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多年前我们发现,中国新疆,尤其是其 “再教育营”,往往是所有高新监视技术的最初试验场,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列表,其中几乎所有技术最初都出现在新疆。
但是,这些监视技术绝不会停留在新疆,而是将新疆做为 “试验场”,用来推向全国,甚至全球。其试验过程中的成功记录,将作为相关产品的宣传噱头。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总结,查看全世界监视技术的出口国家排名,《国家级监视赞助商》,其中就记录了欧盟边境管制机构 Frontex 与18个国家的当局进行了正式的工作安排、协调活动,并提供了边境控制措施和其他监视技术援助方面的培训。而这些监视技术就来自对难民营人口的 “试验”。
对待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和边缘社区的方式,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机构的道德价值观。
冠状病毒大流行开启了监控技术的新时代,可以说,没有哪个群体比难民对此感受更深了。即使在大流行之前,难民们就已经集体接受了接触追踪、无人机和激光雷达追踪、以及面部识别等各种高新监视技术。自大流行以来,情况只是变得更糟。
要想了解这场大流行对难民的影响有多糟糕 — — 无论是在公民自由方面还是在病毒下的痛苦方面 — — 的一个缩影,希腊是一个绝对的典型。
在这里看到更详细的技术介绍《当您准备寻求庇护 …… 移民和难民需要注意的10大威胁》
希腊的难民营是欧洲最大的难民营之一,难民人口过多,水、食物和基本必需品都稀缺,而且一直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研究人员说,世界各地用于收容难民的许多监视技术和新科技 — — 尤其是实验性的、简陋的、低成本的技术 — — 往往先在这些难民营中进行测试。
“某些已经被边缘化、被剥夺权利的社区被当作了小白鼠,但令人担心的是,所有这些技术都会针对更广泛的人群推出,并被常态化”,约克大学难民法实验室副主任佩特拉·莫尔纳(Petra Molnar)说。
莫尔纳在2020年前往莱斯博斯岛的希腊难民营,作为倡导组织欧洲数字权利(EDRi)的实况调查项目的一部分。她是在莫里亚难民营 — — 当时欧洲最大的难民营 — — 被烧毁并迫使数千名难民搬迁后才到达那里的。自访问以来,她一直对专制技术的兴起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来对付无权无势的人们密切关注。
由于病毒仍在肆虐,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控制疫情,因此,现在似乎是讨论难民营中监控的用途和影响的好时机。莫尔纳仍在希腊,并计划在希腊第二次封锁解除后继续访问难民营,她向 OneZero 讲述了她在那里看到的各种监控技术的部署,以及未来的前景 — — 尤其是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莫尔纳说,“他们一直在把希腊作为各种空中监控技术的试验场。”
为了清晰起见,本次采访经过编辑和压缩。
OneZero:你在难民营中看到了什么样的监控手法和技术?
Petra Molnar: 就在莫里亚难民营被烧毁之后数千人流离失所,被送往一个新的营地。我们基本上见证了 Kara Tepes 营地的诞生,一个新的隔离中心,并与人们谈论了监控,以及这场特殊的悲剧如何被用作一个新的借口,带来更多的老大哥技术,更多的监控。希腊政府正在… 基本上将冠状病毒武器化,以此为借口封锁营地,使其无法被进行任何研究。
当你在莱斯博斯岛的时候,很明显能体会到,这里是一个试验场,在这个意义上,科技的使用是相当初级的 — — 我们不是在谈论热成像仪、虹膜扫描之类的东西,但是希腊政府探索使用科技的欲望在明显增加,特别是当他们试图控制大量的人群和来自爱琴海的大量难民时。对于很多这些技术来说都处于初级阶段,但一切都指向希腊是欧洲的试验场。
他们正在谈论将生物识别控制带入难民营,但我们知道,比如希腊海岸警卫队有一架无人机,他们一直在用它进行自我宣传,现在他们已经用它来跟踪离开和进入难民营的任何人。我不确定无人机的使用是否仅限于在难民离开营地后继续跟踪他们,但由于封锁,无法核实。OneZero 曾接触到一位当地的消息人士,他证实在封锁期间,难民营内也在使用无人机监控难民。
另外,人们可以去商店买东西,但他们必须在门口登记,接受检查,我们不知道监视者将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以及用于什么目的。
O:早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对难民进行了监控;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广泛部署的政策和监视技术,是以何种方式将难民当作小白鼠的?又有哪些最糟糕的例子说明欧洲对难民采用了专制技术?
