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躺平：一位工人讲述在工作场所成功的直接行动

如果我们独自承受，所有人都会持续恐惧。但如果我们能站在一起，就只剩老板一个人恐惧了

【按】本文并非否认总罢工的能力。近年来对总罢工的呼吁是国际劳工运动组织的坚定信念，同期出现了相当多的论述；比如我们推荐过的《在私人政府的靴子之下》、《用后即弃的人》、《一路的腥风血雨：劳工运动不为人知的故事》等等。

总罢工的目标始终是值得称赞的，它是一种阶级权力的运用，它会产生更好的合同，甚至可能推动变革以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更不用说增加工人阶级的信心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下非常有必要找回广泛的工人阶级团结的传统。

但是，如果认为总罢工本身就是恢复工人战斗力的关键，这样的论述是值得怀疑的。

在今天要求恢复劳工战斗力的呼声中，几乎没有人谈论夺回对车间的控制权，以及戴维斯、威尔、格拉伯曼以及其他著名劳工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日常斗争*。是的，现在重新强调了工会动员，希望对 “普通人” 进行问题教育，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谈判中来，并稳步建立罢工能力；偶尔，工会赞成当场解决一些不满。但是，通过持续的基础性干扰或 “破坏” 来夺回工作控制权的问题，却被认为已经结束了。这是绝对错误的。

同时，由于雇主试图从各级工人身上榨取最后一滴血，类似996的加速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车间权力的丧失催生了整体权力的丧失。不断上升的生产力标准与工资增长脱钩，而工人原本应该有权力阻止这种脱钩。

在泰勒主义推进期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通过 “破坏” 来组织非技术工人的方法是有逻辑的。正如 IWW律师奥斯汀·刘易斯所说的那样：

在生产成本被精确计算的地方，在延迟或中断或机器的相互依赖的部分不协调的地方，不仅意味着立竿见影的金钱损失，而且倾向于企业本身的毁灭，如果能够不断重复，就可以将资本主义财产的安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赚取越来越多地放在工人阶级的手中。

根据这种理解，与雇主争夺权力的工具可以说不是总罢工。就如另一位 IWW发言人在1913年写道的，“雇主可以更好地承受持续6个月的一次性罢工，而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6次罢工”。

但必需承认，总罢工需要回来。然而对总罢工的孤注一掷是对其他地形战术的放弃，而这一地形对于发展和维持工人的好战性可以说更为关键。

失去有效的大规模总罢工的前奏是劳工运动进入了一个框架，用对车间的领导权和斗争来换取有序的集体谈判，直到总罢工成为唯一剩下的战术（实际上是总罢工的阉割版）。

在每一个步骤中，这种退却都与本应有的工运方向背道而驰了，并且遭到了工会会员的反对。今天，人们呼吁通过大胆和有灵感的领导来重振工会的战斗力，这通常是把在会场上解决问题的传统放在了一边。

恢复战斗力不仅仅是让别人来领导现有的申诉和谈判程序、以及动员起来的队伍为全面罢工做准备的问题；它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和不守规矩的工作团体将工作政治化并在工作中进行反击的问题，建立向管理层发号施令的力量 —— 工人再次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使这种控制权。除非这一传统也得到恢复，否则总罢工就不会有效地恢复。

如果工人活动家能够将注意力从对总罢工的期待中转移出来，放在重建战斗力的直接行动方面，也许不仅总罢工更加可期，而且可以摆脱当前工会中短视的不平等交易。（更多相关原理见《要运动，不诉求》）

本文是一位美国工人讲述的他在工作中采取直接行动的经验案例。我们在其中加了一些【注】。

玛丽安·加诺 (Marianne Garneau) 的观点对于像我这样的左翼建筑工人来说非常贴切（我在纽约州立大都会运输署MTA工作）。我经常发现自己对某些活动家提出的全面的总罢工宣言感到畏惧。我通常会问自己：“这个人到底在和谁说话？” 然而，我确实认识一些工人，他们希望在他们目前的工作中获得更好的条件。

我所有的朋友恰好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是我获得大部分当地劳工新闻的方式，因为在大型罢工之外，较小的劳工反抗行动通常都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正如加诺所指出的，现在劳工内部几乎没有发生任何车间反抗行动 — — 当然不像劳工运动的全盛时期那样；尽管一些人不得不采取罢工以外的直接行动，因为他们的罢工权早已被抢走了，还包括他们的一揽子反抗战术。

