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关于 “一带一路” 究竟是什么,或者说 “中国到底想干什么” 的叙事,混乱得一塌糊涂。各方都在推动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叙事,而大众只是在简单地复述声量最高的那些说法。
其中中国异议人士的观点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坚称中国是真正无能的和装13的弱鸡,所谓的 “崛起” 只是神话;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与中国的 “竞争” 是必要的、对中国的打压是及时的,以避免北京这个新势力霸占世界。那么中国究竟是真弱鸡,还是真强蛮?如果中国没有真强蛮,美国是在干什么?
不论如何,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持不同观点的各方都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据;证据,就是这本2020年的新书想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来自《The Emperor’s New Road: China and the Project of the Century》耶鲁大学出版社,2020,作者 Jonathan E. Hillman,您可以在这里下载这本书:https://www.patreon.com/posts/tiao-tiao-da-lu-48325016
如果您在阅读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可参见我们去年底的对话,关于中美,我们做了很多解释。请暂时忘记您的个人角色身份,这里的主题是抵制霸权,不论是谁坐在这个霸权位置上。
**本文中的 “我们” 指的是美国。
CHI-NAH,最简单的也是最经济的特朗普模仿,用力敲击着每一个音节,倾手向前,稍作停顿。也许也是最具有话题性的。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失败的,就在金色的自动扶梯之旅拉开了他2016年竞选的序幕那一刻。他们正在杀死我们,那个 “人民共和国” — — 特朗普宣称:“I beat China all the time.”
希拉里·克林顿可能不会像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那样将中美贸易关系描述为 “强奸” 或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 ,也不一定会像特朗普上台后那样,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希拉里可能不会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也不会写下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向有军事关系的中国公司投资。(可惜,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口头而已,否则你怎么解释甲骨文在干什么?或者谷歌和IBM?…… 在我们的 列表-4 “作恶者谁在帮中国” 板块中看到更多)
不过,早在2011年,希拉里就已经开始准备成为第一位正经八百的 “中美总统” 了,在《外交政策》上她宣布了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美国需要 “加快努力,以适应新的全球现实” ,当时的这位国务卿写道。2010年代是关于开放亚洲市场的,特别是那些受到严重保护的中国市场,同时通过使用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开展自由航行行动来 “维护和平与安全” 。希拉里坚持认为,即使美国的霸权需要通过抵制中国的崛起中才能获得支撑,我们也肯定不会输。在一段 “前特朗普式” 的文字中她写道:
我到处听到,这个世界仍然期待着美国的领导。我们的军队是迄今为止最强的,我们的经济体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我们的工人是最有生产力的。我们的大学享誉世界。因此,毫无疑问,美国有能力像上个世纪一样,在本世纪继续确保和维持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 ……
希拉里试图赎回华盛顿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描述。从尼克松访华开始,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对这个新兴大国的成功欢呼雀跃,仿佛它证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正确性。正如当时作为参议员的乔·拜登在当年的中国之行后兴奋地说:“大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人权和贸易领域都遵守国际准则。”
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赌博将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计算。按照福山对黑格尔的不良印象,认为中国只是像其他冷战对手一样会向国际 “世界精神” 屈服是愚蠢的。中国政权在面对国际压力时可以保持多大的经济主权能力是不可预见的,它愿意为本土工业提供多么广泛的国家支持也是不可预见的。
到了2010年代,当克林顿着手向东转移时,意味着华盛顿已经开始看到中国心术不正的傲慢。它现在面对的是习近平的 “中国梦” ,即不受约束的技术官僚式的国家干预,带来全民性的国内物质进步。“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凯恩斯主义承诺”,正如史学家亚当·图兹 (Adam Tooze) 所描述的那样。 “习近平的梦想” 是那种 “中国梦“,习近平的梦想可能会引领那个国家从三十年近10%的年GDP增长中走出来,在世界舞台上更有力地彰显自己。
现在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有了一个单一的、鹰派的政党。民主党人争相配合特朗普的虚张声势,尽管他们已经摆脱了特朗普最近对习近平的忧郁感情。(特朗普称 “我和习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他说话了”. )
无论是因为知识产权盗窃还是侵犯人权,现在是时候强硬起来了,尤其是对习近平这样一个身上没有 “丁点儿民主筋骨” 的 “暴徒” 来说 —— 这是拜登在去年2月的一次初选辩论中所说的。(这预示着最后一场总统辩论的基调,主持人问拜登:“如果你是总统,你会让中国付出代价吗?请具体说明,那会是什么样的?”)
