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万物黎明
一切都不是必须如此的。它将如何改变，取决于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本杰出的新著作也许能帮助那些虚无绝望的人们打开一扇窗。
这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场智力盛宴。每一章都彻底打乱了所有人根深蒂固的知识信念。这本书有着非常可观的深度，毫不费力地摧毁了传统；事实非常严谨，它能给你最强烈的顿悟的畅快。
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全新理解，它挑战了我们所有人对社会进化的最基本假设 —— 从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到国家、民主和不平等的起源 —— 揭示了人类解放的新可能性。
几代人以来，我们遥远的祖先一直被视为幼稚的原始人，要么是自由和平等的无辜者，要么是暴徒和好战者。我们被告知，所谓的 “文明” 只能通过牺牲这些原始的自由来实现，或者，通过驯服人类更卑微的本能。
但你有没想过，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你被骗了。
作者展示了一旦我们学会抛开概念的桎梏，感知真实存在的东西，历史将变得完全不同。如果人类在进化过程中95%的时间里并不是在小规模的狩猎采集中度过的，那么他们在那些时间里都在做什么？如果农业和城市并不意味着陷入等级制度和统治，那么它们导致了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组织？…… 答案往往是出乎意料的，足够表明人类历史的进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比我们倾向于假设的更充满了有趣的、有希望的可能性。
《万物黎明》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人的理解，并提供了一条通往想象新的自由形式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道路。这是一本具有强大智识范围的巨著，由好奇心、道德远见和对直接行动的力量的信念所激发。
用震撼远不足以描述全部。
对大卫·格雷伯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 万事皆可改变。格雷伯是一位人类学家，这意味着他的工作是研究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对人类学感兴趣，因为我对人类的可能性感兴趣”，他曾经解释说。格雷伯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之间一直有一种亲和力，仅仅是因为人类学家知道，没有国家的社会是可能的。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了”，他说。一个更好的世界并不是确定的，它有无限种可能 — — 无论如何，正如格雷伯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中所写道的，“既然人们无法知道一个根本上更好的世界是不是可能，那么我们坚持继续证明和复制今天的混乱局面，是不是等于背叛了所有人？”
格雷伯在一年前的9月意外去世，享年59岁。尽管他从未寻求成为一个领导者，但他留下了众多的追随者和粉丝，从艺术家到经济学家到库尔德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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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学者和教师，作为 “占领” 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作为《债务》和《狗屁工作》等畅销书的作者，无数人的想象力被格雷伯抓住了，这些书跨越时代和学科，以普通人的语言提供学术性的挑衅。在他去世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崇拜者，包括巴西、日本和新西兰的朋友和崇拜者，在网上发布了对他生命的纪念视频。一年后，他的遗孀、艺术家尼卡·杜布罗夫斯基（Nika Dubrovsky）仍在努力整理她收到的所有录像。
格雷伯还留下了他在去世前三周完成的令人震惊的大型项目《万物的黎明》。该书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作撰写，利用新的研究来挑战关于文明进程的公认知识。
人类的故事，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沿着一条线性路径进行的。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觅食者队伍和部落到农业、城市和国王。但是，在调查历史和考古记录时，格雷伯和温格罗看到了大量的其他故事，把人类带到了不同的、不可预测的路线上。
例如，有些社会并没有真正致力于耕种；有些社会的权威人物的权力只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适用；城市在没有任何明显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凝聚在一起；残酷的等级制度在人们中间形成，后来又被推翻 ……这本704页的新书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们是人类机构和发明的证明 — — 一种被传统历史所忽略的有意识的政治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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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集体自我创造的项目”，格雷伯和温格罗写道，“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对待人类历史呢？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人当作富有想象力的、聪明的、多趣的、值得被这样理解的生物呢？”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人类学家劳伦·勒夫（Lauren Leve）曾是格雷伯多年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朋友，她记得他对《万物黎明》的创作抱有极大的热情。她回忆说：“我们在电话里，我可以听到他有点扭扭捏捏，兴奋地笑着，有一种恶作剧的感觉 — — ‘这将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一边笑一边描述他和温格罗的发现，他们计划释放的启示。他告诉她，“人们会疯掉的，但这都是事实！”。
