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如何在重罪审判中以及狱中，保持清醒：审讯心理学 S07E04》

本集内容献给所有因参与正义事业和解放斗争而面临监禁的人。同样适用于任何投身此项斗争、其行动可能与统治制度的法律体系这座庞大惯性建筑发生碰撞的人。

我仅能基于自身经历发言。但愿我与司法体系周旋的这部分经历能对未来者有所启发。我并非律师或法律专家。本文初稿发表于2004年[收录于《灾难食谱：无政府主义者手册》]，当时的处境与现在不同，更不会保证与未来一致，不论您什么时候读到它，请务必保持审慎态度。

但是请相信——无论您是谁，我的心与您同在。

您并非第一个经历此等困境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你的反抗斗争属于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它横跨全球，纵贯古今。

我知道眼下形势严峻。我自己也曾如此。感谢你曾作出的英勇之举。你并不孤单。你能应对这一切。

认清处境

糟糕。出岔子了，你现在惹上了大麻烦。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事情会发展得很不顺利。你害怕极了。你肯定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谁来喂咱的猫？下周五还得交房租。现在可不能进监狱啊。到底会发生什么？……

好了。保持冷静。在处理眼前状况前，先深呼吸几次，后退几步。

首先要明白：无论是法律手段还是非法手段，镇压都是革命活动的必然结果。若想完全避免，唯一的办法就是挂起你的佩剑，停止挑战这个疯狂的世界秩序。你心知肚明，若真如此，你将无法在晨光中直视镜中的自己。况且对某些背景、经历和肤色的人而言（或许就包括你）即便对现状完全屈从，也未必能保证免受其怒火。

掌权者的逻辑很简单：他们需要树立典型。他们要杀鸡儆猴：”看吧？这就是越界的后果！你不想遭遇同样下场吧？那就老实点！” 而你我就是那只“鸡”。

这种负面强化是一种明智而有效的策略。它自古有之，在有限范围内效果显著。

有时人们确实会放弃抵抗，屈服于失败主义与愤懑的重压。特定情境下，有人甚至会在压力下崩溃并相互倾轧。有些灵魂就此被摧毁。

遭受酷刑时，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做出任何事。我对此略知一二。但其必然结果是：压迫迫使我们团结起来，我深信这种策略最终往往催生出比它摧毁的更多的抵抗力量。

话虽如此，在制定计划时，你最好了解一些基本准则。行动越积极，最终遭遇法律机器的可能性就越大。你的行动越有效、越激进、越鼓舞人心，这种遭遇就越可能变得格外不愉快。一场严肃的刑事审判绝非乐事 —— 它令人恐惧、耗时费力、代价高昂且充满危险。无论从事何种行动，被捕受审都是潜在后果，但这应尽可能避免，而非追求的目标。制定行动方案时，最大化效果同时最小化风险才是明智之举 🔙周密的行动计划 。我并非主张遵纪守法，而是强调行动价值取决于其有效性而非违法性 —— 切勿混淆二者！

如果你决定实施违法行为，务必事先坐下来仔细推敲可能触犯的具体法规，并预估违反这些法规的最高刑罚。冷静自问：若事态发展至最糟境地，你能否承受其后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请务必远离深渊，另寻他途。这绝非耻辱。虽不愿如此直言，但若无力承担刑罚，那就切勿触犯法律。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提供几点建议：与其盲目闯入可能导致被捕的境地，不如预先制定应急方案。提前与律师建立联系，明确紧急联络对象及具体行动指令。若条件允许，预留保释金。

祝你一路顺风，好运相伴。

返回自卫措施：周密的行动计划

返回自卫措施：镇压应对措施

返回自卫措施：被捕支援

被捕

无论如何，这一切对你而言都已成为过去。我无从知晓这篇文字会在何时送达你手中，因此，我将从上次中断处继续 —— 从开端说起。

此刻你正坐在警车后座，心怀恐惧。

当下你最该做的就是：绝不与警方交谈。一个字都别说。无论你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都无关紧要。无论你是否被当场抓获、抑或正遭受牵连至国际权力最高层的构陷，都绝不能开口。

你只需说：

“我将保持沉默。我要见我的律师。”

除此之外只字不提。这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你只能记住本文中的一句话，那就该是这句话：

“我将保持沉默。我要见我的律师。”

即便他们试图用任何不想干的话题跟你套话，你也只能重复上面这句。

即使他们把你的头往墙上撞，你仍只能重复什么这句。

当“好警察”佯装善意声称要帮你的忙，“坏警察”却突然逼近你；当他们威胁要把你关进连环强奸犯的牢房，扬言让你后悔活着，声称你的朋友已经告发你且他们早已掌握了一切； 如果他们踢你打你、猥亵你、拖你走、断你食水、剥夺你的睡眠和医疗，如果他们剥光你衣服用冰水浇透你，或者关紧窗户调高暖气，将你铐在椅子上任你尿湿便秽，你仍只能说这句话。

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你必须说：

“我保持沉默。我要见我的律师。”

除此外只字不提。

只要你失言开口，每个字都将在法庭上成为你的罪证。

只要你能挺住保持沉默，他们终将放弃。

你将被关押在某地警局或分局。逮捕后约四十八小时内，你将接受提审。这是刑事案件中你首次出庭受审。届时将正式指控罪名，如果你尚未聘请律师则会为你指派公设辩护人，你需作出有罪或无罪答辩，并根据指控严重程度及其他因素决定是否准予保释。

无论最终采取何种法律策略，此时都应坚持无罪答辩。

请尽快联系亲友，要求他们着手为您聘请律师并办理保释事宜。

在监狱里

提审结束后，你很可能会被转移到地方拘留所。这里通常关押着等待审判的人、服刑期较短的囚犯，或是正在服完监狱刑期的囚犯。你会得到食物、热水澡，最终被安置在普通囚室。尽管你可能不愿承认，但淋浴的感觉真的、真的会让你舒畅无比。

在此你将不得不适应眼前世界的两大群体：囚犯与狱警。很快你就会发现，狱警堪称地球上最粗鄙、最满口脏话、最擅长言语霸凌的物种。如果被关押在男监，你随时可能被命令”撩起蛋蛋！掰开屁股！”，时刻被告诫“耍娘娘腔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还要忍受满天飞的“婊子养的！”“基佬！”之类的污言秽语。

这些大多是故意激你发火——如果你显得敏感脆弱，他们就绝不会罢休。

囚犯与狱警的关系复杂而诡谲。观察下就能发现其他囚犯们那些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手段——他们总能恰到好处地削弱狱警的权威以获取所需，却又不会招致暴打。但你自己效仿时务必极其谨慎，尤其当你是新来的，就更要小心 —— 因为这种情况下你不被看作是被监禁阶层的一份子 —— 后者在“顶嘴”方面会得到一些宽容。隔壁的家伙能敲着牢房外的杯子大喊“狱警！狱警！他妈的给我拿点水来！操！”这不一定意味着你也可以。

监狱在各方面都充满悖论。首先，你越富有、种族地位越高，司法系统对你就越宽容，但其他囚犯对你的态度就越恶劣。你的处境取决于肤色、举止和言谈。无论如何，你必须表现得体。你需要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解释自己，让狱友们能感同身受。这项能力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提升你在狱中的生活质量。切勿摆出愤慨姿态、不要喋喋不休申辩清白，更不要抱怨牢骚。总有人比你更惨，每个人都遭遇过不公，没人想听你的悲情故事。

许多囚犯对安全意识的彻底缺失会令你震惊。你会听闻各种离奇的故事：同牢房的武装抢劫犯如何逍遥法外，他如何策划从芝加哥线人那里搞到海量冰毒，又如何在他奶奶家床底下的鞋盒子里藏着杀过人的枪 ——只盼着检察官别在小兄弟来取货前拼出真相。当然，这些话大半是吹牛的，但其中不乏真实成分。天啊，千万别参与这种蠢事。

各地规定不尽相同，但通常在被捕后约十天内，你应该可以获得初步听证会或大陪审团听证会。这是对指控的初步审查。检察官必须提交证据和证人，证明所谓的“犯罪行为”确实发生，且存在合理理由相信“是你”实施了该行为。这一法律门槛远低于定罪所需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这场听证至关重要，因为这可能是你唯一能提前接触部分检方拟在庭审中使用的证词和证据的机会。

你无需在此阶段作证或提供证人证据——通常也不应如此，因为这只会让检方听闻你的陈述并准备反驳。如果法官认定存在合理依据——通常他们都会这么做——你将正式被起诉，并确定庭审日期。

服刑期间要掌控自己，别被环境吞噬。阅读、写作、锻炼、冥想，做任何能让你保持专注和积极的事情。尽量别看电视。

你身处的世界已彻底崩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囚犯的互助本能都被扼杀了。你会逐渐发现囚犯们互相照应的种种方式。比如你的狱友A，正把回形针插进墙壁插座以引出火花来点燃大麻卷。你会看见那个混蛋狱警B突然走过来，刚好让你来得及提醒狱友把大麻藏进床垫里。待狱警B离开后，A会说“多谢关照，多谢关照”——这句行话意为“我们身处险境必须互助求生，你尽了本分，我心领了”。你甚至可以从周日互相搂着胳膊谈论死亡幽谷的那些人身上学到东西，也能从朝向麦加叩拜诵读晨祷的穆斯林身上领悟真谛。我虽不崇拜有组织的宗教，却明白他们谈论的内容与缘由。

倘若我们这些具有生态意识的反权威主义者终将能为文明的死亡行军踩下刹车，必将目睹大批同道者身陷囹圄。

历史上所有革命运动都曾面临此境。虽非我亲历之事，但我们必须找到在监狱体系内延续斗争的途径，使监禁不再是个人政治道路的终点，而仅仅是发展历程中一个虽不愉快却可接受的阶段。纵观全球历史，从朗凯什到库尔德斯坦，从阿提卡到哥伦比亚再到西雅图，此类先例比比皆是。

比我更久居牢笼者或许能更细致地描述狱中的生存之道，但只需知晓：监狱确是人间地狱，尤其当没人认识你、没人为你撑腰时。殴打、刺杀、强奸、甚至谋杀 …… 皆在所难免。

因此尽可能让自己的体格壮实些、懂点格斗技能肯定没坏处，但别搞错了：真正能助你生存的不是胳膊大腿，而是你的嘴巴和你的头脑。我并非鼓吹你耀武扬威证明自己够狠。我的意思是：你必须以正直的姿态赢得尊重，通过体现你为人民为土地而战的姿态，像你本应成为的那位谦逊而勇敢的战士一样，来赢得尊重。

一旦在铁窗后度过些许时光，你将获得若干直击灵魂的领悟。首先，囚禁野兽是践踏捕获者与被捕者双重精神的可憎行径—— 倘若“原罪”一词尚存意义，此举便是致命之罪。

你将有足够时间反思所陷体系的彻底虚伪 ——它如何滋养人性中最恶毒暴戾的本质，如何制造、摧毁、生产、消耗、培育并释放那些赋予其永恒生命的怪物。监狱造就杀手，杀手滋生监狱，而从这场病态闹剧中牟取暴利的富人混蛋们，正笑嘻嘻地数着钞票走向银行。

如果你是男人，且足够明智，你会思考每时每刻都处于性暴力迫近的危险中是什么感觉，并思考那些不得不一直应对这种情况的女性经历着怎样的煎熬。如果你是白人，你将窥见身为弱势遭受威胁的少数族裔的滋味，体会到有色人种时刻承受这种处境的煎熬。

你会发现，当“同意”的伪装被剥去，整个处境在某些方面反而更显赤裸。这里只有纯碎的暴力，无人掩饰其本质。无论你是否情愿，都必须服从指令，否则就会受伤。

你会意识到生命中蕴藏着无限可能 ——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周、一月、一年、一生。你会惊叹于那些平凡的日常何其珍贵：漫步在破败的城镇，与朋友闲坐，和母亲闲聊，弹奏吉他，在某人怀中入眠，自慰，做爱，哭泣，抚摸猫咪，烹饪，徒步，驾车，睡到自然醒；凝望日头、月亮、星辰、天空、树木、飞鸟与松鼠；感受火焰、雨水和风的触碰。你将无法理解自己曾如何视这些为理所当然。在某种你不舒服、不骄傲的层面上，你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竟然拿自己的自由去冒险：无论你所做的事情多么紧迫、必要、勇敢和高尚，与你所失去的一切相比，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你会发誓，你将绝不再让任何一天白白溜走，你会榨干每一分钟的所有价值，对能够活下去这一恩赐心存感激 —— 你将永远不会忘记此刻这份令人心碎的、想要活下去的渴望。

若终得出狱，这份感受终将褪去，但你总会重拾它，或它自会寻你而来。若未能出狱，你将以最痛苦的方式领悟：生命价值的源泉深植于你的内心，无人能夺走，无论流落何方皆随身而行。

无论哪种结局，你都将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或更加坚韧强大，或彻底破碎。

但愿某天你会获得保释，尽管如果罪名足够严重或保释金过高的话，这未必能实现。无论谁出钱或如何筹措，务必确保保释金仅以你个人名义缴纳 —— 如此即便你最终成功潜逃，他们也无法让你的亲人倾家荡产。

倘若那个方脑袋的大块头狱警真来通知你回家，你将目睹一个滑稽的场面：牢房里每个凶悍的重刑犯都会跑来抢夺你的纸张、铅笔、牙膏、枕头、毛巾、毯子、泡面、指甲钳以及所有值钱物品，他们笑得像圣诞节的孩子，真心为你高兴，又雀跃着看你离开。同号的狱友会逼你发誓替他抽根粗壮的大麻卷，还得你替他联系外面的某个小兄弟。

当你终于踏出监狱沐浴阳光时，那感觉堪称人生至臻时刻——可某种意义上，出狱比入狱更难熬，因为一旦重获自由，你便害怕再度沦陷。

庭审准备

我想，现在是时候提出一个最令人烦恼和恼火的话题了，那就是 —— 你的律师。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你与这位人士的关系也可能比其他任何关系都更令人抓狂又沮丧。在最终确定陪你出庭的律师之前，你可能要经历多位律师的更迭。提审阶段仅需公设辩护人即可，但预审听证会召开时你必须着手正式聘请律师。

那些心怀善意的活动家 —— 顺带一提，他们自己并不面临刑期 ——会急于为你推荐各类富有同情心的“维权”律师，而这些律师很可能令你的法官反感。我并不是说律师在政治上对你有同情是任何坏事，但这绝非你的首要考量。

其他好心的活动家会告诉你：该把司法体系告上法庭，该自己为自己辩护，该把庭审当作政治论坛，当庭谴责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该表现得疯狂些，等等等等。那些关于向权力说真话的和平主义言论自有其时宜场合，但我建议你在决定面对地区检察官、法官和法庭速记员发表演说前，好好斟酌一番。法庭上的怪异举动通常只适用于两种人：一是面临指控不甚严重、损失较小者；二是明显遭受冤枉或按法律标准无可辩驳的罪犯 —— 此时出其不意反成最合理的选择。当然，此类策略偶有奏效，但终究是特例。MOVE（Move Out Victoriously Everywhere）组织的抗争便是例证——他们无畏坚韧地与法律对抗，屡屡取得胜利。若选择这条路，就必须义无反顾，且务必做到极致。

整个司法游戏充满冷酷算计。国家机器的目标是竭尽所能将你长期监禁，而你的任务是在不背叛任何人的前提下洗脱罪名。

如果存在共同被告，最佳策略是达成共识：未经全体同意不得接受任何认罪协议。如果面临刑期差异悬殊的情况，则处境最危者拥有最终决定权。

务必让律师明确知晓此立场。切勿幻想雇佣枪手为己方辩护能带来任何东西。

你的律师绝不会对损害共同被告、同伙、运动组织或其他非付费方的利益有所顾忌。律师们常为那些互相残杀的无良之徒效力，这在他们圈子里是常态。务必明确表示这种行为不可接受。除非律师是彻头彻尾的混蛋，否则他/她理应对你的这一做法心存敬佩。

随着案件推进，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抓狂的事实：你的烦恼对你而言远比对律师而言重要得多。当你急切地想要打探十天后听证会的关键消息时，对方却可能整周泡在另一个地方，忙着处理两年前某人抢劫酒铺的案子。律师手头还攥着一堆可怜虫，每个都和你一样走投无路。但这属于他的麻烦，与你无关。吱吱作响的轮子才有机会得到润滑油，你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如果你太顺从了任由他们将你扫到地毯底下，他们就肯定会这么做。如果你持续被关押，情况就会加倍棘手。打电话、打电话、再打电话，必要时亲自去办公室。对秘书们要极其客气和尊重：他们掌握着通往城堡的钥匙。摸清办公室里各色人物的相处之道，学会找对人办事。务必避免因沟通失误错过开庭日期，否则将面临法庭逮捕令和保释金被撤销的后果。

奉一切神圣之名发誓这是最佳做法：切勿向媒体透露案件任何细节，更不可授权他人代为发言。任何言论都将在法庭上反噬你自身 —— 请相信我。如果获保释，务必在审判前远离麻烦。

候审期间，亲友支持者会询问如何协助。这可能令人应接不暇，但你需要所有能获得的帮助。不过有些帮助有益，有些则有害。确保任何代你行事者都能对你负责，并符合你认定的最佳利益。警惕任何借你之名谋取私利者，无论其动机为何。

切勿孤军奋战。与那些值得你托付性命的人紧密团结，让他们为你提供支持。亲友可协助筹措保释金与法律费用，寻找并研究律师资源，如果你认为有利可循则可以考虑协助宣传案件，在必要时寻找证人、证据及专家证人，如果你需要，可以在庭审和其他出庭时组织人到法庭旁听，争取信誉良好的社区成员的背书，必要时处理媒体关系，让你在精神、情感和心灵上保持稳定，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事情。永远倾听你信任之人的建议 —— 但毕竟是咱自己的脑袋放在赌上，所以咱自己最好能掌握主动权。再次强调，若无法保释，这一切都会困难得多！倘真如此，你最亲近的支持者将变得极为重要。

每桩重罪案件都是微型法律传奇，且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从预审或大陪审团听证到正式审判之间，你总会经历一段漫长的等待期，期间穿插着各类听证、上诉、动议及其他出庭程序。根据检方意图，地方政府既可能闪电开庭，也可能无限期拖延。无论哪种情况，过程都极其煎熬。

反复研读庭审记录和相关判例法，直至对案情了如指掌。如果仍被羁押，务必充分利用法律图书馆的每一分时间。

更可汲取囚犯群体和狱中律师们积累的丰富法律智慧。对听闻之事务必持保留态度，但仍要倾听学习。这些积累将使你更容易与律师沟通。重申一次：向任何人谈及案件时，切记永远不要讨论你“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只谈与你在预审或大陪审团听证中“据称”所作所为相关的有记录内容。

这将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牢记谁在支持你、谁背弃了你，永远不要忘记。

竭尽所能改善处境，但别沉溺于困境本身。寻找其他事情来专注，既不影响你的案件，又能阻止深渊将你吞噬殆尽。

你将反复经历极度抑郁、暴怒与否认。事实上，从被捕到受审期间，你将粗暴地穿越悲伤的经典阶段，伴随着所有随之而来的疯狂。你将恐惧重返监狱。强奸的阴影将如影随形。噩梦纠缠不休。你将成为最爱你之人难以忍受的麻烦，偶尔会彻底失控。你会嫉妒死所有能暂时遗忘的人——哪怕只是一秒钟，因为你每分每秒都不得不思考审判。你会感觉自己身患绝症。与人交谈时，你永远无法确定对方是否知晓真相。你会觉得自己是周围所有人的负担和累赘。你会试图处理完生命中所有未了之事，同时又忍不住怀疑：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奶奶吗？最后一次看这片湖吗？最后一次看那棵树吗？你会厌恶那些强颜欢笑着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

如果你保释在外，还会面对另外两条看似稍具诱惑的出路——潜逃或自杀。我将分别论述。

我不会断言逃亡永远毫无道理，有时确实逃走是最佳选择。当你面临恶性重罪指控，明知必将定罪，且结局注定惨烈时，逃走才是上策。如果选择此路，我愿为你祈祷。这条路永远无法回头。保持自由绝非易事，既不浪漫，也不安全，更谈不上快乐。他们会追捕你，稍有疏忽便会落网。

恳请仅在万不得已时再考虑此选项，除非你已制定非常周全的计划，已经确知余生如何在逃亡中生存，否则切勿轻举妄动。与其终生藏匿我宁愿服刑五至十年。当刑期逼近十至二十年甚至更久时，我或许才会另作打算。

关于自杀，我只能说：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支撑我的唯一念头是——那些对我施暴的混蛋正试图置我于死地，而我绝不会替他们完成这项“工作”。这很扭曲，但若你必须靠纯粹的怨恨维系生命，那就这么做吧。

出庭受审

终有一日，你将不得不登上这个大舞台。理个发，穿套正装，让自己体面些。毋庸置疑，此时对你前景影响最大的将是法官。

你的律师和地区检察官都会设法操纵程序，争取让尽可能有利的法官审理此案。

你将面临法官审判与陪审团审判的选择。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团判定有罪或无罪，法官则决定量刑（如有）。法官审判中，法官既判定有罪或无罪，也决定量刑。

你不能被强制接受法官审判，如果你要求陪审团审判，则必须予以。

我认为让法庭座无虚席总不会有坏处，但务必确保所有人员都愿对你负责，按你的要求行事或保持沉默。庭审流程通常如下：陪审团遴选→辩护方开庭陈述→检方开庭陈述→检方举证及证人陈述→辩方交叉质询→辩方举证及证人陈述→检方交叉质询→辩方结案陈词→检方结案陈词→陪审团商议→宣判。整个过程的耗时完全取决于案件的复杂程度。变数太多在此不便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刻就是决战时刻。若需出庭作证，请提前进食以免头晕。说话清晰有力，别让检察官扰乱你的心神。

而后一切将结束。要么是一个短途，仅走几步快速跃过围栏便能投入爱人的怀抱；要么，将随法警漫步到后门，穿过走廊，重返那个压迫性司法系统中。如果是第一种，此刻将成永恒的至高体验。你会发誓永不再视万物为理所当然，永不忘却狱友与所有留在狱中的人，并立誓余生每日竭尽所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是第二种，你将昂首挺胸，坚韧不拔，像战士一般服刑 —— 因为这既是你的本色，也是你必须承担的使命。你将历经上诉程序，辗转于上诉法院、高等法院乃至最高法院，穷尽一切可能以推翻或减轻判决。或许成功，或许失败。终有一日刑期届满，他们将释放你，那时真正的至高境界将降临。当然，如果你深陷绝境永难脱身，你仍将保持不屈。即便失去所有，你仍会继续抗争，你的灵魂永远自由。

无论如何，青蛙仍会鸣唱，花蕾终将绽放，人们依然彼此相爱，也依然爱着你。人类自筑的这座癌变牢笼正继续摇摇晃晃地走向日益临近的崩塌 —— 我愿它早日崩塌。我们将持续向这个体系宣战，不断学习与重习如何与彼此、与大地和谐共生——若不如此，我们终将灭亡。倘若众生皆亡，我们终将回归大地，人类的灰烬将在其怀抱中腐化，终有一日，腐殖土中将萌发新的生命。有次绝望至极时，我俯身看见两只大黄蜂在尘土中交配，我意识到这很美好。长远来看，万物终将安好，我真诚地信仰于此。这世上有人服刑的年限比我预想的文明存续时间还要长。当你情绪低落时，不妨想想这个！

记住：你的身体将永远是宏伟生命之网的一部分，植物与动物在此交换氧气与二氧化碳，生与死在此循环往复，腐朽在此重归尘土。你正被绵延不绝的亡灵之躯所环抱，这道无尽的怀抱穿越时空，自创世之初便绵延至今。我们竭尽所能对抗一切虐待与残酷。我们历经千般苦难磨砺，从未屈服。无论发生什么，请记住：我们深爱着你，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你的努力——无论形式如何 —— 都不会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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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那些SBTI、MBTI的人格测试为什么能如此红火，一经推出瞬间刷屏？难道如今的人们都对自己的内心一无所知？不是的。测试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得到一个“权威”描述作为标识，以便呈现给周围人“看到”。这背后的驱动力是长期被忽视的哀伤、被误解的郁闷、被疏离的焦虑、被追赶碾压的恐惧、亲密无能的受害感。这些情绪真实且深刻。然而其被抓取和利用的方式比其本身更为可怕 ……

人们嘲笑着田园女权的愚蠢、红丸男权的荒谬，却同时在跑步机汗流浃背地幻想着六块腹肌的荣耀。他们错失了什么？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谁痛苦谁改变”、“接受你永远不会被爱的事实”、“向内求，无往不胜”、“构建强大的心理防线，你将坚不可摧”…… 你一定听过类似这样的论调，它们几乎无处不在。其唯一作用只有：自我维稳，和被强摁下去变得更加深层、更加苦不堪言的伪装。

这些诡异的说辞将你所经历的统治压迫的困苦完全归咎于你的个人“修养不足”，当你开始垂下头来进行自我检讨时，一大堆“自助励志专家”蜂拥而至，禅修茶艺、瑜伽密宗、形象管理、灵修操练 …… 争先恐后掏空你的口袋的大师们宣称他们掌握着帮你摆脱困苦的唯一出路。

这些被称为自助文化的“新风口”在算法操纵的性别极化的数字世界里迅速扩张。“自助大师”绝口不提压迫性系统构筑的人际高墙和对人心的摧残，他们只需要你相信他们所提供的是针对亲密关系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 —— 其基于生存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性别本质主义的“务实性”话术阻断了几乎所有质疑。

在这样的环境中，“红丸”意识形态与新保守主义后女性主义相互汇合，将个人发展转化为一种在不稳定世界中求生的策略 —— 这一策略日益呼应着塑造当下全球新法西斯政治的现实。

本文作者是土耳其籍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员。

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在被社交媒体上的自助励志大师所包围，这些家伙向你最私密的困境兜售“速效解决方案”。其中，关于如何恢复“女性能量”或“男性力量”的建议尤其流行，声称能让你在爱情、性、金钱乃至整个人生中取得成功。这绝非某种随意的流行趋势。它直接回应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导致的普遍的不安全感 —— 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被迫自责、被驱使着自己去处理系统性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这种文化已经开始走向一个更为阴暗的方向，呼应着关于权力与控制的威权主义观念。

“照护赤字”这一术语由女性主义学者提出，指的是维持我们的福祉所需的资源、时间和社会联系的系统性短缺。它表现为疲惫、情绪困扰，以及对市场化和个体化补救措施的依赖。“自助文化”的普遍存在，是新自由主义语境的一个副产品 —— 在这一语境中，福祉被视为个人责任，而“自我提升”则被视为道德义务。

与此同时，自助意识形态还携带着威权倾向，然而目前为止这一点在学术界和公共讨论中还未能受到足够关注。它抬高了自助“专家/网红”的权威地位，这些人往往很接近那种魅力型民粹主义政客，而这种影响力又被社交媒体平台所营造的情感亲近幻境进一步放大。并且，这种关联并不止于此。

从“和解”到“生存”的自助文化

自助产业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两种关联。

首先，它通过创造一种利用人类脆弱性的经济，为照护赤字提供一种暂时性的修补。其次，它通过提出“自我与关系应像企业一样被管理”的观念，将新自由主义思想引入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随着公共和社区照护基础设施不断被侵蚀，线上自助资源已成为重要的应对机制，尤其是在正规心理治疗对许多人来说在经济上难以承受的情况下 —— 在全球南方尤为如此。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自助文化强调沟通、情感反思以及和解，将其视为“实现”个人和职业成功的路径。这种取向与新自由主义吸纳并商品化进步价值的那个阶段相一致。本着这种精神，流行的治疗话语鼓励男女将传统上被视为“阳刚”的特质（如果断和自主）与传统上被视为“阴柔”的能力（同理心和关怀）相结合。

然而，当代自助类作品却呈现出显著的转变，其倡导的自我认知更具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色彩。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不再被视为需要调和的特质，而是被视为应当在其性别特有的身体中得以复兴的“真实自我”。这种“复兴”逻辑基于一种诊断，即：个人及人际关系问题源于男女在现代生活的腐蚀性影响下，脱离了其所谓的“自然状态”。

这种诊断进一步呼应了当代威权政治中那些关于“性别秩序”和社会凝聚力“面临更广泛危机”的危言耸听论调。呼吁恢复所谓“阴性”与“阳性”能量的主张，不仅被视为解决个人及人际关系问题的“良方”，更支撑着与新保守主义政治相关的更广泛的道德议程，其中包括反性别运动以及针对非二元群体日益加剧的敌意。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自助话语中，极端个人主义和生存主义思潮正呈激增之势。丹尼尔·内林（2024）指出，这种动态是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危机背景下形成的，这场危机以经济不安全、社会原子化、以及对制度信任的下降为特征。因此，一种以生存主义为导向的个人发展方式日益凸显，这种方式在充满冲突与危险的反乌托邦世界中，将自我保全与自我满足置于首位。在此背景下，个人发展“并非关乎在理性世界中蓬勃发展”，而是“关乎在失序的世界中获得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在这一背景下，作者考察了土耳其自助类情感关系内容网红以及他们兜售给大众的建议。在这一语境中，一种新保守主义版本的后女性主义（即中文讽刺为“田园女权”的派系）与“红丸意识形态”作为两种相互对应的性别框架浮现出来。两者都呼吁“回归传统”性别角色，同时强化个人责任与“自我提升”的新自由主义观念。此外，它们还倡导一种生存主义和战略性表现，这种观念基于对不平等与不稳定状况的务实却片面的认知。

吞下红丸，拯救国家

“红丸”一词源自经典电影《黑客帝国》，在那里，选择红丸象征着觉醒 —— 看清大众熟知的世界其实只是幻象。红丸意识形态在致力于男性权利行动、男性自我优化以及厌女世界观的网络空间中发展壮大，这些空间通常被称为“男性圈”（manosphere）。这些空间传播一种信念：女性本质上具有操控性，而女性主义应该对社会与道德的衰败负责。

红丸意识形态可追溯至2010年代初，与全球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开端相吻合。它将当前局势框定为一种“男性气质危机”，这种危机据称是由女性主义、“觉醒文化”、以及据说偏袒女性的法律与社会规范所引发。

如今，红丸意识形态在全球传播，吸引那些将其视为理解自身情感挫折、经济焦虑以及更广泛不满的一种方式的男性。

重要的是，红丸本身也作为一种男性“自助”形式运作。它提供一套实践脚本：锻炼肌肉、提高睾酮水平、追求经济独立、压抑情感脆弱性，以及避免对女性产生深层依附。在这一框架中，“自我提升”成为在一个被描绘为敌对且对男性不利的世界中进行防御和支配的策略。

“男性圈”叙事记录了当下的不公与痛苦，但却将其根源归因于社会的“女性化”。进而，这些叙事将生存主义和军事化的男性气质推到了前台。

在这一过程中，“红丸”思想将性别本质主义与厌女、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极右翼政治结合在一起。末日叙事与危机想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男性主义精神，将支配、等级制度以及为冲突做好准备视为应对这个破碎世界的必要反应，从而赋予其正当性。

在土耳其语境下，“男性圈”的领军人物是塔辛·奥古兹·阿卡图尔克，他在YouTube上以“红丸博士”作为昵称，该平台也是他施加影响力的主要阵地。他所倡导的“红丸”理念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他围绕“道德复兴”这一核心思想，将个人生存与国家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

网红阿卡图尔克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且去政治化的。他避免评论国家层面的政治，以便保持一个广泛的受众群体 —— 否则这些粉丝可能会因激烈的政治极化而分裂。他经常将服兵役和采矿等高风险劳动视为“男性气概”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修辞抹去了这些劳动的阶级与政治维度。他一再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土耳其履行强制兵役的人、在监管不力的矿井中冒着生命危险辛勤劳作的人，是工人阶级的男性，而非像阿卡图尔克这样的中上层阶级男性。

然而，他的红丸建议假设了一种中产阶级主体 —— 拥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收入和稳定性来投入持续的自我优化。这种假设忽视了过度工作（996）、经济不稳定（生活成本问题）与焦虑抑郁（甚至抑郁经济）等现实，这些现实塑造了许多本地男性的真实生活。其结果就导致了一种“残酷的乐观”：赋权的承诺注定会对那些缺乏结构性资源的年轻工人阶级男性来说无法实现。

阿卡图尔克经常强调男性作为士兵的社会角色的重要性 —— 即保卫和为国家而战，这被用来证明男性的优越性。围绕战争、自然灾害与混乱威胁的恐慌叙事与之相伴。通过强调服兵役这一民族主义的经典母题，并动用国安语言，他提出女性在根本上依赖男性的保护。

但随之而来的前提是：女性必须“值得被保护”。由此，他提出女性应服从男性权威，并在国家认同的道德框架内规范自身行为，才配得上男性的军事牺牲。

阿卡图尔克对女性的看法源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道德焦虑，即“女性的行为象征着国家的道德纯洁性”。基于此，他谴责那些据称将现代性等同于夜生活、饮酒或与男性社交的“解放”女性。然而，他的主要矛头指向女权主义者 —— 在他看来，女权主义者不仅要为土耳其社会所谓的道德崩坏负责，更因“阉割”男性而激化了针对女性的暴力。

新保守主义后女性主义：装模作样赚流量

后女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回应，它利用女性的赋权诉求，同时宣称女性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从而使集体女性主义政治显得不再必要且过时。它并非任何集体身份，而是一种通过媒体话语生产的文化感性。

正如罗莎琳德·吉尔（2007）所指出的，后女性主义的敏感性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它一方面颂扬女性赋权，另方面却将女性气质视为一种需要不断完善以获取“成功”的个人资产。因此，赋权不再关乎集体斗争或结构性变革，而是关乎个人自我管理、自信与成就的问题。

直到最近，后女性主义文化还在利用包容性、身体积极主义以及“女强人”等进步主题。它将部分女性主义思想重新包装并嵌入到消费主义之中，并将其内容掏空，从而塑造出“坚强独立的女性”这一肤浅的陈词滥调。然而，如今后女性主义话语正发生显著转变。它们越来越多地拥抱传统的女性理想。

