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解放他人的力量” - 关于伊朗近期起义的对话
「作为受中文语境塑造的活动家，我们将罗贾组织描述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体验并置。在探讨网络封锁、街头组织、国家暴力常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如何被“国家安全”话语掏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陌生的情境，而是被反复试验、共享、并移植于不同政权的治理机制。」
作为受中文语境塑造的活动家，我们将罗贾组织描述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体验并置。在探讨网络封锁、街头组织、国家暴力常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如何被“国家安全”话语掏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陌生的情境，而是被反复试验、共享、并移植于不同政权的治理机制。
🧬 源：记忆总站《“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解放他人的力量” - 关于伊朗近期起义的对话》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来自中国侨民的巴勒斯坦团结行动者与流亡的伊朗活动人士共同探讨了2026年1月伊朗爆发的起义，并就抵抗各种形式威权主义的经验进行了交流。
前言
2026年1月8日，伊朗爆发全国性抗议活动，随后遭到血腥镇压。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网络（PSAN）采访了来自罗贾（Roja）的两名同志，并与伊朗运动组织者莱拉·侯赛因·扎德（Leila Hossein Zadeh）进行了持续对话。在史无前例的全面通讯封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镇压部队对街头抗议者和普通民众实施了系统性的致命暴力，造成大规模死亡、逮捕和失踪。许多亲历者认为这是一场针对整个社会的战争，抹去了“战时”与“和平时期”之间的任何界限。
PSAN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华语集体，为声援巴勒斯坦解放斗争而成立。自2026年伊朗起义爆发以来，西方左翼话语中日益将伊朗与巴勒斯坦塑造成对立的议题。亲巴勒斯坦运动内部因伊朗持续动荡和镇压而产生的分裂，令我们深感忧虑。
作为受中文语境塑造的活动家，我们将罗贾组织描述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体验并置。在探讨网络封锁、街头组织、国家暴力常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如何被“国家安全”话语掏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陌生的情境，而是被反复试验、共享、并移植于不同政权的治理机制。
罗贾的同志们还揭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何运用中国国安技术镇压异议的事实。这与PSAN早先的调查相呼应 —— 我们发现中国国安技术不仅部署于“新疆”，更被运用于巴勒斯坦。伊朗的经验由此成为理解当代威权治理跨区域传播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共同经验与记忆的共享库。
我们愿将这份经验分享给那些在极端境遇中仍坚持理解、记录并持续行动的人们。我们坚信 —— 也期盼 —— 胜利终将属于抵抗者。
本次访谈于1月23日进行，当时伊朗网络尚未恢复。
罗贾（روژا）是驻巴黎的独立左翼女权主义团体。该组织诞生于2022年9月吉娜（玛莎）·阿米尼遇害案和“吉娜、生命、自由” 抗争运动爆发之际。该团体由来自伊朗境内不同民族和政治地域的政治活动家组成，包括库尔德人、哈扎拉人、波斯人等。罗贾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和中东的社会运动相关，也与巴黎当地的斗争及国际主义斗争相呼应，包括声援巴勒斯坦。“罗贾”之名源于多语种词汇的共鸣：在西班牙语中，roja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Roja意为“光明”/“白昼”；在马赞德兰语中，roja指代“晨星”或“金星” —— 夜空中最耀眼的天体。
