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死亡和治理：冠状病毒防疫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多大？

【2021年3月16日存档】中国在防疫方面吹的主要牛皮就是其政治制度的 “优越性”。政治制度真的是防疫成果的决定性因素吗？伦敦大学的教授对此做了一些分析。

【注：本文不代表iYP立场，因为它的视角与我们不同 —— 它将关注点放在防疫成效上，而不是防疫手段的侵犯人权程度，后者才是IYP的主题。但是它的确指出了一个问题，即 很多国家用来做 “治理参照” 的典范标准，是不科学的；尤其是，防疫有效性和政治制度优越性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下意识所认为的那样。】

当美洲、欧洲和许多其他国家在进入人们所理解的 COVID-19 “第二波” 时，面临着各种可能的行动选择，它们的媒体反复提到一小部分国家，这些国家可能是 “最好的模仿对象”  — — COVID防疫良好治理的典范。

首先要说明两点。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不清楚这股反弹究竟是病毒本身变异的直接作用，还是主要由人为治理缺陷造成的？爆发高峰是否是民间的松懈造成的？很可能有人会认为，一个国家抑制COVID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能力 “是其现有治理能力的标志”。

于是，良好的 COVID 管理就成为了衡量政策力度和范围的标准，衡量政府说服公民遵守法规的坚定性，衡量政府自身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由此可以说，良好的 COVID 防疫结果被认为可以作为一个政府带领国家进入疫情后时代经济复苏的指标。因此，这里可能有相当多的利害关系。

因此，选择最佳范例很可能反映出许多人的一种基本信念，即：某一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正是为什么中国要急于吹这样的牛）。

也就是说，全球许多人可能认为，成功的防疫结果既是成功治理的典范，也是道德经济的典范。相反，在 “第二波” 爆发中，防疫的失败现在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失败的标志。我们已经见证了特朗普的下台。

很明显，值得注意的典范不可能小到明显的离群值，否则福克兰群岛或格陵兰岛等不同的地方会率先出位。这就把那些确实在防疫方面受到赞扬的国家/地区放在了一边，比如香港和新加坡。这也适用于孤岛和人口密度极低的广大领土，如冰岛、马达加斯加、芬兰，甚至挪威。

更直接的推理是，那些寻求治理方面的榜样的国家肯定应该忽略那些选择不报告每百万人检测数量的国家，比如布基纳法索，人口超过2400万，Cm(每百万人病例) 达到122例，Dm(每百万人死亡)只有3例，却不报告自己的检测数量，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有些国家的住院病例或死亡人数实际上很少，以至于这些国家根本没有进行检测，但很难将它们与那些如果进行了彻底检测就会有大量病例数字被报告出来的国家明确区分开。

评估COVID防疫经验并选择模型

下表1 列出了10个国家的详细情况，其中5个国家的例子在全世界都很常见，另外5个国家则不是，但其记录值得认真考虑。世界数据在最后一行。Coronavirus Worldometer

表1提供了大量的警示故事。Cm衡量每百万人中COVID病例总数，Dm为每百万人中死亡总数，D/C为死亡人数占登记病例总数的比例，我们将其作为判断死亡率的指标；Tests/m为每百万人中COVID的检测次数。数字来源于2020年1月13日日本首例确诊病例发生之日至2020年11月11日期间的总数。

五个被普遍认为是 “榜样” 的国家案例用粗体字标出，根据它们自己在整个这段时期的官方登记数据，它们实际上提供了非常不同的COVID经验。

似乎很明显，德国和瑞典是典范，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因为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如 英国或比利时，Dm数据分别为719和1112）和 美国（Dm为734）相比，它们在防治 COVID-19 方面有良好的记录。他们每百万人口的测试结果也很高，尤其是瑞典。但后者作为一个范例的主要缺点是人口规模小得多，而且与意大利等高COVID感染率的国家相比，欧洲在空间上相对孤立的特点也很特别。

此外，瑞典的D/C或死亡率为3.6%，实际上是本表中10个国家中最高的，尽管其检测率很高。这可能意味着，要么是检测证明阳性后有效住院的程序上有问题，导致死亡率较高，要么是由于其老年公民的比例相对较高 —— 65岁以上的人口占20.3%，而澳大利亚和美国则为16%左右。

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德国的老年群体比例为22.2%，而日本的这一比例更高为28.2%时，上述推测的有效性就被严重削弱了。这两个国家的D/C均为1.7%。鉴于瑞典人口较少，将瑞典作为防疫成果典范将令人们产生一些怀疑。

