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物料总站 - 书籍库《教师节2025》
什么现在的学生如此顺从？
你为何而读书？
如果高校变得循规蹈矩，这个社会将会如何？
……
如果现代教育学是为了给更加合理和公正的社会以新的定位；如果现代教育学是我们希望向新一代人讲授造成和延续社会不平衡原因的途径； 如果现代教育学意味着我们急于让人类摆脱一切宗教虚构、摆脱一切屈从于“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观念，从而为人类的幸福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一使命托付给国家或其他官方机构，因为它们必然会维护现有的特权，支持那些使人剥削人的法律，而人剥削人是最恶劣弊端的根源。
— — 威廉·戈德温
教师节快乐。我们推荐一本书，来谈谈教育。
没有反抗，人类将停滞不前，不公正将无法修正。因此，拒绝服从权威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只要其不服从的动机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
本文节选自乔姆斯基1972年出版的书，“For Reasons of State” 。本节选首发于 The Great Ideas Today 1969。当时正值六八学运后，美国民权运动的顶峰时期。这一背景可能有助于您理解文中一些细节上的描述，但本文中的主要分析和论述对今天的高校来说依然适用。
尤其是对于去年的美国学运来说。
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萎靡的中国高校来说。
2024年5月9日帖 ——
转评论 — — 回复《学运技巧》
美国人类学家南希里斯在其著作“毛子曰”（Russian Talk）中描述过这样一个主题，她称之为“连祷”，其实就是中文说的叽歪 — — “我最惨”。
南希里斯的描述是这样的：「“连祷”的主要目的是在苦难中获得“支持”，让别人认识到你是最不幸的那个人。因此，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要采取任何行动来结束不公正的根源（并没有根除迫害和压迫的打算）」……
这是中俄社会一个突出的共同点。不夸张的说接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流亡者和 “体制外嘴炮异议”们一直都在展示同样的陈词滥调，而不是行动 — — 发各种牢骚，吐槽，嘴炮，暴政就在这一大片叽歪中被保存下来了，甚至逐渐壮大，习以为常。而叽歪者们确立了一代又一代的 “道德权威”，逐渐的，被视为他们的 “斗争” 仅存的目标。
里斯写道：
「连祷意味着，除其他事项外，发言者或他所代表的群体，在道德上“优于”其他人，而这种隐含的优越性是由其所遭受的苦难或压迫的强度所决定的。因此，在祷文中，人们总能感觉到说话者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 “我最惨”，从而宣扬一种特殊的美德— — 在权力被认为是不道德或不仁慈的情况下不行使权力的 “美德”。」
在连祷中，苦难和损失的经历成为了道德评判和确定个人或群体权利的标准。 “有限善良” 的底层逻辑在这里适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说话者总是会有一种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的倾向：生活中有太多的苦难，“但补偿是有限的，肯定不足以让每个人都得到补偿” ……
通过不断断言说话者（以及说话者们作为 “典型代表”的群体）的绝对无能为力，南希里斯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普遍信念，即：试图思考或想象任何解决当今问题的办法，无论多么私人和小规模，都是徒劳的和无用的。这是我不喜欢这本书的地方。它的视野被限定住了。叽歪的确普遍和典型，但绝非一切。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曾经为类似这样的场面感觉困惑 — — 就是我听到一群人兴高采烈地谈论 “核平吧”、“毁灭吧”、“人类清除游戏万岁”、“拜占庭才是未来” 的时候。我也曾严肃地提问：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但没有人回答我。当时我并不理解这种气氛的仪式性。
但这种仪式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 — 读学运战术有感。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中俄这类国家没能如欧洲国家那样可以迅速对美国学运产生联合行动的欲求(就如曾经对诸多迅速形成跨国联合的占领运动、反警察暴力运动等等，一样，虽然显然相比下俄罗斯人 比中国人做得好得多 )。
“核平”的高潮体质消灭了所有直接行动 。
重申：在北京政权作为当今全球新殖民主义领头羊的时代，中国异议人士不论以何种理由错过这场学运浪潮，都是应该感到羞愧的。相比下维稳当局则深知学运潮的“危险”/即其价值，他们已经提早准备好了“新五反 ”。
150年前，伟大的自由主义改革家和人文主义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其著作中将大学定义为 “无非是那些被外在闲暇或内部压力驱使着进行学习和研究的精神生活”。一个自由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 “内在压力” 的驱使。他所生活的社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为他提供 “外部闲暇” 和制度形式使他能够实现人的这种需求，即发现和创造、探索和评价、理解、完善和施展才华、思考、为当代文化做出个人贡献、分析和批判，以及改造这种文化及其所植根的社会结构。
洪堡认为，即使大学没有正式存在，“人们也会私下思考和收集，也会和同龄人在一起，还可能会找到自己的弟子圈子。如果国家希望为这种不确定的、相当偶然的人类活动提供一种制度形式，它就必须忠实于这样的图景。”
