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Os Keyes 是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首任 Ada Lovelace Fellowship 研究员,研究性别、数据、技术和控制。文章使用第一人称。
每隔几个月,我的 Twitter 或 Instagram 或 Facebook 上就会出现一个故事,内容是一系列齐格星尘式的面孔,作为打败面部识别的方法。每隔几个月,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就会使劲翻白眼,直到我的眼珠子都酸疼了。这是因为这种方法是无用的,它只是受到研究人员、记者和网红们的欢迎。
看起来好像这个故事反复出现是因为监视技术算法的开发者和化妆师之间正在进行的所谓军备竞赛,他们互相适应对方的策略(正如这些故事所暗示的)。但是,炫彩的伪装风格的反监视化妆从来没有作为一种干预措施发挥作用;它总是过于脱离社会的现实,对那些最容易受到监视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而它的流行 — — 以及类似于它的想法的流行,想象着仅靠个人干预就能打败机器 — — 基本上只是分散了人们对那些能更好地抵制面部识别的有组织行动的注意力。
炫彩这个词最初与人脸无关,而是与军舰有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理论认为战争将以战舰为基础并围绕战舰展开:巨大的、漂浮的钢铁块,其炮口大到可以让人在里面迷路。鉴于重新装弹的速度很慢,而且直接命中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在战舰战斗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谁能先开第一枪。由于火炮的射程如此之远,射击到达目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为了进攻的目的,在射击前准确测量对手的距离、速度和方向是至关重要的。从防守的角度来看,使对手确定这些数据的努力复杂化和混乱化,也同样重要。
这就是炫彩的由来。最早由艺术家约翰·格雷厄姆·克尔 (John Graham Kerr)提出的想法是,以混淆人眼的方式对船只进行重新油漆。在舰艇上画上一组对比强烈的斜线,可能会使它们更明显,但同时也会使人的眼睛更难以感知舰艇的方向。有了炫彩的伪装,敌人可以看到你,但他们无法击中你。
这种技术是否真的有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随着海战中向飞机(以及后来的导弹)的转变,以及电子传感器和测距技术的兴起,这种伪装已经不重要了。20世纪40年代后,炫彩就被废弃了。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概念在21世纪重新出现,它成为了迷惑面部识别技术这一敌人的方式。
致力于打败或迷惑面部识别技术,这并不奇怪。面部识别是一个祸害,我只想用木桩刺穿其心,砍掉其头颅,钉在十字架上。其他许多人也会这样认为,即使他们的措辞更加外交化。正如菲尔·阿格瑞在2001年所说的那样,面部识别技术的问题是, “它如果做得足够好,就会很危险,如果足够不好,也会很危险”。 也就是说,它使公众受到不合理的监视、分类和控制,而在对某些群体的失败中,它使已经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再次受到额外的审查和暴力。
炫彩风格的化妆被不同程度地归功于亚当·哈维、扎克·布拉斯和其他一系列艺术家,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去开发这种东西。对哈维来说,CV Dazzle 有一个直接的物质目的,旨在 “减轻在时尚的幌子下远程和计算视觉信息捕捉和分析的风险”。布拉斯的框架更加理论化;他的面具被设计为在 “公共干预和表演” 中使用,旨在增加公众对面部识别的敏锐觉知。而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已经成功了。“反监控化妆术” 或 “为监控时代穿衣” 的想法在《Vogue》、《纽约客》和其他一系列出版物上得到了报道,并在社交媒体上无数次出现。然而,正是在许多这样的情况下,面部识别技术的持续部署被简单地接受为一种必然。
这些帖子利用了看似矛盾的东西:对于那些表面上试图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人来说,炫彩的妆容是一种高度上镜和吸引人的策略。也就是说,它通过让用户在人类面前更显眼来使他们不被算法发现,这使得炫彩作为一种时尚声明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我们实际面对的人机混合监控基础设施来说,则是适得其反。
值得记住的是,船舶上的炫彩并没有使船舶隐身;炫彩增强了船舶的能见度,从而使其难以解释。换句话说,它最终吸引了人们对目标本身的注意。反过来,炫彩的化妆也是如此。它增强了一个人的能见度,以便让机器难以判断。但在这里,与炫彩伪装的类比破裂了。在船上,炫彩最终是为了骗过火炮瞄准镜的人类操作员。但是,炫彩式的化妆对欺骗最终部署面部识别技术的人能有多大作用吗?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化着致幻妆的人,留着反向的鲻鱼头,耳朵是亮蓝色的。你可能会合理地得出结论:是不是有人把LSD偷偷地塞进了嘻哈粉丝团的聚会?或者,是不是有人把LSD放在我的早餐咖啡里了?或者阴谋论大师Q萨满什么时候出狱了?…… 但无论你的结论是什么,你都在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那个人对你来说是可见的 — — 准确说是超可见的。那些旨在迷惑算法的标记同时也突出了那些对人类观察者来说是(超)可见的脸,是独特的,是存在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面部识别系统并不仅仅是一个在脱离语境的和假设的情况下的算法问题。
在流行文化中,当人们想到面部识别时,他们往往会想到SHODAN — — 即 一些巨大的、无形的、完全是人工的监视和控制的庞然大物,困扰着我们的脚步。换句话说,他们倾向于想象一个单一的、纯粹的技术型恶棍。但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面部识别是一个由技术、流程和人员组成的整体基础设施和组合。当然,有算法 — — 但也有摄像机和它们的(越来越不朽的)存储系统,识别如何响应异常或正匹配的观察者,以及执行该响应的警察。还有技术本身,然后是 “街道一级的官僚”:那些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和围绕这些技术做什么的人。
抽象地讲,炫彩的化妆可以很好地打败这些监视技术。但是,在实践中,它提出了一大堆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使其发挥作用的可见性造成的。你能穿成这样去工作吗?它会吸引站在大街上的警察的注意吗?会不会引起闭路电视摄像头操作员的注意 — — 他们负责监控摄像机并确定哪些观察到的情况需要报警干预?会不会有人对炫彩的化妆设计所引发的失败匹配错误做出反应?
