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非法性，合法性的暴力
我们必须铸造和流通一种合法性的货币，这种货币不受统治者控制，不创造 “他者”
什么是暴力？谁来定义它？它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是否有一席之地？这些古老的问题不断重新成为焦点。但这种讨论从来都不是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的；虽然有些人将暴力非法化，但合法化的语言本身就为当局使用暴力铺平了道路。
去年我们发布过一本书《什么是暴力》，也分析过《当甘地错了 …》；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坐在电脑前和躺在沙发上举着手机的人们所想得那么的简单。
也许是因为，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暴力还是非暴力，并不是一个二分法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什么？
本文来自一份博客，您可以在这里收听这段文字的音频版本。
“虽然骑着马、带着狗的警察排成一排，冲到警察局外的主干道上，将暴乱者逼退，但有大量的暴力区域是他们无法触及的。” — — 《纽约时报》关于2011年8月英国暴动的报道。
2001年在魁北克市举行的自由贸易协定首脑会议期间，有一家报纸著名的报道说，“当抗议者开始向防暴警察的队伍投掷催泪弹时，爆发了暴力事件”。当当局被认为垄断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时，“暴力” 这个词往往被用来表示非法使用武力 — — 任何中断或逃脱当局的 暴力控制的行为。这使得这个词成为一个浮动的符号，因为它也被理解为 “违反同意的伤害或威胁”。
由于我们的社会以违反同意的伤害或威胁为基础，并渗透着这种伤害或威胁的方式，这就更加复杂了。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被殖民的领土上，通过我们的日常消费破坏生态系统，并从枪口下强加给他人的经济关系中获益，难道不是暴力吗？武装卫兵不让那些需要粮食和土地的人得到粮食和土地，这曾经是所有人共享的公地，难道不是暴力吗？警察把人赶出家门强拆房屋、在人们无家可归时袖手旁观，是不是更暴力？是向警察扔回催泪弹更暴力，还是谴责那些扔回催泪弹的人是 “暴力”，让警察可以随意做更坏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所谓的非暴力 — — 我们能希望达到的最接近的目标是否定自上而下的暴力支持者所带来的伤害或威胁。而当这么多人投入到这种暴力赋予他们的特权中时，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违反至少几个银行家和地主的意愿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和被剥夺者中的其他人，那就太天真了。因此，与其问一个行动是否是暴力的，不如简单地问：它是抵消了权力的不平等，还是加强了权力的不平等？
这是基本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问这个问题；每一个关于价值观、战术和战略的进一步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当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框架化的时候，为什么有人要把辩论拖回到暴力和非暴力的二分法上呢？
暴力和非暴力的论述之所以有吸引力，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容易宣称更高的道德立场的方法。这使得它在批评国家和与其他活动家争夺影响力方面都具有诱惑力。但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获得更高的地位往往会强化等级制度本身。
合法性是我们社会中分配不均的货币之一，通过它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将人或行动定义为暴力，是将他们排除在合法语话之外的一种方式，也是将他们噤声和拒之门外的一种方式。这与其他形式的边缘化相类似，并强化了其他形式的边缘化：一个富有的白人可以以 “非暴力” 的方式行事，而如果一个贫穷的有色人种做同样的事，就会被视为暴力。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对 “暴力” 的定义并不比任何其他工具更中立。
将人或行动定义为暴力也会产生直接的后果：它为对他们使用武力提供了理由。这几乎是每一个针对被边缘社区、抗议运动和其他针对资本主义之错误的运动中的重要步骤。
如果你参加过足够多的反抗动员，你就会知道，通过前一天晚上新闻中的报道方式，往往就可以准确地预知到警察会对示威活动使用多少暴力。在这方面，专家甚至是敌对的组织者都可以和警察一起参与警务工作，通过他们的叙事方式来确定谁是 “合法的” 施暴目标。
还记得中国的叙事是如何描述 “八九暴徒” 的吗？
在埃及起义一周年之际，军方取消了《紧急状态法》 — — 声称 “除了与暴徒有关的案件”。在美国，2011年的民众起义迫使当局将以前不可接受的抵抗形式合法化，奥巴马将数千人与警察搏斗并烧毁警察局的起义定性为 “非暴力”。为了使独裁政权的法律机器重新合法化，有必要在暴力 “暴徒” 和其他民众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区别。
