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反抗者的斗争建立了福利国家，而不是哪个"善良的统治者"
羡慕西方的福利国家吗？那么，知道它是如何得来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如今它为何衰落。本文是中国的劳工反抗者有必要了解的知识。
福利国家，在其不同的版本中，被誉为西欧劳工运动的最大成就之一。这并不奇怪：福利国家代表了人们的一般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巨大进步。随着福利国家在20世纪的兴起，健康、预期寿命和社会保障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巨大的进展。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福利机构和服务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的问题是，福利国家是否能在目前的右翼政治项目 — — 新自由主义攻势中幸存下来。在这里，劳工运动内部和外部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中一些人认为，福利国家的主要机构尚且完整，自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放松管制和调整基本上是必要的，以便为新时代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
而其他人，包括我自己，认为福利国家已经受到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巨大压力和攻击。重要的政治监管措施被拆除，公共养老金被削弱，进入公共福利机构的机会被缩小，全民计划被经济状况调查所取代，用户缴费的规模和范围不断增加，私人经济利益侵入了关键领域。换言之，福利国家的存在受到了威胁。
然而，围绕福利国家危机的讨论往往有点简单化了。讨论整个福利国家的概念时，往往忽略了它的社会和历史渊源，以及首先使它成为可能的权力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想掌握福利国家的潜力和前景，对这种特殊的社会模式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澄清对福利国家的理解和分析同样至关重要。
劳工运动的兴起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福利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问题。工会运动的出现，与其他民众运动的联合，以及他们几十年来与资本和商业利益的斗争，通过市场监管、公共所有权和对基本基础设施的民主控制，创造了新的权力关系。这给了人们普遍的、高质量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
然而，福利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以一个制度化的阶级妥协而结束。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对抗占据了主导地位。普遍的罢工和停工，对反抗的工人使用警察和军事力量进行镇压是很常见的。人们在这些对抗中受伤甚至被杀 — — 这种状况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常突出，尽管该地区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上 “社会最和平” 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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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随着劳工组织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在社会斗争中逐渐获得了地位，并日益成为对资本利益的潜在威胁。当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在政治上打破它与自由主义的旧联盟，作为结束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时，这个过程得到了巩固。对更多系统性变革的要求也相应增加，并为阶级妥协准备了条件。
在更广泛的政治格局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当时在苏联和东欧存在着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体系。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这有助于使西方的资本家接受与劳工达成协议的必要性。
而当下的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外部竞争的存在，在这里看到《收益递减：在内卷的世界里思考全球资本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福利国家在创建之前从来没有成为劳工运动的明确目标。当然，既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正是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促使资本家阶级让步 — — 这种情况在俄国革命后有所增加，并且在战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高峰，因为左翼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整个社会形成了赞成社会变革的共识。
1930年代是一个历史性的经济危机和贫困时期。1940年代，大规模屠杀使社会在本世纪第二次分裂。在这之后，政治被民众对和平、社会保障、充分就业和对经济的政治控制的要求所左右。这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背景，随后达成的协议构成了战后经济秩序的基础，即：不受监管、饱受危机的资本主义必须结束，因为如果它不结束，力量的失衡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可能会倒下。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管制资本主义模式下，福利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才得以建立。
资本的权力被削弱，有利于政治选举的机构；通过对市场的政治干预，竞争被抑制了；资本控制被建立起来，金融资本受到重大监管。这使得政府有可能推行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策，而不至于不断受到资本的勒索 — — 那些大公司威胁说，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搬到其他条件更有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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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力发展公共部门和福利国家，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被完全从市场中剥离出来，由政治和民主决定。这是福利国家最激进的优势，在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方面，对市场力量的普遍驯服甚至比劳动立法更重要。是社会力量的特殊平衡，而不是妥协精神本身，使福利国家成为可能。
社会契约
在更传统的说法中，阶级妥协被称为 “社会契约”。虽然它基本上是战后的产物，但其最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欧洲北部的工会运动与雇主组织达成了协议 — — 这种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大多数西欧国家所效仿。从一个以劳工和资本之间的激烈对抗为特征的时期，进入了一个社会和平、双方和三方谈判、以及共识政策的阶段。正是劳工和资本之间的这种社会契约框架内的权力平衡，构成了福利国家发展的基础。
此时，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稳定而强劲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使劳工、资本和国家或公共部门之间更容易分享社会剩余。雇主和他们的组织在这个时候开始接受他们无法彻底击败工会的事实。他们必须承认工会是工人的代表，并与其进行谈判。换句话说，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共栖关系只依赖于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基础 — — 一旦工会再次变得脆弱，资本就开始探索打破契约的战略。
同时，在劳工运动中，对前进的道路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争论。更为激进的或革命的潮流希望将所有权和生产社会化，而更为温和或改革主义的潮流则旨在通过监管和改革来限制资本的权力。虽然是更激进的力量首先使资本相信有必要进行交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和的力量 — — 他们逐渐认为自己的作用不是代表劳工进行斗争，而是维护社会和平 — — 上升到了主导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及其政党、工会和机构的地位。
这些温和派中的许多人开始相信，社会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文明水平；或者说，“无危机的资本主义” 已经成为现实。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失业，财富集中在富人和特权阶层手里，或劳动人民的痛苦那种东西了。也许没有人比工党的安东尼·克罗斯兰更能代表这种趋势的了，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声称，“传统的资本主义已经被改革得几乎不复存在”。随着国民健康服务等巨大的新社会项目的受益，社会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有了物质基础，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劳工运动中根深蒂固，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但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对工会运动来说，社会契约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一个仍然由私有制和雇主领导劳动过程的权利所支配的经济。作为对福利和工作条件方面收益的交换，工会被期望保证工业和平和对工资谈判的克制。简单地说，福利国家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是劳工运动的主导部分以放弃其更大的变革目标为交换条件而实现的。
