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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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2020年的年终对话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和美国，尤其是双方各自的反抗者的区别和相似性，以期能找到联合的力量。这其中突出的一个障碍就是，高堡奇人幻境 —— 我们称之为双方各自的 “偏执派”。而 lausan 这篇文章对偏执派的思路为什么无法成功，做出了具体解释。
去年底的年终礼我们也提到了中国和美国是冷战而不只是竞争。但这次新冷战和曾经的冷战不同，它始终无法进入意识形态对峙的层面，因为它真的没有。
北京始终在高举民族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它声称 “辱华” 而不是反共，因为北京自己就是最大的反共者。由于西方左翼 “偏执派” 试图以中国为杠杆的战略正在逐渐形成影响（去年初延续了数月的左翼内部大辩论的主题之一）， 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已经变得紧迫。
lausan 的文章梳理了基本脉络，希望能帮助您理解我们在2020年底对中美关系和反抗斗争的讨论。
如果您错过了《中共的大迂回：一个国家的诞生》
近几年来，西方新一代的自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粉墨登场，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遗产包装自己。他们声称自己是主导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的继承人，同时，至少在他们的脑海中，认为自己是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最有力的威胁。老一代的马列主义者注重于取代资本主义 —— 被理解为帝国主义的首要驱动力 —— 但这新一代的马列主义者将他们的政治观点基于一套大部分是虚幻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上。他们甚至使自己相信美国的任何敌人都是 “社会主义乌托邦”，甚至是反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
这就导致了他们对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将其作为 “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的样板，也就是 “20世纪共产主义最后的堡垒”，抵抗着不断扩展的美国帝国。这一代的马列主义者所忽视的是中国在冷战晚期所扮演的东亚反共势力的角色，以及它随后对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资助。
中国这一转向的过程 ——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到美国冷战的重要盟友，再到世界经济组织的成员 ── 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和维系至关重要。由于缺少了这一视角，潜在的左翼人士只能在由一知半解的口号和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死去的意象建构的世界中自行摸索游走，而无法看清构成美国帝国体制的资本和帝国的真实结构。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是友好的。尽管美国的反共主义在或多或少因二战中与苏联结盟而减轻了，但杜鲁门（Truman）政府依然在内战中支持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带来的「中国的丢失」在美国被认为是麦卡锡（McCarthyite）的反共主义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紧接着内战的结束，中国与美国又因美国对朝鲜的介入而兵戎相见。在这场决定半岛命运的战争中，中国士兵冒着己方的炮火对美国防御阵地进行白刃冲锋。而在那短短的三十年后，美国支持的中国就入侵了新生的社会主义越南，背后目的是击垮苏联在东亚的影响。如何才能解释如此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化？答案之一是中共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面临的双重危机 —— 中苏交恶所带来的地缘危机和它进而带来的国内生产危机，这些状况贯穿了 “社会主义中国” 的大部分时期。
导致中国改换门庭加入美国阵营的这双重危机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苏联对东北工业带的去工业化。日踞时期在满洲地区建设的这一工业带被苏联不顾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用火车装车运走，用于在二战后重建苏联的工业基地。给新生的中国留下的工业基础甚至少于1917年的俄国，形成中苏间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在中国从共产主义中坚走向美国帝国重要盟友的每一步上，名义上的 “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的竞争都只助力了资本主义。这些灾难性策略的最终产物就是无休止的恐怖，从资本主义的瘟疫到集中营，再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无休止的 “饥荒和战争” 循环。
中国在这些恐怖中的共谋能教会我们的是，反帝国主义是一场阶级斗争，而非国家间的战争，并且试图以和帝国主义同样的方式反对帝国主义 —— 资本主义的庞大产物 —— 注定会失败。理解中国在美国帝国中的角色该警醒当下的人们应当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
中苏冲突
中共和苏联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苏联对第三国际的领导将中共推向了和国民党间灾难性的合作。中苏间的积怨由于1927年国民党对上海工人起义的屠杀和中共城市工作的事实解体而更为加深。中苏间的关系随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联由于 “大跃进” 撤回所有专家而步入低谷。
冰冻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二战和内战中农业遭受重创所带来的生产瓶颈。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中共需要工业实力来利用拖拉机等技术使农业现代化。但为了工业建设，中共又需要扩张粮食供应来支撑更多的城市工业人口。这就产生了限制发展的瓶颈。1958年，中共决定利用农民以蛮力强行打破这个瓶颈。“大跃进” 运动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征调出来，优先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试图通过征调农民来补上工人的缺口。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历史性的灾难。随之而来的饥荒导致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而瓶颈则丝毫未改变，更对建立工业基础带来了紧迫的要求。