莱拉·侯赛因·扎德是伊朗当代社会运动中的人权捍卫者和学生活动家。2018年，因参与学生运动，她被德黑兰革命法庭以“聚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五年监禁，另因“反国家宣传”罪追加一年刑期。虽部分刑期经上诉获减，五年刑期仍悬而未决，成为对其政治活动的长期威慑。2024年11月，她在德黑兰大学完成以少数民族问题为研究方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未佩戴头巾，随即再度被控“反国家宣传”及“公共场合未按伊斯兰教法佩戴头巾”，未经听证即遭缺席判决：一年监禁并处以巨额罚款。
I. 针对自身社会的战争
全国性抗议活动已持续超过25天。能否描述下现场情况，特别是组织层面的状况？1月8日民众如何在缺乏统一领导或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自发组织？2017年以来历次抗议浪潮如何塑造了这一过程？
罗贾：这场起义是自2017年持续至今的大规模抗议浪潮的一部分，抗议活动呈现出范围更广、对抗性更强、频率更高的特点。重要节点包括：2019年因燃油涨价引发的“血腥十一月”抗议遭残酷镇压；2021年反对水资源剥夺与生态掠夺的“渴求起义”；以及2022年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的吉娜起义。2022年抗议达到顶峰，因其融合了反殖民、女权主义与平等主义斗争，导火索是库尔德裔工人阶级女性吉娜·阿米尼遇害事件 —— 她的死亡跨越社会政治分界引发强烈共鸣。
莱拉：谈及组织工作，存在两个不同层面：一是街头层面的组织，二是政治组织层面的运作。
在街头层面，基层民众从历次起义中汲取经验，每次抗争都愈发激烈。社区青年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这些成员本就相识，在同一社区共同生活。当大规模起义爆发时，这种社交信任便成为决定性因素。
街头协调的主要媒介是互联网。当某社区发生事件时，民众可迅速在线组织，协调支援力量。面对镇压力量时，抗议者通过共享实时情报进行协同 —— 例如通报安全部队使用的高速公路 —— 使部分人员封锁道路，另一些人则继续街头行动。
在政治组织层面，由于数十年的严酷镇压，实际上不存在正式的左翼力量。主要例外是圣战者组织（MEK），但该组织因历史原因仍处于边缘地位且缺乏广泛支持。在这场起义中，亲君主派团体似乎正在扩大影响力。他们坚持强烈的反左话语，将自己定位为1979年革命的对立面，并获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大量资源与资金支持。据媒体报道，伊朗国际电视台创立初期曾获沙特阿拉伯约2.5亿美元启动资金。
上述描述主要适用于伊朗中部地区，而非边远区域。库尔德斯坦等边缘地区不仅因数十年压迫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形态，更源于数十年的抗争传统。街头抗争策略 —— 如何对抗警察、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志愿民兵）及革命卫队部队的经验 —— 只能源自边缘群体，这些群体每天都在直面国家暴力，尤其是非正规经济从业者。体力劳动在此语境中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参与直接肢体对抗的能力，正是这一阶级地位所塑造的主体性的一部分。
在街头组织中，两个群体尤为关键。其一是技术工人，尤其是机械师。他们掌握的专用工具与技能对搭建路障至关重要。例如，机械师运用日常修车工具破坏街道上的输电线塔，构筑起抵御镇压力量的坚固屏障。第二类群体主要由18至25岁的年轻人组成，他们精通数字技术，懂得如何摧毁街道上的监控摄像头 —— 这些充当国家之眼的设备，其中许多是从中国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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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贾：从更广泛的组织形式来看，本轮抗议周期主要呈现三种形态：街头动员、高校组织、以及集市商贩罢工。互联网中断当天，超过55个城市的商户参与罢工，连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也加入其中了。库尔德政党号召总罢工，库尔德斯坦地区所有店铺都关门了。罢工浪潮甚至蔓延到了西阿塞拜疆省，当地库尔德族和土耳其语族群均参与其中。
过去十年间，以工会为基础的组织 —— 教师、工人、护士、卡车司机 —— 屡次发起抗议和罢工。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工会斗争的时间节奏与街头暴动的突发性。唯有一群人始终与街头动员保持同步，那就是 —— 大学生。学生们从不放过任何街头动员的机会。
与以往运动相比，这一次，为何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主义者看似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尽管他们在基层事实上缺乏广泛支持或组织基础？
