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来自所谓的主流媒体 “外交政策” 杂志，其作者是是牛津大学近代中国历史和政治学教授 Rana Mitter。这篇文章中出现的论据整体上没什么错误，但是，其语气方面比较奇怪，有点接近中文俗称的 “劝进表”。
也许这样的形容是刻薄了，您可以亲自感受下它。文章中罗列的论据都没什么问题，但后面的部分观点就有不同的味道了。它似乎在进行一场谈判（而不仅仅是分析），它留下了一些可商讨或者说 “可妥协” 的台阶。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得不加入了一大堆 “原文如此” 的标记，以缓解您的惊讶；如果您对细节信息感兴趣，我们添加了一些超链接，也许可以帮助理解。
中国是否想改变全球秩序，以促进自身利益、反映自身形象？这可能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它所引出的答案往往更多地揭示了现代偏见，而不是关于未来中国超级大国的样子。
一些担心未来会出现扩张主义的中国的人们指出了北京今天的侵略性姿态的证据；另一些不那么悲观的人们则强调中国政策中更多的包容特征，或者指出中国将面临很多挑战，即使它想重塑世界，也会受到阻碍。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新的冷战正在爆发，中国将成为21世纪版的苏联。
这些预测太过僵化和笼统，无法有效地描述中国崛起的复杂性 —— 既无法捕捉到中国未来目标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也无法认识到塑造其愿望的基本要素。
今天的中国权力是由专制主义、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先进技术的结合所形成的一种保护性的、动态的权力。称之为ACGT模式：与DNA中的核苷酸首字母相同，中国权力的这些链条互相结合并重新组合，形成了中国的现代政治身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要坚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鼓励国内外的消费主义，扩大全球影响力，发展和输出中国自己的先进技术。如果不把这四个目标放在一起看，就无法理解中国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前景。
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强人式领导力对于理解当今中国及其可能的轨迹非常重要，中国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反应也是如此。
但是，ACGT四种力量的意义超越了任何一位领导人或任何一种危机。它们塑造了北京对其在重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的想法，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在亚洲扮演一个突出的角色，并输出其经济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借鉴了共产主义的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规范漠不关心（尽管并不总是积极地敌视这些规范）。
为了使自己的做法合法化，中国常常转向历史，例如援引其前现代的过去，或者重新解释二战事件。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日益专制的方向，只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未来。为了理解中国可能走向何方，观察家们必须关注中国权力的主要元素以及表达和想象这种权力的框架。
中国权力的纽带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他们的专制治理体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通往自由国家的垫脚石。
中共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任人唯贤的制度：中国社会从党的得力领导人身上获得的利益，足以弥补民众对当权者的选择缺乏参与。至少在短期内，COVID-19 危机已经促进了国内的专制主义。
2020年初，中国吹嘘其对病毒的抑制是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府系统的能力。(该国一直不太愿意承认，它最初的应对不力是由于党国无力处理不受欢迎的信息造成的)。
中共新近的所谓自信和对抗性特征标志着与习之前更犹豫不决的威权主义版本有了显著的不同，当时中国领导人甚至将新加坡这样的伪民主国家 — — 无论其多么不完美和不自由 — — 视为潜在的模式。现在不再是了。
中国领导人不只是想巩固他们在国内的统治。他们的野心是全球性的。这并不完全是新鲜事：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都曾设想让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习的中国将国际野心与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影响力，从雅典的港口设施到吉布提的海军基地，再到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习近平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演讲中宣称，中国将毫不动摇地走近世界事务的 “中心舞台”。
为了采取这一立场，中国一直在寻求促进国内物质产品的消费（“拉动内需”）。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解决苏联最显著的缺陷之一：未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 “革命” 已经成为一场消费革命，建立了一个越来越无现金的社会，网购激发了诸如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单身节双11的崛起 — — 世界上最大的消费事件，在2019年卖出了价值380亿美元的商品。
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们对中共将继续兑现其经济承诺的期待，即使在2020年初中国经济因冠状病毒而严重收缩之后。中国的日益繁荣也使西方和亚洲国家受益，这些国家迎来了数百万奢侈品、旅游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中国买家。
在科技领域，中国才真正在全球交往中走出了新的方向。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和大量的研究支出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上最创新的环境之一。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推动了中国的军事发展，一方面为消费者生产新的商品，同时也为建立大数据监控国家做出了贡献。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构成了其向世界提供的最有潜力和吸引力的部分。