然而，这种区分的实质从未被阐明，实际上 “暴徒” 只是给《紧急状态法》所针对的人贴的一个标签。从当局的角度来看，理想的情况是，施加暴力的目的本身就足以给受害者打上暴力的烙印 — — 即 合法化国家暴力的目标。
因此，当有足够多的民众参与抵抗时，当局就必须将其重新定义为非暴力，即使它以前被认为是暴力的。否则，暴力与合法性之间的二分法可能会被削弱 — — 而如果没有这种二分法，就更难证明对挑战现状的人使用武力是合理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允许当局定义为 “暴力” 的问题上让步越多，我们就会越多地被纳暴力这一范畴，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过去几十年来自称非暴力的公民抗命都有一个共同的后果就是，有些人认为仅仅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暴力；这就有可能把那些采取哪怕是最试探性的步骤来保护自己不受警察暴力侵害的人，也描绘成暴力暴徒。
“个人联手起来积极抵抗，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 …… 在被命令让开时联起手来的人链，并不是一种非暴力抗议。” — — 《旧金山纪事报》援引加州大学警察队长马戈·贝内特的话，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学生使用武力镇压进行辩解。
统治者的工具：非法化、歪曲和分裂
暴力镇压只是镇压社会运动的双管齐下战略的一个方面。为了使这种镇压取得成功，必须将运动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类，并说服前者不承认后者 — — 通常是为了换取特权或让步。我们可以从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和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等职业记者将占领运动中的竞争对手妖魔化的努力中近距离地看到这一过程。
在《扔掉主人的工具，建造更好的堡垒》一文中，索尔尼特将反对 “暴力” 的道德感和战略论点混淆在一起，用一种美国的例外主义来对冲她的赌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可以携带枪支、埃及反叛运动可以放火烧楼、但在美国，没有人可以烧垃圾桶。她的基本观点是，只有 “人民力量” 才能实现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 — 而 “人民力量” 必然是非暴力的。
索尔尼特应该知道，对暴力的定义并不是中立的：在她的《西雅图暴力的神话》一文中，她讲述了她为了让《纽约时报》停止将1999年西雅图反对WTO峰会的示威游行表述为 “暴力” 而进行的不成功的斗争。Solnit 始终强调暴力是她的中心范畴，这是在强化一种工具的有效性，只要这种工具符合强权者的利益，就会不可避免地被用来对付抗议者 — — 包括她本人。
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她和当局一起将暴力非法化，这使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努力合法化。索尔尼特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和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都是建立在合法和非法的区别之上的。如果社会运动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 — — 如果它们停止自我监督，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赫奇斯和索尔尼特们就会实质性的和象征性地失去工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是那些清醒地建议不要把运动分成合法和非法派别的人。
索尔尼特文章的标题是引用奥德雷·洛德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 “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子的堡垒”。洛德的文字并不是对非暴力的认可；就连赫奇斯赞许地引用的德里克·詹森也揭穿了这种对这句话的误用。在此，我们只需重申，主宰者最有力的工具不是暴力，而是非法化和分裂 — — 正如洛德在她的文章中所强调的那样。
为了捍卫我们的运动不受这些影响，洛德劝告说：
“差异不仅要被容忍，而且应被视为必要极性的基础，我们的创造力可以在两极之间迸发 … 只有在公认和平等的不同优势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力量才能产生，以及在没有宪章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勇气和支撑力。”
如果我们要生存，那就意味着：
“… 学会如何独善其身，不受欢迎，有时甚至被人唾弃， 如何与那些被认定为结构外的人共同事业，以定义和寻求一个让我们都能繁荣的世界 … 学会如何利用我们的差异，使其成为力量。因为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子的堡垒。”
【注：“用主人的工具永远无法拆解主人的堡垒”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打破 Matrix 的路》中所解释的：使用当权者提供的工具是无法打败当权者的。也是《要运动，不诉求》的中心意思。詹姆斯·霍普金斯有一个音乐专辑就是这个名字】
