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人作为认知杀手
【2019年8月29日存档】守门对认知的剥夺无处不在。如果你专注于少数固定的渠道获取信息、即便在互联网上也有固定的交流圈子，即 依赖其他少数人掌握你的认知，其结果会很糟糕。希望本文能帮您了解这一危害。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说起来不难，但事实上有可能并不容易做到。
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出版商，只需要你注册一个博客账户甚至只是一个社交媒体账户；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更容易理解传媒内部的问题 – 关于审查过滤的问题，媒体在审查过程中究竟考虑的是什么？没错，就和你发推时的考虑基本相似：关于如何才能更多地吸粉。
于是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能认识自己的心态，就能更容易了解为什么业内会奉劝你不要指望从媒体中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说审查并不是中宣部那么简单？为什么你不应该过多关注那些背后有大金主的企业媒体发布的内容？为什么你对媒体的爆料虽然很值得大众了解却得不到记者的关心？……
透明度革命的一半原因是为打破这一局面 —— 取消所有守门人 —— 它强调的是信息本身是什么，而不是闭门造车的编辑自己觉得信息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另一半原因是由于谎言作为权势的支柱，所有当权者都以改造/扭曲现实为稳固权力的手段）。
即便如此，互联网时代依旧有很多人延续传统媒体时代获取信息的习惯 – 即 通过主流媒体，或者干脆说“指望主流媒体[能提到某些事]”，这便意味着依旧赋予守门人以极大的认知掌控之权力。
今天我们来解释一下守门的概念，让更多人了解它，或许会有所帮助。
“守门”是在信息传播中过滤信息的过程，无论是出版、广播、互联网还是其他某种通信方式。守门的学术理论建立在多个研究领域，包括传播学研究、新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守门人理论最初只关注极少数大众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但现在该理论也解决了面对面的交流和互联网固有的多对多动态中出现的信息过滤问题。
该理论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 Kurt Lewin 于1943年提出。
在媒体结构的所有级别中都有守门现象 —— 从记者决定选择哪些信息来源以包括在故事中，到编辑者决定哪些故事被打印或被覆盖，还包括媒体插播所有者甚至广告商。个人也可以充当守门人，决定在电子邮件或博客中包含哪些信息。
IYP 简要介绍过这种守门现象造成的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部分，详见《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为自由而战（二）》
—— 定义 ——
守门是媒体过滤信息的过程。
根据早起研究人士 Pamela Shoemaker 和 Tim Vos 的说法，守门是“将无数信息剔除并制作成每天传递给人们的有限数量信息的过程，它是媒体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中心。这个过程不仅决定选择哪些信息将被呈现出来、哪些不会呈现，还决定了消息的内容和性质，例如它是不是新闻。”
在执行其“监视”功能过程中，每个新闻媒体都会获得大量的故事，每天都被记者、有线电视服务和各种其他来源所关注。
由于许多实际考虑因素，任何媒体都只有有限的时间或空间可用于每日向观众呈现新闻。剩下的空间必须用于广告和其他内容。
在任何新闻机构中都有新闻视角、亚文化，包括一套复杂的判断特定新闻故事的标准 —— 请注意是基于媒体经济需求的标准，还有组织政策、新闻价值的定义、相关受众的性质概念、关于记者的信念等等参数。
新闻视角及其复杂标准由编辑、新闻主管和其他人员使用，他们选择出有限数量的新闻报道向公众展示。然后，他们以满足媒体要求和观众口味的方式对其进行编码。
因此，新闻机构的人员是固有的守门人，他们有权让一些故事通过审查系统，并让其他故事排除在外。这样就限制、控制和塑造了公众对现实中发生的实际事件的总体了解。
