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voj Žižek：冠状病毒和法国的抗议活动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2020年2月21日存档】前两天与端传媒的编辑邮件沟通，在结束时我写道：“祝福所有人都能平安渡过这一困境，获得真实的及时的资讯，尤其是，希望疫情过后，能够通过公民行动追查到切实的原因，和责任人（如果有的话）。” 以下是 Žižek 今天的文章，他潜在地提醒了我认为 “尤其” 的这部分。
就像社会抗议活动一样，疫情爆发不会突然出现然后消失。它们顽固地潜伏着，在最不经意之间爆发。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点，并且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做到。
中国境外的人认为，隔离足以解决该病毒的传播问题，他们在 “隔离墙” 后面或多或少是安全的。但是，既然已经在20多个国家都报告发现了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意味着急需一种新的方法。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创伤性威胁？
也许我们能从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中学到一些东西，根据精神科医师兼作家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论死亡和将死》（On Death and Dying）中提出的著名五阶段模式，关于人们在得知身患绝症时作何反应：
拒绝 —— 只是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如 “这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愤怒 —— 当我们无法再否认这一事实时便会爆发愤怒，如 “我怎么会这样？”
讨价还价 —— 希望自己可以以某种方式推迟或减少这一事实，如 “让我活着看到我的孩子毕业吧”；
抑郁 —— 虚无，如 “反正要死了何必自寻烦恼”；
最终是接受 —— “我已经无法抗拒，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Kübler-Ross 后来将这5个阶段模型应用于任何形式的灾难性个人损失（失业、亲人死亡、离婚、吸毒成瘾），并强调指出：这些阶段不一定按照同一顺序发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完整的五个阶段。
每当一个社会面临某种创伤事件时，总是可以辨别出这五个阶段。以应对生态灾难（气候危机）的威胁为例。
首先，人们倾向于否认它 —— “这只是偏执狂的想法，真正发生的只是天气模式的惯常波动”。
然后是愤怒 —— 对污染环境的寡头公司和对危险视而不见的政府的愤怒。
再然后是讨价还价：“如果我们回收废物，可以争取到一些时间；另外，它也有很好的一面，我们现在可以在格陵兰岛种菜，船只将能够通过北部航线更快地将商品从中国运到美国，由于冻层融化，西伯利亚北部有了新的肥沃土地可用。”
接着是抑郁 —— “太迟了，我们失败了”。
最后是接受 —— “我们正面临严重威胁，将不得不改变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同样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对我们的生活中日益增长的数字监控威胁。
再一次，首先，人们倾向于否认它 —— 认为这是 “夸张的”，“更多左派的妄想症”，“没有什么机构可以控制我们的日常活动。”
然后是愤怒 —— 愤怒于寡头公司和政府秘密间谍，他们 “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并利用这些了解来控制和操纵我们。
再然后是讨价还价 —— 劝导自己相信 “当局有权搜寻恐怖分子，而不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再之后是抑郁 —— “太迟了，我们已经没有隐私人权了，个人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最终就是接受 —— “数字控制是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我们应该让公众意识到其所有方面，并参与到斗争中来！”
甚至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那些因特朗普当选而受到伤害的人也在重复同样的模式。
首先是否认 —— “别担心，特朗普只是装腔作势，他掌权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然后是愤怒 —— 把他推 上台的 “黑暗势力”、支持他的那些民粹主义者，对我们的道德实质构成威胁；
再然后是讨价还价 —— “还没有失去一切，也许特朗普可以被遏制住，让我们容忍他的一些过分行为吧”；
接着是抑郁 —— “我们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美国没有民主了”；
最后是接受 —— ”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政权，美式民主的美好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直面危险冷静地计划如何才能战胜特朗普的民粹主义。”
在中世纪时期，受鼠疫影响的城镇居民也以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
首先是否认，然后是愤怒 —— “我们罪恶的生活被惩罚了，或许甚至是让瘟疫发生的残酷的上帝”；
接着讨价还价 —— “还不太糟，我们可以消避开那些被感染的病人”；
然后是抑郁 —— 我们的生命结束了；
接下来，有趣的是，纵欲 —— “既然我们的生命结束了，那就尽可能及时行乐吧。畅饮，性……”；
最终，是接受 —— “我们还活着，那就尽可能表现得像正常生活在继续一样。”
这也同样呈现在人们如何应对2019年底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中不是吗？
首先是否认 —— 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不过是某些不负责的家伙散播恐慌；
然后是愤怒 —— 通常是种族主义或反国家的形式：肮脏的中国人有罪，我们的国家不够高效……
接着是讨价还价 —— 好吧有一些受害者，但没有非典那会儿严重，我们能够控制住损失；
如果这行不通，抑郁就出现了 —— 别再自欺欺人了，我们都在劫难逃 ……
但是，这里的 “接受” 会是什么样子的？
古怪的事实在于，疫情显示出一种特性，与最新一轮的社会抗议存在很多共同点，比如那些在法国和香港发生的抗议：它们不是爆发式的速战速决的，而是一直呆在这里，坚持着，将永久的恐惧和脆弱注入人们的生活。
我们应该接受的、应该与自己解释的是，存在着生命的下一层，即 病毒的不死，愚蠢的重复性地生存，它永远存在于我们身边，永远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在我们最不期望的时候爆发出来。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讲，病毒流行提醒人们生命的最终偶然性和无意义：无论人类创造了多么宏伟的精神大厦，像病毒或小行星这类愚蠢的自然偶然事件就可以终结一切。更不用说生态学的教导了 —— 我们人类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促成这一终结。
但是，最终的 “接受” 可以采取两个方向。
其中之一可能意味着只是疾病的正常化：好吧，人都会死，但生活会继续，甚至可能有一些良好的副作用。
而另一种，“接受” 可以（并且应该）推动我们动员起来，抛弃恐慌和幻想，在集体团结中行动起来。⚪️
Slavoj Zizek: What the coronavirus & France protests have in common (and is it time for ORGIE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