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 从民主到自由
【按】无所谓您自己的 “主义” 是什么，我们只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帮助人们对当下严重衰落的民主做出一个切实的反思 — — 作为一个公民的反思，不是政府资助的那些智库憋出来的哀叹。
近年来对民主将如何进化自身以抵御全球性威权主义崛起的大气候的论述比比皆是，其目的无疑是为了捍卫民主本身所承诺的原则，那些被如今多数自称民主的国家所背弃的原则；很多人进行了崭新的实验，甚至在小范围内取得了成功。
进步的趋势正取决于人类的智慧和思考的积极性。本文也是一种思考，它从一个非常根源的角度分析了当下很多其他思考和实验中也许会出现的问题，并指出了很多似乎更有希望案例。
📌 我们制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不仅仅是希望和您一起思考民主和自由，尤其是，希望帮助今天的民主活动家接触到直接行动背后的理论架构。没有理论是无法行动的，只有当您明确地知道什么东西为什么行和为什么不行、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您的行动才能真正富有成效。
请注意，我们不会为某种 “主义” 背书，所有相关内容都作为探讨，您随时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您可以下载一本书：《From Democracy to Freedom》以便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周末上传这本书。也支持您点击其中嵌入的链接，以了解更多详细内容。
民主是当今最普遍的政治理想。乔治·布什援引民主作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奥巴马祝贺解放广场的反叛者将民主带到埃及；“占领华尔街” 组织声称已经提炼出民主的纯粹形式 …… 从 “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 到罗贾瓦自治区，几乎每个政府和民众运动都自称 “民主”。
但是，解决民主问题的良方是什么呢？大家都同意：更多的民主。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新运动，承诺提供真正的民主，与他们所描述的排他性、强迫性和疏远性的表面化民主制度形成对比。
📌 是否有一条共同的线索能将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民主联系在一起？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民主？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能提供与这个词相关联的包容性和自由吗？
在直接参与民主运动的经验的推动下，活动家们又回到了这些问题上。活动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从纽约市到白罗斯、从香港到印度，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巨大不平衡促使人们走上街头，这并不是特定民主制度的偶然缺陷，而是可以追溯到民主本身起源的结构性特征；它们几乎出现在历代民主政府的每一个例子中。
📌 代议制民主保留了最初为国王服务而发明的所有官僚机构；直接民主则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甚至在国家的正式结构之外，重新创造它。民主不等于自决。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好的东西都经常被描述为 “民主”。这并不是反对讨论、组织、集会、网络、联合会，也不是反对与您并不总是同意的人合作。相反，这个论点是，当民主活动家从事这些实践时，如果您把自己所做的事理解为民主 — — 作为一种参与式政府的形式，而不是自由的集体实践 — — 那么迟早我们会重现与不太民主的政府形式相关的所有问题。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都是如此，甚至共识程序也是如此。
那么，与其把民主程序作为目的来倡导，不如让我们回到当初吸引我们走向民主的价值观：平等主义、包容性、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命运的理念。如果当下的民主不是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最有效途径，那么什么才是呢？
随着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冲击着当今的民主制度，这场讨论的利害关系越来越大。📌 如果变革者继续试图用一个更具参与性的版本来取代现行的秩序，他们将继续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而其他与变革者一样感到失望的人则将会愤世嫉俗地倾向于更专制的替代方案 —— 看看特朗普时代是如何崛起的？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实现被当下的民主所背叛的承诺的框架。
下面的文字将研究连接不同民主形式的共同线索，追溯民主从古典起源到当代代议制、直接的和基于共识的变体的发展，并评估民主语话和程序如何为采用它们的社会运动服务。在此过程中也将概述直接而不是通过民主统治来寻求解放的意义。
这个项目是多年跨国对话的结果。作为补充，会增加一些被推崇为直接民主模式的运动参与者的案例研究：西班牙的15M（2011年）、希腊 Syntagma 广场的占领运动（2011年）、美国的 “占领运动”（2011–2012年）、斯洛文尼亚的起义（2012–2013年）、波斯尼亚的全体会议运动（2014年）、和罗贾瓦革命（2012–2016年）。
【注：
1、西班牙15M：又称愤怒者运动，是一系列在西班牙进行的抗议示威活动。该事件开始自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的58个城市。该系列抗议活动要求对西班牙政治做出激进改变，抗议者认为自己无法被任何传统政党所代表。
2、希腊 Syntagma 广场的占领运动：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位于希腊国会之前，得名于1843年9月3日奥托国王在起义后批准的希腊宪法。
3、波斯尼亚plenums：“全体会议” 是一种自组织的公民集会，决策的替代性方案。这场浪潮可能代表了真正的激进主义公民身份的诞生，以及每一个根本性社会议题的政治化。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事将不仅仅停留在波斯尼亚。】
什么是民主
民主到底是什么？教科书上的大多数定义都与多数人的统治或民选代表的政府有关。而另一方面，少数激进者认为，“真正的” 民主只发生在国家垄断权力之外，并与之相抗衡。我们究竟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具有特定历史的决策程序，还是理解为对平等、包容和参与性政治的普遍渴望？
为了确定我们批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就先从这个词的本身说起。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 dēmokratía，就是 dêmos “人民” 和 krátos “权力” 的组合。这种对人民统治的表述，在拉丁美洲重新出现的是 poder popular，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哪些人？又是什么样的权力？
📌 这些词根 demos 和 kratos 暗示了所有民主的两个共同点：决定谁参与决策的方式，以及执行决定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公民权和督察权。这些都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它们使民主成为了一种政府形式。任何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东西都更应该被描述为无政府状态 — — 没有政府，来自希腊语 an-”没有” 和 arkhos “统治者” 的组合。
民主的共同点：
一种确定谁参与决策的方式；(demos)
一种执行决策的方式; (Kratos)
一个合法决策空间; (polis)
以及维持它的资源; (oikos)
谁有资格成为 demos？有些人认为，从词源上讲，demos 从来就不是指所有的人，而只是指特定的社会阶层。即使其党派人士大肆宣扬其所谓的包容性，但在实践中，民主总是要求以一种方式来区分被纳入其中和被排除在外的人。
方式可能是立法机构中的地位、投票权、公民身份、成员资格、种族、性别、年龄或参加街头集会；但在每一种民主形式中，要想有合法的决定，就必须有正式的合法性条件，以及符合这些条件的确定群体。
在这方面，民主制度化了其希腊起源的省籍、沙文主义特征，同时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可以涉及全世界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被证明与民族主义和国家如此兼容的原因；它预设了 “他者”，而 “他者” 没有被赋予同样的权利或政治机构。
在现代民主的黎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Of the Social Contract) 中，对包容和排斥的关注已经足够清晰，他强调民主和奴隶制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他提出，越是 “恶人” 被戴上枷锁，公民的自由就越完美。正如以赛亚·柏林后来所说的，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死亡。这个比喻所表达的自由的零和观念，是国家所赋予和保护的权利语话的基础。
