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哪里？
【 2020年11月25日存档】尽管法拉利是粉红色的
【注：一周前我们发布了另一篇文章，讲述《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自 Eli Friedman：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也是《罢工中国》的合著者；而这篇文章是对此的一个辩论式回应，来自 Richard Smith。晚些时候我们将介绍他的书】
Eli Friedman 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这对于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基本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然而今天，“资本主义的指标比比皆是。这个国家的大都市布满了法拉利和古驰的门店，外国和国内企业的品牌商标堆满了天际线 …… 每一个主要的城市核心区都出现了许多高层豪华住宅 …… [而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除了上述表象之外，对 Friedman 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切证据是 “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了。这一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跨国供应链中显而易见，工厂对中国工人的剥削 …… 首先是以创造利润为导向，而不是以满足人类需求为导向”。
我想说的是，商品生产并没有在整个经济中普及。即使是劳动力也没有完全商品化，因为中国企业仍在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大学生被政府强迫在苹果富士康的工厂里以低于最低工资的方式工作，否则就会被剥夺毕业的权利；中国企业在新疆用奴隶式工人生产出口产品，全国有几十个强迫劳动营。
虽然在城市消费品和服务、零售业以及沿海外商投资经济特区（SEZs）中，市场规则最为明显，但是，在更大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中，国家所有权和规划仍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普遍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将所有生产要素 —— 土地、劳动力 —— 都被变成商品的制度。劳动力这个 “特殊” 商品被完全剥夺，以至于除了劳动能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
这个 “原始积累” 过程的另一面是，新的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阶级通过暴力和其他手段，确保对主要生产资料的垄断。这种权力和财产不平等的制度，只能通过警察和司法的国家权力做为后盾，才能得到保障。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具备资本主义的一些先决条件，但不是全部。劳动力大多是商品化的；国内也的确有一个资产阶级掌握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中国仍然没有私有财产。
毛泽东在1956年废除了私有财产，一直没有恢复。在中国，所有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大部分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党国手中，即共产党统治的阶级手中。
城市中产阶级可以购买自己的公寓，但他们并不拥有楼房下面的土地。他们甚至不真正拥有自己的公寓，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也确实会任意没收住宅楼，驱逐名义上的业主，将建筑推倒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并迫使前 “业主” 接受被规定的赔偿，否则就什么都得不到。
资本家可以建立工厂。但他们这样做是受到党国的驱使。他们的企业可以、有时也的确会被任意没收，没有追索权。那资本家呢？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那么资本家在哪里？
正如我们下面要指出的那样，许多人确实活了下来，但自2013年习近平的反资本主义镇压开始以来，许多著名的资本家被关进监狱，他们的资产被没收 —— 因为他们是资本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不是 “常规” 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的官僚制集体主义资本主义
正如我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流氓资本主义 —— 中国综合了所有这一切。中国的亿万富翁比美国还多；许多国有产业广泛为市场生产，大部分劳动力是自营职业者或在私营企业工作。
即便如此，它也还不是常规的资本主义经济，至少其主要部分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更好的说法是官僚制集体主义-资本主义混合型经济，其中官僚集体主义的国有部门占大多数。
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不像资本家那样私人拥有经济。国家拥有大部分经济，中共拥有这个国家 —— 集体主义。在中国，市场并没有组织大部分的生产，市场改革早已在中国停滞不前，这就是裴敏欣所说的 “转型陷阱”。
在 “市场改革开放” 的四十年里，中国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缺失制定年度增长的目标。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国有为主、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所言，“中国民营经济的规模，尤其是其本土成分相当小”，大多由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及农民组成。
50–30–20
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主持着一个工商业巨头，全世界的轻工业车间，最大的制造商，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万亿美元的GDP，众多的世界500强国企，以及世界最大的3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
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上世纪80年代，《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但到2017年，中国有115家公司上榜，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位列第二、第三、第四。这115家企业都是大企业，而且都是国有企业。
James McGregor 写道：“在2012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来自中国大陆的69家公司中，只有7家不是国有企业，[而这7家] 公司都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援助，而且大多数公司的股东中都有政府实体。”