莱拉：由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左翼人士的严厉镇压，伊朗境内不存在强大的左翼革命组织。君主主义者看似在这场起义中占据上风，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多数民众，也并非其地面组织更完善。
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和媒体资源。他们掌控着自己的媒体，且所有主要媒体均设在境外。他们与外国势力联系紧密，当然也能在流亡中组织活动。
“伊朗国际电视台”通过卫星电视几乎进入每家每户，其专业程度甚至超过BBC波斯语频道。凭借这种媒体力量，他们能操控民众的所见所闻。已有确凿案例显示：口号被剪辑篡改，呼喊声被替换，甚至将单人高呼君主主义口号的画面伪造成全场齐呼的场景。只要仔细观察某些视频就会发现，人群实际上呼喊的内容截然不同。曾有视频显示德黑兰普纳克广场的库尔德人载歌载舞，现场仅一人高呼亲君主制口号，但媒体通过剪辑手法营造出“德黑兰全民支持巴列维王朝”的假象。
罗贾：在中心城市，尤其是德黑兰，君主主义口号确实更常见。但在库尔德斯坦、俾路支斯坦、胡泽斯坦等边缘地区，民众态度明显犹豫，甚至普遍持反对立场。
某些地区民众拒绝上街游行，正是因为他们排斥君主主义叙事。他们认为自身诉求未获代表，一切都被主流媒体的单一声音所扭曲。
这种话语体系还暗藏着极其危险的政治逻辑。君主主义者宣称“欧洲不存在其他反对派”，任何批评君主制的人都会被指控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谈论少数民族权利会被贴上分裂主义者的标签；主张左翼政治则会被等同于拥护现政权。这种逻辑令人熟悉得可怕，与1979年后消灭政治多元化的手法如出一辙。
在伊朗自1月8日夜间开始的互联网大面积瘫痪期间，你是否还能收到亲友的消息？政权从选择性断网转向全面通讯封锁，这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遭受镇压的体验以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罗贾：就在这次会议前（1月23日），家人给我打了电话。这是事件发生以来，我的兄弟姐妹和表亲们首次齐聚电话那头，气氛异常凝重。他们描述了互联网中断如何彻底切断人际联系 —— 亲友甚至邻居都无法联络，许多人不知亲人是否平安。
抗议活动后，人们因恐惧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内容。警察在街头随意拦截民众检查手机，即便对方从未参与抗议。恐惧弥漫在每个角落。
Instagram曾短暂恢复过几次，但很快又中断。人们认为这是蓄意为之——营造网络恢复的假象，实则阻断真实沟通。ATM机和数字支付也全面瘫痪。凡是依赖网络的系统都停止运转了。正如我表亲所言，这感觉就像活在监狱里 —— 与正常生活彻底隔绝。
莱拉：在以往的抗议浪潮中（比如2019年）国际互联网会被切断，但国内网络（常被称为“内网”）仍能运行。人们能利用国内网络协调行动，占据所有尚存的数字空间。他们会使用政府官方的或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Telegram频道，用暗语交流各城市的局势信息。有人写道：“设拉子仍在下雨”，另一人便回应：“伊斯法罕此刻晴空万里”。所有人都明白这并非天气预报，而是暗指镇压、暴力及各城市局势的激烈程度，无需明言。
但这次整个网络都被彻底切断了。1月8日之后，政府不仅切断国际互联网，连国内网络也同步瘫痪。所有通讯渠道同时中断，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罗贾：断网期间连星链都无法使用。考虑到本国货币贬值，星链设备极其昂贵，且持有属违法行为。仅极少数人能使用该设备。但这次连他们也无法上网。有报道称伊斯兰共和国使用某种噪声或干扰技术阻断了卫星信号—— 这种新技术常与中俄相关。这是伊斯兰共和国首次对全体民众使用此类技术，实现彻底隔离。
伊朗和中国签署了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伊朗持续绕开美国制裁向中国出售大量石油，价格往往大幅低于国际市场 —— 据报道有时甚至比全球市场价格低20%左右，具体数字可能存在差异且难以核实。有观察人士认为，伊朗长期试图建立类似中国那种国家互联网并获取相关审查过滤控制技术，但迄今未能全面实施这种系统。许多人将此次网络中断视为测试 —— 认为有可能是对比以往更严厉的限制措施的一次展示。
白色SIM卡正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SIM卡不受任何过滤和审查限制。在伊朗，多数网站和平台均遭封锁，民众需依赖VPN。而白色SIM卡可绕过所有限制。长期以来，仅政权核心圈层的人能获得此卡。在与以色列的十二日战争之后，少数记者也获得了这种SIM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批评政权的记者。
但此次抗议期间，连白卡也失效了。所有网络均瘫痪，政府网站一度无法访问。正因如此，许多人称此刻的体验与过往截然不同。