中国的叙事
中国权力的各个分支不是从整体上产生的，而是从一套历史框架中产生的，这套历史框架继续对中国的所有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从过去的历史中理解中国在世界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他们现在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宣称自己在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中扮演着奠基者的角色，拥护中国传统的治理规范，寻求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并明确使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符号。
在1960年后的冷战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旁观状态，既不属于西方阵营，也不属于苏联阵营。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不仅将自己投向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而且，还将自己投向了国际秩序的关键奠基者。
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毅外长提醒听众，中国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署国，这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及的事实。但是，为了拥抱那个时刻 — — 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代表在帮助建立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共不得不重新塑造支撑其统治中国权利的20世纪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承认，它的老对手 — — 国民党及其西方盟友是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伙伴；此前，中共领导人将抵御日本入侵中国大陆的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这种认识使该党能够对中国历史进行更大的重新解释，认为现代中国的建立不仅仅是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中 — — 就像最初构想的那样 — — 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这种转变不是一个历史琐事，而是反映了中国如何想象自己并希望被理解。中国现在将自己置于盟军胜利和1945年后秩序建立的中心位置。它在保卫亚洲、牵制50多万日军，直到珍珠港事件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多达1400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种巨大的贡献是北京坚持认为中国 “参与了战后世界的创建” 的基础。它在21世纪不断扩大的国际作用，就建立在对20世纪这种假定的中心地位之上。
习的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财政捐助国，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派遣国中位居前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被认为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义务和规范中退缩，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地位，即它现在是1945年遗产的最值得的继承者。
对二战的回忆仍然是中国公共生活的核心。例如，中共官员将中国去年春天对新冠状病毒的所谓胜利描述为 “人民战争” 的结果，呼应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使用的语言。
中国对其全球角色的认识有一段更为久远的历史。近年来，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如阎学通和白彤东，主张以前现代的儒家观点来理解国际秩序。
西方观察家常常把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解释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但是，使用借鉴传统思想的修辞表明，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更希望自己的选择被理解为道德的，而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
当中国领导人使用诸如 “仁”（意为 “仁爱”）这样的词汇时，他们将国家的利益和行动建立在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语言之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这些对传统的引用将变得更加频繁。
中国领导人将阐述一种符合全球化价值观的现代化儒家思想，强调 “道德” 和 “共同的未来”，同时淡化更多非自由的儒家价值观，如对社会等级制度的信仰。
这种对一个基本道德的中国的愿景支持了另一个野心。中国希望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这个目标并不是独创的；在冷战期间，中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拥护者，与恶毒的资本主义西方和萎靡不振的苏联形成对比。
中国不仅将自己视为1945年后秩序的新守护者，而且还将自己视为后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主义的继承者 —— 北京似乎正在完成这一不可能的双重角色。
今天的中国并不寻求在全球南方引发革命。相反，它认为较贫穷的国家是强调经济发展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政策的试验场。
中国这种形式的参与不一定会导致彻底的威权主义；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等国就是表面上的民主国家（尽管事实上是非自由主义国家）如何从中国发展模式中获益的例子。但是，中国在海外的努力也没有鼓励自由化或民主改革。中国的支持者认为，中国促进发展的模式比任何崇尚自由民主的模式 “更加灵活”。一带一路倡议(BRI) 是中国庞大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尽管该计划并不成熟，但它是中国寻求在海外展示其领导力的主要工具。