在这个新版本中，“传统妻子”美学与极致女性气质成为了赋权、自主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标志。它们对女性的吸引力还在于承诺能摆脱有偿劳动。然而，这一动态同时重新确认了父权制关于女性可欲性与家庭角色的规范。因此，它顺应当下保守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复辟的潮流，对新自由主义的女性理想进行了更新。

这一语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提倡的是一种策略性的、犬儒世故且务实的女性气质。理想的女性特质不再仅仅是道德美德或自我牺牲的表达，相反，面向女性的自助指南将这些特质重新界定为女性可以战略性运用的工具资源，用于生存并实现成功。

例如，效仿“红丸”信徒的约会套路，女性约会博主们鼓励女性释放自己的“黑暗女性气质”，这指的是女性据称“与生俱来的”诱惑、情感操控和掌控的能力。此处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浪漫关系 —— 这些博主公开将“钓”到“高净值”男、并迫使男人们为你爆金币，作为女性的一种“财务策略”。

土耳其知名励志博主埃斯拉·埃兹梅奇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战术性女性气质”的兴起以及后女性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尽管埃兹梅奇主张“性别平等”，但她认为，女性在公共生活和就业市场中的平等参与反而削弱了她们的“女性特质”。在她看来，传统性别角色的动摇削弱了人际关系的稳定性，并导致“短择”爆发 - 降低了男性对承诺的意愿。

作为解决方案，她建议女性通过“装”、“演”、和耍心机的手段来获取男性的情感和物质的持续投入与承诺。她建议女性应夸大对伴侣的依赖，以增强男性的男子气概；她声称女人应该持续维护自身的性吸引力与外在形象 —— 她带货的美容产品正是围绕这一目标进行销售的，承诺“增强女性气质”并因此激发男性的欲望和承诺。

总体而言，埃兹梅奇鼓励女性在伴侣关系中表现得温言软语、顺从听话，并且要看起来天真无邪。然而，这并非真正的天真，而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情感克制，包括战术性地“忽冷忽热”、标高价码、不要让自己轻易可得，以及用表达失落替代争吵来维持男性的兴/性趣。

埃兹梅奇的建议中处处充斥着矛盾和愤世嫉俗。她对男性特权提出质疑，且经常将当代男性的行为描述为不可靠、自恋、逃避责任；尽管如此，她却仍然鼓励女性承担起维系感情关系的重担。例如，她从道德上谴责男性的不忠，却认为这可以通过女性的“自我提升”来预防 —— 你要是“很会、很美、活儿好、有价值”，他就不会走。

埃兹梅奇呼吁读者去理解“男性本性”及其所谓的当代退化。声称女性应当通过与父权制达成新的妥协，据此来塑造自己的诱惑值和“恋爱艺术”。此处的根本矛盾在于，她建议女性付出繁复的情感和身体劳动，正是为了吸引、掌控并留住这些“有缺陷”的男性。

埃兹梅奇的后女性主义具有新保守主义色彩，因为它排除了对性别不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政治意识及结构性理解。她将赋权定义为“个人成就”，这取代了集体的女性主义斗争。相反，她鼓励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展现传统女性气质，以此来维持男性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在经济和情感上慷慨大方的富有男人的关注。

然而，埃兹梅奇及类似的自助励志类网红所提供的建议依然极具吸引力。在缺乏大众化的女权主义资源和易于获取的支持网络的情况下，女性需要此类“务实”的解决方案，才能在充满不平等且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在当下，随着亲密关系中的厌女情绪日益加剧，加之反性别政治思潮的蔓延，这一点尤为凸显。

显化之力？

当代自助励志话语推进了一种更新的性别本质主义逻辑，这一逻辑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极为适宜的土壤。它教导男女恢复其性别特定的“真实自我”，以实现爱情与人生的“成功”。这一动态与当下的反性别主义和男性主义复兴相契合。

流行心理文化中对所谓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和“反社会人格”的标签式迷恋，正是这种交汇的一个症状。它既反映了对脆弱性的深层焦虑，也体现了对支配、操控与情感控制的迷恋，这在亲密关系中唤起了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幻想。

流行自助励志书籍中的“显化”潮流 —— 即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意念将愿望化为现实 —— 为这一联系提供了另一个鲜明的例证。常借助对量子物理的曲解进行传播，声称纯粹的心理能量就能改变物质。其主要工具是“肯定语”，即用于将思维编程为“成功”模式的咒语。

“显化”在数字世界的自助励志领域极具人气。臭名昭著的“红丸”网红安德鲁·泰特向男性呼吁道：“闭上眼睛。专注于让自己感到兴奋和充满力量。想象自己轻松地实现目标。” 在其他地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自我肯定视频则煽动着关于男性超越性的种族化幻想： “我感受到超越绝对极限 …… 感受到那种活跃、积极、坚韧、内在于神话般北欧男性气概的力量。” 而在所谓的 “神圣女性气质” 领域，女性则被鼓励通过 “女神肯定语” 成为最完美女人，以确保她们“散发出强大的磁性能量”。

“显化”理论通过宣称生存仅仅是你的脑活动，并要求每个人自己去“掌握心灵与宇宙的力量”，从而助长了社会疏离感。在此背景下，那些效仿民粹主义领袖的自助大师们，提供了召唤这些力量的“秘方”，以帮人们摆脱“次等男性气质”、“受伤的女性气质”、以及在生活中沦为无力受害者的命运。

七十年前，阿多诺（1957）曾将《洛杉矶时报》的占星专栏分析为一种伪理性媒介，并追溯了其与社会偏执及威权主义的关联。据此，这种占星指导以一种融合了理性与非理性元素的方式，捕捉到了社会现实的核心张力，并承诺提供一种应对之道。

然而，这种掌控感却难以捉摸。如果个人无法将积极的事物具象化，反而深陷焦虑之中，那么由于“意念胜于物质”的原则，他们的担忧很可能就会成真。由此，一种脆弱的个人力量幻想，加上对消极思想和失败的自我指责，便催生了阿多诺所谓的“依赖意识形态” —— 它伪装成个人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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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幸遭受警察盘问，请牢记一个首要的且至关重要的原理，那就是：如果审讯者手握无懈可击的定罪证据，他们就压根不用费劲去盘问您了。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关键原因是：条子没证据。

当警方接近您时，您应该拒绝接受问询，并立即要求律师到场，在任何问话开始前声明您的权利。

在理想状态下，根据既定法律，此时所有问询就可以终止了。但现实中警方经常施展更狡猾的伎俩，诱使您主动配合问询或透露信息——这些信息能推进他们的调查目标，却对您这个嫌疑人来说几乎毫无益处。

一旦您行使了律师在场权，无论问题听起来多么无害，都要坚持绝不回答任何提问。无论多么想回答，无论您认为问题多么无害——都要坚持绝不回应！米兰达警告已经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您所说的任何一个字都可能在法庭上成为不利证据。任何微不足道的自证其罪言论，都将被富有想象力的侦查人员解读为重大认罪，并被用于指控您。这是无需质疑的事实。

返回镇压手段：对证据的偏见性解读

审讯您的条子永远不会为您着想！不要上当。切勿提供任何可被利用的材料，仅需提供基本统计性个人信息：姓名、年龄、住址、出生日期及身份证号。关于您不得不提供的信息请查阅您本地的法规。

审讯有两种必然结局。要么审讯结束后，您将获得自由，得以重返家人、朋友或战友的怀抱，成为历经火炼的更睿智、意志更坚定的战士；抑或，被锁入牢笼。如果遭到收押且您始终保持沉默，请在获准拨打唯一电话后抓住任何机会立即联系保释援助或律师。您的律师会很高兴有您这样一位保持缄默、未作供述的委托人。

正因您明智的沉默，律师方能施展法学院传授的魔法。如果您被指控犯罪，律师或许能在预审时以证据不足为由争取撤案。但如果您自己说出来了，就别指望证据不足能撤案了。倘若存在其他不利证据（比如最傻的错误：忘带手套了），保持沉默也能让律师有机会拓展辩护策略空间。

返回自卫措施：被捕支援

返回自卫措施：镇压应对措施

返回自卫措施：突袭应对措施

绝不放弃！绝不背叛！不要让嘴巴把自己送进监狱。捍卫您的权利。记住任何时候您都有权保持沉默。面对冷峻的法官和吹毛求疵的暴怒检察官时，千万别说出日后会让您或朋友在法庭上后悔的话！

接下来将揭露一系列警方很可能对您施展的拙劣心理战术—— 谨记：条子们总会用花言巧语诱导您张嘴，声称“坦白能洗心革面”， “让内心获得解脱” —— 都是狗屁。他们一转眼就会嘲笑您，歪曲您的所作所为，把您当成谈资鄙视您“天真愚昧”，他们享受成功操纵您的成就感。

而您只会被扔进一间污秽荒芜的牢房。那里弥漫着汗臭和排泄物的混合气味，陈腐的烟味与绝望交织在一起，而您的狱友尽是些来历可疑之徒。如果未能立即保释，您可能不得不为了餐盘和坐卧位置而展开战斗；甚至需要竭力守护鞋子、衬衫或外套，免遭社会犯人的掠夺。您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排泄，遭受您可能现在难以想象的羞辱。在监狱里，您可能被迫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何为“坚守阵地”——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隐喻意义。您可能被迫捍卫自己的性取向，抵御性侵犯者的侵害；也有人被迫暂时转换性偏好，因环境所迫成为双性恋者以求在监禁中保全自身。呼救是没有用的。除非遭遇极端暴行或双方冲突，否则无人会回应您的呼救 ——那些宣誓保护民众的执法者，通常对囚犯视而不见。

一旦被登记指纹 、被关进牢房，切勿向周围任何表现出好奇的囚犯透露任何案情！每个愿意听您诉苦的囚犯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潜在威胁——他们要么是监狱线人，要么是与您同牢的卧底警察，其唯一目的就是取得信任并诱使您认罪。您可能成为被盯上的目标，认清这个事实，闭嘴！经典案例发生在1980年代初：田纳西州囚犯加里·哈特曼向狱友雷蒙德·弗雷泽透露了自己参与的一桩谋杀案。弗雷泽联合另一名囚犯肯尼斯·金，在狱方协助下联系总检察长办公室和执法部门，领取了1000美元悬赏金，哈特曼最终被判死刑。历经十余年死囚牢房后，哈特曼的死刑判决在上诉中被推翻，改判终身监禁。

正如一战二战时期的警句：言多必失。

以下是警方诱供时最经常施展的心理战术。

务必透彻了解对手，识破其手段及其无数变体 —— 这些手段多种多样如同被审讯者与审讯者的性格般千变万化。

每种手段都旨在诱发被审讯者的特定反应。

1、

审讯者常以“你还有什么可反驳的？” 的姿态，表现出对嫌疑人罪行的笃定。

而您，应该为对手毫无证据这一事实，表现出更高的笃定。

2、

审讯者仅列举部分（绝非全部）指向嫌疑人罪行的间接证据。这实为 “我掌握的信息远超所言，如果你的供词与我掌握的情况不符，你就完蛋了” 的变体。

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审讯者根本就一无所知，因此会抓住您提供的任何信息加以利用，反向利用并抛回给您以获取更多情报。

3、

审讯者常常刻意关注被审讯者身体或心理的异常表现 —— 颈动脉搏动、喉结过度活动、回避眼神接触、抖腿、搓手、手指敲击、抠指甲等等个体化的紧张小动作，都是人在压力下的生理反应。也是赌场里的老玩家都熟知的常见“破绽”。

如果嫌疑人情绪波动，审讯者便会引导其关注“内心异样感受”，利用道德愧疚感诱导认罪。

4、

审讯者常通过 “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或者 “任何处境相似的人都可能采取同样行动” 等类似话语假装同情，试图塑造 “盟友” 形象 —— 在敌对环境中营造可被信任的氛围 ... 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目标对象接受这种欺骗性联结，从而坦白自证或牵连他人。

如果您能牢记审讯者与您之间亘古不变的永恒敌对关系，就不会让自己上当受骗。

5、

审讯者常在问讯中通过特定措辞减轻被审讯者的罪恶感，尤其在涉及所谓的暴力指控时，刻意淡化罪行的严重性。例如：“我很理解你啊，换任何人遭受这种情况都会做出同样的事”、“如果有人这样对我，我也会跟你一样做出同样的事！” 千万不要搭理他们。

6、

熟练的审讯者可能为被指控的罪行暗示一种较不令人反感、更具道德合理性的动机或理由，而非预设的原有动机。这只是为了让您放下恐惧，坠入他们的陷阱。

7、

为瓦解被告意志以获取供述，有经验的审讯者经常通过以下方式对嫌疑人假装同情：(a) 谴责受害者 —— “那种人纯属活该”；(b) 谴责任何可能或已被指控的共犯嫌疑人 —— “就是那个家伙连累了你”；(c) 谴责任何可能被认为对该罪行或已指控罪行负有道德责任的人 —— “你被那种人害惨了。而我可以帮你，前提是……”。

8、

审讯者假装理解和同情，通过肢体接触 —— 比如如轻拍您的手背或肩膀、握住您的手 —— 来敦促您认罪，随后常伴随着审讯者的宣称：倘若他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妻子、子女、女友、同性伴侣等被指控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会“...劝他们认罪...”，“... 说出真相...“。

审讯者常援引道德概念，比如 “认罪是唯一体面而光荣的选择”、“你该解脱良心负担，了结此事才能心安...”，云云，试图建立情感纽带，尤其针对那些经历多次长时间密集审讯、在轮班审讯员持续逼问下遭受精神摧残的受审对象。

臭名昭著的“好警察坏警察”或友善/不友善套路，通常在其他伎俩失效后启用 —— 当假惺惺的同情与理解策略屡屡碰壁，条子们懊恼不已时，这套戏码便会登场。您肯定在影视剧里见过那套老掉牙的“好人坏人”套路，那不是虚构的。然而悲哀的是，对于遭受长期心理摧残的人来说，这类戏剧化手段往往就能奏效。

9、

老练的审讯者还经常采用双重策略：或者暗示控方存在夸大成分，或刻意渲染指控罪行的性质与严重性，以此震慑被审讯者使其作出“辩解陈述”—— 试图解释“真实经过”，最终却在自掘坟墓中彻底自陷囹圄。

此等伎俩堪称双重“蠢”。

10、

审讯者会引导被问询者假设性地置身于所谓的犯罪现场，设想其与引发犯罪的事件存在某种关联，以此来获取信息、诱使对方不经意间脱口而出认罪供述。

11、

如果受审者天真地承认曾现身案发现场，审讯者便会要求其反复复述事件经过，借此来捕捉叙述矛盾点，进而指出矛盾之处，迫使其承认对某些细节或犯罪行为撒谎。

每次诱导出的认罪都会加深受审者的心理脆弱性，使其更易吐露“全部真相”。

12、

审讯者常通过精心挑选的奉承之辞或直接挑战荣誉感来诉诸被审讯者的自尊心，利用人类追求他人认可的基本心理需求，通过刺激你来围猎你。

13、

反复强调抵抗是徒劳的。装得好像他们有权当晚就枪毙您似的。

14、

老练的审讯者会反复强调嫌疑人“持续否认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这种说辞对怀有正义感的政治动机嫌疑人完全无效，注定失败。但对社会犯罪嫌疑人往往奏效—— 因其犯罪生涯中，许多惯犯曾闪现过自我改造的念头或意图。

15、

有时审讯者不直接要求嫌疑人全面认罪，而是先就犯罪细节或动机提出疑问，佯装困惑地追问“为何作案”？

这不过是利用自白冲动——当审讯持续越久，这种冲动就越强烈，对年轻人或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16、

如果前述审讯手段均告失败，或预判实施后仍将失败，审讯人员就很可能会开始挑拨您和队友的相互对立。

他们把您和其他人分开审讯，并告知其中任何一人（或多人）说其他被审讯者已经招供。

审讯者会要求当事人“趁他/她/他们把你当替罪羊之前赶紧说清楚！”；或者 “你太蠢了还在帮那人守口如瓶！而那个家伙都已经出卖你了，不如老实交代！”

此类手段常伴随愤怒的手势和恐吓。

如果受审者显露软弱，则会得到虚伪的同情。

您需要真正的自己人 - 如何组成一个亲密团队：街头实战指南 S05E09

17、

审讯者会通过询问嫌疑人是否知晓“为何”被问询，诱使其承认对案件知情。

当受审人主动透露所谓的犯罪细节时，往往犯下致命错误 —— 这些信息唯有犯罪者或现场目击者才可能知晓。

此类认罪陈述虽有助于调查（因审讯者可据此锁定犯罪主犯、共犯或证人），但最佳策略是除必要身份信息外保持缄默。

申辩清白只会开启与审讯者的对话，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话都只会对被指控者不利。

18、

审讯者通常先要求被审讯者陈述其对受害者及其他潜在嫌疑人的全部了解，继而才进入具体事件/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询问。

对多数被审讯者而言，一旦开口往往难以停下，远比始终保持沉默更困难。人类天生热衷于谈论并试图用所知所学在任何话题上博取他人赞赏。

不会装傻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危险！

19、

经验丰富的审讯者会竭力获取嫌疑人犯罪前、犯罪时及犯罪后的详细活动轨迹。

监视摄像头、目击者、DNA、指纹和智能手机等等所有信息都会暴力一个人的行踪。不遵守数字技术限制和最佳实践 的行动无疑是亲手给自己挖坟。

20、

当警方审讯员已掌握犯罪事实时，常会以漫不经心的语气询问这些已知情报 —— 佯装当局尚未知晓真相 —— 以此扰乱嫌疑人神经，使其更易受激进审讯手段影响。

此举旨在让嫌疑人怀疑其他涉案人员已供认不讳。恐惧、猜疑与不信任交织的情绪风暴，已将朋友、恋人、伴侣与家人彼此对立。

21、

审讯过程中，条子有时会间歇性地向受审者询问他人的情况，其提问方式是暗示正确答案“早已知晓”。

例如这样问“你认识李大锤多久了”，而不是“你是否认识李大锤”。

另一种伎俩是在提问前先警告对方“你仔细想好了再回答下一个问题”，意在给您的神经线加一层紧箍咒，而该问题本身与罪责认定并没有直接关联。这是在条子自认为把握住了您的基准线后测试操控您情绪的便捷程度。

此类手法最常出现在负责审讯的条子翻阅文件的时候，或者其手持文件对您进行提问的情况下，并且在您回答任何问题时立即流露出怀疑的神情。

这种提问本质上是在诱导您作出辩解性回应。无论您认为对方是否已知晓答案，都切勿作答，您应该完全无视此类问题。

22、

审讯者可能提及某份并不存在的“罪证”，借此来观察受审者是否试图辩解。

如果受审者作出辩解，则暗示其有罪 —— 因为有罪的人才会在掩盖行踪方面提心吊胆，而无辜者无需掩盖行踪，自然不必揣测罪证被发现的可能性。

您是无辜者，您当然应该大大方方。

23、

经验丰富的审讯者会询问被受审者是否曾“考虑过”实施正在调查的所谓罪行或类似行为。

如果受审者蠢到回答此类问题，审讯者很可能会在法庭上作证称您“曾吹嘘或夸耀过犯罪念头”。

您应该响亮的回答“没有！”

这才是无辜者的典型回应。

如果您失言承认，下一个逻辑问题必然是：“这种念头最终让你在最脆弱的时刻——承受巨大压力时——屈服了，对么？我能理解的。你仔细说说吧。” 这就是诱供。

24、

在涉及破坏公物、毁坏财物或盗窃的案件中，审讯者会试图诱使受审者提出赔偿方案 —— 这正是认罪的重要信号。

当提及赔偿时，无辜人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明确声明：绝不为未犯之事或未窃之物买单。而警方真正想诱导有罪者说出的话是：同意赔偿受害方的损失，紧接着再声明自己与破坏、毁损或盗窃行为毫无关联。此时受审者已将自己置于死胡同了。

25、

受审者常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测谎？无辜者几乎总会立即同意接受任何测试以证明清白。有罪者则倾向于当即拒绝测谎，或在同意后找借口推脱。

事实上，测谎很少作为调查工具，警方只能依靠现有资源 —— 即借助电子设备辅助的、基于常识的熟练审讯技术——来锁定嫌疑人。如果您同意接受测谎，99.9%的情况下，对方提出测试不过是烟幕弹、虚张声势或试探您自证清白的意愿。精明的人反而应在这类情境下主动要求测谎。目睹权力机器的退缩姿态，或许还能获得几分滑稽的解压效果。

在这里看到对付测谎仪的方法：如何欺骗，和如何防骗：反侦基础课 S06E07

26、

在涉及激进派直接行动的案件中，如果受审者看起来很愿意配合，但只是拒绝承认与案件有关，这种状况在条子眼中相当于“嫌疑极大”、“应该加刑”。

审讯技巧的种类比警察还多。前文所列举的仅是其中最常见的、最可能常用的几种。

对于应对警方审讯的最佳建议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如果对方无视您坚持要律师在场的请求仍坚持审问，请务必全程保持沉默，对所有提问拒绝作答！

切勿主动提供任何信息 —— 无论您认为多么无关紧要或微不足道，也不要说，切切 —— 因为您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提供了关键线索，正是这块拼图使他们得以起诉您或他人！

不要自以为是。始终牢记敌对关系 —— 不论审讯场景被营造到多么“融洽温馨”，始终牢记坐在您对面的是劲敌，其背后有着比您强大一万倍的镇压系统撑腰。有些受审者虽然不容易被话语操纵，却容易被气氛所操纵，甚至幻想着自己能“掌控对话”。千万不要。您绝不可能从警方口中“套出”任何信息，倘若他们能给您一个字的实话，就必然要从您口中得到一千字的实话。他们是专业专职干这个的，而你我都不是。

愿天下所有勇于反抗的兄弟姐妹好运！祝福大家永远不要身陷本系列的语境下。被审判的应该是我们的敌人。保持沉默，就是保持自由！让他们永远抓不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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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巧妙的威胁：审讯心理学 S07E02》

本文中分析的内容最适合审讯场景，如果您是活动家、记者、人权维护者、人权律师、边缘社区等任何挑战主流政治的人，您有必要了解这些；一旦被捕，您可以做到心里有数，并做出适当的合理的反应，尽可能保全自己和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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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文不同，本文中即将讲述的方法更为主动，间谍采取此类方法是希望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即便没能立竿见影，也可以给对方制造强大的心理压力，以影响其之后的进攻。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恐吓，使用者必需知道自己在对方面前的优势所在，强调这一优势以令对方害怕。

参见原理：威胁感可能比事物本身更有效：战略性直接行动

不同的是，活动家对威胁战术的使用必需能有切实实施威胁的能力。

而在本文即将分析的威胁类型中，间谍并不需要真的实施威胁，只需要能让对方相信威胁的真实性。

以下部分将更多以审讯者的角度陈述，以帮助您了解您需要应付的人的思考方式。

1、巧用证据，逐步瓦解抵抗力

在审讯中所谓的“证据”经常被拿来施压，但什么时候使用证据、如何令证据发挥关键作用，是间谍课程的一个重点。

显然其要点也是心理战术。即攻心术。

有效的攻心术可以比酷刑的效果更高。

审讯者都明白，在长时间的心理战之后，被审讯者已经疲惫不堪，其思想会徘徊在招供和不招供之间。这个时候就是施加攻心术的最佳时机。

也就是说，在被审讯者思想波动幅度最大的时候，审讯者及时给对方足够的理由令其招供；令其感觉到没有其他选择。

这时候有力的证据就是一张王牌。

1984时代，当局的证据基本都来自长期监视，不论是您的数字足迹还是您的在线和离线身份的关联，对您来说都是致命的。

所以避免被攻心术击倒的最佳方案就是，从一开始就尽可能不要留下证据给对手。

返回自卫措施：分身

返回自卫措施：数字技术限制和最佳实践

返回自卫措施：信息最小化原则

如果使用了以上全部方法，但最终被亲友出卖而导致失去了反制机会，那么能保护您的方法就是撒谎 —— 如果您平时保护工作做得很好，应该就能有信心相信审讯者手中掌握的证据不多；于是即便有人出卖您，您也能有一个大致的危险性评估。

这一评估非常重要，将决定您在遭受攻心术时的抵抗力。

并且能决定您的撒谎计划的有效性 —— 目标是让对方的逻辑链断掉。

2、咆哮式审讯击毁心理防线

理论上咆哮不是暴力，但是它能制造一种压力氛围，尤其是它持续进行的情况下。

在咆哮的过程中，审讯者往往会以最激烈的语调讲述他们“获取的证据”，尤其是，穿插引用被审讯者的心理弱点 —— 比如父母、朋友、孩子。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对咆哮式审讯的氛围会非常敏感，更容易中计而产生屈服心理。

人们经常觉得一些“不敏感的内容”可以在网上随便说，其实不然；所有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很容易暴露你的心理特征，令你的对手可以更准确地掌握攻心术的设置模型。

还是那句话，让对手对您的了解越少、了解得越不真实，您就越安全。

根据中情局的观点，咆哮式审讯有几点技巧：

A、“一怒到底”。

绝不可以浅尝；否则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旦罪犯的感情没能调动起来，审讯者就输了。

需要持久、极致，在心理上占据高地。

B、“要果断”。

必需显得无比自信，即便审讯者自己并没有拿到切实证据，也必须表现得就像掌握全局一样，要看起来不容置疑。

这种氛围将迫使被审讯者内心展开自我审查；一旦自我审查的意识出现，被审讯者就会立刻虚弱，就离投降不远了。

C、“言之有物”。

咆哮不能仅仅是愤怒，如上所述，必需在咆哮中拿出切实证据。即便证据并不充分，在情绪压力的大环境下，被审讯者往往来不及仔细思考逻辑问题，从而屈服于不完整的证据。

或者说，证据不完整的时候，审讯者采取咆哮方式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被审讯者需要能保持冷静。

3、语言攻势撕破心理伪装

语言攻势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而不仅仅是对峙过程中。

这里指的语言攻势是以令对方折服为目的的，它具有两个特点：

A、音调方面的优势。

在交锋过程中音量会被试图放大，为的是能在心理上占据优势地位。

但是不能一味地放大，如果审讯者在拿出切实证据的那一刻依旧保持了极高的音量，反而会减弱证据的压力作用。

有效的语言攻势是音量合理起伏的，在持续高声的过程中忽然调低音量，将更容易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令语言更加深入内心。

B、紧抓对方的疏漏。

俗话说百密一疏，疏漏可能是非常致命的。但是并非每一种疏漏都容易被发觉。当审讯者通过调查抓到了对方的疏漏时，就会在语言攻势中强化运用它，以瞄准被审讯者的心理弱点。

4、制造绝望

成功进攻他人内心的关键方法就是，让对方自觉已经断了后路。

绝望感会导致对方主动放弃挣扎，接下来的一切都随你处置了。

审讯者追求的就是这种调动您绝望的感受，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需要有切实依据，能真正触动对方的信息。

虽然这一信息很可能不值得深究，但只要它能制造强大的绝望感，几乎没有人会详细思考它为什么不合逻辑。

绝望是能杀死人的。

一旦萌生绝望感，对方就会迅速暴露心理弱点，审讯者将及时抓住这些线索，展开更加强大的攻势。

间谍在采取攻心战术时往往会遵循：

A、不强行逼供。

事实上外在的高压逼迫只会让对方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

相反，聪明的暗示可以让对方知难而退。

于是有经验的间谍会做得非常巧妙，一步步引导被审讯者走入绝望。

B、要避免被对方看出己方实力。

从心理学角度上，威胁的真实含义就是：实施者其实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战胜对方，他只是希望借助心理压力让对方主动投降。

换句话说，如果您是被审讯者，遇到上述心理攻势时切不可慌乱，因为让您慌乱正是对手的目的。

如上，是最常见的审讯心理战。此外其他方法还有：

5、疲劳战术。

这是针对心理素质很好的被审讯者所采取的方案。

这样的被审讯者绝不会主动交代，审讯者采取询问的方法是无效的，尤其是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更不会回复。

这种情况下审讯者会采取疲劳战术，直到对方倦怠，再准确抓住被审讯者的逻辑错误并强烈打击。

6、多说不如少说。

这也是一种心理技巧。目的是给对方一种神秘感，让对方摸不透审讯者究竟掌握了什么。这种神秘感有可能激发被审讯者的自我审查，从而进一步表现出心虚和不安。

7、诱导。

也就是利用语言学引诱对方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却不会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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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您是如何被困住的：审讯心理学 S07E01》

渗透进入目标组织内部的间谍经常采取主动出击的方法，以尽快掌握主动权。

由于环境不同，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各不相同，但是目的性都很明确。这是与普通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普通人犯糊涂和性情偏激并不奇怪，但是不会有如此强的目的性。

并且，很多时候线人不会与他们的目标正面接触，而是采取迂回战术，从各个侧面包抄、包括利用无知的旁人做手套；目的是使目标人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再发起直接的进攻，便有更大的胜算。

这种手段极为常见，而且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即便是强大的人，一旦被孤立起来，就会变成一只困兽，不再具有反攻能力。

以下将分析这种手段如何操作，尤其是如何防御。

在此之前需要提示一点点概念问题。

人们使用过很多名词来形容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定人物，比如线人、线民、变节者、墙头草、硕鼠 …… 等等，但必须说，理论上渗透者和线人不完全相同。

• 返回 - 镇压手段 - 在这里看到渗透和告密的区别：

什么是渗透者

什么是告密者（线人）

渗透者指的是您的对手雇佣的人。也因此，渗透者被高度控制，是不容易被转化的。而线人、告密者等其他概念均包括没有专门为您的对手服务的人，他们可能因各种原因站到敌对方一边去了 —— 包括组织内部的争议演变为变节、自身薄弱环节被对手拿捏并因此被操纵，等等都有可能。这类人还没有被您的对手完全控制，是相比下容易被转化的。

对于后者，圈子江湖的山头之争中很常见。竞争对手向警察告密，为的不是帮助警察取证，而是借助警察的力量打击自己的对手。

也因此，有些时候警方间谍会故意在“山头”之间挑起纷争，以促进告密者的出现。

所以说，权力等级是一种致命的安全威胁。

1、让对方感觉到被孤立是取胜的法宝

这是每一个接受过相关培训的间谍都懂得的道理。

就如任何一种攻击之所以能成功的关键一样，这种操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其目标进行全面的心理分析，并透彻理解，从而准确抓住目标人的心理弱点。

如果被审讯者坚持零口供，审讯人就会采取瓦解士气的心理攻击策略，从侧面进攻，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让对方感觉孤立无援是实施打击的第一步；准确掌握对方的心理弱点，是实施孤立战术的基础。

中国读者应该对心理战非常熟悉了，中国古代的兵书中就强调过这点：“谋事不以力，而以攻心为上”。也就是说，心理战术的效果经常会强过武力，与武力协调使用将事半功倍。

同样道理，间谍对目标人和群体展开的进攻大多运用这种方式。一个人只要从心理上被打败了，纵然是拥有庞大的兵力，也是丝毫没有战斗力的。

于是，反制的方法也来自同一思路。

斯诺登在第一次揭秘后就立刻面临了强大的威胁；美国下达了全球通缉令，许多国家都碍于地缘政治利益而拒绝给予斯诺登政治庇护。

但是斯诺登继续曝光接下来的一系列文件，而不是就此隐藏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绝路”？

事实上是一种反制策略。

因为在第一份文件曝光后他已经成为了联邦政府和间谍机构的敌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这点；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加深这种敌对关系，而不是“回头”。

如果斯诺登在第一次曝光后便停止，听从国安局的“公开劝诫”、不再继续所谓的“叛国之举”的话，那么他的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当局虽然发起了全球通缉，但并没有真正真正部署具体行动；美国间谍组织和情报共享网络是全球一流的，如果他们想做，绝对能做得到。

但是相反，国安局并没有立刻实施追捕和暗杀，而是频频向斯诺登“示好”，他们不止一次公开宣称，只要停止揭露文件他们将撤销通缉令，并恢复护照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国安局还对任何同情斯诺登的组织和国家施加压力，令他们放弃，以孤立斯诺登。

比如从一开始便允诺为斯诺登提供庇护的冰岛和厄瓜多尔政府，被美国利用外交和贸易等手段施加压力，最终导致两国都转变了对斯诺登的态度。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斯诺登答应不再继续曝光，他就会迅速失去那些一直在帮助他和组织和政府的支持；将斯诺登孤立起来，国安局就能随意处置他了。

在这场较量中，斯诺登作为表面上被动的一方，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地位。

因为他懂得国安局监视的常用手段。只要他停止曝光，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样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相反，只要他能做到持续曝光，在全球人的瞩目下国安局就不敢对他下手。因为一旦国安局动手，就相当于主动承认了斯诺登对他们指责。

• 在街头对抗中“反制”策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 将您的对手置于决策困境：

  如果抗议是非法的，那就让日常生活成为抗议

反制，即 使用同样的策略反守为攻，将针对您的人孤立起来。

国安局间谍全球的内幕曝光后虽然没能终止各种被揭露的监视手段，但是，绝对在地缘政治角度上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斯诺登是真赢家。

2、故意在对手组织内部制造矛盾

在孤立对手的同时，间谍往往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其他手段，甚至包括约炮，都可以是手段的一种；具体介绍参见 🔙什么是“秘密行动”？政府间谍会怎么折腾你… 。

二战期间著名的女间谍弗吉尼亚·霍尔年轻的时候在一次打猎的过程中伤到了左脚，导致膝盖以下被截肢，但这并没有影响她成为一名出色的间谍。

军情六处招募她为外线间谍，她装上假肢后就被派往了法国里昂。

在战争期间，为了安全起见，大多数间谍在同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但弗吉尼亚·霍尔由于出色的间谍技能，在里昂一次停留就是十五个月。

随后她又被派往伦敦，为中央情报局设立的战略服务办公室提供情报。

弗吉尼亚·霍尔受到全球两大情报机构的青睐，主要因为对其他间谍来说艰难的任务她每一次都能出色完成。

在纳粹统治区工作的时候，当时她的任务除了搜集关于纳粹的情报之外（被动任务），还有一个主动任务，就是从内部瓦解对手，为英美联军实施最后的总攻做好准备。

霍尔接受过专业训练，她知道要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实施巧妙的心理战术。但是当时的处境导致她根本无法主动出面。