PM:我们看到的最恶劣的例子是那个命运多舛的试点项目 — — A.I.测谎仪和风险评分,其本质上是试图利用面部识别和面部表情的细节来确定一个人是否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撒谎。幸运的是,这项技术所基于的伪科学被揭穿了,也引起了很多关于使用这种东西的道德和人权影响的争论。
在这里看到这种技术的使用《虚拟警察测谎仪:旅行者的新麻烦》
德国已经使用语音打印等技术试图追踪一个人的原籍国或种族,面部识别进入了新的《移民公约》,希腊也在考虑对难民进行自动分流,所以在欧盟层面和全球范围内都有使用这种技术的欲望。我认为2021年将非常可怕,因为更多的资源被转移到这些类型的监视技术上。
我们看到,就在大流行开始的时候,用于人口建模的移民数据成为了一种合作,并用于尝试模拟病毒传播的流动。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假设流动人口、移民和难民更有可能带来冠状病毒和疾病 — — 但数字并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所有这些数据库的海量数据收集,欧洲正在使用或将使用这些数据库进行各种边境执法,甚至一般的维稳工作。
我们担心的是,恐惧正在被武器化。围绕着流行病和监视追踪技术,如移动跟踪和数据收集,被用来作为控制人的方式。这也是更广泛的,它涉及到一种围绕移民的语话,限制人们的移居权利。我们担心的是,这将为进一步、更广泛地推出这种针对普通民众的监视技术打开大门。
O:你见过的最具侵略性的监视技术有哪些?你是否担心这些专制技术会继续扩大,而不仅仅是用在难民营?
PM:在希腊,现在使用的最有侵犯性的技术可能会是无人机和无人驾驶的监控技术,因为在那种人们从土耳其长途跋涉过来试图申请庇护的地区,这是一种非常容易被非人性化的监视方式。也有尝试面部识别技术的欲望。
这显示出这些技术有多么危险,因为它们方便了推诿、边境执法和把人赶走,而且它真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当你看到一艘船在爱琴海或地中海遇险时,你希望发生的不是人性化的反应,而是现在这样转向无人机和整个监控系统。这凸显了这个过程中的人性是如何丧失的。
而这一切已经被正常化。现在使用无人机是如此的正常 — — 一切都关于欧洲海岸的治安,希腊是一个挡箭牌,要把使用侵入性的监控技术正常化。我们很多人对扩大 Frontex [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的行动范围、任务和权力的谈话感到担忧,以及它完全缺乏问责制 — — 很明显,像Frontex这样的实体要做欧洲最肮脏的工作。
当政府和公司谈论移民和难民时,有一种特殊的框架应用,经常将他们与ISIS联系起来,并使用轻浮的术语和短语来讨论严重的问题。我们担心的是,这种技术的使用将变得更加先进和高效。
O:关于联系人追踪应用是怎么回事 — — 有没有强行给难民使用该技术的情况?
PM:我听说过难民有可能通过手机被追踪,但我无法确认。我宁愿不通过手机被国家监视,但这是我的特权,我可以做出选择。如果你住在难民营里,你就没什么选择了。难民营里的人往往觉得自己被迫提供手机的使用权,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等等。还有就是担心被追踪。了解追踪是如何进行的真的很难,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
除了联系人追踪,还有就是担心营地里提供的Wi-Fi连接。往往只有一个连接或一个特定的地方可以使用Wi-Fi,人们需要与家人、配偶、朋友联系,或者通过手机获取信息,有时是他们唯一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困难的情况,因为一方面,人们担心隐私和监视,但另一方面,你想给你的家人、配偶打电话,你只能通过那个Wi-Fi来实现,人们觉得他们不得不连接。他们必须依靠现有的东西,但人们担心,因为是当局提供的,所以没有人知道到底被收集了什么数据,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偷窥和监控的。
O:我们如何对抗这种监控蠕变?
PM: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抗其中一些监视的方法之一是知识,普及相关知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在不同的社区之间共享资源,让人们对这种系统性的监视方式有更广泛的了解,当涉及到这些技术的特殊用途时,利用社区本身产生的这种知识来推动监管和治理。
我们呼吁暂停或废除边境及周边地区的所有高风险技术,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治理机制,也没有一个综合的区域或国际方式来监管这些监视技术的使用。
同时,我们在欧盟有一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保护数据和数据共享的工具,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监控、自动化、A.I.,所以法律真的是很落后。
打击A.I.的方法之一是让政策制定者了解这些技术的真正危害。我们说的是这种科技强化歧视和不平等的方式,以及它们对人的伤害有多大。
我们试图强调这种系统性的方法,将其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这些技术都在移民管理这种日益危险的方式中发挥作用。⚪️
How the Pandemic Turned Refugees Into ‘Guinea Pigs’ for Surveillance 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