在共和党中,“中国病毒” 感染的恐华症继续快速发展,泰德·克鲁兹最近在质询拜登提名的联合国大使人选时,宣布中国是 “美国面临的唯一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同时,基辛格还宣称我们正处于新一轮冷战的山脚下,甚至濒临一战规模的灾难。
中国不再是 “有前途的贸易伙伴”,现在是一个不透明的威胁,充斥着货币囤积和技术窃取,偷窃工作岗位和病毒制造者,以及非自然的国有企业在国家的命令下秘密地实行一种神秘的 “军民融合”。(别管 In-Q-Tel 了 — — 由CIA资助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各种监视技术 — — 或硅谷的大部分地区)。更糟糕的是,中国这个大国正在做着大国的事:在南海挖人工岛,资助厄瓜多尔的办公楼和大坝以换取石油,并主导整个非洲的电信业,抵御西方对华为的指控。华盛顿的新共识是我们不会再赢了。忘了美国的 “太平洋世纪” 吧,我们能阻止全球进入 “中国世纪” 吗?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第5次鼓励自己 “走出去” 。1976年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市场改革,使国家在20年内摆脱了极端贫困;邓小平将党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谨慎态度描述为 “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相对谨慎的内部发展之后,在2001年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迅速开始了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自己地位的行动。出口激增在欧美国家引起了突如其来的 “中国冲击” ,这些国家的制造商未能抵御中国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其对外出口流量从2000年代的数百亿上升到2010年代的数千亿。中国的银行忙于放贷,企业疯狂建设,出口激增 …… 等等。
今天的全球 “中国” 是什么样子?从俄亥俄州代顿到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到台北,答案当然不同。最近,这个国家表面上简化了这个画面,在2013年启动的 “一带一路BRI” 倡议的主持下,在约130个国家集结(并大幅加速集结)力量。BRI公开宣称的目标既雄心勃勃,又令人发指:例如,旨在 “建立全维度、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 。因此,它的范围很广,涵盖了从金融政策到能源管道建设、再到文化软实力,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 “民心相通”。
由于其过于雄心勃勃和明显的不透明,BRI已经成为那些试图定义 “中国世纪” 的人的一个墨迹测验。它是一匹满足伙伴国投资需求的野马,而其他国家却很少介入;它也是世界银行和世贸等组织与中国爆炸性增长搭上关系的机会。银行看到了一头现金牛,集结BRI团队,在各种地缘政治方程的两边下手;骗子们在臭名昭著的建筑、运输和采掘等腐败行业中发现了一个非凡的机会。对其批评者来说,BRI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委婉说法,使其成为奇怪的后殖民主义伙伴,克林顿和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都分别对中国的 “新” 和 “现代” 殖民主义提出警告。
正如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E. Hillman)在《皇帝的新路》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无论是诈骗还是馈赠,BRI主要是一种基础设施事务,同时也是 “说服各国参与的胡萝卜,是中国国家冠军的战利品,也是西方最焦虑的根源” 。
中国已经承诺通过BRI向外国基础设施投资共计1万亿美元,经通胀调整后,这将是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上的花费的7倍,也是特朗普政府提出但未能说服国会在国内基础设施上提供的资金数额的5倍。“对比是惊人的“ ,希尔曼写道,发出了所谓的美国失败者的沉闷音符,“世界上曾经领先的大国不再领先,而崛起的大国却为一切的中心划定了路线” 。