1975年，大卫·格雷伯来到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成为一名十年级学生 — — 用寄宿学校的说法是 “低年级”。他当时14岁，对白人贵族来说是个陌生人，一个骄傲的纽约工人阶级的孩子。他的母亲露丝·鲁宾斯坦在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营认识了肯尼斯·格雷伯；他是一个来自堪萨斯的外邦人，当他们结婚时，她的犹太移民家庭不承认她。肯尼斯在印刷厂做脱版工，而露丝则是缝制胸罩的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肯尼斯加入了国际纵队 (International Brigades)，并在西班牙内战中驾驶过救护车。与此同时，露丝在《针与线》中演出，这是一部由工会支持的音乐剧，将其服装工人演员带到了百老汇。(演出结束后，她又回到了缝制胸罩的岗位上)。露丝参与的大戏 “连锁店黛西” 讲述了一个瓦萨大学的毕业生在梅西百货销售束腰带的故事。露丝本人从未上过大学。然而，她是一个持续的阅读爱好者，多年后，她是能牢记儿子的创作的读者。勒夫回忆说，格雷伯曾经说过；“如果他理解一些东西，他应该能够以一种母亲可以理解和感兴趣的方式来写”。
露丝和肯尼斯生下第二个儿子大卫时已经40多岁了，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在大卫·格雷伯童年的早期，全家人搬进了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的共同产权公寓，这是切尔西的一个经济适用房开发项目，由国际女装工会赞助。他们家在纽约法尔岛 (Fire Island)有一个小小的A型结构的海滨别墅，书架上摆满了科幻小说。(格雷伯最早的政治参与记忆之一是60年代末在海滩上举行的反战游行）。在培养了翻译玛雅象形文字的年轻爱好后，他开始与耶鲁大学的一位考古学教授通信，后者帮助安排了安多佛的奖学金。一个才华横溢、善于观察、具有阶级意识的青少年突然沉浸在预科学校的世界里，这似乎是对一个激进的人类学家的极好训练。
格雷伯在纽约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继续接受教育，在那里他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著名学者马歇尔·萨林斯建议在马达加斯加进行实地考察，这可能适合他；格雷伯在那里花了近两年时间进行研究，这成为他的论文，并最终成为他的书《失落的人》。他在序言中提出的民族志的雄心是：“让人们进入一个宇宙，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托马斯·布洛姆·汉森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说格雷伯一直对他们学科早期的 “大型、普遍问题” 感兴趣。
在与马达加斯加人相处的过程中，格雷伯认识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在国家控制之外进行的。他们不交税，有问题不会去找警察，而且，他们不依靠等级制度的权威结构，而是集体做出决定。马达加斯加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状况。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事，表现得 — — 正如无政府主义原则所要求的那样 — — 好像他们已经自由了。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action is the defiant insistence on acting as if one is already free.” — — David Graeber
格雷伯从十几岁起就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但现在他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是如何运作的。“我一直以来的说法是，大多数人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坏主意；他们认为它是疯狂的”，他告诉一位采访者，“我来自一个持有相反观点的家庭”。尽管如此，在马达加斯加之前，“我从未真正生活在一个没有国家权力的地方”，格雷伯解释说，“我得到了第一手观察，在没有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的情况下，人们如何能够真正组织起来”。
格雷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看到的无政府主义是他后来努力为更多人翻译的一种顿悟。无政府主义是一个问题，即 “有勇气采用我们所有人都遵守的简单的普通原则，并遵循它们的逻辑结论”，他在一篇名为 “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答案可能让你吃惊！” 的文章中解释说，当人们有礼貌地排队上车时 — — 等待，也就是说，尽管没有人逼他们 — — 他们的行为就像是无政府主义者。
