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被称为祖国的牢笼
给全世界所有在民族主义的牢笼中挣扎的人们
经过12年的法西斯主义，6年的战争，以及大屠杀的集中灭绝性杀戮，民族主义本应彻底失去信誉了吧。然而，它并没有。
几十年来，民族主义的思维框架继续存在。它们在所谓的铁幕两侧盛行，并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发展中世界中占主导地位。
即使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没有立即开始远离那个 “被称为祖国的牢笼” — — 正如沃尔夫冈·科彭（Wolfgang Koeppen）的小说《暖房》（1953年）中的主角基滕霍夫（Keetenheuve）对他那令人沮丧的民族主义西德的称呼。
然而，当转折真的开始时，基滕霍夫的国家将踏上一个非凡的旅程 — — 不是在通往世界主义的公路上疾驰，而是一个缓慢的旅程，需要采取一系列小步骤，逐步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多样化和对历史诚实的国家 — — 一个更好的*德国*。
第三帝国瓦解后，德国人普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每个德国人都知道，我们不需要对发动战争负责”，纳粹记者希尔德加德·罗塞留斯在1946年断言。对于 “每一个德国人”，这位美国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的熟人当然是夸大其词了。但是在1952年，68%的受访德国人对谁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都给出了 “德国” 以外的答案，直到1960年代，这种观点才落入少数。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几乎有一半人对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希特勒会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的说法表示认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当被问及他们的国家是否应该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即与波兰的新边界时，近90%的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们对犹太人的立场。1946年6月12日，汉娜·阿伦特向被占领的德国最著名的公知之一道夫·史腾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冒险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反犹”。迟至1959年，90%的受访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属于不同的种族 — — 而只有10%的人以这种方式看待英国人。
这些态度的总和表明，在第三帝国灭亡后的二十多年里，基滕霍夫所描述的 “祖国的牢笼” 依然紧闭。
与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替代民族主义的语话。直到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人权宣言》在战后的欧洲都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区域归属，如对欧洲的归属（或泛非主义或泛阿拉伯主义）是比较可行的，但那时还只限于少数精英。对资本主义的激烈辩护也没有耗尽民族主义题材的储存。而在铁幕的西侧，反共主义只是支持而不是削弱了由纳粹激发的民族主义。
【注：泛非主义是非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呼吁非洲政治上的联合。其促成了泛非运动的广泛发展，代表旗帜是红黑绿泛非颜色三色旗。泛阿拉伯主义是一种旨在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它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有紧密联系，该思潮认为阿拉伯人应该组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此外，战后的世界充斥着新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当它进入后殖民时代时。
如果您错过了《*国家*的危险神话》
1945年，只有51个独立国家在联合国；30年后，有144个。无论是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印度还是夸梅·恩克鲁玛的加纳，民族主义和自决的承诺在亚洲和非洲都引发了反殖民独立运动。在欧洲，民族主义也继续影响着对群体权利和领土边界的要求。
在德国，分裂的德国直到1990年才拥有完全的主权，它为关于最终统一、被驱逐的德国人返回其东欧家园的权利、以及德国东部边界的有效性的讨论，提供了信息。事实上，直到1970年，即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最终承认德国与波兰的边界是合法的（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确立）。而西德仍有近一半的公民反对这一承认。
战后排他性民族主义的普遍性也反映了一个新的基本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了一个由几乎同质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一系列的西欧国家，现在被认为是多样化的，但在当时却恰恰相反。