纽约市MTA（ATU 100）的工人借助合同中严格的安全政策来减缓公共交通服务。MTA工人的减速行动包括公交司机在预定驶出车厂前发现他们的公交车出现故障，然后必须由车厂的机械师立即修复。同样，纽约市的环卫工人也正在利用他们的减速战术，即 在一个班次中呆满8小时而不完成当天的所有任务 —— 这就给下一个班次留下了额外的工作，造成了完成任务后的连锁反应 —— 以反击强行的黑匣子监控。这些黑匣子将挖掘关于环卫工人工作习惯的数据，工人们担心城市管理部门会利用这些数据来改变他们熟悉的工作。您肯定已经听说过数据挖掘是如何影响亚马逊工人的工作条件的，纽约市环卫局当然不希望他们的成员为了 “更有效地工作” 而在瓶子里撒尿。

【注：类似于中国工人采用的被称为 “浑水摸鱼” 的消极怠工战术。但不同的是，纽约工人的减速战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

当我问一名环卫工人放慢速度的战术效果如何时，他回答说：“Teamsters Local 831 简直常胜将军”。然后他立即解释说，为了赢得想要争取的东西，他们通常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不过，在谈到用直接行动争取权利时，他的热情是无可挑剔的。

【注：Teamsters Local 831是编制环卫协会。】

餐饮业的直接行动

没有什么比和你的一些同事联合起来一起违抗管理层的命令更刺激、更令人振奋的事了，联合起来让你们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力量。我就是为这种反抗而生的。

在我从事建筑业之前，我在食品行业工作 —— 那同样是一个充斥着不平等的行业。有的时候，我和其他工人一起，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以便在工作中保持理智。

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复活节。

任何在餐馆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节假日是最繁忙、最混乱、也是老板认为最赚钱的工作日。作为工人，我们有一个前排座位，眼看着无数家庭坐在一起享受他们的假期，这提醒我们如何错失了我们自己的家庭欢聚。考虑到我们为服务他人而做出的牺牲，复活节的两班制本不应该成为我和厨房一线的同胞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免受不公正的工作条件的日子。

我工作的这家餐厅有1200个座位，也就是说，在12个小时内有1200人预订了座位在这里用餐。我被安排在那一天担任厨房管理员 — — 基本上，我是指挥厨房与服务员/传菜员协调工作的人。我警告老板、同时也是总经理，我们不能接受散客了，而且不管是谁来安排餐桌，都应该错开座位，以便让厨房有时间进行准备。

贪婪使这位老板的效率很高，他以极快的速度为人们安排座位，同时继续接受散客。我看到大量的订单已经开始淹没厨房工作人员；我们无法跟上。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我可以看到身体的疲惫和挫败感开始在我的团队中形成。我又出去和总经理谈了谈，但他基本上继续让我 “自力更生”。这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知道我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引起老板的注意。

我回到厨房，我的队员们已经开始对我发火了。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应该是在前台和后台之间维持秩序的人，而我却让员工们感到很失望。我无法继续承受这种压力和不断通过我们的POS打印机呼啸而来的订单票。

我受够了，我在厨房里大喊：“不要再下单了！” 我知道，任何一个服务员听到我停止了订单，就会去告诉老板。我向我的厨房大队解释说，老板可能随时会从我们厨房的旋转门里跑进来，但我并不在乎。

【注：这里的流程是，通过解释可能的 “危险” 让工友们意识到彼此间是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下自保和背叛已经不是可能的解决方案，而当所有工人联合起来时，老板将作为唯一的对手被孤立出去。】

这时，烤肉厨师很严肃地看着我说：现在我们都应该休息十五分钟。

我们都知道一起走出去会对餐厅造成什么影响；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将可以实现完全控制。在烤肉厨师的祝福下（他是厨房的OG），整个队伍走出后门坐下来，而订单则不断涌入，没人管它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走出后门时那种自由的感觉。

我们赢得了那个假期。我不是说我们阻止了在服务行业工作的所有不公正现象，但是我们为自己的福祉站了起来，这很重要！

老板确实冲进了那扇门，发现他的厨房是空的。此时此刻，厨房甚至不是他的，而是属于我们的。在我们解释了我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后，他深表歉意，并保证今天剩下的时间会变得更好。他甚至提出事后带我们大家去喝酒。

我们知道老板这样做只是出于对我们返回工作岗位的渴望，但这并不重要。在我们的行动之后，那一天过得很顺利，但我相信，比赢得更好的轮班经验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会忘记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一次。

【注：每一次小的直接行动都是凝聚力的促进剂。只有不断强化的凝聚力才能带来真正的总罢工。】

建筑行业的直接行动

我最近参与的一次工作场所行动发生在几个月前，在白原市的一个工作现场。GC（总承包商）和他的公司决定，他们将开始每周两次对我们这些工人进行COVID测试，因为吊车操作员没有来上班，后来才知道是由于COVID-19导致死亡。