索尔尼特断章取义地引用洛德反对沉默的论点，以达到委曲求全、分化的目的，这是特别无耻的。但是，当成功的职业者出卖匿名的穷人时，也许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他们必须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否则就有可能变成我们这样的穷人。因为将人们提升到行动主义等级制度和自由主义媒体内有影响力的位置的机制也不是中立的，它们奖励温顺，通常被编码为 “非暴力”，使那些实际上真的能威胁到资本主义和等级制度的人的努力被视而不见。
合法性的诱惑
当我们希望被认真对待时，会很想以任何方式要求合法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我们就应该小心，不要去验证那些使其永久化的合法性形式。
您很容易认识到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如何运作的：例如，当您根据人们的学术资历来评价他们时，这就将抽象的知识优先于生活经验，将那些能够在学术界获得公平机会的人集中起来，并同时将其他人边缘化。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情况发生得更为微妙：
您强调您作为社区组织者的身份，是在暗示那些缺乏时间或资源进行这种追求的人就没有资格发言吗？您宣称自己是长期居住在当地的人，暗指所有不是长期居住在当地的人 —— 包括那些被迫搬到这个社区的移民，因为他们的社区已被破坏 —— 都应该被排斥吗？您以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 — — 作为学生、工人、纳税人、公民 — — 为自己的抗争辩护，却没有意识到这对那些失业者、无家可归者、被排斥者来说，是多么的困难。
反抗者常常对由此产生的打击感到惊讶。政客们用反抗者普及的词汇诋毁我们的队友：“那些不是活动家， 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人，假装成活动家”； 再比如 “我们不是针对有色人种社区，我们是在保护他们免受犯罪活动的侵害” 等等。然而，我们通过肯定那些使合法性成为条件的语言，自己就已经为这一切铺平了道路。
当我们强调我们的运动是且必须是非暴力的时候，我们在做同样的事。这就创造了一个在我们为自己赢得的任何合法性保护之外的 “他者” — —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合法的施暴目标。任何从警察手中拉开自己的队友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被逮捕的人 、任何制作盾牌保护自己不被橡皮子弹击中而不是将街道拱手于警察的人、任何因被警察殴打而被指控袭警的人：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被当作了 “暴力者”。那些因为工作不稳定或移民身份而在法律诉讼中也必须戴上面具的人，被斥为毒瘤，被出卖，以换取当权者的几分合法性。我们这些 “好公民” 可以做到完全透明；才能证明我们绝不会犯罪，也不会在我们中间窝藏一个潜在的罪犯。
而暴力的他者化为他者化的暴力铺平了道路。承担最严重后果的，不是那些在网络火焰战中被抨击的中产阶级小子，而是处于资本主义中每一条其他分界线的错误一方的人：穷人、被边缘化的人，那些没有资格、没有机构为他们出头的人，没有动力去玩那些偏向于当局的政治游戏的人，或许还有一些阔佬阶层的积极分子。
简单地将暴力非法化，并不能杜绝暴力的发生。没有它，这个社会的差距就无法维持，绝望的人总会以行动来回应，尤其是当他们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抛弃的命运时。但这种委曲求全会造成愤怒者与道德正直者、“非理性” 者与理性者、暴力者与社会人之间的鸿沟。我们在2011年8月的英国骚乱中看到了这种后果，当时许多被剥夺权利的人，对通过任何合法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感到绝望，于是冒着危险对财产、警察和社会其他方面进行私人战争。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试图参加以前的民众运动，但却被污蔑为流氓；毫不奇怪，他们的反叛发生了反社会的变化，导致五人死亡，并进一步疏远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人口。
这一悲剧的责任不仅在于反叛者本身，也不仅在于那些强加给他们不公正待遇的人，还在于那些将他们污名化、而不是参与创建一个能够疏导他们的愤怒的反抗运动的活动家们。
如果那些打算改造社会的人和那些在社会中受苦最深的人之间没有联系，如果希望者和愤怒者之间没有共同的事业，那么当后者反抗时，前者就不会承认他们，后者就会和所有真正变革的希望一起被粉碎。任何排除被剥夺权利的 “他者” 的运动，都不会消除等级制度。
那么，如果不是我们对合法性、非暴力或任何其他标准的承诺，将我们潜在的队友联合起来，那么我们的反抗运动的合法性基础应该是什么？如何解释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们有权这样做？我们必须铸造和流通一种合法性的货币，这种货币不受统治者控制，不创造 “他者”。
我们的欲望和福祉以及我们同胞的欲望和福祉是行动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我们可以不把行动划分为暴力或非暴力，而是把重点放在它们是扩大还是减少自由上。我们不是坚持我们是非暴力的，而是强调必须打断自上而下的统治所固有的暴力。对于那些习惯于寻求与强权对话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但对于每一个真正希望废除强权的人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回到战略