西德出生在外国的人口仅占1.1%，这个微不足道的比例被证明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典型。荷兰的外国出生人口更少，外国人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5%。在战时，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拥有重要的少数民族和大量的犹太人口。在战后时期，这两者几乎都消失了，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在非全球化的低谷中，欧洲人也没有经常走出自己的国界，德国人也不例外。1950年，大多数德国人从未出过国，除了当兵。大约70%的成年女性根本没有离开过德国。旅行是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回升，而国际旅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成为一种大众现象，当时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汽车。
在旅游业发展的最初几十年，德国人主要访问德语区的目的地，如莱茵河畔的城堡或阿尔卑斯山的北坡。在这几十年里，除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外，很少有德国人会说外语，而大多数其他欧洲人，除非是移民工人，在此也没有什么不同。
被称为祖国的牢笼因此得到了加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里，曾经被纳粹武装的国家的思维习惯持续存在，构成了一组强化。战后国家的相对同质性和缺乏和平时期的海外经验构成了另一组强化。还有第三个加强因素使这个牢笼关闭，那就是，德国人有东西要隐藏。
在战后时期，德国到处都是战犯。欧洲法院判处了大约10万名德国（和奥地利人）的罪犯。包括美国、苏联和波兰在内的二战盟国的定罪总和将这一数字进一步推高，西德法院将6000多名罪犯送入监狱，而东德更严厉的司法制度将近13000人定罪。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事情需要掩盖。在纳粹指挥系统的下层，令人沮丧的是，许多具有不同程度共犯的犯罪者并没有受到惩罚，甚至没有任何后果。两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就足够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过的德国人中，只有10%的人被审判过，而对杀害50万人负有责任的德国警察营的大约5万名成员中，只有41个人见过监狱里面什么样。
审判和判决只揭示了共谋的部分情况。许多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德国人收获了价格低廉的财产和商品。来自德国北部城市汉堡的详细报告表明，仅在这个城市，就有大约10万人在犹太人的商品拍卖会上购买了被没收的商品。
在整个联邦共和国，曾经属于犹太邻居的房屋、犹太教堂和企业现在都在德国人手中。比照之下，参与第三帝国的谋杀和盗窃活动的人数也是如此，人们知道的情况也是如此。“Davon haben wir nichts gewusst”（“我们对此[谋杀犹太人]一无所知”），西德公民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不厌其烦地重复的就是这句话。历史学家现在争论的是，是否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成年人口事实上知道大规模屠杀的存在，即使大多数学者承认，很少有德国人对奥斯威辛集中营有详细了解。
德国人在这里也分享了欧洲的命运，即使他们有最多的隐藏。已故的托尼·朱特（Tony Judt）在他的开拓性文章《过去是另一个国家：战后欧洲的神话与记忆》（1992年）中指出，几乎所有被占领的欧洲都在掩盖与纳粹霸主的合作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遗忘的问题，就像人们有时假设的那样。相反，它涉及持续和有意识的隐瞒。毕竟，许多人（尤其是在犹太人占多数的东欧）都发了财 — — 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穿着 “犹太毛草” 起床，并在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强制房地产转让中占据了犹太人的房子。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被称为祖国的牢笼并不容易离开，与其想象一把秘密的钥匙打开那扇门，不如跟随松开它的三个基本维度的艰苦工作更有意义：一个战争的国家、一个同质的国家、和一个掩饰的国家。
直到西德人可以离开这些心理模板，他们才能开始走出牢笼。幸运的是，在战后时代，德国得到了长期繁荣、移民增加和时间流逝的祝福。当这些因素与个人和机构的小的、往往是勇敢的步骤结合在一起时，这些因素使西德人最终能够拥抱和平、多样性和历史真相的事业：简而言之，走出那个被称为祖国的牢笼。
正如道夫·史腾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在1947年所说的那样，“一个活生生的，而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祖国概念” 的愿景在占领初期就已经奠定了。史腾贝尔格把自己名字中的 “A” 去掉了，他主张建立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要求开放和参与的国家，但不以美化战争中的杀戮和死亡或边缘化和迫害他人而结束。国家是生命的源泉，是公民的守护者，而不是权力、扩张、战争和死亡的工具：这就是史腾贝尔格最初的设想。
这是一个西德人慢慢接受的德国概念，象征性地用福利国家取代战争国家，用军营和装甲车换取百货商店和高性能汽车。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人均GDP基本翻了两番的天鹅绒式转型的推动下，德国人开始得出结论，他们最近的民主历史甚至比第三帝国的和平年代还要好得多。
当代的批评家们忘记了在战后不久的时期，这个牢笼是多么坚固和封闭，他们经常嘲笑这种对 “全天候民主” 的浅薄拥抱。然而，随着视野的开阔，我们现在知道，繁荣和没有战争，是全球向民主过渡的基本前提，其中大部分是在战后时代发生的。
德国缓慢地摆脱武装国家的心态，对于它加入世界民主国家至关重要。但这种摆脱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对1944年7月20日试图刺杀希特勒但失败的保守派反抗者的纪念是有意义的。1951年，大约40%的德国人说他们支持抵抗者，而大约30%的人反对抵抗，其余的人对所谓的瓦尔基里行动一无所知或不确定。作为仍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典型认知，许多德国人的问题是担心在战时被视为叛国。这在男性中尤其如此。一半以上的德国男人认为，暗杀企图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即使在那些赞同暗杀的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反抗者应该等到战后再行动。
