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作为武器：巴黎公社150年周年纪念之际，重温这部电影

反思真正的巴黎公社事件，并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

iyouport

Jul 05, 2021

【按】今年是巴黎公社150周年，不同的人们都在以 “自己的形式” 纪念这场历史运动 —— 对自己有利的形式。这其中就包括一直在伪装革命者的镇压者。当然，也必需包括当今时代的行动者。

我们错开了3月下旬关于该话题的高峰期，移至现在发布这篇文章，就是希望避免被镇压者操控的网络舆情淹没行动者思考的机会。不论您如何理解巴黎公社，它都能为当今的反抗者带来激情和力量，更好的是，对战略智慧的反思。

如果您想要获得这些收益，那就要从了解正确的历史开始。

在革命性的巴黎公社成立150周年之际，行动主义团体再次放映了英国籍导演彼得·沃特金斯（Peter Watkins）制作的这部实验电影，以唤起公社的精神。这是对媒体作用的大胆挑战，也是历史记忆作为武器的一个例子。

将影片嵌入此处，邀请您一起观看和讨论它，以反思真正的巴黎公社事件，并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

【注：彼得·沃特金斯（Peter Watkins）英语电影和电视导演。他出生在萨里的诺比顿，在瑞典、加拿大和立陶宛生活了很多年，现在住在法国。他是纪录片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电影以非传统的风格呈现了和平主义和反抗思想。】

电影

这部电影全长5小时45分钟，以下分为两个部分展示。

（La Commune 1871，第一部分。请注意，第一部分在 2:44:20 结束，这时您应继续进行下面的第二部分）

（La Commune 1871，第二部分）

无政府主义期刊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反抗者是否应该将解放理解为对当前价值观和欲望的完善、还是对它们的彻底拒绝？人们可以对激进电影提出一个平行的问题：是挪用流行美学并将其与强大的主流对立，还是在拒绝产生这些美学的制度的过程中违反这些美学更好？一部完整的好莱坞史诗，完整的明星演员阵容和电脑三维动画，会比居伊·德博 (Guy Debord)著名的空白屏幕更有效地吸引观众到街头堡垒的另一边吗？还是仅仅利用反叛的欲望，把更多的观众铆在座位上在心底宣泄？

1871年，在与德国的灾难性战争结束后，巴黎经历了一场人民起义。反叛者将政府军赶出城外，召开了一个由可立即召回的代表组成的议会，并试图在妇女解放、工人自我管理和公共教育方面进行各种雄心勃勃的社会实验。两个月后，在德国人支持下的反动反攻夺回了这个城市，不过反抗者依旧逐街逐巷地进行了战斗；侵略者直接杀害了数万巴黎人，后来又处决或驱逐了数万人。无政府主义者称公社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正如爱德蒙·德·龚古尔 (Edmond de Goncourt) 所写的那样：

“这样的流血，杀死叛乱的一部分人，就能推迟了下一次革命 …… 给这个旧社会换来二十年的和平。”

1999年，持不同政见的电视和电影导演彼得·沃特金斯（Peter Watkins）开始着手用一部电影来描述这场起义，目的是要像公社本身一样具有横向性和实验性。

根据他们要塑造的历史人物的阶级和政治，招募了数百名演员，从粗犷的激进派到资产阶级保守派不等；大多数人之前没有表演经验。他们组成学习小组，了解公社选民和反对者的生活，讨论1871年的巴黎与现代欧洲之间的关系。

在电影先驱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的工作室所在地，一个代表巴黎工人阶级的第11区（那场起义最后倒下的地区之一）的场景被建在一个废弃的工厂内。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员们从头到尾表演着巴黎公社的故事，而摄影组则像记录当下的动荡一样，飞快地拍摄着。你可以把它称为历史记忆的剧场，但效果更像是一场降神会，参与者邀请殉难者的灵魂附体，以1871年时的紧迫感传递公社的信息。

今天，这部电影仍然让人感到震撼，虽然不一定是不愉快的体验。虽然服装和室内装饰令人信服，但沃特金斯从不掩饰布景的边缘，像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那样破坏了电影作为表现的 “权威”。同样，沃特金斯通过反动的凡尔赛电视台和激进的公社电视台这两个对立的电视频道的报道来反差性地描述这场起义，强调任何对公社的描写都必然是通过我们这个时代的视角来进行的。

【注：欧根·贝托尔特·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德国戏剧家、诗人。他的剧作在世界各地上演。布莱希特创立并置换了叙事戏剧、或称 “辩证戏剧” 的观念。贝尔托·布莱希特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年青时曾任剧院编剧和导演，并投身工人运动。1933年后因纳粹党上台而被迫流亡欧洲大陆。】