在关键行业，国有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资产比例在74%至100%之间。中国的主要银行100%为国有银行（有数百家外商投资的私人投资银行，但它们的地点受到限制）。
政府还拥有从奥迪到施乐等跨国公司的数千家合资出口导向型产业的51%或更多，这些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动力。政府还收购了大量外国公司，包括沃尔沃、先正达、史密斯菲尔德农场、倍耐力轮胎和库卡机器人，这些公司或多或少都是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公司来经营的，此外，政府还拥有许多西方公司的股份，包括德国戴姆勒（奔驰）10%的股份。
在实行市场改革42年后，政府仍然拥有并控制着经济的制高点：银行、大型采矿业和制造业、重工业、冶金、航运、能源发电、石油和石化、重型建筑和设备、原子能、航空航天、电信和互联网、汽车（有些是与外国公司合作）、飞机制造（与波音和空客合作）、航空公司、铁路、制药、生物技术、军事生产等等。长期以来，外国投资者一直抱怨说，他们被冻结在战略部门之外，被迫接受中国国有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而不是在少数几个向他们开放的部门建立独资业务。
2018年，特斯拉获准在中国建立第一家外资汽车厂。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有一个广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有部门并存。事实上，今天私营企业的工人数量几乎是国营企业的两倍。
中国的国内资本主义部门主要由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和自营职业者组成，其中绝大多数企业是小煤矿、地方建筑公司、小钢铁厂、纺织服装公司、制鞋长、零售店、超市、餐馆、自营卡车司机、送货员、出租车司机、家庭企业和农民等。
私营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还包括像百度（谷歌离开后主导中国市场的互联网搜索巨头）、腾讯（即时通讯巨头）、马云的阿里巴巴（电商巨头）、电信巨头华为、大连万达集团和SOHO中国等房地产开发商、娃哈哈公司等食品加工企业、安邦等保险公司。
2000年代，一大群亿万富翁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安邦保险集团，曾经是一家沉睡的小汽车保险公司，2004年由一个入赘邓小平家族的本地人创立，安邦保险集团突然在2014年上市，资产高达2950亿美元，然后将资金转移到海外，买下了包括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在内的外国房产。
在当今中国所有权非常不透明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知道哪些公司是真正或完全私有的。一个有用的经验法则是，公司规模越大，国家越有可能拥有重大权益。
美国政府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拥有的（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城市、乡镇和村镇工业一起，占据了中国目前非农GDP的一半。与中国政府合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经济特区，约占非农GDP的三成。中国本土私营部门占其余部分，约20%。
无论哪种方式，国家至少拥有工业经济的一半，并控制其余部分。农业名义上是私有的，但农民一无所有，不是他们的农场，不是他们的房屋，数以千万计的土地被没收，有或没有补偿。
“杀猪名单”
近期马云被约谈的故事很可能并非源于他说的那几句话。
共产党对国内的资本家保持着控制。成功的企业家很快就发现自己需要一个国家 “伙伴”，否则政府会建立自己的竞争者将他们赶出去，或者他们会发现自己遭受强制收购。
更糟糕的是，那些出现在福布斯世界最富有者名单或胡润富豪榜上的人，都有可能引起政府不必要的关注；他们可能会被逮捕或以 “惊人的速度” 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2015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至少有34家中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国家逮捕，其中包括同一年收购了 Club Med 的复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中国人称这些为 “杀猪”，即 “杀猪名单”。自2013年习近平用反腐运动集结权力以来，大亨们纷纷倒下。2015–16年，中国富人向海外输送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资金，主要是通过投资海航、复星、大连万达、安邦等私人公司，他们买下了酒店（希尔顿、喜达屋等）、AMC娱乐公司、传奇娱乐公司、太阳马戏、足球队和世界各地的房产 —— 主要是为了洗净他们的赃物，并将其停放在一个法律会保护他们资产的国家。
习近平急于遏制 “热钱” 外流，担心政府因国家对私营公司的贷款而蒙受损失，并决心防止一个过于强大的富豪资本家阶层的崛起，而向他们发起了挑战。他追捕所谓的 “灰犀牛”，这些公司的高杠杆率和 “非理性” 的外国投资威胁到了金融稳定。首席执行官们被控犯有经济罪，被关起来，他们的资产和公司被没收。
2017年6月，他拿下了安邦的CEO吴小晖，此人娶了邓小平的孙女。吴小晖被判了18年徒刑。他的公司被收归国有，国家正在卸载他的财产。7月，曾发誓要 “打败迪斯尼” 的吹牛皮的地产商、娱乐大亨、浑然一体的中国首富王健林（大连万达）被勒令出售其主题公园和酒店，以偿还国有银行。中国最大的建筑商/开发商 —— 中国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虽然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但在2017年，他的公司被迫接受国有企业接管。
2018年3月，海航CEO陈峰，此人曾在六大洲积累战利品资产，拿下德意志银行10%的股份、希尔顿酒店25%的股份、曼哈顿数百亿的豪宅和大楼、瑞士公司等，被命令出售 “不属于北京政策议程” 的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就在最近有报道称，肖建华的几十亿金融帝国已经被国家查封，正在被拆除。肖曾经是包括习近平自己家族的统治精英们信赖的金融家，曾于2017年被一家香港豪华酒店绑架，此后销声匿迹。
正如他们在中国所说的那样，“国进民退”。
当然，许多私人亿万富翁继续兴旺发达，包括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共产党员，早在他发财之前）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马化腾，他们的公司积极促成了党的产业政策目标 —— 如促进消费主义和收集客户情报等，但习近平却斩断了中国有志向的民族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公司国有化，挫伤了私人部门的士气，这就是他的预期目的。
习近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新毛泽东主义者。他对资本家充满敌意，他不希望政府资本，甚至是私人资本，浪费在小事上，或者被漏出国门。他希望资本集中在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上。此外，在他推动的中国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那些满身金光闪闪的亿万富翁是他的新毛主义社会平均的尴尬。
