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者必究还是宽宏大量？- 闲聊从波普尔到失败的革命

“世界上没有、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人，是通过诉诸压迫他们的人的道德感而获得自由的” - 阿萨塔·沙库尔。送这句话给伦敦涂鸦的支持者。

近日的交流话题很多，从伦敦涂鸦、到加密后门、再到法西斯主义，它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支持宽容吗，还是应该支持严打？您可能对这个议题并不陌生，毕竟曾经很多社会问题都被指向了要求政府 “管管”。于是本文希望能从一个在中文内容里可能相对罕见的角度上探讨相关话题。

不再就单一热点故事进行讨论。

由于对话中一位读者提及了卡尔·波普尔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中提出的理论：宽容悖论。我们就以此为主题。

以下内容仅包含对要点的整理。

波普尔的 "宽容悖论" 指出，终极宽容包含自我否定。对极权主义替代方案的过度容忍会导致替代品撕裂原有的宽容秩序。

按照通俗的解释，波普尔的论点可以简化为：为了避免法西斯审查制度，有必要审查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所有那些作恶的专制政权。

当然，这里的论据将描述法西斯/专制政权对自由社会的攻击和成功的法西斯政变 —— 一种 "显而易见" 的思想的 "显而易见" 的证明。任何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都是以唯一可用之常识的形式来看待它的；但只有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体的思想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它才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思想受具体条件的制约，在历史背景下以及在其替代品的背景下被定义。

"宽容的悖论"是一个多层次的建构。它不仅作为一种逻辑论证得到支持，也作为一种借口，让某种欲望找到合理化的理由。因此，有必要分别研究其逻辑部分和社会部分。

一方面，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流派，它得到了政治人物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任何封闭部落在解释道德和神圣概念时所倾向的动力在思想上的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动力所趋向的状态被称为“霍屯督人伦理”，也就是双标 —— 所有属于我们部落的都是好的，所有属于敌对部落的都是坏的。这是一种与个人或社会形成的早期阶段相关联的方法：一种在社会关系中仍然支离破碎的、尚未从个人观念中的 "我"或 "我们"中抽象出来的道德。因此，对于成熟的现代日常道德观念来说，它看起来是有问题的（道德虽然因地而异，但总体而言都是一种普遍规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霍屯督人的道德伪装成普遍道德。

我们可以试着分解波普尔的论点以理解其结构。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什么是“内容”、什么是“结构”。社会关系的 “内容” 是解释、指代、填充的条件符号；结构是相互影响、支配或从属、欲望、情感的关系。纳粹党旗或红旗、关于传统或自由主义的作用的声明等等，这些都是 “内容”；通过对社区网络进行分析可以检测到的参数，是为 “结构”。

在此基础之上，在 “结构” 层面，你就会看到一个具有某种规范行为的永久性结构，以及一套维持规范并惩罚违反规范行为的监管手段。其 “内容” 可以是所谓的 "传统价值观"，也可以是  "LGBTQ自由"，但每次重复同一个结构都会看到类似的结果。

模式是这样的 —— 某种规范允许一种事物而排斥另一种事物，这种规范受到某些群体利益的影响；为了维持这种规范，惩罚偏离规范的人被认为是必要的；而当背景发生变化，惩罚不再奏效时，就会过渡到另一种新的规范。这里重要的是，“内容” 的改变对 “结构” 并无任何意义；从 “结构” 的意义上讲上述两者是一样的东西。

换句话说，如果您的斗争是在维护而非摧毁一个 “结构”，那么它就不是革命斗争。它只是规范的改变、“内容” 的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特权的改变、一种排他性价值对另一种排他性价值的改变。

结构与内容的不分，导致 “结构” 在 “内容” 的外部效应的掩盖下毫发无伤；反法西斯斗争最终成为新的结构性法西斯主义的议程；就如您记忆中的 “革命的失败”，事实上那只是 没能革命 的结果。

对内容而非结构的本质意义的信念，导致信任/甚至信仰群体的本质正确性，而非语境/背景正确性。这并不是、绝不是反抗斗争的必然结果，但这是一种风险，由于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它，于是没有记录。

