在的边界，让我们在集体斗争中保有自我？

• 如何平衡抗争工作，为生活的夹缝留出空间？

•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属于人民，人民的革命又为谁而战？

当人们了解我们作为自治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时，常会问：”那我们该做什么？” 有时提问者心怀不轨—— 他们深知不可能给出完整答案。他们往往预设了成败标准 —— 取决于我们的答案是否符合他们自己对变革的想象。他们早已执着于单一的未来，而非通过多元路径实现解放的可能性。

在其他情境中，我们明白这个问题源于绝望：当我们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还能奉献什么？

我们希望避免在反抗方面开出任何简单的药方：我们不是领导者，也不是未来的预言家。我们在这里能提供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学到的经验教训。

只要我们知道正在建设当下力所能及之事，让遥远的未来保持未知也无妨。

1 、未来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方案”—— 那些将“解放”捆绑于等级制度的方案，终将扼杀解放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挑战自我，将未来视为对可能性的向往，而非执着于那些非我所建、亦不以解放为宗旨的制度体系的”成败”。

于我们而言，我们开始追问：

2、拒绝那些耗尽我们能力、阻碍我们追求喜悦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可以的。

所有资本主义机构本质上都带有健全主义倾向。由此延伸，那些未摆脱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组织空间，注定无法实现可持续运作。

它们设定的期望只会催生倦怠，并复制着它们声称要摧毁的剥削模式。若我们开始视自己为值得解放的存在 —— 而非解放斗争中可随意消耗的工具 —— 那么拒绝那些不断要求我们自我牺牲的组织形式，便是理性的选择。一切解放斗争都是为生命、喜悦与联结而战 —— 而非绝望与死亡。

3、倾听身体的声音是正当的，为悲伤留出空间、哀悼与疗愈是正当的。

我们的身体承载着祖先的集体智慧。通过倾听身体，我们能开始打破殖民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父权制的残障歧视。当我们感到疏离时，身体在提醒：建立共同体关乎个体和集体的生存。当我们精疲力竭时，身体在宣告：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所有使命。当我们萌生退意时，身体传递的休憩需求，同时昭示着我们需要这样的抗争共同体 —— 当我们需要退后疗愈时，他们能挺身接力。

4、为尊重个体有限的承载力而设立边界，是完全合理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通常都存在多个正确选择 —— 而作为个体，我们无法面面俱到。

压迫并非由单人制造，我们也不该指望个人去终结它。

当我们对自身或微小抵抗社群要求过高时，便在重演压迫者的世界 —— 因为我们复制了滋养压迫的健全主义。若感到渺小或孤立，这并非证明个体无力改变，而是昭示着社群联结的必要性。

唯有建立这样的空间，我们才能作为共同抗争的集体，充分释放潜能。

5、优先与那些已经与你建立了亲密关系、理解你需求的人合作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常被要求作为激进分子去”激进化民众”—— 却鲜少顾及自身心理健康与承受力。

但在等级与支配充斥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真正安全的空间。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周旋于持有有害观点的人群中，与之互动，并寻找微小的抗争方式。家人、同事、街头行人 —— 多数人的观点与我们相悖，正在伤害我们。但我们被迫与这些人周旋，因为拒绝意味着遭受惩罚、失去生计、暴露身份并成为攻击目标。

我们始终在做着这份工作，只因别无选择。

所以，设立界限怎么会对我们的安全和理智毫无意义呢？刻意选择那些我们真正想要一起共事的人 —— 那些想和我们一起共事、尊重我们的时间和完整自我的人 —— 有什么错呢？选择那些真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与我们共度时光是有益而非有害的人，又有什么错呢？

正是这些人向我们证明：相互体恤才是最持久的抵抗形式，我们无需”成功说服大众”或者牺牲自我就能创造实质性的改变。

在彼此共建的历程中，我们正昭示着更美好的世界不仅可能发生，更是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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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只有通过灾难，我们才能发掘出一种无法衡量或定义的力量。

有时黑暗就是我们的蜡烛。

有时，我们的伤口会照亮我们的道路。

有时，治愈会以迂回的方式发生在我们周围和内心深处。

本集内容专门提供给照护者 —— 帮助他人的人同样需要足够的帮助。在气候危机、人为灾难、战争频发的年代，我们需要彼此。

长期从事高强度的团结工作而不感到情感耗竭是非常困难的。目睹他人的痛苦可能造成情感创伤。每当遇到新案例 —— 每当目睹新的个人悲剧 —— 不公义便如重拳般击打在我们脸上。

基层团结工作要求我们与受助者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结，这必然使我们暴露于他们的痛苦之中。我们或许总将自身遭遇轻描淡写为微不足道，尽管确实未亲历真正的暴力或损失，但接连不断的故事仍会对我们产生累积性的影响。

无论是飓风卡特里娜后的新奥尔良、巴勒斯坦的人权工作、加莱的难民支援，还是其他无数场景，我们反复见证着：参与援助者常陷入复杂的情绪漩涡 —— 愧疚、羞耻与”低强度累积性”创伤交织缠绕。更常见的是，人们会否认自身症状的存在；即便察觉异常，也认为自己不该”允许”这些感受存在。这些受创者中，有我们的爱人、朋友和激励我们的英雄 —— 我们深知必须在运动中更好地融入疗愈正义理念。

对于那些已作出回应的人，我们理解你们可能因”做得不够”而感到愧疚或羞耻。你们或许会这样想或这样说：”当人们正在受苦时，我怎么可能享受快乐和放松？”