中苏关系在60年代中继续恶化。1969年，中苏部队之间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几乎导致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双方整条边界线上部队都进行了动员。这场边境冲突终于导致了中苏间决定性的破裂。毛泽东对此构想的解决方案是与美国交涉建立反苏同盟并寻求美国技术援助。这些技术转让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如同毛所设想的这类进口替代方案大多数都像70年代的委内瑞拉与安第斯共同体一样失败了，因为跨国企业总是不愿向各国出售国产工业所需的技术。而美国与他们不同，愿意给中国送去整座工程的设备作为技术转让，但是索取的是另一种代价 —— 中国必须出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向美式资本主义的转向
中国的背叛最初的迹象是它在1971年孟加拉国种族灭绝中对巴基斯坦积极的支持态度。到了1972年，毛与尼克松（Nixon）的会面象征了反共转向的完成。
在此之后，中国成为了美国亲近的盟友，以及在东亚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反共支柱。到70年代中叶，中国已经给皮诺切特（Pinochet）提供无息贷款、与南非和美国一起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反对在安哥拉的苏联与古巴势力以及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政权到日本。邓小平更是通过1979年入侵越南巩固了这一同盟。入侵越南的战争是为了保护美国支持的红色高棉 —— 越南当时正尝试推翻这一政权。
中共声称在战争中歼灭了十万越南共产党人，对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打击，事实上终结了东亚作为冷战前沿的地位，进而为美国转移重心至拉丁美洲和非洲炮制惨案、加强欧洲反苏军备和镇压本土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方便。
中国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倾斜也解决了美国的另一个难题。在70年代的危机中，利润率的下降造成了制造业巨大的产能过剩以及无法盈利的投机资本。这场危机表现为一系列的债务泡沫，从拉美蔓延至日本。这时，中国教育基础较好但极其贫穷的大量人口作为劳动力和市场融入全球经济，使得制造业得以恢复，足以让资本主义度过这场风暴。
在此之后，中国成为了美国亲近的盟友及在东亚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反共支柱。
于是，资本开始流向中国的制造业，90年代东亚泡沫破裂后这一过程愈演愈烈。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出现，曾经为了遏制中共威胁的美国军事补给航线转化为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渠道。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美国帝国的军事联盟全面转变成了经济联盟。美国帝国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它的财力和膂力密切相连。美国的赤字支出为美军埋单，而美国又以军力迫使其他国家购买偿还之日遥遥无期的美债，如此从全球榨取贡金。正是通过这种安排 —— 枪口下的购债 —— 帝国之位才得以维系。尽管美国和中国官员摆出了对抗的姿态（为了得到军火工业的支持），美国依然无法在军事上胁迫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
这使得中国在美国帝国中扮演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与其他主要的美债购买国（日本、韩国、德国）不同，他们是美国的军事保护国，因此可以被美国胁迫提高货币价值，而中国补贴美国的战争机器是处于自己的意愿。更准确地说，中国资助美国的战争是为了维持美元相对于人民币的高价值，这样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就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也是它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世界其他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尽管中国显然没有强迫美国入侵伊拉克，但它确实资助了这场战争。和东亚的美国保护国一起，中国填补了伊拉克战争、布什时代的减税和200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共同导致的巨大美国预算缺口，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支撑起了疲软的美国经济。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支出，中国加大了购买美国债券的力度。事实上，中共成为了 “新反恐战争” 的热心参与者，与以色列紧密结盟，从迅速发展的贸易中购买美国的反叛乱战术和科技，最终雇佣了美国雇佣兵艾瑞克·普林斯（Erik Prince）在 “新疆”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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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同谋，在某种程度上要对美国帝国的兴起负责。中共在冷战中选择站在了资本的一边，从而注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并且至今仍在资助帝国。但是，如果简单地说 “这两个国家都很糟糕”，那就错了。现代形式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的产物；用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取代另一个资本主义帝国是徒劳的。任何形式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政治，都会使资本主义的一副面孔与另一副面孔对立起来，只能再生产出号称要与之斗争的那个体系：资本主义。只有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抗，无论它挂的旗帜颜色是什么，帝国的噩梦才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