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很多政客和政治评论家就像江湖游医一样,唯一的本事就是给每种病/每种社会愤怒起个名字,这个是a主义、那个是b主义,他们懒得思考人们的愤怒是怎么来的,更不用说解决问题(治病)了。
当一大群维基百科上鼎鼎大名的政治学者都在使用同一个概念时,人们就会更加难以意识到这个概念是如何的混沌,甚至虚伪;这个概念的存在只是为了掩盖真正的问题根源。
对民粹主义的误解也在中国十分流行。希望这两篇文章能帮助您摆脱宣传中的误导。
文章的作者是康奈尔大学政治理论教授 Jason Frank。
人们用来框定自己对政治世界的理解的概念总是与他们所要描述的政治有关。这些概念使政治背景的某些方面变得清晰可见,同时,又完全掩盖或隐藏了其他方面。
例如,当美国宪法的倡导者宣称自己是 “联邦主义者”、而把他们的对手贴上 “反联邦主义者” 的标签时,他们不仅低估了自己对巩固国家权力的承诺,而且还把政治辩论的框架转向了适当的制度形式,而不是革命后商业精英和新获得权利的民众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
这是政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语言的本质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在危机时期变得尤为生动和紧迫,因为新出现的政治形式挑战着 “政治常态” 以及我们用来驾驭熟悉地形的概念。这些时期要求我们对我们所依赖的政治范畴进行更多的反思:它们揭示了什么,又掩盖了什么。
“民粹主义”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它是学者和记者们用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专制主义及其对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危险的常用术语。越来越多的会议、座谈会、书籍和专栏文章,致力于解释民粹主义在加速民主衰落中的作用,这是很难一一列举的。这些异曲同工的标题 — — 如史蒂文·列维茨基 (Steven Levitsky) 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的《民主国家如何死亡》(2018年)、亚沙·穆恩克(Yascha Mounk)的《人民与民主》(2018年)、威廉·加尔斯顿 (William Galston) 的《反多元主义: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威胁》(2018)……等等,都揭示了这一广泛被认同的论点。正如民粹主义论题最雄辩的倡导者之一 Jan-Werner Müller 在《什么是民粹主义?》(2000) 中写道:“今天对民主政体的危险并不是某种系统性否定民主理想的综合意识形态;危险是来自民粹主义 — — 一种民主的退化形式,它承诺要兑现民主的最高理想”。
对于 Müller 和其他著名的民粹主义论者(我们可以把大卫·弗鲁姆和卡斯·穆德也加入上述名单)来说,民粹主义使特朗普和查韦斯、欧尔班和莫拉莱斯、埃尔多安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等不同的领导人,以及西班牙的波德莫斯和美国的茶党、希腊的Syriza和德国AfD、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英国的国民阵线等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政党对民主构成的 “共同危险” 成为焦点。
但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么一个能够将如此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领导人、运动和政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
正如罗杰·科恩(Roger Cohen)在最近的一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没有多少联系。他敦促同行的评论员们放弃对这个词的使用,因为它 “已经变得草率到毫无意义的地步,只是对政治愤怒的多种表现形式的太过粗略的形容”。
然而,问题不只是粗略和模棱两可,也不只是大都市精英们的不屑一顾的懒惰,他们似乎无法拿出精力来寻找更精确的词汇 “去描述当前的政治现象”。
问题不仅仅是概念上的不精确,而是政治上的混淆。民粹主义的指控不仅混淆了人们对反建制领导人和运动所提出的具体主张的理解,而且,阻碍了人们对民主衰落的更为长期和持久的原因的思考。
对民粹主义的指控至少能让我们了解提出指控的人的情况,也能让我们了解其对手的情况,在当代政治背景下,民粹主义固有的模糊性在从曾经的霸权自由主义的困境中阐述时,具有明确的论战意义。对民粹主义的一概指责,警戒了 “政治常态” 的边界,也警戒了 “合法合理” 的政治言论的参数。
民粹主义论调的拥护者强调其专制的危险性,却悄悄地将民主衰落的更持久的结构性根源问题推下台面,如定义了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化导致的急剧增长的不平等,曾经的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和民主问责程序的不断被侵蚀,以及金钱在政治生活中不受约束的作用,进一步保证了这些恶性进程的不断强化。
这些更持久的导致民主衰落的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被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优雅地称为 “灾难性平衡 “的动态权力下放,可以说首先导致了这些专制运动的出现。而民粹主义一词方便地促进了这种对根源问题的回避。
罗杰·科恩并非孤例。大多数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都是从注意到这个词固有的模糊性开始的,这使得美国民粹主义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之一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在1967年的一篇会议论文中,将其命名为 “每个人都在谈论民粹主义 — — 但没有人能够定义它”。
虽然大多数人都同意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但围绕着民粹主义与其他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什么的问题,大家的共识出现了分歧。它是一种特殊的政党组织和选举动员形式?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和争议性政治的范例?它是一种政治修辞的风格,还是一种连贯的、尽管是 “中心薄弱” 的意识形态?