未能尽责的愧疚与羞耻感，几乎是每位活动家和每场运动的诅咒。当受苦者是你相识之人、是你所爱之人时，这种感受尤为尖锐。这看似显而易见，却需要反复强调：这不是你的错。

气候混乱、战争与剥削的灾难仍将持续上演。作为基于团结精神的救援工作者，我们必须践行心理健康意识，关怀自我与同伴，方能应对此类工作领域可能引发的创伤。我们呼吁：即便身处危机时刻，也请将身心健康置于首位。同时请监督我们，确保组织文化始终保持可持续、赋权与互助的特质。

在争取正义与解放的运动中，我们常谈论万事万物的可持续性，唯独忽视了自身。我们可能耗尽自己的”情感储备”，或”日夜操劳”，却期待身心自行修复。但每个人都有崩溃临界点，一旦逾越，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恢复。有些人已认清自身极限，并努力在可承受范围内工作。然而在灾后重建的紧张氛围中，人们可能被逼迫超越自身极限，或被迫要求他人超负荷工作。悲剧的是，这往往导致成员彻底退出运动。

若在激烈的行动中发生这种情况，事后务必留出时间并采取其他措施进行恢复。

直面恐惧并战胜它，能赋予人强大的力量。

更广阔的认知与谦逊之心，能让你成为更具同理心与理解力的人。

而经历过创伤的人，更能洞悉如何帮助他人走出阴霾。

这个世界有太多需要转化的事物，你那饱含心酸、历经磨砺的智慧，正是生死轮回与新生重启的时代所必需的。

永不放弃。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

人有时会破碎，但正是裂缝让光线得以穿透。

这些裂痕昭示着新生正在萌发 —— 是青翠的，是崭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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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互助、创伤和复原力：心理安全S08E02》

引言

任何反抗权威的行动 —— 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 —— 都必然伴随着深陷绝望处境的艰辛。

无数人为我们心目中向往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见证者亦背负伤痕。

关怀与抗争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往往紧密交织。

对于我们这些与权威对抗的人而言，注定要承受殖民者和法西斯分子施加的暴力后果 —— 这种暴力既是日常的，也是先发制人的，更是直接报复我们追求互助共生的世界的行动。

对我们而言，这些后果的残酷性常以短暂爆发式呈现 —— 我等多围绕这类爆发状况制定防御策略 —— 但必需知道，更隐蔽的伤害是长期被侵蚀的集体情感福祉。

这片战场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幻灭、绝望、倦怠、孤立。正是在这片战场上，应对策略匮乏，关怀之责分配极不均衡。

作者将情感韧性视为需集体构建与实践的对象 —— 它需要盘点、需要休憩，更应成为应对创伤时调用的指引力量和原则。我们的概念体系植根于对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应激连续体（PTSC）及其特征的认知，相关阐述详见后续章节。

我们认为，将集体创伤认知植根于其独特的概念与意识形态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核心宗旨在于提供替代方案 —— 摒弃那些广为流传的新自由主义“自我关怀”观念。这些观念不仅强化了资本与国家权力的霸权，更使我们陷入无力感与孤立状态。我们致力于传播韧性作为一种方法论，以对抗各种压迫性势力用以分裂和削弱我们的创伤武器化手段，从而建立起我们长期反抗这些力量的能力。

简·亚当斯集体

简·亚当斯集体在纽约市历经至少五年的演变历程。我们的成员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师、以及其他反抗精神健康领域等级制度话语体系的抗争者。本集体的成立源于激进派空间中情感支持的需求，并由此开启了一场名为”互助自助疗法”的替代性关怀实践实验，这项实验至今仍在持续推进。

“主流”的自我关怀叙事往往将情感需求商品化而非满足需求。在“医疗化”的心理治疗领域，个体被迫陷入客户-提供者的权力关系中，那些本可以自主提升自我的工具和知识被刻意隔绝难以获取。

治疗师佯装洞悉患者情绪根源，同时垄断其掌握的知识，以此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在来访者心目中强行树立权威形象。

我们发现，通过集体协作改变不良情绪与行为模式，以缓解权势压迫带来的痛苦，是构建反权力社群的集体实践和战略组成部分。我们视共同满足需求为强化社群的契机 —— 不仅通过互助解决当下或长期的困扰，更通过在亲密与脆弱中建立信任，宣告心中理想的新社会不应让情感坦诚蒙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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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在现有的国家体系内部进行修补性的斗争是徒劳的：即使是最优秀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改变国家本身。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屡屡失败的渐进式改良。相反，我们需要一种制度性的变革，以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为指导，保障平等、博爱、自主管理以及公共财富的社会化。

五一劳动节最初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典范。12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世界各地劳动者的成核点。

我们将为之联合起来，重拾它最初的愿景：自由、平等、团结。

本手册的主题是：大规模社会变革如何发生 —— 换言，我们在讨论的是革命。

预示性政治并不是革命的替代方案，而是关于一场成功的革命所需具备的条件。

第一部分：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这里讨论的不是某一项零星的新法律或政策，而是那种对基本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变革 —— 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我们才有可能应对当下的危机，甚至更进一步，实现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

简单回顾历史可以给出答案。每一个现在都源自过去，正如每一个未来都将源自现在。欧洲的封建主义源于正在变化的、逐渐崩溃的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资本主义最初在英国产生，源于封建制度内部的变化，随后通过国家主导的模仿和适应、通过侵略和殖民，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掌权，并在国内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巩固政权之后，他们同样利用当时现有的社会与技术条件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革命并不是凭空创造全新的事物，而是对旧社会中已经出现的某些要素加以发展、普及和系统化。换句话说，新社会的形态早已在旧社会中以某种方式被“预示”出来了。