📌 换句话说：公民要想获得自由，国家必须拥有终极权威和全面控制的能力。国家试图生产羊，为自己保留狼的地位。
“只有在所有人类，男人和女人，都获得自由的情况下，我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相反，他人的自由远非否定或限制我的自由，而是它的必要前提和确认。” —— 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把自由理解为累积性的，单个人的自由就变成了所有人的自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当局保护的问题，而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每个人之间相互交融的可能性问题。在这个框架中，强制力越集中，自由就越少。
这种构想自由的方式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它将自由视为集体产生的与我们的潜力的关系，而不是静态的私人权利泡沫。
来看看另一个词根，kratos。民主与贵族制、专制、官僚制、财阀制和技术官僚制共享这个后缀。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用社会中某个子集来描述政府，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 — — 这个共同点就是 kratos，权力。
什么样的权力？再来参考一下古希腊人的观点。
在古希腊，每一个抽象的概念都是由一个神的存在人格化的。Kratos 是一个不可侵犯的泰坦，体现了与国家权力相关的那种强制力。Kratos 出现的最古老的资料之一是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雅典民主制初期创作的戏剧《普罗米修斯的束缚》。戏剧开场，Kratos 强行押解戴着镣铐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因偷取众神的火种送给人类而受到惩罚。Kratos 以一个狱卒的身份出现，不假思索地执行宙斯的命令 — — 一个 “为任何暴君的行为而生” 的蛮子。
【注：泰坦是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古老的神族，这个家族是天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子女，他们曾统治世界，但因为他们阉割了父亲乌拉诺斯，而受到乌拉诺斯的诅咒，最终被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推翻并取代。】
Kratos 所化身的那种力量是民主与专制和其他一切形式的统治的共同点。它们有着共同的强制机构：法律机构、警察和军队，所有这些机构都先于民主，并一再超越民主。
这些都是 “为任何暴君的行为而制造的工具”，无论掌舵的暴君是国王、官僚阶层，还是 “人民” 自己。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民主只是意味着人民为了人民而对人民进行的打击”。一个世纪后，穆阿迈尔·卡扎菲不无讽刺地赞许地回应了这句话：“民主就是人民对人民的监督。”
在现代希腊语中，kratos 只是国家的意思。为了理解民主，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政府本身。
“就像在绝对政府中国王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是国王。” —— 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
垄断合法性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从各种欲望的嘈杂中产生一种单一的秩序，将少数人的资源和活动吸收到多数人规定的政策中。
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有一个合法的决策空间，有别于其他生活。它可以是议会大厦里的大会，也可以是人行道上的大会，还可以是通过 iPhone 征集选票的应用程序。在每一种情况下，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都不是我们的直接需求和欲望，而是一种特定的决策过程和协议。在一个国家，这被称为 “法治”，尽管这一原则并不一定需要一个正式的法律体系。
这就是政府的本质：在一个空间做出的决定决定了所有其他空间可以发生的事。其结果是异化 — — 决定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的摩擦。
民主有望解决这一问题，将每个人都纳入决策空间：所有人的统治。“民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无论多么间接，他们是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服从自己。” 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决定实际上是由它们所影响的人作出的，就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执行的手段了。
在这种赢家通吃的制度下，什么才能保护了少数人？民主的拥护者解释说，少数派将受到制度规定的保护 — — “制衡”。换句话说，掌握他们权力的同一个机构应该保护他们不受自己的影响。
在这种方法中，民主和人身自由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为了保护个人自由，政府必须能够将自由带离所有人。但是，确实值得乐观的是，可以相信，机构永远比维护机构的人更好。
您对民主进程应该凌驾于您自己的良心和价值观之上的想法有多少认同？让我们尝试一个极简的练习。想象一下，您身处一个有奴隶的民主共和国 — — 比如说，古雅典，或者古罗马，或者美利坚合众国，直到1865年底。您究竟是会遵守法律，把人当作财产，因为您清楚地知道，在这期间，整整几代人都可能会在枷锁中生活和死亡？还是说，您会像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哈里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 与美国起义领袖约翰·布朗 (John Brown) 那样，无视法律，凭着自己的良心行事？
📌 如果您会追随哈里特·塔布曼的脚步，那么说明您也相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东西。对于任何想把遵守法律或多数人的意愿作为合法性的最终仲裁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原始民主
在古雅典，这个被人津津乐道的 “民主发源地”，我们已经看到了自此以后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征 — — 排斥和强制。只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年男性公民才能投票，妇女、奴隶、债务人以及所有缺乏雅典血统的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制度最多只涉及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
事实上，古雅典的奴隶制比其他希腊城邦更为普遍，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权利更少。男性公民之间的更大平等显然意味着在抵制妇女和外国人方面的更大团结。参与式政治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
我们可以从雅典反对派在公有和私有之间 — — 就是 polis 和 oikos 之间 — — 的对立图中绘制这个封闭式社区的边界。对于 polis，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公共语话空间，公民在其中平等互动；相比之下，oikos 即家庭，是一个等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男性财产所有者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 — 这是一个在政治范围之外的区域，但又是其基础。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家庭代表着提供维持政治资源的一切，但又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政治之外。
📌 这些类别今天仍然伴随着这个世界。“政治” (“城市事务”) 和 “警察” (“城市管理”) 这两个词来自 polis，而 “经济” (“家族管理”) 和 “生态” (“家族研究”) 则来自 oikos。
民主仍然以这种划分为前提。只要在政治上存在着公与私的区别，从家庭（以无形的、无偿的劳动来维持现行秩序的性别化的亲密关系空间）到整个大陆和民族 (如殖民时期的非洲 — — 甚至黑人本身) 都可能被置于政治领域之外。同样，自民主起源以来就作为民主的基础结构的财产制度和它所产生的市场经济，在被政治机器强制执行和维护的同时，也被置于不容置疑的地位。
“Are we supposed to believe that before the Athenians, it never really occurred to anyone, anywhere, to gather all the members of their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ke joint decisions in a way that gave everyone equal say?”