规范的意义其实在于“结构”，而不在于“内容”。我们可以说，是的，我们有特殊的自由准则，我们赞成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因此，我们需要对那些干扰这一秩序的人施加限制。但要知道，正是这些限制界定了规范。无论我们用什么理由来施加这些限制，以及这些限制是否公平。限制的比例和性质才是新规范的真正“内容”。随着限制措施从 "非政治"的直接暴力转向到更广泛的间接调监管方法，你将看到旧的规范结构得以恢复，尽管其 “内容” 仍然是新的。特权群体会改变，能说和不能说的内容会改变，然而，实际的权力关系并不会改变。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审查制度的论点在结构上被简化为维持永恒的常态化规范的论点：“为了维持任何规范，其违反行为必须以与以往相同的方式受到惩罚”。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里可以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对于任何真正的民主变革来说，改变的都不是 “内容”，而是常态化的 “结构”。通常情况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变得更加自由，而只是略有改变，因此这种转变也许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如您所知，拥有民主言论的苏联之所以没有成为自由的堡垒，是因为它收紧了常态，而不是放松。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 “非常态” 人群态度的软化使得这些国家更接近自由社会。对法西斯分子也是如此。苏联把西方说成是 “法西斯”（就像现代俄罗斯联邦把乌克兰说成是法西斯一样），因为，确确实实，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法西斯分子的亚文化；但实际上，这恰恰是更大自由的标志，而苏联本身却变成了完全的法西斯，本质性的法西斯，以至于在表面上是找不到这种怪胎的。

第二种反对意见：从长远来看，法西斯主义转向的风险不是由常态化中的弱点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政权的隐蔽镇压造成的。政变的能量总是由群众的挫败感能量所支持；挫败感越强，"自由世界" 在结构上越接近 "法西斯主义"，并与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警告这个后全球化世界的风险。"法西斯主义"越获得支持、"自由世界" 失去稳定的风险就越大。在法西斯主义中，群众不断地寻求解放。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从路易·拿破仑到列宁或皮诺切特或毛泽东，都曾呼吁群众反对压迫性的 “资产阶级” 或 “权贵” 中产阶级，结果只是建立了更糟糕的政权。平等主义的红旗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自由的渴求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堪忍受助长了它的气焰；今天，我们把它当作邪恶的象征，是因为国家利用了这面旗帜，汲取了这种能量，并反过来给它喂以毒药，通过偷换 “内容”，在 “结构” 上取代了解放。不知有多少人记得，早期法西斯主义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事实上，不幸的是，那些萎缩在墙角的保守派的声称中包含着真相，他们说：他们在反对者身上正确地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常态化制度的结构复制，只是 ‘内容’ 不同。

第三个论点同时也是对波普尔悖论的热爱宣言。事实上，为了使一个体系保持在一定的状态内，有必要在这些状态的边界引入矫正性影响。法西斯主义（结构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确实需要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普尔悖论的支持者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们并不总是知道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一悖论。如果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结构‘，那么，在常态的边界上采取纠正行动的任务·就·不·是重复一直存在的常态关系，而是通过寻找新的可行形式从 “结构” 上对其进行修改。也许人们之前遵循的模式根本就没有在这里起作用，而关于复杂性的新想法将颠覆我们之前关于常态化机制及其破坏的想法。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允许人们做比以往任何时候允许的更多的事情是可能的，而且如果这个过程组织得当，新的规范性 —— 即系统允许人们做几乎任何事情的能力 —— 将比以往的规范性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不会自发地恢复到只允许少数人做少数事情的 "法西斯" 规范性状态。

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开辟了新的视角，也提出了新的问题。"简单地禁止" 所有不同意新规范的人已不再是一种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探讨如何让规范成为一种元规范，它可以稳定地纳入以前否定它的制度的不稳定片段；它通过禁止其爆炸性特征来允许任何规范；它只对其施加 "非政治" 和 "非文化" 的限制，以阻止暴力扩张或改变承诺暴力的扩张。例如，预防变得比行动干预更为重要，马克思主义中的冲突 "奥伏赫变"（弃扬/Aufhebung）使社会两极分化和军事对抗的过程降低成本和部分取消成为可能。为了稳定而允许，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禁止。"给自由的敌人以自由！"。"资本主义"的确包含这种值得学习的特征 —— 这里所指的绝对不是资本主义那种让一部分人失去影响力从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的 ‘结构‘，而是与之相伴的分散且灵活的包容和常态化体系。

最后澄清一下：

1、从历史上看，"宽容的悖论" 是战后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灵活而分散，在东方则略显集中和极权，它执行着意识形态一贯执行的任务：掩盖权力的行使。无政府主义者所熟知的反法西斯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街头帮派背景下的亚文化折射。显然，当局并不总是支持这种借用。

2、事实上，传统上对暴力的 “非政治” 限制仍然是政治的，因为它总是一种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限制。系统的结构在这里也很重要。不同类型的暴力遏制结构是不同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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