类似农奴制的依附劳动形式，是在罗马奴隶制社会内部逐渐产生的；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商人之间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在苏联实行全面计划经济之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早已有集中组织的大规模工业体系。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本身在1917年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城市中出现，而在农村地区，苏维埃形式往往源于历史悠久的农民公社 —— 尽管这些公社内部充满矛盾，但长期以来一直在组织农村生活。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第二部分：自我解放的悖论

已知最早对预示性政治的明确社会主义讨论，出现在第一国际内部 —— 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还尚未分裂。可以将其理解为对马克思那句口号的具体阐释：“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

1868年，比利时分部提出，第一国际本身“已经在自身内部孕育着未来社会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之后关于第一国际组织形式的讨论中变得极为重要，并逐渐影响到各种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思想家，包括潘涅库克、葛兰西关于实践与工人委员会的论述，以及巴枯宁、马拉泰斯塔和露西·帕森斯关于激进工会的思想。通常，社会主义者将这一问题表述为“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预示性政治”这一术语本身，则是在更晚时期才被提出的，并在1977年由查尔斯·博格斯等人广为传播。

预示性政治回应的是一个被称为“自我解放悖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那么就需要一群已经具备能力和权力去重组社会的人，也需要足够多的人具备相应的动力与意识。然而，我们现有的基本制度 —— 资本主义、国家等等 —— 并不会培养这些能力、动力或意识。资本主义以及优秀的革命理论，固然有助于推动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以反资本主义的方式生活与组织社会，更不用说构建一个全面摆脱压迫和支配的社会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实现自我解放？

第三部分：正式的决策结构

因此，预示性政治可以理解为“在当下有意识地、实验性地实施未来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在正式决策制度层面 —— 这是早期社会主义者讨论“手段与目的一致性”时关注的重点 —— 这种政治通常体现在以下制度特征中：

• 在可行的最低层级，通过不同形式的多数表决来作出决策。

• 使用有明确授权、任期有限的代表。这意味着被选出的代表必须在其代表群体所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投票与辩论。

• 这些代表可以被随时罢免，一旦他们不再按照民众意愿行事，就可以立即被替换。

• 代表应当定期轮换，以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参与组织的实际运作，避免形成一个长期掌控权力的少数领导层。

正如丰富多样的社会运动历史所展示的，这些制度形式也存在不同的版本和争议，例如关于“共识决策”的使用问题。大多数预示性政治的倡导者 ——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其混合 —— 并不主张完全依赖共识决策。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类似马克思、巴黎公社以及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所支持的那种代表制度。

这种预示性政治大致有三个主要论证理由。

第一，要培养能够以自由、平等、民主方式组织社会的革命主体，唯一的途径是让大量人在这样的制度中通过实践来获得学习。

换言之，人们必须“为革命做好准备”，通过亲自参与本身具有平等性、赋权性和变革性的实践，来建设新社会。为此，必须建立那些能够让人们发展自身能力、从而具备创造新世界条件的制度。

第二，如果我们希望人们真正被驱动着去追求 —— 真正感受到需要 —— 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那么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们亲身体验这种制度可能带来的现实感受。当一个人从历史上的“沉默旁观者”转变为“行动者”，这本身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根本性突破。

这一思想并不新颖。马克思在早期就观察到法国共产主义工人中的类似现象。他指出：

当共产主义工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学习、宣传等等。但与此同时，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需求 —— 对社会的需求。原本作为手段的东西，转变成了目的。吸烟、吃饭、喝酒等等不再只是建立联系的手段；陪伴、联合和交流本身就已足够。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了现实，人的高尚品格在他们饱经劳作的身躯中闪耀。

人们加入变革运动，不仅是因为经历了压迫与剥削，也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预示性政治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人们或许最初是为了争取更高工资或更好条件而加入工会，但在参与过程中，他们体验到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些体验反过来改变了他们的需求、目标和愿望。他们最初只是反对某些不公，而最终开始为积极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三个论证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成功的社会革命需要形成特定类型的意识。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意识并不是脱离现实实践的悬空的存在，相反，意识总是产生于具体的人类实践之中，并受到其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塑造。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创造能够孕育这种意识的实践形式，从而推动我们走向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

大卫·格雷伯在谈及全球正义运动和“占领运动”时指出：

我们都知道，仅靠言辞几乎不可能说服普通美国人相信真正的民主社会是可行的。但可以通过实践展示给他们看。当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领导结构的情况下，仅凭原则与团结来进行集体决策时，这种经验足以改变一个人对政治乃至人类生活本质的最基本看法。

这一点与前面关于“革命动力”的讨论类似：通过实践和体验一种根本性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 一种更加自由、平等、民主的形式 —— 人们不仅会看到这种形式是可能的，还会亲身感受到它的运作方式，以及它所带来的满足与意义。一旦亲身经历过，就很难再相信这些制度是不可能的、无法运作的，或必然糟糕的。这反过来会改变人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

这可以类比伯纳德·威廉斯所说的“启蒙的认知不可逆性”：一旦某些问题被提出，就不再存在体面地回避它们的道路。

第四部分：非正式等级与多元交叉性的必要性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开展了诸如建立自身解放性反文化、以各种方式重构日常生活、努力吸纳并组织边缘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原住民等）等实践。但他们往往没有明确地用“预示性政治”来描述这些实践，而且在应对例如深层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非正式等级关系时，他们的努力往往远远达不到我们今天认为必要的标准。