随着中国在海外的资本支出，它在国内更加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中国官员还没有在针对国际听众的声明中使用这种语言，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竭力表现自己是一个非革命国家，并希望避免让人想起毛主义的幽灵。
但在国内，该党在其交流中使用了诸如 “斗争” 这样的词汇。中共还经常提到 “矛盾”，即 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产生建设性结果的概念，毛泽东也经常提到这一观点，习近平也非常认可这一观点，他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讲话中用这一短语来描述新的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句话表明，虽然在当代中国的言论中很少听到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马列主义传统思想的许多方面，但这种思想并非完全没有。习在讲话中点明，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现实，党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它希望呈现的总体成功叙事的一个瑕疵。
独裁者困境
当然，中国领导人如何构筑他们对中国权力和世界地位的愿景，并不能指导外界如何看待中国。
在习的领导下，北京让其他国家更难忽视 ACGT 模式核心的专制主义。例如，2013年，中国领导人以BRI将给受援国带来的商业和技术利好来宣传BRI。一些西方观察家甚至赞许地将BRI称为 “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令许多不愿与美国冷战者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评论家感到恼火）。
然而，七年后，由于北京的行动和言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阶段，中国官员指出他们有能力比民主政府的同行更快地调动资源和收集数据，并宣称中国将为世界创造一种疫苗。
但无论其潜在的好处是什么，中国的威权主义都不会轻易赢得全世界的人心。随着BRI项目的传播，人们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担忧也会随之而来。在柬埔寨等非民主的客户国，中国可能会遇到较少的抵制，但在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家，抵制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些国家的议会和媒体可以对中国的参与进行辩论，公众对中国及其制度的态度也是喜忧参半，甚至是公开的敌意。
如果中国全球力量的对抗性更加明显，这种敌意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北京将无法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保护伞 —— 例如，本世纪头十年在阿富汗，北约实际上帮助保护了中国的资产。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利益范围越来越要求中国扩大在全球的安全存在。特别是印度洋，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活动，因为中国寻求在希腊、吉布提和巴基斯坦的关键港口所形成的地理三角地带提升其贸易利益。针对这种可能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统称 “四国联盟”）于去年11月在印度洋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感到满意，但解放军部队的到来很可能是一个相当不受欢迎的发展。中国的外交技巧可以非常高超，但其目前经常尖锐而无趣的语气足以让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望而却步；中国要发展必要的软实力能力，将解放军未来的任何扩张描绘成提供 “共同安全”，而不仅仅是执行北京的愿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对 COVID-19 危机的处理让许多此前一直在追求北京的国家感到不快。2010年代末，中国在富裕国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其消费产品 (如大受欢迎的 TikTok 应用) 赋予了以前与日本有关的那种高科技的魅力。
然而，在COVID-19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高度对抗性的外交风格，并在此过程中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技术的独裁可能性上。西方观察家对中国利用监控技术镇压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在香港可能利用这一技术追踪和起诉非暴力抗议者感到震惊。
全球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新关注将使中国寻求在海外投射其模式的努力变得复杂。例如，考虑到中国为让其他主要国家坚定承诺采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开发的5G技术而进行的斗争。
全球北方的一些国家 —— 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西兰和美国 —— 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使用华为的5G技术，因为他们担心5G设备的安全性，担心与中国的专制政权有关联。英国起初同意允许华为有限地进入其5G市场，但在2020年7月推翻了这一决定。在6月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不久，印度政府宣布，未来将避免在其5G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
不过，非洲、南美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中国的5G，仍然有一大批国家可能仍然会接受中国的5G，因为中国的5G成本低、效果好；对他们来说，接受这项技术的经济优势超过了任何安全问题。
中国5G的这种广泛采用，不会迎来中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足迹。这样一个5G集团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北京将有能力控制许多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并有可能获得获取大量数据的能力。
