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压根不想要这些程序”：Jill Lepore 指出技术无法拯救民主的衰败
【 2020年12月10日存档】技术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滚远一点，别碰我们的政治 —— 介绍一本新书，关于20世纪数据疯狂的算法化新冷战的起源
人们有一些真正失败的思考方式，总是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分开考虑 — — 比如，当人们看到定向广告时只会觉得厌烦和嘲笑它们的愚蠢，却几乎不会想到，这就是操纵民主选举的同一种东西。
当您遇到人口普查和民调的时候您应该问一句：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拿去干了什么？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而不是仅仅询问 “如何更安全地保存数据”），很多灾难都不会像今天这样糟糕。
【按】直到如今人们依旧在纠结于 “假选票” 对民主选举公正性的危害，这是完全的跑题。干预选举的方式有无数种，其中假选票是最无能和笨拙的一种，因为太容易被发现了 — — 而正是那些真正在危害民主的东西躲在一旁观看着所有人围绕 “假选票” 争得面红耳赤的笑话 ……
我们在《美国的选举为什么撕裂了华人群体》中写道：是奥巴马启动了第一个数据驱动的选举干预的高峰，而特朗普则将其升级为全球臭名昭著的干预产业链的强化。
但我们没有解释这种形式的选举干预究竟起源自哪里。
今天介绍的是一本新书，通过与作者进行对话的形式。但这本书中揭露的东西绝非新颖和令人震惊，相反，它是人们早已应该知晓的东西 —— 是民主每况愈下的根本性原因。
但这本书真的详细梳理了民主被侵蚀的历史，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清晰地阐述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即：正如我们此前在对机器学习技术中的政治危险进行分析时所论述的 —— 技术领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比如总是在想如何 ‘让技术变得更公平’， 而这是不切实际的；正确的问题是：这种技术是否应该存在。
同样，当技术哲学专家们讨论技术对民主的影响的时候，总是会问 “技术可以如何帮助民主”，而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提问。
技术不应该对民主做任何事，拯救民主是人民的事，人民通过投票选出的候选人执行人民的意愿，跟技术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任何人投票去选择那些CEO，不论他们是想要破坏民主还是拯救民主，他们没有权力对民主做任何事。这些亿万富翁CEO和他们的技术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滚远一点，别碰我们的政治。
这本书则真正认真地探讨了关于为什么要彻底拒绝这些技术。
📌 您可以将这本作为真正的反抗者的论述的书，与此前我们总结的来自皮尤这样的旨在维系现有系统的机构所作出的调查，进行一个对比；相信您会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反抗。皮尤的那篇在这里《数字技术究竟是会杀死民主，还是拯救民主？：这个10年》。
这本书在这里下载：https://www.patreon.com/posts/20shi-ji-shu-ju-44391720
您即将读到的采访发生在2020年9月17日，庆祝 Jill Lepore 的新书《If Then》的上市，这本书揭示了20世纪数据疯狂的算法化新冷战之起源。
Hannah Murphy 在《金融时报》上写道：“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纽约客》作家细致地记录了 Simulmatics 如何为预测分析领域奠定了一些最早的基础。如今，互联网平台、广告商和政治战略家，都在利用它来帮助销售消费品、或选举候选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麦迪逊大道广告预言家组成的混沌乐队直到如今都是 Facebook 和 Google 不知名的祖父，是他们所有的奇异算法的来源。”
📌 这本书为理解美国选举政治和数据科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基础，在民主进入衰落的时代里，这种理解是至关重要的，2020的选举季无疑将被认识论的辩论所破坏。我们只能希望《纽约时报》那样的企业媒体不要再用另一个预测选举结果的摇摆盘来惩罚我们了。
Jill Lepore 是哈佛大学美国历史教授和法学副教授，她也是《纽约客》的撰稿人和播客 “最后的档案” 的主持人。她的许多著作包括《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本国际畅销书，被《时代》杂志评为十年十大非虚构类优秀书籍之一。
下面是这次访谈的内容。
Jill Lepore（JL）：我先讲讲关于 Simulmatics 公司的一些事。这是一个异常晦涩的故事，当我打开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的档案盒时就立刻陷入其中了。那盒子里的内容 —— 有几百个那样的盒子 —— 真的，回答了很多我曾经一直都不知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义务写一本书。
Simulmatics 公司成立于1959年，创始人是一个叫 Ed Greenfield 的人，他是麦迪逊大道上一位魅力四射的广告商，同时也是一位忠实的自由主义慈善家，还是非常虔诚的民权事业的支持者，曾在整个50年代参与民主党的竞选活动。
Greenfield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喜欢被大卫·哈尔伯斯坦称为“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 “的那种人（具有相当大的讽刺意味）。Greenfield 对行为科学和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感兴趣。他设计了一个选举模拟器。
【注：“行为科学” 就是今天用来操纵全世界所有人的东西的理论基础，从操纵您疯狂“黑五”剁手、到操纵您的认知、再到操纵您给谁投票。比如《心理操纵的秘密：”行为经济学”+PR=？》】
