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它民主：在真相事业中构想未来图景（上）

【2019年7月25日存档】如题所示，对真相的寻求和捍卫应该是一项事业，而不是企业；它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消费者”。如果它本身不是民主的，那么它肯定无法服务于民主。就如集中化的互联网不是民主的，我们就必需打破它。

过去的新闻

在一个出版自由的地方，人人可以阅读，一切都是安全的 —— Thomas Jefferson

现在的新闻

以市场为导向的新传播和信息体系，显然是把受众当成了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身份被彻底边缘化或取代了 —— Peter Golding

未来的新闻

…… 十几岁孩子中，超过一半曾自己制作媒体内容，而在十几岁的网民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分享过自己制作的内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十几岁的孩子 正在积极地参与我们所称的*参与式文化*。参与式文化是门槛较低的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 —— Henry Jenkins

好吧，现在看起来 Thomas Jefferson 就像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很可能无法想象如今的传媒业局面。他也许更愿意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参与信息制作，而不愿意被动接受媒体宣传。正如资深记者 Walter Pincus 所言：

今天，主流媒体想要保持中立、展现涉事各方的观点，仿佛自己是一场“比赛”的裁判。在这样的“比赛”中，只有选手 —— 政客和政客的政治对手 —— 可以参加。媒体已经愈发成为了仅仅是其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载体和传送者，不顾其重要性、相关度，有时甚至不顾其准确性。

事实上，作为一位有洞察力的观察者，Thomas Jefferson 可能会注意到，至少有两种重要的公共信息模式在发挥作用。

旧的新闻模式日渐式微，原因有两种：一是其商业模式垮塌；二是许多人不再信任旧的新闻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觉得与自己无关。

在新模式中，互动和社交技术的应用不断扩大，培养了网络受众，他们参与分享甚至生产内容。在类似 netroots 运动中，以及那些通过电脑手机疯狂传送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信息中，我们看到了第二种模式的重要性；在许多其他信息领域，从政治和商业信息到大英百科全书以及维基百科这样的参考文献信息中，也能看到这两种模式的痕迹。

旧的媒体消亡，会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试验品填充它们的位置。当然，问题是，这些替代品是否具备足以支撑自己发展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质量。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当今某些实验存在的问题。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一位风险投资人去参加一场报告会，整个会议死气沉沉的，对方代表来自一家半死不活的报纸，他们的建议是，报纸要登载“更多宠物和爱侣的照片”。这位投资人越听越担心，因为整个会议没有任何人提起新闻的事。

他意识到，在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报纸的大幅受益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高质量的政治报道；这种商业利润补给给公共产品的做法的确不多见，而现在，随着上市公司收购新闻媒体并榨干了最后一滴利润，已经没有公司还会这么做了。

这位投资人说：“或许作为公共服务的新闻业，就如同国防、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一样，属于公共产品……如果任其自便，市场力量就无法足量生产这种产品”。[“Lone Star Trailblazer: Will the Texas Tribune Transform Texas Jourm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uly–August, 39–43. 2012]

想明白后，这位投资人帮助创办了《德克萨斯论坛报 The Texas Tribune》，这是一家致力于调查性新闻的网络报纸（www.texastribune.org）该报将自己的使命描述为：非营利、非党派的公共媒体组织，致力于促进公民对公共政策、政治、政府以及其他国内事务的关注和参与……

很明显，“非营利”、“公民参与”这些特性与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新闻模式相去甚远；你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办报宗旨中是看不到这些字眼的。

本文及下一篇文章将探讨和介绍重塑新闻业的实验性做法。但是，其中一些尝试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通过私人慈善事业和基金会操作，作为一种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或可行性。

除了将新闻的焦点转向调查性报道和公民参与之外，《德克萨斯论坛报》还率先推出了互动数据库，使公众可以直接获取公共记录，这种做法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很多人订阅这份报纸不是为了浏览新闻和博客，而是为了访问它的数据库。