现有的制度形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的这些需求，是衡量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准 —— 为实现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秩序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的要素之一就是努力消除阻碍个人的自我实现和集体行动的特定形式的障碍，无论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障碍。而大学应该使这些成为可能。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最大功绩在于，它打破了知识界对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自满情绪。
对大学改革的重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运动的结果。人们将大量精力放在了 “重组大学” 的问题上：使大学民主化，重新分配大学中的 “权力”，减少对学生自由的限制以及大学对外部机构的依赖。我猜想，在这些方面几乎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实质性成果。对大学结构进行形式上的改革，对学生的生活和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影响甚微。如果改革不能触及大学的核心，即课程内容、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研究的性质，以及在某些领域与理论相关的实践，那么改革仍将是肤浅的。但这些问题是否会受到目前许多校园正在积极讨论的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影响，还值得怀疑。
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抽象地讨论 "大学的功能" 是毫无意义的，以这种方式研究任何其他社会机构都是白费力气。在不同的社会中，大学的功能和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完全不同。
对于像我这样的，认为如果文明要进步（甚至仅仅是保住其可延续性）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发生巨变的人来说，大学改不改革似乎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除非改革真的能有助于社会变革。除这个问题之外，大学的任何"改进"无疑都可以在现有体制形式的框架内进行，于是即便大刀阔斧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要确定某一特定机构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内部改革加以克服，以及这些缺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特征或相对独立于社会形式的个人心理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考虑一下大学乃至整个学校系统培养的竞争力/竞争意识。你很难说服自己这是在为教育服务。这也肯定并无法帮助学生为成为学者或科学家的生活做好准备 —— 如果要求在职科学家对自己的工作保密，不让同事知道他/她的成就，不让同事在他们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中得到他/她的发现的帮助，那绝对是荒谬的；然而，在课堂上却经常让学生们这样去做。
在以后的生活中，分享发现和互助的集体努力当作为一种理念（更好的是作为常规），若非如此，就理应将其解释为无法超越个人膨胀的人格缺陷，在这种程度上，他们是不称职的学者和教师。
不幸的是，即使是在研究生教育的最高层次，大学的规章制度也不鼓励学生像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必然选择的那样去做事：在个人情况下，在TA自身兴趣所引导的地方做事；在集体情况下，在TA可以向周边同学学习并给予帮助的地方做事。
课程项目和考试是个人的，但也是竞争性的。博士论文不仅要求纯粹的个人贡献；除了这一值得商榷的要求之外，要求在固定的时间跨度内完成一篇作品，也是一种内在的偏向于低价值的要求。学生不得不为自己设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只能主动去避免可能挑战传统学术框架的冒险性、时效性的调查、失败风险也相对很高的那种选题。在这方面，大学的制度形式鼓励平庸。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常常致力于对其已有的成果进行琐碎修改的原因之一。早期工作中强加给他的思维模式，以及过于僵化的制度形式所滋生的观念匮乏，可能会限制他的想象力，扭曲他的视野。
的确有许多人摆脱了这些限制，这要归功于人类有能力抵制那些限制生活和思想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压力。正如许多评论家曾经雄辩地证明的那样，即使在研究生教育的最高阶段也是如此，而在早期阶段则更为显著。
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不出在多大程度上是大学的错，在多大程度上是大学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被赋予的固有角色，在这个社会中 — — 追求自身利益被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一些使教育体验变得贫乏、扭曲师生自然关系的压力显然源于强加于学校的要求。例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定义的社会学问题：“高等教育肩负着成为社会中重要地位和特权的守门人的重任（也许是唯一守门人）；…… 这意味着教育系统不再是以教学为目的的，而是以评判为目的”。结果是 “依靠大学来预选中上层阶级，显然会淘汰大多数出生于下层家庭的年轻人，只因他们对学业成功抱有 ‘错误的态度’。” 最终，大学成为了确保社会特权永久化的工具。
顺便说，这同样适用于以后的生活。为了实现洪堡式的理想，大学应该向任何人开放，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只要一个人愿意利用这种机构形式来提高自己的 “精神生活”。的确有一些项目将企业高管或工业工程师带到大学接受专业培训，或仅仅是为了拓宽他们的文化背景，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项目是给鞋匠或产业工人提供机会的，而原则上，他们本该可以从这些机会中获益良多。不过把这些不公平现象仅仅说成是大学的缺陷仍然是一种误导。
