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票无法帮你改变糟糕的现状？真正改变应该来自哪里？：权力的杠杆
【2021年3月23日存档】“deep state” 并非什么阴谋，而是一个公开的谈判；如果您坚持认为它是阴谋论，那就无法理解几乎所有相关问题，当然也无法改变现状。3本书告诉您这是为什么
【按】2020大半年的时间里，从BLM到美国大选，IYP说过一连串可能在当时阶段中文网络环境中 “很不讨喜” 的话，但这些都是要点：
在第一次汇总BLM运动时我们写道：罢工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办法；暴力不会解决问题；反抗行动必须有战略性思考，必须能准确抓住并瞄准真正的对手最致命的弱点。
在 “来自中国的跑题” 中我们强调：“一个新的时间正在开始”。当时很少有人能理解到BLM再次出场的重大意义（是的，这一次与弗格森有所不同了，更多是时机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年终对话《打破 Matrix 的路》中我们强调：你无法使用统治阶级提供的工具去拆除统治机器，你必须有自己的工具和真正的力量。在中国，“统治阶级” 提供的工具就如上访、民调、在线抱怨等等；在美国，它就是选票。你无法通过选票来实现想要的改变。
在《美国选举为什么撕裂了华人团体》中我们写道：中国舆论的撕裂源于问错了一个根本性问题 — — 公民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不是 “谁来当总统”，而是 “为什么不论谁来当总统，那些糟糕的状况都顽固地保持着不变”；尤其是：公民需要怎样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 事实上这4个要点是所有事的关键，之所以在当时的中文网络中不讨喜，不过是由于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还没能理解到它们。今天我们将推荐一本新书，它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我们去年特别强调的上述这4个问题它们为什么是关键 —— 即 真正的反抗必需是什么样的。
要想读懂这本书，您首先需要知道一些基础知识：
对于上述“1” —— 正如我们在 “整体安全” 教程系列中安排的练习所显示的那样，您首先需要明白您的 *真正* 对手是谁，他们最怕什么，什么才是他们的软肋。
📌 请注意！这里最重要的是 “真正的对手”，失败的抗议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找错了目标。就如我们在分析香港抗议活动为什么失败的访谈中所解释的，如果抗议者能从第一时间找对目标，其结果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美国，*真正的对手* 并不是政府和政客，而是操纵政府和政客的利益集团，美国反抗者准确地抓住了这一要点，这就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关键能力。
也正是上述 “2”中所指出的，这个新的时间已经开始了，它绝不会限于美国， 就如反警察暴力热潮迅速被很多国家所复制那样，它肯定是全球性的。
对于上述 “3”，在中国的人们往往很容易理解这点，但却难以理解在美国的同样的事，幸运的是，很多美国反抗者都能明白这点，即 选票是无用的，真正的改变必须公民亲自动手才能完成。
如果您继续认为 “deep state” 是阴谋论，那就肯定无法理解这一事实。正如这本书中所讲述的， “deep state” 并非什么阴谋，而是一个公开的谈判，它足够证实我们不断强调的部分，即：政客只是木偶，如果木偶不听话，他们就无法在这个位置上坐稳。
📌 换句话说 —— 也就是上述 “4” 所指出的 —— 如果您想要预测政策或者国际关系，却只盯着政客本身，您不会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
这本书选取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即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因为奥巴马的当选是建立在承诺 “希望与变革” 的基础上的，结果呢，还记得那个 “戈多” 的比喻吗，支持者苦苦等了8年，戈多也没来。
为什么会这样？奥巴马是骗子吗？是，但也不完全是，真正的原因就是这本书中前半部分希望解释的：政客的心意完全不重要，或者准确说，对政客施压要求改变是无用的；反抗者必须首先认识到这点才能设计真正可以有效的行动方案。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我们写道：民意调查是不可靠的，如果您想要获得更准确的预测，应该直接去看利益集团的动作，看他们的钱放在了哪里。
请注意，拜登的当选并不是像奥巴马那样建立在承诺改变的基础上，恰恰相反，他的当选是建立在反对桑德斯进步派的倾向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他的胜选基于退步。
拜登时代将 “理所当然地” 加固这种保守和倒退，正如 The Baffler 多年前就已经警告过的：把希望寄托于选票，你将 《没有未来》。
反抗者如何才能抓住真正的重点？这必须得益于知识分子的精准论述，知识分子必须能及时准确地分析局势，并告知人们最有效的策略应该是什么。这需要知识分子放弃对个人荣耀的专注，将精力投入到切实的行动中来。
