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们的晚宴 ——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政变
【2019年3月7日存档】大数据使政治消亡。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政变，其目的是旨在清空民主的实质内容，仅仅只留下一个触摸不到的虚伪躯壳。剩下的，只有礼仪性的制度和由于“选举”而神圣化的约会……
“在此之上，是高高耸立的、巨大无比的权力 …… 这就好像每天，权力让人们越来越少地使用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也变得越来越无用；权力把自由意志行动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它逐渐剥夺每个公民，一直到自己的使用也被剥夺” — — 法国著名政论思想家 Alexis de Tocqueville
如今所有人应该都还能记得，特朗普上台一开始便召集了所有硅谷巨头的会议，当时这一视频还被中国的社交媒体下载并流传。事实上它是有传统的。而且，并不简单。
2011年2月，白宫召集14为硅谷巨头参加奥巴马特地为他们举行的晚宴，他们无一缺席。当晚，奥巴马笑称，如果他能再次当选总统，就会任命当时的谷歌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Emerson Schmidt）出任商务部部长。美国媒体将这场聚会称之为“国王们的晚宴”。
当时政府部门还在 Flickr.Fr 上发布了两张照片 — — 这就是大数据权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由信息学家、同时也是预测分析专家 Rayid Ghani（当年仅24岁的埃森哲技术实验室带头人）指定了计划，在硅谷巨头的鼎力协助下，奥巴马在2012年再次赢得了大选。
其间，50多名信息学专家花了好几个月，在被称为“洞穴”的战场总部秘密大厅闭门不出。他们的工作是处理网络上收集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条数据，从中找出有可能支持奥巴马的选民。对于尚未决定投票给谁的公民，科学家们通过大数据把他们筛选出来并隔离，再用尽全部努力凭借最恰当的演讲对他们进行针对性游说，使他们转向支持奥巴马。
采用最优化的量身定制的门对门助选，显然得到了与众不同的效果。奥巴马的第一次当选也是在大数据公司的帮助下成功的。
这种“竞选”方法同样也启发了奥朗德的团队。在当时的法国大选期间，奥朗德效仿奥巴马的网络战场，建立了某种类似的“法式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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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政客们都是借助民意调查研究机构提供的分析，向大众或多或少地许诺符合民意的论据和主张。而现在，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政客们能够处理几十亿条数据并从中提取个人政治形象，这些形象由于政客们实施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而变得丰满。以前那种被调查者取样的工作不再存在了，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
现今，大数据使我们能窥视到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信仰，而作为交换，工具也能够影响最终的结果。就如奥巴马的选举，大数据对摇摆的选民进行的游说能够导致他们最终将选票投给谁。
谷歌能改变选举结果吗？如今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答案是肯定的。两名美国研究人员曾经做出过这样的实验，他们将2100名澳大利亚人分为三组，要求他们在虚假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总理选举中两名候选人之一的名字，以使网络首页显示有利的、不利的、或是中立的结果。最终，根据搜索引擎数据的导向性，投票者中37%改变了最初的投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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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媒体相比，搜索引擎具有无法比拟的影响力，正因为，如今所有人都在互联网上，网民对网上获得的信息量往往深信不疑，而同时对报纸上和电视上的内容信任度越来越低 — — 人们互相告诫着：“消息是真是假你搜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几乎没人能想到，你有可能搜不到切实的真相。因为算法被不透明的黑手控制着。由此，人们已经得出结论，搜索引擎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已经构成了对民主体系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要警惕谷歌 — — 当一家不透明的公司使用不同的算法可以左右全球人类的大脑和行为时，反乌托邦已经到来。
也许奥巴马是第一位加入政治市场体系的大国总统，这个体系建立在对数据详尽完整的分析基础之上，能够对数字企业影响下的“民主社会”的任何偏差采取措施。
2015年，希拉里在宣布参选时就聘请了谷歌的“国民创新和社会影响”部门负责人斯蒂芬妮·汉农（Stephanie Hannon）协助其构建“在社交网络和数字时代与选民的新型关系”。
在希拉里的授意下，Stephanie Hannon 组建了一支程序员和工程师的大部队，这支队伍负责研发应用，以此来动员选民，增加战斗积极性，筹集资金。效果尤其显著，仅仅3个月内希拉里就破纪录地筹集到了45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大数据公司不仅在说服选民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上游领域，大数据公司通过算法亲自参与了竞选过程。民主党那次竞选的花费可能高达26亿美元。