首先，广泛的反种族主义、去殖民化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和行动者都指出：如果社会运动（无论是否自觉采取预示性政治）想要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就必须在其自身的运动和组织内部处理这些问题。毕竟，要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关系，不仅需要改变正式制度，还需要改变社会规范、价值观、劳动分工以及其他社会实践对人们能力和组织实际运作方式的影响。

设想你想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的组织。如果某些人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系统性忽视或贬低；如果某些人总是被默认承担更多特定类型的工作，如做饭、清洁、照料儿童；如果某些人持续遭受贬损性言论、骚扰甚至暴力 …… 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参与组织的运作，也无法被平等或自由地对待。无论正式决策结构多么完善，如果这些非正式等级关系依然存在，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民主的组织，也无法让所有成员获得真实的自由和平等的实践经验。

那么，人们如何应对这些非正式等级？方法多种多样。例如，在组织内部为不同边缘群体设立专门的分组（如工会中的女性小组或有色人种小组）；设计不排斥任何特定群体的组织结构、活动和材料；通过工作坊、技能分享等方式增强边缘群体的参与能力；通过教育成员认识这些非正式等级及其运作方式，从而帮助他们摆脱这些观念 ……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法。并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任何具体的运动或组织都需要探索最适合自身的路径。

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还涉及对“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传统区分的挑战。在这种区分中，议会或政府中的事务被视为“政治”，而那些特权群体不愿面对的问题 —— 例如家务与育儿如何分配、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行为和观念等等 —— 则被归为“私人问题”。将某些问题标记为“私人”而非“政治”，其常见功能在于将这些问题排除在批判性审视、公共讨论和有意识的变革之外。

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是压制边缘群体的声音。例如，女性对婚内强奸的抗议可能被视为“私人事务”，从而被剥夺应有的公共关注与改变机会。同时，这种区分也忽视了国家早已在多方面干预被压迫群体的“私人生活” —— 从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到奴隶制、警察骚扰等等。这种区分还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视角之上，低估了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事实上，从成长经历到亲密关系，再到日常互动，我们的个人经验深刻塑造着我们自身。因此，没有理由将这些领域排除在批判性反思与变革之外。

由此还引出另一个重要含义：我们需要挑战一种常见但往往隐含的观念，即认为可以将“理性分析”与复杂的动机及其社会背景清晰分离。我们必须承认，人们所处的世界、他们参与的实践方式、以及他们的经验，会塑造他们的基本假设、所形成的思想以及他们认为什么是合理的论证。换言之，一个人的世界观，会受到其在多重交织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

最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应当引导我们采用“交叉性”的分析方法来理解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尽管类似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理论家，“交叉性”这一术语最早源自黑人女性主义，尤其是酷儿黑人女性主义。其核心观点是：人们所遭受的不同类型压迫 —— 例如基于性别、种族、阶级、残障身份或性取向的压迫 —— 总是相互交织、彼此作用的。

这一点的直接结果是：不存在单纯的“阶级政治”或“女性主义政治”。即便一个组织声称“只”关注阶级问题，它在实际运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关于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实践政治 —— 只是这种政治往往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因此也往往效果不佳。同样，一些看似仅关注女性问题的运动，实际上也涉及种族、阶级和能力差异等问题，而且这些方面常常处理得并不好。

历史上已有一些成功案例。即便在过去组织能力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像阿根廷的FORA和美国的IWW这样的工团主义工会，仍然积极组织女性、有色人种、移民等被其他工会排除的群体。IWW甚至积极地为女性生育权利而斗争 —— 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几乎所有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权的历史案例中，都实施了一系列改善女性权利和机会的措施。

理解世界固然重要，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如果我们已经理解了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它为何重要，以及历史上人们如何实践它，那么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去实践？我们并不掌握所有答案，但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帮助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以下为原文参考文献列表，已保留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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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镇压行动作为“项目”外包给私人公司，即便宜又便于推卸责任；这些小公司主动开发了成套的“钓鱼工具包”、“推特监控系统”和“地理位置追踪插件”，像售卖商业软件一样卖给地方公安局和国安部门 …

对于可能受影响群体，请务必关注本文嵌入标识框中的相关攻击解析和防御建议。

“数字跨国镇压” 指的是：国家行为体利用数字技术，将其控制与压制行为延伸至境外，对流亡者、异见者、记者、及少数群体进行针对性的监控、骚扰或威慑。

其关键特征包括：

• 跨境性：突破主权边界；

• 数字化：依赖互联网和信息系统；

• 日常化：成为“常态统治工具”；

• 隐蔽性：较少直接的暴力，更依赖心理操纵和信息操控以实现影响。

与传统的跨国镇压手段（暗杀、绑架）相比，“数字跨国镇压” 成本更低、更难归责、更容易规模化。

我们此前解读过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对此等操作手段及其有效性原理的详细描述：

一、概述和核心背景

1.1 基本信息

• 发布机构：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公民实验室。

• 发布日期：2026年4月27日。

• 核心议题：揭露与中国政府相关联的行为体如何利用“伪装身份”和“叙事劫持”手段，对海外异见人士、少数群体及国际媒体，进行数字跨境镇压（DTR）。

• 合作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

1.2 什么是数字跨境镇压（DTR）？

跨境镇压是指国家力量跨越国界，通过物理或数字手段，追踪、骚扰、恐吓和控制海外公民或批评者。数字跨境镇压（DTR）则特指利用恶意软件、钓鱼攻击、社交媒体骚扰、和账户劫持等技术手段，实现的压制行为。

