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危机究竟是否能够结束？：威权主义的权衡
【 2020年9月11日存档】我们曾经做出过同样的错误抉择，在同样的威权主义诱骗之下，恶果至今顶在我们头上。我们从中学到什么教训了吗？…… 还是，准备再错一次？
1918年的流感危机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疫情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 由病毒爆发引起的两次全球性大流行病，之间相距大约100年。
但是许多人还牢记着最近的危机：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和反恐国家的建立。
就像用 “后 9/11” 用来标记世界何时变成了另一个（更糟糕的）地方那样，人们现在也将 “后2020” 或 “后Covid” 作为对病毒危机的简短描述，这场危机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反响。
不要错过《口罩的政治》
2001年底的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了，在某些地方被所谓的团结时刻的怀旧之情或自那时以来发生的许多历史而扭曲。
在 “9–11 “事件后的恐慌高峰期，人们害怕离开自己的房子。大规模的集会会令人感觉非常危险。每次去商场或体育场的时候，都会有恐惧感。简单说任何一种聚集都被认为是危险的 —— 万一再发生一次袭击怎么办？
然后，炭疽病的威胁就来了。一些人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掩体，以保护自己免受生物战的威胁，储备物资，并将自己的家与外界隔绝，除了从电视上不断传来的恐惧和煽动性的宣传，或者，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在互联网论坛上，人们在那里分享生存技巧和一些 “真相”。
许多政治家和公民都希望看到当局对袭击事件采取戏剧性的行动以回应。一个<不寻常>的事件要求采取<更不寻常>的应对措施。
一个星期后，美国国会以近乎全票通过了“授权使用军事力量” 决议，授权行政部门全权负责发动全球反恐战争。
由此引发的战争至今仍在肆虐。
然后，再一个月后，又以近乎完全一致的方式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爱国者法案》，使政府有能力对任何人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无证搜查。
现在，关于如何应对 Covid-19 危机的 **类似** 想法正在出现。
然而，当年的批评家已经变成了新的支持者，他们转而支持对全民的侵入性监视方法，他们认为 “特殊时期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各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建立这些监视能力。
如今人们所熟悉的与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间谍机构的间谍活动紧密联系的监视和数据收集技术，其根源在于历史上管理社会秩序的更为平凡的形式。例如，可以将历史追溯到人口普查等人口记录的创建或文件柜等信息技术的发明。
正如 James C. Scott 在他的的经典著作《Seeing Like a State》中所描述的那样，设计一种使社会清晰易懂的方法以便通过合理的计划更好地管理和标准化社会，已成为现代政府的主要指示。现在，[病毒让]它们具有不可抗拒的理由 —— 迫切的需要 —— 进一步部署和扩展。
Martin French 和 Torin Monahan 在《监视与社会》杂志的一篇社论中指出，即使是对监视行为持批评立场的人也在这次大流行病之后重新考虑了他们的立场，⚠️ 他们说：“中国政府似乎能够通过使用一些同样的以监视为基础的控制和遏制技术来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一事实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赞扬，这些国家以前可能会谴责这些策略是对人权的侵犯 ……
因此，长期从事隐私活动的活动家 Maciej Cegłowski 说了一句话：“我们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监控计划。” 他的理由很实际：“现在，房子着火了。我们需要把水倒在上面”。毕竟，“那些可怕的监控基础设施” 已经存在，而且 “运转良好”，为什么不利用它来实际拯救人类呢？
这不是美国或中国的独特想法，而是全球 …… 都是如此。长篇报告《#COVID-19(84)冠状病毒如何让整个地球变成了反乌托邦地狱 》
然而，这三个字 —— good working order —— 每一个字都包含了太多的含义。
这三个字一起提出的问题是：接受这种监视基础设施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不用说支持使用这种基础设施了，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是如此。
但基本的功利主义计算似乎要求人们将任何更广泛的背景或关注的问题抽象化为不相关的东西；所有的历史都在过去，所有的后果都只在因果链的几个环节上延伸。