本文中将涉及到3本书，您可以在这里下载它们：https://www.patreon.com/posts/wei-shi-yao-xuan-45240844
长期以来，民主主义者们一直在以一个简单的要求来回应公众对这个饱受摧残的社会契约的抗议：投票。其含义是，选民应该团结在承诺与现状作斗争的候选人身边，并在候选人当选后信任他们主持的机构。
在《权力的杠杆》这本新书中，历史学家凯文·杨 (Kevin A. Young) 和社会学家塔伦·班纳吉 (Tarun Banerjee) 及迈克尔·施瓦茨 (Michael Schwartz) 仔细研究了这个概念 —— 这个概念在每一个竞选季都会复出 —— 即：“选举政治可以带来真正的好转”。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这么多年经历了如此多失败的选举后，每个人都会对这个概念产生疑惑。
这本书主要反映了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情况，展示了经济和政治精英们如何在政策圈内嵌入了一个即使是有改革意识的官员也无法逾越的利益集团谈判过程。呈现出的是对企业杠杆的鲜明描述，即 “无论谁当选，美国政治都有同样的基本模式”。
通过聚焦奥巴马政府，《权力的杠杆》这本书确立了政策限制如何在总统权力交接期间相互联动 —— 即使是在被任命的官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同时，也展示了被授权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当选领导人如何变成了适应常态，尤其是在没有组织社会运动以要求立法多数派承担责任的情况下。
在奥巴马以 “希望与变革” 的竞选口号当选后的兴奋中，自由派媒体激起了人们对政府采取类似新政的行动以对抗大衰退的诸多期望。但是，正如这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在公众支持大胆改革的问题上，奥巴马透露出一种完全保守的倾向，即 优先考虑所谓的 “商业信心” —— 即使是在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占多数的两年里，也希望有利的监管和税收环境能够促进复苏所急需的投资。
如何解释大众的期望和奥巴马的实际记录之间的这种天壤之别？人们可能会指出一系列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承诺到个人性格和国会谈判的性质等等，但是，《权力的杠杆》强调了奥巴马对经济精英们（即 那些寡头）最强大的谈判策略的敏感性：资本罢工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从经济中抽走投资，并可能导致或加深经济衰退。
资本罢工是一种法律勒索，它使民选官员不敢冒险与最具掠夺性的资本家对抗 — —通常集中在化石燃料、医疗保健、军事、和金融服务行业。在一个缺乏资本管制、充斥着避税天堂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资本罢工预示着经济的阴霾，意味着总统失去权威。
这种配置甚至让改善公共福利和减少不平等的温和建议都感到寒心：所传递的信息是，工人和消费者将因更高的公司税、新的或更强硬的法规、或 “扭曲” 市场激励的财政政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解读奥巴马政府的人事选择和新闻声明，《权力的杠杆》这本书展示了对撤资的担忧如何主导了2009年和2010年摆在民主党国会多数派面前的优先事项。面对巨头公司坐拥促进复苏所需的数万亿美元的窘境，政府在每个阶段都试图安抚它们。
Young、Banerjee 和 Schwartz 强调，撤资的威胁不仅直接而且间接地扭曲了政策优先事项，并且，因为它影响了总统对内阁和监管机构的任命 —— 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政治可能性的范围。
【注：撤资（disinvestment）是指利益集团通过共同的经济抵制来操控政府的手段，行业或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当选官员改变政策，或者在政府的情况下，甚至要求改变政权本身 —— 即 政变威胁。这个词最早于上世纪80年代使用的，最常见于美国。该术语也适用于针对伊朗，苏丹，北爱尔兰，缅甸和以色列的行动。】
在奥巴马时期，这些 *非* 民选官员 —— 包括幕僚长比尔·戴利（Bill Daley）、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其他人 —— 很多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私营部门和政府之间轮换的。即 政治旋转门。
正如《平价医疗法案》（ACA）和《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Dodd-Frank）案例所显示的，这些顾问获得了对政策的重大否决权。由于总统任命的官员不对公众负责，他们权力的咨询性质独特地将精英经济利益嵌入到政策讨论中。特别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初，这些被任命的官员会影响行政部门所谓的路径依赖性决策，使政府更难改变方向或采取新的优先事项。他们在国会的对应人员同样与商界关系密切 —— 无论是通过来自寻求放松监管的行业的助手，还是通过拥有竞选资金的游说者。