由于技术的发展，公众可以直接获取自己所关心问题的答案，如 官员的薪水、竞选捐赠来源、学校的排名、交通罚单等等。而不是通过媒体的转述。事实上2010年的皮尤调查就已经发现，40%的成年互联网用户曾经查阅政府开支数据。[Jake Batsell ,Lone Star Trailblazer]

只是关心和查阅还远远不够。如果公开数据不够真实、公开描述不够充分，公民应该知道还可以如何获取真相。这就是为什么 IYP 要介绍OSINT，这是互联网时代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民主途径 —— 由公民掌握真相的机会。

简单说，如果公民自己能够成为记者，提问与个人相关的问题，并通过基本技能寻找到真相作为答案，那么未来的公众将具有怎样的本质属性呢？是的，成为公民。或许在加密通讯和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人们可以分享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从而培育了大量更为积极的公众 —— 媲美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但另一方面，公众的声音也很可能被碎片化，成为孤立的利益群体，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

当然，不论传统新闻模式及其把关行为的结局如何，目前的信息环境都会是不同信息流的大融合。

彼此孤立的公民 ——

数字时代的个性化潜能让很多民众为之神往。许多媒体顾问认为，对于传统新闻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日常的信息发布正在变得愈发个性化，迎合消费者的个人口味。

对这一趋势的第一反应就是“庆贺”，因为在这个正在膨胀的信息空间里，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于是人们认为信息传播系统越个性化对民主就越有利。这种想法或许很诱人，但它是真的吗？

如果民主只是每个公民脑子里滋生的东西，而不是在公共生活中枝繁叶茂，那么高度个性化可能就是完美的了。然而，正相反，它不是。

就如政治学家 James Fishkin 批评的那样，即使是当前传播体系中最好的对话机制（如民意调查和脱口秀节目），也往往适得其反 —— 因为，它们只是在简单地将未被挑战的观念和偏见回传给了持有这些观念和偏见的个人，以及被割裂的受众群。

Fishkin 指出，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利用调查、劝说、和焦点小组辩论等方式，组成互动的公民评判委员会，使这些人能接触到各种信息，聆听专家辩论，可以质疑专家，然后进行小组讨论，再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James S. Fishkin]

虽然在不同国家进行了几次实验表明，这些“议后”民意调查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向民众传递信息、调查民意、和利用民意的政治与传播趋势似乎都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面对面的讨论越来越少，而个性化的信息却越来越多。这是互联网媒介在塑造人心中所起到的强大作用。

根据 Fishkin 的观点，目前许多旨在鼓励公民参与传播过程的设计，均缺少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有关问题新知的条件。

目前大多数民主政治信息体系都恰好缺少一些目标明确的公民间交流；而在媒体上是占主导地位的，⚠️通过民调和受众即时反馈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强调的是易变的私人观点，根本不是真正的*舆论*，因为舆论是通过公共对话和讨论形成的。

在公民决定新闻应该是什么样之前，或许他们更需要获得“议后”判断的机会。

参与协商的公民 ——

Fishkin 认为，不应该鼓励人们就某一问题直接发表不成熟的个人意见，而首先应该在互动的环境下，让人们接受新信息的挑战，进行思考，并参与讨论。

在 Fishkin 早期举办的公共论坛里，参与者首先需要了解专家传递的信息，然后分成小组讨论自己所听到的信息，再对相关问题形成结论。

1994年 Fishkin 对这一想法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在几家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新闻的共同资助下，他随机选取了300名公民作为样本，他们要讨论的是犯罪问题。

在阅读各种介绍资料、聆听专家意见、互相辩论之后，这些人对于如何解决犯罪问题，出现了戏剧性的观点变化。

例如，实验前的调查显示，57%的人认为加重刑期是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而了解到有关研究、并就刑罚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之后，只有38%的人认为监禁是有效手段。