尽管格雷伯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谨慎的描述，但多年来，他为一些观察家认为 “更令人震惊” 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进行了辩护，比如破坏财产的 Black Bloc 行动。确切地说，他并不是想软化他的政治以吸引大众；相反，他是在挑战公认的虚构，并揭示它们如何与现实相背离。这种*虚构*可能是 “必须有政府在这里负责”；也可能是 “人类从根本上说是自私的，并据此行事” 等等。例如，不假思索地接受后一种世界观，我们就会对 “我们自己的活动至少有一半视而不见，这些活动可以很容易地被描述为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格雷伯解释说。对人类的基本乐观态度将格雷伯的政治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没有给予人们足够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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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大学任教，1998年开始担任助理教授，这并不是格雷伯期望的工作。“大卫对此很坦然”，勒夫说。他知道耶鲁大学的终身职位很少，他打算把它当作 “你可能拥有的最好的临时工作”。当时，副教授和助理的角色与其说是通向终身职位的途径，不如说是短期合同工作。结果是高级教师和他们不稳定的初级同事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裂。人类学家卡马里·玛克辛·克拉克 (Kamari Maxine Clarke)（现在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与格雷伯同时被聘为助理教授。她记得该系的等级制度是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有教师会议，初级教师在那里开了45分钟的会，然后我们会被要求离开”，克拉克说，“然后高级教师会继续开会。这就是耶鲁大学在那个时期的做法”。
在格雷伯的课堂上，这样的地位问题并不重要。Durba Chattaraj 说，即使是他讨论的那些大牌理论家 — — 在格雷伯的讲述中，“他们也只是一些寻常人”。作为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生之一，她记得他的讲座中充满了这些伟大人物的个人缺点。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还有一个信息：这些思想家 “很聪明，但他们在做的是一件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如果他们读得够多，想得够多，就可以创造关于你周围世界的理论”。
“说实话，见到大卫时感觉他有点像见到另一个学生 — — 他并不比我们大多少”，当时是人类学博士生的克里斯蒂娜·穆恩说。格雷伯会和研究生们一起参加巴菲电视之夜；他会带他们出去吃饭，然后买单。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毯子、旧灯具、小玩意和成堆的文件和书籍。“到处都是乱糟糟的”，穆恩深情地回忆道，“那里很乱，但它是从一个非常刻板和冷酷的机构中的超脱出来的一个温暖的小地方”。她和格雷伯因为他们在服装区的家庭渊源而结缘。她的父母曾经在23街的一家工厂工作，离格雷伯家在24街的 ILGWU 公寓不远。穆恩在耶鲁大学经常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作为她的学生，格雷伯成了 “一个避难所”，穆恩说，这意味着有人帮助她 “克服那些被孤立的感觉”。
在耶鲁大学，格雷伯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局外人 — — 尽管他的出版速度令人生畏，尽管他教的课经常被挤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意味着要对一个社区的结构中所包含的意义保持敏感。在耶鲁大学，对于一个从小就没有多少钱的人来说，这些意义是很清楚的。
克拉克记得他谈到去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时，“感觉被这宏伟的建筑吓到了”。斯特林是一座巨大的哥特复兴式建筑；高耸的天花板是学院对自己的幻想的体现。它是一座邀请参观者崇尚这种幻想的建筑，在其所有传奇的精英主义中 — — 但格雷伯抵制这样做。他的父母接受了他们的工人阶级身份；他也接受了这个身份。“他不想完全放弃这一点。他认为他不应该完全放弃它”，勒夫说。试图以讨好的方式获得内部人士的地位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背叛。“但是”，她说，“主要是他不知道如何做”。格雷伯是 “不合群的”，他认为是盟友的一位同事曾经告诉他，“他的影响是如此的混乱”，勒夫说，他看起来与其他教授不同。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他的衣服永远都是皱巴巴的；他为自己可怕的牙齿感到羞愧。
1999年的一天，格雷伯刚刚为 “权力、暴力和宇宙学” 课做了一个讲座，一个关于西雅图世贸组织抗议活动的头条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后来说：“我发现我真正希望存在的政治运动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是他长期以来所拥护的原则的一个实际体现。他最终休了一年假，在此期间，他沉浸在纽约市直接行动网络的全球正义运动中。直接行动网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活动家联盟的一部分，在西雅图事件后，该联盟开始崭露头角。它按照无政府主义原则运作，通过协商一致的过程作出决定，并通过代言人委员会和亲密团队规划行动。这就像马达加斯加一样 — — 尽管 “更加正式和明确”，他后来写道，因为 “在马达加斯加，每个人从学会说话起就一直在这样做”。
