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到数字威权主义时，中国是一个挑战，但不是唯一的挑战
【2020年7月29日存档】中国与数字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去年，《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报道了华为技术人员如何与乌干达和塞尔维亚的政府安全部队直接合作，安装先进的面部识别摄像头进行监视的故事。
两国的人权记录都很糟糕。
在乌干达，长期统治者 Yoweri Museveni 面临即将在2021年举行的选举，他正在努力压制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以及反对派选民。
同样，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领导下的塞尔维亚日益朝着不自由的方向发展。
两国政府都有强烈的动机使用数字监视工具来对抗对手、并确保其政治生存。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人都被证明是合适的合作伙伴。
人们对中国的介入有什么看法？它的行动是否代表着更大的努力推广强制性技术以支持专制领导人？是什么在驱动这些趋势？
中国数字威权主义工具的泛滥提出了严峻挑战。专制政权使用这些技术来镇压群众抗议、监视政治对手、并保持专制领导人的权力。
但是，中国并不是唯一提供压制技术的参与者 —— 相反，中国是全球监视市场的新玩家。以色列、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地区也为压制性政权提供了先进的监视能力 —— 从位置跟踪间谍软件和高分辨率视频监视、再到黑客技术、以及审查过滤技术。在下面看到报告。
更多报告详见 列表-2 “老大哥的真面目”
夸大中国角色的分析师冒着过分简化复杂环境、无视其他为不良政府提供强大反乌托邦能力的罪魁祸首的风险。
如果美国真的想限制威权主义技术的全球传播，那么它应该同时推动对任何监视技术生产商的全面限制，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
什么是数字威权主义？
准确定义数字威权主义至关重要。一个常见的定义中会包括 “专制政权使用数字信息技术监视、压制和操纵国内外人口。”
这是一个明智的出发点，但是，通过技术和战术对数字威权主义进行分类可以提供更多的见解。
数字压制包括六种技术：监视、审查、社交操纵和骚扰、网络攻击、互联网关闭、以及针对在线用户的有针对性的迫害。
这六种技术并不是互斥的。例如，由政府间谍植入用户计算机的侵入性间谍软件，它既是监视的形式，也是网络攻击的形式。
但是每种技术都提供了一组特定的目标，并从一组独特的工具中汲取力量以实现其功能。
数字监视工具在促进政府对公民的控制和减轻政治对手的挑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各国都在部署由人工智能增强的复杂监视工具。领导人通过采用颠覆性的虚假信息策略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策略会导致虚无、玩世不恭和政治上的脱离。
许多政府正在采用复杂的审查策略，并辅以广泛的所谓 “反假新闻” 法规 —— 即 “六骑士” 之一，这些法规赋予当局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以迫害政治反对者和公民活动家。
当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时，数十个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亚国家）愿意直接断开互联网连接，并使其人口陷入长期的数字隔离。
许多专家指出，中国是数字压制的主要推动力。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强调，数字威权主义的 “中国模式” 正在成为非民主政权的标准做法。
2018年互联网自由度报告指出，中国公司正在向全世界的压制性政权提供面部识别技术和先进的分析工具，并且中国正在促进数字威权主义 “作为政府通过技术控制公民的一种方式。”
一些人甚至预测，随着志趣相投的国家 “购买或仿效中国制度”，这将为21世纪 “自由民主与数字专制主义” 之间的史诗般的斗争奠定基础。
中国与数字威权主义
中国并不是大多数技术的主要推动者，它是模仿者。相反，中国只是在监视技术的扩散中真正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例如，对于互联网关闭和对在线用户的迫害，中国没有明显的全球性作用。这些行动由国家政府独立采取。实际上，当涉及到互联网关闭时，中国当局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审查战术。长时间关闭互联网的概念太过陈旧，无法满足中国的目的。
当涉及到在线社交操纵和虚假信息战时，中国是游戏的新手。正如牛津大学研究人员 Philip Howard 和 Samantha Bradshaw 报告的那样，“我们发现中国很少使用社交媒体来操纵其他国家的舆论，直到最近才在这方面突出出来。”
尽管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已经开始增加，但他们的大部分努力集中在操纵国内言论或针对特定目标开展外国影响力行动方面（例如 香港抗议、台湾大选）；很少有中国当局为独裁政府配备高科技虚假信息宣传能力的例子。
同样，在提供技术以促进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方面（操纵性软件、数据、计算机系统或网络，以降低运营能力或收集信息的目的），中国只是众多参与者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北京不黑客。仅仅是说与自由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是黑客技术的 “主要” 出口国。
隐私国际组织2016年关于全球私人监控行业的详尽报告记录了528家公司兜售商业入侵技术（例如恶意代码、手机恶意软件等），其中超过87％的公司位于经合组织成员国，而75％的公司总部位于北约国家。
在审查制度方面，中国的确为独裁政权提供了诱人的模式。
中国已采取措施，通过对外国官员进行大规模培训，提供某些审查技术来推广其社会压制做法，并要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国际公司无论在何处经营都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对内容的规定。在下面看到报告。
不过，本地实施者比中国的行动更具决定性。像泰国这样具有高度审查制度的国家已经有效地将诽谤和诽谤法武器化，以对抗异议并压制言论自由。
尽管技术在帮助当局抑制言论自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幸的是用于强制执行内容限制的最主要工具本质上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没有法律能约束它。
中国在监控技术推广中的作用
在数字威权主义方面，中国在监视领域发挥了大部分影响力。华为等中国公司正在建立先进的 “安全/维稳城市” 平台，为压制性政府提供面部识别和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并提供先进的计算机视觉分析功能。
更多报告详见 列表-4 “作恶者：谁在帮中国”
作者最近对AI监视的全球扩展进行了研究。与传统工具相比，基于AI的监视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
它提高了成本效率，减少了对安全部队的依赖，并允许当局 “相比传统方法波及更大的网络”。
