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我的血汗钱”：全球资本主义的算法暴政在中国

科技巨头的权力不受制约，将速度和效率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关于算法暴政，我们的 列表-1中有一个同名板块，您可以看到，如今所有人都 “困在系统里”。今年中国工人抵抗算法暴政的热潮恰好与全球同步。

1月，中国送餐平台 “饿了么” 的一名工人在东部城市泰州，给自己浇上汽油试图自焚，以抗议被扣留的收入。

在他试图换到另一个平台后，公司曾拒绝给他700美元（5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工资。这名男子浑身灰烬、三度烧伤，被拍到大喊 “我要我的血汗钱”，旁观者试图扑灭火焰。

此后，针对中国送餐应用的抗议活动更多了：据报道，3月，饿了么的竞争对手美团的数十名司机走上深圳街头，抗议一项威胁要降低他们工资的新政策。

自疫情爆发以来，送餐员的困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在这里看到《快递小哥的反抗：收集自己的数据检查算法暴政的剥削》。

在全球范围内，食品配送行业飞速膨胀；在中国，仅美团就在2020年1月至3月期间招募了45.8万名新司机。这种史无前例的扩张对企业来说是个福音，但是，也让配送员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在中国，这引发了该国基于应用的快递行业的广泛反弹。去年秋天，人物杂志发表的一项病毒式传播的调查揭露了其内部运作的令人震惊的细节：算法如何设定不切实际的期望，司机如何轻易被解雇，以及伤亡和血腥的频率。

为了回应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愤怒，美团和饿了么宣布了新的政策 — — 他们会给司机多5到10分钟的时间来送货。但他们并没有解决促成这种剥削的深层次的和结构性的问题，即：最大限度地提高竞争的有毒工作文化，以及使用越来越复杂的算法来跟踪、监控和管治员工的生活。

在中国，只有1％的送货员每月收入1,532美元，而超过一半的人月收入低于766美元。

在中国价值970亿美元的食品配送行业中，低层工人特别容易受到残酷的工作条件和剥削性管理做法的影响，原因有几个。

首先，整个行业被锁定在两个平台之间的竞争中。由科技巨头腾讯支持的美团控制了67%的市场份额；竞争对手阿里巴巴旗下的饿了么占据了31%的份额。在吞并了所有其他竞争对手（包括百度的配送服务）后，两家公司现在通过提供大幅折扣和削减成本来争夺客户。这有时会演变成公开的对立。

饿了么的司机被教导高喊口号 “干掉美团，饿了么跟你拼了”。李开复在他的《AI超级大国》一书中写道，美团早期以培养 “角斗士式创业” 的策略而闻名，这种策略包括挖墙脚和发起抹黑运动，并部署了 “让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都脸红的战术”。

割裂式的竞争不仅植根于两家公司的文化中，而且还嵌入到每个平台的算法中。

美团的 “超级大脑” 和饿了么的 “方舟” 系统都是由收集到的关于个人用户、司机、及其送货的大量数据供给驱动的。牛津人类未来研究所的AI研究员 Jeffrey Ding 解释说，“收集的数据越多，算法[变得]越高效、越精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系统在分配任务、分配路线和优化交付方面变得更好。反过来，这又鼓励顾客点更多的外卖，促使工人的动作再快一点，并为平台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循环加速。在2016年，最长送达时间上限为1小时；到2018年，这一时间被缩减到38分钟。

为了进一步加快配送速度，平台还制定了游戏化的评价流程，用积分制奖励 “有效” 的员工，惩罚 “低效” 的员工。美团司机也被从 “普通” 到 “王者” 级别进行排名。司机如果没有达到配额，没有按时送货，或者得到差评，就会被罚款、扣分，并经常被迫赔偿公司。为了跟上不断缩小的送货窗口，司机经常超速、闯红灯、逆行。这一点，不出所料，是付出了人力成本的。2017年上半年，上海每两天半就有一名快递司机死亡；2018年，成都平均每一天就有一名快递员受伤或死亡。