正如他在马达加斯加所做的那样，格雷伯对他所观察到的习俗做了大量的实地记录：活动家如何化解他们的冲突，他们如何分享他们的香烟。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艾卡·库布克记得通过直接行动网络在下东城的一个社区中心见到格雷伯。她对后来成为格雷伯的《直接行动：一个民族志》一书的工作印象深刻。社会科学往往依赖于 “分析主体和分析对象之间的这种区别 — — 而大卫打破了这种区别”，库布克说，“他的方法是经典的，因为他要找出活动家的隐含逻辑和象征世界。但他之所以有如此深入的理解，是因为他就是我们[活动家]中的一员”。 很快，格雷伯就帮助组织行动并代表直接行动网络在媒体上发言。“是的，这很有趣”，他告诉《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关于2000年共和党大会抗议活动中的友爱精神，“我们相信政治应该是有趣的，但这也是严肃的。我们正面临着警察的记录和被警方殴打的情况”。
他说，当他在休假后回到耶鲁时，以前友好的高级教师成员把他拒之门外。格雷伯认为，他直言不讳的行动主义让同事们对他产生了反感。与此同时，研究生们正在努力组织一个工会，这场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在学生组织者的劝说下，格雷伯很快提供了支持；而许多教师同事却没有。他在学术界所谓的激进主义中看到了虚伪。正如他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片段》中写到的那样：
那些学者们喜欢米歇尔·福柯的论点，即 关于知识和权力，并坚持认为蛮力不再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条件。他们喜欢这种说法，因为这能使他们感到受宠：对于那些喜欢把自己当作政治激进分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式，尽管他们所做的只是写一些可能会在机构环境中被其他几十个人阅读的文章。当然，如果这些学者中的任何一个人走进他们的大学图书馆，想查阅一些福柯的书，却没有记得带有效的身份证，还是想要进入图书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蛮力其实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遥远 — — 一个经过训练的举着大棒的人，会迅速出现，他们知道如何用力打人，能把任何人赶出去。
越来越明显的是，格雷伯工作的核心原则不适合学术界。他压根不相信等级制度，他的行为也是如此。然而，无论他的信仰如何，他的同事们仍然对他有权力。格雷伯的第一次合同续签顺利通过。在他第二次续约时，一群同事提出不给他续约，说他在委员会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他没有一直住在纽黑文，这进一步标志着他是个局外人 — — 但格雷伯的家人一直在拉他回纽约。他的哥哥因癌症而死亡，然后，在一系列小中风之后，他母亲的健康也在下降。勒夫说，挣扎着平衡他的工作和照顾母亲的义务 “是可怕的，这简直是太可怕了”。格雷伯同意承担更多的部门工作，耶鲁大学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在一年后重新审视合同。
然后，在2005年，格雷伯与他的学生穆恩一起参加了一次有争议的会议。穆恩是参与研究生组织工作的学生之一，该组织已成为摩擦的根源，她正在制作一篇似乎令一些资深教师困惑的论文。她想研究美国服装业中的新兴劳动形式。“她的工作很出色，但它不符合人类学工作的老派配置”，也曾教过穆恩的克拉克说。穆恩觉得已经有了 “消极的攻击性” 旨在促使她离开这个项目，但在这次会议上，冲突达到了顶峰。她记得，一位资深教师告诉她，她不属于耶鲁。格雷伯开口了，代表她的愤怒 — — 格雷伯拿出他的笔记本对那位资深教师说：“继续说。现在我要开始写下你对我的学生说的每一句话”。穆恩哭了 — — 她很害怕她的学术生涯就此结束。格雷伯开始开玩笑，台下开始窃窃私语，带着怒气的冷笑。穆恩描述道：“格雷伯把房间里的所有能量都吸走了”。她觉得格雷伯在告诉她：不要害怕他们，那些人是荒谬的。
穆恩留在了耶鲁，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她现在是 New School 的教授。不过，对格雷伯来说，这次会面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他后来写道：“在那之后，对我的解雇就成了定局”。耶鲁大学不与格雷伯续约的决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 《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有报道。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人类学家纷纷发信支持他的工作；伦敦经济学院的莫里斯·布勒希 (Maurice Bloch) 称格雷伯是 “他那一代最好的人类学理论家”。
鉴于这样的呼声，格雷伯相信他能够找到另一份工作，但在申请了20多个职位后，他没能进入任何一个职位的初选。“一旦你处于丑闻的中心，你就会变得很丑陋”，勒夫说。格雷伯认为耶鲁的决定是关于政治的。汉森说：“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好的人类学家 — — 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更多是关于另一个问题，即 他是否是一个你可以看作是你未来同事的人”。“聘请像格雷伯这样的人意味着引进一个在系里的关系和系里的政治上有很大分量的人”，勒夫解释说，“如果你不确定此人会否是一个盟友，或者你认为这是一个可能使事情复杂化的人，我认为很多人可能会犹豫不决”。
2006年露丝·格雷伯去世时，她的儿子还没有工作。那一年，格雷伯应邀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谈到了伴随着生命终结的令人崩溃的官僚主义。他把它描述为一系列的 “死区”，扼杀了人类的想象力，只留下盲目和愚蠢。
回到纽约后，他继续住在他长大的公寓里。勒夫说：“它就像一个陵墓，充满了属于他父母的东西，他不想改变或放弃”。内部装修仍然是橙色、绿色、棕色和酒红色的中世纪风格。墙上挂着他父母的朋友的画作；书架上摆放着他们读过的书。这套公寓是一个福音 — — 在曼哈顿的一个大的两居室 — — 格雷伯奢侈地分享。朋友们带着他们的伴侣和孩子搬进去住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租金全免。当格雷伯开始在伦敦的戈德史密斯学院任教时，他只是偶尔住宿。