关于新闻故事的“标准”每个媒体都不同，它的确比较复杂，与媒体本身的性质有关 – 最基本的比如它需要服务于谁（主流媒体的服务对象包括投资人和其相关的权势）。IYP 和其他很多独立媒体的标准是：被主流媒体固有的非大众服务对象之标准过滤掉的、并具有大众认知价值的内容。比如当所有主流媒体都在刷特朗普的叙利亚撤军决定时，公民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平台 democracynow 立刻做了一个研讨，得出结论是：绝不会停止轰炸。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卫星地图显示了这一结论，不仅没有“撤军”，而且进驻了更多的武力。这就是来自主流媒体固有的缺陷，它们被要求呈现权势的言论，也就是权势希望塑造的“现实”，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显然，基本层面上，独立媒体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只是因为主流媒体不能说的内容太多了，给了独立媒体很大的机会。但独立媒体永远不会成为主流；所谓的主流始终控制着90%+的认知市场，这就是问题本身。作为读者，您需要了解自己的认知被主流媒体过滤掉了多少、如何打开眼界以避免被少数守门人霸占认知控制权。
—— 历史 ——
早在1922年就已在文献中确定了作为新闻过程的守门角色，但尚未给出正式的理论名称。在《The Immigrant Press》中，Park 解释了这一过程，“在所有发生的事件中，记者和新闻机构每天都会记录这些事件，编辑选择某些项目进行发布，他们负责认为这些项目比其他项目更重要或更有趣。其余的则被遗忘和扔进废纸篓。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在这个过程中被杀死”（第328页）。简单说就是，你被代表了，关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判断。[Park, Robert (1922).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在 Lewin（1943）出版的《食物习惯和变革方法背后的力量》一书中正式确定了守门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Kurt Lewin 最初在中西部的家庭主妇中进行了实地研究，以确定如何在战争期间有效地改变他们的家庭食物消费。
Lewin 认识到，从商店或花园到餐桌的食物，必须通过各种决策过程。在人们被认为控制所有家庭决策的时候，“食物不会靠自己的动力移动。进入或不进入通道并从一个通道的一个部分移动到另一部分，均受到’守门人’的影响” （第37页）。
在这种情况下，守门人通常是家庭主妇，或者有时是更富裕家庭的女佣。 Lewin 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家庭成员在做出家庭食物决定方面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基于各种考虑因素，通常购买和准备食物的妻子控制着那扇“大门”。
Lewin 在1943年发表的研究成为1947年另一篇文章的推动力，该文章中引入了群体决策反馈的概念，这使得守门人的作用变得更加复杂。反馈承认守门人在决策时使用的一系列考虑因素可能因群体而异。这就比较接近现代传媒的思考方式了，即众所周知的“垂直营销”。[Lewin, Kurt (1947).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Human Relations. 1: 143–153. doi:10.1177/001872674700100201.]
1950年，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大卫·曼宁·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研究了编辑在决定哪些新闻将能登陆报纸以及哪些新闻不会出现时考虑的因素，以考察“守门人”如何在大众传播渠道中过滤那扇“门”。
White 联系了一位编辑，一位40多岁的人，有25年的工作经验，他称之为“盖茨先生”。盖茨先生是中西部城市早报的编辑，发行量为30,000份。在案例研究期间，盖茨先生保留了他在审查内容过程中一周内拒绝的所有副本。在他轮班结束时，他记下了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被拒绝。[White, David Manning (1950). “The “gate 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383–391.]