这种全民皆兵的心态的持续存在，给联邦共和国早期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蒙上了阴影：1955年，军队的重组。一个从教会组织到工会的广泛联盟出现了，对由此产生的德国社会的再军事化提出了警告。当军队将被恢复时，这些活动家们努力确保士兵成为 “穿制服的公民”，准备拒绝明显不道德的命令。因此，在概念上，新的军队，即 联邦国防军，代表了对普鲁士和纳粹传统的拒绝。然而，在这支新成立的联邦国防军中，约有80%的军官曾经在纳粹德国的武装力量 — — 国防军中服役。
国家武装的基本坐标依旧保持着 —— 正如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保持的那样。然而，用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的话说就是，欧洲人逐渐 “发明了和平”，并开始认为战争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不适合文明社会。
在战后的德国，出于良心拒服兵役是这种对和平的新重视的可靠指标。在联邦国防军成立的最初几年，几乎所有被征召的年轻人都来服役。但到了70年代初，申请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人数攀升到2万以上，并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继续攀升，因此在统一前的两年里，申请人数接近8万人。
此时，德国的和平运动，对超级大国将两个德国变成武装营地的反应，已经削弱了所有军事事物在年轻人中的威信。到2000年，德国人是最不愿意拿起武器为国家而战的人之一：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他们会这么做。
对于那些从种族角度看待归属感并将国家视为种族同质单位的人来说，退出被称为祖国的牢笼的时间也更长。这第二次退出也比与德国军国主义历史的对抗开始得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的建立有力地加速了这一过程。
隔离墙旨在结束东德合格的年轻人向西德的流失，它在短期内激起了民族的激情，但从长远来看却没有。下一代年轻的西德人将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后来所说的 “两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解决方案视为永久性的。隔离墙还加速了西德引进外籍劳工（Gastarbeiter）的努力，因为来自东德的人大量涌入（1945年至1961年期间有300多万人）突然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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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万花筒的转动一样，西德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起初是缓慢的，然后是迅速的。1973年所谓的 “工人招募禁令” 旨在将外国人的涌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实际上，来到西德的工人数量翻了一番，并鼓励他们带上家人。到1982年，西德仍在石油危机中挣扎，失业率徘徊在10%，该国的外国出生人口突然达到7.5%。几乎80%的西德人认为，现在有太多的外国人住在他们的国家。甚至60%认同新绿党的西德人也持有这种观点。
关于西德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政府的外国人事务专员海因茨·库恩（Heinz Kühn）所说的 “移民国家”，一场持续到今天的辩论已经出现了。库恩在1979年写道，一个不可逆转的局面已经发生，“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永久融合”。库恩备忘录，除了德国移民史专家之外，被所有人遗忘了，它有效地改变了辩论的基础 — — 不是是否应该允许外国工人留在德国，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在什么支持下。它还推动了关于外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客人而是 Mitbürger（同胞）的初步讨论。
在国家的生活中，小的开放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战后的这些年里，普遍的繁荣使德国人可以作为游客而不是士兵旅行，事实上，没有哪个欧洲大国能像西德那样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如此多的游客。更重要的是，繁荣继续吸引工人来到联邦共和国。到本世纪末，一个统一的德国将拥有比1950年多出八倍的外国人口；按百分比计算，2000年的外国出生人口与美国相差无几。
然而，无法说前几十年的孤僻已经消失，种族隔离仍然存在，反外国人的情绪继续毒害着私人和公共领域。事实上，在1990年的统一之后，它爆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暴力。从失业率高、前景暗淡、与外国人交往经验有限的东部城市开始，在霍耶斯韦达、德累斯顿、罗斯托克市雷希滕哈根和许多其他社区都发生了恶性的、往往是致命的反外国人暴力事件，并很快蔓延到西德。到1993年，反外国人的极端分子已经杀害了近50名非德国人，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已超过100人。
移民国家的概念是否像许多人警告的那样已经结束？最好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作为对杀人事件的反应，数十万德国抗议者（据估计超过一百万）走上街头，公开反对暴力。他们是各个年龄段、各行各业和政治派别的男人和女人们。许多人以前从未参与过示威。但他们想让世界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身份”。这个 “我们” 对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在呼吁反对他们中间的仇外民族主义者，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国家。
