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一份最新的研究,它很重要,但可能不意味着文章本身对媒体的喊话 —— 要求媒体做正确的事;我们觉得这可能很无用,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媒体背后的金主都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有维护现状抵制任何变革的强大动力。
并且,考虑到如今所有媒体都在互联网流量经济的齿轮上,记者和编辑首先考虑到的是文章能获得的吸睛度,也就是广告收入,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 任何一场旨在推动变革的抗议都是非主流的,抗议者的支持者往往是社会边缘群体,他们都不是广告商垂涎的目标。
📌 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这篇文章应该提醒抗议者组织在策划战术时必需意识到的重要问题。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制作了单独的 “信息行动主义” 系列教程(目前进行到第5集):尽可能不要让叙事矩阵扭曲您的反抗目标,在此您需要加入一些应对战术,首先就是将媒体作为 “地形图” 的一部分纳入您的战术图谱。
您作为反抗者根本无法扭转占据90%+市场份额的企业媒体的操纵叙事能力,您唯一能做的就是,逃避他们的操纵,或者利用他们。
这份最新的研究希望能帮助您理解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请不必介意该研究瞄准的是美国媒体,因为很大程度上在中国也一样 —— 全世界共享同一种流量经济;甚至在中国更为简单,因为一定程度上中国媒体是您需要抵抗的东西,当权者会第一时间抓住所有媒体把他们变成抗议者的敌人。于是对于中国行动者来说,这里的描述不再是 “可能”,而是 “基本可以肯定”,这意味着您的战术图谱更为清晰。
如果您期待中国的抗议活动完全得到美国企业媒体的支持,请重新考虑这件事。您知道为什么。
一名少女稳稳地拿着手机,拍下了乔治·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的膝盖下窒息了。这段视频在网上被疯传。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早已在各大城市高调反抗警察暴行的各种案件后,一次次上演。
明尼阿波利斯和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守夜和抗议活动,要求警察承担责任。但在调查人员和官员呼吁 “耐心等待” 的同时,反抗却沸腾了。新闻报道很快就刊登了财产被破坏和警察身着防暴装备的画面。
普通民众对抗议活动及其背后的社会运动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媒体上读到或看到的内容所形成的,包括中国旁观者。这就给了记者很大的操纵叙事的权力 — — 当涉及到推动示威游行的叙事时。公众,包括中国旁观者,对BLM的误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些媒体。
这些媒体可以强调抗议活动 “造成的混乱”,或者呼应政客的狗哨,将抗议者贴上 “暴徒” 的标签;但他们也可以提醒公众,抗议活动的核心是不要再有下一个人被法外杀戮。只有后者才能把重点从对抗议活动的破坏性转移到警察有罪不罚和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影响的正确问题上。
【注: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指使用编排过的隐语向特定人群传递政治信息的手法。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样的信息看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的目标群体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更明确的理解。 】
如果运动要获得合法性并取得进展,媒体记者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给记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把事情做对。
这份研究发现,一些抗议运动比其他运动更难获得合法性。两位调查人员研究了地方和都市报纸如何报道抗议活动。
📌 研究发现,关于 Women’s March 游行和反特朗普抗议活动的媒体叙述让抗议者发出了真正的声音,并显著地探讨了他们的不满;但是,另一方面,关于种族主义和土著人权利的抗议活动得到的合法化报道最少,它们更多地被那些媒体视为 “威胁和暴力”。
形成叙事
几十年前,学者 James Hertog 和 Douglas McLeod 就已经确定了对抗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如何有助于维持现状、拒绝推动变革,这种现象被称为 “抗议范式” 。
他们指出,媒体的叙述往往强调抗议活动的戏剧性、造成的不便和干扰,而不是抗议者的真正要求、不满和具体的议程。这些媒体操纵的叙事将抗议活动轻描淡写,最终削弱了公众的支持。
这就是今天发生的情况:
记者们很少关注那些没有戏剧性或缺乏非常规状况的抗议活动。
