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的一个夏夜，同性恋男女挤进了 Half and Half（一半一半），这是一家坐落在北京三里屯社区后街的狭窄酒吧，表面上是一个生日派对。便衣警察也来了。他们跟踪了吴春生，他是一名活动家，因在著名的 Nightman 迪斯科组织同性恋派对而被捕后，警方警告他 “不要惹事”，也不要离开北京。当吴春生注意到警察时，他急忙把主持人的角色交给了何小佩(音)，何小佩从拉萨的徒步旅行中赶回来参加这个派对，因为派对的共同组织者苏茜·乔利承诺，那里会有前所未有的大量女同性恋者。有人拿出一个蛋糕，点燃了蜡烛；糖果和避孕套在人群中传来传去。
但是，这个生日聚会并不是为任何一个人举办的。人们用沙哑的声音转述了这个场合的真正原因：整整27年前，在格林尼治村，石墙旅馆的顾客在便衣警察突袭酒吧后进行了愤怒的反击，导致了1969年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起义。在2010年接受总部设在北京的LGBT组织 Tongyu 的采访时，何小佩回忆起当一个男孩讲话时她所感受到的温柔：“我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 — — 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日”。在何的讲述中，这就是 “一半一半” 如何成为北京第一家同性恋酒吧的故事。
北京的夜生活往往很难找到：你必须知道你在寻找什么。街道可能看起来半荒芜，但只要转入正确的胡同，或小巷，你会发现一群化着浓重眼妆的时尚雅皮士在没有标志的入口处抽烟，而隐藏在昏暗中的电子乐俱乐部则充满了活力。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三里屯是个例外。1950年代末，政府将外国使馆从东城迁至朝阳后，三里屯成为了首都的外交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初，它也成为一个商业中心；酒吧纷纷开张 — — 首先是为外国人服务的，然后是为当地人服务的，它作为北京夜生活中心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1996年，苏茜·乔利 (Susie Jolly) 就住在这一带。她在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之前持旅游签证从比利时来到这里，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志愿项目干事。在她最终在北京度过的四年时间里，身为英国人的苏茜成为了北京同性恋场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在三里屯外交公寓的住所，由联合国提供给她，成为了定期聚会的地点。虽然这里比城市中的其他私人住宅更安全、更宽敞，但从技术上讲，中国公民不被允许进入外交区，所以能否进入取决于保安的宽松程度 — — 那是北京新兴的同性恋聚会的第一个真正的看门人。当苏茜在寻找可以让人们轻松见面的酒吧时，她发现胡同里有一家艺术家酒吧，“看起来好像快要倒闭了”。这家酒吧就是 “一半一半”。
不久，它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同性恋酒吧。虽然酒吧管理层对它开始吸引的人群充其量是矛盾的，但从失败中走出来的老板仍然为这一新的业务感到高兴，而新的常客们也很高兴不再需要在每次老板表示不满时继续争相寻找新的酒吧。参与者大多是男同性恋者，但苏茜和小佩最终成功地将更多的女性带入了这个场景。一时间，“一半一半” 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空间，用于身份探索和社区形成，也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场所。
苏茜、小佩、阿平、石头，以及其他几个经常参加聚会的人，把酒吧作为一个空间，用来组织阅读小组和艾滋病及生殖健康研讨会。1997年夏天，他们建立了第一条同性恋寻呼机热线，回答问题并为其他同性恋者提供陪伴。热线出现在一本生活方式杂志上后，来自中国各地的生活在阴影下的同性恋者的传呼信息蜂拥而至。热线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安排轮班工作以满足需求。
随着新世纪到来，活动家们乐观地认为，通过持续的组织活动，中国的同性恋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和知名度。“这些聚会使人们认识到，同性恋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是由非常明显和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小佩回忆说，“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共同的存在，我们通过教育自己和讲述我们的故事来增强自己的能力”。
不过，近年来，这种乐观主义已经变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各地的同性恋都受到了攻击。去年，上海同性恋大游行被组织者突然取消，7月，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禁止了20多个学生LGBT组织的公共账户。许多同性恋表演和聚会已经转入地下，在其广告中抛弃了明确的同性恋内容。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称赞这些举措是为了阻止 “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他们认为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规范不相容 — — 这种说法也经常被用来对付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正义运动。
为了抵制这些指责，并为未来的组织工作留出空间，中国的同性恋活动家正试图对他们的历史进行新的叙述。在今年6月关于LGBT工作场所歧视的小组讨论中，一位教授朗诵了郑燮写的一首诗，郑燮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清朝画家，他毫不掩饰地赞美了同性恋。“当你审视历史时，你会知道，指责同性恋是西方人固有的行为是荒谬的”，这位教授在活动中说，“我们能否重新定位我们的故事，以便在我们的政治现实下，仍然可以让中国的同性恋者生活得更好？” 对于这位教授来说，唤起中国古代的同性恋传统可以帮助构建一个本土的同性恋身份，一个不太依赖西方的同性恋方式的身份。但是，像 “一半一半” 这样的同性恋酒吧在这种转变中可能会起到什么作用？
同性恋酒吧在中国的出现，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在他的管理下，中国开始了农村的非集体化，然后转向城市改革，加速了基于市场的私有化。与这些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对性和欲望的态度的放松，特别是在城市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波书籍、文章和期刊将同性恋作为民族志研究的主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银河、方刚和张北川等学者。他们帮助将同性恋群体介绍给好奇但犹豫不决的异性恋公众，在那时，对所谓的 “流氓行为” 的焦虑持续存在，流氓行为是用来惩罚从性骚扰到同性恋活动等罪行的总括性刑事类别。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里，许多男同性恋者偷偷摸摸地进行社交活动，在公共公园、桑拿浴室和汽车站游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是著名的东宫西宫 — — 张元的同名电影中纪念了这一点。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启了同性恋社交的商业场所的建立，创造了一种基于消费的休闲和娱乐的新文化。当时髦的直男青年在JJ迪斯科舞厅狂欢的时候，同性恋者也发现自己在酒吧里手拿啤酒进行社交。根据同性恋研究学者 的说法，在 “改革开放” 的头几年里，公众 — — 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 — 开始相信，“个人的成就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展示欲望是走向成就的一个步骤”。