一些直接和明确的监视形式已经实施，以执行社会疏离协议。无人机在 Messina, Madrid, 和 Manhattan等城市的街道上空盘旋，通过扬声器发出命令，同时监视不服从禁闭指令的任何人。
在悉尼和北京的国际旅客被送进空荡荡的酒店，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而在香港和台湾的旅客则被要求戴上GPS手环或通过 WhatsApp 记录自己的位置，以确保自己待在家里。
在印度的卡纳塔克邦，被检疫者同样必须每隔半小时就必须在手机APP上上传一张带有地理标记的自拍。如果错过一次打卡，警察就会立即来敲门。
而在新西兰，即使你只是自我隔离，警察只要怀疑有人聚集，就有权力直接闯进你家里，而不需要任何搜查令。
……
现在针对 Covid-19 的其他监视技术也在利用数据和分析。3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称，许多国家都在 “部署数字监控工具，作为实施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甚至将间谍机构的技术直接转向针对本国平民。”
在IBM、微软、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的帮助下，这类间谍工具包括所谓的 “联系人追踪”，或使用关于人们的位置和互动的追踪数据，这些数据是由CCTV监视摄像机录像、电话数据、信用卡购物、社交媒体帖子等多个监视网络数据源拼凑而成的。韩国和新加坡已经走在了这一技术的全球前列，为其他国家政府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提供了启发*。
这些监视工具本身并不新鲜，只是它们的应用方式不同。
所谓的联系人追踪其实就是长期以来数据分析供应商和国防承包商 Palantir 的 “社交网络分析” 技术。
Palantir 最初是为寻找恐怖分子和预测袭击事件而创建的，现在它的监视方法正被转到针对普通公民的身上；正在被用于编制个人档案，绘制社会关系图谱，揭示行为模式。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英国国家卫生局等组织都已经与 Palantir 合作，分析公共卫生数据并建立病毒传播模型。
同时，Palantir 公司正在帮助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 “准备就绪系统”。该公司提供了一份 “应对 Covid-19” 的方式清单，其中包括协助一家 “大型英澳矿业公司” 进行供应链管理，以及绘制 “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员工的位置图”。
Palantir 公司一直对其合作对象严格保密，所以我们只能假设这只是他们的技术在 Covid-19 的应对措施中应用得有多广泛的小小一瞥。
现在，这场大流行病很可能已经为 Palantir 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为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争论其工具的更广泛的应用，声称打击犯罪和传染病。
那些从事销售所谓的 “智能” 解决方案以解决世界问题的企业，在混淆多种事物之间的差异方面有其明确的既得利益。他们提供的是他们声称的通用解决方案 —— 一种似乎能够处理任何数据并优化所需结果的方法，无论其来源或内容如何，因此任何问题都可以被重新设计以适应。
只需调整参数，将不同的数据塞进分析引擎中，就会出现 “可操作的情报”。
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 只要考虑到整个 “智能城市” 行业就可以了 —— 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对此的分析详见 《被俘虏的城市：为什么人们会接受可怕的军统？》这一分析很重要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城市的人们现在需要使用一个手机APP，该APP会给每个人分配一个颜色编码以显示被认为的传染风险类别，从而决定他们是否必须进入隔离区或是否能被允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正如这种打分系统通常的使用情况那样，并没有人给你充分解释其打分决定究竟是特么如何做出的，老百姓也没有质疑的正当程序。
考虑到它是由蚂蚁金服开发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蚂蚁金融也是中国最主要的臭名昭著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之一 —— 它的背后也是一家寡头公司，在中国能直接控制整个社会的寡头。
当一支由人类执法者组成的军队在菜市场和地铁入口处盯着居民扫描二维码时，人们正在被另一个完全神秘的专有算法所统治，任由其摆布。
👉 这又是一个为不同目的而设计的系统被重新改造和扩大使用的案例，同时，也进一步让寡头企业和专制政府的权力紧密结合起来。
无论是社会网络分析还是社会信用评分，我们都应该预料到，这些依赖固有偏见的数据的不透明过程会导致严重的歧视和不负责任的结果。
