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革命，在岸资本主义 - - 船舶与中国和世界不断变化的关系
这艘船见证了毛泽东时代革命外交的衰落，邓小平时代市场经济的崛起，以及它所创造的财富和不平等
【注】本文作者 Taomo Zhou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学助理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和东南亚历史。文章以第一人称陈述。
我在深圳的一个移民家庭长大，所以海上世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标志性的明华轮 — — 一艘被改造成酒店、酒吧和餐厅的游轮，是来访亲戚 “必到” 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家庭照片的热门背景地。与明华轮相邻的宽敞广场是周末散步的常去之处。跟随90年代初的 “酷孩子” 潮流，我在海洋世界的麦当劳举办了生日派对 — — 这是麦当劳在中国的第一家快餐连锁店。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明华轮和我的父母以及深圳经济特区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公民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在中国并不遥远的社会主义过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1973年，中国远洋运输局从法国购买了这艘船，将材料和工程师从中国运送到东非，用于建造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并在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后帮助遣返来自越南的中国难民和来自柬埔寨的中国援助人员，然后于1983年在深圳永久停靠。1984年，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登上了明华号，并为这条船题写了新的名字 “海上世界”，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肯定了市场导向的做法在深圳的地位。
作为全球连接器，船舶是最古老的运输技术之一，“通过贸易、殖民主义、移民和旅游” 将世界不同地区联系起来（Anim-Addo 等人，2014: 338）。在COVID-19危机之前，服务于不同目的的现代船舶穿越了海洋世界（Reyes 2018; Khalili 2020）。即使邮轮业受到大流行病的重创，商船的重要性也只是增加了。我们中的许多人焦急地监测着最近苏伊士运河的堵塞情况，担心我们的网上订单可能被延误。然而，除了在南海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没有 “发现新世界” 的明朝军舰之外，我们对现代中国船只的了解出奇地少（Wang 1998；Menzies 2002）。
像明华轮这样的船象征着中国的转型和它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变化。如果说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当代海上贸易流说明了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接触，那么明华轮的早期历史则提醒我们中国过去对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承诺。这篇文章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了解中国的船舶作为远程服务的社会空间，但暂时与中国国家脱节。通过追踪明华号和其他两艘由中国远洋运输局管理的船只的航程，讲述了金砖国际的背景故事 — — 既作为海上的移动船只，也作为陆地上的永久存在。
海上的“社会主义”空间
1958年，中国交通部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希望能够发展海上贸易，避开美国主导的禁运。早期，中国远洋运输局广州办事处组建了一支船队，包括从上海调来的 “和平轮” 和从英国购买的 “光华轮”。20世纪60年代初，和平号和光华号定期前往东南亚主要港口，包括雅加达、棉兰、仰光、新加坡和泗水，运送乘客以及大米、胡椒和橡胶等货物，其中最后一种货物已被美国列入国际禁运名单。
除了贸易，这些船还执行政治任务。在1959–60年的反华运动和1965–66年的大规模政治暴力中，光华号为从印尼遣返华裔提供了便利；它还负责运送中国、越南和朝鲜运动员到印尼参加1963年的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这是一个由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对立（Zhou 2019: 132–33）。
【注：新兴力量运动会（Games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简称GANEFO），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倡导下举行的世界性运动会，举行一届后即彻底终结。】
在冷战期间，和平号和光华号穿越南中国海，与更广泛的中国社会隔绝，与资本主义船只和港口工人相遇，是孤立和脆弱的 “社会主义空间”。1962年，当和平号进入雅加达丹戎不碌港时，船长注意到一位美国船长的 “傲慢” 目光，他坐在甲板上，双手环抱着赤裸的胸部（GPA，291–1–105）。在新加坡卸货时，光华号的船长记录了一些新加坡当地的华人搬运工在船舱内乱写 “坏标语”，如 “打倒人民公社” 和 “中国没有大米，没有衣服，没有自行车，没有手表”，并向中国水手讲述关于妓女的淫秽故事（GPA，291–112–23~36）。除了所谓的 “腐蚀性的资本主义思想” 的诱惑，船员对党国的忠诚度也被劳资纠纷削弱了。例如，光华号上曾担任过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官的水手们对收入的减少感到不满，并通过拖延时间以被动地抵制船长的命令（GPA, 291–112–102~112）。
