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愤怒的经济
【2021年5月27日存档】你生气吗？非常好，我要发财了……
【按】两年前，我们用一套3集的系列来讲述为什么媒体事实上并不关心意识形态，媒体的所有行为都是利益驱动的 —— 简单说，怎么赚钱，他们就怎么干。纠结于所谓的左媒、右媒、或者自由派，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区分反而会导致您误解真正重要的灾难之源。在这里看到这个系列《现代新闻之愚蠢》（这里的链接是最后一集）。
换句话说，经济模式才是掌控媒体叙事的真正力量，而不是政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了这点 —— 关于为什么骂特朗普可以成为一门大生意、这个表演秀明星如何养活了一大群捉襟见肘的媒体，尤其是，为什么真正重要的事几乎无人关注，连讨论都没有，更不用说解决了。
媒体在控制所有人的认知，媒体的叙事在塑造/或者扭曲大众的世界观；媒体什么样，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
本文介绍一本新书，它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它指出了互联网媒体为什么变得如此混蛋的根本性原因。
1月6日发生在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这个现象在此时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公众分裂成了众多愤怒的派别，这些派别在网上以不同的方式激进化，对现实持有完全不同的基线认知。
蓄意的虚假信息在破坏民主的影响方面已经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在很多方面，梦幻般的谎言攫取人们忠诚的力量也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副产品：新闻媒体为了赚流量维生而将愤怒货币化所驱动出的社会两极分化。
这种现象是媒体生态学家、作家安德烈·米尔（Andrey Mir）在一本新书中所说的 “后新闻” 的核心。米尔的这本书名为《后新闻与报纸之死》，从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商人通讯，到现代的印刷报纸、电视，再到最后的互联网，全面审视了几百年来新闻媒体是如何演变和塑造世界的。对于几乎每个人来说，新闻媒体都是影响他们如何感知其直接经验之外的世界的主要力量。在一个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技术发生变化的时代，世界也在发生变化。无论好坏，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其中一个时代里。
在过去的几年里，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集体心理影响已经被写进了一大波书中。而同样重要的是潜在的经济转变，这种转变已经让传统的媒体机构逐渐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新闻业传统上依赖于以广告为基础的收入模式，而这种经济也巧妙地激励了一种特殊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来描绘世界：一种乐观的、尽可能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只是让广告商高兴，促进了消费主义的需求，即使它经常忽略或压制那些不在其范围之内的故事。
当广告商突然涌向社交媒体时，让小报纸也能负担得起外国记者这样的奢侈品，支撑媒体的传统经济模式突然就崩溃了。如今，成熟的新闻机构不仅在 Facebook 和谷歌吞噬市场后苦苦寻找广告客户，还必须与其他看似无限多的网站、公司，甚至是从事 “新闻行为” 或仅仅是发布娱乐性推文的个人竞争，从而迫使他们在有限的注意力经济中争夺一小块他们不可能垄断的土地。
旧有广告模式的丧失简直要了许多地方新闻机构的命，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机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关闭。幸存的大型机构拼命寻找新的模式来支撑自己。少数幸运儿能够依靠慈善家的赞助，将新闻业作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公益事业来支持；但是，其他许多组织却被迫做了自大规模生产的小报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事：主要依靠读者通过订阅费和会员费来支持他们。
正如米尔所言，新闻媒体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已经悄悄地改变了新闻业本身的意义，它从理论上中立的 “制造同意” 手段变成了一种政治事业，人们被动员起来 — — 通常是通过煽动人们进行某种形式的愤怒。在这里下载下图中这本书《宣传即操纵》。
这种变化最直接地影响了平面媒体，但像福克斯新闻这样的电视新闻机构，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仍然来自有线电视付费，但他们也有强烈的动机来利用愤怒经济。与此同时，Facebook 通过算法生成的新闻源有一个有利可图的优势，那就是它总能准确地知道人们 “想听什么”，并据此推动人们的参与 —— 也就是针对性给你喂料，加固你的偏见。这就是为什么你根本无法通过互联网上的讨论来影响任何人。