这是一系列熟悉的事件，正如很多人之前早已指出的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原因很简单，数据是有观点的；数据蕴含着人类的选择，是社会过程的产物。但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和企业现在拥有一个目的，它可以证明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他们可以把一切都描绘成 “对公众的危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暗示某种模糊不清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也不是通过重复空洞的警告吓唬你 “犯罪率上升”，而是，通过将疾病当作借口合理化他们想做的任何事。
即使以实用主义者的标准来看，采用这些侵入性的监视计划来控制疫情，充其量也只是一场赌博。
法律学者 Susan Landau 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据，即：对手机的位置监控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并不能被用于追踪联系人。同样，隐私研究者 Ashkan Soltani 也对苹果和谷歌之间的一项重大合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苹果和谷歌将创建一个 “基于蓝牙的联系人追踪平台”，该平台将在iOS和 Android 手机之间实现互操作。 Soltani 指出，这一举措的数据和能力对于实际感染率来说只是 “微薄的代理”，只是分散了人们对更广泛测试的注意力。
对其他科技解决方案也应该投去同样的怀疑目光，不管是用于所谓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还是公共卫生，其他的科技解决方案往往都是依靠同样的理由，政府说：”相信我”。
公民为什么要去相信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为反恐开发的数字监控工具能阻止攻击（尽管有些信息可能是保密的），而且，对这些监视工具在所谓的预测性警务方面（少数派报告）的有效性的独立研究充其量也没有定论。
设计和部署这些技术的人应该承担起证明这次会有所不同的责任。但是相反，公众将是唯一承担这些缺陷、副作用和外部因素的后果的人。
“如果提出的 ‘解决方案’ 没有效果，就没有理由考虑这个方案。” Landau 写道。但是，政治经济学的迫切性并不这么认为。
效能的挑战实际上并不能支配政策。行使权力不仅仅是为有效地实现特定的结果或做什么 “有效” 的事 —— 它是关于维护某些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并重新确定某些人的价值高于其他人。
这就是《动物农场的世界》
我们只需要看看目前医疗资源的分配方式和易受病毒影响的人口统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侵犯公民自由的范围，超出了被视为抽象伤害的侵入性数据收集的范围，超出了公共健康与个人隐私之间的权衡，这一点令人叹为观止。
相反，这些问题反映了治理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中的结构性偏差 — — 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而服务。
在隐私与公共卫生方面对流行病发表“批判性”观点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这种错误二分法在9/11之后被反复揭穿，当时流行病的位置上是所谓的 “国家安全”。
十年前，法律学者 Daniel Solove 在《没什么可隐瞒的》一书中，整理了类似 “在危机时刻，我们必须用隐私和自由来换取更大的安全” 的各种谬论，并系统性地驳斥了每一个论点。但是，“权衡” 的立场不仅是老套的，而且是危险的。它的真正威力不在于说服人们放弃自由以换取虚无缥缈的安全，而在于，它将危机的应对措施设计成一种错误的两难选择，这其中人们并没有合理的选择，只能做出牺牲来换取解决方案。
如果你给人们提供了恢复正常的 “机会”，他们会在你提出条件之前就答应放弃几乎一切。我们现在再次看到这种默许，人们会被这种默许冲昏头脑，就像以前曾经不断发生过的那样。
专制主义 —— 出于某种 “正确” 的理由，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场合 —— 开始看起来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好的，因为它看起来是唯一的选择。政治的马蹄铁理论开始看起来就像我们度过这场危机所需要的幸运符。
没关系，我告诉自己。我们可以加入夕阳条款，在危机过后逐步退出并 “优雅地拆除” 这些项目，就像这里的学者们提出的那样，关注如何限制政府的过度扩张。不，更好的是，它们将是自我毁灭条款，保证这些项目会被立即销毁，没有任何延长的机会。
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一次会不一样呢？我们曾经来过这里。我们被迫去适应一场永无止境的全球反恐战争。尽管我们多次试图废除它，但 “军事力量授权法” 如今仍然存在，总统的战争权力只会越来越大。
尽管有太多关于大规模监控计划的重大揭露和法庭案件，但这些技术已经涓涓细流，因为现在的城市警察部门在所谓反恐的任务下运作。维稳鹰派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恐怖主义仍然存在，所以这些项目仍然有目的。正是如此 —— 这种威胁在设计上永远不会被打败，它不断地根据最广泛的参数来重新定义。