幸运的是，古雅典并不是平等主义决策的唯一参照点。粗略地调查一下其他社会，就会发现许多其他的例子，其中许多不是以排他性或强制性为前提的。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把这些理解为民主制度呢？
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这本书中，David Graeber 引述他的同事们认定雅典是民主的起源；他推测，易洛魁人、柏柏尔人、苏拉维西人或塔伦西人的模式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只是因为他们都不是以投票为中心的。
📌 一方面，格雷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注重建立共识而非实行强制的社会是正确的：其中许多社会比古雅典更体现了与民主相关的最佳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给这些例子贴上真正民主的标签，却质疑发明这个词的希腊人的民主资质，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仍然是民族中心主义：通过在我们自己公认的低劣的西方范式中给予非西方范例以荣誉地位来肯定它们的价值；相反，我们需要承认，民主作为一种可以追溯到斯巴达和雅典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的特定历史实践，并没有达到这些其他许多社会所设定的标准，将它们描述为民主是没有意义的。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描述和纪念他们，会更负责任，也更准确。
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把雅典作为最初的民主社会了。如果雅典之所以变得如此有影响力，不是因为它有多自由，而是因为它是如何将参与式政治驾驭到国家权力中的呢？
在当时，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社会都是无国家的，有的社会是等级制的，有的社会是横向的，但没有一个无国家的社会有 kratos 那样的集权。相比之下，现存的国家很难说是平等的。雅典人创新了一种混合形式，在这种混合形式中，水平性与排他性和强制性同时存在。如果您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是可取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如果国家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古雅典的奴隶制和父权制就不是民主模式的早期不规范了，而是从一开始就编入其DNA中的权力失衡的迹象。
代议制民主 —— 权力的市场
美国政府与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同点多于雅典。罗马公民不是直接治理，而是选举代表来领导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随着罗马领土的扩大和财富的涌入，小农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量被剥夺财产的人涌入首都；动乱迫使共和国将投票权扩大到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然而，政治上的包容对抵消罗马社会的经济分层几乎没有作用。这一切听起来似曾相识。
罗马共和国在凯撒夺取政权后宣告结束；从那时起，罗马由皇帝统治。然而对于普通罗马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官僚机构、军队、经济和法院的运作仍然和以前一样。
快进到18世纪的美国革命。大英帝国的北美子民对 “没有代表权的税收” 感到愤怒，他们反抗并建立了自己的代议制民主，很快就建立了罗马式的参议院。然而，国家的职能又一次没有改变。那些为甩掉国王而战的人们发现，有代表制的税收并没有什么不同。
结果发生了一系列的起义 — — 谢斯起义、威士忌起义、弗里斯起义等等 — — 都被残酷地镇压了。新的民主政府在大英帝国失败的地方成功地安抚了民众，这要归功于许多反抗国王的人们的忠诚：因为这个新政府难道不代表他们吗？
📌 这个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临时政府的警察局长进入国王的警察局长腾出的办公室，拿起了他的前任刚刚放下的文件。在20世纪的希腊、西班牙和智利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中，以及近年在突尼斯和埃及，推翻独裁者的社会运动不得不继续与民主政权下的警察进行斗争。这就是 kratos，也就是有人所说的 Deep State，从一个政权延续到下一个政权。
法律、法院、监狱、情报机构、收税人、军队、警察 — — 大多数我们认为在君主制或独裁制下具有压迫性的强制权力工具，在民主制度下也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然而，当我们被允许对谁监督它们投下选票时，我们就应该把它们视为 “我们已经允许的”，即使它们依旧被用来对付我们。这就是两个半世纪以来民主革命的伟大成就：它们没有废除国王的统治手段，而是使这些手段得到普及了。
自美国革命以来，权力从统治者向议会的转移一直在使革命运动过早地停止。反抗者没有能通过直接行动来实现他们所寻求的变革，而是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了他们的新代表，由国家来掌舵，结果却看到他们的梦想被出卖。
国家确实很强大，但有一件事它不能做，那就是给臣民带来自由。它不能，因为它的存在就来自于臣民的服从。它可以使他人臣服，它可以征用和集中资源，它可以强加费用和义务，它可以发放权利和特许权 — — 给被统治者的安慰奖 — — 但它不能提供自决权。Kratos 可以统治，但它不能解放。
相反，代议制民主承诺了轮流统治对方的机会：一种分布式的、临时性的王权，就像股市一样散漫、动态，却又等级森严。在实践中，由于这种统治是委派的，所以仍然有一些统治者相对于其他所有人拥有巨大的权力。
通常，像布什和克林顿一样，他们来自一个事实上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往往占据了社会所有其他等级制度的上层，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即使一个政治家在平民中长大，他越是行使权力，他的利益就越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背离。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政治家的意图，而是国家机器本身。
在争夺国家强制力的指挥权时，竞争者从不质疑国家本身的价值，即使在实践中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只是国家权力靴子下的草芥。
代议制民主提供了一个压力阀：当人们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下一次选举，把国家本身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如果您想制止企业的暴利或对环境的破坏，国家本身不是唯一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力工具吗？不要忘了，首先正是国家创造了这些可能的条件。
民主和政治不平等也就这样了。那么自始至终伴随着民主的经济不平等呢？您也许会认为，基于多数人统治的制度可能会缩小贫富差距，因为穷人占多数。然而，就像在古罗马一样，目前的民主制度的崛起，与之相匹配的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怎么解释呢？
就像资本主义在欧洲继承了封建主义那样，代议制民主被证明比君主制更可持续，因为它在国家的等级制度中提供了流动性。货币和选票都是权力分级分配的机制，其方式可以减轻等级制度本身的压力。
📌 与封建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停滞不同，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不停地重新分配权力。由于这种动态的灵活性，潜在的反叛者在现行秩序中提高自己地位的机会比推翻它的机会要更大。因此，反对派往往会从内部给政治制度重新注入活力，而不是威胁它。
代议制民主对于政治的意义就像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消费者和选民的欲望由货币来代表，这些货币承诺赋予个人权力，但是，却无情地将最多的权力集中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只要权力集中在那里，就可以很容易地阻止、收买或摧毁任何威胁到金字塔本身的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有钱有势的人看到自己的利益通过民主制度受到挑战时，他们能够通过迅速中止法律来处理问题 — — 看看古罗马的格拉古斯兄弟和现代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可怕命运吧。在国家的框架内，财产始终凌驾于民主之上。
直接民主：没有国家的政府？
就这样人类走到了现在。非洲和亚洲都正在出现支持民主的新运动；与此同时，欧洲和美洲许多对代议制民主的失败感到失望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直接民主上，从罗马共和国的模式转回雅典的前身。
如果问题是政府对人民的需求反应迟钝，那么解决的办法不就是让政府更具参与性、让人民直接掌握权力，而不是把权力下放给政客吗？
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法律而不是立法者进行投票吗？还是推翻现行政府，建立一个由联邦议会组成的政府取而代之？还是其他什么意思？
📌 一方面，如果直接民主只是一种参与性更强、更耗时的国家试点方式，那么它可能会让人们在政府的细节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它会保留其固有的中央集权。这里有一个规模问题：比如美国，您能想象2.19亿合格选民直接进行美国政府的活动吗？传统的答案是，地方议会会向地区议会派出代表，而地区议会又会向全国性议会派出代表 — — 但在那里，您已经再次谈到了代议制民主。最好的情况是，您可以想象一个无休止的、由上级下达的一系列全民公决来代替定期选举代表。
这一设想的一个最有力的版本是数字民主，或者说电子民主，由海盗党等组织推动。海盗党已经被纳入到现有的政治体系中；但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想象一群通过数字技术联系起来的民众，通过多数人的投票实时做出有关社会的所有决定。
在这样的秩序中，多数派政府将获得实际上不可抗拒的合法性；然而最大的权力很可能集中在管理这个系统的技术官僚手中。他们对决定哪些信息和哪些问题出现在前台的算法进行编码，他们将塑造参与者的概念框架，比今天的选举年政治广告更有侵略性一千倍。