邓小平：恢复资本主义还是利用资本主义拯救共产主义？
在毛派对中国的解释中，毛泽东试图建设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则 “恢复资本主义”。这个神话与历史不符。
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实行市场改革，并对西方投资开放。 但从一开始他就很清楚，改革并不意味着反革命。不会有私有化，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复辟。在20世纪80–90年代，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导致了共产党中央的崩溃感到震惊和恐惧，他们决心避免这种错误。
因此，1985年，他向忧心忡忡的同志们保证：
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 “现代化” 前面有一个修饰词 “社会主义”，使之成为 “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有两大要求。第一，它的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 …… 我国公有制经济占90%以上。同时，我们允许小部分个体经济发展，我们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甚至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这些都将作为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也不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同样是在1992年1月至2月，就在12月苏共垮台后的几周，邓小平对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进行了著名的 “南巡”，以加强支持改开的力量，对抗准备关闭经济特区的保守派。他坚持认为，虽然市场改革和开放是拯救共产党的唯一途径，但他不是戈尔巴乔夫：
经济特区不姓 “资”，姓 “社”。在深圳，公有制仍然是经济的主体，外资占四分之一。. . . 我们仍然占有优势，因为我们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有些人认为，外资增加就会发展资本主义，外资企业增加就会增加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些人缺乏常识。. . . “外资企业受我国政治、经济总条件的制约，因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成有益的补充。归根结底，它们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毛泽东的总策划陈云把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利用比作 “笼中之鸟”。笼子不能太小，以免鸟儿窒息，但必须把鸟儿控制住，否则它就会飞走 —— 资本主义会失控。所以，至今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没有完全成为 “资本主义的东西” ，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把国有资产全盘私有化给寡头。
作为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负责人和美国安可顾问有限公司驻华董事长的 James McGregor 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多年，他这样描述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国家控制的普遍性以及资本家和市场的边缘角色：
“国有企业垄断或主导了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党的领导人部署国有企业建设和支撑经济，支撑党的垄断性政治控制。私营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润滑剂，只要支持党，人民就有致富的机会。”
《红色资本主义》的作者，资深投资银行家和中国首次公开募股的参与者 Carl Walter 和 Fraser Howie 在2011年写道：
国家作为监管者、政策制定者、投资者、母公司、上市公司、券商、银行、银行家，参与到市场的每一个阶段。总之，国家充当了中国各大国企的总参谋角色。
不仅如此。正如投资银行家 Joe Zhang 所解释的那样，国家的影响力遍及整个经济领域，涵盖了各种普通的消费品行业：
“它们不仅垄断了（或几乎垄断了）许多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的部门和行业 …… 而且还在制造业、金属、食品和饮料、燃气和水务设施、零售业务、酒店和房地产等平凡而又竞争激烈的部门保持大规模的经营。”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统治阶级，决心 “赶超美国”，中国的领导人将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中的一部分用于改造、现代化、升级和大幅扩张他们的国有产业，将它们变成 “国家冠军”。如今，在中国的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国企占所有公司的63%，占所有收入的83%，占总资产的90%。
然而，中国的国有 “公司” 本身并不像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淡马锡和类似的主权财富基金那样是利润最大化者。他们很乐意在能赚钱的时候赚钱。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
许多人几十年来实际上已经破产了，但政府不会让它的 “僵尸” 倒闭，所以将他们的贷款永久展期。改开四十年来，没有一家重要的国企被允许破产。它们的存在和目的是由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决定的。
最后，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中，市场也没有取代计划。早在1990年代，西方市场狂热的中国专家就曾预测中国 “正在脱离计划经济”。但这从未发生。虽然领导人暗示有一天他们会 “让市场配置资源”，但他们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他们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要想超越美国，他们需要打造那些国有的 “冠军”；所以他们需要把资源引导到发展关键产业、规划整体经济方面。因此，正如2015年11月美国国会经济与安全年度评论报告所说：
“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仍然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标志。五年计划(FYP)继续指导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它概述了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并向中央和地方官员及行业发出了未来政府支持什么领域的信号。在五年计划之后，国家、部级、省级和县级的子计划层出不穷，试图将这些优先事项转化为特定地区或行业的目标、政策战略和评估机制。”