这些问题的共同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不安的。此外,与你有关的答案可能取决于你是谁。面部识别技术加强了社会中现有的、持续的暴力和控制关系,这些关系不成比例地适用于边缘社区、少数族裔、跨性别者和残疾人的身体。这不仅是技术本身的一部分 — — 通过其有据可查的偏见和对 “威胁” 这一概念的依赖,将其视为视觉上的另类、特殊或畸形 — — 也是部署该技术的总体系统的一部分。警察巡逻队并不需要面部识别技术来从事歧视性的定性、拦截和搜查战术以及谋杀;种族主义的闭路电视摄像头操作员也不需要面部识别来触发这些巡逻队的(歧视性的)部署。远在面部识别出现之前,街头骚扰和工作场所的歧视就已经很普遍了,而支撑所有这些歧视和暴力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被面部识别技术所取代,而是被其增强了。这一切仍然存在。炫彩的妆容使人在算法面前无所遁形,也使人在警察面前显得格外显眼。其结果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炫彩妆容可能对一小部分特权阶层是可行的,他们从怀疑中获益,被认为是正在去听玛丽莲·曼森音乐会的路上。但对其他人来说,炫彩并没有减少对伤害的暴露,而是加剧了它。
这对哈维、布拉斯或这种技术的任何其他发起人来说都不是新闻;他们的项目是艺术,是作为一种挑衅而存在的(就像许多艺术和影响他们作品的许多理论那样)。它们是有趣的挑衅,因为它们强调了我所谈论的可见性的模糊性质。但是对这个想法的大部分吸收,都在把炫彩妆当作了一个实际的、有目的的项目,提出了上述的问题。
这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不仅是炫彩妆在日常工作中的明显无用性,还有为什么(鉴于这种明显的无用性)它对如此多的人具有吸引力。主流媒体几乎不会去介绍政治艺术项目或抵制国家的干预方法,毕竟,看到反监视活动家和CNN出现在同一页面上的情况是加倍的罕见。
在我看来,它的很大一部分是 …… 具有挑战性而又不具挑战性。也就是说,它承诺了一种抵抗和行动的形式,并没有积极地破坏人们对抵抗和行动的概念:一些个性化的东西,一些物理的东西,一些直接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时高度个人化和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里,许多人感到越来越强烈的无助,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假的,他们的未来正在他们眼前关闭,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缺乏任何控制(并被疏远)。
在这样的环境中,炫彩的化妆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承诺了控制和行动的幻想(很可能是替代性的幻想 — — 我还没有看到很多人真正使用它)。这是你可以单方面做的事。但它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是熟悉的;它不需要人们改变自己对世界的任何基本取向。它对抵抗的看法是 — — 个人化的、原子化的 — — 与新自由主义文化所喜爱的东西相一致。坚韧和安全被理解为应该渴望的状态,可以仅通过个人责任来实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心态支撑着广泛使用监视摄像机的主张: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巧妙的技巧(或应用程序),并且你可以免受有可能带来的混乱。
换句话说:炫彩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解决我们许多人所相信的后果,而不要求我们解决这些信念的共谋:即(自相矛盾的)同时相信存在是一种个性化的存在状态,并且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被概括并映射到其他人的经验之上。它的承诺并不挑战社会的个体化;也不挑战执法臃肿的霸权;它们并不否认这些看似“自然” 的状态中的任何一种。有了炫彩的妆容,我们可以对算法不熟悉,而对自己却保持熟悉。更加实质性的变化 — — 以及更加有效的变化 — — 将需要这种去自然化。它要求增加不确定性,而这正是许多人觉得自己无法承受的。
但非自然化是可怕的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必要。对安全和基于监控的社会控制形式的迷恋,促成了社会的原子化和与之相关的偏执、可疑的无助感,这反过来又繁殖和加剧了对监控的迷恋。这一切都源于没有能力对这些控制形式进行有意义的、集体的反击。个人的解决方案部分是以不信任为前提的,以拒绝依赖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为前提的,以通过控制脆弱性来获得安全为前提的。正如艾琳·吉尔森(Erin Gilson)如此有意义地论证的那样,这些正是反监控活动家(和/或种族正义活动家、女权活动家和许多其他运动)所反对的逻辑的前提。
我们需要的不是个性化的抵抗形式,这些形式只对那些首先没那么多理由去担心的人才有效。我们需要的是战术、行动和组织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在街头、在立法听证会、在抗议活动中,即 存在于抵抗的生态中。也就是说,干预措施应该被清楚地认识到是相互加强、相互塑造的,是由一百万人组成的,不是他们各自工作,而是在集体、社区中共同工作。如果这涉及到在监控系统监视下的街头抗议,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一种逃避这些的工具:它叫做面罩,坦率地说,你真的应该戴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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