但是，我们如何打断自上而下统治的暴力？非暴力的游击队员从战略和道德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论点：暴力疏远了群众，使我们无法建立取得胜利所需的 “人民力量” 。
这其中有一个核心的道理。如果把暴力理解为非法使用武力，那么他们的论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同义词：委曲求全的行动是不受欢迎的。
事实上，那些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很可能会把任何采取实质措施来对抗其不平等的人视为暴力。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使具体的抵抗形式合法化：不是因为它们是非暴力的，而是因为它们是解放的，它们满足了真正的需求和欲望。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们热衷于我们正在做的事，如果它没有被广泛认可为合法，当被要求解释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口齿不清。如果我们在去推翻这个体制的时候，能保持在这个体制为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就好了！而这怎么可能？
我们的行动是在这个体制内进行的。占领运动的特点就是试图做到这一点 — — 公民们根据晦涩的法律中的漏洞，坚持自己占领公共公园的权利，提出绕嘴的理由，而对旁观者来说，并不比对当局更有说服力。
人们想纠正身边的不公正，但在一个高度管制和控制的社会里，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做的事太少了。
索尔尼特也许是对的，强调非暴力是 “占领华尔街” 最初成功的关键：人们希望得到一些保证，即 他们不必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而且他们所做的事对其他人都有意义。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场运动的先决条件变成了它必须超越的限制。占领奥克兰运动在其他占领活动平息后仍然充满活力，因为它接受了多样化的战术，而不是局限自己。同样，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我们的社会，就不能永远停留在当局认为合法的狭隘界限内：我们必须扩大人们觉得有权做的事的范围。
如果我们不能创造一种人们感到有权保护自己和彼此的情况，世界上所有的媒体报道都不会帮助我们。
将抵抗合法化，扩大可接受的范围，一开始是不会受欢迎的 — — 它从来都不会受欢迎，正是因为上述那个同义词。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来转变语话权：冷静地面对愤怒和指责，谦虚地强调我们自己对什么是合法的标准。
我们认为这种挑战是否值得，取决于我们的长期目标。正如大卫·格雷伯所指出的，目标上的冲突往往伪装成道德和战略上的分歧。如果我们的长期目标不是挑战现有社会的基本结构，而是建立一个能够发挥由强权者定义的所谓合法性的群众运动 — — 并且准备好相应地自我审查，那么将非暴力作为我们运动的中心原则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就必须改造合法性的语话，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很好地定位在目前存在的合法性之中。如果我们只关注后者，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地势在不断地从我们脚下滑落，许多我们需要与之找到共同事业的人永远无法与我们分享它。
进行战略性的辩论是很重要的：从非暴力的语话中转移出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认可每一扇破碎的窗户都是个好主意。但是，当教条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不认同他们的目标和假设 — — 更不用说他们的阶级利益了 — — 的人都没有战略意识时，这只会阻碍这些辩论。
专注于否定对方的努力，而不是协调在我们重叠的地方共同行动，这也不是战略。这就是肯定战术多样性的意义所在：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空间、但又不给统治和噤声留下空间的运动 — — 一个既能扩大又能强化的 “人民力量”。
“那些说埃及革命是和平的人并没有看到警察对我们施加的恐怖，也没有看到革命者为保卫他们的临时占领区和空间而对警察使用的抵抗甚至武力：政府自己承认，99个警察局被置于火堆上，数千辆警车被毁，埃及各地的执政党办公室被烧毁。竖起路障，警察被打回原形，用石块砸，甚至他们还向我们发射催泪瓦斯和实弹 …… 如果国家立即放弃，我们会非常高兴，但当他们试图虐待我们、殴打我们、杀害我们时，我们知道，除了反击，没有其他选择。” — — 2011年10月24日，开罗反抗者向 “占领华尔街” 发出的声援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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