通过明确要求观众暂缓怀疑 — — “我们要求你们想象现在是1871年3月17日” — — 电影制作人达到了相反的效果，使观众无法产生重演发生在自己的世界之外的错觉。因此，这部电影避免了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作为悲剧剧目的宣泄，即人们在受控的环境中经历了一次情感的释放，却又回到了自己的普通生活中：“这不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吗！”

公社电视台没有关注历史上的布拉德·皮特和奥黛丽·多杜，而是以长剪辑的方式游走在人群中，像一个杂乱无章的 Indymedia 视频那样，把平等的时间给了几十个人。演员和摄制组明显的即兴发挥，成功地唤起了那场起义中巨大的混乱能量：紧迫与无序、欣喜与恐惧的交替、多种声音、欲望和活动同时发生。

【注：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是一个由活跃的新闻工作者团体组成的开放式出版网络，负责报道政治和社会问题。1999年 “反资本狂欢节” 在伦敦和悉尼开端，随后成立了第一个Indymedia媒体中心，以报道针对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抗议活动。】

随着政府的反动势力开始从外部轰炸巴黎，公社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在发展，打开了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分界线。行动者们权衡了所谓的集中力量以协调城市防务的必要性，以及公社作为一种纯粹的、甚至是注定的解放姿态的理想；随着争论的加剧，一些演员脱离了角色，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喀琅施塔特的叛军屠杀进行了辩论。

学习某种东西的方法就是教授。打造自己的东西的方法是为之奋斗。沃特金斯将此逻辑扩展到了电影院，将电影制作视为自我教育的传染性过程。

公社电视台的记者们经历了一场平行的分裂。其中一个 — — 也许是为了代表彼得·沃特金斯，而且无论如何是由他的儿子饰演的 — — 面对另一个独裁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为巩固权力而假装客观感到愤怒。“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提出我们的意见，就是这样，否则我就回家！” 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沃特金斯那样 — — 他为法国电视台制作了这部电影，却看到它被压制了 — — 电影中的记者也因顾虑而离开了电视组。

今天，当电视在很大程度上被网络媒体平台所取代时，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媒介还能发挥什么功能。我们很难将技术的缺陷与它在这个社会的成型方式分开，也很难将它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历史偶然性意识，使我们无法想象或记忆人类文明中的任何发明如何在其逻辑之外得到应用。撇开卢德主义者的泛泛而谈，我们能制作出任何类似 “电影” 的东西而不至于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沦为看客，并在讨价还价中融化极地冰盖吗？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但令人感慨的是，就在二十年前，一个叛逆的导演，因为企业的阻挠而注定默默无闻，还在努力为那些没人走过的路树立路标。

今天，银幕娱乐无处不在，但这并不能证明革命性娱乐的必要性 — — 相反，它似乎表明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居伊·德博的空白屏幕也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奇观，它在欧洲博物馆中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可以把沃特金斯的《公社》看作是一种努力，以发现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使其未解决的问题重新发挥作用。无论对观众来说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对演员来说，它似乎已经达到了，其中一些人在影片上映后很长时间内继续围绕影片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组织。可以想象，在试图化身革命者而又不停止自我的过程中，演员们被迫与他们自己的时代以及1871年的时代的不公正和可能性亲密接触了。

从观影的角度来看，这种个人的参与也是影片最大的优势。虽然前面的一些段落会有些拖沓，但影片建立在一个激动人心的、不同寻常的高潮上。由于故事的结局是已知的，它们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其中所展现的激情的真实程度 — — 换句话说，来自于巴黎公社的爆炸性冲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回响，因为它未解决的问题又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强调了本片的基本信息：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所有未解决的冲突都会在当今的虚华表象下继续沸腾。正如一位公社社员在结尾处以一种惊人的真诚所作出的宣告那样：

“如果2000年巴黎还有任何路障，我会在那里战斗！”

今天，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拍电影的几百人的经历不如看电影的几千人或几百万人的经历更重要；像沃特金斯的《公社》这样的实验电影被断然拒绝，因为它不尊重观众，而且作为宣传工具也没有效果。但是，在一个以产品为导向的社会里，很少有人把电影看作是行动的邀请而不是消费主义，也许几百人参与到一个赋权的过程中，比任何一部由数百万人观看（消费）的大片更有意义。

此外，如果这在银幕上表现为真实发生的事，或许也能挑战观众的被动性。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邀请大家观看并讨论彼得·沃特金斯的《公社》，反思真实的巴黎公社的历史事件，并激烈而勇敢地参与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中来。

引用阿米里·巴拉卡的一句话：“新的现实比新的电影更好”。革命不会被电视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