一般来说，要求大学既从事教育和研究，又从事认证工作，即使还保有教育功能也已经微乎其微了。这些要求都干扰了大学的正常职能。这是一个社会强加的要求，这个社会在许多方面确保了维护某些形式的特权和精英主义。
或者考虑一下人们经常提出的要求，即认为大学应服务于外部社会的需求、其活动应与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相关”。笼统地说这一要求能算合理。然而，将其转化为实践时，这通常意味着大学要为那些有能力表达其需求而且还能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努力提供补贴的现有社会机构提供服务。进而大学社区的成员就不难自欺欺人地认为，当他们只是对其他地方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在保持一种 “中立的、无关价值” 的立场。
而事实上，这相当于是做出了一项政治决定，即：认可整个社会现有的权力、权威和特权分配，并承诺加强这种分配。
帝国政府和大公司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并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工作提供补贴。危地马拉的农民或哈莱姆区的失业者显然就没有能力这样做了。
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鼓励大学的发展，使其摆脱 “相关性” 这类不那么微妙的强制要求。
大学只有克服不假思索地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和现有权力与特权模式的诱惑，才能为自由社会做出贡献。
在与社会的关系中，一所自由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具有 “颠覆性”。
我们理应认为，任何领域的创造性工作都会挑战流行的正统观念。一个物理学家如果只是重复昨天的实验，一个工程师如果只是改进现有的设备，一个艺术家如果只是局限于已经深入探索过的风格和技巧，那么此人理所当然会被认为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在科学、技术、学术或艺术领域，令人兴奋的工作将探索理解的前沿，并尝试创造传统假设的替代方案。如果在某些探索领域不再如此，那么这个领域就会被那些追求智力冒险的人所抛弃。
这些观点都是陈词滥调，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除非在关于人类和社会的研究中。社会批评家试图描绘一个更公正、更人性化的社会秩序的愿景，并关注这个愿景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更常见的是鸿沟），就像他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生物，必须 “克服异化”，变得 “负责任”、变得“现实”和 “务实”。要解读这些表述：他必须停止质疑我们的价值观，停止威胁我们的特权。他可以关注对现有社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效率，模糊化不平等问题，但他绝不能试图设计一种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并参与到社会变革的尝试中来。因此，他必须放弃其他领域所设想的创造性的探索之路。无需强调，这种偏见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被更加严格地制度化了。
显然，一个自由思想可能会犯错误；社会评论家与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一样，都有可能犯错。在特定的技术阶段，最重要的活动可能是改进内燃机；在特定的社会演变阶段，首要的注意力可能需要放在研究财政措施上，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都是可能的，但并不明显。大学为质疑上述第一种假设的人提供了自由和鼓励，但却很少为质疑第二种假设的人提供自由和鼓励。原因显而易见。由于在任何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都是现状受益者的声音，结果，试图走正常的诚实探究之路的知识分子（尽管在途中会犯错误）却经常发现自己是在挑战传统智慧，并因此被孤立和"异化"。大学给予这样的人的保护和支持程度，同样是衡量大学是否成功履行其应有社会职能的标准。同时，这也是衡量社会是否愿意将其意识形态和结构置于批判性分析和评价之下，是否愿意克服批判所揭示的不公平和缺陷的一个标准。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 - - 只要人类社会尚且存在这些问题就永远不会消失 - - 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加严峻了。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大学与外部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往往会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因为 "所生产的知识"（用通俗点的说法）和所提供的培训是有用的。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观点。半个世纪前，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指出，世界大战为领导层带来了一批技术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 "为行政命令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却对知识的解释或理想主义的目标聚焦毫无准备"，这些务实的知识分子 "吸收了科学方法应用于政治管理的秘诀"，并乐于 "为战争技术服务"。在谈到大学时，他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原型，将其描述为 "一个金融公司，在动机和反应上与生产工业商品的公司严格相似….，大学生产的是学问而不是钢铁或橡胶，但学术商品的性质在确保学术工作者的地位与任何其他类型的雇员的地位有实质性区别方面已变得越来越无力"。他指出，受托人以这种方式定义他们的义务："确保大学生产的商品的质量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看来是有信誉的。"伯恩继续说，"在受托人的控制下，大学已经从其古老而崇高的学术共同体理想降级为私营商业公司。”