在欧洲范围内，德国的情况可能比较好，特别是与瑞典不同，德国与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等高感染率国家相邻（Dm值分别为1,185、651和484）。

欧洲以外的问题

但乍一看，欧洲的竞争者都无法与欧洲之外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台湾相提并论，后者这些国家的Dm都特别低(台湾的0.3%无人能及)，Cm也低得多。

对于日本和台湾的情况，似乎弱点是其每百万人的检测水平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依靠检测结果作为其主要的COVID数据来源，而不是从医院和普通医生那里收集被诊断为感染病毒的病人的官方数据，那么较低的检测数量会导致较低的 “登记病例”。

这绝不是一个响亮的否定。很有可能，当然也可以理解，一个实际发病率较低的国家不会像问题明显严重的国家那样觉得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检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英国是所有大国中感染比例最高的国家 —— 约占各自人口的50%。鉴于检测的数量并不能说明检测程序的质量，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将台湾和日本奉为典范。

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问题，其检测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明显高于德国。它的Dm特别低。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其人口结构的特殊性 (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巨大的海岸线上)，它与所有高COVID热点地区总体上相对隔绝，尽管有大量的游客和商业联系，但它有能力将自己封闭起来。这些特点都是无法简单模仿的，但这些特点可能比任何单一的政策因素或任何特殊的官方干预手段，都更能决定其作为感染抑制效果的成功。

尽管有直接与COVID相关的数据，但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模范国家，而其他国家则不是？

表1 的三行将讨论这个问题。Pol-FrR 提供了一个国家内部政治自由度的指标，根据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之家自1973年以来进行衡量的指标。这些数字是一个指数，在所有主要国家中，100（瑞典）居于首位。

表1还表明 —— 在10个国家的名称旁用*号表示 —— 所有被自由之家贴上 “选举民主” 标签的国家，可以看出，所有5个主要的模范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别，而且每个这些国家在 Pol-FrR 指数上的排名都很高，介于93和100之间。作为模范的5个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群体，与许多将其视为模范的国家共享一系列地位特征和政治文化的属性。

尽管拥有惊人COVID历史的台湾并没有被这个选择组中的其他4个国家正式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的特征与该组整体的特征完全吻合。购买力平价一栏显示，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最成熟的工业国家之一，而世界各大媒体对其模范性的评估肯定反映了文化特点。购买力平价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目的是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对简单的人均收入比较进行调整。

该指数以美国为100。似乎所选择的榜样被视为 “适合效仿”，而这正是媒体所反对的，它们制造了 “应吸取的教训” 或 “遵循科学” 等口号。这一点在 Econ-Fr 一栏中得到了证实，该栏提供了华盛顿特区右翼组织 “传统基金会” 在其巨大的免费提供的2020年经济自由指数中计算出的2020年政治自由指数，其中新加坡以89.4位居世界之首，澳大利亚以82.6位居第四，瑞典以74.9位居第22位，等等。

也就是说，尽管这个群体内部的COVID表现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个群体被认为是模范的，理由是在全球文化中，高收入的市场自由主义被授予了最高的地位。有了地位，就有了高信任度的概念，这是高收入的次要回报。

可以说，在COVID的世界中，什么是 “模范国家” 的概念，主要不是建立在COVID的记录上的，而是建立在防疫成绩的一些证据上，再加上许多其他证据表明这些国家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 “地位”。因此，尽管本文指出了所有的警告和缺点，但似乎这组国家列表中看似截然不同的国家将继续作为模范存在。

关于最佳防疫能力比较的另一种观点

这个列表中的其他5个国家则完全不同。虽然波兰和印度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但与另一组国家一样，它们的人均收入要低得多，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们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度都较低，但它们都有非常好的COVID防疫表现，如Dm和D/C栏所示，而且每百万人的检测数字一般都很合理（最差的是安哥拉，实际上超过了台湾的数字！）。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都不小，在这一点上，作为可能的模范案例值得关注。

由于波兰的Cm数字比较大，初看起来不太可能成为候选国，但要注意的是，它的数字与瑞典相等，且远远低于西班牙(29,692)、法国(26,769)或比利时（42,547）。其每百万人口的检测量超过了日本。它的D/C比率非常低，远低于英国、意大利、法国，甚至德国。它与7个高感染率或不确定的国家接壤，如捷克共和国。当然，它也是欧洲国家。