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用于BRI项目,最大的约600亿美元用于中巴经济走廊,这是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的瓜达尔港的一系列项目。诚然,这些数字的取得有一定难度。既没有官方的BRI地图或清单,也没有官方对BRI项目的准确定义。中国在非参与国资助的项目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在2013年BRI启动前几年启动的项目现在也被算作项目数量。外国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媒体的出版物可能没有将较小的项目列入名单,虽然他们的数据库对贷款进行了计量,但没有计算私人资助的项目。
希尔曼是基辛格的老巢 — —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 — 的高级研究员,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现代北京的研究者,他厌倦了关于BRI的道听途说,决定亲自走一圈。
《皇帝的新路》这本书一开始,希尔曼写道他 “出于好奇” 顺道参加了2017年的BRI论坛,假装他没有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过政策顾问,也没有在2015年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总统贸易议程做出贡献,更没有在CSIS工作过。于是,他抛弃了挂绳式的世界主义,而选择了繁琐的签证检查和安全帽之旅,试图在 “中国对外活动的高层观点和当地更杂乱的现实之间” 提供一个 “中间观察点” 。他开始了十六个国家的深水港和火车场的实地考察,乘坐火车从中国西部边境经中亚一直到布达佩斯,从南亚和东南亚到海外,最后在东非结束。
中国的土地欲望贯穿中亚。希尔曼据此开始了他贿赂哈萨克警察的旅程,他的目的地是霍尔果斯无水港项目,这是一个自2015年开始运营的尖端工业区和物流中心。该项目被宣传为 “新迪拜” ,到2020年将创造约5万个工作岗位;它是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 “枢纽” 梦想的核心。然而,它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没有承诺的那么多,如今它所处理的货物比大多数横跨中哈边境的其他此类设施还要少。
希尔曼观察着空空如也的设施,对这个复兴的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仍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中国在陆路贸易上进行了一场冒险的赌博,陆路贸易仍然比其海上等价物更加昂贵和缓慢。(2016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量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通过火车进行的;按重量计算94%、和按价值计算三分之二的贸易是通过海运方式进行的)。
这场赌博还没有得到回报,反腐的反弹也越来越大。该地区的公民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开发银行正在为这些地区的高速公路提供资金,据称已经向塔吉克斯坦总统的女婿输送了数百万美元,或者吉尔吉斯斯坦的精英们抬高水泥价格给自己捞回扣。
与通常要求政府和市场改革的美国不同,北京提供的资金附加条件较少,允许中国公司在海外追求赤裸裸的交易议程。虽然中国公司并不是唯一在兜售影响力的公司,但希尔曼称,西方国家在监管中国 业务方面更加警惕。
中国最大的承诺投资组合集中在中巴经济走廊上,其中包括一条超长、超高 (且昂贵) 的管道,穿越险峻的卡拉科拉姆山脉,以及瓜达尔港的另一个 “迪拜2.0”。它与巴基斯坦其他地区基本脱节,相对闲置,梦想中的阿联酋式豪华陷阱未能实现。
瓜达尔港现在似乎主要激怒了中国的观察家们,他们对中国将商业港口转变为海军基地感到焦虑。这种入侵行为往往被那些积极与中国打交道的政客所谴责。例如,马来西亚政治家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在2018年进入他的第二个总理任期时,援引了中国对其国家主权的威胁。“他们更强大,我们无法与他们抗衡”,穆罕默德在获胜后告诉CNN说,“我们如何从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中获益?”