在《渴望中国》一书中，丽莎·罗菲尔 (Lisa Rofel)写道，人们通过将自己从社会主义国家中解放出来，解除了 “与生俱来的性别和性的自我” 的束缚。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同性恋者也可以想象自己是学者 Dennis Altman 所说的 “全球同性恋” 社区的正式成员。通过拥抱一个跨国的LGBT身份，中国的同性恋者学会了把自己当成一个集体，并在追求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寻求国际组织的模式。
正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和文化活动真正起飞，希望将LGBT问题纳入主流。例如，活动家万延海从1992年开始，通过组织医疗专业人士和男同性恋者之间的会议，推动消除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耻辱。1997年，“流氓罪” 被从法律中删除，有效地将同性恋非罪化。到了第二年夏天，中国的第一个女同性恋团体 “北京姐妹” 全面展开，到了秋天，第一次中国同志（同性恋者）会议在北京召开，随后由不满同志会议以男性为中心的女同性恋者主持召开了全国女同性恋会议。200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多年后，中国精神病学会也这样做了。
但这种解放性转变的想法往往掩盖了新兴同性恋文化的排斥性色彩，同时也将1990年代中国的同性恋政治视为与西方模式的有机衔接：中国终于赶上了。“那时，人们谈论同性恋，好像它是非常现代的东西”，诺丁汉大学的副教授包宏伟参与了早期的活动场景，他说：“作为同性恋几乎是一种时尚潮流。关于同性恋酒吧和迪斯科舞厅统一取代了城市同性恋文化中 “肮脏” 野战的说法，或者说对同性恋权利的自然拥抱与中国资本主义所谓的现代性的实现相吻合，都是对所发生的物质变革的肤浅解读。最明显的事实是，西方的 “同性恋” 模式疏远了中国的许多人：实现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大量资本。
阿平回忆说，他的许多同性恋朋友，“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在外面吃过饭”，不适应同性恋酒吧及其消费主义的社交模式。当苏茜在三里屯的 “一半一半” 酒吧组织每周定期聚会时，她认为这个空间可以为中国的同性恋者提供一个友好的社交环境。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一杯生啤酒的价格高达15元人民币，几乎无法负担。
许多来自全球南方的同性恋者指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扰乱了他们的传统性文化。这些紧张情绪在苏茜身上挥之不去，小佩开玩笑地指责她是一个 “非常邪恶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女同性恋，来向贫穷的中国妇女灌输女同性恋思想”。现在，苏茜是智囊团发展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她写过关于全球南北在发展性人权项目中的权力不平衡的批判性文章，她在采访中经常表达她对成为一个她不属于的国家的同性恋运动的中心人物的矛盾心理。“那时，有人提议中国人应该把中秋节、或者说把屈原之死，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来庆祝，因为根据他对楚王表达热情的诗句，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她在接受 Tongyu 采访时回忆说，“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庆祝一个西方的节日？来自纽约的石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阿平和小佩都不记得 “一半一半” 是什么时候关闭的；它慢慢地、悄悄地过期了。尽管该酒吧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政府的压力 — — 老板谭涵(音)在2004年接受学者 Loretta Ho 的采访时说，“[当局]的一般态度似乎是让我们独善其身”，但这家传说中的酒吧最终还是关闭了。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埃里克·阿布拉哈姆森 (Eric Abrahamsen) 哀悼了这一损失：“Drag-on，一半一半，你们现在在哪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半一半” 逐渐消失在中国同性恋历史的背景中，在那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但今天，许多同性恋酒吧仍然存在 — — 在当地政府不同程度的审查下。在上海有 Lucca 390 和 HUNTbar；在成都有 MC Bar；在北京有红狗，每年举办时尚舞会；当然还有 Destination，这是目前最古老的同性恋酒吧之一。这家位于三里屯的四层楼高的舞厅距离 “一半一半” 曾经的位置不到两公里。2004年开业后，它迅速成为北京最受欢迎的同性恋酒吧。几年前，它开始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毒检测，然后开设了一个图书馆、一个艺术馆和一个舞蹈室。共同拥有者埃德蒙·杨在2019年告诉《经济学人》，他希望 “有一天，当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社会更加接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看看，意识到我们也做出了自己的小小贡献”。
2017年，Destination 举办了一个名为 “寻找失去的时间：北京的同性恋记忆” 的展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如何回忆过去？” 在展示档案照片、彩虹旗和简短的口述历史以及传统的中国丝绸和剪纸的同时，展览还提供了两种可能的答案：你可以将事件安排成一个线性轨迹，或者你可以徘徊在由物体和地方唤起的记忆中，如 “一半一半”，允许多种叙述和矛盾的解释。很明显，线性的历史学并不能准确地描绘出同性恋者生活经验的多样性，这种并列的方法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方法。当中国同性恋生活受到广泛镇压的威胁越来越大的时候，在没有声明风险的情况下，对于历史文物和诠释，对于 Destination 舞池中的身体，物理接近的权利表达成为了一种保留可能性领域的方式。目前，这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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