在研究发生的那一周结束时，White 发现，有十分之九的电讯稿被拒绝，并且这个过程完全是根据编辑自己的经验、态度和期望做出的高度主观的决定。在这项特殊的研究中，大多数拒绝可以分为两种方式：1）不值得报道 2）同一事件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与第一个原因有关，盖茨先生拒绝的许多解释都是“高度主观的价值判断”。决定拒绝就不会浪费时间在看第二遍。
White 检查了盖茨先生在特定日期的表现，并将数据放在表格中，这些表格显示了首页上出现的新闻数量和类型以及所使用的发送总数。盖茨先生承认更倾向于将政治新闻转向其他类型的新闻，并解释说他试图避免“耸人听闻”，并且不断倾向于在政治观点和写作风格中保持“保守”。还记得你的体验？你是否感觉出媒体总是有去政治化的倾向、总是有没说透的话，虽然有时显得更拙略，原因与此有关。
整个星期观察到的模式也表明，盖茨先生偏离了充满人物和统计数据的故事，更喜欢包含更多叙事的故事。他的笔记和拒绝理由也可以表明盖茨先生个人的写作标准，在很多场合使用“太模糊”、“不感兴趣”和“沉闷的写作”这类拒绝的评语。在本案例研究中，White 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该类别是否真的进入了选择范围？”
他的结论是，由于盖茨先生代表“守门人”和整个编辑组，所以似乎没有按类别选择新闻。然而，在案例研究的一周内，由于预期读者会非常重视人类利益的内容，对于他决定天主教会红衣主教的故事会有很大的吸引力。你看，你再次被代表了。
这位盖茨先生显然是现代媒体中主编的角色，也就是内部最高层的垄断级守门人。
盖茨先生还得出结论，守门人的标准和品味应该“反映出”观众的品味，观众是应该从服务中获得满意感的人。他的发言总结了该研究的目的和发现。“通过研究他拒绝新闻报道的公开理由，我们看到了这一审查流程是多么的主观，几乎完全根据守门人自己的一套经验、态度和期望”……
简单说，你读到的新闻只是编辑的小心眼，或者说编辑认为你存在这样的小心眼，他们想要迎合你。这一逻辑在影视投资方面也一样，制片人作为守门人，他通过个人品味和所谓的市场数据决定一个题材和其呈现方式“是否能保票房”，而不考虑题材本身的创新性。这一判断过程中有时还要加上政治背景，比如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被权势推崇，于是民族主义相关题材就被视为首选，因为它“可以基本肯定能拿到投资”。其结果就是，观众根本看不到创新性的和真正具有变革价值的作品，因为它们从最初的制作层面就被过滤掉了。
—— 守门人模型 ——
Lewin 在他1943年的文章中确定了守门过程的几个部分：[Lewin, Kurt. “Forces behind food habits and methods of chang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08: 35–65.]
信息逐步通过审查通道。通道数量各不相同，每个通道的时间量也各不相同。
信息必须通过“门”从一个通道移动到下一个通道……
有一些力量在管理这些通道。可能存在导致冲突的相反的心理力量，这会对通过通道的内容产生阻力。
可能有几个通道会导致相同的最终结果。
不同的参与者可以控制通道并在不同时间充当守门人。
—— 在21世纪 ——
在对盖茨先生研究之后的五十多年后，Pamela Shoemaker，Martin Eichholz，Eunyi Kim 和 Brenda Wrigley 研究了与国会法案报道有关的新闻守门人部队。[Shoemaker, Pamela; Eichholz, Martin; Kim, Eunyi; Wrigley, Brenda (2001). “Individual and routine forces in gatekeep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
更具体地说，他们对两个假设感兴趣：1）评估法案新闻价值的常规守门力将与法案的重要性有关。2）记者的个人因素（教育背景、政治意识形态、工作经历、种族、性别、投票行为等等）将与法案被理解的重要性有关。
他们还预测，法案的新闻价值将比记者的个人特征更重要。 Shoemaker 和她的同事们对记者们（为了他们的个人特征）和编辑们（用于评估新闻价值）进行调查后发现，只有新闻价值才能对法案的覆盖范围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得到了支持。新闻价值比个人特征更重要。也就是 IYP 曾经分析过的：绝大多数媒体没有固定的“左右”之分，称主流媒体为“左派”是一种误解，来自不熟悉新闻制作流程的人的误解。而且这一误解有一个坚固的历史原因，详见：《现代新闻之愚蠢并非意识形态倾向性问题 (1) 政治真的没那么重要》
虽然 Shoemaker 等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新闻编辑室，但 Singer 一直对如何将守门的概念转化到在线媒介上这一问题感兴趣。