因为盖世太保正在四处缉拿她，并且他们还知道她是“一个跛脚女人”。这对于霍尔来说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纳粹军中散布不利信息也几乎不可能。

她的方法说起来并不复杂。因为在当时，不仅是德国，所有卷入战争的国家的人民都对战争充满了恐惧和厌恶。战争导致他们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

这对弗吉尼亚·霍尔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她利用有限时间频频潜入当地驻军的城市或村庄，向当地人讲述战争的危害。借助人们的怨气，她迅速获得了热烈的支持。

由于是驻军地区，纳粹军经常要与当地人接触，于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份怨气传递给了那些纳粹士兵。

最初纳粹士兵只是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抱怨，并没有真的放在心上，但是听得越来越多之后，这些士兵在回到军营谈起自己的家人时，也开始为家人担忧。

借助情感传递将这份内部分化的情绪迅速传播开了。没多久，一股厌恶的情绪开始在军中蔓延。很多士兵感觉到了战争的冷酷无情，于是纷纷逃离军营，参加了当地的反战组织。

如此，整个军队逐渐成为一支被大多数人民所抛弃的军队。尽管控制权依旧被希特勒牢牢掌握，但实际上他已经被孤立起来了。

因为孤立不仅仅是来自人民大众的反对，还来自希特勒十分信赖的军队内部。

延伸：战术原理-活动家如何瞄准6大权力支柱获取最强大的抵抗效果：行动主义（2）

在纳粹投降之前，纳粹军队就几乎失去了战斗力。整个军队的士气已经被瓦解，不论战斗力有多强大都注定会失败。

弗吉尼亚·霍尔的侧面心理攻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内部瓦解对手组织的士气这一心理战术是各国间谍的必修课。

如前所述，审讯中也一样。审讯一般都是分开单独进行的，审讯者做的就是采取心理攻势，努力孤立各方，让被审讯者认为自己的伙伴已经叛变。

3、从细微之处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如前所述，孤立对手是常用的办法。但是在有些时候，做到这点不会太容易。于是间谍往往会尝试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从细微之处入手寻找切入点。

还以斯诺登的经历为例。国安局间谍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挑起斯诺登和阿桑奇之间的矛盾，试图将斯诺登完全孤立起来。尽管没有真正成功，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离间了斯诺登和维基解密。

这种心理攻势也是间谍培训中的一个重点：哪怕是做事十分谨慎的人，其身上都存在某种不可改变的个性或性格缺陷。即便受过专业培训，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知道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被发现，但其内心深处的弱点往往很难克服。

这是人性使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但是要发现这一弱点并不容易。中情局的反间谍专家曾经说过：“反攻应该从人性角度入手，以便找到心理突破口”。

从国安局对斯诺登的手段中可以看出，间谍们将斯诺登留在美国的家人当成了切入点；与此同时他们还了解斯诺登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必定会对其家人十分看重。

于是国安局的间谍便由此展开了心理攻势：一方面他们通过媒体放大“劝说”性的信息，并谎称只要斯诺登放弃曝光他们就会撤销全球通缉令；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派出特工突击斯诺登家人的心理防线。

他们采取的是迂回战术：并没有直接用斯诺登的安全问题做武器，而是转向了阿桑奇。

对于斯诺登的父亲而言，他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自己儿子的处境，也知道阿桑奇是唯一直接帮助斯诺登的人。而且他也明白，家中的所有通信都被监听了。所以家人对斯诺登情况的了解其实并不多。

于是国安局就利用这点，在斯诺登家人面前诋毁阿桑奇，谎称阿桑奇“借助斯诺登到处敛钱”。

事实上这一切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国安局利用的是曼宁的例子，做了一口黑锅给阿桑奇。

因为当时曼宁曝光文件后奥巴马政府立刻起诉了曼宁，虽然所有被起诉的罪名并没有被法官一一批准，但最终还是被判刑了。这些资料在各大媒体上公开，所有人都知道。

但联邦调查局很快发现，曼宁的支持者非常多，人们不仅没有被当局的起诉和污蔑所动摇，并且组织起来为曼宁集资了125万美元。

125万美元的确是事实，但国安局陈述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他们将这笔钱栽赃在了阿桑奇身上，并讲给斯诺登的父亲，谎称“阿桑奇借曼宁收敛支持者的钱财”。这就是人格暗杀的一部分。

延伸：行动者工具包：实例框架

在谎言的压力下，斯诺登的父亲果然受到了影响，开始怀疑阿桑奇 —— 斯诺登唯一的最大的支持者，他也通过律师表达了同样的质疑。

国安局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通过斯诺登的父亲离间斯诺登和阿桑奇之间的关系，在支持者之间制造猜忌，从而孤立斯诺登，以便进一步攻击他。

后来阿桑奇的助手及时赶到香港协助斯诺登避难，国安局的心理战才未能如愿。但是，这种心理战术非常值得警惕 —— 因为并非所有被瞄准的人都具备有效的反攻机会和能力。

尤其是，我们听说过中国当局也擅长胁迫异议人士的家人；于是您很有必要在防卫计划中将家人被突破的可能性纳入进去。

4、解读行为举止

探究到对方的心理弱点，然后针对性的发起攻势，从心理基本面上彻底搞垮对方。

于是解读对方的行为举止被称为间谍能力的准绳。

返回：你想知道自己在一个“间谍”的眼中是什么样吗: 反侦基础课 S06E06A

举止比言语更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内心。观察并分析举止是间谍培训中的重点部分。

反过来看，间谍依靠谎言维生；虽然他们可以使用高明的谎言做到逻辑上滴水不漏，但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微表情。

从心理学角度上说，即便是再狡猾的间谍，在说谎或内心情绪波动时也无法逃脱微表情停留的极限，即1/25秒。这是人的生理因素决定的。

因此，细致观察对方的行为举止就能迅速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从而根据对方的心理特点做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做到这点并不是太难，需要很多直觉方面的练习。

请注意，人们往往会因此认为，培训政府间谍的教程也适合反间谍人员学习，理论上的确如此；但是，要做到成功的反间谍，必需能在间谍基础知识的层面上高出一步，否则反而更容易被识破。

一个著名的案例。很多人都知道有着“21世纪间谍第一人”之称的罗伯特·汉森。当奥德里奇·艾姆斯被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抓获后，两大情报组织发现，所有疑点都指向罗伯特·汉森。

他们派出了最优秀的间谍来调查此案，但是多年后一无所获。联邦调查局感觉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对汉森进行了多次测谎，但每一次都被他通过了。

直到继续对汉森进行长期监视才真的发现了蛛丝马迹。

本来汉森觉得只要能稳住一段时间就可以安全渡过难关；正因为多年来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发现任何事，他心里就有些得意了。也正因此放松了警惕。

在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小镇的公园里，他的确使用了基本反侦察技术对周边做了一些调查，确认安全后他将公文包放在了一个指定地点。

完成这一切很顺利。原本没什么问题，但是他发现两个可疑的人站在公园一角。当时他心里一慌，下意识地将外套衣领向上提了一下，然后放慢脚步离开。

结果就是这个拉衣领和突然放慢脚步的小动作将他出卖了。

那两个可疑人的确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其实并没有发现公文包，由于跟踪汉森很久了，他们也在心理上放松了警惕；但是，直到看到汉森的两个小动作，立刻发现了异常。

随后便找到了那个公文包。

作为多年从事特工工作的人，汉森已经养成了伪装自然走路姿态的习惯，所以忽然的放慢脚步其实是他作为间谍的本能反应；然而这点恰恰被同样是间谍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捕获了。

所以，必须说，了解您的对手的知识和思考方式肯定是必要的，但如果您想要做到有效的反制，就必须比对手高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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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S07审讯心理学-总章节：不听、不信、不语，不放弃，不背叛》

返回 - 镇压手段：审讯心理学

本系列我们将聊一些“不愉快”的话题 —— 被捕、受审、酷刑，也包括狱中的生存技巧；以及一个尤其艰难的议题：如果您的亲密同伴被捕并遭受酷刑，而后被释放，他/她说自己没有出卖任何人，您还信任他/她吗？……

某种程度上，现实比电影更加残酷。

本站绝大部份内容的主旨均在于避免被捕，毫无疑问，“不被抓到”是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但我们也同时必须为最坏情况最准备，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尽可能减少后顾之忧，才能让我们的行动更加自由和安心。

为最坏情况最好准备，才更有力量迎接最好的结果。

被捕和入狱都不是“结束”，相反，它们是整个抵抗斗争的一个阶段 —— 尽管是最艰难最糟糕的阶段，但我们的确有办法通过学习前人经验和各方面细致的准备工作而让这一阶段更平安地过渡。

不要被摧毁。不要被操纵。要全须全尾地取得胜利。

S07系列中有一大部分内容应该可算作反渗透主题，因为审讯过程中采取的心理操纵和胁迫的原理与渗透者的招式基本一致（也因此我们将其同步于反渗透知识库）。将审讯场景单独提出来是应前线学习者的要求，并且我们也意识到相关内容的确值得更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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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别再瞎抓‘特务’了：创建更安全的关系网络的指南 - 关系结构革命S11E01》

• 返回：渗透者

• 返回：告密者（线人）

• 返回：“抓特务” 不是解决方案：整体安全S01E02- 威胁响应

• 返回：安全文化：帮助最大程度上减轻被监视和被渗透的恐慌

渗透、告密、背叛，鬼气横生，草木皆兵 ……

想要对抗国家暴力机器主导的情报收集，仅仅揭露曝光是不起作用的。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创建一个更安全、更难渗透的网络。

本文就如何开始使您的关系网络更安全、和在日常活动和组织中创造积极的安全文化，提供一些建议。

术语定义

• 线人：被警方招募以提供情报的人员。

线人通常是被警方瞄准的团体内部的成员，或者其成员的朋友，以及有关联的人，比如家属或伴侣。

警方通常称其为“机密信源”或“机密线人”。

• 渗透者：以真实成员身份渗透进入目标团体的人员。

渗透者可能是军人、警察、职业间谍特工、黑手党成员、私人维稳承包商、或者五毛“爱国者”。

还可能是面临监禁的公民。

• 告密者：向当局提供可将目标人定罪的证据的人。

• “叛变案底”(Snitch Jacket)：指的是警方记录线人的档案。

该术语既用于警方行话，也用于街头俚语。该术语部分源于警方在审讯中对拒绝配合的被捕者进行威胁的策略 “如果你不配合，就把你写进线人档案里，让你的所有同志都知道你是个叛徒”。

• 网络：本手册中的“网络”指的是关系网络，由称为“节点”的个人（或组织）组成的社会结构，这些节点通过一种或多种特定类型的相互依赖关系相连接。

激进网络可能基于友谊、共享生活空间、共同兴趣、共同组织实践、组织成员身份、共享身份、性关系、以及与物理空间的联系（同城/邻里），等复杂链接。

延伸：性关系如何扼杀反抗运动

【注一点题外话：是的，性关系也很重要，甚至可能更有凝聚力。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要终止“红姐”的主要原因。

城市社会的“原子化”一直在被普遍且广泛地描述（无国界地广泛），但其实这一描述并不准确。传统的家庭和亲属社会关系在城市中正在让位于其他关系：职业/企业关系、兴趣关系，或其他基于某些标准的关系。这并非“原子化”，而是亲缘结构的消退、并朝向利益/需求结构及其相应社会联系的转变。

“传统家庭”作为城市社会基本“单元”的解体进程相当迅速。正如大家都已经看到的，婚姻和生育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低。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与直系亲属的联系虽仍存在，但它们已不再主导城市居民所处环境的社会分层。这就是为什么婚姻状况和家族辈分的约束性越来越低；而类似“红姐”这样的通过解决实际需求而创建新关系结构的尝试，正在增多。

所以，如果仅仅假设镇压“红姐”的理由源于所谓的“性传统”等等，都是不准确的。这些东西与镇压当局唯一关心的社会稳定性和可控性并无直接关系，相反，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红姐”们生成了一套没有在派出所登记的、网格员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结构，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比登记过的那些关系更紧密。】

有五种基本的渗透者类型：

1. 闲逛者： 很少参加真正的行动，只热衷于参加各种会议、社交活动、收集文件、观察和倾听。

2. 沉睡者： 起初非常低调，几乎不可见，在某一事件/事态下忽然变得非常活跃。

3. “马仔”人设： 政治分析能力很低，倾向于跟随别人，甚至只是吹捧和模仿圈子里看起来有权威的人；长期致力于为自己建立信任和信誉（对被信任不足非常敏感）。由于跟圈子权威人物的私人关系热络，更容易实施挑拨和拉帮结派。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出现在等级制度明显的圈子中。换句话说，这样的人致力于搞关系，而不是搞志业。

4. ‘超级’活动家： 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加入多个团体或委员会，作为组织者。跟普通积极分子不同的是，这种“超级”活动家几乎不会对项目的进展起到作用，相反他们更热衷于笼络权力和人心。

5. 极端激进者：经常不合时宜地主张激进行动和暴力冲突。🧵请注意“暴力/非暴力”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战术有效性问题；“不合时宜的暴力”主张就是战术有效性为零，而被抓捕的可能性百分百 - 延伸：

   暴力的非法性，合法性的暴力

渗透可“浅”可“深”。浅层渗透者可能持有假身份证明，但更有可能在周末回归他们自己的正常生活。浅层渗透通常发生在情报收集周期的早期，一定程度上这一阶段仍然处于对目标的识别过程中。

相比之下，深度渗透则需要24小时全天候工作，并且持续很长时间（期间也可能会定期休息）。他们可能拥有一份工作、一套公寓、一个伴侣，甚至一个家庭，作为渗透的一部分。他们会使用政府签发的假身份证件、工作经历和租房记录等。

第一部分：引言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并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揭露卧底和线人。本手册探讨的是如何应对由警方发起的或协助的秘密间谍行动。

对抗国家主导的情报收集活动的目标并不是要追求将这些秘密行动公之于众（那是另一件事），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安全的、更难以被渗透的关系网络，作为我们运作的基础设施。

讨论反间谍问题时需要谨慎，因为草木皆兵的氛围很可能导致人们去探索许多危险的、却事实上无益的或徒劳的途径。

显然，前线社区在反间谍方面的实践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得到加强，以便我们能够在私人团体内部进行沟通。在过去几年中，各地的激进网络中都出现了涉嫌或确认的间谍行为。无论是在法庭上、拘留室里、绞刑架上，还是在摆脱压迫和苦难的新世界中，我们都会意识到，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组织自己的安全，只有我们的选择才能让我们为自由做好准备。

我们从对话起步。我们意识到，在激进环境中组织活动已使许多人接触过便衣特工。我们都曾批判性地思考过如何应对他们，一些人已经有过亲身经历、或者听闻过历史上前辈们如何应对类似状况的故事。我们来自独特的组织环境，我们的关系网络和警方调查行动都极其动态。对对话和个人反思的需求，以提供更大的保护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组织出来的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我们对自身关系网络发展和衰落的变迁进行分析，并将这些理解与其他激进网络进行深入沟通，是我们颠覆警察间谍行动的最有力武器。

来自北美的真实案例：在最近一起卧底警察行动中，据透露，该卧底警员始终与另外两名警察保持密切接触，而且被渗透的激进网络中还有其他成员在场。他们还有一名联络员，每天早晚与之会面，以审查笔记并制定每日目标，且参与监视行动的警察数量远不止此。

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秘密特工渗透并动摇了激进组织。简而言之，有浅层和深层两种渗透形式。线人包括那些深入激进运动并决定倒戈、协助建案的人，已经在压迫压力下投敌的昔日盟友。这些笔记仅涉及进入激进网络的线人和警察，不包括国家证人和那些与组织建立长期信任关系的深度线人。

如何构建绝对不受告密者、越界者和国家证人影响的网络，这一问题需要在不同情境下从根本上加以探讨。

保护您的安全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安全。无政府主义动员活动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有潜力通过团结来摧毁等级制度和范式。其他目标包括：建立基础设施和自主空间，干预冲突，推动紧张局势升级为革命，以及实现我们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潜力。无政府主义者揭示，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概念建立在对他人的支配与冷漠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无政府主义概念的个人自由无法与集体分离，但只能由个人定义。这一理念在进攻性斗争中得以体现，团结精神是反权威斗争的核心。例如在温哥华攻击警察，是对圭尔夫或其他地方面临同样压迫制度的人们的直接团结和声援。通过这些进击，削弱警察作为社会道德执行者的不可动摇性，对于提升我们的集体能力和自主性以对抗他们这些国家机器，从而夺回自治权，具有深远影响。

在类似的层面上，我们组织自身提升能力以有效抵御条子内鬼的渗透操纵，同时保持住社会存在，与我们对自由的理解紧密相连。我曾听过那些刚刚遭受渗透告密毁灭性影响的人说：“要吸取的教训是，我需要与那些我不信任的人保持距离，并与我熟悉的人合作开展项目。”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将间谍行为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只一味自卫，会导致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暴露在攻击之下。相反，如果我们能对关系网中的所有联系进行细致调查和批判性的审查，而不是让自己抽身，我们就能为整个网络和自身都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互助和团结的行动能强化我们每个人，这些行动保护我们，并可以使我们更具进攻能力且难以被操控。

“让条子渗透进来呗，他们可以为我们做饭洗碗嘛。他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因为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仍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网络内部的保密文化与外部世界保持良好隔离，渗透进入的便衣警察并不会真正损害网络。即，让警察渗透进活动家团体，或者如果你担心某人，让他们以边缘的方式参与，只要他们不靠近核心，就没什么问题。这种观念源于自大的想法，认为具体的激进分子是渗透监视的中心目标。这种逻辑没有考虑到，对反权威抵抗网络的刑事调查不仅旨在将激进抵抗定为犯罪，还旨在动摇和削弱整个反抗网络，并创建社交关系档案。

最后一点：您的关系网络中可能存在让您感到不适的或干扰组织工作的个别成员 —— 类似这里的案例。他们未必从一开始就是秘密特工，但仍需组织者直面问题，或者将这类人从组织角色中移除，以确保安全或提升网络功能性。尽管目标可能不同，但此类关系对网络的破坏性影响与真正的渗透并没有根本性区别，并建议公开讨论类似事件。

第二部分：构建更安全网络的实践层面

“感谢您教导我们，面对权力，唯一注定失败的战斗是从未开打的战斗。” —— 迭戈·里奥斯

我们参与讨论、阅读信息并研究激进网络内部遭受镇压的历史，至少部分是为了从中汲取可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实用经验。以下是尝试制定的一套讨论指南（可能不完整），可根据需要调整并应用于您当前的网络。

简言，这里列出了一些普遍适用的建议，这些工具可能有助于个人努力构建更坚实的安全基础。

构建您的工具箱

• 了解并研究来自卧底、线人和告密者的不同类型风险。

• 研究历史案例中关于卧底、线人和告密者对社会运动和地下组织趋势造成的实际影响。

• 查阅相关警察文献，了解警方的调查技术，以洞察卧底警察行动可能的运作方式，并开发针对性的对抗措施，以增强安全。

• 查阅与安全文化相关的文献及当前讨论。

• 考察不同时代和地区激进网络、革命组织所采用的组织方法，并将其与当今无政府主义网络基于亲密团队的组织模式进行比较。

• 历史案例研究：OCAP、Os Cangaceiros、Rote Zora、A.L.F/E.L.F、红军派、爱尔兰共和军、黑豹党、起义无政府主义、自治运动以及二战期间被占领的欧洲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或阅读以下书籍：

• We Are An Image Of The Future

• The Subversion Of Politics

• Agents of Repression: The FBI’ Secret War Against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 Black Mask & 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

• Argentina’s Anarchist Past: Paradoxes of Utopia

• Confronting fascism: Notes On a Militant Movement Direct Action

安全指南：讨论篇

“击中直线飞行的鸟儿，易如反掌。” -B. Gracian

以下是为进一步讨论而制定的六部分安全指南，旨在构建更安全的网络。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本模型可提供建议，以引导更安全的实践。最终，这些构建更安全网络的结构化方法必须保持高度动态性，以令其持续保持实地有效性。随着警方渗透战术的适应性调整，我们的应对实践必需相应调整以保持领先。

六个部分是：

• 创建基础安全圈清单

• 创建网络图谱

• 进一步调查的策略

• 与您的基础安全圈沟通

• 与可能的渗透者/线人沟通

• 采取行动

创建基础安全圈清单

创建一个参与您所在网络的人员调查清单。

通过一系列结构化问题，评估您与网络中每位成员之间的安全等级：

• 谁是与您关系密切的人？

• 您是如何认识他们的？

• 谁是您的战友（与您实际合作项目的人）？

• 谁是您可能与之发生冲突的人？

• 他们与您有何历史关联？

• 你们是如何相识的，在哪里相识的？

• 通过哪些人介绍认识的？

• 您是否见过他们来自不同社交网络的其他朋友？

• 您是否见过他们的家人？

• 您信任的人能否验证他们的背景？

• 他们生活中有哪些方面是您难以沟通或验证的（工作、家庭、车辆、过去的经历）？

• 您是否已经与您共同合作的项目中的组织人员清楚地谈论过意图问题，并且对他们感到满意？

• 他们是否与您讲述过与您熟悉的经历类似的经历？您对他们的描述方式满意吗？

• 您是否对他们有强烈的信任感？有没想过原因是什么？

您现在会得到两份清单。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得游刃有余，并感到非常安全和信任：这就是您的安全基础圈。名单上的其他人，您可能对他们了解程度不一，但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方面或与您相处的方式可能让您感到疏远。您希望在将他们加入安全基础圈之前与他们进行更多沟通。

您会意识到，彼此的了解和安全感可能会形成一个层次结构，其中一些人可能只需要简短的对话就能感到更安全，而另一些人可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建立安全感。

从个人层面来说，这样的调查清单是我们日常在心理上做出的社交选择的正式延伸。这项练习旨在提升我们对与之交往的人做出明智且批判性选择的能力。这些评估问题的目标是批判性地理解构成日常互动的社交关系，以及您通常所处的更广泛社交网络。以这种方式分析关系，不仅可以映射和实现相对安全关系网络，并且，可以帮助揭示您希望进一步了解谁、了解他们的哪些方面，从而有望推动他们成为您的关系网络中更安全的联系。

使用此类练习可帮您奠定安全基础，并允许进行主动的个人研究，最好在相对平静的时期进行 —— 而不是在出状况的混乱情况下。花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项工作，是朝着与安全相关的批判性和赋权选择迈出的重要步骤，这些选择能帮助您的团队从偏执的无助和恐惧中挣脱出来，重新夺回自主权。

创建网络图谱

将您所在的关系网络中的人员列表放置到网络图谱上。使用3种不同颜色的笔在图谱上写下人名，具体取决于他们是否属于您的安全基础圈，或是您希望在将其添加到安全圈之前进一步了解的人。

颜色1) 安全基础圈。

颜色2) 需要稍多沟通的人。

颜色3) 需要大量沟通的人。

现在，使用更多颜色来画线，创建链接，以揭示关系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感知联系。

颜色4) 共同居住的人。

颜色5) 在网络中与您最亲近的人

颜色6-?) 使用记号笔尽可能明确地定义具体项目的成员关系。例如，一个颜色的标记用于连接您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反战组织的成员，另一个颜色标记用于定义入狱者支援团队，等等。

您完成的图谱将揭示以下细节：

• 图谱中某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嵌入程度，由他们拥有的链接数量和类型决定。

• 呈现网络中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交关系类型。

它可能揭示……

• 您希望加强沟通的某人，可能也与您的安全圈中的其他人关系密切。

• 与您的安全圈中的其他人组织合作的人，可能与您存在松散的社会联系。

• 您是否需要您的安全圈中的其他人协助进行这项调查？

进一步调查的策略

把您想要进一步增进了解的人视为潜在的安全圈成员（而不是潜在的卧底）至关重要。如果您认为无论如何都无法对该人存在于您的关系网络中感到安全，那么问题可能不仅仅是缺乏可信度这么简单了。万一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建议与安全圈中的亲密朋友讨论解决方案，例如考虑将该人移出网络，或者与对方坦诚沟通为何不愿与其合作。（推荐后者方法）

柔性提问

柔性提问旨在以隐晦的、不易察觉的方式提出问题，其目的是在不暴露提问者意图的情况下了解到一些事情。

考虑环境和氛围，并尝试控制提问时的环境变量。一个放松且舒适的人更容易让对话者放下戒备。他们更可能配合您以维持对话的愉快氛围。当人们处于压力状态时，也无法察觉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变化。

围绕您希望了解的他们生活方面提出微妙且无害的问题，会有所帮助。例如，如果您想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过去，可以在友好的对话中将话题先引导到您的家族历史，并提出诸如这样的问题：“你的口音听起来有点像我妈妈啊，我妈妈是A省人，你去过A省吗？”

尖锐提问

尖锐提问具有质询性。旨在让与您交流的人感到紧张，让他们知道您对真相是认真的。

这适用于可以即时验证的问题。比如，你出生在哪里？在哪里上过学？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你以前从事什么工作？给我你父母的电话号码，然后和我一起在这里等，我来验证这些信息 ……

物理检视

• 车牌号和车辆识别号（VIN）

• 地址（垃圾箱潜水、造访 …）

案例研究

在美国东海岸，一次信息自由请求导致一名线人的身份被揭露。激进社区通过调查努力，缩小了搜索范围，并对一名潜在的线人进行了监视，直到确认其渗透者身份。

在匹兹堡，G-20峰会前夕，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填写了一份简短的问卷。当有人无法充分回答问题时，他们被要求离开本次会议，或者直接离开激进网络。

在欧洲某些激进网络中，人们在加入网络之前常会被要求提供与本人亲近的人的电话号码及其他验证信息。

通过安大略省交通部进行车牌查询，可能揭示车辆所有者的身份，以及该车辆是否租用的、或者政府部门的、或属于与执法部门合作的维稳公司的车辆。

在圭尔夫进行的与布伦达·道格蒂作为当地大学学生身份验证相关的研究，可能早在2009年9月就已暴露其卧底身份。

与您的团队进行沟通

告密现象可能在反权威网络中普遍存在。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安全模式，通过收集信息、并以避免恐慌避免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沟通，以尽可能限制偏执的滋生。

所有沟通方式都是基于具体情况的，这些建议基于个人经验和反思，不确保适用于所有情况。每位使用者都可以随时根据您的具体经验进行更新。

根据我与潜在卧底进行对话的经验，亲密朋友之间总会因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甚至是否处理它）而产生强烈分歧与挫败感。基于此，建议您在展开对话前，先思考下如何缓和可能引发分裂的谈话内容。沟通的起点应从基础层面的柔性提问开始，逐步深入调查，或考虑将相关人员纳入您的基础安全圈。

认真思考如何向您最亲密的战友、与您正在调查的人最亲近的人、尤其是您感兴趣的个人，透露您掌握的信息，目标是零容忍八卦和伤害性谣言。良好的沟通目标，如同对抗国家主导的间谍活动的目标一样，其本质并非揭露秘密活动，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安全的、更难被渗透的网络。这种对个人和集体安全的渴望，比永无止境地抓特务更具建设性。

与可疑人沟通

• 中文俗语说的很对，“一人为私，两人为公”，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暴力机器总是成双成对出现。渗透者也是如此。您应该注意，如果渗透者就在您身边并且正处于工作状态，那他们很可能并非独自一人，无论是携带录音设备还是有未被察觉的其他便衣条子在场。

• 在提出指控前请等待确认。要记得，误判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错过更大。

• 注意您对话的方式，即便您已经持有确凿证据可以揭露渗透行为，也要小心，要有深思熟虑的计划，以避免被倒打一耙。“威胁警员”正成为一种更常见的指控。

• 要谨慎，不要透露意图，始终保持平和的友好的态度，可能比审讯式沟通更适合获取真相。

当发现真正的渗透者和线人时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说话，尽管说出来可能导致暴露我们所有的缺点和弱点 —— 因为承认弱点并坦率地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但不要刻意、不要夸张，而是偶然地、不经意地，说出来。”

—— 赫尔曼·梅尔维尔

🏴

By 美国无政府主义杂志发行商“萌芽”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不放弃，不出卖：关于酷刑和证词 》

本文署名作者“菲尔·库兹涅佐夫”已被确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战斗组织БОАК创始人之一德米特里·彼得罗夫的化名。他于2023年4月19日在巴赫穆特战役中阵亡。在这里看到我们曾经对他的介绍，以及一个纪录片。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前身是克格勃，对酷刑和各种间谍活动极为擅长。

自2017年以来，我们所处的这场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残暴镇压，范围和强度都达到了历史之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对酷刑的大规模使用。

以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遭受殴打和酷刑的案例，大多属于孤立事件。我们曾听闻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有些人可能还记得针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敖德萨案”。但是，“抽象地知道”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酷刑导致许多人在落入特工部门手中后，被迫指证自己的同志，跟镇压机器合作。

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旧有分裂和残酷镇压的结果。也许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源于酷刑、泄密、以及背叛，所带来的道德困境，而我们至今仍未能充分应对。

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在被审讯过程中许多人背叛同伴的局面？酷刑可以成为辩解的理由吗？ 当运动中广受欢迎的成员，比如“网络”案中的 伊戈尔·希什金（Igor Shishkin），最终也被联邦安全局击垮，成为了叛徒，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因为归根结底，它们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否还具有实际意义？它的存在是否还有价值？

酷刑和背叛的问题是近年来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伦理困境。不解决它，我们就无法继续向前。

在无政府主义圈子里，可以听到的评判光谱始终在两种极端立场间摇摆，一种认为 ：“任何人在酷刑下所做出的口供都不应被追究责任”、另一种则认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向敌人提供情报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这样做的人都是叛徒，是告密者，是线人”。

剧透一下：真相绝非是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更接近第二种主张，但并非完全等同。

让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

原则从何而来？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告密是不可接受的”。但这是为什么呢？

尤其是在面对酷刑时，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向施刑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以换取停止痛苦，无疑是最容易的选择。

然而，我们有几个理由说明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

1.

最低限度是：当人们开始集体参与可能招致国家镇压的行动时，他们就已经期待了共同的秘密能得到保守。泄露这些秘密就是对这种信任的背叛这毫无疑问。如果事先知道在危急关头，同伴会把一切都告诉警察，那不难想象几乎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2.

但更强有力的理由或许是另一个：向敌人提供信息，实际上会毁掉其他人的生活。这些人很可能对你来说并非陌生人，你对他们有所了解、有过深刻的交集。而由于你的行为，他们也将面临酷刑和多年的监禁。

3.