1.3 宏观政治环境：“五毒”与总体“国家安全”观

报告指出，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加强了对所谓“五毒”（维吾尔人、藏人、法轮功、台湾独立支持者、民主活动人士）的打击。随着习近平主席推动“军民融合”战略，这种镇压行为已从政府部门直接执行转变为“国家资助、私营承包商实施”的高度工业化模式。

1.4 核心研究问题

该报告聚焦一个此前研究较少但高度关键的维度：

揭露与中国政府相关联的行为体如何利用“身份冒充”和“叙事劫持”手段，对海外异见人士、少数群体及国际媒体，进行数字跨境镇压（DTR）。

换言，重点不再是技术入侵（如间谍软件等），而是：

• 信息操控 -信息战；

• 认知战 - 诱导和欺诈；

• 身份伪装 - 社交工程；

• 舆论污染 - 掺水裹乱。

这是数字威权治理进入“社交工程+叙事操控”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核心机制：伪装身份和叙事劫持

2.1 “伪装身份”

定义

攻击者伪装成有公信力的身份主体，比如：

• 记者

• 学者

• NGO

• 同行活动人士

• 主流媒体机构

其目标是：

• 获取信任

• 引导互动

• 实施进一步的攻击（信息收集、钓鱼、操控）

运作方式

报告揭示了几种典型的模式：

（1）伪造媒体或官方新闻来源

攻击者复制真实媒体页面或内容，使目标误以为来自可信新闻机构。

这种策略此前曾在针对华语媒体的攻击中出现，例如仿冒新闻站点进行钓鱼。

（2）冒充社区内部成员

比如：

• 假装成同一运动的参与者

• 假装成志愿者或者组织者

这种方式利用“共同身份”降低防备。

（3）冒充受害者本人

创建假身份账号：

• 复制姓名、头像

• 模仿发言风格

用于混淆信息环境或制造冲突。

2.2 “叙事劫持”

定义

攻击者挪用目标群体自身的话语、议题或价值观，进行再包装和操控。

这比一般意义上的虚假信息更复杂：

不是“编造假信息”，而是“操控真实叙事”。

主要表现形式

（1）复制真实议题

例如：

• 人权议题

• 民族压迫叙事

• 政治抗议话语

但加入隐性的操控内容。

（2）语境扭曲

将真实信息：

• 断章取义

• 重新排序

• 重新解释

从而改变其政治含义。

（3）制造“内部冲突”

通过伪装为群体成员：

• 引导争议

• 激化矛盾

• 破坏信任

2.3 冒充 + 叙事劫持的组合效应

报告强调，这两种策略往往结合使用：

用身份伪装提供“入口”，叙事劫持实现“操控”。

形成完整的攻击链：

1. 建立虚假的且看起来很可信的身份

2. 渗透进入目标网络

3. 引入或操控叙事

4. 扰乱认知、扰乱目标群体的关系结构

三、攻击目标和对象结构

3.1 主要目标群体

报告指出，这类行动主要针对：

• 海外异见人士

• 民主活动人士

• 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群体

• 香港政治活动者

• 独立媒体工作者和记者

这些群体长期处于跨国镇压的重点范围。

3.2 攻击目标的选择逻辑

攻击并非随机，而是具有明确策略。

（1）高影响力节点

如：

• 意见领袖

• 组织者

• 媒体从业者

目标：扩大信息影响面。

（2）网络中介节点

如：

• 社群管理员

• NGO工作人员

目标：渗透整个网络。

这就是为什么担保措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担保人的担保！

（3）弱防御个体

如：

• 新加入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入门安全培训至关重要）

• 技术安全意识较弱者（同上）

目标：作为突破口。

四、技术与策略维度

4.1 社交工程学的核心地位

报告强调：

本类攻击的核心不是技术漏洞，而是“人”的漏洞。

关键技术包括：

• 钓鱼攻击

• 虚假账号网络

• 内容操控

• 身份伪装

4.2 与传统网络攻击的区别

报告认为此类攻击的未来趋势包括：

• 自动化生成内容

• 深度造假

• 大规模舆论操控

AI正在放大这些能力。

五、影响机制：心理、社会和政治层面

5.1 心理影响

受害者常出现：

• 不信任感

• 被监视焦虑

• 自我审查

这被称为寒蝉效应。

5.2 社群层面影响

攻击导致：

• 社群分裂

• 内讧冲突

• 组织瘫痪

这是叙事劫持的核心目标之一。

5.3 对家庭施压

一个关键机制是：

对境内的家属施压。这也是一贯做法。

例如：

• 威胁目标人的家人

• 经济处罚，等等

以迫使海外人士沉默。

5.4 政治影响

长期影响包括：

• 削弱跨国倡议能力

• 降低国际舆论影响

• 破坏人权网络

六、两大攻击行为体深度剖析

公民实验室通过长期的网络基础设施监测，识别出两个独立的攻击组织：GLITTER CARP 和 SEQUIN CARP。

6.1 GLITTER CARP：规模化的“初始准入者”

A. 行为特征与目标

GLITTER CARP 自2025年4月起活跃，其特点是“广撒网、重冒充”。

• 目标群体：涵盖几乎所有中国政府关注的敏感群体，包括维吾尔活动人士、西藏流亡组织、台湾媒体以及香港民运人士。

• 核心职能：公民实验室评估该组织在攻击链中扮演“初始准入者”（Initial Access Provider）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窃取账号密码，随后将这些权限移交给其他负责深度监控或数据窃取的部门。

B. 攻击技术细节：身份伪装的艺术

1. 高可信度冒充：他们会冒充目标群体内部受尊敬的人物。例如，在针对维吾尔人的攻击中，攻击者冒充一名著名的维吾尔导演，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联系。