在所有的分歧中,最具影响力的民粹主义理论家 — — 已故的厄尼斯特·拉克劳 — — 将模糊性置于其中心,并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性等同于 “空洞能指” 的逻辑,这并不奇怪。
民粹主义固有的模糊性有助于解释在当代讨论中对该词的使用常常是模糊的或包罗万象的,但是,更多的反思性描述通常承认,民粹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灵活性,但并不是完全开放的。民粹主义是围绕着一套明确的规范性承诺组织起来的语话。最明显的是,民粹主义产生于对人民主权的承诺、对人民是公共权威的最终基础、对这种权威的政治诉求可以超越民主代表制的正式制度。
民粹论的倡导者强调民粹主张代表道德纯洁和团结的人民,反对腐败的、没有代表性的精英的统治权力。民众的意志可以在宪政国家的体制之外得到确认的观点,为民粹主义领袖要求独占民众权威的衣钵,对抗所有竞争的政治派别创造了条件。我们经常被告知,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只有部分人民才是真正的 “人民”,而代表他们行事的是民粹主义领袖。
这一基本主张导致了与民粹主义相关的非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对民主多元主义基本要素的拒绝。在执政时,民粹主义对绝对的民众权威的呼吁导致了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合法的政治反对派以及自由宪政的其他非正式和正式规范的拒绝。这些评论家常常认为,政治的个人化不是民粹主义的偶然,而是它的基本要素,因为只有通过民粹主义领袖的讨伐,人民的意志才能对腐败的统治精英进行报复,把权力还给人民自己。
在考虑这幅熟悉的民粹主义画像及其对民主的危险性时,值得记住的是,民粹主义这个词进入英语是为了描述19世纪的一场政治运动,它诞生于对美国第一个镀金时代的寡头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反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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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民粹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89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著名的 “黄金十字架” 演讲之前的20年,农民联盟就成为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平等主义核心。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数十万男女参加了这个纵横交错、明确无等级的合作组织网络,这些组织活跃在43个州和地区。美国的民粹主义远非凯撒主义的专制个人主义政治,正如劳伦斯·古德温所写的那样: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 一个合作运动,传授自我价值感给个人, 并为他们提供了自我教育的工具,关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运动给了他们希望 — — 一个共同的希望 — — 他们并不是被他人统治的巨大工业引擎的无个性受害者,相反,他们是可以进行具体的自决行为的人民。
这种民粹主义对新的民主形式的实验 — — 以及理解和集体解决人们生活的贫困状况的持续努力 — — 定义了美国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现实主义。在既有的治理体制之外产生民主力量、建立 “合作的联邦” 的斗争,催生了民粹主义的概念 — — 这个起源故事被我们当代对 “民粹主义和民主衰落” 的关注所抹杀。事实上,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Müller 有些尴尬地承认,“美国历史上明确自称 ‘民粹主义’ 的第一个政党其实并不是民粹主义”。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通过诉诸原始含义的权威来解决民粹主义的语义模糊性。相反,在从这段历史中找到方向的同时,我们应该研究民粹主义的指控在当代政治辩论中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它给民主带来的危险和它所掩盖的危险。
如果把重点放在民粹主义作为民主衰落的主要根源上,那么过去四十年来最深刻地破坏民主体制和民主公民意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就都会被掩盖。
更糟糕的是,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所有代表恢复集体权威和政治控制感而挑战这些发展的运动的标签,无论这些运动是来自种族主义和仇外的右翼还是激进的平等主义左翼。
不管特朗普、埃尔多安、欧尔班等人如何定义,专制主义试图集中和扩大国家的行政权力,并对 “人民的敌人” 使用这种权力,但绝不应等同于波德莫斯或农民联盟的激进民主制度实验。应更多地关注这些不同运动对 “人民” 的设想,以及他们如何提出以民主方式颁布的人民权力。
将民粹主义指定为最能概括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专制主义对民主政治构成的危险的术语,还有一个不幸的后果,即 表明对这些运动的广泛抵抗本身不应该是民粹主义的,不应该自称 “我们人民”,不应该参与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行使何种集体权力的对抗性政治。
这场政治运动不需要恢复和团结在民粹主义这个名词周围 — — 民主社会主义已经在享受阳光下的新一天 — — 但它应该公开承认,回到 “政治常态” 可能不足以面对民主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全部危险的基本认知上。民主的捍卫者不能放弃人民的权威,否则就会破坏他们声称要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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