显然，这些论点同样具有相对性。事实上，如同任何道德准则一样，“不出卖同伴”的原则无法完全被“理性化”。但是，集体的传统、文化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是正确的。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道德感”在指引我们。

同样基于此，我们将集体的责任置于个人的舒适之上。

更何况，这些承诺没有“保质期”：就算某人幻想破灭，离开了运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在警方压力下供出了他们的“前”同伴，这种过错并不会因此减轻。

所以，我们将此视为一项原则：向敌人提供任何有关其他人的真实信息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既然违反这一规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么这种违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重大过错。

剩下的唯一问题是，酷刑或其它因素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减轻罪责的情形”？

每况愈下的局面

诚然，我们能列举运动成员在镇压面前向当局提供重要情报的先例。

2010年的事件尤为鲜明。当时，无论是在俄罗斯（金奇市市府遇袭事件后）还是在白俄罗斯（一系列直接行动袭击事件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运动几乎同时遭遇镇压。据我们所知，当时酷刑仅在极少数个案中使用，其残酷程度也低于我们自2017年以来所见的案例。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有人最终与警方合作。在所有已确认的案例中，社群都对告密者进行了谴责和驱逐。

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的“集体意识”所遵循的原则是：在面对威胁、恐惧和心理操纵时，供出同伴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这种立场是难以辩驳的。

无论你正受到威胁，还是审讯者正在扮演“好警察”的角色，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敌人。我们有义务不向敌人提供任何关于我们的同伴的信息。

即使是一个年轻的、刚加入运动不久的新成员受到警方施压，人们也期望此人在加入激进社群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预设道德准则，而其中“绝不出卖朋友”的原则应当是首要的。

虽令人遗憾，但近年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重申这一点。十年前，无政府主义圈子里根本不存在对“告发同志”持宽容态度的问题。过去并非更好，只是更容易。

总结来说：在言语和心理胁迫下向国家提供情报显然不可接受。但如果是肉体酷刑呢？

革命者的经验

翻阅过去革命组织的文献，我们很难找到针对酷刑下口供的具体态度。《人民意志》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只是简要规定，要将组织的所有秘密深藏不露。

卡洛斯·马里盖拉的《城市游击队迷你手册》也仅用简短一行未作细述地指出：“那些主动向警察告发、指控、提供情报、和指认同伴的人，一旦被城市游击队抓获，必须予以处决。”

有意思的是，在描绘马里盖拉及其同伴斗争的电影《九月四日》中，角色们毫不怀疑他们被捕的战友会在酷刑下供出情报。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将他解救了出来。电影毕竟是电影，现实情况如何，作者不得而知。

爱尔兰共和军的《绿皮书》花费了大量篇幅进行心理准备，以应对逮捕、审讯和殴打，帮助游击队员保持沉默。然而，文本并没有直接对酷刑下的供词进行道德评价。而且，《绿皮书》中提到的酷刑仅限于殴打和烟头灼烧。电缆连接生殖器和长时间电击枪电击的手段或许超出了1970年代北爱尔兰的现实范畴 —— 当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特勤警察的酷刑手段则更为残暴。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证的原则，与其说是明文规定，不如说是革命运动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是一种被默认的不言而喻的共识。

二战期间的苏联，游击队员和地下战士无论遭受盖世太保何种酷刑，出卖战友都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例如，“青年近卫军”（苏联在德占城市克拉斯诺顿的地抵抗组织）的政委维克多·特雷蒂亚科维奇，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有人怀疑他在被处决前未能经受住酷刑，向纳粹供出了名字和地址，尽管这一说法被许多人反驳。

有人认为，落在“专业审讯者”手中，没有人能经受住酷刑。这种观点并非毫无根据，但它不是事实。有许多文件记载了前辈们忍受可怕酷刑仍坚守信念的例子。下面就是一个。

左翼社会革命党成员鲍里斯·顿斯科伊于1918年在基辅刺杀了德国占领军司令赫尔曼·冯·艾希霍恩。鲍里斯在行动现场被捕。他的战友伊琳娜·卡霍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带到监狱后，立即被绑在床上，遭受酷刑，要求他供出同伴。他们折磨了他三天，轮番上阵：他们烧、刺、割，将大头针和铁钉捅进指甲缝，拔掉了他所有的脚趾甲……” 顿斯科伊只说了他自己的姓名、籍贯、党派归属和行动动机。 关于战友的信息，他一字未提。他的“口供”实际上变成了一份政治声明。

这样的例子绝非孤例。

如何抵抗酷刑？

每一个经历过酷刑，甚至只是在警察局遭受殴打的人，都深知那是多么可怕、痛苦和羞辱。也深知要做到不屈服、不给施刑者他们想要的东西，有多么困难。

施虐者的目的在于摧毁你的精神意志。于是应对的关键在于保持清醒意识，根据情境灵活应对——或佯装恐惧，或夸大肉体痛苦，或以其他方式迷惑施虐者。

抵抗酷刑的方法是我们几乎从不公开谈论的话题。公开可说的仅有：当痛苦难以承受时，编造一个不涉及真实人物和信息的虚假事件版本或许能起作用 —— 将这个故事“固化”在脑中，让自己相信其真实性，并在受刑时坚持讲述这个版本。

但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保持沉默。

阿扎特·米夫塔霍夫（Azat Miftakhov）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有效的行动方式。当条子开始对他施加酷刑时，他自己割伤了手腕（非致命的横切），迫使施刑者不得不停止施行并呼叫医生。他们害怕他死掉就得不到口供了。

面对出卖，纠问式应对方式错在哪里？

我们坚持认为，向镇压机关出卖同伴和泄露情报永远不可能是“正常的”或“可以接受的”。酷刑的情况也不例外。运动和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原则只能是：宁可遭受酷刑、坐牢甚至死亡，也不能背叛同伴，不能向敌人提供重要信息。

当你听到有人说“酷刑下的证词无需负责”时，你会对这个人失去所有信任。你会意识到，只要轻轻一巴掌，就足以让他们全盘托出。将此类态度奉为圭臬的运动，永远无法吸引并培养坚韧的成员。没有坚韧的人，就不会有激进的变革。

但是，“任何提供信息的人都是叛徒” 这一立场又错在哪里呢？是的，抵抗酷刑是现实可行的。但很明显，即使是那些愿意抵抗的人，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残酷酷刑的人，都无法保证自己在那种情况下的行为。

那些曾经一度抵抗了施刑者、但在真正残酷的肉体压力下最终还是屈服供述者，很难再继续做我们的同志，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当然，每个案例都必须单独考虑）。但是，将这样一个人轻易地定性为叛徒，并认为他们理应遭受报复，这公平吗？可能不公平。

杜波夫斯基案

白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游击队成员德米特里·杜波夫斯基(Dmitry Nikolaevich Dubovsky) 的行为在运动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此案虽不涉及酷刑，但既然我们在讨论招供和屈服于审讯者的问题，就不可能忽略这个最近的例子。

否认杜波夫斯基在录像调查程序中言辞过多实属愚蠢 —— 他详细描述了成员站位及汽油瓶交接过程。当局和公众本无需知晓这些细节。但他的解释 —— 他与战友事先约定若遭拘捕则不否认行动，以此作为政治宣言——完全值得采信。若非如此，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早就站出来否认了。至少在其他成员对情况发表评论之前，谁又能更清楚呢？

也许杜波夫斯基是出于困惑和错误判断而未能完全履行约定。有些人急于给他贴上“告密者和叛徒”的标签 —— 这对一位革命者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此举恰是上述“纠问式”思维的典型体现。欲如此污名化他人，需有充分依据，而本案中我们并不具备充分依据。

核心问题在于：被囚同志的行为究竟是为在狱中开展宣传呢，还是为保全自身而为？

根据所提出的标准，没有真正的理由指控德米特里·杜波夫斯基犯有叛国和告密罪。

再说几句

酷刑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方面。

其一是：酷刑的现实，使我们通过个人的感官体验，而非抽象的言辞世界，认识到国家及其代表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他们残酷而卑鄙。我们必须严肃而有力地与他们战斗。

其二是：运动必须保护自身免受叛徒的侵害。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场严肃的斗争，那些主动向镇压当局提供大量情报、并在后续调查中予以证实的出卖者，必须承受报应 —— 正如革命尚未沦为虚饰的年代里对类似事件的处理那样。

迄今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尚未严肃探讨此问题。将报复机制纳入无政府主义运动体系，是我们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尽管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结论

现代趋势 —— 全面的自我中心主义、沉迷于自身的“创伤”及其“治愈”——不利于抵抗国家镇压。如果认为只有个人舒适和幸福是首要任务，那么距离将它们置于信念、道德原则和同伴的人身安危之上，就只有两步之遥了。

当代文化提倡为软弱辩护。仿佛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展现勇气和其他非凡品质，而是崩溃放弃，是一种’神圣的人权‘。仁慈的态度与对能力边界的理解固然必要，但为软弱辩护是恶性的，且明显具有破坏性。

诚然，要求在酷刑下拒绝作证需要非凡的坚韧，但这种要求植根于我们的文化，自童年起便伴随我们成长。

此刻，软弱的权利不再适用，展现内在力量的义务才真正具有意义。

菲尔·库兹涅佐夫及同志们

无政府主义斗士

🏴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了解诱捕战略：如果政府间谍要求你做线人怎么办？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可能是线人？ 》

渗透者的工作并非只有监视 ……

本文将继续详细解释渗透问题。

本文分为3部分：

1. 当局有可能如何诱捕反抗者?

2. 如果政府间谍想要你做线人，怎么办?

3. 此人是线人吗？如何判断？—— 十点清单。

当局有可能如何诱捕反抗者?

首先来回顾一下最基本的知识。

要意识到，您说的任何话都可能在不久之后返回来困扰您，即使您当时不是故意说出的。

始终听从自己的直觉；如果有人看起来咄咄逼人或太急于“帮助/插手”您的事务，应该花些时间考虑一下情况。思考您周围人的动机  — — 合理吗？了解您的战友的家庭和朋友。

不是怀疑！而是了解。知晓。通过沟通。保持亲密。

这些做法都是明智的，但还不够；我们肯定不能只从个人角度考虑安全问题。即使100人中有99人能够避免被陷害，但当挑衅者设法诱捕仅剩的那个人时，我们所有人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

我们需要一种安全文化，尽可能保护其他所有人的一种文化 —— 包括激进空间中的弱势和边缘参与者，他们可能是政府间谍特别感兴趣的目标。顺便说，如果您是组织者，尽可能少的等级落差/尽可能少的产生“边缘”，应当作为安全措施中的基础部分。

除了关注您自己，也要关注可能使您处于危险之中的其他人。

返回练习：S01E03-T1 周围是谁？可视化人际关系图谱

返回练习：S01E03-T2 绘制行为者关系图谱

例如，想象一下，您参加了一个演讲，听众中的一个人不断提出疯狂的问题，要求人们升级(更暴力的)战术。这个人有可能是渗透者在实施挑衅；也有可能不是渗透者，而是一个头脑发热的糊涂虫，而这样没头脑的人可能成为对政府间谍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目标。

没头脑的人通常会被避开，但要注意孤立感只会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政府间谍的拉拢。

“去他妈的这那些广场 — — 跟着我，我们真的能有所作为！” 、“我们只是还没有枪！其他一切都是无意义的”，等等，你一定听到过类似的话，这是很可疑的迹象。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派出一名在此事中没有任何损失的人在一个低压力的环境中接近那个可疑的人，并强调适当的安全文化的重要性，描述一个人如此粗心大意地说话会使自己和他人面临的风险，并敦促此人谨慎地相信任何招募他/她参与非法活动的人。像这样十分钟的谈话就可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省去多年的心痛和入狱的麻烦。

举一个例子

不久前，联邦调查局似乎在专注于追捕有成就的无政府主义者。Marius Mason 和 Daniel McGowan 在长期参与反抗行动后被逮捕。国家维稳机构将这些活动家作为目标并不令人惊讶：他们勇敢地威胁着国家所建立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统治系统。

**但此案中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被政府间谍瞄准的并不是这两位资深活动家，而是他们身边那些没有实际进行过任何行动的、缺乏经验的年轻队友。**在此案中就是埃里克·麦克戴维（Eric McDavid）。当局通过对麦克戴维的诱捕  — — 利用一名女性渗透者，借助麦克戴维对这个女孩的兴趣，以操纵他讨论敏感的行动。

色诱，是秘密行动的标准手段之一。

政府间谍在200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加强了这种新战术，在这次大会上，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布兰登·达比和安德鲁·达斯特陷害活动家大卫·麦凯、布拉德利·克劳德和马修·德帕尔马，指控他们在两起事件中拥有自制燃烧弹。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中，唯一出现的自制燃烧弹正是用来诱捕这些年轻人的  — — 联邦调查局不是在应对威胁，而是在制造威胁。

2012年初，联邦调查局的这种做法已经进入了高潮。五一节前夕，五名年轻人在克利夫兰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因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渗透者显然引导他们计划炸毁一座桥梁，如果实现，也是有史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实施的唯一此类爆炸事件。在芝加哥举行的抵制北约峰会的抗议活动中，三名年轻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 “恐怖主义阴谋罪”，这又一次涉及到数百英里内唯一的燃烧瓶  — — 由至少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设置。

这些诱捕案所针对的目标都不是长期的反抗行动组织者。他们被指控的罪行都不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使用的战术。纯属栽赃 。**所有的案件都建立在政府间谍的线人制造阴谋的努力上。所有的逮捕行动都发生在大规模反抗行动的动员之前，使当局能够为其镇压抗议活动的行为辩护，将反抗者说成 “恐怖分子”。**在所有这些案件中，被告都在针对他们的法律文件中被描述为 “无政府主义者”，为当局对无政府主义的定罪创造了先例。

为什么是诱捕？

为什么政府间谍专注于诱捕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而不是去追捕经验丰富的资深活动家？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加强这种战术？

首先，有经验的活动家更难抓捕。政府间谍是为了钱而工作的，与活动家截然不同，间谍往往不会出于激情或信念去工作。他们的报告往往读起来像二流的家庭作业，即使他们真正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这些间谍根据成功的案件而获得资金和晋升，他们甚至有 “抓人指标”，所以他们有动力去陷害别人；但为什么不要去找有挑战性的目标？为什么选择最边缘化、最脆弱、最孤立的人呢？如果目标只是为了陷害某人，那么目标是谁并不重要。

同样，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使用的战术可能比渗透者推动的战术更受公众欢迎。例如，打碎银行窗户可能是非法的，但它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政治声明；而对当局来说，围绕碎玻璃很难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所谓 “恐怖主义” 案件。

最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创造威胁的做法使政府间谍能够为媒体宣传活动做好准备 —— 如果一个抗议活动即将发生，当局预计将使用残酷的武力镇压，那么能够提前将故事编成 “对暴力犯罪分子的必要的、有分寸的反应”，就会有帮助。

这也在活动家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并恐吓新来者和犹豫不决的成员脱离队伍 — — 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就是如此。这里的长期计划，估计是由间谍机构的领导层而不是普通的特工人员编排的，不仅仅是为了陷害几个不幸的被捕者，重要的是为了束缚整个反资本主义运动。

如何摧毁一场运动

正如您在过往很多镇压案例中都能看到的那样，政府间谍的镇压操作往往是在反抗运动开始分裂和消退、战略目标的群众支持基础出现减少时，开始入手并认真进行的。在我们这个超媒介化的时代，反抗运动的生命周期过得越来越快；占领运动在2011年11月达到顶峰时已经开始放缓，就在那个时候使当局更有胆量巩固其控制并进行报复式镇压。

随着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和实践在抗议运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在急于使无政府主义者失去行动能力并使其丧失合法性。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承认仅仅因为“无政府主义”政治立场而把人作为目标仍然是不够完整的  — — 镇压者需要把话说圆，以免引起公愤。同样，如果没有将被作为镇压目标的个人描述为与该运动的其他成员 ‘格格不入’ 的叙述，统治阶级也不敢发起镇压，即使这种镇压是为了摧毁整个运动本身。

对政府间谍来说，幸运的是，“占领” 运动中的一些 “非暴力” 倡导者很乐意提供这种叙述，不承认所有没能肯定其狭隘战术框架的人。当叙事作为战术时，有着非常微妙的但可能很严重的后果性问题。像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这样的记者更进一步，把 “黑群行动” 说成是“一类人”，而不是一种战术  — — 尽管连《芝加哥太阳报》都明白其中的区别。赫奇斯带头将那些积极捍卫自己免受国家镇压的反抗者归入了这一捏造的政治类别  — — 实际上是将他们指定为合法镇压目标了。不久之后，诱捕案接踵而至，这并非巧合。

“我们指控的人不是和平抗议者，他们是国内恐怖分子”，州检察官安妮塔·阿尔瓦雷斯说，“我们今天提出的指控并不表明抗议运动已经成为目标。”

当局迅速采取了这种叙述方式。在福克斯新闻推进联邦调查局议程的文章中，您可以看到当局在鹦鹉学舌 — — 声称 “他们[被捕者]利用占领运动作为幌子，但有自己的暴力议程” — — 以便将 “黑群行动” 诬陷为 “本土的恐怖组织”。文章还将克利夫兰的被捕者描述为参与黑群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曾经参加过 “黑群行动”。

这里的目标显然是将一种活动形式 — — 匿名行动、保护自己免受警察的攻击 — — 与 ‘一种人’ 联系起来：恐怖分子、恶人、怪物。这是当局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他们能够更快地粉碎 “占领” 运动，至少相对于其数量而言，在人们不采取匿名行动和自我保护的城市， “占领奥克兰” 与其他 “占领” 团体相比，寿命更长。在克里斯·赫奇斯和其他人的勾结之下，政府间谍和企业媒体的目的是确保当人们看到拒绝向强制性权威低头的蒙面人群时，他们不会想到 “为自己站出来是件好事”，而想到 “哦不…… 一群恐怖主义炸弹客”。

不论是今年初的哈萨克斯坦、还是去年的白俄罗斯、俄罗斯、哥伦比亚等举世瞩目的抗议运动中，您都能看到统治阶级采取这种分化孤立进而一举镇压的手段。哈萨克斯坦尤为明显，也是为什么我们连续多次更新以分析这些手段。

重述统治阶级的这一镇压战略：

• 通过孤立最具战斗力的参与者来分化和征服整个运动，对外围的脆弱目标进行阶段性的诱捕；

• 利用这些逮捕使所有的人都失去合法性，除了最温顺的、对统治阶级毫无伤害的那些人；并为不断增加的警察暴力提供理由。

在下面对哈萨克斯坦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了这点 —— 要知道，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擅长这样做：

下一步是什么

几十年来，**各种反抗运动都在通过实践安全文化来抵御警察的监视和渗透。这使警察对有经验的活动家的行动效果降到了最低。然而，它不能总是保护那些刚加入直接行动或行动主义的人，他们还没有时间内化复杂的安全性习惯和做法，而这些人正是政府间谍诱捕战略的目标。**

行动者团体已经开始呼吁建立一种集体安全文化，甚至可以保护新来者免受渗透者的影响。然而，在一个社会广泛发酵的时代，即使这样也不足以挫败政府间谍：您不可能期待做到接触并保护我们社会中每一个绝望、愤怒、脆弱的人。统治阶级只需要找到一个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无论多么边缘，就可以推进他们的诱捕镇压战略。那些人是没有人性的赏金猎人：他们不吝于利用任何弱点、任何需要、任何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我们要保护下一代的年轻行动者免受这些掠夺者的伤害，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动员民众反对当局的诱捕战术。这并不容易，但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要停止发言、组织和斗争 — — 这不会阻止统治阶级压制我们或诱捕活动家；而我们的退缩只会让统治阶级更加胆大妄为：我们只能通过增加反击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而不是通过退缩，不是通过隐藏，更不是通过自我审查。

良好的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只要这个罪恶的体制不稳定 — — 直到它崩溃 — — 就始终会有压迫。反抗者必需迎战它。

如果政府间谍想要你做线人，怎么办

政府间谍接近你。也许他们只是随口问了几个问题；也许他们建议你跟他们做一个交易。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他们试图 “帮助” 你；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你现在有很多“麻烦”，除非你与他们合作，否则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他们还可能会告诉你，他们需要你的帮助来防止一些可怕的事发生 …… 但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你无法确定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也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想了解什么。

无论您是否已经被拉去喝茶了，或者您只是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以下这些常见问题是您需要了解的最基本问题。非常建议您与您本地的法律学者联系以获得更多的观点。

不论是中国国安局、联邦调查局、克格勃、还是东德的史塔西，他们的行动都依赖于那些出于胆怯和自身利益而愿意充当告密者（线人） 的人群。所谓的 “禁毒战争” 和 “反恐战争” 都是依靠线人的告密，使监狱里充满了数百万的囚犯。现在统治阶级正在恐吓和诱捕比以往更多的人，其明确目的是最大范围地压制异议。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这些恶棍。

1、我有义务与警察合作吗？

不，您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也不需要向当局提供您的信息。

您和其他人都没有协助警方破案的法律义务。

法律上不要求您合作。

2、如果我真的跟他们合作做了线人，他们会保护我的身份吗？

尽管政府当局经常将线人称为 “机密线人” 或 “机密人源”，但检察官可能有义务在法庭上披露你的身份，特别是如果你是签发逮捕令的核心人物、或者如果你在被告被指控的任何事件现场的话。

辩方也可以强迫你在公开法庭上作证。

一般来说，只有当线人对政府间谍和检察官持续可利用的情况下，当局才会关心保护线人的身份。

3、如果我不告密，这些政府间谍能让我出庭作证吗？

如果检察官或执法官员相信您持有相关信息，您可能就会被传唤作证。

您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最佳机会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与他们交谈。

这样，如果他们以后再来找你，其他人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并支持你继续抵制国家的压力。

您最强大和最安全的权利是从一开始就保持沉默的权利。

关于渗透 …… 一些基本须知

4、如果他们威胁要逮捕我，除非我答应通风报信，难道我都没有接触律师的权利吗？

虽然这可能取决于管辖权，但答案一般是否定的。

如果您被逮捕，您有权利获得律师，但是执法指南给予官员非常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当权者完全可以借此逼迫您提供信息。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正式逮捕您，只是拘留您并胁迫您。

5、当政府间谍试图让我当线人时，他们是否有义务给我他们声称提供的东西？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政府间谍可能会向正式的线人提供一份书面协议，据说可以像合同一样强制执行 — — 但是，在这场谈判中，间谍们显然是更有实力的一方，如果他们不贯彻执行，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警察和间谍经常保持着一个不在册的线人网络，线人的证词不会在法庭上使用，而是提供线索和有用的信息来帮助调查。

许多线人认为他们自己可以因为告密出卖他人而脱罪，后来才知道，他们仍然会面临指控，虽然可能较轻。

简言：间谍和警察关心的是全面镇压反抗社区和破坏社会运动，而不是保护线人。

6、我可以给间谍提供虚假的信息吗，以便让他们不找我麻烦？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规定，故意误导或欺骗警察和官员，包括执法部门，是一项罪行。

政府间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利用这一法律就可以起诉他们怀疑的任何人。

7、我难道不能向他们提供毫无价值或毫无意义的信息吗？

当政府间谍接触到您时，最好保持沉默，不合作，然后尽快与律师交谈。

您自己可能认为“无关紧要”的信息，您却不知道它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件至关重要；它可能牵涉到您无意伤害的人，或者给间谍一个真正骚扰您的理由。

如果您向他们提供关于任何人的信息，无论您认为这些信息多么无害，您都会增加他们试图恐吓和审讯这个人以及其他人的可能性 — — 而且这些间谍绝对会回来继续试图从您那里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您被认为是一个容易被利用的软柿子。

不要错误地认为您可以通过谈话来控制局势。您不可能知道间谍们询问的实际目的是什么，或者他们接近您的具体战术是什么。您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拒绝与他们交谈。

8、政府间谍在接近我之前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我的情况？

一般来说，是的。

以美国为例，联邦调查局特工可以进行所谓的 “评估”。这个流程不需要任何搜查令或上级的批准，而且它可以像全面调查一样具有绝对的侵略性。

根据他们的指导方针，这种评估可以用来 “寻求信息，以确定潜在的人类来源[即线人]，评估个人作为人类来源的合适性、可信度或价值，验证人类来源，或维护线人的掩护或可信度，潜在线人可能会提供或获得与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或与外国情报有关的信息。”

中国在这方面就更 “自由” 了，您无需质疑。

换句话说，政府间谍可以自由地接近您，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

9、他们接近我的几率有多大？有多少线人，这些线人对政府间谍的活动有多重要？

数字时代让很多人误会了人工情报的重要性。

事实上，全世界的执法工作都依然高度依赖线人。以美国为例（绝对的数字高科技强国），仅仅是联邦调查局就为单一维稳计划维持着一个由大约15000名线人组成的网络。

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几乎所有与所谓的恐怖主义有关的重大起诉都涉及以政府线人为中心的刺杀行动；在涉及线人的恐怖主义起诉中至少有416名被告。

10、如果政府间谍已经和我谈过，我因为害怕而同意帮助他们，怎么办？

您没有义务合作。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援引您的权利来保持沉默。

如果您已经与执法部门交谈过，请立即寻求律师的帮助。

**您还需要对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诚实地讲述您与政府间谍的谈话。**如果您落入了间谍善于设置的陷阱之一，您应该对此完全诚实和透明，并完整地叙述您的遭遇。这是值得您的同伴信任的唯一方法，对您的行为负责，并使您有可能在需要时获得他人的支持。

即使您不泄露任何信息，您也应该向整个社区报告您与政府间谍的任何互动。

您不需要对您被间谍盯上的事情保密，盯上您的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了。由他们说出去肯定没有您自己坦诚说出来，更能帮助您的队友。让间谍的活动引起广大公众的注意，可以阻止间谍继续骚扰您的其他队友。这也使人们能够组织起来，相互支持。

11、如果有人找我做线人，我应该怎么做？

请记住这四点；

• 不合作是保护我们的社区和运动免受国家镇压的最佳方式。

• 如果他们找您告密，即便他们手里有您的案子，他们的案子也很可能很弱。

• 您不一定要合作。您有权保持沉默。

• 尽快联系律师。

我将死去，但这是我为死神所做的一切。

我不受他们的约束。

我不会告诉他们我朋友的行踪，

也不会说我的对手。

尽管他们向我承诺了很多，

我也绝对不会给他们画出通往任何人家门的路线。

我是活人国度里的间谍吗？

把人交给死神？

兄弟，我们城市的密码和计划

在我这里是绝对安全的；永远不会通过我令你被他们征服。

——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凭良心的拒绝者”

此人可能是线人吗？如何判断？—— 十点清单

一群曾被线人挑衅者直接伤害过的人，根据个人经验以及其他活动家的经验、和已经公开的线人挑衅者的信息，整理出了这份清单。我们希望您能从他人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以便在这类人能够伤害您之前就加以制止。

以下是十个警告信号。

1.

感觉有些 “不对劲”。这类人身上的某些东西不符合要求。他们关于自己的活动史或生活史的故事，并不真实。在这一点上，您需要进行一些 背景调查 。

如果您只是等待所有其他迹象，可能就太晚了。

最明显的原因是，当某人出现在一个活跃的活动家社区，而在此之前，他们似乎并不存在。这应该是一个直接的危险信号。

2.

尽管一些成员有疑虑，但这个可疑的人很快就上升到了领导地位。

此人热切地在媒体上为自己的行动邀功，并开始宣传自己。

他/她努力成为该组织的 “代言人” 之一，显然想为该组织露脸，试图用该组织的名称、形象和身份来 “塑造” 自己的身份。

他/她喜欢被人拍照，即使是在从事敏感的活动时。

3.

他/她拍摄不应该被拍摄的敏感行动、会议和人物。

他/她将敏感行动和会议的照片发布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网站上，甚至未经其他活动家允许就给他们贴上了标签（实际上是为执法部门的监视提供便利）。

4.

他/她是个骗子。他/她有缺乏道德的迹象，对团体的其他成员缺乏透明度。

5.

他/她向不应该信任的人鼓吹高风险的非法行动，却声称“了解”安全文化的重要性。

他/她诱导他人采取暴力行动，例如告诉他们需要成为 “战士”。

经过思考就能发现，此类可疑者建议的非法行动往往没有真正的目的，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推进反抗团体的战略目标。这类可疑者通常对成为 “战士” 的意义有非常扭曲的认识。

他/她在社区中默默地寻找内部裂痕，并加以利用。他/她对团体和个人的虐待有一个循环：一个蜜月期，然后是操纵性的虐待行为，接着是道歉和承诺做得更好。然后循环往复。

6.

他/她总是有保释金和零花钱，但要么没有真正的工作，要么没有报酬很高的工作。

他/她可能暗示可以获得信托基金或类似的资源，但这需要核实。

他/她有经济自由，可以参加任何会引起媒体关注的行动，或任何可能涉及非法活动的地下行动。

7.

他/她被发现在身份、家庭、背景、种族或民族等真正严重的事情上撒谎。

8.

他/她有逮捕令，但不怕宣布和鼓吹非法行动，此类人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公开宣传自己的行踪，只要在非法行动中拍照或录像，这类人往往就会在画面中。

当被抓到时，这类人总是能获得保释并被释放，有时甚至在指控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也能以自认身份被释放。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然后，这个人又回到敏感的行动主义会议中，拍照并发布照片。

这类人与警察之间有一个 “抓捕 — 释放” 的循环。

这类人可能有很早出狱的历史，然后直接去参加政治会议，有时是这类人私下声称讨厌的团体，或作为正常假释条件而被禁止的政治会议。

9.

您发现只提供给疑似线人的有价值的信息从执法者那里流出。

为了确保这一点，信息必须是明确无误的，并且是面对面的，一对一的，没有任何监视的可能性（例如，在田野中对线人耳语 户外无设备对话 ）。

完全承认：“我的名字是________，我受雇于[某机构]来渗透[某组织]”。完全承认自己是线人和/或挑衅者身份，可能包括线人挑衅者因其工作而获得的细节：或者是他们得到的金钱数额，或者是他们得到的从监狱释放或避免因特定罪行被起诉的交易。

在某些情况下，交易包括未来在雇用他们的警察部门或情报机构中的职位。

如果上述符合其他标准，就应该假设他们告诉您的是事实，即使他们患有精神病。

虽然精神病患者不能成为可靠的线人，但他们可以成为优秀的挑衅者，而且当警察和间谍部门否认此人被雇为挑衅者时，他们的不稳定历史可以被作为证据引用。

如果一个人符合上述第1至～3点以外的任何标准，您就不应该和此人合作。希望上述第一点以外的所有内容都不重要，因为在第一个警示信号出现后，您就应该已经和这个人断绝关系了。

这里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警示信号。

1.

在敏感会议和行动之外、在日常行为层面，可疑的人是否在伤害自己的同伴？

或者，他们是否试图与团体中的多个成年人（或其中一个领导者）上床？

性自由绝不是滥交。

间谍和警察经常雇佣被释放的流氓渗透活动家社区，于是观察某些人的行为举止，可能会有用 —— 对于真正的反抗者来说，其修养和价值观决策应该可以反应其声称的政治信仰。

为什么说厌女者最容易成为出色的警察线人？

2.

在最近收集到的经验中，一个符合上述十个标准中的九个的渗透者（包括第十个标准：向其他活动家承认他自己是线人），从未被执法部门定罪。相反，这类人在一系列活动家社区被释放，造成了破坏和毁灭。这样的案例可能并不罕见，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就在您的 Facebook 朋友名单上。

3.

当谈到线人挑衅者和直接行动的棘手问题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暴力或非暴力是否可取，而是，在于某人是否违反了其亲密团队的共识，未经队友同意就将其团队置于危险之中。

指责 “暴力总是挑衅者的杰作” 是不负责任的；

相反，挑衅者的出发点是煽动对参与者不利或孤立的暴力。

这里有一个例子。

除第九和第十条外，符合上述所有标准的人出现在一次公共游行中。这次游行被计划为一次和平的、合法的活动。也许不是这个团体的所有行动都是和平和合法的，但对于这个事件来说，这就是商定的战术。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人们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老人和儿童也参与其中。

而挑衅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讨好这个行动团体，每次行动都会出现，抢着埋单，帮人们安排乘车，说团队成员想听的任何话，甚至给他们买毒品。

但是，一旦游行开始，摄像机开始拍摄，这个挑衅者就开始不顾他的团体的安全或共识。此人不惜一切代价转移人群的情绪，煽动和鼓励高昂的情绪。

情况很紧张，挑衅者尽其所能地鼓励破坏纪律和违反先前商定的条件。突然间，他用一个小而重要的行动，比如说破坏财产或对个人使用暴力，为突然升级提供了引爆点。

然后，当其他人纷纷效仿，在摄像机前爆发出非法和危险的行动时，挑衅者又消失在人群中，他的任务完成了。

此人现在已经把脆弱的和毫无准备的社区成员置于直接的危险之中，让人们处理挑衅者的行动的后果，而他自己却再次逍遥法外。

在 YouTube 上查看行动视频。有些人拍摄了自己的违法行动。一些视频包括这个闪光点时刻。注意是谁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注意是谁因这些事情被捕，谁没有被捕，谁坐了牢，谁没有坐牢。

4.