2. 钓鱼基础设施：该组织注册了上百个模仿合法机构（如独立电影发行商、科技媒体）的域名。

3. 虚假安全警报：如果初次钓鱼未成功，他们会立即发送伪造的“Google账号异常登录”提醒，诱导用户在惊慌中重置密码，从而进入虚假的登录页面。

4. 战术重复性：研究人员发现，尽管目标不同，但该组织频繁复用同一套服务器架构和钓鱼模板，这种“标准化作业”体现了其工业化生产的特点。

6.2 SEQUIN CARP：精准的“社交工程操盘手”

A. 行为特征和目标

SEQUIN CARP 的攻击更具针对性和耐心，主要针对报道中国跨境镇压议题的高级记者。

• 典型案例：对 ICIJ 记者 Scilla Alecci 的长期渗透。

B. 核心战术：叙事劫持和 OAuth 滥用

1. 劫持真实叙事：该组织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们会窃取真实的、敏感的对话内容，并以此作为背景来构建虚假身份。例如，他们会冒充一个“持有政府内部绝密文件的举报人”，利用记者对独家新闻的渴求诱导其上钩。

2. OAuth 令牌攻击：

   • 原理：攻击者不直接索要密码，而是诱导记者点击一个链接，授权一个所谓的“第三方安全协作工具”。

   • 危害：这种授权一旦产生，攻击者就获得了该账号的 OAuth 令牌。这意味着即便记者开启了双因素身份验证（2FA），甚至修改了密码，攻击者依然可以长期、静默地访问记者的邮件、联系人和网盘文件。

3. 职业化沟通：SEQUIN CARP 的成员表现出极高的专业素质，能流利地使用行业术语与记者进行长达数周的“预热”沟通，降低其防备心理。

七、跨境镇压的“工业化”和私营承包商生态

报告深入探讨了中国网络攻击力量的结构性转变 —— 从“爱国黑客”到“商业黑客公司”。

7.1 军民融合战略下的激励机制

2017年后，中国正式确立“军民融合”为国家战略。这不仅涉及硬件制造，更包括网络空间能力。私营网络安全公司（如安洵 I-Soon、成都404等）通过竞争政府合同，获得了合法的攻击授权。

7.2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黑客超市”

根据2024年泄露的安洵（I-Soon）内部文件，报告解析了这种生态的恐怖之处：

• 按件计价：窃取特定东南亚国家部门的数据只需数万美元。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种外包模式极其廉价且高效。

• 软件化和产品化：这些公司开发了成套的“钓鱼工具包”、“推特监控系统”和“地理位置追踪插件”，并像售卖商业软件一样卖给地方公安局和国安部门。

• 可否认性：使用私营公司作为代理人，使得中国政府在面对国际外交指控时，可以推诿为“民间行为”或“纯粹的商业犯罪”。

八、攻击行为对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报告不仅仅关注技术，更关注这些攻击对“人”的伤害。

8.1 破坏社区信任

攻击者冒充社区领袖（如著名的导演、活动家）的手段，在海外离散群体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当成员们分不清谁是真正的同伴，谁是政府的代理人时，整个群体的凝聚力会迅速瓦解。

8.2 寒蝉效应和自我审查

长期的数字骚扰和潜在的家庭威胁，导致许多活动人士和学生选择噤声。这种“隐形监禁”成功地将一个国家的审查标准延伸到了全球。

8.3 对新闻自由的侵蚀

通过对 ICIJ 等机构的针对性打击，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一种“恐惧威慑”：任何试图揭露政府内幕的记者，都将面临无孔不入的数字监控。这直接威胁到全球媒体对敏感议题的调查深度。

8.4 数字威权主义的新阶段

从“监控”到“操控”

传统数字威权：

• 监控

• 审查

新阶段：

操控认知与社会关系。

从“信息控制”到“叙事战争”

这标志着：

• 信息战 → 叙事战

• 宣传 → 渗透

从“国家行为”到“生态系统”

权力不再集中：

• 国家

• 企业

• 网络群体

形成了复合系统。

8.5 揭开跨国镇压体系

该报告是对中国跨国镇压模式的重要补充。

已有研究表明：

• 中国是跨国镇压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 手段包括监控、骚扰、信息操控等

本报告的贡献在于：

揭示其“信息与叙事层面的操作机制”

九、防御建议和政策应对

公民实验室在报告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防御策略。

9.1 针对高风险个人的建议

• 物理安全密钥（Security Keys）：如 YubiKey。它是目前抵御 GLITTER CARP 类凭据钓鱼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即便攻击者拿到了密码，也无法物理接触到密钥。

• 严格审查第三方授权：定期检查 Google 或 Outlook 账号中的“已授权应用”，撤销任何不熟悉的或长期未使用的 OAuth 权限。

• 带外验证（Out-of-band Verification）：收到来自“熟人”的敏感请求时，通过第二种通讯渠道（如见面、语音通话等）核实对方身份。

9.2 针对技术平台的建议

• 主动识别恶意基础设施：科技巨头应共享威胁情报，封禁那些跨平台复用的钓鱼域名。

• 增强 OAuth 透明度：当应用请求高级别权限（如读取邮件）时，系统应向用户发出更明确、更严厉的警告。

9.3 针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 法律制裁：西方国家政府应对参与跨境镇压的私营公司及其高管实施定向制裁。