许多人，包括前政治犯，将通信中断时的感受形容为“如同身陷单独监禁”—— 这并非比喻，而是真实的生存状态。伊斯兰共和国初期的监狱惨剧，尤其是1980年代左翼人士遭屠杀的阴影，此刻仿佛从牢笼中蔓延至整个社会。监狱的逻辑正不断扩张，将日常生活彻底笼罩。
你能详细说说1月8日平民遭屠杀的情况吗？伊朗国内民众对此作何反应？
罗贾：关于互联网中断后死亡人数的争议仍在持续，尤其是在1月8日周四至9日周五的两个夜晚，民众涌上街头，控制了全国多座城市。有人称死了五千人，有人说一万人，还有人指出两万甚至三万人。与此同时官方公布约“两千”死亡的数字，声称“其中多数是镇压部队成员”——这种表述实质上是为了将施暴者与受害者身份对调。超过两万五千人遭街头逮捕，其中许多人面临死刑风险。
对伊朗国内民众而言，具体数字并无实质意义。无论数据如何，都不可否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准军事分支巴斯基组织 —— 实施的暴力手段具有质的飞跃，即便以伊朗漫长血腥的国家镇压史为标准，仍令人震惊、毛骨悚然。如此规模且系统性针对抗议者的行径，唯有“大屠杀”一词方能准确命名。
根据抗议者的目击证词、医院诊所医护人员陈述及医疗机构记录显示，实弹与霰弹枪的运用是系统性的而非随机性 —— 子弹精准瞄准人体要害：双眼、头部、心脏及躯干。最明显且最具毁灭性的伤害形式是导致大量抗议民众失明——这种手段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起义期间也曾大规模使用。
此等镇压程度实为针对全民的强行身体烙印式的惩罚。
这种惩罚同样面向未来 —— 当你们下次通过大规模起义攻占城市时，会永远铭记自己曾遭屠戮的惨痛经历。
惩罚因此不仅烙印在肉体上，也烙印在集体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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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起义与以往的关键差异在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次使用“恐怖主义”话语来描述抗议者。过去，当局使用“暴乱者”（اغتشاشگر）一词区分“合法”抗议者与被指控企图颠覆政府的群体 —— 后者常被情报部门及官员（包括最高领袖）指控与美国或以色列勾结。如今，“恐怖分子”已成为街头抗议者的官方代称。街头民众不再被视为公民 —— 甚至不再是需要执法管制的“罪犯”。他们被塑造成外来煽动者和恐怖分子，国家宣称有权对之发动战争。
当西方帝国主义者利用伊斯兰共和国的残酷镇压为其政权更迭议程辩护时，所谓“抵抗轴心”的支持者却常试图否认或淡化这种镇压及其伴随的大规模杀戮。这种否认 —— 常见于“阵营主义者”中，他们支持任何反帝的力量，无论其内部镇压、阶级关系和地缘政治干预如何 —— 绝非中立的错误。这是一种愚昧的反帝国主义，无论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如此执着于反帝目标，以至于拒绝承认以反帝之名实施的国家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同谋。
能否详细说说关于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将当前起义视为战争？
罗贾： 许多参与当前革命起义的人将街头抗争——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描述为战争。不少非伊朗籍的评论者基于数量论断指出：十二日战争期间死亡千人，而伊朗境内短短两日已致数万人丧生。甚至有人将其与八年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如今他们宣称，两日伤亡数字已远超前者。
关于战争“规模”的争论历来是帝国战争的工具。二战期间，美国轰炸广岛时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将有一百万人丧生；只要此刻投下原子弹，伤亡人数就能减少。正是这种推理导致了核武器的使用。同类论调屡屡被用来为帝国战争辩护。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使用“战争”的语汇。
帝国常借战争话语包装伊斯兰共和国的血腥镇压，使其符合帝国的利益。这种话语框架将西方军事干预包装成“回应”—— 被塑造成“支持伊朗人民的行动”，甚至被描述成“拯救”他们的“人道主义必要手段”。
另一方面，当伊斯兰共和国将抗议者称为“恐怖分子”和“摩萨德特工”、将其视为敌人时，实际上是对本国臣民发动了战争。这种针对反复爆发的起义运动采取前所未有的暴力镇压，使伊朗社会暴露于外部帝国主义干预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势力是相互强化的关系 —— 它们并非平等力量，我们并非将二者等同，但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动态平衡。