【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分析拜登内阁的成员，这些人不是民选的，但是，他们将以他们的利益控制决策，而不是拜登本人】
私人利益集团以各种形式购买决策权的能力，严重限制了政府官员考虑的措施，反过来又控制了提交给公众的政治辩论。
📌 Young、Banerjee 和 Schwartz 对他们如何构架这一熟悉的批评非常严谨。他们强调，“deep state” 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一个谈判过程，已经经过数十年的完善，完全隔绝公众监督，大幅收缩了政策选择的范围，将政府决策控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能够容忍的极少数改革的范围内。
虽然这本书的系统性政策捕捉的例子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奥巴马政府如何有利于精英利益集团而不是民主党的基础，但作者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打消读者对历史的疑虑；这项任务已经由许多其他人多次执行了。相反，这本书更具体的目标是投射出资本主义治理的分层结构，这种结构如何不受问责制选举的影响 —— 即 不论谁当选，现状都不会改变。
在这一重要方面，《权力的杠杆》暴露了谈论 “改革” 的内在问题、及其作为政治成就的不透明性。
请注意，改革意味着对市场社会或法律中不公平现象的缓解，而不是消除和替代。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改革的设计是简约的，因为改革的意图是修复关键部门，而 *不会* 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更根本的问题和不公正的过多关注。
无一例外，政治目标是协调资本家之间的利益，遏制在某一部门内过于寄生的做法。与人民的利益完全无关。
【注：这里的改革指的是各方面的，包括对大规模监视和透明度革命的扼杀。还记得吗？美国活动家的口号：《不要相信改革》】
因此，这本书中所说的 “企业妥协”，并不是代表公共福利向行动主义政府让步，而是，通过技术官僚的调整来恢复寻租者之间的平衡。
尽管坚持了这种妥协，但奥巴马的标志性改革 —— ACA —— 还是以党内投票的方式通过了，给人留下了一个 *错误的* 印象，即 它并不包含大量旨在满足共和党人的妥协，共和党人为了政治利益而强调拒绝它。与共和党的宣传相反，ACA中的意识形态残余 —— 其框架部分是由传统基金会早在1989年就提出的建议演变而来 —— 绝不是 “社会主义”；相反，它与维持一个提供美国12%就业的部门的丰厚利润是一致的。
《权力的杠杆》强调，即使在经历了完全不透明的 “香肠式制作过程” 后成为法律，一项改革在执行过程中仍可能被削弱。如果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他们所获得的让步感到不满，他们就可以提出法律挑战，拖延法律的执行。
法律挑战也会针对那些不需要国会批准的法规，这往往会让资金不足的机构苦恼。环境保护局（EP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一直是化石燃料行业的目标。由于华盛顿几乎没有解决气候危机的任何意愿，矿业巨头通过诉讼争取到了时间，直到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位大规模放松管制的支持者赢得总统职位。从那时起，环保局已经被颠覆得无以复加，无法作为应对气候危机负有责任的行业服务。
📌 选举很少能产生有意义的改革，并且，正如过去四年全世界所见证的那样，选举肯定会加剧倒退的公共政策，使公然滥用权力成为可能，破坏民主制度，并使危险的意识形态正常化。
不可否认的是，正如 Jane Mayer 的《黑钱》（2016）和 Nancy MacLean 的《锁链中的民主》（2017）所记述的那样，像科赫兄弟这样的激进自由主义寡头对反民主宪政秩序的追求，在一个已经粉碎了民主规范的总统和共和党那里赢得了更多的筹码。
但是，要理清特朗普时代蓄意的制度破坏的全部悲剧，就必须承认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即：包括民主党内在内的精英共识治理的监护人，正是使美国政治制度暴露于特朗普那种反制度政治的责任人。
凯恩斯主义之后的精英共识曾指导政治经济，幻想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不会产生政治制度的病态；但它们确实如此，因为两党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加深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使财阀们有恃无恐地支持反制度的狂热分子担任公职 ，培养右翼大法官，并劫持媒体话语权。