中国工人以 “竞争” 和 “向上流动” 为卖点。“在中国，送货工作并不被宣传为你做几个小时的副业”，丁解释说，“而是作为一种赚取大量金钱和快速致富的方式来宣传。” 换句话说，努力拼搏，也许你会上升到 “王者” 的高度。但如果懈怠了，你就会被拉平，跌入低谷。

月薪1532.00美元(1万元)的梦想是一个强大的梦想，企业正是用它来吸引看似无穷无尽的潜在工人。这也是吸引阿飞的原因，他离开肯德基加入美团，成为一名送餐司机。阿飞告诉《人物》杂志，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达到了这个目标 — — 一边每天工作9小时，一边接受别人不愿意干的长途送货工作。但最终，他无法保持这样的速度，收入也随之下降，有时一个月的收入最低也不到1072美元（70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这个预期首先是不现实的：只有1%的配送员月薪为1532美元，而超过一半的配送员月薪还不到766美元（5000元人民币）。

中国的送餐行业是由600万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所推动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从农村搬到中国快节奏的城市，希望为自己打造更好的生活。由于大多数快递员都是以兼职或全职独立承包商的身份受雇，他们没有获得保险或工伤赔偿。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议价能力，因为在中国，独立工会是被禁止的。工人们最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有同情心的雇主。否则，他们可以发动非法罢工，组织非正式的互助网络来相互支持，并分享有关新的奖金政策和廉价自行车租赁的信息。

当然，罢工并非必需有工会，但有工会会更好。如果您错过了《工运新时代：在供应链中团结起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送餐平台剥削工人的因素绝非中国独有。

即使在工会仍然合法可行的地方，强大的科技巨头公司也在深入剥夺工人的代理权。例如，在美国，亚马逊使用监视和人工智能系统来评估和监控工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公司用来让工人更高效地打包的算法，被不无讽刺地称为 “黑客帝国”。

在这里看到《你的老板怎么比网警还厉害？》

亚马逊投资了技术来追踪和压制公司的劳工组织工作，甚至还发布了情报分析师的招聘信息，以监控 “劳工组织威胁”。

美国的劳工运动历史《一路的腥风血雨：劳工运动不为人知的故事》

4月早些时候，亚马逊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仓库的员工投票反对该设施的员工组织工会。这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公平的投票吗？最终，约有一半符合条件的仓库工人投了弃权票。就像美团的司机由所谓的 “超级大脑” 管理、饿了么的由其 “方舟” 治理一样，亚马逊的工人在公司的严密监视下，还能对自己的决定有充分的代理权吗？

今天，在算法劳动体系下受害最深的人是最边缘化的人：在中国，这意味着农村移民、体力劳动者、和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青年男女。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长久，因为白领工人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同样的算法暴政的影响。

许多公司依靠配备所谓的 “智能经理” 的办公自动化软件来考勤、分配任务，声称 “提高员工效率”。阿里巴巴的职场应用DingTalk已经在中国各地的公司中无处不在，它配备了地理追踪技术来监控员工的行踪。

今年1月，杭州一家公司被曝出使用装有传感器的坐垫来监测员工的心率和姿势，确保他们没有偷懒。

“我感觉自己就像裸体一样”，一位发现自己被智能坐垫监控的员工说。这种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减弱。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数字化管理工具市场从1,072,041,166美元（7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超过1,684,636,118美元（11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明年将超过3,062,974,761美元（200亿元人民币）。

随着管理快递员生活的各类自动化系统开始悄悄进入其他行业，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种趋势是结构性的，是由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独有的因素促成的，即：科技巨头的权力不受制约，将速度和效率置于人的生命之上的有毒工作文化。

如果不进行系统性改革，科技公司对员工的剥削最终将剥夺他们最好的品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品质正是对任何公司的成功都至关重要的技能：创造力、协作能力以及信任和同理心的能力。⚪️

‘I want my blood-and-sweat money’: How China’s food delivery apps exploit 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