一方借他方威胁为由推行镇压，另一方则以镇压为由推行干涉。夹在中间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团结力量因而被削弱。
在西方帝国主义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存在一条极其狭窄的道路。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两种叙事间穿行，既不落入任何一方的阵营主义，也不落入帝国主义的窠臼。罗贾组织一直竭尽全力通过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来探索这条道路，并将解放斗争置于首位。
如今许多伊朗人——虽然他们坚决反对帝国战争——但仍坦言战争早已打响：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对社会本身发动的战争。在持续的内部暴力、精疲力竭与变革前景暗淡的背景下，“次小破坏”的逻辑以悲剧性的倒置姿态重现。外部战争不再被视为灾难，反而被想象成救赎。一个被逼至绝境的社会，就这样开始绝望地等待着强加于己的战争降临。
II. 论愚人的反帝立场：主权属于谁？
在许多西方反帝叙事中，伊朗人被框定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主权”伊朗，要么是被外部势力占领的伊朗。对于“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主张，你作何回应？
罗贾：在探讨“主权”问题之前 —— 我理解的主权指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 我想先谈谈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自诩为反帝力量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支持者。
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便挪用反帝话语来为国内镇压和地区干预辩护。它常将“反帝”话语作为国内强制措施的合法化面具。例如革命后强行推行女性面纱，并反复将其塑造成“伊斯兰女性”的理想化身 —— 这种定义本质上是与“西方”价值观的对立。此外，在十二日战争后，许多人因被指控为以色列间谍而遭处决。如今抗议者常被污蔑为摩萨德特工—— 此类指控与其说是事实陈述，不如说是将异议定为犯罪、使暴力合法化的政治手段。
与一些阵营论者、民族主义者以及部分去殖民化理论的观点相反，伊朗的内部镇压与其自诩的反帝立场在政治上不可分割。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逻辑中，“反帝”不仅是外交立场，更是国内治理策略——它将自由平等诉求归类为“国家安全”威胁。由此可见，地缘政治与内部镇压并非平行轨道，而是相互强化的大业。
地缘政治层面，伊斯兰共和国通过所谓“抵抗轴心”积极参与塑造中东格局。叙利亚案例具有启示意义：伊朗与真主党和俄罗斯联手，协助维持阿萨德独裁政权 —— 其镇压手段直至政权垮台才彻底暴露。伊斯兰共和国长期向社会宣称“我们在叙利亚作战，是为了避免在伊朗境内作战”，但这一说辞在十二日战争后已失去意义。“国家安全至上”的逻辑暗示着：叙利亚人的生命和鲜血无关紧要，只因他们不是伊朗人。
当国内镇压与地区干预这两大相互关联的进程屡屡以“反帝”之名获得正当化时，伊朗国内许多人已对反帝政治与斗争产生了疏离感。尽管反帝曾是1979年革命的核心维度，当下却完全背道而驰。
现在让我们回归国家层面的“主权”议题。自叙利亚战争、2023年10月7日事件，尤其是十二日战争后，“国家安全”话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某些阵营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将国家的形式置于实质内容之上。如果我们从实质层面理解国家，它意味着社会权利、民主代表制、集体自主自决以及不同民族的共存。这与将国家理解为单纯的形式——领土完整、中央集权主权和国安——存在根本区别。
伊斯兰共和国及其阵营支持者均围绕“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框架展开动员，赋予其绝对优先权，将其他所有斗争边缘化。但这种优先权是虚假的，因为它回避了根本问题：安全为谁而存在？为何仅优先考虑某种形式的安全？经济安全何在？正如我们近期所写到的：
尽管国家不遗余力地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事，但它自身早已成为不安全感的主要制造者：前所未有的处决激增、系统性虐待囚犯，加剧了生命安全危机，残酷剥夺民众生计，加剧了经济安全危机。