大多数民主党人 —— 包括参议院的国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的南希·佩洛西 —— 非但没有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右翼极端主义抬头之间的联系提高警惕，反而自顾自地寻找所谓的 “亲市场” 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迫在眉睫多种问题。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苏珊·梅特勒（Suzanne Mettler）、阿尔弗雷德·斯捷潘（Alfred Stepan）和胡安·林茨（Juan Linz）以及杰弗里·温特斯（Jeffrey Winters）等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都反映了他们对企业权力的默许，他们都解释了过去四十年中垄断权力的1%是如何获得大部分经济收益的。在提炼促成这一趋势的机制时，《权力的杠杆》表明，这些机制并不是新的，而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征，它们会随着社会抵抗而加剧或减弱。
反过来，这本书澄清了许多左翼人士和其他政治评论家在过去十年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共和党阻挠者及其强大的恩人往往不是改革的主要障碍；相反，他们只是支撑了民主党人自己心甘情愿迁就的对1%利益集团的制度化服从。许多民主党人在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仍然顺从与那1%，这一事实表明，乔·拜登的任期内，仅仅稳定系统所需的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工具都必须满足激发所谓的 “商业信心” 的可恶考验。
现在您知道了，选举并不能瓦解利益集团的 “deep state”，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瓦解它呢？
《权力的杠杆》中阐述的变革理论建立在社会运动的可行性及其自身的破坏力之上。与 “活动家应该将自己的诉求引向乐于接受的政治家” 的传统观点相反，这本书认为，只有通过对关键资本家（或有名誉需要维护的国家机构）施加重大压力的反作用力，改变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作者在多个案例研究中证实了这一论点，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
在20世纪30年代末，汽车工业中激进的劳工罢工比以往任何一次抗议浪潮都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主要资本家。面对大萧条将进一步加深的严峻前景，制造商们决定《瓦格纳法》（Wagner Act）中规定了但在当时执行不力的集体谈判权是维护资本主义的 “可接受价格”。
【注：《瓦格纳法》是美国1935年制定的第一个《全国劳资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该法旨在保护劳工利益，如赋予工会权利，界定雇主的不正当行为等。但没有得到充分执行。】
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关于工会权利的争夺战一直旷日持久，而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Robert F. Wagner） “既有原则性的动机，又有实用性的动机”，《权力的杠杆》一书的作者写道，他最初是民主党议员中的一个 “孤独的声音”。新交易商优先考虑通过金融改革稳定经济，《国家工业复苏法案》和全国复兴总署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为公平的商业行为制定了工业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巨头的诚意和合作。
新政初期的重大罢工潮促使1935年通过了《瓦格纳法案》，而20世纪30年代末的汽车工人罢工成效更大，因为 “工会间的竞争[增加了]工会的民主，给龙头企业带来了灾难”。
《权力的杠杆》强调：“普通工人支持的劳工领袖争相向雇主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并支持在车间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从而迫使工业界接受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及其对工会权利的监督。📌 让《瓦格纳法》所规定的权利真正落实的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任何政治领导人。
民权运动也有类似的动态特点，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当地著名企业的战略性抵制促使其业主放弃种族隔离。1963年的伯明翰抵制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运动组织者从以前的运动中磨练出了策略，将目标锁定在对当地经济最不可或缺的商人和行业，正是因为他们的弱势地位使他们比其他精英更愿意满足反抗运动的要求。