“中国的世界”
如果中国领导人继续激怒其他地方的同行，那么即使是实现这种局部霸权也可能是困难的。北京对COVID-19疫情的最初反应表明，在压力之下，中国的专制倾向胜过了其与世界接触的愿望。
多个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提议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中国没有像一个灵活的大国那样欢迎这个想法，而是立即抵制澳大利亚的大麦销售。当英国政府暗示可能会改变允许华为进入英国5G网络的决定时，中国外交官威胁说 “后果自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 来自中国的投资不只是简单的商业交易，也是一种政治交易，而由此带来的正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禁令。
中国在疫情爆发后的尖酸刻薄的反应，使其批评者更容易强调他们认为其不可信的行为，包括南海军事化、可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进行网络攻击，以及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漏洞。
但是，即使许多西方国家试图界定中国目前的行为在哪些方面是不合法的，他们也回避了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在自己的地区和更广泛的世界上，什么是合法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大国、强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指望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仅以其竞争对手的条件参与全球秩序 —— 尤其是因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西方的失败（原文如此）。
对华为的批评可能有道理，但中国的5G技术对许多国家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没有明显的西方替代品。批评中国以贬低个人人权重要性的方式扩大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是完全恰当的，但中国并没有迫使美国减少对联合国机构的资助。
此刻，中国正在伤害自己，辩称任何对其国内政治的批评都是不允许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处于类似的关头。美国在国内歧视黑人的骇人听闻的记录玷污了它的国际形象，并为它的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个容易的目标；毛泽东的政府邀请黑人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 W. E. B. Du Bois 和黑豹领袖 Huey Newton 到北京。美国的政治家们强烈主张，世界其他国家无权批评美国国内的种族政治。
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外界对其国内政治的批评。加入全球经济使它在国内更容易受到对其独裁主义的审查。但它可以做一些比抱怨西方蔑视更有创造性的事。中国可以利用其近代史来重塑自己。（原文如此）
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变得奄奄一息之后，1980年代，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采用了前总理周恩来的 “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理念来重塑中国。邓小平允许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部分收成，给予学者在毛泽东时代消失的学术自由，并建立了 “经济特区”，其治理和税收优惠政策旨在引入外资。
就像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中国在未来十年将不得不重新调整，以更好地吸收 —— 而不是拒绝 —— 来自国外的批评。尽管中国有独裁的名声，但内部辩论在中国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到最近，自由派政治思想家和作家在中国体制内还有空间对他们更强硬的同事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国外一些批评家的接触也有助于检验中国自己的想法和政策。近年来这种辩论的关闭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并没有阻碍中国的发展，但在未来几年，当政治思想的僵化阻碍中国政治精英重新评估政策时，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给予更多的分歧空间并不一定需要中国的民主化（原文如此！）。然而，这将意味着承诺让公民社会蓬勃发展（扭转近年来律师、活动家和学者被解雇和被拘留的惊人数量），并在国内外创造真正的政府透明度。
中国需要做得更好，而不是将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贬低为民俗传统的古怪典范。相反，它应该寻求说服这些群体 —— 包括新疆的维吾尔人 —— 参与中国项目将肯定他们的尊严和身份感（原文如此）。
谈到香港的异议 —— 这也是对中共建立包容性政体能力的另一个考验 —— 新的国家安全法将所谓的对政府的仇恨定为非法，这表明中共无力听取和学习真正的中国式的但不同于北京的治理传统。
中共也不愿意向台湾提出任何关于共同未来的愿景，而台湾可能会找到一个合理的讨论起点。中国并不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它确实宣称自己是一个重视对不同意见进行坦率辩论的功利主义者（“实事求是”）。该党目前的行动未能赢得生活在边境的中国人的支持，更不用说为更广泛的世界树立中国成功发展的典范了。
自己是最大的对手
中国将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美国或其他对手的敌意。而是中国自身的专制转向。北京对中国核心身份这一方面的承诺，将使其DNA中的其他三个核苷酸 —— 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 —— 更难成功地重新组合，激起国外的敌意，并增加中国与其努力重塑的世界之间的障碍。
2020年开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日益好战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想象一个不那么对抗性的中国威权主义版本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拥有蓬勃发展的新闻调查文化、不断增长的公民社会和非常活跃的社交媒体 —— 即使在没有完全民主的情况下，共同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原文如此）。