伯恩对大学的描述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商榷，但其真实性直到如今依然未变，今天的状况甚至比他写作时更加如此。读者不难发现，过去几年的学生运动也独立地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批评，而且经常使用同样的言辞。同样，我们可以指出其中的夸张之处，甚至胡思乱想，但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事实内核，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学的问题之所以比以往更加紧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成为了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不仅科学家和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也被吸引到学术界。只要情况确实如此，只要其他独立的知识界消失，对大学的要求就会增加。这也许是过去几年大学危机的一个因素。随着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去政治化和社会思想范围的缩小，对许多学生来说，大学是几乎唯一的智力刺激中心。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他无法利用自己的学生经历来帮助理解哥伦比亚大学 "激进学生"的动机： "和我所有的大学同学一样，我对大学这个机构没有丝毫兴趣： 我甚至觉得，大学不过是人们享受闲暇时光、几位有趣的老师和一个图书馆的必然庸俗条件而已。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一种自然的态度。" 这是一个恰当的评论。过去，对大学感兴趣的大多是橄榄球队和兄弟会的成员。但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在，关注大学本质、因大学的失败而感到受伤和失落的一般都是最认真、最有思想的学生。二十年前（1949年），至少在城市大学中，这些学生会到别处去寻找他们现在期望大学提供的知识和社会生活。
我个人认为，学生运动提出的尖锐挑战是这些动荡岁月中为数不多的充满希望的事态发展之一。如果被偶尔出现的荒唐言论或令人反感的行为所迷惑，而看不到已经提出的、隐藏在骚动背后的问题的重大意义，那就太肤浅了，甚至相当幼稚。只有一个完全缺乏判断力的人，才会觉得自己被 "学生极端主义"所冒犯，而不是在更大程度上被激发这种"极端主义"的事件和情况所冒犯。一个能写出下面这些文字的人，说得好听点，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 "我们的不少大学已经决定，避免校内骚乱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予学生参与校外骚乱的学分（指的是在贫民窟、农民工中进行 "实地考察"）。"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把在贫民区或农民工中开展田野工作说成是一种 "骚乱"，或者把这类工作视为与大学课程"不相称"的东西 - - 因为它们有别于诸如生物战或反叛乱方面的研究项目，前者不会用这些术语来描述。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虽然不那么极端，但仍然存在严重的扭曲，他关注的是，在他看来，我们的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处于极度不安和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在毒品、色情和政治歇斯底里的可怕荒野中四处漂泊。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他对那些对投掷到南越的炸弹吨位超过美国空军在所有战场上的总投掷量这一事实负有责任的人的 “极度不安和极度兴奋的精神状态” 却不那么关心。 或者对那些对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 “政治歇斯底里”负有责任的人、或者对那些仍然在传统的因循守旧和消极被动的大学氛围中 “四处游荡”的大批学生、以及他们因足球比赛的胜败而引发的骚乱，都同样的漠不关心。
社会继续掠夺世界上一半远非无限的物质资源，部分用于消费，部分用于不合情理的浪费。当我们的领导人发现他们制定的 “国家目标”受到威胁，而被动和驯服的公民又接受了他们的目标时，我们就会以当代世界绝无仅有的规模进行破坏，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的这种意愿。一位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社会学家断言：”美国甚至已经将种族灭绝制度化了。”他提到，灭绝印第安人 “已经成为公众娱乐和儿童游戏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很极端的判断。 然而，学校课本的查看证实了他的评估。考虑一下一位四年级的孩子对约翰·梅森上尉消灭佩科特人的描述：
“他的小部队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发动了进攻，打了佩科特人一个措手不及。士兵们用斧头劈开栅栏，冲进里面，放火烧了假帐篷。他们杀死了几乎所有的勇士、印第安人和孩子，烧毁了他们的玉米和其他食物。佩科特人再也不敢惹事了。当其他印第安部落看到白人是多么优秀的战士时，他们保持了多年的和平” 。罗伯特想：“我要是个曾经在这里(奋战的)男人该多好”。
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里养成了这种态度，他就会成为英国目击者所说的那种人：