Young、Banerjee 和 Schwartz 写道，“伴随着抵制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静坐，市中心的商家不仅失去了黑人顾客，也失去了许多白人顾客，他们在黑人抗议活动中不敢到市中心来。” 这让零售商每周损失了数十万美元。反过来，抵制活动的规模和组织者的 “目标一致” 又促使深受损失的商家 “拉拢政客，接受整合”。
伯明翰民权运动力量的增强刺激了其他南方城市越来越多的企业抛弃继续维护 “吉姆克劳法” 的南方民主党人。其他因素进一步加重了各地方资本家的压力。
【注：吉姆·克劳法 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
对国家国际形象的担忧固然影响了肯尼迪政府威胁联邦干预，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认为，“司法部门越来越不愿意支持种族主义暴力和种族隔离，这降低了国家在南方镇压的效力”。虽然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持续威胁仍然非常真实，但国家行为者之间更明显的裂痕为民权活动家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来测试、完善和利用他们最有效的策略。
涟漪效应很明显：如果那些热衷于继续战后南方经济发展的企业不再是吉姆-克劳法的既得利益者，那么民权活动家就可以在联邦层面抓住时机。
国会和约翰逊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看到，南方种族秩序曾经的绝对力量正在失去主要支点，他们明白立法改革的可能性已经提高 —— 而且必须采取行动，他们是为了避免抵制活动引发更广泛的动荡。
通过分化南方精英，黑人活动家迫使自由派盟友通过了《民权法》和《选举权法》，这使他们有能力影响约翰逊的大社会计划。
📌 这些例子强调，通往实质性改革的道路往往需要一种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急剧的战略动员迫使私营部门的行为者与保守派盟友决裂，导致他们容忍对反抗者的要求作出让步，同时，持续的反抗对可能的改革者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最大限度地作出这些让步。
有效的社会运动并不能解决改革中更棘手的问题 — — 变革能走多远，变革在重新聚集的反对派面前能否持久 — — 但它们确实迫使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彼此之间摊牌，将新的问责范围推到公众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改善条件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随着去年夏天BLM运动的重新兴起，被证明是自196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权力的杠杆” 的总体论述既清醒又有指导意义。只有持续的破坏、明确损害商业利益，才有可能创造深化民主的机会，因为只有这样，越来越大的恢复社会和平的压力才能迫使政治精英改变政府的 “实质”，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
事实上，这种变革理论也反映了许多黑人作者的贡献，他们记录了黑人的激进传统和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贫困的运动。从奴隶反抗到反殖民运动，攻击财富和政治统治的关系一直定义着被压迫的人们为赢得自由而使用的重要技巧和手段。
正如 Keeanga-Yamahtta Taylor 在6月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的第一次反对警察暴力的起义后所写的那样：集体的、有时是暴力的抗议活动有能力催化 “对一个不同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要求和愿望。反抗者不仅表达了自己的失望，而且还展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困境”。
📌 正如被边缘化社区和工人阶级不能依靠选举来推动平等一样，抗议者也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战略和行动不能依靠精英的认可。
伯尼·桑德斯的两次总统竞选的失败，以及许多其他落选的进步人士的竞选失败，已经表明一个范围广泛的左翼选举项目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果。尽管这种选举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不接近从事直接行动的社会运动、如果没有来自社会运动的压力，那么这种选举工作永远都是偏向于追求体制内的 “改革”。
因此，“权力的杠杆” 这本书隐含的信念是，被压迫者的破坏性集体力量对于克服公共政策的 “去政治化” 是必要的，而这种去政治化往往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征。随着民主危机的加速，政治的冲突性正在重现，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做出决定，将建制派政治的疲惫局面解密，并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