今天的人们一直在模拟选举，但这种模拟在20世纪50年代是全新的。仔细想想，这很有道理：如果你有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尝试为人类行为建立一个预测模型，投票将是你最有可能想要研究的事，因为这是人类行为中为数不多的数据丰富的领域之一，当时有大量的数据可用：人口普查数据、民意调查、选举申报表 ……
民主产生了自己的数据。于是，从事定量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真的被吸引到了投票行为的研究中。Greenfield 的公司 “Simulmatics” 的运作理念是，⚠️ 一旦你能完善了一个预测投票行为的模型，你就可以用它来预测各种行为，包括消费者的选择。
该公司成立于1959年，其第一个客户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一个客户是约翰·肯尼迪竞选活动，1960年，该公司为其提供了如何击败理查德·尼克松的建议。
而在这个项目之后，Simulmatics 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工作，直到今天，你可以在各种地方发现预测分析的机器在运转。它为高露洁和 Ralston Purina 等公司提供广告建议；为电视台提供媒体建议，它为《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关于选举之夜数据分析的大项目，它还为联邦政府进行了一些项目。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公司就苦不堪言了，因为他们想做的大多数项目都没有足够的数据 —— 至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做好这些项目。更不用说，当时的计算机速度不够快，价格也不便宜，无法将其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进行。所以，尽管 Simulmatics 公司的想法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来预测人类的行为，并将这些预测作为产品来销售，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艰难的生意。
1965年，该公司转而从事新的工作。Simulmatics 在西贡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为美国国防部承接合同，收集和分析南越农民的民意数据。这项工作具有异常的争议性；在很多方面，它导致了公司的衰落，并最终在1970年破产。
📌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该公司曾经做得不好的所有事在多大程度上后来都做得 **很好**。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点像发现了一个未爆炸的地雷。这是一个很久之前就被埋下的东西，但现在，它爆炸了。
danah boyd (db): 《 If Then》是一本伟大的辉煌的著作，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公司和它的人以及它的触角的故事，同时也是美国民主与数据和技术之间非常复杂关系的故事。
这种关系 —— 我从你的很多其他书中看到 —— 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但能够如此深 Simulmatics 公司，让人大开眼界。通过这个角度，你的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期，⚠️ 我们的政治家们非常愿意拥抱的不仅仅是数据，而是技术的海市蜃楼。他们不一定想看清它的底细、了解它的细节，他们不想了解技术的局限性；相反，他们对数据的性能感兴趣，他们只关心：如果数据能说话，它能说什么。而这正是数据非常有趣的地方，尤其是在你在书中描述的这种高风险的情况下。
是什么原因让美国人的心理和政治结构、让这种对有数据说话的这种执着，在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屡屡活跃起来的？
JL：美国的民主取决于人口学。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数学的，宪法要求进行人口普查，因为这个共和国的运作就像一道数学题，甚至到了奴隶制这个问题上也是数学的，这个问题用一个分数来 “解决” ：五分之三。
但是，人民的政府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它是一个可以被影响的问题，而且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通讯技术变化的影响。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每一个新的通讯技术出现之后，都会有一个政治不平衡期。
有了新的技术，通信速度更快了，可以沟通的人更多了，信息更自由了。人们因为有了这种新的力量而奋起。然后，这种新的力量迅速被遏制，或者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被限制，“平衡” 就恢复了。
但在上世纪50年代大型计算机崛起之前，真的，这些通信技术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谁都能理解电报机的运作方式；对于电话，它有点诡异，有点不可见，但它也并不难理解；收音机似乎有点像电话机，它们都不是自我神秘化的技术。
而到了1951年的UNIVAC（通用自动计算机，那是1950年为统计人口普查而建的），这种情况就开始改变了。
文化真的围绕着做科学的人而展开。
📌 这似乎是冷战任务的一部分。冷战、太空竞赛：联邦政府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目的投入大量资金追求科学。
关于互联网的由来《互联网究竟是什么？ — — 来自“监视谷”惊人的启示》
不知为何，人们认为有必要拜在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的神坛上，以至于当你取笑他们时，你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比如，考虑一下1957年的电影《办公桌》（Desk Set），Spencer Tracy 饰演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系统工程师，Katharine Hepburn 取笑他的那种情节。这部电影作为一部喜剧，其部分原因是 … 它会刺激人们这样的想法：“哦，我的天哪，她可以对他说这种话， 即使他是一个做科学的人？” （喜剧的效果来自于与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想法相悖）