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普遍的呼吁开始转变为硬政策。2000年，新的公民条例反映了新的包容性语话，对出生地法律做出了重大让步，即 你是你出生地的公民，而不是德国较早的血统法，即 按血统定义的公民身份。几乎在同一时间，约有一百万移民成为德国公民。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双国籍婚姻增加了一倍，占德国所有异性婚姻的7%以上。
然而，正如2016年难民危机中仇外民粹主义者的崛起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新的移民国家远非毫无争议的地盘。然而，在这里，也和20世纪90年代一样，为了公开展示宽容和伸出援助之手而站出来的德国人的数量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最显著的转变是第三种：德国如何面对它的过去。它并没有立即面对它。当然，我们可以说，直到主要的战争审判结束，财产的归还得到规范和解决，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诚实的面对过去。按照这种逻辑，人们可能会期待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审判之后，对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兴趣会激增。但在1960年代末，热情的信念，而不是耐心的重建，是当时的秩序、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深化的历史分析，往往掩盖了洞察力。断言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严肃和持续的兴趣在60年代末没有起飞，相反，正如一位领先的西德历史学家所描述的70年代，“第二次遗忘” 开始了，这一点仍然有争议。
一种不强调1960年代末的突破的解释认为，转折是在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因为有四个事件汇集在一起。
首先是1978年的1938年11月大屠杀（水晶之夜）40周年；它带来了大量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在西德的大城市。第二次是美国电视迷你剧《大屠杀》（1979）的播出。多达2000万德国人，主要是在联邦共和国，看到了它的某些部分，它的叙事结构使他们认同主角 — — 由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的无畏的因加·赫姆斯·韦斯，她嫁入一个犹太家庭并尽其所能地拯救他们。第三个事件，较少被讨论，是关于纳粹罪行时效的长达20年的辩论的结束，西德议会进行了激烈的投票 — — 255票赞成取消这种法律盾牌，222票反对 — — 允许西德当局继续追捕犯有谋杀罪的纳粹分子。最后，第四个事件是：1981年为高中生举办的全国性大型作文比赛，有大约13000份以 “国家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 为主题的材料。
这四个事件的汇合产生了海啸般的效应。相关研究在学校和社区飙升。在全国范围内，数以千计的学校教师、档案员、退休人员、感兴趣的市民和学校学生挖掘当地记录，研究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发生的事，通常与曾经居住在这些城市和城镇，现在在以色列、法国、英国、阿根廷或美国的犹太人合作。
突然间，早先几十年所缺少的耐心的纪念工作正在报复性地进行着。人们修复了犹太教堂，曝光了曾经被用来安置强迫劳动者的废弃兵营，并在整个德国乡村发现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分营。他们举行演讲，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德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口超过 20,000 的城镇以及犹太人曾经居住的地方现在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的命运如何 — — 前犹太Mitbürger(公民)，正如许多德国人现在开始称呼他们的那样。
德国如何面对它的过去的故事经常被讲述，最近的一次是苏珊·尼曼的书《向德国人学习：种族与邪恶的记忆》（2019）。而不太常见的是将其同德国与军国主义历史的对抗以及其向移民国家的转变结合起来的分析。正是这三种试图重新构建德国的方式的汇合 — — 使其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移民的国家和一个真实的国家 — — 使德国人能够退出基滕霍夫所称的祖国的民族主义牢笼。
诚然，这个比喻并不完美。总的来说，德国人并没有通过离开他们身后的国家而离开那个牢笼；总的来说，他们并没有成为世界主义者或欧洲人，即使这是一些人的道路。在200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当德国人被要求在各种身份中做出选择时，绝大多数人（约75%）选择了 “德国人” 而不是 “欧洲人” 或 “世界公民” 作为他们的主要身份。这些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通过成为更好的德国人而走出了牢笼。他们试图抛弃的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他们的民族主义。
当然，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但是，借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话说，许多战后的德国人甚至已经开始走上这条 “少有人走的路……已经使一切变得不同” — — 不仅对德国，对其他寻求走出民族主义牢笼的国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