政治和大数据巨头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单向的。大数据公司同样期待他们“选举”出的获胜者在投资方面给它们带来切实的回报，成为真正听从他们的木偶。对于政治阶层的屈从，大数据公司早有手段。
关联：开源调查 Facebook 的政治旋转门《深层政治：Facebook金字塔的人形肌理》于是，当剑桥分析公司事件爆发后，扎克伯格在国会受到的不是质问而是礼遇时，不必感觉奇怪。
并且，大数据公司和情报部门的融合保证了对政治人物不断增强的监视。这就是美国人讽刺的 deep state。
国家安全局通过算法将那些政治人物的小秘密和小勾当悉数记录下来，这要比令人生畏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John Edgar Hoover 所做的要高效得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情报机构在和大数据公司合作后变得无比强大 — — 这就是 Snowden 揭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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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做政治决策的是情报机构而不是白宫《United States overseas operations: Role of CIA — Jacob G. Horn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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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眼联盟”的最新披露文件：科技产业巨头为什么能成为巨头？》“今天主宰智能行业的许多公司都是当年通过向情报界提供技术服务和产品而开始的（否则他们没有今天这般强大）”，“大多数情报工作不是由政府机构执行的，而是私人情报公司，而且大部分工作涉及情报工作的另一个共同方面：欺骗”……
推荐一本书，最彻底地揭示这个互联网究竟是什么《监视谷》
“帝国几乎放弃了对实际领土的诉求，但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基础设施，以互联网的形式维持他们权力”；我们要对来自可信来源的时效性信息采取行动，而不是等着技术去整合分析和验证每个事实。如果只是等待，一切都会变的太晚……再推荐一本书《新黑暗时代：技术与未来的终结（New Dark Age: Technology and the End of the Future）》
大数据公司知晓我们所有人的意愿、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期待，它们自以为能够甚至在我们开口之前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
从大数据诞生那天起，权力已经不再掌握在民选的政治家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副主席 Ruth Porat 拒绝了财政部副部长的职位，而选择就任谷歌公司的财政经理；也是为什么谷歌前CEO Eric Emerson Schmidt 拒绝接受奥巴马许诺的财政部长职位。
和中国的BAT一样，硅谷的赌注是对大数据的掌握和管理，它们摆脱了政治论战，专注于成绩，用算法替代法律法规。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一书的作者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曾经最先揭示了大数据获取权力和政治消亡的过程。这本书在这里下载：https://t.me/iyouport/6462
他说：“智能世界除了令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还将我们置于有趣的政治选择面前。既然大数据能够获取和分析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此多的行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超出规则之外的非经验论的研究方法呢？既然我们有了摄像头和反馈回路，为什么还要依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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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使政治消亡。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政变，其目的是旨在清空民主的实质内容，仅仅只留下一个触摸不到的虚伪躯壳。剩下的，只有礼仪性的制度和由于选举而神圣化的约会。
公民资格只是个古希腊遗留下来的、过时的术语；而在雅典，公民曾经是庄严的中心，在那时，履行公民义务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Giorgio Agamben 在《外交世界》一书中写道：“从此，公民权利被限制在司法领域，公民行驶投票权越来越像做民意调查”。更何况，人们已经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去政治化现象，它们只是和大数据公司做生意，而大数据公司希望“公民”这个概念消亡，留下来的，只是大数据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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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巴马振奋地宣布“我们拥有互联网”时，他表达的是一个全新的事实：国家权力正建立在大数据巨人的肩膀上。目前的中国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使用“高堡奇人”来形容这场帝国争霸战，当全球所有人使用的几乎所有硬件、软件和服务不是美国的就是中国的时，高堡奇人就形成了 — — 这里并没有侵占其他国家领土的战斗，而是，更重要的，它们在通过大数据控制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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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是全球化的重要部分。没有任何国境能够限制它，互联网经济的领导者期望政治阶层对其听之任之，这样他们就可以减少税收，自由自在地享受治外法权带来的好处。
