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香港2019年的抗议活动时，对新自由主义的审视再一次进入了公共舆论，一定程度上包括中文舆论场。在这里回顾《新自由主义的香港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并非所有人都真的了解新自由主义，或者对其的全部理解仅限于其自身的宣传。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都做了什么？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将帮助中国的变革推动者设立更为恰当的战略。

本文来自 Aldo Madariaga 博士，他是智利圣地亚哥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社会冲突与凝聚力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文章使用第一人称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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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山学社的第一次会议， 1947 年，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在现场。

新自由主义已经伴随我们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了。自20世纪40年代朝圣山学社 (Mont Pelerin Society)努力重塑老式自由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采取了各种形式，无论是芝加哥学派和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皮诺切特领导的1973年智利政变、撒切尔-里根革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驱动的结构调整，还是欧洲的第三条道路。

新自由主义的话题已经产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评论山寨产业，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学者们试图使这个越来越有争议和滑稽的术语变得有意义，这个产业只会扩大。许多撰写新自由主义的人现在都在演奏他们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最后一曲华尔兹：在2008–9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变革中，在保护主义的专制政府的崛起中，在COVID-19时代需要大规模的公共政策的解决方案中，许多人宣称，新自由主义确实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者，新自由主义只是在以更激烈的形式蹒跚前行？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论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正在经历重要的转变，这使它对今天的民主特别危险。事实上，正是这种对民主的威胁才是理解新自由主义复原力的关键：它承受危机和竞争体系的能力并不是自由市场和经济竞争的持久吸引力的结果；相反，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改变我们的民主机构和组织的基础而生存的。

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就与同样蔑视民主的力量 — — 即独裁者和技术官僚 — — 结盟了。新自由主义项目的这一核心内容为全球新一批激进的保守派领导人创造了条件。今天，新自由主义者和大资本之间正在形成一个联盟，并得到民族主义者、社会保守派和民粹主义者的支持。这个联盟正是很可能对民主政治构成的最大威胁之一。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项目

对许多人来说，新自由主义是一套经济理念，吹嘘市场作为个人之间的社会协调形式的优越性。以这种方式解读，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能够诱导、说服并最终战胜国家计划等竞争对手的思想。对于那些认同新自由主义这一定义的人来说，国家正在 “卷土重来” 的说法被认为是在证明钟摆正在向拒绝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共识摆动。

因此，新自由主义通常被理解为将市场置于国家之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的意识形态。但是，几十年来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经济思想史学家和哲学家菲利普·米罗夫斯基 (Philip Mirowski)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背后的 “双重真相”：在提供选择自由和从压迫性国家法规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新自由主义者始终意识到需要一个强大的、往往是强制性的国家。

这意味着两件事。

首先，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本身、甚至对市场竞争，都不感兴趣，而是对通过市场可以实现的东西更感兴趣。尽管新自由主义者通常旨在消除任何干预私营企业自由决定的国家干预，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干预。当然，新自由主义者对那些向核心企业集团进行再分配的国家干预形式（通过慷慨的免税或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的大规模救助）的关注，要少于那种强制要求对工人阶级进行再分配的干预。同样，新自由主义者发誓要把市场和市场逻辑扩展到所有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但如果这最终导致不公平竞争或彻底的垄断，他们就不那么担心了。

其次，人们现在都明白，新自由主义者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强加并强制执行他们的自由市场，即使是采取直接压制的国家措施。

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想法，它是一个政治项目，不仅旨在减少国家的权力，而且更具体地说，破坏任何集体行为者 — — 无论是国家、工会、政党 — — 干预私营企业决策的努力。这个改变权力平衡的项目是其复原力的关键。

新自由主义和民主

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看看新自由主义者对无财产的多数人的暴政以及他们的民主野心可能会如何影响经济自由的古老恐惧。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是新自由主义传统最令人尊敬的代表之一，他在其著名的合著书《赤字中的民主》中对此进行了巧妙的解释。