整个研究主要关注三个关键问题：哪些国家正在采用AI监视技术？政府正在部署哪些特定类型的AI监视？哪些国家和公司在提供这项技术？
在调查的176个国家中，至少有75个国家的政府都部署了AI监视功能。
他们以三种形式进行操作 —— 所谓的安全/维稳的城市平台、面部识别监视系统和智能警务。以华为为首的中国公司是全球政权用于维稳的 AI 监控技术的领先供应商之一。
但是，中国公司并非唯一的供应商。位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以色列的公司，也都是维稳监视的主要供应商。
AI监视技术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必然将其用于非法目的。数据只是表明这些国家有能力进行广泛的反乌托邦监视。
因此，具有强大法治传统和体制制衡机制的自由民主国家利用这种技术进行镇压的可能性要相对较小 —— 包括斯诺登那样的敢于揭露真相的透明度革命捍卫者的努力。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后续问题 —— 在哪个国家中用于侵犯性大规模监视的AI技术的主要提供者是中国？
Carnegie 报告中收集的数据显示，在全球24个国家/地区，中国公司似乎是其各自政府的AI监视技术的主要供应商。文末附录提供了国家的完整列表。
在这24个国家中，许多国家表现出治理方面的缺陷 —— 大多数被归类为混合政权（混合政权是一种混合类型的政治政权，是由于不完全的民主过渡而在威权主义基础上兴起的。混合政权将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可以同时进行政治镇压和定期选举）。
这些国家往往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地缘政治联系。这 24个国家中有14个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成员。在地图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占比较多，名单上有八个国家。
最后，这一群体的经济影响很小。在2017年全球GDP的180个国家中，南非排名33位，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垫底 ——分别排名133、147 和 151位。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这24个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将无法使用先进的监视技术。
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说，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设备，使维稳机构能够根据需要监视公民、并破坏政治挑战。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公司直接代表志同道合的专制政权开展工作。例如，华为员工通过拦截通信、入侵计算机和部署位置跟踪应用程序，帮助乌干达和赞比亚当局监视政治对手。
作为交换，中国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增加了经济影响力，甚至可能获得了情报优势（例如，中国帮助建造的非洲联盟总部设施被植入了一些漏洞，从2012年到2017年间每晚都会向中国当局秘密输送机密数据）。
毫无疑问，在未来几年中，这一群体的成员将继续增加，这预示着数字压制之未来趋势的不祥之兆。
同时，沙特、阿联酋、或哈萨克斯坦等被认为是中国压制技术客户国的国家，他们均从多个国家进口监视技术。
沙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寡头华为正在与该国政府合作建设维稳城市，美国寡头谷歌和微软在该国运营云计算服务器，英国军火制造商 BAE 为该国提供了大规模监控系统，NEC 则销售面部识别监视摄像头，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正准备在该国 *合作* 开展一项重要的所谓智能城市项目。
大多数政府，特别是那些有资源的政府，故意避免依赖单一的技术供应商。
怎么办
总的来说，只有有限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推行某种宏大战略，以系统性地扩散数字威权主义工具。相反，中国的努力会因国家/地区、当地情况和自身利益的不同而异。
正如康奈尔大学学者 Jessica Weiss 所说，“数字威权主义的传播与旨在重塑中国形象的努力并非同一回事。尽管这些监视系统可以帮助政府监视和控制其人民，但是如何使用它们取决于当地政治。”
这仍然是政策和研究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像 Elizabeth Economy 这样的专家则断言中国正在寻求输出 “各种威权资本主义”。
意图对于识别地缘政治动机和未来行动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正在采取一项综合战略，以将先进技术推广到非民主政权、对抗自由联盟，这需要制定具体的政策以应对。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行动没有机会主义那么系统化（看起来像是机会主义的），那么这将大大改变民主国家对中国入侵的反应。
美国决策者应该继续认真对待中国独裁技术带来的威胁。重要目标应该是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向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提供危险工具 —— 并迫使中国停止在国内尤其是新疆和西藏地区部署这种技术。
但是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在扩散这些反乌托邦工具时也必须考虑自己的责任。提出一个负责任使用的框架，对故意向压制性政权出售有害产品的公司处以罚款，这将有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变化。
结论
数字压制是一个广义术语，涵盖了一系列技术和策略。中国在特定领域积极销售技术 —— 先进的监视技术。
但是在其他领域，无论是提供渗透性间谍软件还是兜售复杂的虚假信息宣传战功能，它都不是在单独行动。
政策制定者应该对中国的行动保持警惕。同时，他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传播数字威权主义技术的国家。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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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Feldstein is the Frank and Bethine Church Chair of Public Affairs at Boise State University, and a nonresident fellow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s Democracy,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program. From 2014 to 2017, he served as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He is writing a book on the global spread of digital re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