Fishkin 不认为这是经历“实验”把人“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他指出，在接触更多信息，参与讨论之后，他们对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惩罚犯罪的必要性的关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然而，他们的政策主张却变得更加现实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易被政治人物和新闻中肤浅的思想所影响。

以这些早期的协商模型为基础，传播学者 John Gastil 建议组成公民座谈群组，对投票议题进行讨论，然后，各种须投票表决的问题、座谈群组的建议以及他们对各派观点的评定，可以随选票一起递送给投票者。

Fishkin 认为，这样的论坛实验可以帮助我们学会如何听到“值得倾听的人民的声音”。

包括 Fishkin 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数字革命能让公民更多参与审议和协商的过程。然而，正在扩展的在线世界可能不会像许多乐观派一开始想象中那么容易适应有重点的、互动的公众体验。

事实上，对在线社区进行观察会很容易发现，通过网络组织讨论的方式很少能够产生理想的结果。聊天室、电子公告栏、新闻群组、邮件列表、博客和维基百科，为使用者提供了大量的交流机会，但是，这样的在线交流往往没有约束，没有批判性思考，肤浅和极化，根本称不上商议。

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人们也明显倾向于保持论前态度，就如 Diana Mutz 所分析的，大多数人会避免与观点不同的人一起讨论。[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Diana C. Mutz]

本文的目标就是分析信息传播的积极参与者如何可以避免孤立，促进智慧的政治行动。探讨公民信息的未来。

个性化信息和民主的未来 ——

一方面是碎片化、个性化的传播系统；另一方面是数字网络化社会的趋势。能在这种尴尬中求得平衡的个体或许将会作出理性的信息选择。

或许，人们不会逃避社会与世界的难题，因为可以自由选择构建更加私人化的现实世界；当然，人们可能会回避那些他们认为“不会影响到自己”的问题，或是“没有希望被解决的问题”，或是需要更多思考和关切而自己又没兴趣付出精力的问题……有关新闻消费习惯和政治参与模式的研究结果并不那么鼓舞人心。

在美国，从80年代开始至今的新闻消费研究表明，公众对国际、国内和地方新闻的关注都在呈现大滑坡态势。这一下滑态势与投票可能性降低、甚至是注册投票可能性降低，均息息相关。但与此同时，迅速扩张的数字传播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以相对低廉的成本随时获取遥远信息的可能性。最近几年中，年轻公民展现的参与热情反应了公民思潮一种令人欣喜的转变。

然而，如前所述，参与的质和量同样重要。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在目前的信息环境下，人们很可能会仅仅选择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民主是否能在政治体验进一步碎片化、个性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持一体？

以个人为中心形成的封闭信息圈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现实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愈加个性化的产物。对于“我是谁”、社会如何标示我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实际上都拥有实实在在的选择权，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前所未有。

而其中的原因，正如很多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是过去曾经与团体属性紧密相连的身份在变弱。如 阶级、商业、俱乐部或者社区协会等。随着个人身份中这些元素明显变弱，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方式和消费社区的无限选择。[具体解释详见《nobody cares 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公共领域凋零？——

民主意味着一种公共生活，也就是说，人们对如何解决共同问题可以进行批判性思考。公众对民主决策的参与质量取决于人们可以分享的大众传播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可以表达个人关切，提出新的想法，并见证这些想法是否经得住日常辩论的考验。

这些公共空间包括咖啡馆、酒馆、市民议会、读书俱乐部、小餐厅……它们构成了先锋传播理论学者 Jurgen Habermas 所称的*公共领域*。

许多当地观察家都意识到，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正在缩小，或至少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讽刺的是，个人传播技术的扩张对公共领域的缩小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例如社会学家 Todd Gitlin 认为，与其考虑具有凝聚力的公共领域，不如考虑一下微小的、变化中的“分公域”的扩张更有意义。[ Todd Gitlin, lectur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这些按兴趣形成的分公域极具吸引力，通常会为逃避大社会带来的痛苦提供安慰。然而，如果人们不断适应这些传播技术构建并享受自己的私人世界，那么他们去什么地方汇聚并分享彼此的关切和信息呢？如此一来，形成共识的机会不就更少了吗？具有凝聚力的政治讨论离不开这样的聚会和分享。