但是，即使这样的制度可以完美地运作，您是否希望首先保留集权的多数统治？仅仅是参与性的事实，并不能使政治进程减少任何强制性。只要多数人有能力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少数人，我们谈论的就是一个与今天统治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制度在精神上完全相同的制度 — — 这个制度也需要监狱、警察和收税人，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履行同样的职能。
📌 真正的自由不是回答问题的过程有多大的参与性，而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构思问题 — — 以及我们是否能阻止别人把他们的答案强加给我们。
在独裁政府或民选政府下运作的机构，如果没有代表的调停，由多数人直接运用，其压迫性也不会少。归根结底，即使是最直接的民主国家，也更善于集中权力，而不是最大化自由。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民主是国家治理的手段。一些民主的支持者试图转变语话权，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 *国家* 之外才能进行，并反对国家对权力的垄断。
对于国家的反对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战略举措，因为它适用于在三个世纪以来的民众运动和自我祝贺的国家宣传中投资于民主的所有合法性。然而，📌 这种做法有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民主起源于国家政府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所有我们熟悉的历史上的民主例子都是通过国家或者至少是由有志于治理的人进行的。人们对民主作为一套抽象愿望的积极联想是后来才有的。
第二，它助长了混乱。那些提倡民主作为国家的替代物的人，很少在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区分。如果你摒弃了代表制、强制执行和法治，却保留了使民主成为一种治理手段的所有其他标志 — — 公民权、投票权和在单一决策结构中集中合法性 — — 你最终会保留政府的程序，却没有使其有效的机制。这结合了两个世界最坏的情况。它确保了那些接近反国家民主的人期望它能发挥与国家同样的功能，将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情况，即 反国家民主倾向于在较小的规模上复制与国家民主相关的动力。
最后，这只能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如果你想用民主一词来表示的东西只能发生在国家框架之外，那么使用一个2500年来一直与国家政治相关的术语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歧义。
大多数人会认为，你所说的民主毕竟是可以与国家调和的。这就为国家主义政党和战略在公众视野中重新获得合法性创造了条件，甚至在被彻底否定之后。
政党 Podemos 和 Syriza 在巴塞罗那和雅典被占领的广场上获得了吸引力，这要归功于他们关于直接民主的言论，只是他们进入了政府的大厅，而现在他们的行为就像其他政党一样。他们仍然在做民主，只是更有效率和效果。
📌 如果没有一种语言能将他们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与人们在广场上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这个过程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注：Podemos 是西班牙左翼民粹主义政党；SYRIZA 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
当我们把反对国家的行为确定为民主实践时，我们就为自己的努力被重新吸收到更大的代表结构中奠定了基础。
民主不仅是管理政府机器的一种方式，也是再生和合法化政府机器的方式。候选人、政党、政权，甚至政府的形式，在明显不能解决选民的问题时，都可以不时地被替换掉。这样一来，政府本身 — — 至少是其中一些问题的源头 — — 就能够继续存在。直接民主只是重塑政府形象的最新方式。
即使没有熟悉的国家外衣，任何形式的政府都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决定谁能参与决策，以及以什么条件参与决策 — — 简单说，谁算得上是民主派。这种规定一开始可能是模糊的，但随着一个机构的成长和风险的增加，它们会变得更加具体。
📌 如果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决定 — — 没有 kratos，那么政府的决策过程就不会比人们自主做出的决定更有分量。这就是一个寻求没有国家的政府的项目的悖论。
这些矛盾在慕瑞·布克钦 (Murray Bookchin) 将自由主义市政主义作为国家治理的替代方案的表述中已经非常明显。布克钦解释说，在自由主义市政主义中，一个排他性的、公开的、受法律和宪法管辖的先锋派组织将通过多数票作出决定。他们将在市议会选举中竞选候选人，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取代国家的联邦。一旦这样的联邦开始运作，即使参与的市政当局想退出，其成员资格也将具有约束力。
那些试图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保留政府的人，最终很可能会得到类似于另一个名字的 “国家” 的东西。
📌 所以，重要的区别不是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区别，而是政府与自决之间的区别。政府是对特定空间或政体行使权力：无论过程是独裁式的还是参与式的，最终结果都是施加控制。相比之下，自决意味着按照公民自己的条件处置自己的潜力：当人们共同参与时，他们不是在统治对方，而是在促进累积性的自治。
自由达成的协议不需要强制执行，而将合法性集中在一个机构或决策过程中的制度总是需要强制执行。
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国家本质上是不可取的想法是很奇怪的。这个想法的正确用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的排斥和统治，而支持权力结构、决策过程和合法性概念的彻底分散。这不是一个以完全参与性方式进行治理的问题，而是使其无法强加任何形式的统治。
“从严格意义上讲，从来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也永远不会有 ……人们很难想象所有人民将永久地坐在一个集会上处理公共事务。” ——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
共识与一致统治的幻想
如果说民主政府的共同点是公民权和督查 — — demos & kratos — — 最激进的民主将把这些类别扩大到包括整个世界：普遍公民权、社区治安。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将是公民，每个公民都将是警察。
在这个逻辑的最极端，“多数人的统治” 将意味着协商一致的统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致的统治。我们越是接近一致，政府就越是被认为是合法的 — — 那么，协商一致的统治不就是最合法的政府吗？那么，最后，就不需要任何人来扮演警察的角色了。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值得反思的是，把直接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理想化，意味着什么样的乌托邦。想象一下，要产生足够的凝聚力以通过共识过程来统治一个社会，使每个人都达成共识，就是极权主义了。谈谈把事情简化到最低的共同点吧! 如果替代强制的办法是废除分歧，那么肯定还有第三条路。
这个问题在 “占领” 运动中凸显出来。一些参与者将大会理解为运动的管理机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没有一致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是不民主的。另一些人则将大会视为没有规定性权威的接触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交换影响和想法，围绕共同的目标形成流动的星座来采取行动。前者认为，当他们的 “占领者” 同伴采取未经大会商定的战术时，他们感到被出卖了；后者反驳说，将否决权授予任意召集的群众，包括在街上碰巧经过的任何人，是没有意义的。
也许答案是，决策结构必须分散化，并以协商一致为基础，这样就没有必要达成普遍协议了。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人们应该如何划分政体？是什么决定了一个议会的管辖权或它可以作出决定的范围？谁来决定一个人可以参加哪些议会，或者谁受某项决定的影响最大？如何解决议会之间的冲突？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使一套关于合法性的规则制度化，或优先考虑自愿结社形式。在前一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可能会僵化，因为人们会参考协议来解决争端。在后一种情况下，决策的结构将在有机的过程中不断变化、断裂、冲突、再出现，很难形容为政府。当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地退出决策过程或从事与决策相矛盾的活动时，那么发生的就不是政府 — — 它只是对话。
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产生理想的机构，使其尽可能地具有横向性和参与性，而不是服从于它们作为权威的最终基础？或者，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创造的任何特定的制度都从属于自由，因此是可有可无的？
📌 再来一次 — — 什么是合法，是制度还是我们的需求和欲望？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制度也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本身没有价值。任何人都不应被迫遵守任何压制其自由或不能满足其需要的机构的协议。如果每个人都能在纯自愿的基础上自由地与他人组织起来，那将是产生真正符合参与者利益的社会形式的最佳途径：因为一旦一个结构对每个参与的人都不起作用，他们就必须对它进行改进或替换。这种方法不会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达成共识，但这是保证共识出现时有意义和可取的唯一途径。
被排斥者：种族、性别和民主
我们经常听到支持民主的论点，理由是民主作为最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最适合打击我们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然而，只要统治者/被统治者和被纳入/被排除的类别被纳入政治结构，即使在少数人超过多数人的情况下，也被编制为 “多数人” 和 “少数人”，那么，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权力不平衡就将始终反映为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这就是为什么妇女、黑人和其他群体尽管表面上拥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投票权，但仍然缺乏与其人数相称的政治影响力。
