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两党关系的危险
中国是一个“有用的威胁”？
【按】本文不代表IYP的立场，我们对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都不感兴趣，我们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但是这篇文章很有趣，它从相关评论通常不会涉及的微妙关系入手，它展示的思路中所基于的事实是关注中美关系的中国观察者需要了解的。
正如IYP多次强调过的，如果您支持特朗普仅仅是因为期待美国来遏制中国，那么您完全不必支持特朗普，因为不论任何人当选都会遏制中国，因为基于美国的利益这是一个 “不得不” 的时刻。但是，如果您停留在对美国的期待上，那将完全不现实。
本文的作者 John Feffer 是 “外交政策焦点” 的负责人，“外交政策焦点”是华盛顿特区政策研究所的一个项目。FPIF 称自己是作家、艺术家和活动家的 “无墙智囊团”，旨在使美国成为更负责任的全球合作伙伴。
没有任何一个国会共和党人投票支持最近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甚至连所谓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也就是支持第二次弹劾唐纳德·特朗普的少数人，也不愿意支持这个帮助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美国人的经济方案。整个共和党核心小组并不只是无视民主党人。他们无视了这个共和党市长以及41%的共和党选民，他们赞同这项立法。
【注：“这个共和党市长” 指的是加州最贫穷的城市弗雷斯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并高居不下；无家可归者激增；随着企业关门，税收收入暴跌。而且情况可能很快会变得更糟。该市拥有五十万人口。】
很自然地，统一的共和党党团抱怨乔·拜登没有展示他承诺的两党合作。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两党合作是双向的。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两院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在2020年3月投票支持了特朗普政府最初的救助方案。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仍然渴望与共和党议员找到共同点。鉴于重建美国桥梁、高速公路等是上届政府的优先事项，本届总统对今年夏天的基础设施法案能吸引共和党人支持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这里有一个真正令人不安的情况。为了寻找另一个统一的话题，拜登团队抓住了中国。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关注中国最近的所作所为。两党对香港和新疆发生的事都很反感。两党中的鹰派人士早就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提出了警告。尽管经济意识形态迥异，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还是携手反对中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对知识产权的轻视态度，以及在全球南方主导市场的努力。
然而，从表面上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开始拉拢的法案只是另一项基础设施举措。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它的目的是 “支撑美国的供应链，扩大美国半导体的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5G网络，并向美国制造企业和枢纽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投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建议。
但这不仅仅是基础设施。这项措施是专门为了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击。
“讨厌中国是两党的大事，舒默有机会掌握抵制中国的主导权”，右翼研究所美国行动论坛主席道格拉斯·霍尔茨·艾金指出。
根据对这种两党关系最良性的解读，拜登政府将制造一个对抗中国版的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促使美国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以追赶俄罗斯人。自由派专栏作家 E.J.Dionne 写道：“中国带来的危险可能会从根本上重新调整美国对政府在国内经济增长、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的态度，使美国更加强大”。
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相比，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确实更可取。如果对中国的恐惧战胜了保守派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厌恶，那么，进步人士真的应该在这份特殊的礼物上吹毛求疵吗？
“四方”
四国机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最新多边机制。这四个国家 — — 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 — — 都对北京有各自的不满。但3月是这四国首脑首次作为2007年成立的 “四方安全对话” 的一部分举行会晤。
四国领导人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声明中没有提到中国。都是关于在气候、大流行病和加强民主方面的合作。但这只是外交上的说法。正如亚历克斯·沃德(Alex Ward)在《Vox》中写道的，中国 “在与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陷入了致命的争斗，与澳大利亚发动了贸易战，入侵美国政府，并多年来利用其强大的实力在经济和军事问题上对日本推三阻四”。特朗普曾经试图团结这四个国家支持自己的抵抗中国议程。但他的努力因许多方面的怀疑而受到影响，即 怀疑他会尽快在四国背后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而不是协调统一战线。
相比之下，现任总统已经稳步地摆脱了与中国接触的偏好。他的一位顾问说，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不得不在中国问题上被重新编程”。这种重新编程解释了拜登在选举期间语气更加严厉的原因，比如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暴徒。