经验丰富的间谍可能很难被发现。可能多数渗透者 不是受过训练的间谍。很多告密者（线人） 是前罪犯，如果他们只是去参加会议和倾听，或者去参加会议和行动并进行破坏，他们就会得到一笔交易/赏金。

根据我们的经验，有少数但很重要的案件，有无辜者在怀疑中被误判。在很久以前影响到许多人的一个案例中，这种误认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这个错误是由于犯错误的人缺乏证据和经验，缺乏评估情况的可靠标准 。

通过提供这份清单，我们旨在帮助您提高在这些情况下识别和优先处理真相的能力。当一件事是事实的时候，它就不是 “草木皆兵”。

有很多关于安全文化的指南和文章。但是，仅仅因为一个团体发布了关于安全文化必要性的链接或声明，并不意味着这个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在关注和正确实践安全文化。

希望这个检查表能成为一个有益的补充。

要安全，要有效，并相信您的直觉！

🏴

🧬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秘密与谎言》

你有没想过，当心理安全和人际安全发生冲突时，你会选择顾哪一边？……

这可能是一个残酷的问题。

紧密相依

安全文化最美好的状态是能够共同创造保护我们彼此的实践，通过建立信任让关系开放，从而促进协同行动的可能性。这让人感觉像是在滋养一种共谋和团结的精神，不仅限于我们身边的同志，更是延伸到世界各地与无数无政府主义者和反叛者相连。每一位散播反抗火种的人，都与他们信任的同志一起守护着宝贵的秘密，正是这些秘密让我们的斗争永续。

然而，在实践中，这不可避免地会充满混乱和艰辛。

要发展出共享互助的、无等级无支配性的理想相处方式，其过程可能会显得笨拙甚至令人沮丧。我们的沟通技巧和自我反思能力不可避免地在考验中磨砺。秘密压在我们心头，使我们孤立。它是一个负担，尽管是我们尽力共同承担的、必要的负担。

当这些裂缝崩裂扩大时，它们就很容易被用作渗透的切入点。当我们的共同立足点在我们脚下崩塌时，我们就有跌落的风险，彼此间的关系被撕裂的风险，被统治系统等级制度秩序重新吞没的风险。

《秘密与谎言》的作者就是一位跌入裂缝的人。在暂时远离这种保密文化之后，作者反思了这种文化可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本可以或应该可以呈现的另一种面貌。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 它们是保护我们彼此和共同潜能所必需的吗，还是仅仅为了表明我们属于某个排他性的小圈子？两者往往同时存在，但（通常是真实的）镇压威胁在我们脑海中制造的刺耳喧嚣可能过于响亮了，以至于淹没了所有的个人和集体的反思。于是我们回避对这个痛苦问题的追问 —— 我们对同志的信任、我们的自我认同，抑或二者兼具，是否如此脆弱，以至于我们需要这些持续的信号才能感受自身的价值？

我想在作者的反思的基础之上，再补充一个我观察到的会助长这些动态的规范。激进派反叛者常以（必要的）秘密为借口，来为自己情感上的斯多葛式封闭做辩护。他们是如此坚定的革命者，以至于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秘密所笼罩了。

这并非否定根据心理/情感状态重新评估和调整安全协议的正当性或必要性。诚然，有时我们确实无法承受行动压力，那就不应该参与其中。相反，我们对激进派圈子中精神和情感健康的理解不应塑造军队式的那种理想士兵形象，而是应该反映我们反威权和反父权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对自由互信的亲密关系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情感，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折磨得支离破碎，都需要面对这些困境——不仅是那些明显精神失常者。而且我们的愿景必须着眼于长远—— 如何让正在构建的关系及其催生的美丽反抗持久延续，而非仅限于短暂爆发？

正如我们在街头需要战略智慧一样，我们也需要情绪智慧来避免传播这个社会灌输给我们的毒液，并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应对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智慧必须通过实验、分享和关怀来积极培养，而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学习和成长的意愿。

我们许多同志对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机构持怀疑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 —— 因为他们厌恶精神病机构的暴力，或者曾经直接或间接被这些机构伤害过，或两者兼有。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看治疗师，对于需要的人来说，机构心理咨询也并不是万灵药。重要的是达成共识：我们都有责任去寻求某种形式的支持。

我最近偶然听到一段对话，A说每个人都需要去做心理治疗，而B回答说：“反抗项目就是我们的治疗”。另一些朋友研究了躯体疗法和如何调节神经系统。纽约的同志们开始了共同咨询小组，训练自己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环境中互相提供支持。有针对酷儿群体、成瘾者家属、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小组。寻求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谈话疗法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当一位同志拒绝尝试或找借口时，我将其视为一个危险信号，也是潜在共识的一个重大障碍。即便当下无法为自己做到，我们也应当为同志们努力尝试。

—— Ungrateful Hyenas Editions

我们都带着恐惧降世

至今仍在寻觅言语

来描述那份痛楚

我们紧紧依偎

像雨中的鸽子

（紧紧相依）

互相用羽翼温暖胸膛

（紧紧相依）

用磨损、开裂、沾污的喙

（紧紧相依）

所以这首歌献给那些迷失的人

（紧紧相依）

和那些逝去的、那些离去的人

（紧紧相依）

我们所有破碎的兄弟

（紧紧相依）

和跌倒的爱人

（紧紧相依）

向雨水吐着口水

（紧紧相依）

—— “紧密相依” (Hang On to Each Other), 加拿大摇滚乐队银山锡安

接下来的这篇文字来自一位参与直接行动和非正式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在起义亲和（insurgent affinity）的关系中，当欲望与爱意交融于共同进击这个专制社会的真诚冲动时，我们必须关注我们行动的后果，以及我们所牵涉的人。要理解统治秩序的即定逻辑。当万物终将崩解之时，我们必须找到维系彼此的方式，避免被瓦解抗争意志。

“冲突的心理维度与物理维度同等重要。冲突是意志的较量，既发生于战场亦存在于人心。冲突是权力的角逐。权力可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或经济（物质）形态。基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堪称最残酷的较量。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无论友敌或未决者）终将决定冲突的走向。”

——加拿大武装部队《心理作战联合条令》

我曾栖居于半影之界。一个充满秘密与谎言的世界。一个不可言说之地。一个不容发问的场所。一个充斥着迟滞反应、阴谋诡计和欺诈的空间。江湖帮派小圈子在这里巩固自身。权谋之术在“必要性”的幌子下上演，同志们或在窃窃私语中被逐出局外，或在无声中被隔绝于圈内的边缘。唯有“适者”得以存续，其余者皆遭弃绝 —— 无论是挚友、爱人、抑或仇敌。

你会亲眼看着亲密伙伴的眼睛里闪烁着搜寻恰当措辞的惶恐，为绕开真相而迂回的话语，而同时，你自己也对他人做着同样的事。有时，你甚至连那样的眼神都看不到，一切都被伪装在阴暗的深刻中。你能窥见其中的运作机制，却无法言说所见。正如你以千万种方式信任对方，却无法吐露所知。

这就是提问即犯罪的地方。在这里，你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在这里，真相无处容身。尤其是当你未被纳入“核心”、遭人排挤时，便只能栖身于秽语症般的臆测、否认、不安、挫败与偏执的维度上。

透过这层秘密与谎言的筛子，透过我们社会关系织锦上千疮百孔的破损，我们会迷失自我。我们会失去彼此。在诚实已然止息的地方，我们成为了自己的囚笼。

“我们知道，保密行为的本质会侵蚀践行者的个性。对于所有形式的保密都是如此，从原始的秘密社团到密语隔间1。后者是一种强化形式的保密，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前者。它带有秘密社团的光环。它有入会仪式、誓言、深奥的“行话”、隔离区域，以及层层嵌套的秘密。取代暗语手势的，是徽章上的字母代号。这里有圈内人和圈外人。难怪密语隔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心理效应。”

—— 1977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央情报局密语隔间批评》

难道我们认为国家在保密方面的专业程度，不如它对战争的精通吗？全世界每个国家的秘密部门工作人员，都对保密制度给守密者以及无权接触秘密者的心理带来的压力和影响有着第一手的经验。难道我们认为，在耗费千年磨砺刀刃之后它不知道该以哪个角度、切割哪块血肉才能得到最好的肉质吗？

构建秘密就是构建高墙，就是构建评判，就是将我们彼此分离，就是播撒不满、猜疑和偏执，就是隔离那些敢于直言现状者与可能倾听者。因此，国家又写下了心理战的新篇章。创造一个播种秘密的花园，实则是播撒权力与腐败的种子。

在其他时代以及在当下的某些地方，必要的秘密活动是需要宣誓的。国家处决人们，不仅因为他们采取行动，很多时候仅仅因为他们对一个从事反国家行动的组织宣誓了保密誓言。而在那些秘密组织中—— 例如斯温船长（Captain Swing）、卢德分子（Luddites）、莫莉·马奎尔斯（Molly Maguires）、爱尔兰共和军（IRA）—— 规则始终明晰。有流程、有仪式、有入门和除名，不仅针对战士，更涵盖他们的家族和社群。

负有责任的行动也许不是我们对抗国家的首选方式，但选择保密本身并非力量。这是一种无奈的必要，也是国家精心营造的一种存在状态，正如可追责性，这种状态同样契合其统治的需求。

在一个充满秘密与谎言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个影子的世界。影子是黑色的、冰冷的、扁平的。它们不会流血也不会哭泣。它们没有质感，没有色彩。它们拥有人类的轮廓，但缺乏灵魂。在这场影子的游行中，有一种虚假的强大。

当个体试图通过国家提供的半成形入门仪式来实现自我时，就是他们被去个性化的时候 ——这些仪式将人类所有本能（包括坦诚的本能）定为罪行。

拉尔森与查斯坦（Larson and Chastain, 1990）发现，保守秘密的性格倾向，也被称为自我隐瞒，除了与身体和心理问题相关的压力因素（如创伤经历或缺乏社会支持）之外，还会导致直接的身体不适和抑郁。基于这些发现，拉尔森和查斯坦总结道：‘保密，无论所保守的秘密类型如何，都‘会付出代价，并起到内在压力源的作用’。针对成年人保密现象的研究和理论表明，保密所带来的身体、心理和社交劣势，可能是巨大的。

就其本质而言，保密将保守秘密者与被蒙在鼓里的人分离开来。保守秘密者就是看门人。他们必然需要对周围人的品质、可信赖性以及是否达到值得被吸纳的标准，做出判断和评估。保守秘密者及其对其他秘密持有者的筛选并非中立。而是充满着权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保密行为保持谨慎。

通常，由于我们的政治网络具有极强的非正式性、加之政治世界与社交世界的密切交融，我们对保密措施的使用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对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谁是机密人士、谁不是感到困惑。又因为政治派系与社交团体和生活集体并存且交融，彼此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所以那些暗示保密的行为往往昭然若揭，再加上自我意识的驱使，这常常会演变成一种表演，一种权力的展示和人际偏好的表演，最终不过是一种粗糙的拉帮结派心态。

我们假装中立和严肃，但如果将我们的行为和流程与二十世纪初的波兰无政府主义团体“革命复仇者”进行比较 —— 该组织的成员甚至被禁止在工作场所表达政治观点，以免危及组织的秘密活动 —— 也许他们会被指责为先锋主义，但他们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选择某个人作为秘密守护者，往往是因为此人具有吸引力、令人向往、有地位有声望、穿着得体、阅读正确的书籍、行为举止合宜、拥有某些人脉，以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孤立他人：因为我们不再喜欢他们，不再与他们亲密，因为另有其他人更让人兴奋，因为其他人有更高的地位和声望，甚至仅仅因为我们中一些人善于操纵社交网络，擅长趋利的“站队”。

在激进主义圈层中盛行的亲密团队概念，比任何其他政治形态都更凸显个人与政治的复杂纠葛 —— 这是我们多数人难以应对的敏感议题。

秘密与谎言的代价高昂，它要求保守秘密者和被排除者（其中可能包括前保守秘密者）动用否认、分裂和解离等心理防御机制。我和多数人一样通常认为保密文化关乎安全：是对镇压的必要反应。但我也有一种感觉，它关乎不止于此。如果缺乏充分觉知，秘密本身可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目的。

研究表明，保密对成年人的影响极具破坏性，会导致孤立感、抑郁和身体不适（无论守密者或非守密者皆然。守密者可能是看门人，但他们也是自己知识的囚徒）。在任何政治激进场域中，保密文化和帮派心态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有趣的是，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保密在他们从儿童到成人、从依赖到自我实现的过渡中，可以是一个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将此视为对当代一些抵抗团体的隐喻，便能理解保密作为一种选择的意义。在这个剥夺我们的情感、自我掌控能力与生命意义的世界中，保密文化可能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战术上的需要，更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正如青少年通过隐秘行为绕避权威者（父母、教师等）以实现个体化，从而开始彰显自身独特性与自主性一样，政治群体中的保密文化也有可能 —— 除了是对镇压的反应以及保护自己免受监视和行动的法律后果的需求之外 —— 是一种类似于青少年阶段的无意识过程。

“……保密是青少年福祉和心理健康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机制……它独立地有助于青少年的心理社会福祉，并且似乎是青少年自主感的核心因素。”

当这些团体努力对抗国家、司法机构、企业工业界和军事霸权等压迫性权力机构，主张其个人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权时；当他们努力“与他们的主要看护者[国家以及家族、教育和规范化的社会结构]保持距离，并脱离关系，在‘自我’和‘非自我’之间建立界限（Kaplan, 1987）”并“建立和巩固他们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决定能力（例如，Allen et al., 1994; Larson et al., 1996; Steinberg and Silverberg, 1986）”的时候，这些政治圈子选择保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反应，一种避免因攻击国家而被侦查和惩罚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界定自身差异、创建独立派系的方式。

镇压有许多面孔，身体暴力和监禁威胁只是其中之一。极权体制的另一种压迫形式，是制度化的幼稚化与依赖性不断加深的进程。从最基本的需求开始 —— 即温饱出行自我教育等 —— 我们就已经沦为依赖者了，无论是三岁的孩子还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皆然。

我们鲜少能认识真实的自我，梦想与渴望永远无法自由绽放。这种生存状态导致人类陷入永恒的未成熟境地。

人类将不顾一切地争取自由、力量和自我实现。作为青少年，我们通过组建团体、入会仪式、制服和服装标志以及共同的标准、身份认同和创造独特的秘传知识来实现这一点 —— 亚文化。显而易见这种封闭隔离包含了固有的反动风险，就政治团体而言，除非我们想保持微小并复制那些阴险的权力结构，否则，我们最好能早点意识到这些结构和行为的心理影响。

生活在发展停滞的状态中，并不是在重新找回完整的人性。

所有保密文化都会遇到问题。如果它们关乎效能和安全，那么它们就需要不时地进行审视。即使是中央情报局也承认高度保密造成的心理和效能问题。一份报告甚至提出，保密实际上会导致不安全感和低效：非敏感信息与绝密信息一起被封存，从而导致行动失误、不满和不必要的权力博弈等问题。

当我们开始允许病态的保密文化滋生，那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某种程度的人类健康、相互尊重和团结、自我（亦指更广义的同志集体）实现和自主性，我们就需要不断警惕我们的动机以及我们对待彼此和整个世界的方式。

由于我们投身“激进主义”的方式非常非正式，有时甚至是偶然的，这种状态常缺乏充分的自觉、讨论、觉知或正式引导。无论在秘密圈子之内还是之外，都存在着一种人际关系紧张、偏执、归属稀缺性与排斥感、士气低落、孤立感或特权感、等级制度和个人不安全感的倾向。这可能是破坏性的，足以令人瘫痪。

今日，我无法言语。心悬于喉。颈部以上都已麻痹。我的喉咙。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我的嘴唇。我的言语。我的思绪。交流已不复存在。诚实也已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眼神、暗示、猜测、狡黠的微笑、手势，是人们将另一些人拉到一边，远离那些可能被允许知晓或永远都要蒙在鼓里的旁观者。我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无从查证。

混乱在蔓延。安全被搅乱并洗牌。没有逻辑可言。有些地方可以公开交谈，但似乎并不比禁言之地更安全。而决定边界的人们，既无章法也无澄清。唯有偏执与迷茫。被排斥的恐惧，被接纳的庆幸。权力与自我交织。

每当我开口说话，都会感到一阵恐慌。每当我张开嘴巴，都能感觉到脸颊因恐惧而发烫。每一次在话语落下后闭上嘴巴，每一次打电话给某人，每一次按下电子邮件的发送键，我都能感觉到肾上腺素的飙升。就连最简单的表达也伴随着这种感受。甚至似乎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就再也无法说出任何事。我的舌尖干涩，思绪纷乱，嘴唇僵硬。我半遮眼帘以便与你同步。这被称为模仿，它在社交排斥的情况下潜意识地发生，作为安抚或讨好排斥者的尝试。

每一次互动都沾染着法庭般的猜疑、自我意识和恐惧。每一段友谊都变成了一座监狱，我们隔墙相望。情感也在消逝。

我曾以为我们是反叛者。如今却成了站在操场边缘的少年，困惑为何无人再与我嬉戏。操场对面是我曾经身在其中的小圈子。一切一如既往。唯独我已不在其中。我在这里。在外围。在那些不久前还是我的朋友、爱人、同志的人所筑起的高墙的另一边。

因为我不再被视为合格者。因为我的爱人离开了我，友人亦弃我而去，因为我感到不得不离开共居的屋舍却无处可去，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我长大的地方，说着我不懂的语言。更因我在重压之下有些崩溃，我不再被认为适合行动。

我被少数人秘密地、在我背后的谈话中评判了，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直到我追问才被告知。我认识那些迹象、眼神、那些暗语。只是它们不再指向我。曾经视作抗争必备的归属感，此刻却愈发像是一场表演。一场保密的奇观，其动机之一似乎是向他人展示他们被排斥的状态，以及那孔雀开屏般的“被接纳”。

突然间，在这个对一切都有见解的反叛者世界里，突然无人发声了：不问发生了什么，谁做了决定又为何如此，你身在何处，是否安好，是否另组团体，我们该如何应对？…… 提问本身被禁止了。

尽管有些人仍是“朋友”，但背叛的泥沼和异样的共谋在彼此间散发着恶臭，友谊无法跨越这道鸿沟。

我不想再成为某个圈子的一员。我只想再次被接纳。

这里没有团结感，没有亲近感。只有愤怒与无力。只有孤立和抑郁。只有精疲力竭。只有骄傲。只有挫败。

在研究中观察到，在实验过程中经历被群体排斥的人感觉身体更冷。当被要求评估房间温度时，他们报告的平均温度比被群体接纳者更低。当被要求从一系列食物和饮料中选择时，那些被排斥的人请求更多的热食和热饮，远远超过被接纳者。

即使我身处秘密之中，即使我被接纳，我仍感到不适。这就像身处一个充满虐待的家庭中，家庭之外的每个人都是你不能透露任何重要事情的对象。在一个充满秘密与谎言的世界里，其他所有人都是“他者”。其他所有人都是未被纳入的、不被信任的、不受欢迎的、没有特权的人。其他所有人都是需要你畏惧的存在。

你与其他所有人被根本性地分离、解离。你的对话因那些未言明的、不可言说的内容而变得灰色沉重。你们彼此太亲近，但却又永远不够亲近，既被孤立，但又不够孤立。你生活在一个以匿名为特征的世界里，但又不够匿名，以至于你所守护的秘密、分享的隐情、以及你所推崇的同谋者所带来的影响，无法向你的“前”亲密朋友的“现”被排斥者隐藏。

与秘密圈层之外的人的交流不再自由，因此对秘密圈层的依赖循环愈发加深。所有让你感到困扰的关于秘密或关于这个滥用权力的团体的问题，都无法被谈论，导致更深刻的孤立感 —— 除了那些同样守着秘密、却正是不安根源的同伴。

当你被这样隔绝于世，认定世人“皆不可信”时，偶尔会不禁自问：「我究竟在为谁而战？」

这是几个月来你第一次让我关掉手机，以便我们可以自由交谈，这份被接纳的感激之情竟令我作呕。

守秘时的我们经历着怎样的情绪？是好战的、羁绊的、封闭的、尴尬的、困惑的、强大的、被接纳的、特权的、坚韧的、偏执的、压抑的、亢奋的、危殆的、欺骗的、还是渴求的？我们如何应对所有这些感受？我们如何围绕着它们生活？我们如何对过这种生活带来的无数后果以及我们做出选择背后的潜意识原因保持警觉？与那些无需守密的人相处时，我们又该如何定位彼此间的关系？选择守密伙伴的依据何在？我们在守护的是什么秘密？以及我们何时仅仅是为了形式和快感，而不是出于必要性，而在坚持保密？

秘密的世界是情人专属的天地。它承载着亲密与共谋，交织着政治与私情。置身于这样的情人关系之外可能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当他们曾经也是你的情人时。处于这样的情人关系之内也可能是一种折磨。尤其当其他情人被排斥在外时。

我知道我终将遇到新的情人和其他的秘密。但我会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怀着对先驱者的敬意，怀着对成熟历程的尊重，在深刻认知彼此伤害之广度的同时，我们需要将隐秘性与人性相结合，并保持对内在与外在体系的持续警觉。

附言（实用建议）

我写《秘密与谎言》是在一年前。在那一年里，我完全退出了政治圈子，远离了我所认识和认同的所有人与事。我深思了引发《秘密与谎言》的处境和政治场景：反思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他人扮演的角色。当然，我们都有权决定不再与某人合作，而且我们都必须学会在某个时刻从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以下是关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得更好的几点思考。

1.

当我和我的同志之间的关系开始瓦解时，我们确实定期进行过沟通，并尝试继续一起合作项目，只是不涉及高度“敏感”的项目。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试图重建彼此的信任、信心和了解。

我推荐这种做法，尽管在本案例中它没有奏效。

2.

不要假定中立立场：如果你需要在情感复杂、涉及多方的困境中寻求建议，请思考所涉及的关系，以及你在做选择时对某些行为/反应（如操纵和/或剥削性的行为/反应）赋予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判断。

3.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坦诚地告知被排斥者其处境，并承认这种排斥带来的影响。

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否则应该告知被排斥者任何关于他们的讨论，或者更好的是，让他们在场，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决策并在需要时提出质疑。

4.

如果被排斥的人是你，并且你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此进行沟通，包括弄清楚别人怎么看你、你的立场是什么，那么请商定可以和谁谈论这件事。

你可能需要主动一些，因为其他人可能感到尴尬、不确定是否可以谈论，或者选择逃避。

如果可能，安全地请一位来自附属亲密团队或另一位来自共同认可的圈子之外的可信赖人士来倾听。

虐待和权力滥用模式经常在封闭的团体中滋长 —— 例如每个人都熟悉的核心家庭。

5.

此外，与伴侣一起工作时要谨慎，或者至少要非常确定你们都能处理好相关问题。从长期安全角度出发，彼此间需谨慎行事。我们都认为亲密之人不会出卖自己，但历史上甚多残酷的镇压行动都在表明，人情世故变幻莫测 —— 昔日的至亲至爱为了逃避长期监禁，竟会出卖亲友。

当（如果）警察突然找上门来，把你单独拖进牢房，告诉你“某某某”说了你什么，或告密了什么，你过往对人性的认知将决定国家心理战对你的侵蚀程度。

如果你曾目睹战友在斗争的压力下崩溃，表现出令你费解且不安的行为反应，你又如何确信当警察以更私密的方式施加恐怖时，他们不会重蹈覆辙？

6.

审慎地对待保密，要有分辨力：保密是真正必要的吗，还是关乎其他东西，比如权力和自我膨胀？

不要忽视权力动态：人们在特定时间可能处于较强或较弱的地位，如果有人看起来或感觉自己由于某种原因处于弱势地位，请尝试理解缘由并给予宽容。

7.

我们不是机器人：所谓的生活私域与政治公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分离，尤其是在基于亲密和非正式性的团体/圈子中。

但每个人都有差异 —— 有人需更包容情感波动，有人则需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如果你自认是易受不安、嫉妒、骄傲等致命罪恶困扰的“情绪化之人”，就必须主动掌控情绪，在矛盾激化前化解危机。

如果你并非“情绪化之人”，也切勿否认他人可能存在这类特质 —— 否则诸多问题将被掩盖，日后终将爆发出来。

8.

我所经历的这类人际问题实则反抗斗争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一个创造/实验新型社会关系的机会，也是一个让我们近距离观察到社会体制如何通过我们的行为和动态在我们身上上演的机会。如果我们勇敢地看待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就能深化我们的反抗运动，更长久、更强有力地战斗。

祝好运，请照顾好自己和彼此，不要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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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关于渗透 …… 一些基本须知》

为了帮助活动人士提升对此议题的认知，本文将系统梳理国家为瓦解对抗性社会组织结构、将反抗意识形态追随者定性为‘犯罪分子’，所采用的各类镇压战术。

所谓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专门用于瓦解异议政治团体，通过间谍活动、挑拨离间、及信息操控，以实现目标。全球大多数国家均曾采用这些手段，几乎没有例外。因为这是“国家”的本质。

具体案例如下。

镇压手段

监控

情报与安全机构利用现有技术对活动人士实施全面的监控，首先是为建立司法档案做准备。在中国被称为网格管理、枫桥经验。但不论叫什么，其手段都大同小异。

主要手段包括：拍摄照片、录像、车辆跟踪、拦截/窃取通信电邮及信件、自动记录行踪等等，包括基于大规模监控的信息资源，这些都是针对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的常用策略。

警方通常会渗透手机通讯、对目标人常去的场所进行固定监视、窃听对话，并通过所谓“信息共享”以整合各类渠道的情报。

电信公司及多数私营通信企业都会配合国家实施此类监控，全世界都如此没有例外。

渗透行动

国家通常在民众示威活动或集会中安插卧底便衣。有双重意图：其一，记录与会人员及集会讨论的内容，其二，挑拨参与者关系以淡化议题。

其实相比下便衣不难辨认。因为 鲜少有人参与了集会却对反抗的主题毫无兴趣或者对相关人员一无所知。由于情报机构通常派遣愚钝的或新晋警察执行此类任务，所以，与他们简单交谈下基本上就能辨别谁是便衣。

同时必须知道，条子的常用伎俩更多是利用告密者（线人） 。

线人本是目标反叛团体的内部人员，却为了金钱、恩惠或解决司法问题（被捏住了小辫子）而向情报机构告密。

鉴于历史教训，当今激进派行动团体往往规模更小，更多建立在高度亲密关系的亲密团队模式基础之上，甚至以家族/家庭为纽带。“亲密团队”关系结构也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理念中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种渗透形式相比下容易辨别，即：首次参加集会的“新人”，却不顾行动战略和谈论议题而一味地强推无意义的极端或暴力行动。这些人因颠覆性言论和脱离现实的疯狂提案而格外显眼。

对此做出准确判断的前提是，您和队友具有强化的战略共识，并对战术有效性判断有着一致的标准。

建议将此价值观纳入安全文化中战略共识部分：

暴力的非法性，合法性的暴力

谣言

线人和渗透者的存在助长谣言的传播。

传播虚假消息意在渲染疑云，制造人际疏离，从而瓦解社会阵线或集体组织。

这些无端谣言专门用来诋毁组织中的领导者及其中的积极人士。

虚假通告

情报机构还经常编造误导性的文件，在活动家及其关联组织间制造混乱。

其核心战术是制造内部矛盾，以引发组织自行毁灭。

例如，智利检察官曾虚构出一个被称为“革命无政府主义阵线”(FAR)的组织，该组织通过挑衅性认领虚假的行动并煽动与智利非正式团体的争论，最终导致真正的反叛团体被瓦解。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打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号滥杀无辜、或者打着“女权主义者”的旗号捍卫统治压迫的秩序，再或者以“激进派”的名义对不同战略的其他反抗运动发起暴虐冲击 …… 等类似状况，会令您对曾经信仰的理论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吗？

希望不会。希望您不至于如此容易被操纵。

因为这些手段都是统治者常用的镇压战术。

媒体误导

部分职业媒体与情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预设示威者和活动家的负面形象 —— 指控反抗者从事“破坏活动”、或者诬陷反抗者充当“敌方特工”、称其为“失控分子”或“反社会分子”—— 抹黑以塑造舆论。委内瑞拉电视节目《La Hojilla》就是典型案例 ——其主持人（一位知名且屡获嘉奖的警方线人）自诩为检察官、法官，对反对现政府的异见者大肆批判甚至审判。

中国用户熟悉的“上央视”也是同样的手段。

无政府主义者厌恶职业媒体的原因还包括 —— 职业媒体经常传播关于抵抗团体和倡议的错误信息，或发布关于活动家的不真实信息，企图抹黑反抗者对所坚持事业的承诺。

正因如此，反制信息成为关键武器。反抗组织应该有自己的官方声音，而不是一味依靠职业媒体传达话语。

战术推荐： 让它民主 - 替代媒体作为抗争之源（下）

和媒体说话时如何避免陷阱：街头实战指南 S05E13

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主流媒体的错误、扭曲和捏造，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

政府间谍和秘密服务

骚扰

情报机构更常用的手段还包括接连不断的骚扰，以此来对目标人施加压力。

例如向其雇主举报目标人是“反社会激进分子”，或者在目标人的熟人圈子中散布谣言，使目标人被信任的社交孤立、甚至受迫害。诸如“性变态者”、‘强奸犯’、“吸毒者”等等指控屡见不鲜。

另一种骚扰形式是国家机构锁定活动人士身份后，以任何借口实施逮捕或审讯。许多情况下，逮捕行动会伴随“栽赃 ”毒品或其他违禁物品（燃烧瓶、爆炸物等等），旨在迫使当事人放弃抗争。

破坏活动

警方组织（或其关联人员）对活动家的集会场所实施破坏，并盗取物资。

此举旨在向支持者散播恐惧与挫败感。

准军事组织

情报机构组建准军事团体，为其配备武器并进行训练，以执行那些穿制服的镇压机器不便在“宪法合法性”框架下实施的“脏活儿”。

在委内瑞拉，此类组织表现为邪恶的“战斗军团”或巡逻贫民区的各类“热门团体”。

致命武力

当社会运动中的某人声名鹊起，且体制权力无法通过其他手段将其控制住或收编时，当局便诉诸暗杀异见者——或雇佣暴徒（伪装成普通罪犯），或制造所谓冲突事件（此类事件经客观调查不难揭露）。

延伸：走进暗杀之城

防范渗透有两个关键：

1. 及时识别“外人”；

2. 尽可能不要过早地让对手识别到您的亲密团队组合。至少要保留足够的幕后接应。

防范渗透的措施

1.

集会或亲密团队的聚会期间，最好不要携带自己的手机。

请将手机置于远离敏感聚会/集会区域。

手机不仅被用于扣押取证和追踪定位，尤其会用于构建异见者的社交关系网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连锅端。

2.

进入集会地点之前，先绕行侦察外围区域，留意可疑活动迹象。

便衣警察通常可通过体格特征、谈吐方式或格格不入的气场识别到。他们极少直视对方眼睛，且解释时常语无伦次。

3.

群发邮件时务必使用密送（BCC）功能，即便邮件遭截获也不致暴露其他收件人。

4.

可通过网吧等公共服务发送通讯，防止情报机构获取您的IP地址。

与S先生共度美好一天-变得难以被追踪的简单方法S03E03：反取证技巧

自卫措施：数字技术限制和最佳实践

5.

行动者间的亲密无间与互信互助是抵御渗透与镇压的最佳良方。

宁可人数精简而安全可靠，不可追求人多而松散无序。

永远记得，我们只有彼此。

6.

切勿助长虚假信息的传播，禁止流言蜚语或恶意嚼舌。

不要说无凭据的话。如果您有疑心，那就让自己隔离危险源，同时仔细观察以寻找详细证据。不要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传播猜想。

7.

保持警惕 —— 但避免陷入偏执 —— 及时察觉和防范渗透与挑拨。

8.

若察觉遭到监视，务必告知其他战友。

9.

切勿与警方交谈。

请谨记您始终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切勿与镇压系统合作。

出卖朋友换取减刑等承诺都是巨大的谎言。一次妥协就将终身无法摆脱魔鬼的利用。

保护计算机安全

不要被数字产品出卖。所有数字产品都是埋伏在您身边的间谍 —— 高科技渗透者。

对任何觉得麻烦的人说：一些简单的卫生习惯就能带来安全程度的明显提升 —— 比如，把您的谷歌邮箱换成 Riseup（www.riseup.net）；对您在意的任何文件使用PGP（www.pgp.com）加密；习惯于在Matrix中而不是微信中形成并抚育您的亲密团队关系网；从Tails启动以进行您的敏感工作，而不是Wins或macOS ……

再次强调，如果您正在团队/社区中组织培训工作，非常建议按照本站的教程序号顺序进行。

避免陷入偏执

部分活动人士因过度偏执而完全丧失行动力，最终放弃抗争沦为社会旁观者。

这是一种悲惨的自我销毁！

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上述原则，在充分认知风险的前提下做好准备，并采取周密的行动计划，从而降低脆弱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集体抗争都可能成为警方监控的目标，这是社交动态的必然组成部分。武装控制与镇压机构正是为压制各类异议而存在的，因此抗争者必然成为其目标；但我们拥有更崇高的价值——为积极社会变革坚守的信念。切勿让疲惫与恐惧阻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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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反渗透/线人&减轻背叛的损失 - 总章节：止损于未病 》

所有内容远非详尽。希望本站各栏目的研究主题能够在社会运动内部引起更广泛的讨论，激励各方有志之士更努力地投入资源以探讨如何保护公民反抗运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威胁知识库

镇压手段

• “威胁知识库”对应“镇压手段”页面：渗透者 ；告密者（线人）

• 对应“自卫措施”页面：背景调查 ；分身 ；关系网络图谱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基本上不存在没有被渗透的反抗和反叛组织，每一种民间组织都有被安插线人，不论您是行动派还是表达派、主张改良还是革命，对维稳部署来说并无本质区别。

人们会担心吗？肯定会，就如您在中国看到的，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不断下跌，“抓特务” 搞得乌烟瘴气。这是渗透威胁最容易导致的反应。其中一些反应不仅不明智导致了打草惊蛇，并且还破坏了自身组织的凝聚力和抵御能力。

我们在中国了解到的渗透疑点更像是大撒网，当局似乎旨在不放过任何一个异议社群 —— 请注意，这里所指的 “疑点”，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表明某人是渗透者，但有明显的迹象值得怀疑。调查和确认渗透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除非有吹哨人，曝光间谍部门的机密文件，或者幸运的遇到了敌方分赃不均的内讧，从而让您得到嫌疑人受雇于镇压机构的证据。否则，足够长时间的观测和取证、甚至试探测试，都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的反应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大方向为目标，选择性忽视疑点；另一种是，由于厌倦和疲于勾心斗角，而退出行动。这是自然的反应，但显而易见的都在不同方面失败。因为，的确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来抵御渗透和告密的威胁。

这就是本栏目想要与大家探讨的主题。

以下是几点简述（并非完整策略）

1、渗透者会用你的语言来对付你。

简单说，你支持什么，他们就喊什么，以此在意识形态上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但同时，他们的足迹却完全违背他们声称拥护的原则。这种手段就在外观上为支持者制造了混乱，因为外界将您与渗透者看作是 “同一阵营”、属于同一场运动。

对此，您需要做的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人们的行为上，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言论。您将清楚看到这点。

2、渗透者会在行动策略上强加干预。

是干预，而不仅仅是建议或商讨。他们会将矛盾向组织内部聚焦，比如主张 “整肃”，挑起内部纠纷，把注意力从运动本身和组织目标上转移开 —— 对人不对事。

对此，您需要做的是始终将行动的大方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上，拒绝一切 “跑题” 的主张，您就可以自然屏蔽渗透的影响。不论您是否识别出了渗透者，或什么时候识别，都不再重要。

假定渗透的必然性是完全明智的。您能做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让渗透即便存在，也无法搞破坏。

3、躲在别人后面。

渗透者也会参加前沿活动，但他们的目的是产生干扰、或者破坏行动/群体。并且更多的是，他们操纵和挑衅其他人无意义的暴力冲动，同时为他们自己创建一个隔离层。

对此，您需要做的只是观察和识别任何一种建议，如果提建议者自己并不行动，那么您可以谨慎考虑这一建议。

别忘了，行动目标始终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

4、不断煽动琐事。

流言蜚语、背后嚼舌头、人格暗杀 …… 渗透者会以各种形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致力于在大群体中分化出更小的阵营。甚至不断分化，以制造和加深不信任。

对此，您需要做的是强调宗旨 —— 我们是一个团体，是一支队伍，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一位队友落后和被边缘。唯一能从我们的撕裂和分化中受益的人是我们的对手。

学会协调，通过对话解决矛盾，而不是被分化扩大矛盾。

5、伪装积极。

渗透者会努力成为最靠拢运动中心的 “积极人士”，以便使他们对您的抹黑和栽赃更加 “真实可信”。

尤其是，再一次强调，不要仅仅去听人们怎么说，要去看，看人们怎么做；不要追求每一位合作者都是道德完美的，这完全不现实；相反您需要致力于去创造条件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让合作者的自发行为/行动吻合大家共同的战略目标。

如果您是被渗透者抹黑的那个人，请与您的组织领导者交流，依照上述原则判断领导者是否称职。

6、渗透者会扩大攻击面。

任何与您见过面的人、甚至仅仅是搭过讪的人，都会被奇迹般地联系到一起，用来攻击您的私生活，当您的注意力集中在摧毁庞大的、腐败的权力结构并暴露大规模的不公正时，渗透者所采取的琐碎焦点将完全集中在您个人身上。

渗透者的问题之一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事都是在幕后的。因此您的追查要想将信息连贯起来可能需要花费不小精力。所以当您拥有可靠的信息表明存在恶意者正试图破坏组织或抹黑活动家、公开和泄漏信息以破坏组织的安全基础设施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启动必要的防御。

请注意，并不是任何一种矛盾都应该怀疑。您必须将人格冲突、个人私怨、巧合或观点分歧，与有目的的渗透操纵区分开！这只有您能做到，因为您了解与您交互的人的特点 —— 反之，如果完全不了解，那就不应该与其交互。

接下来请进入详解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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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PI等大型组织许多年来为全球数字公民的人权安全奔走抗争的辛劳。作为大数据政变必然的进化阶段，人工智能武器的威胁是切实的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幸的是，我们对巨头公司在超高利润的订单面前能否“保持人性”的信心严重不足。所以我们依然督促主动防御，通过数字卫生和安全原则的长期践行将个人和团体可能的被操纵风险降至最低，从而提升反抗者的自由度，捍卫行动主义可持续的基础。

镇压手段矩阵：大规模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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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人工智能公司正越来越多地与军方和政府客户签订合同。同时，事实证明，它们对用户隐私所做的伦理承诺根本无法兑现。

• 这些面向消费者的公司，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却将“非美国用户”视为可以接受的“附带损害”。由人工智能赋能的大规模监视威胁着地球上每个人，无论其国籍为何。