在《The Abolition of White Democracy》一书中，已故的乔尔·奥尔森（Joel Olson）对他所谓的 “白人民主” — — 通过赋予白人特权的人之间的跨阶级联盟，将民主政治权力集中在白人手中 — —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是最理想的制度，认为白人至上是其运作的偶然障碍，而不是其自然结果。如果民主是平等关系的理想形式，那么为什么它几乎在其存在的整个过程中都与结构性种族主义有牵连？
在政治被构造为零和竞争的地方，掌握权力的人将不愿意与他人分享权力。想想那些反对普选权的人和反对将投票权扩大到有色人种的白人：民主的结构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偏执，而是给了他们将偏执制度化的动力。
奥尔森追溯了统治阶级培养白人至上主义以分裂工人阶级的方式，但他忽视了民主结构借力于这个过程的方式。他认为，我们应该促进阶级团结，以此来应对这些分裂，但（正如 Bakunin 这位马克思的对立面学者所论证的那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差异 — — 想想古代雅典。种族化的排斥一直是公民身份的反面。
【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俄国思想家、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有 “近代无政府主义教父” 之称。】
因此，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层面不仅仅是经济权力中种族差异的后果，它也是经济权力差异的产生。
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民族和种族分裂就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了；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财产的没收为美洲最初的殖民提供了资金，对美洲的掠夺和对非洲人的奴役为欧洲和后来北美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初的启动资金。种族分化也有可能在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转变中持续下去 — — 例如，作为以白人（或犹太人，甚至库尔德人）为主的公民的排他性集会。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改革者经常说要让我们的政治制度更加 “民主”，他们的意思是要更加包容和平等。然而，当他们的改革以一种使政府机构合法化和强化的方式实现时，当他们对目标和边缘化的人进行打击时，这只会使这些机构背后的分量更重 — — 看看民权运动以来对黑人的大规模被监禁的惊人数字吧。
Malcolm X 和其他黑人分离主义的倡导者是对的，一个由白人建立的民主制度永远不会给黑人提供自由 — — 不是因为白人和黑人永远不能共存，而是，因为民主治理使政治成为政治权力集中的竞争，造成了排除共存的冲突。
如果今天的种族冲突能够得到解决，那将是通过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将被排斥者纳入纳入者的政治秩序。
“只要有警察，您认为他们会骚扰谁？只要有监狱，您认为谁会填补监狱？只要有贫穷，您认为谁会贫穷？相信我们可以在基于等级制的社会中实现平等，这是幼稚的。您可以随机洗牌，但仍然是同一副牌”。—— To Change Everything
只要我们把我们共同在政治上所做的事理解为民主 — — 通过合法的决策过程建立的政府 — — 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合法性被用来为那些在功能上属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方案辩护，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发言人的决定。（举例来说，回忆一下，以白人为主的大会的决策过程与许多占领团体内较少白人的营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只有当我们放弃 “任何政治进程本质上都是合法的” 这一观点时，才能够消除一直作为民主治理特点的种族差异最后的不在场证明。
谈到性别问题，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了解下为什么 Lucy Parsons、Emma Goldman 和其他妇女认为要求妇女选举权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有人会拒绝参与选举政治的选择，尽管它是不完美的？简短的答案是，她们想彻底废除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更具参与性。但仔细观察，你可以发现一些更具体的原因，为什么关注妇女解放的人可能会对选举权产生怀疑。
让我们回到 polis 和 oikos 。民主制度依赖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正式区分；公共领域是所有合法决策的场所，而私人领域则被排除在外或被打折扣。纵观各种社会和时代，这种划分都带有深刻的性别特征，男性主导着公共领域 — — 所有权、有偿劳动、政府、管理和街角，而女性和那些不属于性别二元的人则被归入私人领域：家庭、厨房、育儿、性工作、护理工作、其他形式的隐形和无偿劳动。
由于民主制度将决策权和权力集中在公共领域，这就复制了父权制的权力模式。当女性被正式排除在投票和政治之外时，这一点最为明显，但即使在女性没有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她们在公共领域也常常面临非正式的障碍，同时在私人领域承担着不成比例的责任。
让更多的人参与公共领域，有助于使女性和不符合性别二元的人处于不利地位的空间进一步合法化。如果 “民主化” 意味着决策权从非正式和私人场所向更多的公共政治空间转移，其结果甚至会削弱某些形式的女性权力。回顾1970年代建立的基层妇女庇护所是如何通过国家资助实现专业化的，以至于到了1990年代，建立这些庇护所的女性根本无法胜任其中的初级职位。
所以，我们不能把女性正式参与公共领域的程度作为解放的指标。相反，我们可以解构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性别区分，确认在关系、家庭、家族、邻里、社会网络和其他不被承认为政治领域的空间中发生的事。这不会意味着将这些空间正式化，或者将其纳入所谓的性别中立的政治实践，而是，将多种决策方式合法化，承认社会中的多个权力场所。
有两种方式可以应对男性对政治领域的统治。第一种是尽量使正式的公共空间具有无障碍性和包容性 — — 例如，通过登记女性投票、提供儿童保育、设定谁必须参与决策的配额、权衡谁被允许在讨论中发言，甚至像在罗贾瓦那样，建立具有否决权的妇女专属议会。
这一战略旨在实现平等，但是，它仍然假定所有权力都应属于公共领域。另一种办法是确定已经赋予那些没有受益于男性特权的人以权力的决策场所和做法，并赋予他们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方法借鉴了长期以来的女权主义传统，即 优先考虑人们的生活和经验，而不是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承认多样性的重要性，重视通常看不见的生活层面。
这两种方法可以相辅相成，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摒弃所有合法性都应集中在单一体制结构中的想法。
反对自治的争论
有几种反对意见认为，决策结构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应该是分散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被告知，如果没有一个决定冲突的中央机制，社会就会退化为内战；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就不可能抵御集中的侵略者；我们需要中央政府的机器来处理压迫和不公正。
而事实上，中央集权既可能挑起纷争，也可能解决纷争。当每个人都必须在国家结构上获得杠杆作用，才能对自己的生活条件进行任何控制时，这必然会产生摩擦。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曾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自主共处，殖民主义强加的在单一国家框架内争夺政治权力的要求产生了长期的种族暴力。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美国政治中也很常见 — — 考虑一下早期围绕华盛顿和巴尔的摩选举的帮派战争，或者是为 “流血的堪萨斯” 的斗争。如果这些斗争在美国不再常见，那并不能证明国家已经解决了它产生的所有冲突。
【注：流血的堪萨斯，是1854年至1858年之间一系列围绕奴隶制的冲突。这场冲突发生在当时未建州的堪萨斯领地和临近的密苏里州，起因是南北方支持与反对奴隶制度的双方试图争夺堪萨斯领土的控制权，以决定堪萨斯是否以蓄奴州或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冲突特点为多年的选举舞弊、突袭、袭击以及报复仇杀。这场冲突对当时美国中部的政局，以及之后美国南北战争有重要影响。】
中央集权的政府，被誉为解决争端的方式，只是巩固了自身的权力，所以胜利者可以通过武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当中央集权的结构崩溃时，就像南斯拉夫在90年代引入民主时那样，其后果确实可能是血腥的。最好的情况是，集权只能推迟纷争 — — 就像债务累积利息那样。
但是，分散化的网络能够对抗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吗？如果不能，那么整个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任何去中心化的尝试都会被更多的中心化对手击溃。
答案还有待观察，但今天的集权势力绝不确定自己是否无坚不摧。2001年，兰德公司就已经在论证，分散的网络，而不是集中的等级制度，将成为21世纪的权力者。在过去的20年里，从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到 “占领” 运动和库尔德人在罗贾瓦的自治实验，成功地为新的实验（包括民主和无政府主义）开辟空间的举措都是分散化的，而像 Syriza 这样更为集中的努力则几乎立即被招安了。许多学者现在正在从理论上探讨以网络为基础的组织工作的特点和优势。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 一个社会是否需要一个中央政治机构来制止压迫和不公正？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南北战争前夕发表的第一篇就职演说是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表述之一。值得详细引用：