在大西洋两岸，格雷伯都保持着一个广泛的朋友圈。他是一个奢侈的通讯员，是一个长达数页的电子邮件的发送者。艾卡·库布克说：“我不知道人类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亲密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他都在处理多个个人危机，他广泛的朋友网络正在经历这些危机。记者迪安·纳里（Dyan Neary）是曾在这个公寓里住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她记得格雷伯在她女儿出生后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几个月里经常来探访。他带来了果冻糖，用他正在写的新书《债务：第一个五千年》中的故事分散她的焦虑。
在典型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被发明出来是因为：“用你的鸡去换你邻居的牛是很烦人的。当你的邻居需要一些鸡的时候，也许你并不想要一头牛；也许你想要的是鞋子；货币：解决易货贸易的困境。易货导致货币又导致银行和信贷；这只是我们经济关系体系的创始神话”，格雷伯在《债务》这本书中写道。然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证据表明它曾经发生过”。他的人类学家同行们已经 “抱怨以物易物的神话近一个世纪了”，但这个神话仍然存在 — — 尽管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邻居之间的普通经济交易模式是 ‘我给你20只鸡换那头牛’”。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的场景预设了某种奇怪的邻居 — — 脱离任何一种正在进行的社会存在，作为纯粹的经济机器人运作。现实中，如果你有牛，我有鸡，我给你一只鸡，我们就说你欠我一只鸡。(下周，也许我会来问你要牛奶)。人们一直在做账，并依赖信贷。不仅如此，人们总是生活在相互依赖和义务的网络中；任何社区的生活都被不同种类的债务所贯穿；但是，当债务脱离了实际的人际关系，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非个人资产时，它就会发生变化。格雷伯写道，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经济历史中所发生的事。长期以来，债务被用来支撑等级制度，但最近，债务也被视为不可改变的。我们已经失去了曾经是债务的自然伙伴的东西：宽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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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钞机》
在他的学术工作中，格雷伯研究了价值理论，询问社会如何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和可取的 — — 这些品质比经济学领域所显示的更加广泛。在《债务》这本书中，他为普通读者翻译了这些问题，将它们与一个具有不可否认的紧迫性的当代问题联系起来。债务集体组织(Debt Collective)的组织者、艺术家托马斯·戈基（Thomas Gokey）说：“我把那本书反复研读了很久”。戈基的作品过去曾涉及债务问题，所以他做了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阅读，而且很多阅读都很枯燥。“但当格雷伯写到这个问题时，它是格外生动的。这是关于你和你母亲的关系，这是关于你和众神的关系 — — 整个宇宙被包裹在这件事中，它也是这个绝对残酷的棍棒，一直在敲打我们的头”。
这本书在2011年夏天问世：在银行救助之后，在次贷危机之后，在大萧条的影响拖累下。它发现许多读者和戈基一样渴望了解债务的残酷性。那年夏天，一批活动家开始在纽约聚会，计划在金融区进行占领。格雷伯也在其中。“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横向结构，而且它真的很有趣（无论如何对于像我这样的极客来说）”，他在给一个朋友，活动家和作家阿斯特拉·泰勒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从 WWP/ISO 手中夺取了控制权（我提到过吗？），尽管我们不得不配合一个愚蠢的广告克星 (Adbusters)行动，但看起来这个行动可能会成功”。那年秋天，当泰勒出现在占领华尔街的最初几天时，她记得格雷伯像 “一个激进的领班” 一样向她打招呼。
“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对大卫印象深刻”，她说，“他非常喜欢开会”。在教堂地下室的荧光灯下，或者在祖克提公园，格雷伯处于自己的状态。他似乎很兴奋地品味着在一个团体中进行直接民主的经验。他在十年前首次提出的行动主义模式（包括共识决策、许多工作小组、无领导的大会）因 “占领华尔街” 而引起了新的关注 — — 在主流媒体上，它经常引起怀疑的蔑视。但对格雷伯来说，其无结构的流动性才是重点。泰勒说：“他对那种文化中令人沮丧的方面有着无限的耐心”。他真的很舒服地盘腿坐在那里，只是听，让其他人说话。他没有主宰一切。他从不拉帮结派。“作为一个横向的、平等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格雷伯扮演了一个略显矛盾的角色”。彭博商业周刊将他誉为 “占领华尔街的反领导”。当被授予 “我们是99%” 的口号创始人时，格雷伯拒绝接受；他说了一些关于99%的话，他解释说，但 “两个西班牙反叛者和一个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加在一起成了 ‘我们’，后来一个 ‘要粮食不要炸弹’ 的老兵在前两者之间加上了一个 ‘是’ 字”。（意思是，只有行动者才是真正的创造者）。后来他补充说，他没有说出他的合作者的唯一原因是，“警察情报部门一直在追捕早期的OWS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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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罗斯是纽约大学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教授，也是《信用政体与拒绝债务的案例》的作者。