回过头来看，似乎很清楚，资本家更明白社会契约的性质是交战派别之间的休战，而不是可以无限期维持的伙伴关系。他们利用它来赢得时间，嵌入新的消费意识形态，并在劳工运动中抑制反抗情绪。
然而，也必须承认，由于在福利、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重要成就，社会契约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持。这一点，加上冷战时期广泛的反共主义，使得激进挑战难以持续。
由于这种态势，劳工运动的主导部分越来越多地把社会进步看作不是斗争的结果，而是社会和平以及与和解的资本主义 “阶级合作” 的结果。这导致了劳工运动的非政治化以及其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的官僚化。当时，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角色就是执行这种阶级妥协的政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萎缩了 — — 从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过渡到了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官僚调解人。这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全盛时期结束的开端。
新自由主义攻势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重建的结束，战后经济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停滞、通货膨胀和利润挤压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些国际危机的刺激下，资本主义势力为了恢复盈利能力而展开攻势，逐渐退出社会契约，并引入更多的对抗性政策。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了，企业在1980年代获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被用来实施私有化、去工业化和放松管制的系统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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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准确地理解到社会契约的本质是交战派别之间的休战，而不是可以无限期维持的伙伴关系。
尽管危机持续了整个十年 - — — 在英国，通过保守党和工党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以及所谓的 “不满之冬”，工会运动仍在努力适应。从和平到代表资本的对抗的转变，在其领导层的以共识为导向的社会契约意识形态中是不可理解的。这也表现在它没有能力处理新的基层活动，因为工人从下面直接组织起来抵抗对他们条件的攻击，这将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
【注：不满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是指大约从1978年12月到1979年2月冬天期间，发生于英国的一连串工业行动，事件造成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声望急挫，随后更在1979年5月的国会大选遭戴卓尔夫人领导的在野保守党击败。不满之冬是英国政府管治方针更迭的一个分水岭。】
历史上的阶级妥协的破裂也导致了社会民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左翼确实提出了替代方案：1971年，瑞典的LO工会联合会提出了 Löntagarfonderna，即 工人拥有的基金，将接管大型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在英国，托尼·本尼（Tony Benn）利用他的部长职务，在失败的公司中开创了工人合作社，然后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经济民主化的计划。
但也许唯一有实际突破的地方是在法国。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了总统选举，他的方案是在1972年制定的，反映了左翼对那十年危机的反应：提高最低工资，减少工作周，增加假期，征收富人税，以及扩大工人的工作场所协商权。不幸的是，这种独特的反新自由主义实验并没有能持续下去，在国内和国际金融利益的压力下，密特朗执行了一个转折 — — 宣布他的 tournant de la rigueur，即 转向紧缩政策。
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试图反击。事实上，他们出乎意料地迅速适应了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仅仅提出了比右翼政策还要柔和的替代方案。
累积的结果是对福利国家经济学基础的侵蚀：资本管制的废除，市场的放松和自由派化，财富的重新分配和高度集中化，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劳动力的缩减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强度的增加，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
因此，这里所面临的不是偶然或暂时的挫折，而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 这次是有利于资本的。大型跨国公司凭借其新近获得的不受民主监管和控制的自由，一直处于这一发展的最前沿。社会契约的共识政策已经逐渐被经济所取代，其阶级关系开始倒退到更类似于福利国家之前的状态。
长期以来，左翼的反应是呼吁新的阶级妥协。劳工运动仍然怀念社会条件逐步改善的时代。人们希望1960年代的工业和平能够回归，并作为伙伴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但那些日子不会再回来了。劳工是软弱的，资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没有激励人们经常呼吁的社会对话。想要捍卫公共服务和福利国家的力量将不得不以反攻来应对资本家阶级的攻击。更多的对抗即将到来，最好做好准备。
现在怎么办
今天的劳工活动家应该诚实地问自己：为什么福利国家现在受到攻击和破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显然有一些教训。
首先，社会契约不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它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的妥协，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仍未改变。从劳工运动的角度来看，一些本来可以被认为是重要的短期战术性妥协的东西变成了长期战略目标。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错误，它决定了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其说福利国家是迈向更基本的社会解放的一步，不如说它逐渐成为历史的终结 — — 对我们来说比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第二，社会契约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可以有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 — — 但它的基本原理始终如一。不可能有对经济的民主控制，它不可能没有危机，阶级战争不可能结束。这些都写进了一个基于私有制、利润动机和资本无情扩张欲望的经济体系的DNA。
第三，由于误解了制度的性质，劳工运动被新自由主义的攻势吓了一跳。许多工会和劳工运动的领导人没有动员工人阶级来捍卫通过福利国家赢得的成就，并将社会斗争推向前进，而是被推到了防线上，坚持 “社会和平和对话”，坚持谈判让步，并把自己变成了新自由主义项目的一部分 — — 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右翼政党都无法取得的改革 “成就”，因为他们有能力约束劳工。
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的缺陷在于它走得不够远。私有制的集中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权力基础，阻止了任何经济的民主化 — — 资本的堡垒，从这里可以对工人运动、社会进步和公共产品发起攻击。这正是我们自70年代以来所见证的。
现在是对抗新自由主义和资本力量增强的时候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打破这个循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代表着资本的进攻，也代表着它的弱点、脆弱性、庸俗性和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机构正经历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合法性危机。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左翼政策的前提是社会力量平衡的根本转变。今天劳工运动的主要短期目标必须是限制资本的力量，使经济受到民主的控制。这肯定不会通过社会对话、伙伴关系、契约、妥协或合作来实现，而是，要通过战斗和对抗才能实现。福利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从来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它必须被推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