分离的核心思想是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一个被宪法的制衡和限制所约束的多数人，并且总是很容易随着大众意见和情绪的故意变化而变化，是一个自由民族唯一真正的主权者。谁拒绝它，谁就必然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少数人的统治，作为一种永久的安排，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拒绝多数人的原则，就只剩下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了……
从物理上讲，我们不能分开。我们不能把我们各自的部分从对方身上移开，也不能在他们之间建立一道不可逾越的墙。丈夫和妻子可以离婚，可以离开对方，也可以不在对方身边，但我们国家的不同部分不能这样做。他们无法不面对面，他们之间必须继续进行友好或敌对的交往。
那么，有没有可能使这种交往在分离后比分离前更有利或更满意呢？外人之间能比朋友之间能更忠实地执行条约吗？假设你们去打仗，你们不可能一直打下去；当双方都损失惨重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收获之后，你们就停止了战斗，同样的老问题，关于交往的条件，再次摆在你们面前。
这个国家及其制度，是属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的。每当他们对现有的政府感到厌倦时，他们就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来修改它，或者行使他们的革命权利来肢解或推翻它 ……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你就会得出世界政府的概念：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实行多数人统治。
林肯是对的，与协商一致的党派相反，一致的统治是不可能的，那些不希望被多数人统治的人必须在专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做出选择。他的论点，乍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朋友之间不会互相执行法律 — — 法律是为了强加给较弱的一方而制定的，而条约是在平等的人之间制定的。政府不是发生在朋友之间的事。
如果我们必须在专制、多数人统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做出选择，无政府状态是最接近自由的东西 — — 林肯所说的我们推翻政府的 “革命权利”。
然而，林肯将无政府状态与南方各州的分离联系起来，是在对自治进行批判，这种批判至今仍在回荡。争论说，如果不是联邦政府，奴隶制永远不会被废除，南方也不会取消种族隔离或给予有色人种民权。这些反对不公正的措施不得不由联邦的军队和一个世纪后的国民警卫队在枪口下推出。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分权似乎意味着接受奴隶制、种族隔离和三K党？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中央管理机构，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人的压迫行为呢？
这里有几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在林肯的三个选择中 — — 专制主义、多数人统治和无政府状态 — — 分离主义者代表的是专制主义，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同样，想象中央政府的机器将只用在自由的一方，那是天真的。在南方监督整合的国民警卫队曾用实弹镇压全国各地的黑人起义；今天，美国监狱里的黑人几乎和美国曾经的奴隶一样多。最后，人们不必为了反对压迫而把所有的合法性都赋予一个单一的管理机构。人们仍然可以采取行动 — — 只是不能以执法为借口。
反对权力和合法性的集中化并不意味着退缩到寂静主义。有些冲突必须发生，这是无法回避的。它们源于真正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强加一种虚假的统一，只会推迟问题的解决。
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是以国家的名义恳求中止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游击队员之间的冲突 — — 这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已经因数十年不可容忍的妥协而被拖延了。同时，像 Nat Turner 和 John Brown 这样的废奴主义者能够在不需要中央政治权威的情况下采取果断行动 — — 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有中央政治权威。
如果不是像他们这样的自主行动所产生的压力，联邦政府永远不会对南方进行干预；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采取主动，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内战也就没有必要了。
换句话说，问题不是无政府状态太多，而是太少。是自主行动迫使了奴隶制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民主商议。更何况，如果无政府主义的游击队员多一些，而不是多数人统治，南方白人就不可能在重建后重新获得南方的政治优势。
还有一个轶事值得一提。林肯在就职演说一年后，向一个有色人种自由委员会发表讲话，认为他们应该移民去建立另一个像利比里亚那样的殖民地，希望美国其他黑人也能跟随。关于被解放的黑人和美国白人公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对我们双方来说，最好是分开 …… 我们的人民不愿意你们这些自由的有色人种留在我们这里，尽管这很残酷。
所以，在林肯的政治宇宙观中，白人公民的政体是不能分离的，但只要 oikos 的黑奴不再占据他们的经济角色，他们最好是离开。这就很清楚地戏剧化了整件事：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但被排斥者是可以抛弃的。如果内战后被释放的奴隶移民到非洲，他们到了非洲就会及时体验到欧洲殖民者的恐怖，仅在比利时殖民的刚果就有千万人死亡。
📌 解决这种灾难的适当办法不是把全世界合并成一个由多数人统治的单一共和国，而是，打击所有把人民分为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机构 — — 将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机构 — — 无论它们自称有多么 “民主”。
民主解放的障碍
除非发生战争或奇迹，否则每一个立宪政府的合法性总是在被侵蚀；它只能被侵蚀。无论国家做出怎样的承诺，都无法弥补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生活的控制。每一个具体的不满都强调了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尽管人们很少能避免 “只源身在此山中”。
这就是民主的作用：另一次选举，另一个政府，另一个乐观的和失望的周期。
但这并不总是能安抚民众的情绪。过去十年，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无数运动和起义 — — 从瓦哈卡到突尼斯，从伊斯坦布尔到里约热内卢，从基辅到香港，在这些运动和起义中，失望和不满的人们试图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大多数人都围绕着更多、更好的民主标准，尽管这很难得到一致的认同。
考虑到市场和政府对我们的控制力有多大，我们确实很容易想象，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扭转局面，治理他们。即使是那些不相信人民有可能统治政府的人，通常最后也会拿起他们剩下的最后一件事 — — 他们对政府的抵抗。将抗议运动视为直接民主的实验，人们开始预设一个更民主的世界的结构。
但如果预设民主是问题的一部分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运动中很少有人能够真的对他们所反对的结构进行不可调和的抵制。
除了恰帕斯（Chiapas）和罗贾瓦（Rojava）可以说是例外，所有这些运动都被击败了，重新融入了现行政府的运作（就像 Syriza、Podemos），或者更糟糕的是，推翻并取代了那个政府，却没有在社会上实现任何真正的改变（如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乌克兰）。
当一个运动试图在与国家民主相同的原则基础上使自己合法化时，它最终会试图在自己的游戏中击败国家。即使它成功了，胜利的奖赏也是被收编和制度化 — — 无论是在现有的政府结构内还是通过重新发明政府。因此，以反抗国家为开端的运动最终会重新创造国家。
“有时您会反抗，但这只是从头开始再次做同样的事。” —— Albert Libertad “Voters: You Are the Real Criminals”
这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有些运动声称自己比当局更民主，更透明或更具代表性，结果却无法履行承诺；有的运动通过选举政治上台，结果却背叛了自己的初衷；有的运动直接推行民主策略，结果却对那些寻求国家权力的人同样有用；有的运动推翻了现有政府，结果却取而代之，变成了一样的东西。让我们依次考虑每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把运动限制在大多数参与者能够事先达成一致的范围内，就可能无法在第一时间把运动启动。当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政府及其法律的合法性时，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利做任何可能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事，不管它对他们有多坏。因此，一个由多数人投票或共识做出决定的运动，除了最象征性的策略外，可能很难同意利用任何其他手段。你能想象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居民召开共识会议，决定是否要烧掉 QuikTrip 商店以对抗警察吗？然而就是这些行动，引发了后来被称为BLM的运动。人们通常要经历过新的事物才会对它持开放态度，将整个运动局限于大多数参与者已经熟悉的事物是一种错误。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运动是完全透明的，那就意味着让当局决定我们可以使用哪些策略。在广泛渗透和监视的大背景下，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公开进行所有的决策，就只会招致现状受益者者的残暴镇压。