他说，“有一种哲学家的才华，编织得极其密集 — — 你知道，就如海德格尔或其他人。但大卫是这种情况的绝对对立面”。“他是那种坐在公园里就能改变你生活的人”。而在占领运动中，对许多人来说，格雷伯做到了。纽约大学媒体研究教授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在这一时期遇到了格雷伯。“有些人的慷慨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米尔佐夫说，“他看到你的观点时会说，‘这太有趣了’，然后只是稍稍重塑它，使它比原来的样子更聪明”。这是一种倾向，似乎来自于对其他人的真正好奇心。“我不愿意使用 ‘赋权’ 这个词”，库布克说，“但他的确赋权于人”。
在他2013年出版的《民主计划》一书中，格雷伯认为，占领运动已经 “成功”，祖克提公园的经历让他对直接民主的热情丝毫未减。其他人对日常现实的记忆则不那么热烈。泰勒说：“有这样一句话，‘自由是一场无休止的会议’，这并不是一个正面的描述”，“他只是带着真正的玫瑰色眼镜”。但是，不管挫折是什么，占领运动是一个舞台，后来在那里出现了更广泛的想法。戈基是 “占领” 名单上的一员，他记得有一天，格雷伯发了一条 “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的信息 — — 是关于二级市场和购买医疗债务的话题。“一个星期后，我回去重读了一遍，我想，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戈基说。但他还是被吸引住了，进一步调查。这个建议使他深入研究了一个 “人们的痛苦就是其他人的投资机会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制定现代债务禧年的战略。
格雷伯建立联系的能力是组织工作中的一笔财富 — — Strike Debt 运动就是从占领华尔街中发展出来的，最终将戈基、罗斯、泰勒和其他格雷伯的盟友联合起来。泰勒说：“这就像他把一个乐队组织起来了”。该组织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几分钱的价格购买陌生人的高风险贷款。然后，他们没有试图收回贷款（像其他投资者那样），而是原谅了他们，并给借款人写信，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自由了。在该组织制作的早期视频中，格雷伯和他的朋友们烧掉了收款通知书并跳舞，他们的脸藏在头巾后面。格雷伯在视频的画外音脚本中说道：“我们从次级抵押贷款投机者那里拿的每一块钱，我们从收款机构那里省下的每一块钱，都是我们自己生活和自由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还给我们的社区”。
到2013年底，该组织已经筹集了大约40万美元，并利用这些钱免除了近1500万美元的贷款。当然，这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极小部分。但他们的目标（除了帮助那些他们可以帮助的人之外）是改变人们对债务的思考方式。在《民主计划》中，格雷伯讨论了 “在一场革命之后，那些被认为是真正的疯子的边缘想法迅速成为辩论的公认货币”。在这个意义上，Strike Debt 运动 — — 在将重点转移到作为债务人联盟的集体行动之前，它赦免了大约3200万美元债务 — — 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在占领期间，我们提出了全面取消学生债务和全面资助公立大学的要求”，戈基说，“而当时我们被所有人嘲笑。媒体、政治家、自以为是的政策专家，都在嘲笑我们”。当时，他们这场运动的目标被视为不言而喻的荒谬：他们想免除全国所有的学生债务。所有的1万亿美元。路透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如果政府愿意，他们会感谢政府从现在开始支付高等教育的费用”。
十年后，像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这样一个无可指责的实权派人物呼吁免除学生债务。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将免费大学带到了总统舞台上，到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争论的不再是免除债务是否是一个好主意，而是究竟应该免除多少。赢得初选和总统选举的安全选择中间派人士乔·拜登将免费大学作为其纲领的一部分。在最近发出的取消学生贷款的呼吁中，亚历山卓·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向支持者指出了债务集体，即 Strike Debt 的债务人联盟的继承者。完全豁免债务目前可能还不是一个政治现实，但辩论的条件已经改变。
在占领运动前后的几年里，格雷伯在伦敦教书，但他仍将纽约视为自己的家。然后，在2014年，他失去了他在这个城市的立足点：这个家庭公寓。早在2006年，他的母亲临终时曾试图让他加入租约。但文件工作从未通过。格雷伯在公寓里呆了多年，没有受到任何异议，但就在占领运动之后，共同产权公寓要求他离开。他认为这个时间点表明了警察的干预。他在推特上说：“几乎所有在媒体上提到的参与早期OWS的人都受到了行政骚扰。驱逐，签证问题，税务审计……无休止的轻微骚扰逮捕”。
尽管他可能接受得很慢，但伦敦是格雷伯 “真正成为他想成为的人的地方”，穆恩说。在金匠学院教书一段时间后，他被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全职教授，正如汉森所说，“该学院为那些符合经典公共知识分子模式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格雷伯仍然对工作场所的习惯感到不满 — — 开会迟到，回避办公室电话 — — 但他找到了一个欢迎他的同事团体。他在波多贝罗路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安顿下来，认识了附近的店主，并在周末逛一下街头市场。当朋友来访时，他会介绍他们到处走走，也许会带他们去听当地书商的雷鬼乐，或者去买复古的衣服。在伦敦成为他的合伙人的杜布罗夫斯基还记得对他们当地咖啡店的访问。“每次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卫都会和一个可爱的员工聊一聊不同种类的咖啡粉的优点”，她回忆说，“每次他都买同一种类型的咖啡粉”。