知道这一点后,如今的抗议者就会想方设法吸引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他们戴上粉红色的 “pussy” 帽子,或者在国歌奏响期间下跪。他们甚至可能诉诸暴力和违法。这样做的抗议者们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是,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往往是肤浅的,或者说是聚焦非法行为的,简单说,媒体关注的只是戏剧性战术和造成的混乱,而排除了对社会运动实质的讨论。
研究人员想探究这一经典理论是否适合2017年的报道 — — 伴随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第一年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为此,研究人员分析了德克萨斯州报纸对抗议活动报道的框架。该州的规模和多样性使其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良好代表。
研究人员通过搜索 “抗议” 、“抗议者” 、“BLM” 和 “Women’s March” 等术语,总共确定了777篇文章;这包括20个德克萨斯州新闻编辑室的记者撰写的报道,如《埃尔帕索时报》和《休斯顿纪事报》,以及美联社等来源的综合性文章。
研究人员观察了文章如何在标题、开场白和故事结构中构思抗议活动,并使用四种公认的抗议框架对报道进行了分类:
1、骚乱:强调破坏性行为、和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
2、对抗:形容抗议活动具有战斗性,重点是逮捕或与警察 “冲突” 。
3、壮观:重点关注的是抗议者的服装、标志或戏剧性和情绪化的行为。
4、辩论:实质性地提及抗议者的要求、议程、目标和不满。
前三个类目对抗议活动本身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研究人员还留意了新闻来源的模式,以确定媒体往往更相信当局而不是抗议者和倡导者这一明显的不平衡。
📌 总的来说,新闻报道倾向于对抗议活动轻描淡写,最常关注的是戏剧性的行为。但有些抗议活动比其他抗议活动受到的影响更大。
这些媒体更多关注的是场面而不是实质。很多报道都是关于抗议者的穿着、人群规模 — — 大的和小的 — — 名人的参与、和暴躁的脾气。
一些游行的实质内容比其他游行得到了更多的报道。只有在关于反特朗普的抗议、移民集会、妇女权利示威、和环保行动的报道中,约有一半包含了关于抗议者的不满和要求的实质性信息。
📌 但是,相比之下,北达科他输油管道抗议、和与反对种族主义有关的抗议活动,得到合法性报道的比重还不到25%,这些具有变革意义的抗议活动更有可能被描述为 “破坏性和对抗性”。
在圣路易斯的抗议报道中,对一名杀害黑人的警察无罪释放,“暴力、逮捕、骚乱和破坏” 是媒体最常使用的主要描述词,而对警察暴行和种族不公的关注则减少到只有几处提及。
更广泛的背景被埋在10多段以下,“最近的圣路易斯抗议活动遵循了自2014年8月迈克尔·布朗在附近弗格森被杀事件以来所看到的模式:大多数示威者虽然愤怒,但都是守法的。”
📌 由于这种报道的差异,德克萨斯州的报纸读者很容易会形成这样的看法:一些抗议活动比其他抗议活动 “更合法”。这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 “社会斗争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些倡导团体的声音被抬高到其他团体之上 —— 最具变革意义的抗议活动被明显压制。
【注:您在中国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状况,比如毛主义者对毛泽东的纪念活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各种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环保抗议却往往无人注意,最终仅仅是以 “央视认罪” 结束。其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其他地区的围观者形成了广泛且错误的印象 “中国人不会抗议”、或者 “所有反抗最终只有央视认罪的结局”,这都不是事实 —— 如果人们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反抗者真正的要求和行动的意义,会有更多人跟上他们的步伐,也许就能由此形成真正的变革。这是当权者最担心的事,于是媒体对叙事的控制是当权者重要的镇压武器。】
潜伏的偏见
记者们通过遵守所谓的行业规范促进了这种等级制度,这些新闻规范明显不利于不太成熟的抗议运动。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记者最可能会默认官方来源的声明和数据。这使得当局对叙事框架有更多的操控权。这种做法对于像 BLM 这样反驳警察和其他官员说法的运动来说,尤其成为一个问题。
这种报道中也潜藏着隐性偏见。长期以来,缺乏多样性一直困扰着新闻编辑室。
2017年,《达拉斯晨报》和《休斯顿纪事报》的白人记者比例是每个城市白人比例的两倍多。
抗议活动确定了社会中的合法不满,并旨在解决影响大众的问题,人们缺乏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务之急的是,媒体记者不要再诉诸浅薄的框架叙事、剥夺重要的和一致的空间来表达受影响者的关切,简单说,要认识到变革的需求迫切性,而不是拼命维护让当权者和寡头最舒适的现状。⚪️
Riot or resistance? How media frames unrest in Minneapolis will shape public’s view of pro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