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转瞬即逝的"网络抗议"留下了脆弱的记忆

"我们的愤怒像巨浪一样上升。然后，它就消失在大海中了。"

在中国，街头抗议的难度很大，于是人们在互联网上发泄不满。在线的异议言论是否能够被称为反抗，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很多讨论。

在线 “抗议” 的确有一些作用，但也的确没有根本性作用；但最有趣的是，在严苛的审查面前，为了能够让在线异议内容存活下来，人们就必须发挥战术智慧，调用创造力。这个过程将有可能促成一种特殊的凝聚力，虽然，它是否能被复制到街头，尚无法确定。

躺在上海的床上，帕洛玛（化名）通过在主流信息应用微信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就加入了对她所在城市严格的 Covid-19 封锁的 “在线抗议活动”。当时这段视频已经有数百万人观看，记录了这个2500万人口的城市在几乎完全封锁的情况下发出的心碎的声音：一个儿子为他病危的父亲寻求救治的请求，居民们要求提供食物的呼喊，以及与父母分离的婴儿的哭声。

当疯狂的中国审查人员努力删除这段名为 “四月之声” 的六分钟视频时，人们创造了各种新的变化，以保持它在微信视频号上的传播（那是一种类似 TikTok 的短视频服务）。其中一个版本，视频剪辑被嵌入到一张中国民法典的图片上；另一个版本则是将其与流行巨星周杰伦的歌曲相结合。它被删得越多，帕洛玛就越愤怒、转发越坚决。

在与审查人员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猫鼠游戏的疯狂斗争中，分享了十几个不同版本的视频后，帕洛玛太累了，无法再继续。当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所有版本的视频都被封杀了 — — 而上海的严厉封锁仍在继续。前一天晚上的兴奋变成了绝望。这位29岁的女士告诉记者说：“我们的愤怒像巨浪一样涌起，但随后它就消失在海洋中了”。

在中国，线下抗议活动很少，警察不支持集会，政府也密切监视着整个社会。作为一种选择，公民加入虚拟的在线抗议活动，以暗示的方式发言，以保持他们的异议。就如最近，在看似亲政府的社交媒体标签上充斥着隐晦的批评，甚至不惜发明新语言。但与此同时，政府也越来越擅长网络审查和宣传，将网络抗议的影响限制在短暂的愤怒爆发上，这些愤怒在凝聚成运动之前就被抹去了。研究人员和网络抗议者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转瞬即逝的“行动” 对国家日益收紧的控制力的影响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小。

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教授、最近一项关于中国网上批评的研究的合著者吴逢时说：“这总比没有好，但不要指望有很多重大的政治影响。所有这些影响都是零散的、局部的、短暂的。它没有挑战任何机构或任何政治合法性。”

在这次上海封锁期间，数字抗议活动集中在个人痛苦、食物短缺和审查制度上，但很少有声音明确挑战有争议的 “清零” 政策，而习已承诺坚持这一政策。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人浏览和分享了 “四月之声” 视频，反映了对封锁的广泛不满，但目前还不清楚参加这次网络抗议的人们具体要求什么。

网络抗议仍在爆发：成千上万的网民在微博上分享同样的批评帖子；活动人士创作艺术品和 meme。但这些行动的影响正在减少。上述研究指出，中国互联网上的怨恨已经变得更加微妙，并且越来越多地包含在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内。由于自我审查已成为一种生存本能，网上的批评更多的是针对地方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政府政策 — — 敢于质疑政府的人往往被攻击为“反华势力”。

数字抗争最振奋人心的时刻之一发生在Covid-19大流行病的早期。2020年2月，因警告他人有关冠状病毒而受到惩罚的举报人李文亮医生的死亡，引发了哀悼和要求言论自由的热潮。李文亮死前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开始在微博上流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在另一名武汉医生艾芬的证词被审查后，互联网用户发布了外语翻译、表情符号，甚至是摩尔斯电码。国际观察家称中国公民的悲愤之情是中国的 “切尔诺贝利时刻”。

然而，这种悲痛在几个月后就从公共舞台上消失了。中国在富裕的西方国家面前 “成功遏制了Covid-19”，这也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互联网上，习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巩固控制权，宣传机构煽动反西方情绪，鼓励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告发批评该政权的人。像流行歌星和企业家这样的网络名人都小心翼翼地与所谓的敏感问题保持着距离。