杜布罗夫斯基和格雷伯在一起之前是多年的朋友和通信者。他发送的电子邮件非常广泛，以至于她起初确信她是 “他的主要笔友”。很快她就发现，事实上他能给很多人发送如此长的、有思想的电子邮件。(她后来意识到，他每晚大约只睡五个小时）。格雷伯的其他通信者之一是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温格罗。他们在专业圈子里相遇，在格雷伯以他对美索不达米亚圆柱形印章的知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温格罗给了格雷伯一本他的书；格雷伯读了之后给他写了 “这封非同寻常的电子邮件”，温格罗回忆说，“我想，哇，这真的很有趣！” 他回复了，邮件越来越长，在他们正式决定合作完成今天这本《万物的黎明》之前，他们 “可能已经写成了半本书”。他们的计划是严格按照 “有趣的精神” 来进行的，作为两人从其他工作中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杜布罗夫斯基说，这就是格雷伯一般喜欢的写作方式。他在浴缸里或躺在地板上写作；那样的话，就不觉得是在工作。
他和温格罗在某种意义上是认真的。他们决心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摘录，以建立学术上的可信度。当他们第一次向《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投稿时，他们只收到了简短的评论，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够 “新”。格雷伯立即感到不安，他确信匿名审稿人 “有什么企图”。温格罗设法让他冷静下来，同时代表他们作出答复。温格罗礼貌地要求审稿人举出例子，说明以前哪里出现过类似他们的作品。该杂志无法提供任何例子。最终它接受了这篇论文。格雷伯感到很惊讶。“你是怎么做到的？” 温格罗记得他惊叹道：“这个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压力”。另一位朋友说，在Twitter上的激烈交流可能会引起他的激动，不过他不会回避。一个顽固的问题是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在德隆的博客上指责格雷伯在《债务》中有一些事实错误后，两人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
但很多经济学家认可《债务》这本书的理论；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将格雷伯视为一种影响。他的另一本畅销书《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为另一种普遍的社会疾病 — — 无意义的工作 — — 找到了语言和理论，并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读者群。格雷伯在耶鲁大学的学生查塔拉吉说，她作为印度阿育王大学的教授所教授的本科生现在都来找她讨论这本书了。格雷伯有了新的职业稳定性和新的听众，他意识到他的地位赋予他的权力。泰勒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掌握着非常实用的政治。在他看来，目标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有时你通过打开人们的想象力，改变他们的自我理解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有时你可以真正改变政策 — — 比如给人们一些医疗保健”。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成为了杰里米·科尔宾工党的支持者。“我不是一个倾向于政党的人”，格雷伯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之所以支持科尔宾，或者说为他感到高兴，是因为他愿意与社会运动合作”。
格雷伯通过人民议会与科尔宾的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 (John McDonnell) 建立了联系，人民议会是一项将普通英国人带入政府运作的努力。曾担任科尔宾通讯主管的詹姆斯·施耐德说，格雷伯是一个 “激发了对政治可能性的想象力” 的人，为超出该党所能采取的立场的新想法打开了空间。他也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强有力的盟友。当工党面临反犹主义的抹黑时，格雷伯录制了一段视频为科尔宾辩护。
在伦敦书评书店的一次谈话中，格雷伯将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描述为一种 “政治幸福” — — 意识到你不必再继续思考你以前所想的事情的乐趣。泰勒说：“我绝对相信，对他来说，如此深刻地投入到行动主义中是一件大事”。同时，“他并不像是一个静止的支持者”，施耐德说，“他会挑战和推动”。
格雷伯推动的事业之一是罗贾瓦，以及正在叙利亚北部进行的库尔德人政治项目。被土耳其政府囚禁的库尔德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阅读了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默里·布克钦 (Murray Bookchin) 的作品后，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转变。奥贾兰曾经是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相当传统的领导人，而现在他正在敦促他的追随者们超越这种结构。罗贾瓦是库尔德语，意思是 “西部”，指的是叙利亚北部的一个自治区，在那里，库尔德人开始了地方民主政府和合作经济的试验，指导原则包括妇女平等和生态责任。