我们不断被告诫：“此刻不宜抗议，此刻不宜反抗 —— 否则我们将沦为叙利亚，否则我们将步利比亚后尘。” 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直面这些矛盾。一方面，战争与帝国主义对社会的撕裂的确就是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同时对抗伊斯兰共和国。你不能仅仅以“现在不是时候，因为国家安全至上”为由，就剥夺那些已经被剥夺了任何有意义的生活感——其生存状态与死亡无异——的人们发言和行动的权利。
伊朗国内如何对主权观念展开争论？尤其在波斯人主导的中心地区与非波斯人聚居的边陲地带之间，这种争论有何差异？
罗贾：一切取决于我们讨论的对象是谁 —— 对谁而言主权是庇护，对谁而言主权是暴力。伊斯兰共和国内居住着多个民族，不同群体对“主权”的切身感受存在巨大差异。
以俾路支斯坦为例。当地民众生活在“内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公民身份。该地区数千人完全不被国家官方体系承认，部分人连出生证明都没有，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被剥夺。对俾路支人而言，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本质上是掠夺性的，伴随着极端军事化控制的存在。
当国家本身被体验为殖民、暴力与占领的实体时，宣称“主权比民众生命更重要”毫无意义。正因如此，所谓“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主张——即便能被理解——也只能置于中心-边缘关系的复杂动态及少数民族自决权议题中加以解读。
所谓“领土完整至上”的论调，根植于伊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主权始终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原则。即便国家左翼也常将主权置于一切之上。这在1979年革命后便成为主要分歧点，至今依然如此。
即便在2022年吉纳起义期间，大部分反制措施也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那些冲锋在前的抗争者被反复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被指责为意图引爆国内内战。如今，同样的叙事框架被用来制造虚假的二元对立——必须在伊斯兰共和国与内战之间作出选择 —— 并将内战描绘成“对主权的威胁”。这种话语彻底封杀了自下而上变革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调根本经不起实证检验。整个后革命时期 —— 从1980年代至今 —— 伊朗境内从未出现过真正寻求分裂国家的政治力量。即便库尔德政治势力，在其官方声明和立场中也从未要求脱离伊朗。这种说法是政权和民族主义势力炮制的叙事，与现实大相径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话语最终反而强化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因为它映射出政权自身的逻辑。过去十年间——尤其是2011年以来——政权反复向社会宣称：“你们或许一无所有，但你们拥有安全。正因我们保障国家主权与安全，你们才没有沦为第二个叙利亚。” 这一论调始终被用来否定所有起义的正当性。自2017年以来，每当民众走上街头，“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叙利亚” 的论调便会卷土重来。但问题在于：为何非得如此？为何不能发生民主革命？这并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与现实斗争和民主政治想象紧密相连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这场抗争中，中部地区更频繁地出现呼吁[礼萨]·巴列维等人物的声音。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35-40%，这点至关重要。因此当有人宣称“伊朗人持这种观点”时，我们必须追问：哪些伊朗人？许多边远地区民众并不认同这种“主权至上”的立场。“ 伊朗人民持此观点” 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III. 关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有资产”
巴勒斯坦斗争与伊朗斗争常被相互对立 —— 无论在西方反帝国主义叙事（如“抵抗轴心”对阵“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的框架）中，还是在自由主义话语里（例如“既非加沙亦非黎巴嫩，我愿为伊朗献身”的口号）。在伊朗国内，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垄断和工具化是如何塑造民众认知和团结意识的？是什么导致这两场斗争脱节甚至看似矛盾？在国家宣传、军事同盟及“抵抗轴心”框架之外，伊朗草根阶层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声援呈现何种形态？