在2000年和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她研究了互联网如何改变报纸的流程，并认为“守门人的力量似乎正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正逐渐消失。互联网无视整个“大门”的概念，并挑战记者（或任何其他人）能够或应该限制通过它的内容的想法”。[Singer, Jane B. (2006). “Stepping back from the gate: Online newspaper editors and the co-production of content in Campaign 2004”.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3 (2): 265–280. ]
在对2004年报道的研究中，Singer 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1）与主要报纸有关联的网站编辑在2004年选举中是否看到了他们的目标和最值得注意的成就？2）这些编辑在多大程度上为了给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而放弃了他们的守门角色？3）自2000年以来，与主要报纸有关的网站编辑的观点有何变化？
Singer 发现，报纸的在线版本中出现的内容大多来自其印刷版中出现的内容。然而，编辑们也非常自豪采取网站上的交互式工具，这些工具无法在报纸中使用。大多数编辑的目标毕竟是告知公众。此外，记者们开始从他们传统的守门角度退回一步了，这样许多网站都有提供基本信息的部分，用户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兴趣进行操作，如交互式地图、选举团场景、和基于选票的邮政编码等。
在2000年，编辑们可能还会夸耀他们在选举之夜发布消息的速度有多快。 而2004年，情况已不再如此，因为这只是当时的标准做法。此外，他们宣布2008年选举周期的目标是让观众来指导报道。
但是，如今是2019年，十年前的结论已经明确过时 —— 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只是不了解 bigtech 在其中的重大作用，是它们，而不是媒体，在控制大众的认知，而且这一新的“守门”是完全不透明的、不为人知的，它基于寡头公司受商业法保护的算法。IYP 有过两篇针对性的分析详细解释这件事，一个来自近期历史，即奥巴马选举，详见《国王们的晚宴 ——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政变》；另一篇来自多个心理学实验，关于搜索引擎算法如何操纵大众认知以操纵选举结果，详见《看不见的独裁》
—— 观众守门 ——
随着Web 2.0环境的发展，用户已经开始在通过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在线社交网络制作和（重新）分发在线新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Shoemaker 和 Vos 在2011年将“观众守门”等做法理论化。[Shoemaker, P. and T. Vos Gatekeeping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根据他们2011年的定义，“观众守门”是用户“根据自己关于新闻价值的标准”在传递过程中对其进行筛选的过程“（第113页）。采用观众守门理论探索 Twitter 受众主要采用哪些通道过滤和分享新闻内容。
观众守门的概念也包括Goode关于新闻报道的讨论，他们的研究认为，其中用户在重新处理和转播现有在线内容方面的作用与用户在培育公民新闻方面的原始创作同样重要，因为它重塑了现有的新闻系统的层次结构。当然，同样是没有考虑算法的强大作用。
研究还指，Twitter 用户更频繁地采用其他用户生成的内容网站或社交媒体重新处理的新闻项目，而不是来自传统大众传媒组织的直接新闻，这证实了普通在线用户在重述和重新分发新闻方面的授权作用。
虽然这一研究如今看来显然是不透彻的，但正是它成为了该领域研究跨入新媒介的一个桥梁。
—— 走向网络守门理论 ——
Karine Barzilai-Nahon 撰写了许多关于学科间守门理论的当代作品。2008年，她提出了一种新的守门方式，将传播学、信息科学和管理学的学科融合到一个精致的守门理论中。
传统的大众传播守门理论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获得新闻，但 Barzilai-Nahon 的方法适用于所有信息。
Barzilai-Nahon 还在框架中添加了新术语并重新定义了旧术语： [Barzilai-Nahon, Karine (2008). “Toward a Theory of Network Gatekeeping: A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Information Contr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门 – “进出网络或其某个部分的通道”；
守门 – “在通过大门时控制信息的过程。包括选择、添加、扣留、显示、引导、整形、操纵、重复、定时、本地化、整合、忽视和信息选择”；
门控 – “受到守门操作的实体”；
守门机制 – “用于执行守门程序的工具，技术或方法”；
网守 – “一个实体（人、组织或政府），有权通过网络中的守门机制进行守门，并可根据门控情况选择行使守门的程度。”