一种无望感使以前敢于发言的数字活动家沉默了。来自中国大陆、目前居住在香港的 Lily，在李文亮的死让她泪流满面之后，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上发布了几条帖子。两年后，她就不再发声了。由于担心政治报复，Lily要求使用假名，她说她担心她的微信联系人，包括家人，可能会向警方举报她的异议立场。在香港，Lily 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参加街头示威，在那里她可以大声呼喊口号，看到有多少陌生人站在自己身边。但在网上，她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困在了一个回音室里。“这些帖子很快就消失了”，她说，“即使它们没有被审查，它们也只是在屏幕上出现了几秒钟，然后人们就会滚动过去”。

用户可能会因为分享被认为是 “颠覆性” 的内容而被封锁社交媒体账户数周或数月 — — 也就是所谓的被关进网络监狱。“我已经从网络监狱出来了”，一位微博用户在4月30日发帖说，“在被封锁期间，我什么都不能说，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虽然网上的愤怒考验着中国的审查机制，但成本大多由社交媒体公司承担，它们被迫雇用审查员大军来遵守政府不断收紧的审查规则。中国政府仍然对微博和豆瓣等平台处以数百万的罚款，只因为政府认为不满意的帖子被审查员漏掉了。前微博审查员 Eric Liu 表示，网上愤怒的突然爆发对平台来说代价非常大。刘说：“压力是巨大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人手把它们全删掉，公司会在监管机构面前非常糟糕。” 

随着平台也在扩大其功能，并因此吸引更多的用户，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加。当腾讯推出微信视频号，与短视频平台抖音竞争时，该公司让开设频道账户比视频号更简单。这使得用户更容易快速建立新账户，继续分享《四月之声》。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字文化与社会中心主任杨国斌说：“社交媒体的业务都是关于流量的，就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而言，诀窍在于如何激励用户发声，同时不给平台带来政治或商业风险。这需要一种高技能的平衡，因为风险很高。”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教授 Rose Luqiu 说，在中国，数字行动主义的力量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人们害怕报复，以及该国缺乏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她说：“虽然社交媒体是一个分散的平台和信息流动的中心，但它缺乏权威和对国家的影响。”

虽然对国家政策的批评不多，但网络抗议者有可能在当地推动改革。在上海同济大学，一名学生在与学校管理层举行的在线会议上，通过在屏幕上发布脏话来抗议封锁期糟糕的食物，其他学生则通过创作类似的蓝红色艺术作品来表示声援（一些作品被上传到NFT市场OpenSea）。

对其他人来说，即使是创造一个脆弱的、暂时的记忆，其本身也是有意义的。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教授方克诚说，在李和其他举报人的证词之后，网上涌现的悲痛让人们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即使这些愤怒最终都被抹去了。“改变其他人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是的，许多人是为了自己，但当他们一起做事的时候，这是一种集体行动，表达了共同的情感”。方说。

两年多后，医生李文亮的微博页面仍然活跃，人们经常留下评论。“仍然有很多人记得你”，一个人在五月初写道。

方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仅仅表达挫折和愤怒就能产生使人们团结起来的影响。“当我们谈论‘影响’时，我们应该包括除改变政策或政权之外的更微妙的东西。如果有些人能够记住 ……那么它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清楚地显示了对官方宣传的另一种叙述。”

从这些短暂的抗议活动中留下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挑战官方的叙述。在 “四月之声”抗议之后的几周里，上海的封锁一直在加剧，网上的视频显示，穿着防护服的官员在人们的公寓里喷洒消毒剂，并强迫居民前往隔离设施。

5月，帕洛玛设法前往另一个中国城市，在那里她又被隔离了两个星期后才获得自由。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她仍然在分享来自上海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人们看到居民们被穿着防护服的官员从家中拖走。找不到交通工具的旅行者步行数小时到机场。老年人和残疾病人在临时隔离营中得不到适当的照顾。“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记得，但保持愤怒是很难的”，她说，“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愤怒，我们就不会看到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

In China, fleeting “cyber protests” leave behind fragile mem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