斯诺登震惊世界的揭露至今已经6年，却未能实质上改变任何灾难，为什么《超越透明度革命》
完全不难想象，这种以病毒为借口的监控会有怎样的未来。现在已经可以预见，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永远不会消失。这种流行病的长尾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即便如此，也会像流感一样，定期爆发。
正如白宫的顶级免疫学家 Anthony Fauci 所说，“如果你想回去冠状病毒前的状态，那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事实上，威胁就在那里。”
当然，随着民众建立起抵抗力，影响会有所减轻，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密切关注感染的蔓延，以防万一吗？—— 当权者很快就会这样告诉你，他们会告诉你：“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措施 — — 并着手批准更多的【侵扰性和泛滥性】监控计划。毕竟，预防是最好的良药”。
而在这里，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全球战争中，对抗另一个全然无面目的敌人，至少这是许多指挥或影响应对工作的人给出的框架。“面对不可预见的情况，在这场危机中，改变心态就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必要”，欧洲央行前行长在《金融时报》上说，我们 “必须相应地动员起来”。
自诩为 “战时总统” 的特朗普已经完全陷入了这一框框。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介绍了霍尼韦尔和宝洁公司等大公司的 “伟大领袖”，他赞扬他们在抗击病毒的斗争中尽到了 “爱国责任”。现在，各国通过卫生危机这个媒介，以国家安全 —— 我是说公共卫生的名义 —— 争夺医疗资源、封锁国界，发动代理战，彼此激烈竞争。
许多技术上根本不属于战争的事，现在几乎是出于条件反射全部被称为战争，无论是反恐战争、毒品战争、还是冠状病毒战争 …… 这些人理解任何类型的危机的主要方式就是长期的战备动员和悲剧。
如果任由短期的 “解决方案” 被有增无减地应用，其长期后果将意味着，即使疫情缓解，危机也永远不会消失。这些侵犯性的监控方案仍将持续存在，而且，以预防的名义，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关闭。
向大流行病后世界的过渡并不是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到来；相反，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均衡的和多变的方式发生了，以反映和扭曲现有环境的方式进行着：
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出现了监视专制主义，在那里，技术系统被用来对传染的载体 —— 人 —— 施加更多的指挥和控制。
在美国这样的地方，有金融专制主义，政客们呼吁向市场献血，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策划着如何挑选这个死亡经济的骨头。
在匈牙利这样的地方，有独裁专制主义，总理 Viktor Orbán 利用这一流行病最终宣称自己拥有无限的、不受任何控制的权力。
正如 Malcolm Harris 在这篇关于 Covid-19 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危机中，我们正在建立明天的常态。” 当政府寻求 “新的紧急状态权力” 时，我们可以看到朝向大流行病后的政治秩序迈进的步伐，这些权力与他们在9/11事件后声称的权力相呼应了 —— 比如可以无限期地拘留他们想要的任何人、获取所有被认为是相关的数据、构建更多新的社会控制系统。
或者，像2.2万亿美元的 “新冠病毒援助纾困经济安全法” 这样的重大立法行为 — — 企业救助计划，附带着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支票和最低限度的工人保护 —— 在国会中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就通过了，因此没有时间进行辩论，也没有决定记录。
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很难有远见卓识。然而，更多的大规模监视、更多的社会控制、更多的国家-寡头公司权力、更多的动员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更多的问责制，最重要的是，在计划和实施应对措施的方式上要更加人性化。否则，我担心，那些欢迎对今天的危机作出任何 “反应” 的人，在短短的几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时，恐怕会怀疑这场危机是否能够结束。⚪️
Jathan Sadowski i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search Lab in the Facul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Monash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