这种更新了的守门人视图也提出了许多分类，包括守门人的基础、网络守门中使用的机制、以及网络守门人的权限类型。
此外，Barzilai-Nahon 为门控引入了类型学。根据她的方法，门控可以在不同级别具有四个关键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它们如何与门进行交互：
与守门人有关的政治权力；
信息生产能力；
与守门人的关系；
在守门的背景下的替代品。
然后，这些特征组合的类型允许基于个体具有的属性的数量和类型来评估网守和门控之间的潜在交互。她关于“门控”的讨论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因为两者都在守门的过程中赋予信息接收者以权力。
—— 选择新闻故事的五个标准 ——
记者在选择新闻报道时依赖五个标准：
1、第一个标准是强烈影响力。本地故事比人们不熟悉的国际事件更能影响公众。为了吸引注意力，记者们将新闻曝光并将其呈现为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情况。他们将罕见的国际危机转变为日常情景、个性化故事，并在此过程中隐藏/失去其主要意义。
2、暴力、冲突、灾难或丑闻是第二个标准。诸如谋杀、战争、枪击或飓风等话题更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包含很多暴力内容的报纸超过了其他包含较少暴力内容的报纸的销量。
3、第三个标准是熟悉。如果新闻报道存在与公众有关的问题，或者如果它们包含有关垂直层面大量受众熟悉的情况，则会引起更多关注。记者试图将国际事件或危机转化为可以与当前受众相关的故事。于是媒体倾向于保留大量关于名人的信息，并倾向于关心他人生活中的个人亲密关系，比如绯闻。有关名人或总统死亡的新闻可能会在更深层次上产生共鸣，使某些事件能够在读者记忆中停留更长时间。
4、接近是第四个要素。人们更喜欢本地的新闻，近在咫尺。与国际或国内事务相比，人们更关注当地的新闻。当地媒体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把大部分故事都集中在当地活动上，大约75％。国际和国内新闻都不如本土的。
5、第五个要素是及时性和新颖性。新闻应该是一些有趣的东西，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不属于人们生活的事件。诸如飓风或新店开张等活动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综合起来显然，媒体在推动受众视野的局限性，而不是打开视野。IYP 经常会介绍其他国家的反抗经验，为的就是突破这点，因为如何你只能盯着中国本土，不仅很难看到专业性的反抗智慧，并且会由于缺乏成功的反抗实践而导致虚无主义上升，以及狭隘的“中国特殊论”的来源。
—— 标准的影响 ——
新闻标准迫使记者和新闻媒体频繁发布新故事；记者参加当地活动，以便快速轻松地获取故事；当事件难以报道时，记者会采访该事件或相关领域的专家。而恰恰是上述五个标准规定了选择哪些事件可以被呈现出来、哪些不能。
报纸的容量大小也决定了要发布哪些故事以及要跳过哪些故事。一旦故事到达新闻媒体，编辑必须确定选择哪些故事。编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选择故事。普通编辑必须在几秒钟内作出选择，全凭直觉。电视和电台可以报道更复杂的故事，他们有更多时间可以深入描述事件、背景和原因，纸媒则不行。包含上述五个标准的故事几乎总是成为新闻的头版。这些类型的故事的频繁出现经常导致公众的偏见。
结果是，你从新闻中看到的基本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刺激性情绪是保留最短暂的效果，人们难以从新闻热点中寻求到现实意义；但媒体本身为了加强热点的热度还在拼命寻求付费发言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评论。
结果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是“我被认为需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说说”。
并不是没有真正值得说说的内容，但它们经常不在热点新闻中；即便在，很多媒体也不能或不敢说得太多，比如老布什死亡时的大众气氛被分析为“悲哀”，于是依赖流量生存的媒体就不能在这种时候指出老布什实际上只是个种族歧视并无视法治的战争贩子。而独立媒体就能做到说出实话，详见《老布什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
也正因为这种效果，名人明星的绯闻和私生活也经常被“网守”用来转移公众对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媒体会很乐意执行这一守门模式，因为这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流量。
好了，希望这篇文章的梳理能帮您理解媒体，理解是谁在掌握/霸占大众的认知；于是本文读者将最有希望做到尽可能减轻这种绑架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