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出现在第二年的BRI论坛上,澄清称 “一带一路的理念很伟大” ,然后重新谈判了几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将运营风险转回给中国。“反对、谈判和交易的循环,将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继续进行”,希尔曼写道:
候选政客只在那些对自己的议程有帮助的情况下才会对中国进行抨击。然而,在他们上任后,他们撤销现有项目的选择是有限的,吸引其他新的外国投资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他们和他们的前任一样急于宣布交易,但他们需要显得 “强硬”,并履行他们审查过去交易的承诺。因此,他们威胁要取消项目,中国就会来到谈判桌前,双方的激励措施仅仅旨在鼓励挽救交易和挽回面子。
这种重新谈判的周期对大多数中国观察家来说都是失落的,他们倾向于支持神话般的恶性 “债务外交” ,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把它描绘成对天真的国家的协调性攻击。经常被提及的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该港在过去十年中主要是靠中国提供的贷款发展起来的,贷款利率高于多边标准,贷款期限也短于多边标准。斯里兰卡的债务在2010年代初增加了三倍,作为对斯里兰卡债务减免的约10亿美元的回报,该港口的控股权和99年的租约被授予一家可怕的中国国有企业。就这一切而言,它一直是一场商业灾难,三千万台高档的起重机仅处理了斯里兰卡总流量的不到百分之一。
这一叙述忽略了斯里兰卡的政客们自己是如何推动建设的,尤其是汉班托塔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他曾长期承诺将航运带到他的家乡。“大型项目的想法来来去去,但很少会死掉”,希尔曼引用了一句话,不过 “每个大项目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赞助人” 。当拉贾帕克萨利用2004年的海啸和该国北部根深蒂固的内战在2005年的大选中大获全胜时,宣称要带来 “光荣的和平” ,建设一个新的斯里兰卡,那个时候他很乐意答应中国。印度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拒绝为他的夙愿提供资金,只能由中国出面。
希尔曼对债务陷阱外交的主流叙事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掩盖了一个更为平庸的现实。中国官员急于赚钱为自己的同胞拉拢生意,在没有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就批准项目贷款;中国企业急于获得报酬,尽管他们项目的长期商业可行性值得怀疑;无论是否存在连贯的发展计划,外国官员通常都乐于获得眼前的政治和财政利益。
“外交政策专家偶尔会在不存在战略的地方看到战略”,希尔曼写道,“把竞争对手的行动看成比实际情况更协调。这个特例是,中国正在娴熟地规划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而西方政治家却在为明天和下周的生存而努力”。
推论是,即使这些项目失败,中国也会赢 — — 这是不真实的,正如希尔曼不得不指出的那样。尽管中国可能很 “强大”,但它和其他任何主要国际参与者一样,很容易遭受失误和批评。面对全球对虚无缥缈的 “世纪工程” 的反弹,习近平在2019年BRI论坛上的演讲中放弃了这个高大上的短语,转而使用全球管理语言,强调 “优先级” 和 “执行力” 等关键词。语言上的低调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匹配,新的研究显示,中国最大的两家政策性银行的海外贷款从2016年的750亿美元减少到2019年的39亿美元。
可能是成长的烦恼。希尔曼认为,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大国,就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并允许更大的国际监督和监管。“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不是出于慈善,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在承受了单打独斗的声誉和财务后果后,才不得不约束自己”。
不过,中国现在已经和世界上的主要债权国很相似了。无论名义上共产党在运行着什么,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都与其巴黎俱乐部的竞争对手形成了令人沮丧的对比。
【注:巴黎俱乐部是一成立于1956年的国际性非正式组织,现时由全球最富裕的22个国家组成,专门为负债国和债权国提供债务安排,例如债务重组、债务宽减、甚至债务撤销。如经过多番努力仍未能改善债务问题,负债国通常由国际货币基金转介予巴黎俱乐部协助。从1983年至2005年3月,巴黎俱乐部达成的协议涉及债务金额4270亿美元。】