我问一个美国人，他刚刚下令袭击了一些小屋和舢板（舢板被炸成碎片，船上的零件和尸体四处飞散），我问他这样的空袭是否会杀死许多无害的平民。”人们本不该继续住在这里”，他说。
毋庸赘言，大众传媒不仅直接讲述而且还鼓励普遍的消极态度，从而支持了学校中形成的态度。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观点不无道理：
这些媒体不仅继续肯定现状，而且也没有提出有关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因此，除了引导人们墨守成规外，商业赞助的媒体(企业媒体)几乎不提供任何对社会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基础（奥弗顿之窗），间接但有效地限制了真正批判性观点的有力发展。
这里不适合进行长篇大论；我们只需指出，由于上述几点原因，对我们的机构和意识形态进行认真的批判性分析，对我们自己和世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大学必须成为这种分析的主要对象，同时还必须提供 “制度形式”，使分析能够在其中自由进行。
在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妨回顾一下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的话：
没有反抗，人类将停滞不前，不公正将无法弥补。因此，拒绝服从权威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合法的功能，只要他不服从的动机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
正是这些历史为研究大学的职能和当前大学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背景。
对于最近世界各地的学生起义的浪潮，人们的反应大相径庭。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问道：”学生激进分子是否从根本上代表了一个可以实现的更美好的世界，或者，他们是否没有致力于过时的和无法实现的浪漫愿景，这些愿景从根本上违背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其他愿望和希望，更违背了大多数其他人的愿望？” 他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学生激进分子让他想起的 “更多的是卢徳派的机器粉碎者，而不是为工人争取公民权和权力的社会主义工会成员。相比之下，请考虑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对1968年5月法国学生大规模反叛的反应：
现在的迹象很明显。西方已经进入了一场独特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是先进工业社会的革命，尽管它呼应或借鉴了中国革命。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因为它质疑作为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整个人类关系基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场革命抨击资本主义，不仅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正义，还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对量化福祉的非人性追求成功地欺骗了人们。它抨击官僚主义，不仅因为它负担沉重、效率低下，还因为它将人们置于权力系统、体制结构和等级关系的奴隶地位中。最后，它抨击的是一个社会的虚无主义，这个社会就像一个癌变的组织，除了自身的生长之外没有任何目的。面对一个毫无意义的社会，这场文化革命试图找到创造商品、思想和价值观的途径，并将其与“目的”联系起来。这项事业是巨大的，需要数年、数十年、一个世纪……。
格雷泽（与布热津斯基一样）将学生反叛者视为卢德分子 — — “他们流离失所，无法在先进技术和复杂社会管理的新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另一方面，保罗·利科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未来几年的先进工业社会中，为了可疑目的而管理社会的技术官僚集权力量，与在”参与”和民众控制的基础上寻求以更人性化的尺度重建社会生活的力量之间，将发生尖锐的冲突。两种解释都认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正在发生。他们只是对这一进程的终点有不同的判断，对学生的异议和反叛也有不同的解释。他们都希望大学成为冲突的中心。乐观主义者可能希望它将处于飓风的中心，但更现实的预期是它将继续陷入争议和动荡之中。
毋庸置疑，我们正处于一个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不仅在经济领域如此，在政治和社会组织领域也是如此。议会机构的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这种反应不仅体现在大学起义中，也体现在寻求社区组织和控制形式的过程中，近几个月来，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头版头条，甚至似乎还体现在对更直接的工人控制的尝试性探索中。工人们往往是为了反对高度官僚化的工会，因为工会领导层越来越远离他们声称代表的那些人的日常关切。我认为，必须从这一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学生运动。大学不可能置身于深刻的社会冲突之外，而这种冲突似乎很有可能发生，尽管其进程难以预测。前面提到的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联系确保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未来几年中，人们可能会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假设提出非常严重的质疑，即将技术的发展理解为本质上是一个理想的、不可避免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对大学在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并将其投入使用方面的作用的批判。当西欧的学生把 "胡、胡、胡志明"作为他们的战争口号时，他们不仅仅是在抗议越战和越战所象征的富人对穷人的压榨；他们也是在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做出反应，抗议他们被赋予的作为这个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反对那种没有任何正义感的理性，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性相当准确地转化为如何维护特权和秩序的知识，而不是如何满足人类需求的知识。美国学生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担忧的推动。