我们可以说，波兰在西方从未被视为典范，因为该国的人均收入较低，与马来西亚相当，而且它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度低于公认的典范群体。当然，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也是如此。它们的COVID指数低的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乏有效测试的基础设施，以及它们的人口中老年人数量少，主要是由于收入低。如前所述，仅此一点就可以降低死亡率。

迄今为止，印度和马来西亚更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表1中提到的印度具有庞大的人口和极端贫困的特点，理论上并没有实现低Cm以及特别是低死亡率的措施。作为一个完善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印度拥有相对较高的政治自由度，尽管其决心继续规划高经济增长（从2012年起GDP年增长率超过7%），意味着政府不会让市场力量统治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由于其年龄分布，尤其考虑到其人口的庞大，印度很可能被视为低COVID国家的典范之一。

马来西亚作为最佳实践？

作为许多意义层面上的典范案例，马来西亚一直是被国际大众媒体评论员普遍忽视的国家。然而，由于其经济自由度高，该国在合理检测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的COVID统计数据。

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与低感染率的国家相邻 —— 如印度尼西亚（Dm为55）或泰国（Dm为0.9，总病例数只有3,861！）—— 它的Dm和D/C水平是非常显著的。此外，该国的COVID防御史也比西方大多数国家表现出更多的敏捷和智慧。1月13日泰国第一起感染病例公开后，所有机场都采取了筛查措施，而马来西亚在1月25日才报告了自己的第一起感染案例，远远晚于日本、韩国、美国和台湾。

该国很早就采用了体温测量。根据3月18日的调度令，政府在媒体的配合下，积极传播 “#stay home” 的指令，非政府组织和监狱囚犯为前线人员制作个人防护装备，为防止经济全面下滑的初步财政刺激措施于2月启动。

很早的时候，马来西亚就接受了中国证明的事，即 通过隔离受感染的群体和实行社会疏离，以控制疫情。为了资助新的医院和建立药品储备，卫生部和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成立了一个 “行动联盟”，从马来西亚的企业公司、政府关联公司(GLCs)和其他组织那里获得资金援助，这是一种西方国家尚未真正利用的公私部门资助形式。政府抑制了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任何分歧，直接从社交媒体上寻求帮助，非政府组织（而非私营公司）在早期被用来提供防护口罩、消毒室，并对公民进行COVID-19防疫教育。截至4月11日，马来西亚共报告4346例感染，治愈1830例，比例为42%。11月的数字是 32,969 和 45,095，比例为73%。

马来西亚当局远比英国等其他国家更快地认识到了养老院老人的关键问题。早在3月27日，马来西亚政府就推出了 “Prihatin Rakyat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PRIHATIN）计划，拨出2500万令吉用于援助养老院，包括现金发放、食品供应和医疗项目，以及一次性支付250令吉给所有政府养老金领取者。

马来西亚将其非常有限的资源用于帮助老年人的比重，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高得多，而且时间也早得多，这显然是其Dm 和 D/C 数字非常低的原因。

超越随意的陈述

马来西亚的例子详细说明了在迄今不被认为是 “模范” 的国家所作出的各种积极的防疫反应，显示出比更富裕的西方国家更优越的防疫成果。这种证据本身并不能为所有国家选出一个典范。

通过观察单个案例来挑选典范不太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但似乎可以很清楚的是，作为全球性的典范不一定要在政治结构、收入或经济意识形态方面看起来完全一样。

最好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审视自己的情况，选择被认为合适的要素。最好的选择可能是考虑更多的全球情况，但要特别考虑到收入和年龄分布的差异、边界的特点、城市化的密度和水平、以及空气污染的程度。这些要素可能会引导选择朝向类似情况的国家或地区，并且其中防疫表现最佳的国家很可能就是您要找的 “典范”。但是，不要太快下结论。

人口年龄结构或边界等要素可能是可以合理识别的客观措施；政治制度和政策则恰恰相反，这些都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变化。摆脱这个看似难题的唯一办法是，首先承认COVID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只有非常微弱的一点点。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一个非常好的防疫典范未必就是政治和公民生活的伟大典范，尤其不是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决策者所定义的那种典范。也许在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在印度或马来西亚之间进行选择，不应该如此规范。也许应该在所有要素的背景下仔细权衡国家的防疫表现，承认治理政策可能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作者：Ian Inkster 教授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全球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曾在英国、澳大利亚、台湾和日本的大学任教和研究。他著有13本关于亚洲和全球动态的书籍，特别是关于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书籍，并自2000年起担任《技术史》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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