简而言之，我们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和我们如何一起采取政治行动，是密切相关的；即 如何界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

国家政治的一个极端就是政治斗士，他们不断使用道德口号充斥各种媒体，热情地呼唤人们追随。但是因为受众已经分化，这些人只能在脱口秀和YouTube中走红，对于有闲看节目的人来说，他们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媒体奇观，但是对于更多厌倦的人来说，他们显然只是树立了糟糕的榜样。

如前所述，如今许多人更倾向于躲避政治，或是至少希望政治话题局限在家里，而不愿在生活中毫无偏见地参与公共辩论。

许多观察家都指出过，公共信息的权威基础本身在衰落；正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分享信息，对他人分享的信息给予尊重的共同基础就被弱化了。新闻媒体并没有对这种个性化的信息趋势施加有意的影响；他们只是为了迎合大众情感和消费者口味，而不是为了传播具有挑战性的另类观点。

简单说，从信息体系任何一个层面来看，无论是从新闻媒体的立场，还是政治角色的立场，抑或是民众角度还是技术因素，很显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环境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

—— 没有魔法 ——

当下的传媒业不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无法服务于民主。“新闻自由”被沦为了一场神话；人民被锁定在弱势的地位上，所有选择都是被安排好的，他们的政治反应被新闻模式的把关规则所过滤。

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能独立决策的公民，公众最常出现的只是心理学家常说的“习得性无助”，他们要么逃离 — 从政治和公共生活中退出，要么拥抱完全不切实际的概念从而变得虚无。

没有什么魔法可以改变这一局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改变的过程只会更加耗时；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改变都是在为大的目标而积累。想想看我们可以提一些什么建议？

给公民的建议 ——

对于如何获取信息，公民可以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这样就会带来变化。

首先是参加公共生活，但不要寄希望与那些不切实际的神话；然后开始自由想象，寻找替代方案，展开头脑风暴思考一下如何建立一个更完美的信息秩序，这不会产生什么成本。

职业新闻已经快毁掉了，但这不是真相的结束。在思考传播的方程式时，或许人们应该更多在输出端考虑多样性及其质量问题，而不是在输入端纠结于“为什么无法改革”。

除了开动脑筋思考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传播体系，公众还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传播体系。IYP在“媒体和新闻自由”栏目中提出的思考和批判性分析有可能帮您解码新闻。

如果人们能读出新闻的言外之意、看到照片背后的门道，就能对新闻少一点失望和困惑，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责任。

简而言之，若想更好地了解世事，并非简单地加大阅读量就可以了，而是，要在批判的眼光下解码多方信息；若想更好地了解世事，不仅仅需要记住当天孤立的新闻事件中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何种方式上做了什么。理解公共问题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影响才能帮助你理清思绪，决定如何回应。

以下这些简单的建议将有助于读者成为一个更具批判思想的公民。

1、识别陈词滥调和情节公式

当新的消息被装进旧的公式中，人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用新的观点代替原来的偏见了。

政治人物最容易讲、记者最容易写的故事，往往建立在有关这个世界的熟悉形象上，而不是真正的事实 。除非这种炒冷饭的东西被识破、被扔掉，否则这样的新闻对公共讨论毫无帮助，只能固化肤浅的理解和老旧的思维。

发现并抛弃那些诱导性的描述和时髦的流行语很重要，否则任何进步派支持者只会被惹恼，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睹高高耸立的高墙，阻碍了有意义的传播。