社会学家 Victoria Reyes 将船舶描述为一个 “短暂的总体机构”，因为人员的服装、行动、睡眠时间、食物消耗、道德和性行为往往受到严格的管制（Reyes 2018: 1100, 1103）。在社会主义的 “和平号” 和 “光华号” 上，“思想工作” 被严格执行，声称为保护船员免受 “帝国主义和国际反革命分子的挑衅”（GPA, 291–1–112–102~112）。1964年光华号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一次旅行中，船员们必须每周花4.5个小时进行集体政治学习，重点是毛泽东写的三篇文章（即 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此外，每个人都被要求写一篇 “学习心得”，由学习小组组长在船上检查（GPA，291–112–102~112）。
对于在东南亚的中国人来说，和平号和光华号象征着 “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中国的国际宣传的载体。1961年，在仰光的夏日夜晚，和平号的船长看到人群聚集在苏雷佛塔顶层，试图瞥见船的烟囱上巨大的红星，声称 “深受感动”。一位 “在缅甸生活多年的中国老奶奶” 租了一艘舢板船，带她到和平号上游览；她 “抚摸着船上的舷梯”，“久久不愿离开”（GPA, 291–1–105）。1959–60年，光华号在运送受印尼民族主义经济立法影响的散居华人时，在海上为乘客组织了密集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通过告示牌上的通讯，放映电影和纪录片，甚至是临时的戏剧表演，来传达关于 “新中国光辉进步” 的政治信息。一位乘客回忆说，他每天早上8点在甲板上参加革命音乐课，学习《社会主义好》等歌曲。然而，光华号上的船员们避而不谈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导致移民在抵达中国后产生了令人心碎的幻灭感（Zhou 2019: 20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光华号和和平号也以非社会主义的方式促进了公共外交。在这些船所访问的大多数港口，在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及散居华人社区的商业领袖的协助下，举办了鸡尾酒会。这些场合的客人大多是来自外国移民和海关办公室、贸易和商业部门以及海军的官员。船长们通常会赠送礼物，以换取通关和其他程序的优惠待遇（Zhou 2019: 200）。1961年6月，在抵达丹戎不碌港时，“和平号” 船长邀请印尼官员上船参加豪华晚宴，并向他们赠送了中华牌香烟 — — 上海生产的一种高档品牌，以及几瓶白兰地。第二天，他在阅读当地报纸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报纸报道说 “好客的印尼人为欢迎这艘来访的中国船而组织了一场宴会”（GPA，291–1–105）。
陆地上的资本主义试验田
明华号在退役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反映了197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重新定位。1978年6月，在从非洲回国的途中，明华号接到指示，准备前往越南，疏散因 “曾经的兄弟加战友” 河内和北京之间因地缘政治竞争升级而受到迫害的当地华人（Zhang 2015: 1; FBIS, 7 June 1978）。
在出发前，明华号的船员在广州黄埔港举行集会，声称对越南当局对中国过去援助越南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 “以德报怨”表示 “极大的愤慨”（FBIS, 1978年6月11日）。尽管得到了政治宣传，疏散行动还是失败了，明华号返回时，船上 “没有受害的中国人”（FBIS，1978年8月2日）。
双边关系继续恶化，并在 1979 年邓小平发动袭击 “教训越南” 时达到了最低点（Ang 2018: 179）。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济增长获得了比意识形态运动更优先的地位。在他的计算中，针对越南及其苏联支持者的军事行动将有助于中国接近资本主义世界，以获得投资和技术转让（Zhang 2015: 6–9）。
明华号见证了北京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伙伴关系的瓦解，以及北京与资本主义日本关系的加深。1978年10月，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 — 他认为中国在实现其四个现代化方面应该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Vogel 2011: 294）。1979年夏天，明华号作为 “中日友好船” 在日本航行。东京出生的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率领一个由 600 名 “友好使者” 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已故解放军将军、副总理贺龙的妻子和女儿（FBIS，1979 年 7 月 12 日；Tu 2008: 391）。
明华号以深圳为家之后，中日之间的外交活动继续进行。1986年，一场中日 围棋比赛在 “海上世界” 翻新的船长室举行，吸引了棋盘游戏爱好者和高调的观众，如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家屯（STB，6月25日；7月10日：186）。