莱拉：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局势极为复杂。总体而言，当前伊朗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度普遍低迷。这并非民众突然转向亲以色列立场，而是国家对紧张局势的调解与工具化操作所致。
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共和国耗尽公共预算，将其投入区域军事行动而非社会福利建设，民众正承受严峻的经济困境：物价飞涨， 补贴被取消，医院被私有化，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在此背景下，民众将国家腐败归咎于伊斯兰共和国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 这种普遍存在的误解根深蒂固。
这种认知还取决于对话对象的身份。如果将视线从城市中产阶级转向工人阶级及边缘地区，图景就会截然不同。同样，年龄构成也影响认知、地域分布左右观点。
起义期间，某位偏远地区民众曾致电我，称他们所经历的灾难唯有如此形容：整座城市宛如加沙。于是加沙成为了参照系。对那人而言，加沙并非抽象的地缘政治符号，而是具象呈现国家暴力的存在。
罗贾：在胡齐斯坦等阿拉伯地区，民众对巴勒斯坦怀有强烈同情 —— 不仅是同情，更是深厚的情感纽带。巴勒斯坦始终是他们自身抗争的灵感源泉，当地活动家与巴勒斯坦斗争紧密相连。正因如此，他们屡遭镇压。人们仅因手持巴勒斯坦旗帜或表达声援，就会被逮捕。国家绝不容忍他人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企图将其完全垄断。
这正是核心矛盾所在。即便伊朗国内致力于巴勒斯坦解放的左翼人士，也几乎无法组织任何独立的声援行动。如果试图公开行动，要么立即遭到镇压，要么行动被国家话语吸收并重新定义 —— 巴勒斯坦成了国家的私有财产。
即便承认伊斯兰共和国在物质层面支持某些抵抗形式，其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本质上仍植根于自身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而非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任何真诚承诺。官员们反复宣称“我们在境外作战，是为了避免在境内作战”—— “如果不在叙利亚作战，就得在伊朗境内作战”。巴勒斯坦问题被纳入同样的逻辑框架。
此处存在深刻矛盾。一个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他国的解放力量。
一个在街头杀戮民众、致人失明、投狱囚禁、执行死刑的国家，
无权宣称在别处“为正义而战”。
在库尔德斯坦及其他边缘地区，围绕巴勒斯坦与反帝的讨论有何不同？
罗贾：对库尔德人而言，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承载着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并非源于理论，而是源于政治记忆与切身经历，源于种族灭绝的创伤。
诸如种族灭绝这类历史事件深刻地塑造了库尔德人的政治记忆。首当其冲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在两伊战争期间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实施的“安法尔行动”，导致约18万库尔德人丧生 —— 仅仅因为他们的库尔德身份。为种族灭绝辩护的借口是声称他们与伊朗勾结。
关键不仅在于种族灭绝本身，更在于当时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反应。多数阿拉伯国家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安法尔行动期间支持萨达姆。阿拉法特公开支持他。甚至爱德华·萨义德在1980年代初的著作中也否认安法尔行动的存在。这对库尔德人造成了极其深重的创伤。这不仅是背叛，更是彻底的抹杀。
其次是叙利亚的阿夫林。2018年，作为罗贾瓦一部分的阿夫林被土耳其军队占领。占领期间，平民（包括妇女儿童）遭受系统性暴力，伴随大规模驱逐与破坏。
占领期间，哈马斯代表团竟在土耳其军队控制阿夫林时前往当地，与土军公开庆祝，宣称此举是“中东典范”，应“推广复制”。对库尔德人而言，这一幕堪称毁灭性打击。
由此，库尔德政治斗争与阿拉伯及波斯民族主义阵营之间，以及部分自称反帝左翼的势力之间，长期存在深刻裂痕——后者往往未能承认库尔德人的抗争。