诸如“左派”、“右派”、“大政府”、甚至“有地位的”、“知情人士”这样的说法都对信息进行限定，让人们作出选择性的解读。

比如说，也许有些人真的是“恐怖分子”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反社会人格，然而，泛泛地向恐怖主义“宣战”却为更多值得质疑的政治可能性提供了机会。而且，对恐怖主义的情绪化反应使值得怀疑的外交政策被轻易地贩售给公众，最典型的就是入侵伊拉克。其借口存在严重事实缺陷，但通过打感情牌，挡住了许多质疑的声音。当人们意识到问题时，为时已晚，（伊拉克战争是任何关于政治宣传如何操纵世界的论文中最多出现的案例）

“恐怖分子”之概念还被用来当作绕开法律程序实施拷问的挡箭牌，更，让大规模窃听监视找到了最强的理由。

这是媒体帮助构建出的概念 —— 也是“前期宣传”的一种，相关分析详见《操纵式宣传：五个过滤器和识别线索》

大而化之的“反恐战争”标签也会妨碍对权利被剥夺群体的理解。对这一群体来说，如果他们想要社会关注，要想问题得到解决就只能破釜沉舟诉诸暴力，正如政治学家 Steven Livingston 所分析的，“恐怖主义”标签通常会被意欲推行自己政策议程的政治人物策略性地应用在新闻中，而这样的标签则会影响如何讲述关于他们政策的故事。[The Terrorism Spectacle by Steven Livingston]关于这个问题，更多分析详见《暴涨的种族冲突和身份证明的魔咒》

2、寻找不符合情节的信息

“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 记住这句话很重要。

文献、包括统计数据和图片，都可以被断章取义，拿来作为当下观点的证据。只要与“有力的形象”、熟悉的情节、或任何被深信的观点相吻合，它们就会被*看起来真实*。

请记住关于*事实*的警句：事实从来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原始数据总是乱糟糟和模棱两可的。数据的模棱两可也恰恰是它们的优势 —— 可以激发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寻求新的可能。

当事实与说辞配合得太完美时，它们提供的是心理上的肯定，而不是对事实的验证。很少有人有动力去挑战政府和名流的说辞。

为了抵抗这种新闻心理，公众在接受某一“事实”之前必须仔细辨别其真伪。首先应该透过其夸夸其谈的迷雾，辨清某种说法是确有证据还是空口无凭的指责和断言。最重要的是，应该找出不严谨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也许你能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就那些值得推敲的事实进行分析解读，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值得关注的潜在政治问题。如果你不是急于将它们套进相关新闻的情节中，就会比较容易聚焦于这些游离的事实，并锁定它们的方向。

3、通过其他信源核实意识形态倾向性的言论

这里指的不是去“时代周刊”核实“新闻周刊”的报道，而是说，应该把那些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历史记录，反应了批评人士、反对组织或无利益纠葛的学者思想的出版物和文献纪录片当作参考。

利用互联网可以很容易搜集到关于任何话题的海量信息，当然，算法在操纵你最可能看到什么，人们基本不会去浏览搜索引擎第三页及之后显示的内容；不过，学会搜索肯定是必要的，科学的搜索依旧能让你找到值得关注的内容。记下一些信誉好的独立媒体的域名也非常必要，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会介绍*替代媒体*的概念，一些很成功的替代媒体是公民应该熟知的。

关于如何进行更合理的搜索，详见《高级运算符辅助开源调查：巧用搜索引擎挖掘情报》。

最后，为了驾驭信息，建议安装一个简易的信息聚合阅读器 RSS，肯定会比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轰炸要强很多。

4、识别政治宣传和新闻运作

有些时候，“新闻”中似乎找不到什么不严谨的事实可供另做解读。被成功控制住的“新闻”，其事实材料的数量刚好能满足政治剧本塑造形象的需要，特别能唬人。

当政治人物成功推出他们按剧本表演的新闻事件 —— 或者说虚假的新闻事件时 —— 媒体倾向于只报道那些被特意植入的、可以增加可信性的片面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是极难辨别的，批评家必须学会识别虚假报道的特点，并解码其传递的政治讯息。当然，第一特征就是：成功的虚假新闻事件中不会让你看到很多漫无边际的事实。