作为总统，拜登一直小心翼翼地发出既友好又威胁的音符。应对气候危机的合作当然是一种可能。但推动与中国的交易并不会在国会赢得对新总统的支持，或者说，不会在美国公众中赢得支持。在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中国的不受欢迎程度上升到79%，这是40多年来最差的表现。仅仅在过去几年中就发生了转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现在有67%的美国人对中国有 “冷感”，而2018年只有46%。
库尔特·坎贝尔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协调员，表明了政府对亚洲问题的新方向。坎贝尔是奥巴马政府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领导下的 “太平洋支点” 的重要设计师。他不会像马修·波廷格在特朗普的国安会中扮演的那种相当的抵制中国角色，但他坚信要加强双边联盟和多边协调来遏制中国。
在2021年1月《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坎贝尔引用亨利·基辛格断言美国需要恢复该地区的 “力量平衡”。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必须在其朋友的帮助下，反击中国，以重新树立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权威。坎贝尔解释说，实际上，这意味着：
虽然华盛顿应该保持其前沿存在，但它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将美军分散到东南亚和印度洋。这将减少美国对东亚少数脆弱设施的依赖。最后，美国应鼓励地区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军事和情报伙伴关系，同时仍应深化那些美国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关系 — — 为人们熟悉的以美国为中心、盟国为辐条的地区联盟体系装上一个 “轮胎”。
多年来，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国际上稳步侵蚀美国的力量。它利用特朗普时代的反全球主义，扩大其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及其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机构的影响力。在它扩大影响力遇到困难的地方，比如对国际金融机构，它干脆自立门户。拜登当选后不久，中国就加入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包括东南亚国家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这一举动，再加上北京最近与欧盟达成的投资协议，以及习近平宣布中国也将考虑加入修改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都表明中国对美国加大多边安全安排的经济反击。
这些举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五角大楼负责人劳埃德·奥斯汀三世在3月首次访问亚洲前夕，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行动并发挥领导作用，北京就会”。（和特朗普时期完全一样的说法，“只能有一个帝国”）
拜登政府决定把重点放在加强美国经济竞争力上，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承认失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已经超越了美国”。华盛顿目前唯一能与之竞争的方式就是在军事上孤注一掷，并试图在国内进行追赶。
中国是一个有用的威胁？
投资于美国关键产业的重要性是很难争辩的。共和党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通常反对这种在市场上挑选赢家和输家的政策，除非涉及到军工综合体。只有巨大的外部威胁才能让这些意识形态主义者接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塑造市场。
但把这种产业政策与 “中国威胁” 搭上关系，这里有一些问题。
全球经济需要全面改革，以应对气候危机、猖獗的经济不平等、自动化和其他发展。现在不是美国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变成冷战竞争的时候。当然，完全可以让这两个国家竞争谁能制造出最好的笔记本电脑，但合作对于制定全球经济的新规则至关重要。稳健的产业政策并不排除合作，除非它助长了一种怨恨和偏狭，使合作几乎不可能。
这次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国际贸易崩溃，各国最初都在争夺稀缺的医疗设备。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Shelley Rigger 在她2013年出版的关于台湾的书中写道：“1999年，台湾中部偏远山区的一座输电塔倒塌，使该岛的高科技产业停电了一整天。这次中断使世界内存芯片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TFT-LCD平板显示器的供应花了半年时间才恢复正常”。 自然(和非自然)灾害会都对基本部件的供应造成严重破坏。
确保计算机芯片的本土供应可能在短期内很好地保护了美国，但对解决供应链的根本性问题却没有什么作用。考虑到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甚至更早的全球贸易路线的重要性，回到每个国家都生产所有必需品或没有必需品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在这个气候危机的时代，转包和重新定位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排序应该是一个协调的问题，而不是冷战竞争的问题。
此外，优先获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掩盖拜登政府的另一个重点，即 减少国家和全球碳足迹。高科技产品往往依赖于开采业的关键产出，如钴和锂。建立在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和使用稀有矿产基础上的产业政策，而不是打败中国，将挑选出截然不同的经济赢家和输家。
在外交政策方面，两党合作不一定是美德。美国两大党围绕发动越战、冷战时期对抗苏联、9–11事件后打击所谓的 “恐怖主义” 都走到了一起。第一场失败了，第二场代价高得离谱，差点以核灾难收场，第三场则把国家带入了臭名昭著的 “永恒的战争”。
就中国的人权记录、在南海的过激行为、或其在世界各地的企业行为（比如冈比亚的鱼粉业务）向中国提出挑战是适当的；但在与亚洲大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竞争中全力以赴 — — 并为此形成微薄的两党共识 — — 是愚蠢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