我们对检测本身没有疑问，但问题是，GC开始要求我们提供保险卡。也就是说公司想把他们的财务责任转嫁给工人，并解释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会得到报销，巴拉巴拉。

我们6个人（IUEC国际电梯建造者联盟的人）进行了讨论，IBEW（电工）和管道工也挤在一起。很自然地，我们走过去，开始和他们讨论我们的选择：我们是让步还是直接走掉？IBEW决定停工，显然我们也同意。我们直接走到GC办公室，请他到外面来，让他滚蛋（电工们真的说了 “f*ck off”）。

由于IUEC和IBEW是如此强大的工会，同时也是半成品建筑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很容易就赢得了我们所争取的东西。

【注：这里讲述的是威胁性原理，即 您的行动计划能为对手造成的威胁程度，将决定对手是否可能让步。这一威胁性必需被对手明确感知为真实 —— 强化一种 “你需要我们”，而不是 “我们需要你” 的局面。这一原理可以非常巧妙地运用，见《威胁感可能比事物本身更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觉得自己有能力站在GC面前，因为人们担心失去养家糊口的能力。一方面，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有能力对抗那些对工人的人性不屑一顾的开发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糟糕的是，因为和我们在同一个工地的其他行业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无法为自己说话。

我是否可以和那些感到害怕的工人中的一些人谈谈，以改变他们的集体观点？这个问题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GC要求我们不要告诉其他行业他们屈服于我们的要求了，但显然我们告诉了所有询问这件事的人，我们不会提供开发商应该支付的东西。

【注：老板会通过只为站出来反抗的人提供妥协、并保密这种妥协，来缩小可能的反抗者规模；甚至，他们会试图收买反抗行动的组织者，以分化反抗队伍，见《如何抵制当权者通过招安分化公民反抗运动：柔性镇压的两种手段》。能抵御这种维稳手段的方法就是，在恰当的时候将此事告知给必要的人。】

工人赋权的集体记忆

这种流经我们血管的力量不断地为下一次的直接行动赋予我们权力。如果你像我一样，已经开始寻找需要纠正的错误，你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了，并带动所有你身边的人也这样做。

除了看到自己的双手所创造的东西之外，对我来说，在工地上没有什么比行使我所拥有的一点权力更有意义的事了。我们所处的独裁经济体系吸走了工人阶级的权力，因此当我们获得一些权力时，即使是短暂的，也很令人难忘。

我相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教育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不存在。对工人赋权和采取直接反击雇主阶级的行动的集体记忆可以像野火一样传播。当我了解到工人过去和现在反对雇主的行动时，我意识到我也可以采取行动。毕竟，我认同世界各地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肯定存在着认同危机。

【注：分化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常用维稳战术，如将996限制在IT工人范围内、将一个领域的工人分化为年轻人和老帮菜，令人们彼此竞争，看不到大家正在遭受的是同一种压迫，从而失去联合能力。当竞争而不是团结变成您的工作场所文化的一部分时，应该提醒您的高度警惕。】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是首席执行官和富有阶层的所谓 “创新者” 的历史，而没有人愿意讲述工人的故事，这些首席执行官是踩在工人们的背上才走到今天的。有太多的工人抱着阶级攀升的梦想，却不知道这将意味着踩在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过度劳累的身体上。

【注：虚假的 “阶级攀升” 神话是雇主的挚爱，您也一定读过那些所谓的 “励志书”，他们通过对每个人植入这种 “努力工作就能成功” 的幻想来分化人们。反抗运动的组织者应及时识别到并打破这种幻想。】

采取反抗行动就可以消除这种幻想，并且在采取行动的同时也了解到其他正在发生的行动，可以使我们的阶级意识整体上得到提升。

我最近读到了芝加哥的伍尔沃斯妇女静坐，以及她们如何将乐趣与她们的集体力量相结合的故事。在《三次罢工》一书中，丹娜·弗兰克详细介绍了这些女性罢工者如何组成一个 “娱乐委员会” 进行各种 “即兴表演”，甚至安排音乐家工会每晚进行表演，使罢工者在为工人权利而战的压力锅般的氛围中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

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有力量的了：在对自己的命运施加控制的同时获得乐趣。我对老板说 “不” 时感觉非常兴奋，每次我这样做，我的皮肤就会变厚一分 —— 类似于我手上的老茧，提醒我自己我是哪个阶层的人。⚪️

“I LIVE FOR THAT SHIT”: A WORKER RECALLS SUCCESSFUL DIRECT ACTION IN THE WORK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