在这里看到更详细的分析《操纵式宣传：五个过滤器和识别线索》我们在后面还将有更多分析。

当一位政客要对某种现象宣战时（不论是腐败还是黑社会还是恐怖主义），公民应该准备好从中寻找政治表演的痕迹。

中国的反腐反黑就无需解释了。在美国，这种表演也是很有传统的。里根当年就宣布“向犯罪开战”。那是电视剧时代，政治表演还算朴素的。当时他宣布了一揽子立法，要让罪犯“付出更大的代价”。里根的整个表演目的是塑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形象，汇集民意支持，笼络那些心存恐惧的、经济困难的民众。

请注意这一表演是在里根遭受首次重大失败后的两天内提出的（因为国会推翻了他对一项重大的联邦开支法案的否决）。有没有可能里根的媒体公关团队已经设计好了他获胜的剧情安排并为之候场？细心的政治批判者应该能发现其中的政治表演痕迹，将演员与其政治际遇联系起来。

老布什后来也模仿里根的做法，推出了“向毒品宣战”，他把道具运用得更加驾轻就熟。在这场戏里，新闻道具是一袋子强力可卡因，老布什在电视里举起这袋可卡因“宣战”。

华盛顿邮报后来承认，老布什的这场戏是由某媒体顾问团队策划的。这篇报道在媒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应，并在此后被不断引用和提及，成为了一个经典的闹剧案例。

华盛顿邮报说：为搞到这袋可卡因并不是易事。为了配合老布什撰稿人写的脚本，缉毒局的特工在总统讲话前四天，把一个可疑的毒贩骗到了拉法叶公园，上演了一场“抓毒贩”的戏码。实际上拉法叶公园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在白宫对面，而并非是因为什么非法毒品活动。

事实上，那个十几岁的嫌疑人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伪装成买家的便衣特工，似乎对他们的要求感到迷惑。

“白宫在什么地方”。在被缉毒局特工秘密录音的对话中，那位嫌疑人这样问道。

“我们不得不设法把他弄到这里”，缉毒局华盛顿地区办公室的特工 William McMullen 说，“这可真不容易”。[A ‘Sting’ Tailor-made for Bush，Michael Isikoff, 1989]

这出戏被揭穿后，老布什接着又按照其媒体公关团队的导演，针对揭露者的批判做出了策略性的回应：时不时地对媒体发发飙。老布什的谋士们发现，对媒体发点小脾气能显得总统更强硬、更尽责。

5、学会自我批判

你可能会担心这些建议会让你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不是批判者。还有谁可以相信？还有什么值得相信？新闻批判的目标并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面对人云亦云的压力，学会对世界大事进行独立的、自信的思考 —— 不是要怀疑所有的权威，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会引出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在筛选和接收新闻信息时，会发挥明显的作用。

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努力有意识地在任何可用的场合，选取与之相左的信息，挑战这些观念 —— 它说的哪里有道理，哪里值得探讨？自我批判并不是说要把原有的观念连根拔除，也不是说要像树立某种观念时那样快速地将它们拆毁。它的目的是确保我们的信念不会成为一面横在真相面前的墙。

当信念有助于我们建设性参与解决问题时，它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当信念被作为绝对真理来捍卫导致所有与之对立的证据被忽视时，它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

反对派尤其应该注意这点。你们的信念是正义的，但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你就需要在政治策略层面胜过你的对手。切勿让人们评说“反对派和他们反对的人一个鸟样”。

6、寻找更多视角的信源

这是一个大建议。而且不仅是寻找 —— 因为资本垄断导致认知的垄断，你有可能找不到其他视角（就如谷歌对独立媒体实施在搜索排名中降级）。于是针对这种状况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技术了，而是一场运动。

我们将在下篇文章中作出更多介绍。

是充满生气的草根传播，还是与社会隔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冥想？对于电子民主的未来而言，最好的可能性和最坏的可能性同时存在。新技术用来做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共辩论将影响电子民主的方向。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