这种现象在前总统特朗普当选后变得非常明显（这在旧媒体充当守门人的前社交媒体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当时他的对手们纷纷订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倾向于自由派的媒体，期望这样做有助于对抗他的总统任期。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面对他们认为是自由派精英的围攻时，同样涌向支持他的媒体。一些年长的记者表示，即使面对这样一个本质上两极分化的人物，也不愿意明确地站在任何一方，但现在他们行业的经济结构使之不可避免。
任何时候，只要媒体似乎偏离了剧本，打乱了读者的预期，他们就会立即受到威胁，失去他们现在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持。即使是福克斯新闻，当它不能提供特朗普的党派支持者所要求的顺从和愤怒的报道时，它的收视率也面临着被更加下流的 “One America” 新闻网夺走的威胁。
就像广告模式激励新闻机构投射出对商业友好的世界观一样，新的模式要求读者不仅要保持满意，还要有足够的参与度，让他们愿意维持经济支撑。
不幸的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在互联网上实现参与度货币化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刺激更多的愤怒和仇恨，通常是针对其他一些群体的。这种愤怒驱动的模式是米尔所说的后新闻的核心。在最极端的形式下，在那些旧的新闻职业道德和标准被抛弃或从未扎根的场所，后新闻会产生暴民，他们的愤怒是那些泡沫之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就像洗劫国会大厦的QAnon阴谋论者一样。
“由于后新闻需要放大人们的挫败感才能获取利润，它就会螺旋式上升到放大极端，从而导致两极分化。愤怒和两极化的受众是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副作用”，米尔在一次关于本书的长篇邮件交流中告诉我，“在关注度消退的条件下寻求受众的支持，新闻媒体被迫放大和戏剧化那些其报道中最有可能被付费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的广告驱动型媒体倾向于制造同意，那么如今的读者驱动型媒体则必须制造愤怒”。
“这背后没有邪恶的阴谋，也没有 ‘自由主义偏见’ ，也没有 ‘右翼阴谋’ “，米尔补充道，“这些只是一个媒体行业的环境设定，这个行业的广告收入和新闻业务已经被互联网所取代”。
人们对信息消费方式出了大问题的认识，导致了对审查制度的呼吁，甚至任命政府的 “现实沙皇” 。国会大厦骚乱之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大波言论清洗，一直延伸到前总统本人。但这对消除错误信息完全无意义。考虑到社会上不断出现新的冲突，简单地禁止所有相信错误信息的人使用互联网是不可能的。
回到新闻媒体的旧有等级世界的可能性也很小，这在平衡上是件好事。但要创造一个有价值的新媒体格局，就需要保护新闻机构不受达尔文式的经济压力的影响，因为这种压力迫使他们去兜售愤怒。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国家一直在推出增加新闻业公共资金的计划。但在美国，这可能更具挑战性，因为在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更容易受到政治压力。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9年流传的一项计划可能更接近目标：对定向广告征税，并将科技公司的资金重新分配给传统新闻业。这样的计划将减少大型媒体依靠两极分化作为商业模式的动力，同时将许多地方新闻机构从完全被遗忘中解救出来。
对于在愤怒已经成为货币的语境中消费新闻的普通人来说，只要意识到这种语境，在不被操纵的情况下消费信息，或许会有所帮助。冠状病毒大流行加速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数字化，这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负责任地对待这些平台。
“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被激怒的用户或记者非常有选择性地传播大众媒体的新闻时，你必须明白，这些用户和记者都受到了媒体的操纵”，米尔在书中写道，“被媒体的环境力量所征服，并不能解除任何人对在社交媒体上或新闻媒体上所做的事的个人责任，但至少这解释了人们是如何被这种特殊的媒体环境设置推向了更多的极端化和愤怒的”。
洗劫国会大厦的人当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好地理解引起那场怪异暴动以及最近许多其他灾难的技术和经济背景，才能真的有所帮助。米尔认为，理解这种新媒体环境的深层影响，可以在这个 “看起来无法解释的疯狂” 的世界中产生 “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