• 各国政府必须停止以“国家安全法”为借口规避监管，公众有权知晓这些公司的技术是如何被部署并用于对付人类的。

人工智能企业在与美国国防部（战争部）的合作中仍步履艰难。OpenAI 正因与美国国防部的合同陷入纠葛，并对其条款进行了修订，明确规定其系统“不得蓄意用于对美国公民及国民的国内监视”。

此前，Anthropic 被政府宣布为供应链风险，引发了一阵动荡。该公司声称，它抵制了将其服务用于“对美国人的监视及全自动武器”的企图。

目前，Anthropic 正试图达成某种妥协，而事态的发展极其诡异：美国中央司令部显然已将 Anthropic 的 Claude AI 工具作为其新一轮攻势的一部分。

当科技巨头走向战争，这意味着什么？

自2023年以来，人工智能行业发生了转向，开始公开为军事应用提供服务，并撤回了此前关于“不将用户数据卷入战争”的承诺。随着一些高层员工应征入伍并签订新合同，硅谷也开启了向“爱国主义”的转型。

接着在去年，微软和谷歌因与以色列国防部的合同而陷入麻烦，政府与科技巨头如何相互依赖以发动战争（乃至实施罪行）的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这些科技公司真的以为这些合作会一帆风顺吗？或许他们曾天真地认为这些服务仅限于物流和战略层面？或许他们觉得既能通过服务美国政府彰显爱国，又能在为其他政府提供IT支持时保持中立？

又或者如OpenAI所言，他们以为能设计出“防止系统被滥用”的机制？抑或像云服务商那样，寄希望于假装对使用方式一无所知从而规避战争罪等行为的审查 ……

随着各国政府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战争，他们迫切需要这些企业的服务。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种共生关系 —— 以下是我们的追问：

1. 喂养这些新式战争机器的数据源自何处？

据报道，Anthropic 声称，人工智能公司与美国国防部之间冲突的核心在于数据来源：政府拥有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大量针对个人的情报数据，并希望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批量分析。

尽管从理论上讲，政府对美国公民实施监视受到法律约束，但它可以从数据经纪商处购买美国人的数据。其他国家的政府同样可以这样做。

正如 Anthropic 所言：“强大的 AI 能够将这些零散的、原本看似“无害”的个人数据，自动化地大规模整合为任何一个人生活的完整图景。”

即使数据是匿名的，您的身份仍然可以被识别

与S先生共度美好一天-变得难以被追踪的简单方法S03E03：反取证技巧

当政府和公司能够获取个人（无论是否为公民）的大规模私密数据时，这确实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我们不应任由双方就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进行秘密合同谈判，也不应幻想 AI 能自行检测法律问题并阻止处理，而是必须对数据经纪商的数据积累及其转售行为进行监管。战争机器不应不加区分地掌控平民数据。

2. 国内外大规模监视现在是否已成为一种“完全可接受”的商业服务？

来自所谓“民用”渠道的平民数据最终流向了战争机器，且这种现象绝不局限于某个政府。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曾对此进行研究，并促成了一项关于禁止向“受关注国家”大规模传输美国人个人数据的行政命令。英国政府也已就这一议题开始了咨询。

此前，对政府监视权力的限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规范直接监视的规则，二是管控政府利用这些数据的处理能力。而现在，人工智能公司和云服务提供商让大规模监视成为了真正现实的噩梦。正是通过它们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海量数据处理才得以实现的。

大规模监视绝对是恶行。 它赋予了国家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操控个人的潜能，破坏了权力分立，并侵害了我们所有的权利。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所言：“虽然一些国家声称这种不加区分的大规模监视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但根据国际人权法，这种做法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在实施此类措施时，无法针对个体进行必要性与相称性分析”。 我们不能让这种“企业道德承诺与政府需求”之间的博弈掩盖大规模监视对我们生活构成的真实威胁。

能够实现海量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系统必须符合现有人权标准，并确保其安全性。

在当今这个政府甚至在冲突间隙期就能预先收集国内外公民数据的时代，亟需更新监控法规以符合现有标准。

各国政府必须停止利用“国家安全法”及相关手段来规避审计。这种对大规模监视行为的遮掩，正让全球民众面临更大的风险，必要的审查监督绝不可缺席。

3. 企业的用户道德承诺终结在哪，其国家忠诚又从何处开始？

这个问题极其棘手，且是有意如此。首先，只要公司声称自己拥有道德原则并会遵守人权义务，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它们与政府及军方签署了什么样的合同。

如果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门都能够收集国内外民众通过被侵入式监控而获得的大量数据，并利用科技巨头来处理这些数据，那么科技巨头对“美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关怀，在什么时候会变得无法兑现？

当微软的服务被以色列国防部用于处理拦截数据时，微软的服务是否分析过其中可能包含的任何“美国人”的数据？这个问题从未得到正面回应，相反，微软以道德为由终止了合同的部分组件。（请不要误会：我们认为所有人的数据都应得到同等保护。我们只是想揭示这种论点的荒谬性。）

在当今时代，仅专注于“保护美国人”的做法是荒谬且不负责任的。但正因为这些公司是美国公司，它们才感受到这种压力。它们理应为保护所有人的隐私负责。

这些公司是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如果它们的隐私政策声称“不保护非美国消费者的隐私”，那将被视为极其荒谬且危险的商业决策。

那么，为什么允许它们利用最先进的监视手段针对非美国人，甚至导致这些人被自动化武器锁定？

随着其他政府也在积极积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民众数据，这些现在大谈“爱国”的科技巨头，要么必须在合同中禁止此类处理，要么必须承诺设计出能阻止此类行为的 AI。我们期望这些公司在每一份政府合同中都能尊重所有人的隐私。为了核实这一点，所有合同都必须清晰、透明，尤其是在利害关系如此巨大的情况下。

4. 如果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可能被随意窥探，难道我们不应该至少知情吗？

在反对全球大规模监视法律的斗争中，我们常常撞上政府最强力的部门，他们正动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工具来绕避监管。隐私反抗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依然是一场异常艰巨的硬仗。

由于企业比政府官员更了解这些系统，曾有一种讨论认为，可以在 OpenAI 的技术方案或 Palantir 的执行过程中内置“防御机制”，以防止此类滥用。但这一想法被 Anthropic CEO斥为“安全走秀”：

“根本问题在于，一个模型是否在执行大规模监视或驱动全自动武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广泛的语境：模型并不‘知道’在它所处的宏观情境中是否有人类参与决策（针对自动化武器），也不知道它正在分析的数据来源（因此它不知道这是美国国内数据还是外国数据，也不知道这是客户授权的企业数据，还是通过更卑劣手段买来的数据）。”

无论是投资者、客户，还是世界各地的普通人，都有权知晓这些公司是如何销售、构建和部署其技术的 ——尤其是当这些技术被用来对付人类的时候。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资金（以及我们的数据）都在为这些技术的发展推波助澜。我们怀疑，如果没有这些约束，该行业将继续大玩政治博弈，以争夺霸权 —— 特别是当这些公司正在构建如云计算和生成式模型这类通用工具时。

除非他们能在与政府签订的合同中设定明确的红线—— 而我们知道这很难做到—— 否则，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该与这些政府合作。

By privacy international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主义者在罗贾瓦斗争中发表声明

写在方济各之后，“三战”之前

外部支持会产生结构性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赖就会影响内部决策进程和组织优先级，尤其是在没能同时致力于维护运动的独立性及其群众基础的情况下。

……历史经验表明，对于追求解放性变革的运动来说，依赖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国都带有类似的危险。

全球左翼正面临一项复杂的挑战：如何在生存冲突的背景下，既捍卫库尔德人民的合法权利，又对所有执政当局（无一例外）保持一贯的批判标准？这一平衡是国际主义团结本身能具备足够公信力的基本前提。

与受压迫的库尔德人民和其他受压迫民族以及劳苦大众团结一致，是全球左翼的根本性原则立场。这一立场植根于国际主义价值观，即反对国家压迫、阶级剥削，以及任何基于族裔、宗教、语言或性别的歧视。

库尔德人民在该地区多个国家遭受了历史性的且持续不断的民族压迫，包括种族灭绝、强迫流离失所、剥夺文化和语言权利、以及政治镇压。这一现实要求左翼和进步力量采取鲜明立场，支持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公正斗争。

然而，这种从长远来看真正服务于正义事业的立场，并不等同于无条件的结盟。它必须建立在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基础之上。它还取决于一种清晰的区分：即一方面支持库尔德人民获得尊严、平等、文化、语言权利以及自决权，另方面，绝不能对某些已被证实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给予背书。

世界上的某些左翼流派有时将特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视为受压迫民族事业的“唯一”代表。他们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却缺乏足够的核查和问责，尽管这些政党对于库尔德民族整体而言并不具备真正的民主代表合法性。

周边局势的确复杂，但这些政党并不是通过独立国际监督下自由、公平、透明的选举上台的。他们通过武装力量、民兵组织、资金、安全控制，并与地区政府或地区及国际强权达成军事和政治交易来维持其统治。

来自众多具有公信力的人权组织的记录和资料显示，某些执政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涉及严重的人权侵犯。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曾针对反对派实施政治暗杀、非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其中许多受害者来自左翼阵营。将“声援人民”与“支持政党权威”混为一谈，可能会损害反抗事业本身。它让团结从一种基于原则的人道主义立场，变质为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结盟，这可能会削弱左翼的道德和政治公信力。

这种介入受压迫民族事业的模式在全球左翼历史上并不新鲜。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以难民身份抵达欧洲时，许多左翼力量都在正义地谴责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人民实施的不公正经济封锁。

然而，其中一些势力当时却拒绝承认或谴责萨达姆·侯赛因民族主义政权（1968年至2003年）的罪行，理由是该政权是进步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认为时机不对，焦点应该是集中精力解除封锁。

今天，这种立场在库尔德问题上正以不同的形式重演。这绝不是在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权的野蛮罪行与执政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侵犯人权的行为相提并论。

两者背后的逻辑如出一辙：都以特殊情况、时机不当、或其他政治优先事项为借口，不愿谴责有据可查的侵权行为。

有据可查的积极方面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的报告，在客观评估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的状况时，有一些积极方面必须予以指出。

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国际报告记录了该地区接收过大量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各社区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提供了营地和人道主义援助。

报告指出，与周围部分地区相比，该地区拥有相对较高水平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自由，以及相当程度的安全感和相对的宗教及族群多样性。该地区在保护某些少数群体（包括雅兹迪人、基督徒、萨比安-曼达安人和逊尼派阿拉伯人）免受ISIS崛起期间的种族灭绝威胁方面，发挥了有据查证的作用，为成千上万流离失所者提供了避风港。

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国际报告记录了“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在打击恐怖组织ISIS中发挥的有效军事作用（在美方及西方的支持下）。他们为从该组织控制下解放广大地区做出了贡献，并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在特殊战时条件和持续围困下，该地区曾尝试建立行政管理模式，努力应对种族宗教多样性问题。

报告记录了妇女参与度方面取得的相对进步，尤其在军事和行政领域 —— 这在该地区实属罕见。尽管存在人权侵犯，但当局仍在资源有限、国际支持不足的情况下，管理着数十个安置数万人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这些营地面临着艰难而复杂的人道主义条件。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记录在案的侵权行为

尽管存在上述积极方面，但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也记录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存在的严重侵权行为。该地区由库尔德民主党（KDP）和库尔德爱国联盟（PUK）共同治理。

在实践中，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党和安全管理机构，各自拥有其行政体系、武装力量和势力范围。两党内部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世袭家族统治模式：关键决策职位在巴尔扎尼（Barzani）家族和塔拉巴尼（Talabani）家族内部传承。这加深了权力的垄断，破坏了治理体系的制度根基和民主基础。

报告记录了该地区对言论自由日益严厉的限制，包括对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逮捕、虐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酷刑。在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家庭暴力及相关犯罪方面，仍存在巨大缺口。针对政治对手和民权活动人士的广泛压制仍在继续，包括任意拘留、酷刑，以及对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镇压。

有据查证的侵权行为还包括镇压失业者抗议、反腐败和欠薪的和平示威。在许多案例中，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实弹，造成人员伤亡。数十名活动人士和记者被捕，报道抗议活动的独立媒体也遭到针对性打击。

隶属于两党的维稳机构对社会进行广泛的监控。直接批评通过世袭继承掌控权力的统治家族，可能使批评者面临维稳部门的起诉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记录在案的侵权行为

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中立的国际人权组织报告记录了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广泛且系统性的侵权行为。其中包括：限制言论和和平集会等基本自由；镇压政治对手和民权活动人士；强制征召未满18岁的儿童入伍（这严重违反了《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在没有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任意拘留，并在拘留中心实施系统性酷刑。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报告中明确记录了叙利亚民主力量持续征募男女童兵的行为，以及在美国的监督下，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万人关押在阿尔霍尔（Al-Hol）和阿罗伊（Al-Roj）等环境恶劣的难民营中。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报告官方记录了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PG）多起征募儿童兵的案例，尽管该部队曾多次公开承诺终止这一做法。

国际报告还记录了在多个城市中，维稳部队通过武力和逮捕手段镇压和平示威，这些抗议活动抗议恶化的公共服务或安全措施。此外，报告还记录了在从ISIS手中夺回领土后，以“安全”为由强迫阿拉伯居民迁出村庄的案例，这引发了外界对操纵人口结构的担忧。

此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批评“自治行政当局”政策的媒体办公室和民权组织遭到关闭。

这些侵权行为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反映了一个亟需根本性变革的威权结构。所谓的“反恐战争”和真实的安全威胁被用作镇压反对派和限制自由的借口，其手段往往超出了安全防御的必要范围。

进步话语与威权实践之间的鸿沟

必须指出，全球左翼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民主联邦主义”概念以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在押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的理论所吸引。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自治行政当局”采用了这些理论，将其作为替代集权民族国家的方案。然而，对实地实践的批判性审视揭示了一个尖锐的悖论：尽管关于“公社”和基层民主的谈论不绝于耳，但真正的权力以及军事和财政决策权，却集中在不经选举产生、以僵化的中央集权逻辑运作的库尔德党干部手中。

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打击ISIS中的公认作用应予承认。然而，这一军事角色尽管重要，但并不能免除对其在国际联盟框架下形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结构进行批判性评估的必要性。

外部支持会产生结构性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赖就会影响内部决策进程和组织优先级，尤其是在没能同时致力于维护运动的独立性及其群众基础的情况下。

这种风险不仅限于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历史经验表明，对于追求解放性变革的运动来说，依赖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国都带有类似的危险。

随着重心从自主的群众动员转向外部依赖、资金和支持，运动就从扎根于群众基础的社会力量转变成了一支“支薪”的军事力量。

这种转变削弱了志愿精神和革命精神，并根据外部依赖的逻辑重组了内部结构。久而久之，这些运动的生存将取决于国际支持的持续，而非其社会群众基础的稳定。一旦支持停止或优先级转移，其结构的脆弱性就会显现 —— 要么表现为政治和军事能力的迅速下降，要么表现为为了生存而被迫全盘接受支持方的条件。

当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层接受库尔德民主党（KDP）作为主要的库尔德民族参照点时，这种结构性矛盾变得清晰可见 —— 尽管后者的治理具有家族部落性质，并伴随着腐败、专制、权力世袭以及保守家长制价值观的统治。这种定位揭示了被宣称的“进步原则”已经屈服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算计。

我们也目睹了大多数非库尔德成分从叙利亚民主力量中撤出、该项目群众支持率下降，以及随着美国拉开距离并转向与叙利亚政府协调，国际安排发生了转变，这些都是深刻危机的迹象。

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民主力量最近达成的协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矛盾。该协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祝福。虽然这是一个减少战争可能性并使各族民众免受进一步破坏的积极步骤，但是，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涉及妇女权利、国家世俗化、停止私有化、保护公共部门、工人权利或举行民主选举以选出所有官员的条款，也没有任何其他基本的左翼诉求。这一切都反映了“进步”的理论话语与实地实际操作之间的显著鸿沟。

因此，目前发生的情况不能被定性为左翼与威权力量之间的斗争，其本质上依然是相互竞争的民族阶级和精英之间争夺权力、统治地位和势力范围的斗争。

左翼必须澄清立场：究竟与库尔德人民的哪个阶级站在一起？

尽管上述简要提到的压迫和人权侵犯行为已有独立且详尽的国际记录，但全球左翼话语中仍有影响力的部分继续将某些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归类为“进步左翼”或“民族解放运动“，而不对其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库尔德人民遭受的历史性民族压迫被处理得仿佛为自称代表他们的势力提供了**“批评豁免权”**，即便这些势力本身就在实施压迫。

库尔德人民被划分为利益冲突的阶级：

• 一端是： 控制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治理、推行腐败、专制和世袭统治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维持集权政治和军事统治、在“进步”标签下仅允许其形式结构和公共领域存在有限且受严格约束的多元化政治的执政阶级。

这两者充分协调以强加其阶级民族权威，在政治和军事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政策（尤其是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扩张性帝国主义政策），积极支持统治政权（压迫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正在积极参与伊拉克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治理体系，以及在最近的协议后参与叙利亚的治理体系。

这两个执政阶级在敌视劳苦阶级利益的政策上，与压迫性的民族主义政权没有根本的阶级分歧。相反，他们共同导致了群众的贫困、压制自由，并侵犯了不分民族或宗教背景的劳苦大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

• 另一端是： 广大库尔德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其他民族居民。

他们遭受着贫困、失业、边缘化、腐败、专制、压迫、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基本服务崩溃的痛苦。他们进行独立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权利受到限制，任何抗议或要求权利的尝试都会面临全面镇压。

正是这个被剥削的阶级创造出了被执政阶级占有的财富；他们被民族主义狂热和宗派主义动员起来，去参加为第一阶级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的利益和项目服务的战争，而他们自己却独自用鲜血、生命和后辈的未来为这些不符合自身真实利益的民族战争买单。

原则性团结：通过批判扭曲者来捍卫事业

真正的左翼团结，意味着始终与受压迫阶级站在一起，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人 —— 无论对方是同胞还是异族。这意味着拒绝与那些利用“民族解放”话语来为威权统治、阶级特权和掠夺社会财富正名的民族主义领导层结盟。左翼不能以任何名义为世袭统治、腐败或镇压劳苦大众的行为开脱。

然而，在面对确凿的侵权记录时，一些左翼圈子仍以“保护团结”或“不能给敌人递刀子”为借口，表现出迟疑。这种立场背离了国际主义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的基础正是：无论不公发生在何处，都必需予以拒绝，并以不随民族身份或意识形态背景而改变的一贯标准来捍卫人类尊严。

除了原则性的考量，这种立场也不符合库尔德人民自身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向往民主、平等和社会正义，且需要真正的、负责任的、可更迭的民主群众领导层的劳苦大众。

鉴于国际人权组织记录在案的报告，左翼必须向自己提出以下批判性问题：

• 我们是否坚决拒绝世袭统治，并要求在那些我们致力于团结的地区也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 我们是否拒绝专制，并要求真正的政治多元化和充分的自由？

• 我们是否谴责所有任意拘留和政治暗杀，并要求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 即使他们属于我们所团结的力量？

• 我们是否拒绝拘留中心的酷刑和镇压行为，并要求对被拘留者进行公正审判？

• 我们是否捍卫库尔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权利？

• 我们是否谴责所有腐败和掠夺公款的行为？

• 我们是否坚决捍卫库尔德记者、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在不担心受到镇压的情况下批评库尔德当局的权利？

• 我们是否坚决捍卫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中阿拉伯语、土库曼语、叙利亚语系及其他族裔公民的完全平等权利？

• 我们是否拒绝征募童兵并要求立即停止这一行为—— 即使这是由我们所团结的力量实施的？

• 我们是否相信被拘留者（包括那些被指控与 ISIS 有关的人）应根据国际法获得人道待遇和公正审判，还是应该像美国和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在拘留中心所做的那样，让他们遭受侮辱、酷刑和虐待？

• 我们是否拒绝左翼和解放力量成为帝国军事与维稳机构的支持者或一部分，还是从其获取资金？

如果左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复表现为“是的，但情况特殊”、“是的，我们反对这些做法，但目前时机不对”、或者 “是的，这是我们的原则，但必须考虑语境” …… 那么严重的问题就产生了。当涉及执政当局有组织的系统性的侵权行为时，人权和左翼原则不应因诉诸“特殊情况”或“政治时机”而被无限期搁置。

语境可有助于理解复杂局面，但不应成为永久停止执行核心原则的借口。我们评估的不是受个人经历影响的孤立个体的行为，而是正在行使制度性权力并做出深思熟虑政策决定的有组织政治力量。

团结是绝不能放弃的原则立场。只有在出现确凿违规行为时辅以坦诚的批评，这种团结才能获得公信力。打着“特殊情况”旗号的迟疑可能会削弱左翼话语，并使其趋近于它在资本主义及其机构中所批判的那种投机逻辑。我们所需要的是通过将团结与公民权、自由、平等以及对所有人的无差别问责联系起来，从而深化这种团结。

支持库尔德人民反抗地区威权民族主义政权的压迫，与批评库尔德执政力量和当局的压制行为并不矛盾。捍卫一项正义的事业，要求批评每一个扭曲这项事业的行为。

民主和人权是载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左翼价值观，必须以统一的标准应用于所有人。任何双重标准都可能掏空左翼项目的道德内涵。公信力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团结意味着捍卫所有人的权利。这正是基于左翼价值观的“原则性团结”、与可能以牺牲左翼及人道主义原则为代价的“盲目盟友关系”之间的区别。

替代方案：公民家园和社会正义

目前的局部、地区乃至全球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允许形成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似乎也没有任何对此路径的严肃支持。

因此，更具建设性且现实的斗争，是库尔德人民与该地区其他民族为一项替代方案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该方案旨在：超越排他性的民族国家模式，在民主的公民家园框架内保障库尔德人民及所有其他社群的集体与个人权利；而不是号召劳苦大众参加那些不符合其真实利益、只会产生更多破坏、流离失所和受害者的民族主义战争。

它必需建立在真正的民主之上：确保自由公平的选举、政治多元化、权力分散、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以及独立的工会和政治组织，并彻底打破一切形式的世袭权力和家族统治。它还建立在最大程度的社会正义之上：保障所有民族和宗教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权利，拒绝那些使群众贫困化并让执政精英中饱私囊的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

这才是值得全球和当地左翼声援的项目。这个项目结合了社会公正、民族公正、政治民主和社会解放；它不会用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取代另一种仅在统治者语言和统治精英身份上有所不同的威权。

库尔德事业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值得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意味着支持库尔德人民、所有其他民族以及整个地区的劳苦大众在公正的公民国家和社会正义框架内争取人权、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而不是追随那些利用这一事业来巩固权力和维护阶级特权的民族主义精英。

附录：国际及地区人权组织关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及叙利亚人权违规行为的报告

本文的分析参考了以下国际和地区人权组织发布的报告，列于此处以示透明和佐证。

关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报告：

•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2021)

•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Authorities Must End Protests-Related Repression (2021)

• Iraq: Kurdistan Region’s Authorities Failing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2024)

• GCHR Periodic Report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Iraqi Kurdistan (2025)

• Pushing for Reforms from Iraqi Kurdish Ruling Parties

• 2024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Iraq

关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报告：

• World Report 2025: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Syria

• World Report 2024: Syria

• “War of Annihilation”: Devastating Toll on Civilians, Raqqa, Syria

• SNHR’s 14th Annu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Human Rights in Syria for the Year 2024

• Most Notabl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Syria in February 2024

• Aftermath: Injustice, Torture and Death in Detention in North-East Syria (UN/OHCHR)

•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2024)

• Syria 2024 Human Rights Report

• Syria: Kurdish Forces Violating Ban on Child Soldiers

• Child Recruitment Practices Continue in Syria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Assad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2025)

By 雷兹加尔·阿克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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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受中文语境塑造的活动家，我们将罗贾组织描述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体验并置。在探讨网络封锁、街头组织、国家暴力常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如何被“国家安全”话语掏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陌生的情境，而是被反复试验、共享、并移植于不同政权的治理机制。

2026跨年期的伊朗：一场腹背受敌的起义（多视角深度解读，及倡议）

在这个血腥屠戮的帝国世界中，捍卫革命！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来自中国侨民的巴勒斯坦团结行动者与流亡的伊朗活动人士共同探讨了2026年1月伊朗爆发的起义，并就抵抗各种形式威权主义的经验进行了交流。

前言

2026年1月8日，伊朗爆发全国性抗议活动，随后遭到血腥镇压。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网络（PSAN）采访了来自罗贾（Roja）的两名同志，并与伊朗运动组织者莱拉·侯赛因·扎德（Leila Hossein Zadeh）进行了持续对话。在史无前例的全面通讯封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镇压部队对街头抗议者和普通民众实施了系统性的致命暴力，造成大规模死亡、逮捕和失踪。许多亲历者认为这是一场针对整个社会的战争，抹去了“战时”与“和平时期”之间的任何界限。

PSAN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华语集体，为声援巴勒斯坦解放斗争而成立。自2026年伊朗起义爆发以来，西方左翼话语中日益将伊朗与巴勒斯坦塑造成对立的议题。亲巴勒斯坦运动内部因伊朗持续动荡和镇压而产生的分裂，令我们深感忧虑。

作为受中文语境塑造的活动家，我们将罗贾组织描述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体验并置。在探讨网络封锁、街头组织、国家暴力常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如何被“国家安全”话语掏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陌生的情境，而是被反复试验、共享、并移植于不同政权的治理机制。

罗贾的同志们还揭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何运用中国国安技术镇压异议的事实。这与PSAN早先的调查相呼应 —— 我们发现中国国安技术不仅部署于“新疆”，更被运用于巴勒斯坦。伊朗的经验由此成为理解当代威权治理跨区域传播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共同经验与记忆的共享库。

我们愿将这份经验分享给那些在极端境遇中仍坚持理解、记录并持续行动的人们。我们坚信 —— 也期盼 —— 胜利终将属于抵抗者。

本次访谈于1月23日进行，当时伊朗网络尚未恢复。

罗贾（روژا）是驻巴黎的独立左翼女权主义团体。该组织诞生于2022年9月吉娜（玛莎）·阿米尼遇害案和“吉娜、生命、自由” 抗争运动爆发之际。该团体由来自伊朗境内不同民族和政治地域的政治活动家组成，包括库尔德人、哈扎拉人、波斯人等。罗贾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和中东的社会运动相关，也与巴黎当地的斗争及国际主义斗争相呼应，包括声援巴勒斯坦。“罗贾”之名源于多语种词汇的共鸣：在西班牙语中，roja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Roja意为“光明”/“白昼”；在马赞德兰语中，roja指代“晨星”或“金星” —— 夜空中最耀眼的天体。

莱拉·侯赛因·扎德是伊朗当代社会运动中的人权捍卫者和学生活动家。2018年，因参与学生运动，她被德黑兰革命法庭以“聚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五年监禁，另因“反国家宣传”罪追加一年刑期。虽部分刑期经上诉获减，五年刑期仍悬而未决，成为对其政治活动的长期威慑。2024年11月，她在德黑兰大学完成以少数民族问题为研究方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未佩戴头巾，随即再度被控“反国家宣传”及“公共场合未按伊斯兰教法佩戴头巾”，未经听证即遭缺席判决：一年监禁并处以巨额罚款。

I. 针对自身社会的战争

全国性抗议活动已持续超过25天。能否描述下现场情况，特别是组织层面的状况？1月8日民众如何在缺乏统一领导或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自发组织？2017年以来历次抗议浪潮如何塑造了这一过程？

罗贾：这场起义是自2017年持续至今的大规模抗议浪潮的一部分，抗议活动呈现出范围更广、对抗性更强、频率更高的特点。重要节点包括：2019年因燃油涨价引发的“血腥十一月”抗议遭残酷镇压；2021年反对水资源剥夺与生态掠夺的“渴求起义”；以及2022年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的吉娜起义。2022年抗议达到顶峰，因其融合了反殖民、女权主义与平等主义斗争，导火索是库尔德裔工人阶级女性吉娜·阿米尼遇害事件 —— 她的死亡跨越社会政治分界引发强烈共鸣。

莱拉：谈及组织工作，存在两个不同层面：一是街头层面的组织，二是政治组织层面的运作。

在街头层面，基层民众从历次起义中汲取经验，每次抗争都愈发激烈。社区青年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这些成员本就相识，在同一社区共同生活。当大规模起义爆发时，这种社交信任便成为决定性因素。

街头协调的主要媒介是互联网。当某社区发生事件时，民众可迅速在线组织，协调支援力量。面对镇压力量时，抗议者通过共享实时情报进行协同 —— 例如通报安全部队使用的高速公路 —— 使部分人员封锁道路，另一些人则继续街头行动。

在政治组织层面，由于数十年的严酷镇压，实际上不存在正式的左翼力量。主要例外是圣战者组织（MEK），但该组织因历史原因仍处于边缘地位且缺乏广泛支持。在这场起义中，亲君主派团体似乎正在扩大影响力。他们坚持强烈的反左话语，将自己定位为1979年革命的对立面，并获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大量资源与资金支持。据媒体报道，伊朗国际电视台创立初期曾获沙特阿拉伯约2.5亿美元启动资金。

上述描述主要适用于伊朗中部地区，而非边远区域。库尔德斯坦等边缘地区不仅因数十年压迫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形态，更源于数十年的抗争传统。街头抗争策略 —— 如何对抗警察、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志愿民兵）及革命卫队部队的经验 —— 只能源自边缘群体，这些群体每天都在直面国家暴力，尤其是非正规经济从业者。体力劳动在此语境中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参与直接肢体对抗的能力，正是这一阶级地位所塑造的主体性的一部分。

在街头组织中，两个群体尤为关键。其一是技术工人，尤其是机械师。他们掌握的专用工具与技能对搭建路障至关重要。例如，机械师运用日常修车工具破坏街道上的输电线塔，构筑起抵御镇压力量的坚固屏障。第二类群体主要由18至25岁的年轻人组成，他们精通数字技术，懂得如何摧毁街道上的监控摄像头 —— 这些充当国家之眼的设备，其中许多是从中国进口的。

罗贾：从更广泛的组织形式来看，本轮抗议周期主要呈现三种形态：街头动员、高校组织、以及集市商贩罢工。互联网中断当天，超过55个城市的商户参与罢工，连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也加入其中了。库尔德政党号召总罢工，库尔德斯坦地区所有店铺都关门了。罢工浪潮甚至蔓延到了西阿塞拜疆省，当地库尔德族和土耳其语族群均参与其中。

过去十年间，以工会为基础的组织 —— 教师、工人、护士、卡车司机 —— 屡次发起抗议和罢工。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工会斗争的时间节奏与街头暴动的突发性。唯有一群人始终与街头动员保持同步，那就是 —— 大学生。学生们从不放过任何街头动员的机会。

与以往运动相比，这一次，为何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主义者看似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尽管他们在基层事实上缺乏广泛支持或组织基础？

莱拉：由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左翼人士的严厉镇压，伊朗境内不存在强大的左翼革命组织。君主主义者看似在这场起义中占据上风，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多数民众，也并非其地面组织更完善。

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和媒体资源。他们掌控着自己的媒体，且所有主要媒体均设在境外。他们与外国势力联系紧密，当然也能在流亡中组织活动。

“伊朗国际电视台”通过卫星电视几乎进入每家每户，其专业程度甚至超过BBC波斯语频道。凭借这种媒体力量，他们能操控民众的所见所闻。已有确凿案例显示：口号被剪辑篡改，呼喊声被替换，甚至将单人高呼君主主义口号的画面伪造成全场齐呼的场景。只要仔细观察某些视频就会发现，人群实际上呼喊的内容截然不同。曾有视频显示德黑兰普纳克广场的库尔德人载歌载舞，现场仅一人高呼亲君主制口号，但媒体通过剪辑手法营造出“德黑兰全民支持巴列维王朝”的假象。

罗贾：在中心城市，尤其是德黑兰，君主主义口号确实更常见。但在库尔德斯坦、俾路支斯坦、胡泽斯坦等边缘地区，民众态度明显犹豫，甚至普遍持反对立场。

某些地区民众拒绝上街游行，正是因为他们排斥君主主义叙事。他们认为自身诉求未获代表，一切都被主流媒体的单一声音所扭曲。

这种话语体系还暗藏着极其危险的政治逻辑。君主主义者宣称“欧洲不存在其他反对派”，任何批评君主制的人都会被指控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谈论少数民族权利会被贴上分裂主义者的标签；主张左翼政治则会被等同于拥护现政权。这种逻辑令人熟悉得可怕，与1979年后消灭政治多元化的手法如出一辙。

在伊朗自1月8日夜间开始的互联网大面积瘫痪期间，你是否还能收到亲友的消息？政权从选择性断网转向全面通讯封锁，这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遭受镇压的体验以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罗贾：就在这次会议前（1月23日），家人给我打了电话。这是事件发生以来，我的兄弟姐妹和表亲们首次齐聚电话那头，气氛异常凝重。他们描述了互联网中断如何彻底切断人际联系 —— 亲友甚至邻居都无法联络，许多人不知亲人是否平安。

抗议活动后，人们因恐惧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内容。警察在街头随意拦截民众检查手机，即便对方从未参与抗议。恐惧弥漫在每个角落。

Instagram曾短暂恢复过几次，但很快又中断。人们认为这是蓄意为之——营造网络恢复的假象，实则阻断真实沟通。ATM机和数字支付也全面瘫痪。凡是依赖网络的系统都停止运转了。正如我表亲所言，这感觉就像活在监狱里 —— 与正常生活彻底隔绝。

莱拉：在以往的抗议浪潮中（比如2019年）国际互联网会被切断，但国内网络（常被称为“内网”）仍能运行。人们能利用国内网络协调行动，占据所有尚存的数字空间。他们会使用政府官方的或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Telegram频道，用暗语交流各城市的局势信息。有人写道：“设拉子仍在下雨”，另一人便回应：“伊斯法罕此刻晴空万里”。所有人都明白这并非天气预报，而是暗指镇压、暴力及各城市局势的激烈程度，无需明言。

但这次整个网络都被彻底切断了。1月8日之后，政府不仅切断国际互联网，连国内网络也同步瘫痪。所有通讯渠道同时中断，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罗贾：断网期间连星链都无法使用。考虑到本国货币贬值，星链设备极其昂贵，且持有属违法行为。仅极少数人能使用该设备。但这次连他们也无法上网。有报道称伊斯兰共和国使用某种噪声或干扰技术阻断了卫星信号—— 这种新技术常与中俄相关。这是伊斯兰共和国首次对全体民众使用此类技术，实现彻底隔离。