在许多方面，大学都是合法的抗议目标。像詹姆斯·里奇韦（James Ridgeway）这样的批评家所描绘的不光彩形象可能有些夸张，但它基本上是现实的，而且非常恰当地引起了相关学生的不安。然而，浮出水面的问题可能在大学本身的框架内无法解决。例如，考虑下政府研究合同的问题。政府和教会…… 应该同等地排除对学校的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政府的研究合同通过支持教师的研究为学术预算提供了隐性补贴，否则这些研究就必须由大学提供补贴。此外，至少在科学领域，研究课题的选择很可能很少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至少在重点大学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支持，科学教育能否继续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是值得怀疑的。激进的学生肯定会问自己，为什么国防部的支持比资本主义机构的支持更令人反感，因为资本主义机构的支持归根结底来自剥削所得的利润，或者来自免税捐赠，实际上构成了向穷人征税，以支持特权阶层的教育。
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之一是对 "思想的自由市场" 的承诺，我们必须在大学内外以不懈的警惕为之奋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承诺只是口头上的。然而，我们的任务是扩大而不是限制现有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绝非微不足道。学生们问为什么允许教职员工参与武器邪教或镇压反叛的工作，这是有道理的。他们还公正地指出，声称这只是一种自由作出的承诺是不合理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可以获得资金、权力和影响力，而那些更愿意研究如何让武器装备落后的游击队与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的敌人作战的人却不能得到所有这一切。如果大学真的 "中立、无关价值"，那么如前所述，一种工作和另一种工作一样会得到很好的支持。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还是怀着热切的心情和正确的信念做出了承诺。只有强制才能消除从事这种工作的自由。一旦确立了强制在这一领域合法的原则，那么对谁使用强制就相当清楚了。强制的合法性之原则将摧毁大学这个严肃的机构，摧毁它对自由社会的价值。即使考虑到自由与理想相去甚远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也必须承认这一点。
在某些方面，国防部资助研究的具体问题具有误导性。即便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或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资金，有关生化战或镇压反叛的技术研究也不会变得更良性，就像通过国防部提供资金，有关高能物理的研究也不会具有破坏性一样。重要的问题是工作的性质及其可能的用途，而不是资金来源的官僚问题。后者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有人可能会说，五角大楼通过支持严肃的研究工作而赢得了尊重和权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一事态发展只是一场真正悲剧的一个很小的征兆，即这个社会正在进行的、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军事化。
但就大学的特殊情况而言，这些考虑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另一个枝节问题是军事研究的校园基地问题。事实上，越南人并不关心用来摧毁和镇压他们的“平暴”技术到底是在大学校园里研发的还是在大学外围的私人衍生企业中研发的。而对于无休止军备竞赛的受害者、浪费其他地方急需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的当前受害者，或者未来可能遭受毁灭性灾难的受害者来说，他们的命运是由大学校园里的“死亡系”决定，还是由数百英里之外的洛斯阿拉莫斯或迪特里克堡决定，他们并不关心。将这类工作移出校园与社会无关。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是一种倒退。也许有人会说，只要这类工作还在继续，最好还是在校园内进行，因为在校园内可以成为学生活动和抗议的焦点，这不仅可能阻碍这类工作，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
在我看来，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就是学生们对研究用途问题的关注度在提高。今天，很少有人会同意爱德华·特勒的判断，即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社会进程"能够最好地利用技术进步，"决不能被涉及后果或成本的争论所吓倒"。技术的用途问题是多方面的：它涉及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判断及技术本身。适当的情况下，应该让学生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来面对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问题的方方面面，并得到具有相同关切的群体的支持，而不是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被孤立。由于这些原因，在我看来，校园军事研究的问题相当复杂。