并且，一个反抗机构越是公开透明，其行动就越可能是保守的，即使这与它明确的存在理由相矛盾 — — 想想所有的环保联盟，它们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来阻止导致气候变化的活动。在民主的逻辑中，要求政府透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应该代表人民并向人民负责。但在反抗的逻辑之外，我们不应该要求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相互代表并向对方负责，而应该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的行动自主权。
如果我们以代表公众为理由来要求合法性，我们就为当局提供了一个容易绕过我们的方法。在没有普选前，我们可以说一个运动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但现在一个选举所吸引的人，比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所能动员的人，还要多。选举的胜利者永远可以声称自己代表的人比参与反抗运动的人更多。
同样，声称代表社会最受压迫阶层的反抗运动，也会因为这些阶层的象征性代表进入权力大厅，而被淘汰。只要我们确认 “代表” 的概念，一些新的政治家或政党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言论上台。
我们不应该声称我们代表人民 — — 我们应该断言，没有人有权统治我们。
当一个运动通过选举政治上台会发生什么？卢拉和他的劳工党在巴西的胜利似乎呈现了一个最好的情况，即 一个以基层激进组织为基础的政党掌舵国家。当时，巴西接纳了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运动，包括150万人的土地改革运动MST（无地工人运动）；其中许多运动与劳工党相互关联。然而在卢拉2002年上台后，社会运动进入了持续到2013年的急剧衰退。劳工党成员退出了地方组织，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而现实政治的需要使卢拉无法对他以前支持的运动作出让步。
科技部曾迫使卢拉之前的保守派政府将许多土地占有合法化，但在卢拉时期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各地反复出现，因为所谓的激进政治家背叛了让他们上台的社会运动。今天，巴西最强大的社会运动是反对劳工党的右翼抗议活动。没有通往自由的选举捷径。
如果我们不寻求国家权力，而是专注于促进直接的民主模式，如邻里大会，会怎么样？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可以被挪用来服务于广泛的议程。2012年斯洛文尼亚起义后，虽然卢布尔雅那的自发组织的邻里大会仍在继续运作，但一个由市政当局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一个 “被忽视” 的街区组织集会，作为 “振兴” 该地区的试点项目，其明确意图是吸引心怀不满的公民重新与政府对话。
2014年乌克兰革命期间，法西斯党派 Svoboda 和 Right Sector 通过在被占领的迈丹举行民主集会而崭露头角。2009年，希腊法西斯党 “金色黎明” 的成员与雅典 Agios Panteleimonas 社区的当地人一起组织了一次集会，协调性攻击移民和无政府主义者。
📌 如果我们要促进包容性和自决，仅仅宣传参与式民主的言论和程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传播一个反对国家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权力本身的框架。
即使是明确的革命策略，也可以以民主的名义转为对世界大国有利。从委内瑞拉到马其顿，我们已经看到国家行为者和既得利益者为了缩短选举周期，将真正的民众异议引导到虚假的社会运动中。
通常，目标是迫使执政党辞职，以便用一个更 “民主” 的政府 — — 即 一个更符合美国或欧盟目标的政府 — — 来取代它。这类运动通常把重点放在 “腐败” 上，暗示只要有合适的人掌权，这个制度就会运转得很好。当我们走上街头时，与其冒着成为某些外交政策举措的炮灰的风险动员起来反对任何特定的政府，不如直接反对政府本身。
埃及革命生动地说明了民主革命的死胡同。在数百人为推翻独裁者穆巴拉克和建立民主而献出生命之后，民选使另一个独裁者穆尔西上台。一年后，也就是2013年，一切都没有改善，发起革命的人民再次走上街头，拒绝民主的结果，迫使埃及军方废黜了穆尔西。
而今天，军方仍然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激发两次革命的同样的压迫和不公正仍在继续。军方、穆尔西和反抗的人民所代表的选择与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描述的一样：暴政、多数派统治和无政府状态。
在这里，在与贫困和压迫斗争的最远处，我们总是与国家本身对抗。只要我们屈服于被统治，国家就会根据需要在多数人统治和暴政之间来回转换 — — 这是同一基本原则的两种表现形式。
国家可以有多种形态，就像植被一样，它可以枯萎，然后从根部重新生长。它可以采取君主制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可以采取革命专政或临时理事会的形式 …… 所有这些形式，无论多么民主，都可以再生为一个能够粉碎自由和自决的政权。
避免合谋、操纵和机会主义的一个可靠的方法是拒绝使任何形式的统治合法化。当人们通过灵活的、横向的、分权的结构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没有领导人可以腐败，没有正式的结构可以僵化，没有单一的程序可以被劫持。
取消权力的集中，那些想夺取权力的人就无法得逞。不可统治的人民可能不得不捍卫自己免受可能的暴君的侵害，但他们永远不会将自己的力量置于统治之下。
走向自由：出发点
民主的经典辩护是，它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 — — 除了所有其他形式之外。但如果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原点。
重新想象没有政府的人类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程；两个世纪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只是从表面上看。为了这个分析的目的，我们将以一些可以指导我们超越民主的基本价值来结束，以及一些关于如何理解我们可能做什么来代替治理的一般性建议。大部分的工作还有待完成。
“无政府主义不是民主的最激进形式，而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范例。” —— — Uri Gordon, Anarchy Alive!
横向、分权、自治、无政府状态
在仔细观察下，民主没有达到当初吸引我们的价值观念 — — 平等主义、包容性、自决。除了这些价值观，我们还必须加上横向性、权力下放和自主性，作为它们不可缺少的对应物。
自20世纪末以来，横向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萨帕蒂斯塔起义开始，并通过反全球化运动和阿根廷的反叛运动获得了动力，去中心化结构的想法甚至已经蔓延到了商业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陷入多数人的暴政，即 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就某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去中心化与横向化同样重要。权力下放不是所有机构都必须通过的单一程序，而是，意味着多个决策场所和多种形式的合法性。这样一来，当权力在一种情况下分配不均时，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平衡。
📌 权力下放意味着保持差异 — — 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运动和社区力量的源泉，就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我们既不能以亲和力为借口将自己隔离成同质的群体，也不能将我们的政治降低到最低的共同点。
权力下放意味着自治 — — 能够主动自由地行动。自治可以适用于任何规模的层面 — — 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运动、整个地区。要想获得自由，你需要能控制你周围的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你越是自给自足，你的自主性就越有保障。
这不一定意味着独立地满足你的所有需求，也可能意味着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让你对你所依赖的人产生杠杆作用。
📌 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应该能够垄断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一个提倡自主的社会需要工程师所说的冗余：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广泛的选择和可能性。
如果我们希望促进自由，仅仅确认自治是不够的。民族国家或政党可以主张自治；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可以主张自治。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是自治的，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与他人培养的关系是平等的还是等级的，是包容的还是排他的。
📌 如果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的自治，而不是简单地为自己寻求自治，我们就必须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人能够积累对其他任何人的制度权力。
揭开机构的神秘面纱
机构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相反。它们没有要求我们服从的固有权利。我们永远不应赋予它们比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更多的合法性。当我们的愿望与他人的愿望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看看制度化的程序是否能够产生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一旦我们赋予一个机构裁决我们的冲突或支配我们的决定的权利时，我们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这不是对某一特定组织模式的批评，也不是主张 “非正式” 结构优于 “正式” 结构。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模式都看作是临时性的，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评估和重塑它们。
在 Thomas Paine 想把法律奉为王者的地方，在卢梭把社会契约理论化的地方，以及近来资本主义的狂热者梦想着一个仅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的地方，我们反驳说，当关系真正符合所有参与者的最佳利益时，就不需要法律或契约了。