围棋比赛在日本引发了公众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好奇心。日本最著名的报纸《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 — 深圳和 “特区中的特区” — — 蛇口工业区的报道（STB, 1986 年 7 月 10 日）。这块位于深圳西海岸的2.14平方公里的飞地由招商局集团（CMG）的香港办事处管理，招商局集团是一家重要的现代航运企业，最初由清朝官员李鸿章建立，在1970年代由袁庚领导。袁庚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的游击队员和军事指挥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作为情报人员在东南亚工作（Du 2020: 125）。他给他的孩子 — — 都出生在印度尼西亚 — — 取名为“中印” 和 “尼亚”，是 “印度尼西亚”的 “-nesia” 的音译（Tu 2008: 394）。凭借他丰富的海外经验和对亚太商业文化的熟悉，袁庚完全有能力监督中国第一个接受外国投资的试验田。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蛇口缺乏旅游设施，无法容纳来自香港和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曾在1960年代在光华号上护送中国印尼难民的袁庚提出了重新利用其 “姊妹船” 明华号的想法。明华号有263间客房，还有游泳池、餐厅和酒吧，都符合国际接待标准，是一个现成的五星级酒店。1983年8月，招商局集团购买了这艘退役的巡洋舰，并在四个月内将其改造成了一个一站式的娱乐中心（Tu 2008: 366–67）。
转变后的明华酒店的第一任总经理是王超良，一个受过空气动力学训练的重塑的 “红色工程师”，曾在中国北方腹地的一个军工企业工作。为了弥补他在酒店业方面的知识不足，王超良以超过自己月薪30倍的价格从香港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酒店经理。第一批管家、服务员和调酒师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和面试从广东省各地招聘的（Chen 2009）。1983年圣诞节前后，王接到命令，要为一位喜欢吃辣的贵宾的来访做准备。邓小平对明华的访问重申了他对中国继续经济改革的信念。三天后，他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Di 2018: 70）。
在1984年中国国庆的阅兵式上，一辆按比例缩小的明华号花车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上面印有袁庚的著名口号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Time is money, efficiency is life），使海洋世界在中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He 2018: 290）。
虽然不能移动，但退役后的明华号成为一个活跃的公共空间，用于文化交流、社会互动和聚会。蛇口工业区的管理人员组织了 “市花展” 和 “民俗文化展”，这两个展览在全国都很有名，后者吸引了200多万游客，成为大获成功的旅游景点锦绣中华民俗村的原型（STB，1986年9月25日；1990年10月1日）。为了满足蛇口工业区大量年轻农民工的需求，明华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休闲活动，从华尔兹和桑巴舞课程到四川风味的夜宵（STB，1989年9月11日；1990年11月26日）。有趣的是，船上的舞厅和餐厅为共青团员提供特别折扣（STB，1986年3月25日）。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航行
正如社会学家保羅·吉洛伊 (Paul Gilroy) (1993: 4) 在他对 “黑色大西洋” 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船舶应该被理解为一个 “活生生的、微观文化、微观政治的运动系统”。中国的船只在国际水域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空间，为中国政府的地缘战略和经济目标做出贡献。在海上航行时，这些船只不仅是乘客和商品的运输工具，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运输工具；到达外国港口后，这些船只成为公共外交的浮动场所，当地官员、中国外交官和散居国外的华人社区在此交融。明华号的退役恰逢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过渡。在告别大海并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后，明华号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动态试验场，成为思想传播和身份转换的媒介。
明华号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多年，在陆地上近四十年，它仍然活着。在经历了填海造地和邻近的浴场因污染而关闭之后，明华号在1990年代几次险些被拆除（Di 2018: 73）。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以海洋世界为中心成功地重组了蛇口（Di 2018: 75）。今天的海洋世界仍然提供免费的公共广场和城市绿地，但巴西烤肉、德国酒吧和精品咖啡店主要迎合了外籍人士和中上阶层的消费者。
在深圳超音速的城市发展中，明华是一个传奇。但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它不再是年轻工人的休闲型公共空间，也没有为流民提供多少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这艘船见证了毛泽东时代革命外交的衰落，邓小平时代市场经济的崛起，以及它所创造的财富和不平等。⭕️
Revolution Offshore, Capitalism Onshor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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