对格雷伯来说，库尔德人的计划（以及更广泛的世界的冷漠）让他想起了西班牙内战。他在《卫报》上写道：“他的父亲被感动地捍卫的革命带来了整个城市在直接的民主管理下，工业在工人的控制下，以及对妇女的根本性授权”。但法西斯分子已经粉碎了西班牙共和国，现在ISIS威胁着库尔德人。格雷伯写道：“我觉得我有责任，作为一个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人，我的政治在很多方面都是由西班牙革命决定的，我想说：我们不能让它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结束”。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对罗贾瓦随处可见的奥贾兰的画像感到有些不舒服，格雷伯告诉一位采访者说 — — 但一个被终身监禁的领导人是他可以容忍的情况。
库尔德活动家和人类学家埃利夫·萨里坎（Elif Sarican）说，格雷伯是访问罗贾瓦的 “第一批大人物之一”。她说：“他总是非常清楚捍卫这场革命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他会说，‘不是说它完美，他们自己也没有说它完美，但这是一个客观上关键的、历史性的革命形势的发生，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力量放在它后面’”。记者、默里的女儿黛比·布克钦记得，格雷伯讨论了2019年快速前往纽约的计划：他和杜布罗夫斯基要在市政厅举行婚礼，他希望布克钦参加。“我说，’太好了! 顺便说一句，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做一个关于罗贾瓦的小组讨论如何？’”。她笑着回忆到，“这种时候换任何人也许都会说，’你在开玩笑吗？我飞了四天了。我会有时差的。我就要结婚了。而现在你却要求我做什么演讲？’ 而大卫，没有一丝犹豫，立刻回答，‘当然，必须的’。当然，因为大卫会上节目，我们有很多人都来了”。
作为支持该地区的国际代表团的一员，格雷伯在拉卡的废墟中吃了沙拉三明治。他在访问一个训练基地时，与雅兹迪女战士一起抽起了烟（他每年只抽烟一次）。他有一种倾向，有时会让同行的人感到气愤，那就是不经意间走神。萨里坎回忆说，有一次他说去闲逛，结果被发现在一个小卖部为库尔德儿童购买糖果。在参观罗贾瓦的考古遗址时，格雷伯给温格罗发送了关于他们的书的兴致勃勃的短信 — — 在他们的项目进行了多年之后，两人仍然很开心地交流。“我们都觉得太压抑了，对于这个真正完成的想法”，温格罗说。然而，结论已经开始蔓延了。2020年8月，他们称这本书已经完成；并且他们决定在续集中继续。
伦敦的大流行病生活对格雷伯来说是一个挑战：他对隔离有生理上的反感。杜布罗夫斯基回忆说：“对大卫来说，遵守隔离的规则，不去咖啡馆，不与邻居见面，是非常艰难的。他讨厌戴口罩”。2020年初，他们都感到不适，但无法进行测试；出于对国家卫生系统的忠诚，他拒绝看私人医生，即使他的症状一直在拖延。夏天结束时，库布克正在完成一篇书评，她寄来了草稿，格雷伯马上回信说他已经读过了，他正在去威尼斯的火车上，而且他感觉很不舒服。
他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病人一样，希望这次旅行能改善他的健康。杜布罗夫斯基记得，他几个月来一直在忍受着 “奇怪的症状”：疼痛、疲惫、手指刺痛、嘴里有肥皂味。但后来，萨里坎指出：“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真正处于最佳状态”。她是在威尼斯见到杜布罗夫斯基和格雷伯的朋友之一，第二天一群人去了海滩。格雷伯很想游泳。萨里坎回忆说：“我们只是傻傻地在海浪中跳跃。格雷伯说那里很像法尔岛，尽管法尔岛的浪更大，他认为，“格雷伯只是不停地谈论他的童年，那天他说了很多关于他的童年的事。”
在散步和吃了一些冰淇淋之后，格雷伯退到了一家咖啡馆。当萨里坎游完最后一次泳回来时，“他看起来非常不舒服” — — 大汗淋漓，痛苦不堪。她以为他是对吃的东西有不良反应，但救护人员赶到时，似乎状况更差了。去医院时，杜布罗夫斯基坐着出租车跟在救护车后面；COVID规定是有效的。她在 Ospedale SS Giovanni E Paolo 的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等了几个小时，等待消息。她打电话给她的成年女儿，她会说一点意大利语，以尽力翻译医生告知的内容。扫描发现了内出血，医生正准备对格雷伯进行手术时，他的心脏骤停。“当时他还在和我开玩笑”，杜布罗夫斯基记得，“他说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他会好起来的 — — 然后医生突然说他死了”。尸检发现，他的死因是胰腺炎坏死引起的内出血。后来，治疗他的急诊室医生告诉杜布罗夫斯基，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一种病毒引发的，也许是COVID，但没有办法知道。
格雷伯一直在写的一篇关于COVID的短文，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其中他写道，这场大流行病是 “与人类生活的实际现实的对抗”。他写道：“我们是一群脆弱的人，互相照顾，那些从事这种照顾工作的人、维护我们生存的人，却被过度征税，报酬不足，每天都受到羞辱”。他写道：“当然，现在是停止将这种状态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不停止把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有益于他人、就越是不可能得到相匹配的报酬当作完全正常的事？或者坚持认为金融市场是指导长期投资的最佳方式，即使它们正在推动我们摧毁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
这与格雷伯多年来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但现在似乎有更多的人在说同样的话了。这就是格雷伯带来的影响。价值和脆弱性以及如何评估它们：熟悉的理解不再适用。形势需要人们打开眼界去尝试那些所谓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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