同样，这也不是赞成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赞成把关系视为可消耗的，也不是赞成只与那些与自己有相同偏好的人组织起来。在一个拥挤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拒绝与他人共存或协调。问题的关键只是，我们不能寻求立法关系。
📌 与其听从蓝图或协议，我们可以不断地评估制度。它们是在奖励合作还是在奖励竞争？它们是分配代理权还是制造权力瓶颈？它们是否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了按自己的条件发挥潜力的机会？还是强加了外部的要求？它们是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促进冲突的解决，还是惩罚所有违反成文制度的人？
创造相遇空间
为了取代正式的集中决策场所，我们提出了各种接触空间，在这些空间里，人们可以向彼此的影响开放，并找到与他们有共同优先事项的其他人。相遇意味着相互转化：建立共同的参照点、共同的关注。
邂逅空间不是一个被赋予权力为他人做决定的代表机构，也不是一个采用多数规则或共识的管理机构。它是一个机会，让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尝试以不同的形式行事。
在2001年魁北克市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首脑会议的示威游行之前，紧接着举行的发言人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相遇空间。这次会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自治团体，它们聚集在一起，抗议自由贸易区。与会者没有试图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是介绍了各自团体准备的倡议，并尽可能地协调互利。许多决策是在随后的非正式小组间讨论中进行的。
通过这种方式，数以千计的人能够在不需要中央领导的情况下协调他们的行动，也不需要让警方对即将展开的一系列计划有太多的了解。如果邂逅空间采用了一种旨在产生统一和集中的组织模式，参与者可能会花上一整夜的时间，毫无结果地争论目标、策略以及允许采取哪种战术。
过去20年的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混合模式，将相遇空间与某种形式的民主并列。例如，在 “占领” 运动中，营地作为开放性的相遇空间，而大会的正式目的是作为直接的民主决策机构。这些运动大多取得了最大的效果，因为它们所促进的相遇为自主行动提供了机会。如果我们把相遇作为这些运动的推动力，而不是作为通过民主程序来塑造的原材料，那么它可能会帮助我们优先考虑我们最擅长的事。
无政府主义者因与民主语话的矛盾而受挫，有时会退缩，仅根据已有的亲和力来组织自己。然而隔离会滋生停滞和分裂。最好的办法是根据我们的条件和需要来组织，这样我们就能与所有其他有相同条件和需要的人接触。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理解为动态集体中的节点，而不是拥有静态利益的离散实体时，我们才能理解人们在 “占领运动” 等经历中所经历的快速蜕变 —— 如果我们敞开心扉，这种相遇就有巨大的力量来改变我们。
培养集体性，保持差异性
如果没有任何机构、合同或法律能够支配我们的决定，那么我们如何商定我们对彼此的责任？
有人建议区分 “封闭式” 团体和 “开放式” 团体，前者的参与者同意为自己的行为向对方负责，后者则不需要达成共识。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线？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我们只对我们的同伴负责，直到我们选择离开这个群体，而且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这与参加一个开放的群体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同时，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参与了一个封闭的群体，共享一个不可逃避的空间：地球。因此，这不是一个区分我们必须对彼此负责的空间和我们可以自由行动的空间的问题。问题是：如何在每一个范围内促进责任和自主。
为此，我们着手在社会的每一个层次上创造相互满足的集体 — — 人们相互认同并有理由为对方做正确的事的空间。这些集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住房合作社、邻里大会到国际网络。
同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根据亲密关系和相互依存对参与者的益处程度，不断地对它们进行重新配置。当一种配置必须改变时，这不一定是失败的标志：相反，这表明参与者没有争夺霸权。与其将团体决策视为追求一致，我们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空间，在不同的社会构架汇聚和分化时，分歧会产生，冲突会发生，转变会发生。只要有正确的理由，分歧和离间与达成一致同样可取；组织人数较多的优势应该足以阻止人们无端地分裂。
我们的机构应该帮助我们消除分歧，而不是压制或淹没它们。从罗贾瓦回来的一些观察家报告说，当那里的集会无法达成共识时，它就会分裂成两个机构，在它们之间分配资源。如果这是真的，它提供了一种自愿联合的模式，是对 Procrustean 民主统一的巨大改进。
解决冲突
有时，分而治之不足以解决冲突。为了摒弃集中化的强制力，我们必须想出解决纷争的新方法。反对国家的人之间的冲突，是维护国家优越性的主要法宝之一。如果我们想创造自由的空间，我们就不能变得如此分裂，以至于我们无法捍卫这些空间；我们也不能以制造新的权力不平衡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民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投票、法院和警察都是为了决定冲突，但不一定能解决冲突；法治实际上强加了一种赢家通吃的模式来解决分歧。通过集中权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迫使争斗各方即使在相互不能接受的条件下也暂停敌对行动。这使它能够压制干扰其集中化控制的纷争形式，如阶级战争，同时助长破坏横向性和自主抵抗的冲突形式，如帮派战争。如果不考虑到国家结构挑起和加剧暴力的方式，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和种族暴力。
当我们赋予机构固有的合法性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解决冲突的借口，而是依靠国家的干预。它给了我们一个不在场的借口，以武力解决争端，并将那些在结构上处于弱势的人排除在外。我们不是主动直接解决问题，而是最终争夺权力。
如果我们不承认国家的权威，就没有这样的借口：“我们必须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否则就要承受持续纷争的后果”。这让我们有动力去认真对待各方的需求和看法，去发展化解紧张局势的技能。不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同意，但我们必须找到不产生等级、不产生压迫、不产生无谓对立的分歧方式。这条路上的第一步是消除国家提供的不解决冲突的激励机制。
不幸的是，许多曾经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冲突解决模式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被古雅典和罗马的法庭系统强行取代了。我们可以从变革性司法的实验模式中看到我们必须发展的替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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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被统治
在设想一个横向的和分权的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时，我们可以想象重叠的集体和集会网络，人们在其中组织起来，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 — — 食物、住房、医疗、工作、娱乐、讨论、友谊。由于相互依存，他们会有充分的理由友好地解决争端，但谁也不能强迫其他人留在一个不健康或不满足的安排中。为了应对威胁，他们会借助与世界各地其他社区的联系，以更大的临时形式动员起来。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很多无国家社会都是这样的模样。今天，这样的模式继续出现在土著社区、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交汇处。
这让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起点 — — 现代希腊雅典。在这个民主最早诞生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现在在无政府主义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形成横向的、分散化的网络。他们的结构取代了古代雅典公民身份的排他性，而是广泛而开放的；他们欢迎逃离叙利亚战争的移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实验必须成长或消亡。
为了取代政府的强制机器，他们寻求维持权力的分散化分配，并通过对团结的集体承诺来加强。他们不是联合起来强加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合作以防止统治本身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种过时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个长期错误的结束。
从民主到自由
让我们回到起义的高潮。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以新的形式找到彼此，提供了一种陌生但令人振奋的机构感。突然间，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言语和行动，思想和感觉，个人故事和世界事件。确定性 — — 我们终于感觉到了家的感觉 — — 和不确定性：终于有了一个开放的地平线。我们一起发现自己有能力做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事。
这种时刻的美丽之处超越了任何政治制度。冲突与意外共识的闪现一样重要。这不是民主的运作，而是自由的体验 — — 集体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任何一套程序可以将其制度化。这是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从习惯和历史的钳口中挣脱出来的奖赏。
下一次机会之窗打开时，与其再次重塑 “真正的民主”，不如让我们的目标成为自由，自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