在这本书中，他的重点不是自由竞争、适当的市场运作，甚至不是对国家干预的批评；他关注的是 “必须通过政治机构来执行经济政策”。海梅·古斯曼（Jaime Guzmán）是智利皮诺切特继承的政治和经济架构的幕后策划者，他运用这一逻辑，推断出政治机构的安排应该是：“如果对手执政，他们[将]被限制采取的行动与人们希望的行动之间没有太大区别”。正如朝圣山学社的前辈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所解释的那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多数人是否应该统治，而是什么样的多数人应该统治”。

新自由主义通过改变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权力平衡来限制民主政治，最终目的是限制政治和政策的可用空间。通过对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具体的机制在起作用。

第一个机制是，通过将以前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允许在现在放松管制的部门有新的商业机会来创造一个新的商业阶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解散社会国家的逻辑都是为了实现效率和增长的最大化。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国家，有针对性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主要是为了创造或赋予那些最有可能支持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项目的企业。

在金融部门、有竞争力的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中，情况尤其如此。在新自由主义的长期存在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企业，利用赋予它们的结构性优势来反击改革的尝试，从税收、产业政策、社会措施、到环境和劳工保护，不一而足。

其次，新自由主义通过阻止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获得立足点而得以生存。新自由主义对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权的攻击是有据可查的。但我们的政治机构被设计成阻止任何确实的政治反对派的方式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包括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力，以规避更具代表性的议会，将能够推翻多数决定的非选举产生的否决者制度化，以及更多。这些策略中最成功的是那些影响政治代表模式的策略，如选举工程和选区划分（Gerrymander）。

【注：杰利蝾螈（Gerrymander）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政治术语，指以不公平的选区边界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这个政治术语源自1812年美国麻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杰利（Elbridge Thomas Gerry）将某一选区划分成不寻常的蝾螈（salamander）状，以让民主共和党得胜。】

智利的情况就是如此，1989年，智利的选举制度和地区规模（特定地区的当选代表人数）被设计为使右翼在议会中拥有二分之一的代表（高于其传统的三分之一）。正是这一举措使左翼在20年里都没有代表权，同时把更温和的左翼推向与中间派力量的长期联盟，淡化了他们原本的改革主义立场。再加上改变智利皮诺切特设计的机构的基本特征所需的超多数门槛，这些行动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连续四届中左翼政府期间阻止任何有意义改革的关键。

在其他情况下，限制代表权的努力包括彻底剥夺大片人口的权利。爱沙尼亚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新自由主义与反对前苏联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最激进表现找到了共同点。新自由主义者成功地利用了爱沙尼亚人民的恐惧，即该国大量的俄罗斯人口（1989年约占40%）会阻止独立，使俄罗斯族人没有投票权。并且，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还推动了在东欧实施的影响最深远的新自由主义项目之一。

结果是，那些受这些改革影响最大的群体要么没有投票权，要么是以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经济为由投票。最终，这阻碍了社会民主力量的形成，这一力量至少能够缓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正如大多数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那样。

最后，新自由主义者通过有时被称为 “宪法化锁定” 的方式使政策制定者与民众的要求隔绝，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关键方面被置于民主讨论的范围之外，以免它们如布坎南和理查德·E·瓦格纳所言，“在民主政治的海洋中漂泊”。例如，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财政政策规则，是使货币和财政政策远离民主讨论的关键工具。将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目标，降低了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来缓和经济危机的能力，并将就业考虑置于价格稳定考虑之上。相反，平衡预算程序等财政规则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整体支出能力。此外，为改变这些安排而设立的高宪法门槛，将民选政府的经济政策工具箱的关键方面锁定在他们无法触及的范围内。

用新葛兰西学派的术语来说就是，由于这些具体的经济和制度资源减少了政治和政策的可用空间，植根于特定商业部门的多党社会集团成功地捍卫了新自由主义项目。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我们的民主制度的代表性急剧下降。