数百万人从国有部门下岗,终身就业和福利的 “铁饭碗” 被打破;大量的农民工阶层在难以置信的艰难条件下在城市中心追求工作机会,放弃了以家乡为基础的安全网,而这些安全网在任何情况下都越来越不够用。与此同时,根据2020年胡润富豪榜,中国现在拥有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亿万富翁数量,并被预测(至少在冠状病毒之前)在未来几年内将以三倍于美国的速度铸造百万富翁。
中国的财富分配越来越像美国的地狱级不平等,难怪这个国家已经向外转,正如李静君在2017年出版的《全球中国的幽灵》一书中写道的,中国国家试图 “解决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 — 产能过剩、资源安全、利润率下降,以及经济动荡带来的潜在社会不稳定”。
希尔曼自己也在理论上打擦边球,引用牛津词典对帝国的定义:“通过贸易、外交、军事或文化统治等方式,扩展和维持一个国家的权力或影响力”。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民族志在非洲结束了,在那里,中国的野心超越了基础设施。
非洲大陆的自然资源吸引着一个相对贫穷的工业强国,未来的出口市场前景也是如此,而正在老化的西方则将其经济埋在债务之下。当欧洲和北美在争论是否让中国科技进入时,中国企业已经在为非洲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市场服务了。是在吉布提而非斯里兰卡,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海外海军基地。
无论是否是克林顿式的,关于殖民主义新变种的传言都显得有些空洞,正如李在《全球中国的幽灵》中所说的那样。她介绍了在依赖铜矿的赞比亚中中国矿业问题的民族志研究(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该国将其矿山国有化只是为了1990年代再次将其私有化,因为该国在独立后数十年里一直在世界银行的贷款点挣扎。
李既不是助推者,也不是坦克手;她最近因为发表所谓 “支持独立” 的言论,被亲北京的报纸用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法威胁。不过,她仍然对中国对非洲的殖民言论持怀疑态度。按照李的说法,“中国在非洲没有军事占领,没有拥有独家或主权贸易权的特许公司,没有劝诱改宗” — — 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 “过去一两个世纪中所呈现的典型的伴随殖民主义的所有东西”。
2011年6月,在开始为期五天的非洲大陆之行时,克林顿国务卿曾在赞比亚卢萨卡电视台演播室警告说,中国人在复制早期的殖民者行为,对他们来说,“很容易进来,夺取自然资源,收买领导人,然后离开” 。李的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资本的当务之急其实是倾向于获取原材料和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这使得该国更愿意与非洲国家和劳工力量谈判,甚至屈服于他们的指挥。(去年6月,中国宣布了一项债务减免计划,对象是许多挣扎在冠状病毒中的BRI伙伴,主要包括非洲的伙伴)。
这些都 *绝对不是*要宣称中国的无辜。李只是警告 “不要轻易诉诸霸权、帝国和新殖民主义等一概而论的宏大论调” 。不管是不是国有资本,中国资本就是资本,既没有不自然的恶意,也没有异常的良性。按照劳工学者贝弗利·西尔弗的格言:资本到哪里,冲突就到哪里。事实也是如此:2016年,肯尼亚一处建筑工地遭到工人冲击,造成十四名中国员工受伤,他们被所谓的缺乏工作机会激怒;2017年,汉班托塔签订九十九年的中国租约,引发了警方与担心被周边土地驱逐的斯里兰卡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次年,越南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反对潜在的中国投资 “友好型经济特区”,抗议者甚至冲击了胡志明市附近的一座政府大楼。
在BRI动荡之际,中国似乎正在寻求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帝人物的帮助。2014年,特朗普 “影子顾问”、黑水公司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成为 Frontier Services Group 的董事长,这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安保和物流公司,其最大股东是中国国有企业集团中信。
FSG现在在尼日利亚负责保护中资天然气管道、在柬埔寨为中国银行现金护卫队提供保安,并在国际社会的严密监视下,在新疆建设所谓的 “培训中心”。
这似乎俘获了BRI在全球的安保需求。黑水公司的雇佣兵很可能会在令人担忧的情况下不受惩罚地行动,甚至在已经因屠杀而被定罪后再被即将离任的 “皇帝” 赦免,比如说,在尼苏尔广场杀死了十七名伊拉克平民、并导致二十四名平民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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