• 外交压力：将数字跨境镇压纳入双边外交议程，明确此类行为违反国际法和主权原则。

十：综合评估和局限性

10.1 报告的核心贡献

1. 提出“叙事劫持”这一关键概念。

2. 将跨国镇压从“技术问题”转为“社会问题”。

3. 揭示攻击的结构性与系统性。

10.2 方法论价值

• 结合技术分析与社会科学

• 强调受害者经验

• 构建攻击模型

10.3 局限性

（1）归因困难

难以明确：

• 国家行为体 还是 民间行为

（2）样本偏差

主要集中于：

• 特定群体（如维吾尔、藏人等）

（3）技术细节有限

更偏重社会机制，而非技术细节。

最后：一种“软性压制”的全球扩展

该报告揭示的不是单一攻击手段，而是一种新的权力模式：

通过身份伪装与叙事劫持，实现跨境社会控制。

其核心特征：

• 去中心化

• 低可见性

• 高心理影响

• 易于规模化

最终目标并非直接消灭反对者，而是：

让他们失去发声能力和组织能力。

这标志着数字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更隐蔽、更复杂、也更难以应对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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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心理健康训练手册：心理安全S08E01》

第一章：引言

互助自助疗法（MAST）的诞生缘由

“这是人类团结的良知 —— 即便仅处于本能阶段。这是对互助实践赋予每个人的力量的无意识认知；是对每个人幸福与全体幸福紧密相连的认知；是对正义感或公平感的认知 —— 它促使个体将他人的权利视同自身权利。”

——彼得·克鲁泡特金，1902年

简·亚当斯小组的成立，源于激进派活动家对社区心理健康支持的迫切需求。我们选择依靠彼此而非传统治疗或精神医学，部分原因在于：共同应对困境的过程本身，正是强化社群纽带的契机。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为解决眼下和长期困境的途径，更是建立亲密互信、坦露脆弱的契机，以此宣告：我们所构建的新社会不应让情感真诚蒙羞。

在创建MAST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帮助自身与他人掌握生存技能 —— 这些终身受用的能力将使我们更加坚韧和健康。

MAST不过是这片互助共生生态中的一叶，承载着彼此扶持与责任共担的使命。

MAST是一套开源且不断发展的认知技术体系，旨在通过去等级化的、非病理化的模型，促进个体情绪健康。

MAST 大量借鉴了理性情绪疗法、存在主义心理学、认知行为技术、辩证行为疗法、及相关系统的技术方法。近期我们还引入了符号技术。

MAST的核心在于传授自我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助力个体实现情感生活的积极转变。

尽管本质上属于自疗，但MAST依托小团体（三人小组或团队）的力量，通过同伴支持，帮助个体运用工具建立自信。

参与者在MAST中轮流担任咨询者与被咨询者，从而全面理解该方法的各个维度。

同伴群体中角色转换的流动性，最终使参与者获得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并由此掌握支持他人所需的技能 —— 无论是在我们的激进社群中，还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里。

MAST摒弃精神健康体系中的传统等级制角色，转而创造更具沉浸式体验的技术理解方式。它同时拒绝现代治疗中支持服务的专有性和专业主义，鼓励参与者共同完善MAST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MAST既非传统心理治疗，亦非团体治疗。它是在运用互助原则及日益丰富的开源技术体系，帮助人们克服生活中的情感困境。MAST并非替代传统心理治疗与精神医学的方案，亦无意削弱其地位，而是基于更激进的伦理观，提供一种明智的、实验性且有效的自我疗愈方式。该方法虽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发起，但致力于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高效支持性实践，以改善我们的精神生活，推动社会根本变革。简言，我们努力将精神与情感的挣扎纳入行动与组织实践的考量范畴。

精神心理健康作为激进的自我防卫

各类革命者和激进分子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参加自卫课程，为与国家机器及其他敌对势力发生肢体冲突而做准备，这并不罕见。自卫能力一直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特征。

然而，身体上的准备只是真正自我防卫的一部分。心理健康作为参与可持续激进事业的必要条件，却常常被忽视。这种疏忽可预见地严重削弱了抵抗行动的效能，同时限制了我们建立的社会关系及创建真正强大社群的能力。

这种忽视源于多重因素：对现有心理健康模式与行业的污名化及合理的质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心理健康服务获取渠道的匮乏。

我们必须找到克服这些障碍的途径，探索强化心理健康的方法，以拒绝复制我们所处的暴力体系，并持续挑战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如果相信功能失调和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只会在物质和身体上影响我们、却不影响情绪和行为，那是很天真的。同样天真的是，相信那些直接受益于这些不公正和压迫性社会结构的精神健康模式，竟能为激进社区的精神自卫和健康提供最佳建议。

压迫性社会屡屡以“心理健康”之名胁迫甚至惩罚反抗统治与胁迫的人们，革命者对心理治疗普遍持怀疑态度实属自然。我们深知压迫势力惯用武力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生排斥以物理手段实现目标。激进疗法的目标不应是使个体同化于现状，而应让个体重新掌控自身情绪与行为，使其能在社区协作中推进这些目标。

激进疗法必须尊重参与者的政治目标。MAST疗法正是其中一种强调自主性与反权威模式的疗法，它允许个体以他们认为富有成效且令人满足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激进疗法应致力于创造情境，使人们能够自由地化解影响其建立关系与抵抗能力的情感及行为障碍。治疗不仅限于被动应对既成伤害，更可采取主动性的预防措施，帮助个体为未来的压力源、压迫或困境做好准备。MAST的重点不在修复创伤，而在掌握情感与行为的自主能力，实现有意识的情绪与行为管理。