中共可能没有机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回到这种早期的轨迹。这种类型的中国 —— 2012年之前可见的中国 —— 的专制主义对国内外观众来说都不会那么刺眼。
北京并不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复制到其他国家。它致力于在国内树立其作为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和 “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声望（原文如此），但它并不要求其他国家追随它的脚步。中国不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不论它对自由主义有任何原则性的信仰。相反，基于中国偏好的秩序很可能包含以下要素：对强大的国家主权的承诺；经济发展，很可能强调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言论超过了中国的行动）；扩大和整合以中国经济需求为导向的BRI体系；以及由中国标准主导的全球技术格局。这种组合对坚定的民主派来说肯定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至少可以成为现有自由秩序的一部分的可持续替代方案（原文如此！）。
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地位可能导致该地区民主国家的专制倾向加强。在中国的影响下，缅甸和泰国等民主结构脆弱的国家将落到非民主的一边。菲律宾等国家已经变得更容易受到中国规范的影响，因为它们的政治变得更加专制；韩国的政治要自由得多，但由于它靠近中国，在美国从东亚撤退的情况下，它将容易受到冷战时期芬兰化的影响，即 一个民主国家屈从于一个强大的专制邻国的影响。
中国受益于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行为体能够引导其独特的ACGT组合。印度、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无法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更不用说世界了。中国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行为体，这使其拥有主导权。
但中国现行体制的不透明性及其强硬的、有时是对抗性的姿态，产生了地区和全球的不信任。美国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可以容忍的（中国和朝鲜除外），因为它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存在赢得了民主的同意。在一个基本上是民主和高度民族主义国家的时代，中国必须使其国际野心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即使它们永远不会被完全接受。
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南美国家，或者同期由苏联主导的东欧国家，都是贫穷和不民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要想保持民众对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拥有活跃的公共领域的亚洲富裕国家的接受度，将困难得多，即使中国可以利用其军事力量向邻国施压并试图影响它们的做法。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并将显现出中国社会开放与封闭因素之间的分歧。中共鼓励中国学术界、商界、法律界的年轻专业人士到海外学习。但在党内自己的队伍中，海外经验的价值远不如前，甚至会损害一个人的晋升前景。
在中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中，似乎很少有人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尽管他们无疑会得到有经验者的建议。中国很可能会培养出一批内向型的政治精英，同时也会培养出一批与国际接轨、面向外部的职业精英。这种反差将带来重大挑战，因为它表明，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国际化和维护政党权力这两个关键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此外，人口结构的地震性变化也即将到来。从2029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将每年减少约500万，使中国在达到高收入状态之前就成为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国将需要为数百万老年人的福利买单，却没有日本等老龄化富裕社会的资源。
冠状病毒对经济的意外冲击，使中国更难扩大与该地区邻国的商业联系，尽管中国对病毒的控制似乎在稳步复苏。中国官员现在说的是 “双循环” 经济，即 在保持国内市场受保护的同时走向全球。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平衡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更好的做法是，中国对其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愿望更加敏感，表现出近年来在与邻国关系中没有表现出的技巧。
以ACGT为基础的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要求中国在整体外交上做出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中国官员现在常常先说些陈词滥调，然后再以极快的速度转向更具胁迫性和对抗性的抨击。
相反，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全球领导力需要让步、宽宏大量和愿意接受批评：在一个国内政治文化鼓励压制而不是庆祝异议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很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主要障碍不是美国的敌意或内部敌人，而是中共核心身份中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和有时是对抗性的扩张主义会损害中国模式的其他组成部分 —— 对消费主义和物质生活方式改善的强调，对全球发展和减贫有缺陷但真诚的承诺，以及中国真正惊人的技术创新能力（原文如此）。
中国意识形态混合体的关键要素 —— 马列主义、传统思想、历史类比和经济成功 —— 在很大程度上使西方自由主义始终有限的力量黯然失色，影响了中共如何看待世界。但中国的全球未来取决于它如何成功地重新组合其ACGT模式的其他方面。目前，中国的威权主义有可能限制北京创造一种可信的全球新秩序形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