伊朗和中国签署了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伊朗持续绕开美国制裁向中国出售大量石油，价格往往大幅低于国际市场 —— 据报道有时甚至比全球市场价格低20%左右，具体数字可能存在差异且难以核实。有观察人士认为，伊朗长期试图建立类似中国那种国家互联网并获取相关审查过滤控制技术，但迄今未能全面实施这种系统。许多人将此次网络中断视为测试 —— 认为有可能是对比以往更严厉的限制措施的一次展示。

白色SIM卡正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SIM卡不受任何过滤和审查限制。在伊朗，多数网站和平台均遭封锁，民众需依赖VPN。而白色SIM卡可绕过所有限制。长期以来，仅政权核心圈层的人能获得此卡。在与以色列的十二日战争之后，少数记者也获得了这种SIM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批评政权的记者。

但此次抗议期间，连白卡也失效了。所有网络均瘫痪，政府网站一度无法访问。正因如此，许多人称此刻的体验与过往截然不同。

许多人，包括前政治犯，将通信中断时的感受形容为“如同身陷单独监禁”—— 这并非比喻，而是真实的生存状态。伊斯兰共和国初期的监狱惨剧，尤其是1980年代左翼人士遭屠杀的阴影，此刻仿佛从牢笼中蔓延至整个社会。监狱的逻辑正不断扩张，将日常生活彻底笼罩。

你能详细说说1月8日平民遭屠杀的情况吗？伊朗国内民众对此作何反应？

罗贾：关于互联网中断后死亡人数的争议仍在持续，尤其是在1月8日周四至9日周五的两个夜晚，民众涌上街头，控制了全国多座城市。有人称死了五千人，有人说一万人，还有人指出两万甚至三万人。与此同时官方公布约“两千”死亡的数字，声称“其中多数是镇压部队成员”——这种表述实质上是为了将施暴者与受害者身份对调。超过两万五千人遭街头逮捕，其中许多人面临死刑风险。

对伊朗国内民众而言，具体数字并无实质意义。无论数据如何，都不可否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准军事分支巴斯基组织 —— 实施的暴力手段具有质的飞跃，即便以伊朗漫长血腥的国家镇压史为标准，仍令人震惊、毛骨悚然。如此规模且系统性针对抗议者的行径，唯有“大屠杀”一词方能准确命名。

根据抗议者的目击证词、医院诊所医护人员陈述及医疗机构记录显示，实弹与霰弹枪的运用是系统性的而非随机性 —— 子弹精准瞄准人体要害：双眼、头部、心脏及躯干。最明显且最具毁灭性的伤害形式是导致大量抗议民众失明——这种手段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起义期间也曾大规模使用。

当前起义与以往的关键差异在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次使用“恐怖主义”话语来描述抗议者。过去，当局使用“暴乱者”（اغتشاش‌گر）一词区分“合法”抗议者与被指控企图颠覆政府的群体 —— 后者常被情报部门及官员（包括最高领袖）指控与美国或以色列勾结。如今，“恐怖分子”已成为街头抗议者的官方代称。街头民众不再被视为公民 —— 甚至不再是需要执法管制的“罪犯”。他们被塑造成外来煽动者和恐怖分子，国家宣称有权对之发动战争。

当西方帝国主义者利用伊斯兰共和国的残酷镇压为其政权更迭议程辩护时，所谓“抵抗轴心”的支持者却常试图否认或淡化这种镇压及其伴随的大规模杀戮。这种否认 —— 常见于“阵营主义者”中，他们支持任何反帝的力量，无论其内部镇压、阶级关系和地缘政治干预如何 —— 绝非中立的错误。这是一种愚昧的反帝国主义，无论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如此执着于反帝目标，以至于拒绝承认以反帝之名实施的国家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同谋。

能否详细说说关于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将当前起义视为战争？

罗贾： 许多参与当前革命起义的人将街头抗争——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描述为战争。不少非伊朗籍的评论者基于数量论断指出：十二日战争期间死亡千人，而伊朗境内短短两日已致数万人丧生。甚至有人将其与八年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如今他们宣称，两日伤亡数字已远超前者。

关于战争“规模”的争论历来是帝国战争的工具。二战期间，美国轰炸广岛时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将有一百万人丧生；只要此刻投下原子弹，伤亡人数就能减少。正是这种推理导致了核武器的使用。同类论调屡屡被用来为帝国战争辩护。

在西方帝国主义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存在一条极其狭窄的道路。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两种叙事间穿行，既不落入任何一方的阵营主义，也不落入帝国主义的窠臼。罗贾组织一直竭尽全力通过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来探索这条道路，并将解放斗争置于首位。

如今许多伊朗人——虽然他们坚决反对帝国战争——但仍坦言战争早已打响：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对社会本身发动的战争。在持续的内部暴力、精疲力竭与变革前景暗淡的背景下，“次小破坏”的逻辑以悲剧性的倒置姿态重现。外部战争不再被视为灾难，反而被想象成救赎。一个被逼至绝境的社会，就这样开始绝望地等待着强加于己的战争降临。

II. 论愚人的反帝立场：主权属于谁？

在许多西方反帝叙事中，伊朗人被框定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主权”伊朗，要么是被外部势力占领的伊朗。对于“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主张，你作何回应？

罗贾：在探讨“主权”问题之前 —— 我理解的主权指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 我想先谈谈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自诩为反帝力量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支持者。

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便挪用反帝话语来为国内镇压和地区干预辩护。它常将“反帝”话语作为国内强制措施的合法化面具。例如革命后强行推行女性面纱，并反复将其塑造成“伊斯兰女性”的理想化身 —— 这种定义本质上是与“西方”价值观的对立。此外，在十二日战争后，许多人因被指控为以色列间谍而遭处决。如今抗议者常被污蔑为摩萨德特工—— 此类指控与其说是事实陈述，不如说是将异议定为犯罪、使暴力合法化的政治手段。

与一些阵营论者、民族主义者以及部分去殖民化理论的观点相反，伊朗的内部镇压与其自诩的反帝立场在政治上不可分割。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逻辑中，“反帝”不仅是外交立场，更是国内治理策略——它将自由平等诉求归类为“国家安全”威胁。由此可见，地缘政治与内部镇压并非平行轨道，而是相互强化的大业。

地缘政治层面，伊斯兰共和国通过所谓“抵抗轴心”积极参与塑造中东格局。叙利亚案例具有启示意义：伊朗与真主党和俄罗斯联手，协助维持阿萨德独裁政权 —— 其镇压手段直至政权垮台才彻底暴露。伊斯兰共和国长期向社会宣称“我们在叙利亚作战，是为了避免在伊朗境内作战”，但这一说辞在十二日战争后已失去意义。“国家安全至上”的逻辑暗示着：叙利亚人的生命和鲜血无关紧要，只因他们不是伊朗人。

当国内镇压与地区干预这两大相互关联的进程屡屡以“反帝”之名获得正当化时，伊朗国内许多人已对反帝政治与斗争产生了疏离感。尽管反帝曾是1979年革命的核心维度，当下却完全背道而驰。

现在让我们回归国家层面的“主权”议题。自叙利亚战争、2023年10月7日事件，尤其是十二日战争后，“国家安全”话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某些阵营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将国家的形式置于实质内容之上。如果我们从实质层面理解国家，它意味着社会权利、民主代表制、集体自主自决以及不同民族的共存。这与将国家理解为单纯的形式——领土完整、中央集权主权和国安——存在根本区别。

伊斯兰共和国及其阵营支持者均围绕“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框架展开动员，赋予其绝对优先权，将其他所有斗争边缘化。但这种优先权是虚假的，因为它回避了根本问题：安全为谁而存在？为何仅优先考虑某种形式的安全？经济安全何在？正如我们近期所写到的：

尽管国家不遗余力地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事，但它自身早已成为不安全感的主要制造者：前所未有的处决激增、系统性虐待囚犯，加剧了生命安全危机，残酷剥夺民众生计，加剧了经济安全危机。

我们不断被告诫：“此刻不宜抗议，此刻不宜反抗 —— 否则我们将沦为叙利亚，否则我们将步利比亚后尘。” 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直面这些矛盾。一方面，战争与帝国主义对社会的撕裂的确就是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同时对抗伊斯兰共和国。你不能仅仅以“现在不是时候，因为国家安全至上”为由，就剥夺那些已经被剥夺了任何有意义的生活感——其生存状态与死亡无异——的人们发言和行动的权利。

伊朗国内如何对主权观念展开争论？尤其在波斯人主导的中心地区与非波斯人聚居的边陲地带之间，这种争论有何差异？

罗贾：一切取决于我们讨论的对象是谁 —— 对谁而言主权是庇护，对谁而言主权是暴力。伊斯兰共和国内居住着多个民族，不同群体对“主权”的切身感受存在巨大差异。

以俾路支斯坦为例。当地民众生活在“内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公民身份。该地区数千人完全不被国家官方体系承认，部分人连出生证明都没有，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被剥夺。对俾路支人而言，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本质上是掠夺性的，伴随着极端军事化控制的存在。

当国家本身被体验为殖民、暴力与占领的实体时，宣称“主权比民众生命更重要”毫无意义。正因如此，所谓“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主张——即便能被理解——也只能置于中心-边缘关系的复杂动态及少数民族自决权议题中加以解读。

所谓“领土完整至上”的论调，根植于伊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主权始终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原则。即便国家左翼也常将主权置于一切之上。这在1979年革命后便成为主要分歧点，至今依然如此。

即便在2022年吉纳起义期间，大部分反制措施也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那些冲锋在前的抗争者被反复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被指责为意图引爆国内内战。如今，同样的叙事框架被用来制造虚假的二元对立——必须在伊斯兰共和国与内战之间作出选择 —— 并将内战描绘成“对主权的威胁”。这种话语彻底封杀了自下而上变革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调根本经不起实证检验。整个后革命时期 —— 从1980年代至今 —— 伊朗境内从未出现过真正寻求分裂国家的政治力量。即便库尔德政治势力，在其官方声明和立场中也从未要求脱离伊朗。这种说法是政权和民族主义势力炮制的叙事，与现实大相径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话语最终反而强化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因为它映射出政权自身的逻辑。过去十年间——尤其是2011年以来——政权反复向社会宣称：“你们或许一无所有，但你们拥有安全。正因我们保障国家主权与安全，你们才没有沦为第二个叙利亚。” 这一论调始终被用来否定所有起义的正当性。自2017年以来，每当民众走上街头，“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叙利亚” 的论调便会卷土重来。但问题在于：为何非得如此？为何不能发生民主革命？这并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与现实斗争和民主政治想象紧密相连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这场抗争中，中部地区更频繁地出现呼吁[礼萨]·巴列维等人物的声音。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35-40%，这点至关重要。因此当有人宣称“伊朗人持这种观点”时，我们必须追问：哪些伊朗人？许多边远地区民众并不认同这种“主权至上”的立场。“ 伊朗人民持此观点” 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III. 关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有资产”

巴勒斯坦斗争与伊朗斗争常被相互对立 —— 无论在西方反帝国主义叙事（如“抵抗轴心”对阵“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的框架）中，还是在自由主义话语里（例如“既非加沙亦非黎巴嫩，我愿为伊朗献身”的口号）。在伊朗国内，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垄断和工具化是如何塑造民众认知和团结意识的？是什么导致这两场斗争脱节甚至看似矛盾？在国家宣传、军事同盟及“抵抗轴心”框架之外，伊朗草根阶层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声援呈现何种形态？

莱拉：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局势极为复杂。总体而言，当前伊朗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度普遍低迷。这并非民众突然转向亲以色列立场，而是国家对紧张局势的调解与工具化操作所致。

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共和国耗尽公共预算，将其投入区域军事行动而非社会福利建设，民众正承受严峻的经济困境：物价飞涨， 补贴被取消，医院被私有化，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在此背景下，民众将国家腐败归咎于伊斯兰共和国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 这种普遍存在的误解根深蒂固。

这种认知还取决于对话对象的身份。如果将视线从城市中产阶级转向工人阶级及边缘地区，图景就会截然不同。同样，年龄构成也影响认知、地域分布左右观点。

起义期间，某位偏远地区民众曾致电我，称他们所经历的灾难唯有如此形容：整座城市宛如加沙。于是加沙成为了参照系。对那人而言，加沙并非抽象的地缘政治符号，而是具象呈现国家暴力的存在。

罗贾：在胡齐斯坦等阿拉伯地区，民众对巴勒斯坦怀有强烈同情 —— 不仅是同情，更是深厚的情感纽带。巴勒斯坦始终是他们自身抗争的灵感源泉，当地活动家与巴勒斯坦斗争紧密相连。正因如此，他们屡遭镇压。人们仅因手持巴勒斯坦旗帜或表达声援，就会被逮捕。国家绝不容忍他人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企图将其完全垄断。

这正是核心矛盾所在。即便伊朗国内致力于巴勒斯坦解放的左翼人士，也几乎无法组织任何独立的声援行动。如果试图公开行动，要么立即遭到镇压，要么行动被国家话语吸收并重新定义 —— 巴勒斯坦成了国家的私有财产。

即便承认伊斯兰共和国在物质层面支持某些抵抗形式，其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本质上仍植根于自身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而非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任何真诚承诺。官员们反复宣称“我们在境外作战，是为了避免在境内作战”—— “如果不在叙利亚作战，就得在伊朗境内作战”。巴勒斯坦问题被纳入同样的逻辑框架。

在库尔德斯坦及其他边缘地区，围绕巴勒斯坦与反帝的讨论有何不同？

罗贾：对库尔德人而言，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承载着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并非源于理论，而是源于政治记忆与切身经历，源于种族灭绝的创伤。

诸如种族灭绝这类历史事件深刻地塑造了库尔德人的政治记忆。首当其冲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在两伊战争期间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实施的“安法尔行动”，导致约18万库尔德人丧生 —— 仅仅因为他们的库尔德身份。为种族灭绝辩护的借口是声称他们与伊朗勾结。

关键不仅在于种族灭绝本身，更在于当时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反应。多数阿拉伯国家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安法尔行动期间支持萨达姆。阿拉法特公开支持他。甚至爱德华·萨义德在1980年代初的著作中也否认安法尔行动的存在。这对库尔德人造成了极其深重的创伤。这不仅是背叛，更是彻底的抹杀。

其次是叙利亚的阿夫林。2018年，作为罗贾瓦一部分的阿夫林被土耳其军队占领。占领期间，平民（包括妇女儿童）遭受系统性暴力，伴随大规模驱逐与破坏。

占领期间，哈马斯代表团竟在土耳其军队控制阿夫林时前往当地，与土军公开庆祝，宣称此举是“中东典范”，应“推广复制”。对库尔德人而言，这一幕堪称毁灭性打击。

由此，库尔德政治斗争与阿拉伯及波斯民族主义阵营之间，以及部分自称反帝左翼的势力之间，长期存在深刻裂痕——后者往往未能承认库尔德人的抗争。

但必须指出，历史上库尔德运动始终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第一代库尔德革命组织——尤其在1980年代——曾与巴勒斯坦、黎巴嫩革命运动共同发动武装斗争，双方存在着有机的政治与军事联系。

但如今库尔德人的意识中涌现出疑问：为何其他种族灭绝事件获得承认，库尔德种族灭绝却无人正视？为何库尔德人遇害时无人问津？为何库尔德人的生命永远被视为次要？

这不仅关乎历史。当下正重演着同样的悲剧。在欧洲的示威活动中，库尔德人目睹了支持巴勒斯坦抗议者高举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刚从叙利亚归来的友人透露，萨达姆的形象正重现当地，被公开展示并颂扬。这对库尔德人而言难以忍受。那个曾对我们实施种族灭绝的人，如今竟以“抵抗”之名卷土重来。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点：当面临生存威胁时，一个民族可以寻求任何实质性的支持 —— 无论支持国性质如何 —— 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始终如一地提出。许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者，正是以“围困中求生”为由，为与地区强权的战术结盟辩护，而不是因为这些强权具有任何解放性或民主性。如果此逻辑在某些案例中被视为正当，为何应用于同样面临灭绝、无国籍状态与反复被遗弃的库尔德人时，却遭到如此断然的否定？

问题核心不在于盟友的纯洁性，而在于道德与政治标准的选择性应用 —— 这些标准是随地缘政治立场变幻而改变的，而非基于受压迫民族实际生存困境的调整。

当一位叙利亚朋友 —— 她属于德鲁兹少数族群，近期刚刚在新派系政府领导人朱拉尼的屠杀中遭受重创 —— 对我说出这句话时，我对此有了清晰认知。她哭着向我展示颈间的巴勒斯坦凯菲耶头巾：“我一生都反对以色列。”她继续说：”无论去哪里我都戴着巴勒斯坦凯菲耶。但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以色列在朱拉尼最近对叙利亚德鲁兹人的袭击中提供了支持，我的族人早就被屠杀殆尽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族人被屠杀，却不允许他们接受以色列的帮助呢？”我认为她说的没错。正如我们伊朗人无权告诉巴勒斯坦人：被屠杀可以接受，但拒绝伊朗或其他压迫性国家的援助就不可接受。

如今许多活动人士流亡海外，在伊朗境外究竟能采取哪些行动？哪些限制与责任正在塑造当今侨民组织的运作模式？

罗贾：随着伊朗极右翼势力对民主构成实质威胁，流亡中的其他进步派和左翼团体已准备好携手合作—— 这在过去并不常见。共同的敌人（巴列维王朝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推动各类统一战线和联盟的形成。

我们还致力于与从巴勒斯坦到东亚的各类团体组织保持长期联系，尤其关注中国、台湾和孟加拉国的新生代力量。我们正在建立俾路支斯坦、库尔德和伊朗团体之间的纽带。

我们首次在巴黎组织了大规模明确反君主制的示威活动，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这表明欧洲也存在进步的、左翼的、反战的反对力量。此后，其他城市的活动家纷纷联系我们，鼓励建立更广泛、更少教条的联盟，以组织抵抗君主制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同力量。

在海外侨民群体中，我们处于能同时在多条战线作战的有利位置。一条战线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另一条是对抗伊斯兰共和国，还有一条是对抗那些否认或贬低起义合法性的伊斯兰共和国阵营主义者及其支持。

国际主义的精髓正在于此：我关心巴勒斯坦，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更塑造着社会斗争的命运。纵有各种差异和矛盾，始终可以说：你的斗争就是我的斗争，我的斗争亦是你的斗争。今天，正是围绕这些命题，我们罗贾组织正在展开行动。

By Crimeth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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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提供的是一份实用的路线图，教你如何应对最常见的关系冲突模式，以及在情绪高涨时管理本能反应的有效工具。这本书能帮你建立你所渴望的、具有支持力的解放性的关系，并巩固你所珍视的团队社群和抵抗运动。

一份关于性事、爱恋、浪漫和友谊的自助指南。献给天下所有爱侣和战士们！

🧬 详情见：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人际安全&关系结构革命《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奋力地相爱！—— 情人节2026》

引言

这世间一切值得做的事，都是与他人共同完成的。 —— 玛丽安·卡巴，《就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获得自由》（We Do This ’Til We Free Us）

提升感知与被感知的能力—— 即“喜悦” —— 意味着更加贴近这个正在流血、燃烧和尖叫的世界 …… “自由”并非没有约束，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在关系中耕耘、转化欲望、并打破固有习性的新兴能力。 —— 卡拉·伯格曼和尼克·蒙哥马利《快乐的抵抗》（Joyful Militancy）

二十年来，我一直投身于社会运动，致力于终结刑事化和暴力，去构建一个所有人都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在跨性别解放、反战、以及废除监狱运动中，我曾担任律师、作家和组织者。参与这些抵抗运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之源，也是我获得诸多深厚友谊的基石。虽然当下的生存环境极其残酷，但我从研究抗争、参与抵抗运动，以及与那些为解放事业奉献终生的人们并肩作战的过程中，汲取到了丰富的灵感和力量。

然而，抗争运动本身也是激烈冲突的爆发地 —— 冲突固然存在于我们与权力阶层之间，但也同样频繁发生于运动内部。革命的能量营造了一种在政治和个人层面上都高度紧绷的氛围。由于运动中既涉及“我们该共同做什么”的路线之争，又掺杂了性格差异，这些冲突常常成为工作的阻碍。

组织者之间产生友谊乃至性关系，都并不奇怪。在激情燃烧的地方，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毫无疑问会带来强烈的归属感和亲密感。我们理所当然会和运动中那些性感、聪慧之人 —— 那些理解我们的思想并愿意为解放志业而战的人 —— 走到一起。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我深知性作为转化、表达和社群构建的场域有多么的重要。性关系和浪漫关系令人心潮澎湃，它们是自我发现、彼此支持和互相治愈的重要载体。事实上，许多人加入抵抗运动就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说，性和其他形式的联结与抗争工作总是如影随形的 —— 我们在运动中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关系，不言自明。

但这种炽热联结带来的兴奋感，并不能保证关系会一帆风顺。在运动中与他人日复一日地合作，我屡屡目睹并亲历组织者之间关系冲突的杀伤力。即使是那些毕生恪守原则的人，在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而且往往是下意识的。

为什么我们有勇气大胆挑战主流社会的规范和结构，却常常难以用体贴和慷慨来对待身边的伴侣？为什么一旦陷入不安、失望或嫉妒，我们就丢掉了原则？为什么我们在性与浪漫关系中总是表现出最糟糕的一面？又是为什么，我们会将浪漫关系置于友谊等其他关系之上？

我一次次地看到，在关系中将价值观转化为行动是多么的困难。我亲眼目睹了人们在对待伴侣时的行为如何导致团队瓦解、项目流产，甚至摧毁了我们的事业。我也曾深刻反思过自己的行为，运用了无数工具方法以寻求改变，并帮助我的指导对象和合作者转化他们身上这些具有破坏性的模式。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代价真的太高了：我相信，我们可以、也必须将最激进、最具有远见的解放理念融入到我们的性、爱、浪漫实践，以及生命中所有的“关系”中来。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彼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紧紧凝聚在一起，哪怕在情绪失控的时刻。

这本书并不提供速效药或“30天包治百病”的仙丹配方，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那种东西。本书致力于提供的是一份实用的路线图，教你如何应对最常见的关系冲突模式，以及在情绪高涨时管理本能反应的有效工具。这本书能帮你建立你所渴望的、具有支持力的解放性的关系，并巩固你所珍视的团体队伍和抵抗运动。

为了将原则更充分地融入关系之中，我们需要：

1. 理解那些定义了“理想关系”的文化信息和守旧观念。

2. 识别这些预设和文化“脚本”是如何影响我们自身的行为和反应的。

3. 采取实际步骤来平复那些本能的或“被操纵”的反应，使行为回归到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初衷。

在本书中，我将分享来自我个人生活以及我参与的运动中合作伙伴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关乎我们许多人都曾深陷其中的各种关系乱麻。我还将提供一些思考题和练习，帮你深入挖掘那些有害的文化叙事是如何影响你对关系的期待和沟通的。这些练习是摆脱文化奴役的第一步。

性爱小贴士 - “骄傲月”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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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共识现实：从同意的政治到革命的诱惑

我之前的著作看起来可能与这本书大相径庭。我的第一本书《常态生活》（Normal Life）探讨了弱势群体如何承受福利制度、移民政策、警务和医疗改革带来的冲击，并探索了抗争运动（尤其是跨性别解放运动）如何避免被收编或被挫败。第二本书《互助》（Mutual Aid）研究了我们如何通过互助组织有效协作，以应对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危机，而不是乞求政府或企业的施舍。对我而言，这第三本书是我的核心研究课题的延续，关于：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持久且有效的抵抗运动？阻碍运动的屏障是什么？我们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并且，本书为这个研究项目增加了一个极具人情味的维度 —— 一份关于性事、爱恋、浪漫和友谊的自助指南。

主流的情感自助类畅销书能带来的启发非常有限。虽然有些书对特定行为模式有不错的洞察，但它们几乎都保留了过时的、往往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性爱观念。而且很少有作品不以白人、异性恋、上流社会的生活为中心，这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那些身处抵抗运动中的人们来说。

大多数此类书籍是由治疗师基于个人经验或伴侣咨询案例撰写而成的，或者是某些自诩为万人迷或沟通高手的人写出的。而我是一名律师、教授和活动家，了解我的约会史的人都不会说我是什么情感高手。但我是一名长期的运动参与者和观察者，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改进我的各种关系。

关于如何对待彼此，我所读到过的最深刻的见解并非来自心理医生，而是来自奥德雷·洛德、贝尔·胡克斯、劳伦·贝兰特、小山惠美、希拉·哈桑、马里亚梅·卡巴等作者。这些人对“关系”问题的洞察力和智慧源于他们身处危机社群和正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这并非巧合。

谈到性、爱恋和友谊，最具破坏性的文化叙事 —— 即我在书中称之为“脚本”的东西 —— 当属“浪漫神话”。这种神话告诉人们，浪漫关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是每个人获得完整、满足、被爱、和安全感的“终极归属”。

美国和加拿大的调查显示，现在人们将“爱情”列为人生第一目标，甚至排在金钱成功和职业成就之上。而在20世纪30年代，爱仅排在第五位，排在可靠的品格、情绪成熟和讨喜的性格之后。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在浪漫伴侣那里满足所有的亲密和安全需求。在电影、广告和电视剧的影响下，浪漫的“爱”已经成了满足所有情感、性及陪伴需求的万灵丹。这种将浪漫爱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观念，促使人们在爱情来临时忽视友谊，并催生了在性与浪漫中的不安感、紧迫感和竞争意识。

浪漫神话告诉人们，浪漫是永恒的且排他的，被爱（或去爱）意味着“属于”（或“拥有”）某人。它宣称，如果你有不同的需求或欲望，那一定是你自己、你的爱、或你的伴侣出了问题，因为“真爱”应该是轻松的、自然的且永恒不变的。

当我把这些话说得如此直白时，想必很多人能看出这些信息是多么不切实际且具有伤害性。在这种神话的影响下，浪漫之爱往往遵循一个可预见的周期：从令人沉醉的狂热开始，随后进入充满失望和怨恨的冲突期。你可以看到这种“占有和拥有”的模式是如何导致伤害和控制行为的。简而言之，我们看着朋友们 —— 以及我们自己 —— 因为对浪漫关系的幻觉而做出糟糕的决定、毁掉生活、互相伤害。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仍被这种浪漫神话所困扰。当约会不顺时，我们会把它看作“个人”的失败。我们认定是自己的错，觉得自己选错了人，觉得只要下次选个“更好的”，就能打破循环。我们在社群里评判和指责前任，对他们冷嘲热讽；或是因为缺乏某种特定形式的浪漫关系而严苛地评判自己，无视生命中友谊和其他情感纽带的重要性。这正是“文化脚本”在扭曲我们的期望和行为的案例之一，正是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建立满意的、激励人心的且符合伦理的关系的能力。

如果你也有经历过以下情况，这本书就是为你写的：

• 总是在重复同一种分手模式。

• 沉迷于交友软件，但又因选择匮乏而感到疲惫、厌倦和挫败。

• 因友情或爱情的动荡导致朋友圈子四分五裂 —— 朋友们会因为新恋情而消失，或者在分手事件中站队，导致群体分裂。

• 在恋爱关系中感到孤立，渴望拥有更多的亲密朋友。

• 曾遭受某人的伤害，如今正督促所有其他人与那人绝交，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一片狼藉。

• 苦苦渴求完美的爱恋、理想的工作、或完美的身材，认为那能“解决一切问题”。

• 一直试图做到完美，当收到批评建议时会感到沮丧或本能地防御；或者因为太害怕负面评价而不敢尝试新事物。

• 无法停止照顾身边的每个人，不知道该如何拒绝他人，感到既委屈又疲惫。

• 不知道该如何接纳友谊、浪漫约会或其他关系，即便内心欢喜，却还是不断地把人往外推。

• 经常觉得“我讨厌人类”。抽象地相信同理心、联结和集体行动，但防御性地厌倦他人。

• 对活动家团体中不断出现的冲突感到疲惫不堪，尽管你也很想/仍然很想要参与集体变革，却对加入新的行动或团体的前景感到绝望。

不管你是不是“异议人士”或者活动家、不论你是否激进，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大多数人至少经历过上述问题的一种，很可能是多种。希望这本书能帮到你。

🧬 详情见：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I> 整体攻防训练营 - 人际安全&关系结构革命《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奋力地相爱！—— 情人节2026

新春愉快！保持爱，保持战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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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的身份执笔，来自当今时代三大强权帝国：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在这个正加速奔向生态灾难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星球上，我们致力于超越地缘政治断层和压迫性政治二元对立，携手并肩对抗压迫者。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起基于自治、正义与社会多元的新全球体系，

就必须瓦解现行民族国家体系、经济剥削制度、及父权体制。

世人只是在帝国间的战争中吃瓜，而我们所见之处皆是针对人民的各种战争。

因此，帝国的瓦解必须源于内部 —— 由人民通过自主组织行动来实现。

🧬 源：物料总站 - 反叛日历《在这个血腥屠戮的帝国世界中，捍卫革命！-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主义者在罗贾瓦斗争中发表声明》

2025双十一《超越“统独” - 刊发华语留言》

2020年年终礼《[打破 Matrix 的路：关于中国和美国》

2018年《在死神的肆虐中捡起被丢弃的故事 —— “我们的家园，我们自己的反抗》

2020年《中央政府的神话》

2021年《建立国际团结：全球斗争中的人际关系》

2024年《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支持某某独立吗？》

2025年《本质主义和身份政治问题 》

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以及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叙利亚军队正在包围罗贾瓦自治社区，试图强行将其并入叙利亚国家体系。罗贾瓦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虽签署和平条约同意整合，但最终结果尚待观察。

2024年底，土耳其支持的叛军攻入大马士革，推翻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其首领艾哈迈德·沙拉（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成为叙利亚总统。此后一年间，新政府为巩固统治，积极向包括特朗普政权在内的全球帝国势力示好。

2026年1月6日，叙利亚过渡政府协同圣战准军事部队联合对阿勒颇市库尔德人聚居区谢赫马苏德发动攻势。1月10日，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撤离，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也随之撤离该地区。

三天后，叙利亚政府全面进攻罗贾瓦地区。1月18日，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宣布与SDF达成停火协议，但交火随即重启。罗贾瓦面临全面灭绝战争的威胁，包括土耳其军队可能再度入侵。1月20日，SDF同意停火条款，规定该地区将归属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管辖，SDF将并入叙利亚军队。昨日该停火协议获得延期；但截至目前，罗贾瓦部分地区仍处于围困状态。

尽管国家主义者宣称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防止“混乱”与种族暴力，但叙利亚的现实恰恰相反：那些企图将国家权力集中起来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人，正以种族暴力作为手段实现这一目的。

本文刊载了美中俄三国无政府主义者 —— 这些曾为保卫罗贾瓦而战的战士 —— 对最新局势未来走向的声明。如果您想要了解冲突背景，可从这里处入手；如果想要了解罗贾瓦无政府主义者的最新动态，可在此处关注。

2012年，随着叙利亚革命爆发，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开始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数十年来一直在地下活动的库尔德组织抓住机遇填补权力真空，扩展自治体系以保卫人民。此后数年间，罗贾瓦革命发展成为由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雅兹迪人、土库曼人等族群组成的多民族力量。

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SDF内部这些社群的携手同心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和其他原教旨主义派别手中解放了大片土地，在库尔德自由运动及其被监禁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提出的民主联邦主义原则下带来了相对的安全、稳定和自治。

罗贾瓦的自治实践证明，中东地区存在超越专制王朝和残暴神权统治的另一种选择。然而，这场革命面临诸多敌人—— 最突出的便是新奥斯曼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殖民主义国家。为破坏库尔德人的自决权，土耳其政府长期资助叙利亚境内的原教旨主义团体，庇护基地组织分支“沙姆解放组织”（HTS），扶持叙利亚国民军作为傀儡部队，并为ISIS输送资金、人员和武器。

然而，土耳其并非唯一试图在叙利亚东北部建立霸权的地缘政治势力。

20世纪初法国曾殖民叙利亚；英国在将库尔德斯坦人民分割为四个国家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后自1990年代起，美国政府在邻国伊拉克发动了长达一代人的战争，严重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助长了基地组织等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崛起。

俄罗斯则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支持阿萨德政权；面对后来演变为叙利亚革命的民众起义，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该政权存续的主要保障。如今，普京正与华盛顿同行携手，与新叙利亚政权建立军事经济纽带，助其巩固权力基础。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存在广泛的商业联系，其政府的战略利益与土耳其政府及海湾国家构成的全球逊尼派地缘政治轴心高度重合——尤其在伊朗问题上。

从许多方面看，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原教旨主义运动，正是各大国势力给整个地区带来动荡的后果 - 产物。尽管这些帝国高喊“反恐战争”，却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战争、恐怖和巨大的苦难。

在美俄土以伊等强权争夺地区霸权的角力中，罗贾瓦的革命自治事业从未在任何帝国或民族国家的计划中拥有未来。

2018至2019年间，土耳其军队及其叙利亚代理武装“叙利亚国民军”占领阿夫林和塞尔卡尼耶地区，随即对当地库尔德原住民实施了驱逐。随着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迅速垮台，由沙姆/HTS主导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将逊尼派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旗帜强加于叙利亚全境。这支新组建的叙利亚军队以残暴手段推进，意图摧毁罗贾瓦革命最重要的成果—— 妇女解放以及各民族相对和平的共存和自治。数百段视频和照片记录了过渡政府士兵在2025至2026年推进过程中犯下的罪行。2026年1月，许多士兵拍摄了自己残害女战士的遗体、并割下她们辫子作为“战利品”的画面。

革命从ISIS手中解放的大部分土地如今又重新落入了神权法西斯势力的掌控：曼比季、塔布卡、拉卡、代尔祖尔、沙达迪。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曾与阿拉伯和库尔德战友并肩作战，参与了解放这些地区的战斗。许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成果被摧毁，令人痛心。