MAST通过激进政治实践的框架来审视传统的认知疗法技术，从而对其进行解构。该方法摒弃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及固定角色，代之以一个刻意实现角色转换的学习共同体。

叙述者（接受咨询者的称谓）随时可成为支持者（提供咨询者的称谓），反之亦然，由此构建出更具整体性和平等性的社会关系，这与认知心理学的专家范式形成鲜明对比。

MAST借鉴团体治疗与同伴支持网络的工具，创造社群环境，而非采用包括认知疗法在内的所有治疗模式中常见的传统(医患)双人模式。MAST实践极致透明化：在疗程中使用工具前会完整展示所有工具，参与者既体验运用工具帮助他人，也感受他人运用工具帮助自己。

这种方式彻底消解了疗程过程与目标的神秘感。MAST注重自主性，其工具体系抵制治疗场景中常见的依赖关系形成，通过消除双人模式并构建多元团体结构实现这一目标。

MAST强调依靠社群力量提供支持，而非依赖专家或魅力型个体。该体系向普通人传授工具，使其既能帮助他人，最终也能自我成长。

MAST允许参与群体共同制定项目规范，探索相互问责机制，从而营造开放而亲密的氛围 —— 无需强制性”汇报”的场域。

MAST是免费且自愿的，排除了物质考量与胁迫性财务结构，营造开放氛围以促进探索与精进。MAST是一个开放系统。它追求在每次会话中不断演进变革，拒绝僵化教条的解决方案。MAST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但兼容并蓄地吸纳其他模式与思想的影响。

互助自助疗法的认知基础

互助自助疗法（MAST）基于认知心理学原理及认知神经学研究成果。该疗法关注情绪与行为如何从大脑运作转化为个体生活表现。本节将阐释大脑神经机制如何塑造多样化心理状态，以及如何调控这些神经过程。

认知疗法某些基本要素的先驱思想，已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得到确认，尤以希腊斯多葛学派为甚。斯多葛学派认为，世界的”现实”次于心灵对世界的诠释。此外，两位尤为著名的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塞内卡与芝诺强调：破坏性情绪源于判断失误，而”道德与智慧臻于完美”之人可免于经历不快情绪。斯多葛学派坚信个体能够掌控意志，主张人的情感及其对情感的反应（行为）可摆脱外部环境的束缚。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强调主观主动地塑造人的情感状态与行为反应，在1950年代的存在主义者中重新引发关注。战后哲学家们 —— 尤其在法国 —— 面临着解释一个非理性且残暴的世界的困境：为何像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竟能实施大屠杀。冷战时期，西方世界深陷“相互保证毁灭”（MAD）的末日战略漩涡。身处”荒诞社会”中，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生存？对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者而言，答案正如斯多葛学派所言：在于自觉转变心智模式。

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理性心理学汲取了萨特和加缪哲学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应用于心理学领域，尤其是心理治疗实践。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病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博士通过理性情绪疗法（RET）革新了心理治疗领域。受斯多葛学派著作及与萨特友谊影响的艾利斯认为，通过建立新的范式（思维模式），”大脑机制可以被改造”，从而使人能够有意识地改变自身情绪与行为。他拒绝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他心理动力学方法，主张通过刻意而自觉地运用理性，人们能够改变自身的情感与行为状态。

艾利斯提出著名观点：”造成心理创伤的并非人和事件本身，而是对刺激的诠释。” 他主张如果我们改变对事件和人物的诠释，必然会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他的见解和技术直接导致了美国和欧洲的认知疗法革命。

大脑中的联结：皮层与边缘系统

认知疗法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博士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一种短期心理治疗方法。该疗法基于认知模型，该模型认为思想、情感和行为相互关联，个体通过识别并改变无益的或不准确的思维模式、有问题行为和痛苦的情绪反应，能够逐步克服困难并实现目标。

要理解思维与情绪/行为反应之间的关联，需要认识两个神经系统：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

• 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是一组位于丘脑两侧、大脑皮质正下方的脑结构。它支撑着多种功能，包括情绪、行为和动机。情感活动主要由边缘系统主导。

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守门人，它最显著的职责是调控生物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该系统通过肾上腺素及131种以上生化物质激活，负责调节身体对情绪的反应。

当边缘系统被激活时，生物体将经历由化学物质诱导的情绪波动及后续行为。

• 大脑皮层

大脑皮层是人类大脑外层的系统集合体，负责思维、问题解决和模式识别等”更高阶功能”。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与信念体系均在此形成。

当大脑其他区域接收外界刺激时，大脑皮层会解读这些数据，并根据解读结果在必要时激活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可被激活为积极状态、消极状态、或保持待命（中性）状态。每种状态都会向大脑和身体释放不同的生化物质。

认知疗法的运作机制

虽然人们无法在刺激发生时有意识地改变边缘系统的触发机制（因为这个过程发生得太快），但认知治疗师试图提前改变皮层中发生的分析过程，这样一来，当类似刺激再次出现时，传递给边缘系统的指令就会有所不同。

认知疗法的核心在于促使大脑皮层将对负面事物的分析转化为中性甚至积极的解读（反之亦然，积极解读可转化为中性或消极，这涉及逆向条件反射）。

然而这种机械式方法存在精确度不足的问题。认知治疗师通过聚焦于皮层分析背后的模式、假设及信念，绕开了将行为简化为皮层活动的局限。这使人能够有意识地改变对系列关系性刺激的分析与解读方式，进而影响边缘系统的激活模式。改变信念并代之以替代性信念的能力，使人得以控制那些引发不适且无益的情绪与行为的不适应性神经反应。

第二章：互助自疗（MAST）概览

……

总计八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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