【注：UNIVAC 是第一台商用电子计算机。1951年由雷明顿兰德公司发售。 真空管数量为5200只，与ENIAC相比，仅为三分之一以下。存储器为100只水银延迟管。占地26.7平方米，重量7.2吨。】
📌 这就是孕育出 Simulmatics 公司科学家的文化背景。关于 Simulmatics 公司的一件事仍然让我着迷 —— 这些家伙正在尝试制造一台机器来预测人类的行为。但他们一般只用它来预测三个群体的行为：一个是黑人选民，因为他们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研究黑人选民；一个是女性，家庭主妇；第三个是越南农民。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看着这一切就会想：真的吗？ 你要造一台机器来做这种事？1960年，他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用 FORTRAN 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来了解黑人选民。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能直接打开电视去观看 Greensboro 著名的午餐柜台静坐抗议，但他们却决定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为计算机编程。
📌 这种傲慢源于中世纪白人自由主义在特定技术主义时刻的高潮，由所谓的国安体制的研究议程安排。
【注：午餐柜台静坐抗议是美国民权运动的经典战术，抗议者们都穿着体面，安静地坐着，各一个位子坐一个人，以方便其它白人同情人士加入抗议。示威人士不单在午餐柜台前静坐抗议，还在公园、长椅、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内抗议示威。相关反抗技巧参见《别把注意力集中在抵抗上：预设性干预战术】
db：这是超级重要的。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你引用了美国著名作家尤金·伯迪克的话：
这个新的黑社会由天真善良的人们组成，他们使用计算尺、推算机器和电脑进行工作。这些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其中许多人是博士学位，我见过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对美国公众有恶意的政治算计。但是，他们做的事正在从根本上重建美国的政治体系，建立新的政治，甚至彻底修改备受尊敬和的美国机构，这些都是他们无辜的事实。
大数据使政治消亡。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政变，其目的是旨在清空民主的实质内容，仅仅只留下一个触摸不到的虚伪躯壳。剩下的，只有礼仪性的制度和由于“选举”而神圣化的约会… 《国王们的晚宴 — —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政变》
正如你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关于技术官僚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关于白人至上主义文化如何通过这些官僚系统得到维护的故事。即便如此，我想，很多读者都很关心如何用技术做好事，那么他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什么呢？他们本以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项 “为善而设计” 的技术，但事实上却维护了如此多的压制性系统，他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
JL：Burdick 在1964年就写过。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理论家，1956年曾为 Greenfield 工作。后来有人请他为 Simulmatics 工作，但他却写了一本小说，起诉 Greenfield 的公司。
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原因。我在图书馆里读到 Burdick 的那段话，我想： 有人在1964年就想通了这一点。他当时就预言，我们所知道的美国政治将被人类行为的预测所摧毁， 而其他古老的机构，例如本地的报纸， 都很可能被摧毁 …… 他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这一点！
要记住，Burdick 之所以能预见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和作家，他对美国政治秩序的研究使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电脑模拟选举完全不一致。他们需要 Burdick 这样的人 —— 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诗人、批评家，等等。
但是，相反，经营这些公司的人拒绝文科，好像整个人文学科对他们来说就像会打领结那么简单，他们拒绝理解这些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是人类状况的基础。
我喜欢这个 Simulmatics 故事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科学家本身不是坏人，他们是想让民主党在民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所做的事的影响。Burdick 考虑过，而且拒绝参与其中。
db：这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政党进行了重新安排，在这本书的第57页上，你注意到保守派谴责行为科学的无神论和道德愚蠢，理由是技术官僚主义是国家对人民的控制，甚至是对人们思想的控制。
我对这一时期对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不同政治态度，以及这一切是如何被结构化的，感到着迷。在这次讲座之前，Erica Robles-Anderson 为您准备了一个问题。考虑到对社会科学的态度， 我们如何理解1960年代南方民主党和黑人选民切换政党时发生的重组？在这次调整中，这些部分是否都融合在一起了？