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确定了国家优先事项，并概述了如何通过分为三类的数千个子计划来实现这些优先事项。“综合计划”、“专项计划” 和 “宏观区域计划”。区域计划包括以中国西部工业化为重点的庞大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强调科技创新的珠江三角洲计划等等。上百个专项计划包括医药、食品加工、化工、水泥、纺织等个别行业的五年计划。更广泛的专题计划支持科技、节能、铁路、公路、电力、减灾等。
在2013年《现代中国》的一篇重要文章中，Sebastian Heilmann 和 Oliver Melton 驳斥了 “计划经济的衰落” 的论点：
“与这种普遍的[观点]相反. 计划经济的衰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从1993年开始，发展规划在功能、内容、过程和方法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为市场力量和决策权的下放提供了空间，同时保留了国家官僚机构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并保证了党在放弃了许多原有权力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政治控制力。
如今，中国的中央计划员们并没有发布成千上万的详细生产目标，而是只写支票为他们的项目提供资金。
然而，即使规划已经现代化和货币化，计划仍然列出了几十项强制性和指示性的目标。例如，“十二五” 规划（2011–2015年）的目标是：经济增长7.5%，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燃料使用量增加3.1%，单位GDP能耗下降16%，单位GDP用水量下降30%，森林覆盖率增加1.3% —— 甚至 “每万人专利拥有量” 增加1.6%。
该计划还规定了许多量化指标：高速铁路网应达到4.5万公里，高速公路系统将发展到8.3万公里，政府将在计划的5年内创造4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 等等。该计划还下令建设新的港口、几十个新机场等。
总之，虽然中国有相当多的资本主义，主要集中在或多或少的完全资本主义合资经济特区出口地区，但不能把中国正确理解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它是一个 “新阶级” 社会，是一个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占主导地位的官僚制集体主义-资本主义混合经济，资本主义被禁锢为 “笼中鸟”。
前述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谈到他的分析的政治含义，Friedman 问道，中国只是另一个 “与美国竞争全球帝国霸权的资本主义大国吗？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中国国家及其对美国主导的秩序的反对体现了一种解放性的政治[？]”
我的回答是，几十年来，中共的政治仍没有任何 “解放性”。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成立以来绝大多数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政党。1926年工人革命被国民党粉碎后，该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党派手中。
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构建了一个 “替代无产阶级”，即 从异质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中抽调出来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党-军-官僚机构。他拒绝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而采用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拒绝工人民主，而使用党的专政；拒绝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采用民族主义和汉族沙文主义；拒绝工人起义，而用 “人民战争” 和军事征服的策略。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 “新型” 斯大林主义党代理革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把中国从外国占领、军阀主义、地主主义、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把妇女从儒家宗法制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中国革命的 “解放” 之处。但是，新型的革命随后又安插了一个新型的斯大林主义的党-军-官僚统治阶级，一个民族主义的、汉族沙文主义的、专制主义的警察国家独裁政权，七十年来一直在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以追求他们的领导人恢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和主要的超级大国的 “应有” 地位的虚荣工程。
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国家，在更先进、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里，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们和苏联同志一样，明白必须 “赶超美国” —— 建设相对自给自足的高科技超级大国，以抵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苏联人在与美国的经济和军备竞赛中的失败，注定了苏共的失败。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特别是习近平，一直在决心避免这一错误。
今天，中共正在执行一项自杀性任务，即 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以超越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即使这种超速增长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最终引发气候崩溃和生态自杀。
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共同的使命中被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直到从悬崖上跌落到生态崩溃。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支持各地的民主斗争，在这些制度摧毁我们之前将其打倒，并以基于公有制和民主治理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它们。就像我们反对特朗普及其法西斯主义一样，我们也必须 “与香港站在一起”，与新疆站在一起反对中共，因为如果不成功，我们就会面临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