那些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必须进行彻底变革的人在考虑大学改革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他们希望大学是一个自由的机构，也希望大学中的个人以文明的方式利用这种自由。他们注意到，大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学中的许多成员，"都在为战争技术服务"，大学的运作方式往往是巩固特权和支持压迫。鉴于这一基本正确的看法，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些严重的误区。像现在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声称大学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企业系统提供人力，或者大学（和社会）不允许有意义的工作，或者大学只是为了胁迫和 "引导"学生进入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做出这些选择的诱惑确实非常大。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活中令许多相关学生反感的特点并非来自校董的控制，并非来自国防合同，也并非来自行政决定，而是来自教师和学生相对自由的选择。这就是上文提到的两难境地。"重组大学"不可能有效消除引发学生批评的学校特征。事实上，我所看到的许多具体建议很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即它们可能会导致一种可强制执行的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可能在纸面上看起来很民主，但却会限制个人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存在于一个决策和管理结构高度分散和相当松散的机构中，因此相当顺应其成员的意愿。
我们可以设想一些有益的改革，但我怀疑这些改革对大学的运作方式最多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改变组成大学的个人的选择和个人承诺。这比改变正式的结构要难得多，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这种结构调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认为，1962年的《休伦港声明》（Port Huron Statement of 1962）所表达的观点更为重要，该声明或多或少是 SD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创始文件：
大学处于社会影响的永久地位。它的教育功能使其不可或缺，并自动成为形成社会态度的关键机构。在这个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里，大学是组织、评估和传播知识的核心机构….。社会相关性、知识的可获取性和内部开放性，这些因素共同使大学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潜在基地和机构。
任何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是具有真正知识技能的左派，致力于将审慎、诚实和反思作为工作工具。大学允许政治生活成为学术生活的附属，允许以理性指导行动。
在我看来，大学改革应该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不是强加限制，而是减少限制；不是通过禁止现在经常占主导地位的工作（我个人对其中的许多工作深恶痛绝），而是开辟其他选择。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尽管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投入，而这正是那些关注大学改革的人们所缺乏的。
大学应该弥补外部需求和专业化动态所带来的扭曲因素，外部需求必然反映了大学外社会的权力分配，专业化动态虽然本身并不令人反感，但往往倾向于将研究引向现有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远离那些需要新认识的问题。大学应该成为激进的社会探究中心，因为它已经是纯科学领域所谓激进探究的中心。例如，大学应该进一步放宽其体制形式，允许更丰富的工作、研究和实验。大学应该为自由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不羁和激进的思想提供一个家园，如果我们要摆脱有可能压垮我们的令人沮丧的现实，就迫切需要这种思想。这种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管理者的不情愿，也不是受托人的固执己见。而是学生不愿意做所需的艰巨而严肃的工作，以及教师担心其安全和权威、其行会结构会受到威胁。
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才是大学进行认真改革和创新的真正障碍，尽管如果这些障碍被成功克服，可能会出现新的障碍，但现在这些都是应该激励和引导人们努力改革大学的主要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所谓的新左派肩负着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我认为休伦港声明中对这一任务的表述是非常恰当的，该声明谈到必须 "建立一个具有真正知识技能的左派，致力于将审慎、诚实和反思作为工作工具"，致力于一种 "行动以理性为依据" 的政治生活。
这些目标在激烈的冲突中很容易被遗忘，但它们仍然是有效的目标，我们只能希望它们能够不断复活，成为积极行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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