JL：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政治被现代民意调查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真正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这本身就是一次重大调整。
1932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并在1933年当选时，他是靠所谓的新政联盟获胜的：他能够拉拢黑人选民，而这些选民，自林肯和解放以来、自第15修正案以来，他们一直投票给共和党。到了20世纪30年代，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 意味着黑人在南方不能投票，但是，在可以投票的地方，他们都投了共和党的票。直到罗斯福。
【注：吉姆·克劳法 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
📌 现代民调行业始于1935年，George Gallup 创立，正是它扭曲了选民。例如，盖洛普拒绝问白人关于民权的问题，他们也不对黑人选民进行民意调查。整个30年代都有民权运动的静坐示威，国会每年都有反私刑的法案。但盖洛普没有问人们关于民权的问题，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报纸专栏叫 “America Speaks”，而南方的报纸不想刊登关于民权的专栏，他们也不想听到北方黑人选民的意见。盖洛普不想失去这些报纸，就答应了他们。
总之，到了20世纪50年代，富兰克林的新政联盟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因为1952年当选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1956年再次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比他的民主党挑战者阿德莱·史蒂文森更坚定。
黑人选民离开新政联盟，大量投票给艾森豪威尔。这时，Ed Greenfield 说：“如果我们模拟1960年的选举，实际统计黑人选民，那结果会怎样？我们可以把这些结果拿给史蒂文森，或者成为民主党提名人的任何人，以对抗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理查德·尼克松，说服他在民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 Simulmatics 的工作依靠的是在将人口群体对立起来这一进程方面的日益成熟。Simulmatics 用来分类人的机器将美国选民分为480种可能的选民类型 —— 然后利用这些不同的类别进行模拟。
这就是为什么 Burdick 把他的关于批判 Simulmatics 的那本书起名为《480》。他不仅反对模拟，而且反对排序。你住在布鲁克林，你是上流社会，你是亚裔美国人，你两次投票给奥巴马：这就是一种选民类型。
⚠️ 从 Burdick 作为政治理论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把人口分为选民类型，并按类型对每个人量身定制政治信息，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分裂美国人、让他们与自己对立。你正在击败我们代议制政府背后的哲学。
这就是今天的社交媒体政变手段 —— 定制人的由来《算法暴政：定制人如何终结民主》
就如作为一个中年的天主教新英格兰妇女而且曾经投票给奥巴马两次，于是我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去投票站投票；相反，我应该去投票，思考选票上谁能最好地代表每个人的利益，谁的政策立场是符合公众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如果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信息：“这是我对所有人的愿景”，我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 Burdick 说的意思，Simulmatics 科学家其实并不了解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你了解我们的政治制度，你就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会毁掉它。
db：这个故事变得如此痛苦的部分原因是，Simulmatics 公司努力地为黑人选民树立榜样，以增加选举权；然而，后来，他们转而在越南战争中发挥作用；他们的宣传被用作反越运动（是反越南，支持越战）。
身为纽约大学教务长和《Black Software》作者的 Charlton Mcllwain 对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很感兴趣。他想知道。Simulmatics 对其在60年代反黑人种族主义政治的塑造甚至煽动中的积极作用有多透明？除了他们工作的特定时期，你如何描述 Simulmatics 对民权的长期影响？
JL：任何一个在1960年代为该公司工作的人都会感到震惊，无法想象有人会认为它是一家反对民权的公司。
这些人都是国内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最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帮助创立公司的科学家都拒绝去越南，因为他们与真正支持这项工作的科学家意见相左。他们往往是反对战争的人，他们参与反战游行，他们敦促他们的大学撤回对战争相关研究的支持。
这些人试图解决不平等问题 —— 这就是 **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例如： 试图预测种族骚乱。他们试图阻止暴力，也试图放大那些在街头抗议的人的声音，因为这些人抗议的就是警察的暴行。
然而从中出现的是一些超级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那么，这些人中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在推进反民权的邪恶事业吗？不，他们根本不会这样理解自己。
db：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目前关注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当我们努力应对正在进行的关于该数据合法性的奇观时，Dan Bouk 和我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件事涉及能够看到基础设施的意外后果。