但必须指出，历史上库尔德运动始终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第一代库尔德革命组织——尤其在1980年代——曾与巴勒斯坦、黎巴嫩革命运动共同发动武装斗争，双方存在着有机的政治与军事联系。
但如今库尔德人的意识中涌现出疑问：为何其他种族灭绝事件获得承认，库尔德种族灭绝却无人正视？为何库尔德人遇害时无人问津？为何库尔德人的生命永远被视为次要？
这不仅关乎历史。当下正重演着同样的悲剧。在欧洲的示威活动中，库尔德人目睹了支持巴勒斯坦抗议者高举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刚从叙利亚归来的友人透露，萨达姆的形象正重现当地，被公开展示并颂扬。这对库尔德人而言难以忍受。那个曾对我们实施种族灭绝的人，如今竟以“抵抗”之名卷土重来。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点：当面临生存威胁时，一个民族可以寻求任何实质性的支持 —— 无论支持国性质如何 —— 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始终如一地提出。许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者，正是以“围困中求生”为由，为与地区强权的战术结盟辩护，而不是因为这些强权具有任何解放性或民主性。如果此逻辑在某些案例中被视为正当，为何应用于同样面临灭绝、无国籍状态与反复被遗弃的库尔德人时，却遭到如此断然的否定？
问题核心不在于盟友的纯洁性，而在于道德与政治标准的选择性应用 —— 这些标准是随地缘政治立场变幻而改变的，而非基于受压迫民族实际生存困境的调整。
当一位叙利亚朋友 —— 她属于德鲁兹少数族群，近期刚刚在新派系政府领导人朱拉尼的屠杀中遭受重创 —— 对我说出这句话时，我对此有了清晰认知。她哭着向我展示颈间的巴勒斯坦凯菲耶头巾：“我一生都反对以色列。”她继续说：”无论去哪里我都戴着巴勒斯坦凯菲耶。但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以色列在朱拉尼最近对叙利亚德鲁兹人的袭击中提供了支持，我的族人早就被屠杀殆尽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族人被屠杀，却不允许他们接受以色列的帮助呢？”我认为她说的没错。正如我们伊朗人无权告诉巴勒斯坦人：被屠杀可以接受，但拒绝伊朗或其他压迫性国家的援助就不可接受。
然而，我们可以说的是，在生存危机中被迫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以色列、伊朗或美国的政策。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
这正是我所强调的逻辑——它绝不应沦为双标。
如今许多活动人士流亡海外，在伊朗境外究竟能采取哪些行动？哪些限制与责任正在塑造当今侨民组织的运作模式？
罗贾：随着伊朗极右翼势力对民主构成实质威胁，流亡中的其他进步派和左翼团体已准备好携手合作—— 这在过去并不常见。共同的敌人（巴列维王朝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推动各类统一战线和联盟的形成。
我们还致力于与从巴勒斯坦到东亚的各类团体组织保持长期联系，尤其关注中国、台湾和孟加拉国的新生代力量。我们正在建立俾路支斯坦、库尔德和伊朗团体之间的纽带。
我们首次在巴黎组织了大规模明确反君主制的示威活动，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这表明欧洲也存在进步的、左翼的、反战的反对力量。此后，其他城市的活动家纷纷联系我们，鼓励建立更广泛、更少教条的联盟，以组织抵抗君主制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同力量。
在海外侨民群体中，我们处于能同时在多条战线作战的有利位置。一条战线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另一条是对抗伊斯兰共和国，还有一条是对抗那些否认或贬低起义合法性的伊斯兰共和国阵营主义者及其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坚持认为中东受压迫的民族和阶级之间命运相连 —— 伊朗、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黎巴嫩的斗争彼此关联，我们需要相互学习，基于共同立场与社会斗争的表达，发展国际主义政治。
国际主义的精髓正在于此：我关心巴勒斯坦，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更塑造着社会斗争的命运。纵有各种差异和矛盾，始终可以说：你的斗争就是我的斗争，我的斗争亦是你的斗争。今天，正是围绕这些命题，我们罗贾组织正在展开行动。
By Crimeth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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