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

考虑到新自由主义与基本民主制度的敌对关系，就不难理解新自由主义与当今激进的民粹主义右翼之间的选举亲和力了。与温迪·布朗的观点相反，激进的右翼并不是从新自由主义的 “废墟” 中出现的，而是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民粹主义 “混合” 后的具体可能性中出现的。

这种混合体是如何出现的？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理想与独裁主义的学说相结合，创造了一些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全面的改革 — — 和独裁政权。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新自由主义者征服了技术官僚 “第三条路” 精英们的心，他们希望将市场纪律强加于不负责任的政府。同样在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也很容易与激进的民粹主义右翼形成联盟。

这些联盟不是基于对市场自由的共同利益，而是基于对民主政治的共同蔑视，以及认为需要进一步限制代议制民主机构（更不用说，对社会的个人化概念了）。因此，尽管有人声称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对立的倾向，但民粹主义试图阻碍基本的民主自由和机构，实际上是加强了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项目。

几乎在所有地方，新自由主义都与加强行政权力和将民主权力下放给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有关。通常，新自由主义者改变了选举制度和政治代表模式，以支持 “经济自由”，这与今天激进的民粹主义右翼破坏民主的方式非常相似。

激进的民粹主义右翼确实接受了一种道德化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这似乎与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对整个社会的难以置信的立场相抵触。每当新自由主义者呼吁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时，通常都是以更自由的市场所带来的大规模个人消费的潜在好处的形式出现的。相比之下，民粹主义的动员则被认为是将一个日益冷漠和个人化的社会重新政治化。

然而，正如梅琳达·库珀 (Melinda Cooper)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温迪·布朗提醒我们的那样，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旨在保护传统的等级制度，就像它保护经济自由一样。这些等级制度中最主要的是家庭价值观和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这与民粹主义右翼围绕传统家庭形象的驱动力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欧和经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之外，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与激进右翼的另一个核心特征 — — 排外主义 — — 之间的联系并不新鲜。1990年代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新自由主义兼民粹主义领导人中已经出现了民族沙文主义，典型的案例是秘鲁的阿尔贝托·藤森和波兰的莱赫·瓦文萨，以及爱沙尼亚。

在这些选举关系的背后，是一种个人化的社会概念，这种概念很容易让人对 “人民” 这个空洞的概念产生好感。在右翼民粹主义中，“人民” 并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不是基于一套共同的纽带；它是通过个人对民粹主义领袖话语的内在认同来构建的。这就是为什么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将这种建构称为 “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可以用各种不具体的保守主义、独裁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诉求来填充。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观察1960年代德国新型激进右翼的崛起时，恰恰注意到他们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像民主或国家这样的理念，而是在于个人的专制人格特征和对权威和纪律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民粹主义的 “社会再政治化” 可能会导致愤怒的暴民，但是它并不会让位给业主阶层真正害怕的那种有组织的集体力量。

事实上，民粹主义者并没有赋予他们发誓要保护的工人权力，更没有减少整个商业阶层的权力，特别是金融业的权力。新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之间的联盟似乎是为了从第三条道路的技术官僚精英手中夺取对新自由主义项目的控制权：虽然第三条道路的技术官僚可能勉强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过度行为，增加社会保护，并允许技术官僚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真正的新自由主义者明白，他们的项目建立在对代议制民主机构的持续限制之上。

新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粹主义右翼的联盟正在加速民主政治的衰落，激起人们对权威、秩序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渴望，同时也释放了资本的无限制积累倾向。新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民粹主义右翼能否设法形成一个稳定的混合体，将取决于结构和制度因素 — — 也就是说，取决于政治。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具体的经济、政治和制度机制使新自由主义具有如此大的弹性，我们才能开始勾勒出一些关于如何在捍卫民主和平等的同时阻止其推进步伐的想法。⚪️

Neoliberalism Has Always Been a Threat to Democracy

iyouport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如何威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