2015年的第一季度，苹果公司的盈利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80亿美元，从未有哪家公司在三个月内就能实现如此丰厚的利润。和苹果公司主要利润一样，这些金额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的避税天堂进行申报的。如果在美国本土，大量的财富会由于纳税而蒸发。在纳税人的强烈要求之下，国会不得不传唤库克作证，尽管这就像一出虚假的闹剧。历史学家奥玛拉评价说：“美国见证了一场超现实主义听证会，这在美国企业历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的作者、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 Fred Turner 曾经指出，大数据公司们不希望严格的规章制度存在，因为它们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制定这些规则。它们拥有极度受市场驱使的权力，希望不受任何规章限制，能够买卖一切。这条路是畅通无阻的，由于无尽的贪欲，财富的积累飞速。反过来，他们再用金钱操控政治。
2015年7月，由于股票升值，谷歌的两位联合创始人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一天之内每人的资产就各自增值了40亿美元。Eric Schmidt 向世人许诺，高科技公司是“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一剂良方”，这位身家估算超过100亿美元的谷歌前执行主席宣称科技项目在改善非洲教育问题和糖尿病健康方面做出了贡献 ……
2018年3月， “福布斯” 报道称已经从72个国家和地区确定了 2,208 位亿万富翁。总的来说，这个群体价值 9.1万亿美元，自去年以来再次增加了18％的财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人均收入比例大幅下降，从而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又导致了全球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
很难理解为什么亿万富翁认为他们需要拥有如此巨额的资金并获得更多收益。毕竟，他们不可能吃喝更多了，就像他们肯定拥有他们可能使用的所有豪宅，游艇，钻石，毛皮和私人飞机一样，他们还想要什么？
当然，要的是政治权力。
亿万富翁将巨大的精力和资金用于控制政府。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富放在床垫下面。他们利用这些财富来维持他们的权力。所以你有科赫兄弟和少数亿万富翁投入的数亿美元参选。“ 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美国亿万富翁在选举政治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成为众多候选人的主要资助者。Sheldon Adelson 一个人就在联邦选举中投入了1.13亿美元。
因此，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对富人提高税收，但共和党主导的白宫、国会、最高法院和监管机构都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以支持富人为优先事项。
由于存在如此多的利害关系，亿万富翁甚至直接控制了世界三大强国。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总统职位的亿万富翁，加入了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据称已经积累了至少700亿美元的财富）和中国的习近平（估计净资产为15.1亿美元）。这三位寡头很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分享了一些政策立场，包括鼓励财富获取和挫败人权。
Frank Pasquale 曾经说，如果大数据公司在税收、竞争权、保护个人隐私方面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运行，那么会是非常完美的，而如今，由于他们与政府精英的关系如此亲密，硅谷、金融界、情报部门已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即 军事工业综合体 — — 这是一头庞大的怪兽。
这头怪兽憧憬着未来的绝对不平等和全民监视，并且伪装成非常友善的面孔，这个可怕的怪物庇护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它自己创造的时代英雄身上得到了体现。
就如 Shoshana Zuboff 所说，工业文明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蓬勃发展，而现在我们受到的威胁是，由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新的工具权力所塑造的信息文明将以牺牲人性为代价而茁壮成长，并将抹杀我们的人性。
只有反抗才能使人类创新回到游戏的中心，保护敏感直觉的智力和生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0和1构筑的世界里保持我们人性的部分。否则，我们将只剩下无可救药的、赤裸裸的、毫无隐私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