西方政府已默许大马士革对罗贾瓦发动灭绝战争的威胁。他们对目前的局势负有与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军同样的责任。诚然，西方军事联盟在打击ISIS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 2014年科巴尼保卫战和2017年拉卡解放战役中，西方的支援至关重要。也正因此，他们背叛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行为更具警示意义：他们将库尔德人当作炮灰，宁可眼睁睁看着罗贾瓦发生种族清洗，也不愿看到超越民族国家控制的多民族平等主义的实践。

当HTS进驻大马士革后，各国政府首脑争相与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握手致意。然而就在这些政府宣称期待与新叙利亚政府合作“打击ISIS”之际，ISIS的忠实追随者和同情者正身披旗帜混迹于叙利亚临时政府内部。

朱拉尼“保护少数族裔”的承诺已被揭穿是谎言。首先，朱拉尼的部队西进屠杀了阿拉维派；随后，他们南下屠杀德鲁兹人；接着，在土耳其、美国、法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默许下，他们东进，对库尔德人及所有敢于捍卫多民族多宗教社会共同事业的族群发动进攻。

为了阻止叙利亚政府捏造“库尔德人占领阿拉伯土地、对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谎言，叙利亚民主力量撤回库尔德人聚居区，成功阻截了政府军的攻势。通过顽强抵抗，他们挫败了政府军彻底消灭罗贾瓦的原始计划，迫使大马士革重返谈判桌。但当前的停火十分脆弱，将罗贾瓦纳入叙利亚国家的步骤也模糊不清，叙利亚政府究竟会兑现多少承诺只有鬼知道。

叙利亚军队至今都没有解除对科巴尼的围困。数十万流离失所者仍无法返回家园。

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谴责美国、俄罗斯及欧洲各国政府。这种背叛只是他们犯下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中的最新一起。

在敌军围困科巴尼，并将目光再度投向赫塞克、提勒泰米尔和卡米什洛之际，我们仍坚定捍卫革命。当前的停火能否维持，尚待时间检验。每当叙利亚民主力量拒绝大马士革强加的苛刻条件，叙利亚政府军便借机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并将罪责推诿给民主力量。然而，在叙利亚政府和社会中增加库尔德族及其他族群的象征性“代表”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要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宗派暴力和中央集权政治继续主导朱拉尼的政权，叙利亚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这场危机凸显了罗贾瓦运动的核心目标：捍卫当地民众，通过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并赋予人民自主组织社会的权利。尽管SDF和罗贾瓦自治政府被迫接受了不利条款的和平条约，所有这些价值依然坚如磐石。

针对该协议，罗贾瓦外部某些势力正将这场革命描绘成“失败” —— 而与此同时，我们中仍有很多人手持步枪坚守在罗贾瓦周边防御阵地，随时准备阻击敌军推进。

只要我们还能组织周边民众，为国际主义同志提供空间，推进集体教育和培训，推进建立一个多元共存、妇女享有自由的自治社会，我们就会持续践行这一切。与大马士革达成的协议或许会改变我们的行动方式，但绝不会阻挡我们。终结这里已然开启的事业绝非易事。

我们呼吁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无论叙利亚民主力量官方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谈判结果如何，我们都应继续坚定捍卫罗贾瓦革命及其组成社区。

维护异国他乡的人民权力与自治，始于你所在的本土阵地 ——尤其是在那些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谦卑地向罗贾瓦革命学习 —— 学习其组织形式、革命精神、参与者甘愿牺牲的觉悟，以及面对强大敌人的无畏勇气。我们深知，仅凭武器与血肉之躯，无法抗衡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机器。对抗此等敌人需要一场全球性的革命人民战争。

为提供即时实际支持，可向 Heyva Sor、Riseup4Rojava、Tekoşîna Anarşîst 等项目捐款，并通过社交媒体、新闻稿、分发杂志书籍及放映电影等方式，提升公众对罗贾瓦困境的认知。

作为长远组织策略，我们可将库尔德人的斗争与其他并行抗争阵线相联结。在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为推进特朗普窃贼政权而实施的种族主义暴力，正与朱拉尼的策略如出一辙—— 后者将政府及军事职位授予实施屠杀的圣战分子，企图强行将少数族裔社区纳入“统一叙利亚”。

除传播信息与叙事外，我们还需将民众的具体需求与共同解决之道相联结，构建起可以汇聚多元背景人群的互助网络。

最后，尽管选举政治永远无法成为根本变革的载体，但在某些地区，我们仍有可能借此施压政客，阻止其纵容罗贾瓦及其他地区发生的种族清洗。

我们以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的身份执笔，来自当今时代三大强权帝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正加速奔向生态灾难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星球上，我们致力于超越地缘政治断层和压迫性政治二元对立，携手并肩对抗压迫者。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起基于自治、正义与社会多元的新全球体系，就必须瓦解现行民族国家体系、经济剥削制度、及父权体制。

世人只是在帝国间的战争中吃瓜，而我们所见之处皆是针对人民的各种战争。因此，帝国的瓦解必须源于内部 —— 由人民通过自主组织行动来实现。

谨致革命的问候和敬意！

By Crimeth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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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部队最常用哪些武器对付抗议者？- 概览

警用武器常见伤害及基本处理方法：街头实战指南 S05E06

镇压应对措施

1、

近日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抗议活动现场再次惊现这种绿色的毒气。和去年底的波特兰一模一样。这种东西在2020年和2021年也大量使用过，传闻认为这是HC毒气。

但究竟是不是HC，暂无定论。

毫无疑问它有毒，它会造成剧烈的疼痛和灼烧感，疼痛和副作用在之后可能会比在当时更加严重。类似这种毒气都含有重金属和铅盐，已知“至少”会导致癌症和出生缺陷。

2、

任何对局面的“预测”都应该格外谨慎。

在激进行动中，您唯一无法做的事情就是预测局面。局面是瞬息万变的。抗议者既可以因此受益（机动性高）、也可能受损（如果反应不够敏捷或准备不充分的话）。

所以，很建议您多做几手准备。您应该对计划使用的装备非常熟悉和熟练，平日在安全的环境中多练习至关重要。尤其是，别让经验误事。

有经验的活动家经常会声称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这样 …… 因为他们（镇压者）不敢/不会/不可能 做到那样那样”。这可不一定。镇压部队有等级和纪律这没错，这会让他们的常规战术和调动模式相对可预测；但别忘了他们还有绩效，随着紧迫性上升，绩效将高于纪律。

以几个月前波特兰为例，镇压现场格外激烈。催泪瓦斯罐一枚接一枚地发射，弥漫整个街区；到处都是绿色和白色的烟雾。胡椒球被近距离射向抗议者 —— 众所周知这是“违规”的，但他们就是不守规矩，而你没有办法。联邦特工甚至直接扯掉人们的防护面罩，对着裸脸喷胡椒喷雾。

任何法律维权都是事后的东西，就算咱很幸运能得到事后的“依法赔偿”，咱也得先让自己活到事后才行。如果您选择的面罩太容易被撕掉、或者您觉得自己跑得不够快，那就要小心了 —— 提前想办法提前准备，不能仅仅假设镇压者“不敢/不会”。

3、

传闻普遍认为绿色毒气是HC。这个说法并无恶意，而且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始于2020年。当时联邦特工确实使用了HC毒气，在他们第一次使用HC时他们先部署了一个气罐，然后立即点燃了一枚绿色的烟雾弹，这个烟雾弹在气罐前方引爆。

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用绿色烟雾掩盖HC毒气，等烟雾散尽后，联邦特工取走了HC气罐，而将绿色烟雾弹留在了原地。他们故意让人们误以为绿色烟雾才是被使用的气体。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使用了HC。

毫无疑问最后大家还是知道了这一切。但也因此，人们开始将所有情况下观察到的绿色烟雾均视为HC毒气。这可不一定。

请注意：说它不一定是HC，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危险性！如上所述所有这些毒气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危害，现场的每个人都能证实，还有大量的后遗症接踵而来。

4、

那么，2020年那次是如何确定镇压者使用了HC毒气呢？是通过拍摄气罐燃烧的画面，再将其与之后几晚镇压中使用的气罐进行对比。

下面是一个HC燃烧的案例视频。

警用武器常见伤害及基本处理方法：街头实战指南 S05E06

以下这些照片来自去年6月的一个月内，ICE镇压抗议活动中使用的部分弹药样本。

期待近期在抗议活动现场的朋友提供更多一手的经验和资源。

反击, 保持自由：街头实战指南 S05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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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接下来我将要说的话也许对不少人来说格外刺耳。但我发誓，绝不/也从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个人或群体。

很多年来我最经常做的一个评价就是：“有”还是“没有”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影响”呢？这其中可能有着巨大的误解。

基本概念层面上，“影响”指的是：对一个主要事态、局面、趋势，具有作用力 —— 不论是阻止、促进、扭转、还是叠加（叠加是指创建一个齐头并进的竞争性趋势，它能给予“没得选”的人们以新的选择，类似预示性政治 🔙 一个例子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

产生影响的方法有千万种，但其中 唯·独·不·包·含通常情况下被称之为“影响力”的网络流量 —— 流量被视为“影响力”是本世纪最大的骗局，—— 一根胡萝卜诱使全世界老百姓自己逗自己玩从而将自己变成了取之不尽的“人矿”。事实上流量只意味着你帮大厂赚钱的能力、帮条子追捕的能力，也包括外显了自身的平庸指数（流行即平庸这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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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您值得了解一些数字开源情报收集和调查的方法：对抗性思考方式

换言，这不仅对局势/局面 - 对系统 - 没有任何“影响”，更有，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局势保持进程、帮助系统/体制保持稳固的 “耗材”。

同样道理，依靠广告费活着的媒体，不管他们自称有多“独立” 也同样没有“影响”（事实上只是市场媒体，没有被政党绑架而是被金钱利益绑架了，并不“独立”），不论其投资多少、看起来多“敢言”，都没有用，因为它是嫁接在局势之上的，它以·局·势·的·“如·常·进·程”·为·生，并·没·有·对局势产生任何作用力 —— 不论其声称反对还是支持，其本质都是“依附性支持”。

这是一个魔咒，它让你在生存的欲求与反叛立场的冲突间摇摇欲坠。

无数人曾经试图摆脱它。比如，众所周知的名言“我没有敌人”，其所有含义中就包括看清了这一魔咒后对它的拒绝和否定。但显然，仅仅否定并不足以摆脱它。

于是，有人开始尝试另一种办法，那就是驾驭它。

艾未未就是尝试驾驭这个魔咒的人之一。

是的，他也并没有“直接”对局势本身产生影响（对难民的支持没有能改变难民政策、对加沙的同情也没能阻止住导弹轰炸…），但他的确创建了一个间接的影响，他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影响“了一个庞大的”基数“ - 就如这几天里，他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新闻访谈”调动“这么多人连续讨论他长达数日，这些人放弃了其他所有更有意义的行动和思考，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大部分宝贵时间都放到了那套老生常谈上，慷慨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光阴，同时坦率地暴露出自己的心理弱点、逻辑错误和眼界狭窄 ……

关于为什么说“基数”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小”

这是如何实现的？毫无疑问：“影响”。

我并没有评价这是好还是坏，我说的是：他实现了这一“影响”。我甚至都没有说“这是一种操纵” —— 他确实没有操纵你，真正操纵你的是你自己对流量经济系统/热点逐臭的贪欲。

那么，从战术有效性角度上看，“驾驭魔咒”的方法有什么用吗？的确有。通过创造这个“热点”，他在最大程度上牵制住人群聚焦于一个议题、由此激发出冲突，从而从冲突中“涌现”出更深层的思考 - 从这里开始，便有可能产生真正冲击结构的“影响”。所以我刚描述它为间接战术。

不客气的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全世界无数网红，99.9%都是廉价的在商言商，本质上不过是脖子上插根草棍跪在那里卖自己。他们是耗材，很可怜，却没有“影响”。不论放到多“大”都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相反，真正有影响的都无法被放大（见下）。而驾驭魔咒者，则是一个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精准且成功的擦边球。

不，互联网并没有杀死反文化 -- 您只是在寡头服务上找不到它

但是，驾驭魔咒的方法有着极高的门槛，它不是能普及的 —— 它不仅要求基本面上足够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更要求对局势准确的把控能力、和超出大众的前瞻性，否则就**很难用对力气；**就像吹哨，吹哨不仅仅是“说出真相”，要想让它具备武器的能力，就必须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说、说多少、怎么说（何种形式、面向谁、&战略性的预期部署）。

尤其，更不幸的是，“驾驭”法的持续有效性正在下滑 —— 因为旧的结构正在崩塌，基层已经开始想办法尽快摆脱数字魔咒的绑架、重新形成以“人”为基础的连接 —— 尤其是年轻行动者，果断且坚决；于是很快，这一方法能“影响”到的“基数”大多只是嘴炮而已。

不过别急，这一方法还剩下最后一点有效性 - 且最后这点价值将持续存在那就是：

如你所见，最后仅剩的这一价值事实上弥足珍贵、无以伦比，然而，要实现它却极为困难，极为极为困难。然一旦实现，它就是一把金钥匙，足以穿透所有历史上失败的革命，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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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民往往被视为在原籍国缺乏根基从而被动吃瓜。

但你们仍有重要的选择权：是真正协助重塑解放政治呢，

还是重蹈”跪暴君”VS.”求殖民”的陈旧二元对立？

自 2025 年 12 月 28 日起，伊朗爆发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此次抗议由经济困境引发，并迅速演变为要求推翻政府的运动。

这是十年内发生的至少第五次此类运动，继承了此前劳工起义和女权反抗的火种。

然而，在这场起义中，基层运动正面临着如何抵抗君主主义者的挑战 —— 这些派系大多扎根海外，试图通过赢得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来夺取政权。

此时，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正处于动荡之中。以色列政府加强了对加沙和黎巴嫩的轰炸，并侵占了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土地；它正准备建立一处将约旦河西岸拦腰截断的定居点，旨在彻底断绝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与此同时，美国刚刚为了夺取石油而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夫妇，此举昭示其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企图对国内外人民实施全面控制。

2024年秋，尼泊尔及其他地区的抗议者证明，社会运动推翻政府依然可行。**伊朗如果成功革命，可能引发全球变革浪潮**。但是，如果革命被反动势力劫持，则可能使解放运动倒退一代人甚至更久！

事关重大。我们有责任了解并支持伊朗的基层运动 —— 不仅因为他们正身处绝境，更是为了确保一个服务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傀儡政权不会趁机上台。

本文呈现关于过去一周半起义的三种视角。

关于伊朗当前抗议浪潮的报告

本文由一位身处伊朗境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撰写，作者正积极记录并报道当前的局势。
出于严重的安全考虑，作者要求匿名。

近十年来，伊朗社会屡屡见证针对执政政治体制 —— 伊斯兰共和国 —— 的街头抗议浪潮。虽然引发这些抗议的直接导火索各异，但其根源皆在于深层且未解决的结构性危机 —— 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 这些危机持续塑造着伊朗的日常生活。

这些年来，国家对公众异议的主要应对方式始终是系统性镇压。抗议运动屡屡遭遇致命武力打击、大规模逮捕、监禁及普遍的恐吓。这种做法非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加剧了公众愤怒情绪的积聚，使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感日益蔓延。

镇压应对措施详述

充分利用大规模逮捕，以及被捕后怎么办：示威参与者指南S05E07

反渗透/线人&减轻背叛的损失 - 总章节：止损于未病

最近的抗议活动最初是由伊朗本国货币的剧烈贬值和生活条件的严重恶化所引发的。里亚尔的快速贬值，加上通货膨胀率飙升和普遍的贫困，已使大量民众陷入经济生存困境。这些状况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这场危机并非暂时性的、也不是改良能解决的，而是结构性的，与现行权力体系密不可分。

与以往事件不同，当前抗议活动体现出更广泛的集体意识。示威不再局限于特定城市或社会群体，而是同时蔓延至多个地区，涉及社会各阶层。经济诉求迅速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抗议者公开呼吁终结威权统治、推翻伊斯兰共和国。

更有，国家镇压力度显著加强。据报道，近日已有十余名抗议者丧生，数百人被捕，实际数字可能更高。维稳部队扩大了暴力手段、监控力度和任意拘留的范围，给抗议者及广大民众带来巨大压力。

进入威胁矩阵学习：镇压手段矩阵

S05街头实战指南-总章节：武器装备、组织协调 … 全干货for激进社区晋升培训

总体而言，伊朗当前局势远非自发性的暴动。它昭示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公众对治理机构信任的崩塌，以及社会与统治秩序对抗的关键阶段。这一时刻的发展轨迹，将取决于社会抵抗力量、国家镇压手段，以及民众在国家权力与精英反对派之外独立组织能力之间的博弈平衡。

内忧外患夹击下的起义：关于近期大规模暴动的报告

以下分析由罗贾(Roja)提供，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巴黎的独立左翼女权集体。罗贾诞生于 2022 年 9 月吉娜（玛莎）·阿米尼被杀以及随后的“女性、生命、自由”起义期间。
该集体由来自伊朗境内不同民族和政治区域（包括库尔德、哈扎拉、波斯等）的政治活动家组成。
罗贾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和中东的社会运动相连，
也参与巴黎当地的国际主义抗争，包括支持巴勒斯坦。
其名称“Roja”灵感来自多种语言的共鸣：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意为“光”和“天”；在马赞德兰语中意为“晨星”或“金星”。

与流亡组织对话：政治避难者如何在异国他乡继续奋斗

I. 2017年以来的第五次起义

自2025年12月28日起，伊朗再度陷入大规模抗议的沸腾浪潮。”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的口号在26个省份78座城市的至少222处街头回荡。

抗议活动不仅针对贫困、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和财产剥夺，更反对整个腐朽透顶的政治体制。

对大多数人而言 —— 尤其是工人阶级、女性、酷儿群体和非波斯族裔少数群体 —— 生活已变得难以维系。这不仅源于“十二日战争”后伊朗货币的自由落体式贬值，更因基本社会服务的崩溃：频繁停电、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空气污染、干旱、森林砍伐及水资源管理失当），以及大规模处决（2025年至少2063人被处决）——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民生困境。

社会再生产危机是当前抗议活动的焦点，而抗议的终极诉求在于夺回生命权。

这场起义是自2017年12月”面包起义”以来抗议浪潮的第五波。此后延续至2019年11月的血腥起义，民众因燃油价格上涨和社会不公而爆发愤怒。2021年的抗争被称为”饥渴者起义”，由阿拉伯少数民族发起并领导。此浪潮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起义中达到顶峰，将妇女解放斗争与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被压迫民族的反殖民斗争推向前台，开辟了新的前景。当前的起义再度聚焦社会再生产危机—— 这次是在更激进的战后背景下。抗议活动始于民生诉求，却以惊人速度转向针对权力结构与腐败统治寡头集团。

II. 一场腹背受敌的起义

伊朗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正面临内外双重威胁。就在美国袭击委内瑞拉的前一天，特朗普披着“支持抗议者”的虚伪外衣发出警告：“如果伊朗政府杀害和平抗议者，按照他们的惯例，美利坚合众国将前来营救。我们已经荷枪实弹，蓄势待发。”

这是帝国主义最陈旧的剧本——利用“拯救生命”的修辞来合法化战争，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利比亚。同一剧本一直在沿用：仅在 2025 年，美国就对 7 个国家发动了直接军事打击。

正在实施种族灭绝的以色列政府，在此前以“女性、生命、自由”的名义对伊朗发动为期十二天的袭击后，现在又在社交媒体上用波斯语写道：“抗议者们，我们与你们同在。”

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当地的附庸，君主主义者曾在“十二日战争”期间背负支持以色列的污点与耻辱，如今却试图向西方主子自诩为“唯一替代方案”。

当然，还有那些伪左派阵营主义分子 —— 自诩为”反帝”——他们给伊斯兰共和国的独裁政权披上“反帝”的标签，以此粉饰其本质。他们反复搬出陈词滥调的指控——”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起义无非是在帝国主义的棋盘上跳棋” —— 以此质疑当前抗议活动的正当性，因为他们只能通过地缘政治冲突的视角解读伊朗，仿佛每场反抗都不过是美以势力伪装的阴谋。如此行径既否定了伊朗民众的政治主体性，又赋予伊斯兰共和国话语与政治上的豁免权，任其屠杀镇压本国人民。

“憎恶帝国主义”却“畏惧革命”—— 借用阿米尔·帕尔维兹·普扬的经典表述 —— 他们的姿态实为一种“反动的反反动”。我们甚至被告诫，在国际场合“不得”用波斯语以外的任何语言报道伊朗近期的抗议、杀戮与镇压，唯恐给帝国主义者提供”借口”—— 仿佛除了波斯语使用者，该地区乃至全世界再无能够共享命运、共鸣经历、建立联结、形成斗争团结的“人”。

伊朗极右翼反对派内部反动君主主义思潮正不断扩张，帝国主义对伊朗人民的威胁 —— 包括外国干预的危险 —— 真实存在。但人民的怒火同样真实，它在四十年残酷镇压、剥削以及国家针对非波斯族群实施的”内部殖民主义”中淬炼而成。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这些矛盾的本质。今日我们所见的，是伊朗社会深渊中崛起的反抗力量：人们以生命为赌注挣扎求生，直面镇压机器的碾压。

我们无权以外部威胁为借口，否认伊朗数百万民众遭受的暴力 —— 更无权剥夺他们反抗的权利。

走上街头的人们早已厌倦了那些抽象、简单、居高临下的分析。他们身处矛盾漩涡中奋战：在制裁的阴影下生存，同时承受国内寡头集团的掠夺。他们既恐惧战争，也畏惧内部独裁。但恐惧并未令他们僵立原地。他们坚持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动创造者——至少自2017年12月以来，他们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改革，而是指向伊斯兰共和国的覆灭。

III. 抗议浪潮的蔓延

抗议活动由里亚尔汇率自由落体式下跌引发 —— 最初爆发于首都商户群体，尤其集中在手机和电脑市场 —— 但很快演变为一场广泛而多元的起义，将德黑兰商业经济体系中的工薪阶层、街头小贩、搬运工及服务业从业者纷纷卷入其中。随后抗议浪潮迅速从德黑兰街头蔓延至高校及各城市，尤其在中小城市形成高潮。

自始至终，抗议口号直指伊斯兰共和国体制本身。如今这场抗争主要由贫困阶层和被剥夺者推动：青年、失业者、冗余人口、临时工及学生群体。

有人轻视这些抗议活动，只因它们始于巴扎（德黑兰的商贸经济中心），这个地方常被视为政权的盟友和商业资本主义的象征。他们将抗议贴上”小资产阶级”或”与政权勾结”的标签。这种条件反射令人想起2018年法国”黄背心”运动初期的反应：由于这场抗争源于”传统”工人阶级和公认左翼网络之外，且标语充满矛盾，许多人急于断言其注定走向反动。

但起义的发端点并不决定其走向，起点也无法预设其轨迹。伊朗当前抗议活动本可由任何火花引燃，并非仅限于集市。同样地，始于集市的抗争也迅速蔓延至全国城市贫民聚居区。

IV. 起义的版图

如果说 2022 年“女性、生命、自由”的心脏在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边缘地区跳动，那么今天，中西部的小城市已成为动乱的中心节点。这些地区的洛尔（Lor）、巴赫蒂亚里（Bakhtiari）和拉克（Lak）少数民族的人民正在伊斯兰共和国的重重危机下遭受双重碾压：制裁压力与战争阴影、种族压迫与剥削、以及威胁其生存的生态破坏 —— 尤其在札格罗斯山脉沿线。就在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前一天，伊斯兰共和国在此处处决了洛尔族抗议者穆贾希德·科尔科尔（他曾在吉纳/玛莎·阿米尼起义期间参与抗争）；2022年抗议浪潮中，九岁儿童基安·皮尔法拉克遭到安全部队实弹射杀身亡。

然而，与吉纳起义不同—— 吉纳起义自始至终都沿着性别/性取向和种族断层线有意识地扩展，近期的抗议活动中阶级对立更为鲜明，且迄今为止其蔓延轨迹更遵循群众基础逻辑。

2025年12月28日至1月4日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镇压部队使用实弹和橡皮子弹枪致至少17人死亡—— 其中多数为洛尔族（广义上指洛雷斯坦省恰哈尔马哈勒与巴赫蒂亚里省的居民）及库尔德族（尤以伊拉姆省和克尔曼沙赫省为甚）。数百人遭逮捕（至少580人，含70余名未成年人）；数十人受伤。随着抗议升级，警方暴力不断升级：伊拉姆抗议进入第七天时，安全部队突袭伊玛目霍梅尼医院逮捕伤员；比尔詹德则发生袭击女学生宿舍事件。随着起义深入，死亡人数持续攀升，实际数字必然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

当然，这种暴力的分布并不均衡：在较小城市 —— 尤其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社区 —— 镇压手段更为严酷。伊拉姆省马莱克沙希和克尔曼沙赫省贾法拉巴德发生的血腥屠杀，正是这种压迫与镇压结构性差异的明证。

抗议进入第四天时，政府通过跨机构协调，以”寒冷天气”或”能源短缺”为由宣布23个省份全面停课。其真实意图在于切断抗争蔓延的传播链条 —— 集市、大学、街头。与此同时，高校加速推行线上教学，旨在切断各抗争空间间的横向联系。

V. “十二日战争”的影响

十二日战争后，伊朗统治集团为弥补其崩溃的权威，更公开地诉诸暴力。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和平民的袭击，进一步将政治和社会空间军事化维稳，尤其通过大规模驱逐阿富汗移民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政府以”国安”之名不断发声，但国家本身却已经成为不安全的核心制造者：通过史无前例的处决激增、系统性虐待囚犯加剧了生存不安全感，同时通过残酷削减民众生计加剧了经济不安全感。

十二日战争 —— 随后美国和欧盟加强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启动快速恢复机制 —— 加剧了对石油收入、银行业和金融领域的压力，阻断了外汇流入，加深了预算危机。

从2025年6月24日战争结束，到12月18日德黑兰集市爆发首次抗议的那一夜，里亚尔贬值约40%。这并非”自然”的市场波动。这是不断升级的制裁与伊斯兰共和国蓄意通过国家货币管理贬值，将危机影响自上而下转嫁给民众的双重结果。

制裁行为必须受到无条件谴责。但是在当今的伊朗，制裁同时充当了内部阶级权力的工具。外汇正日益集中于军警寡头集团手中，该集团通过规避制裁和不透明的石油经纪牟利。出口收入实质上被扣押，仅在特定时刻以操纵汇率注入正规经济。即便石油销售额上升，收益也流向准国家机构和”平行国家”（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而非进入民众日常生活。

为弥补收入下降和汇款受阻造成的赤字，国家采取的方法是取消补贴并实施紧缩政策。在此框架下，里亚尔的突然贬值成为财政工具：它强迫被扣押的货币按国家开出的条件重回流通，并迅速扩张政府手中的里亚尔资源（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最大的美金持有者）。其结果是从中低阶层的收入中直接“抽血”，将利差转移给极少数权贵。换言，制裁的代价是由底层和日益萎缩的中产阶级直接买单的。

阵营主义伪左派将危机归咎于美国制裁与美元霸权，抹去了伊斯兰共和国统治阶级作为剥夺和金融化积累的积极推手的角色。而右翼阵营主义者通常与西方帝国主义站在同一阵线，只责怪伊斯兰共和国，将制裁视为“无关紧要”。这两种立场相互映照 —— 且双方都怀有明确的利益诉求。

VI. 矛盾的交织

街头回荡着矛盾的口号，既有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呼声，也有怀念君主制的呐喊。

与此同时，学生们的标语既指向伊斯兰共和国的专制统治，也批判君主专制的暴政。

亲沙阿和亲巴列维的口号反映了现实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也通过右翼媒体的歪曲被放大制造，包括可耻地用君主主义口号替换抗议者的声音。媒体操纵的主要推手是伊朗国际电视台，该台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君主主义宣传的扩音器。据报道，其年度预算约为2.5亿美元，资金来源于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政府有关联的个人及机构。

和媒体说话时如何避免陷阱：街头实战指南 S05E13

过去十年间，伊朗的地理空间逐渐成为两种社会政治视野交锋的战场，其间存在着两种对抗伊斯兰共和国的组织模式。其一侧是沿着阶级、性别/性取向及族裔断层线形成的具体而深植的社会组织网络—— 最鲜明的例证当属2022年吉纳起义期间形成的交叉网络，其触角从埃温监狱延伸至海外侨民群体，促成女性、库尔德族及俾路支族等多元力量前所未有的团结，在反对独裁统治的同时展现出女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愿景。另一边则是披着"民族革命"外衣的民粹主义动员，企图通过卫星电视网络制造出同质化的原子化个体群体。这项由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计划，旨在组建一个主体，以便日后通过外国支持的干预，将"头颅"——即被推翻的沙阿之子——从外部植入并嫁接到这个主体上。过去十年间，君主主义者凭借庞大的媒体力量，将舆论推向极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加深了民族裂痕，瓦解了伊朗各族人民的政治想象力。

近年来这种思潮的兴起，并非民众政治意识"落后"的体现，而是由于缺乏广泛的左翼组织和媒体力量来构建替代性的反霸权话语体系 —— 这种缺失与薄弱部分源于压制与窒息，从而为反动民粹主义提供了滋生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对抗加剧，这两种视野与模式间的张力也日益尖锐；如今抗议口号的地域分布已经清晰映射出二者的鸿沟。由于”巴列维复辟”计划代表着基于波斯民族主义的父权制视野与极端右翼倾向，在基层工人运动和女性主义组织活跃的区域 —— 如大学以及库尔德、阿拉伯、俾路支、土库曼地区 —— 支持君主制的口号基本绝迹，甚至经常引发反感。

这种矛盾局面导致了对近期起义的种种误读。

VII. 前景展望

伊朗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伊斯兰共和国正面临建国以来最脆弱的境地 —— 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其所谓的”抵抗轴心”在国际上日渐式微；而国内方面，历经多年反复的叛乱与起义，国内局势同样岌岌可危。

新一轮抗争的走向虽未可知，但危机的规模与民众不满的深度注定随时可能引爆新一轮抗议浪潮。即便当前起义被镇压，抗争终将卷土重来。在此关头，任何军事或帝国主义干预都只会削弱自下而上的抗争力量，反而强化伊斯兰共和国实施镇压的手段。

过去十年间，伊朗社会自下而上重塑了集体政治行动。从俾路支斯坦和库尔德斯坦的吉纳起义，到当前抗议浪潮中洛雷斯坦和伊斯法罕等中小城市，政治能动性 —— 在缺乏官方代表的情况下 —— 已转移至街头、罢工委员会以及地方性非正式网络。尽管遭遇残酷镇压，这些社会能力与联结依然存续；它们重现并凝聚为政治力量的潜能始终存在。不过，积蓄的愤怒并非决定其延续与方向的唯一因素。能否构建独立的政治愿景与真实的替代方案，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一前景面临着双重威胁。

• 一方面，它可能被国外右翼势力所利用或边缘化 —— 这些势力将民众的苦难作为工具，为制裁、战争或军事干预寻找借口。

•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某些派系 —— 无论是军方镇压集团还是改良派势力 —— 正暗中运作，试图向西方兜售自己作为”更理性”、”更便宜”、”更乖”的选择：一个来自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替代方案，并非要打破现存统治秩序，而是要换个面孔重新配置它。（唐纳德·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策略如出一辙：驯服执政集团的某些派系而非推翻政府。）这实为危机管理的冷酷算计：压制社会怒火，重调与全球强权的紧张关系，并延续剥夺人民自决权的秩序。

这需要左翼、女权主义、反殖民、生态正义、及民主力量多方战略的积极参与，在抗议浪潮中建立广泛的阶级组织 —— 既要夺回生命，也要开辟社会再生产的替代性前景。与此同时，这种组织工作必须承接先前斗争的解放性视野，特别是”女性、生命、自由”运动 —— 其能量至今仍蕴含着颠覆性力量，足以同时瓦解伊斯兰共和国、君主主义者、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那些幻想通过受控过渡重返美以地区资本积累循环的前改良派的论述体系。

这对伊朗侨民群体亦是决定性时刻：他们既可助力重塑解放政治，亦可能重蹈”内部专制”与”外部干涉”的陈旧二元对立，从而延续政治僵局。在此背景下，侨民力量必须迈向组建真正的国际主义政治联盟 —— 该联盟需对内部专制与帝国主义统治划清界限。这种立场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与明确决裂伊斯兰共和国相结合，拒绝以对抗外部敌人为名合理化任何镇压行为。

叙利亚视角

以下文本节选自驻扎在叙利亚北部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发表的声明。

伊朗是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其影响力在阿萨德时代也波及叙利亚。走私及其他运输路线曾穿越叙利亚境内，为真主党提供补给。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伊朗被逐出叙利亚，在该地区基本丧失了昔日影响力。2025年6月以色列空袭造成的破坏，成为影响伊斯兰共和国局势的又一因素。

伊朗国内抗议活动持续爆发。2022年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的抗议运动享誉全球。此次抗议同样蔓延至全国，民众的不满源于经济因素 ——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贫困问题，最终演变为推翻政权的呼声。抗议者与警方在街头发生冲突，造成多人伤亡。

在2025年以色列与伊朗局势升级期间，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关于蓄意破坏伊朗稳定以实现政权更迭的表态。这堪称美国对待其利益区域内”不顺从”政权的标准操作：为更配合的政客扫清道路，正如他们在阿富汗所尝试的那样。在最近一轮以伊冲突升级期间，曾有传言称美国已物色并培养出一位暂定的”民主”统治者。尽管该消息未获证实，但考虑到美国在其他案例中的行事方式（例如近期绑架委内瑞拉总统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确有其事。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宣称若伊朗”残酷镇压和平示威者（正如其惯常所为）”便将援助抗议者的表态，其真实意图便昭然若揭。

伊朗库尔德斯坦（罗吉拉特）是该国动荡地区之一。数十年来当地争取自治的努力屡屡受挫，但游击斗争仍在伊朗境内持续。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已表态支持抗议者，并再次谴责现政权。

库尔德解放运动的斗争不仅限于叙利亚或土耳其。来自罗吉拉特地区的消息虽较少占据头条，但伊朗境内的解放斗争尤为艰难。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力量中备有女性武装分支，这在独裁政权实施”道德警察”管制民众、并惯常侵害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的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

By Crimeth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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