📌 换句话说，即使我们都知道人口普查数据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但看到香肠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然而，我们的确就在这里，学习香肠。
你提到了 Barrington Moore 的概念，即 被技术万能的幻觉所蒙蔽。这不仅仅适用于计算机，有时候技术万能也在帮我们至少确定了数据是基础架构。
【注：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 Jr.)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其最为人知的作品是《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该部著作详尽研究和比较了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以及印度的现代化。其作品还包括《人类苦难的原因反思》、《不公：顺从和反抗的社会基础》等。】
当你翻阅 Simulmatics 的历史时就会认为，如果不委屈生产这些项目的组织或机构，就根本无法谈论大数据项目的香肠。很显然，有些时候应该委屈他们。但是，揭示数据背后的系统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如何平衡在更广泛的背景中能够看到和理解数据和技术的位置的这些时刻？
JL：我最近读了两篇不同的文章，它们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是60年代的文章，叫做 “科学崛起的政治后果”；另一篇是我在哈佛的同事 Danielle Allen 的文章，叫 “奴役之路”。📌 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我们的宪法制度是由律师设计的 —— 18世纪的律师（两位作者也是历史学家）。当这些律师着手起草宪法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拿着一份秘密文件，站在高处说，这就是规则！而是公布了它。他们把它发给人民批准。他们鼓励人们召开会议，进行对话， 然后他们召开正式的会议，人们对草案进行辩论， 然后通过批准程序。
宪法是极其复杂的。它虽然只有大约四千字，但它包含了很多想法。这些人确实有信仰，尽管他们对 “人民” 是谁的概念非常小，从我们的角度看非常小，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人民” 是不可思议的民主政治。他们相信，人民可以作出决定。
他们称宪法是一部机器，他们认为宪法是一个设计好的装置。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读的和透明的装置。
📌 但在20世纪的某个时候，作为社会工程师的人变成了 经济学家。然后，科学家取代了经济学家。但是，当这些从事复杂科学工作的人做出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工作的决定时，问题就出现了。
比方说，预防大流行病。因为，是的，我们都能读懂宪法，但我们都能理解流行病学吗？然后，考虑一下奇怪的是，⚠️ 真正在设计人们如何彼此行为的人并不是律师、经济学家或科学家 —— 他们是马克·扎克伯格这类寡头，他们珍视混淆和神秘化：这是他们商业模式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监管如此难以捉摸的原因。
还记得今年夏天，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的负责人出现在国会面前吗？而很明显，大多数国会议员丝毫不知道这些企业是如何运作的。现在的状况是，这里有一些系统、甚至是技术复杂的系统，在推动我们的政治 —— 以至于人民完全无法理解它们 ——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有民主了。
db：法律学者 Kate Klonick 将科技公司的CEO们称为 *新的治理者*，以此来捕捉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然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一切中的角色。
在今晚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收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来自微软的CEO Satya Nadella，他想知道，他应该如何思考工业界在建立支持民主而不是破坏民主的系统中的作用。而从你自己的研究来看，科技的亮点是什么？特别是对于那些身处这些岗位的人来说 —— 作为各大科技公司的高管，监督着他们的很多未来 —— 你会告诉他应该如何思考自己的责任吗？
📌 JL：这个问题至少间接地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 “更多的代码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有更好的代码，我们只需要做一些调试” …… 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种调试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忽略了很多人更深层次的批判，那就是：我们根本就不想要这个程序！我们不想要一个什么更好用的程序！我们不想要一个工作更快的程序。我们压根就不想要这个程序。
我很欣赏微软CEO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也绝不怀疑他的诚意。但它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科技公司的CEO们 “应该修复我们的民主”。不，他们不应该这样做。
人民才是需要修复民主的人，当选的人需要去修复民主。科技公司的CEO们应该尽量减少对我们民主的伤害。但我并没有投票选这些CEO来修复民主。没有任何人选举他们。⚪️
“WE DON’T WANT THE PROGRAM”: JILL LEPORE ON HOW TECH CAN’T FIX DEMOCRACY In this conversation, originally presented by Data & Society and Brooklyn Public Library, historian Jill Lepore discusses her latest book, “If Then,” with danah bo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