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工作运动:从"我不干了" 到 "我们起义" -- 二十一世纪的劳工抗争
一场真正的反工作运动必须意味着超越 "大辞职",直接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我们建立稳定和安全的生活所需的资源。
【按】中国的躺平和大裁员、美国的大辞职、韩国的大罢工等等,几乎同步发生,您是否想过这其中的道理?
鉴于近期中国出版了 David Graeber 四年前的作品《狗屁工作》的中文版,应读者邀请我们制作了这篇文章。(您可以在这里下载格雷柏的全套著名作品)
但我们必须说,格雷柏只是无政府主义的入门阶段;并且《狗屁工作》这本书对变革的作用力很小。
尤其是,面对席卷全球的 “内卷”(在职贫困)、传统工运失败、用后即弃、过劳死和自杀、大裁员风潮、工人阶级的消亡、鱿鱼游戏的世界、疯狂的采掘主义和气候危机、大规模监控的泛滥、法西斯主义和野蛮暴力的盛行、赢家通吃和无尽的倦怠 …… 旧的反抗策略已经远远不够,甚至不再起作用。
想要复制前人的经验那种冲动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忘了,正是那些曾经的模式的失败导致了我们今天不得不承受的结果。
我们正面对着新的形势,我们需要新的策略。
反统治解放斗争的成功可能性始终取决于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去年底的年终礼选择了 “好奇心” 这一主题。
在2021年秋季,一些有关反对工作的消息席卷美国。但说实话,针对工作本身采取行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今,当一些人希望以此来联合行动,而另一些人则对工作场所以外的工人自治争相抨击时,这一问题仍然不清楚。
新冠疫情两年的大流行改变了美国的劳工景观。 在1.53亿的劳动力中,2021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辞职,这一趋势持续到2022年。到2021年底,被愤怒和绝望所推动的反对工作的情绪广泛蔓延,并经由著名的 reddit 页面所放大,而经济学家们同时却在谈论所谓的 “劳动力短缺”。
人们或许会以为如此形势对劳工组织来说千载难逢。尽管期望很高,但真正的罢工浪潮尚未出现。 突破性的,是第一个亚马逊工会的成立,激发了人们对美国劳工运动前景的乐观情绪,但是重回工会鼎盛时期的道路还很漫长。劳工反抗真正形成的那一天,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形式,如 “大辞职” (the great resignation) 所预言的。
“反对工作” 究竟意味著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当今的反工作情感? 在工作场所的抵抗如何随工作本身而改变,以及在这些新形势下哪些策略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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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作和反工作
在一个迫使每个人必须工作的系统中,一个人憎恨工作和必须工作是一回事;而将劳动带离这个系统并投入到创造一个没有人必须被迫工作的新世界中,则是另一回事。
当我们谈论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事实上指的都是那些以赚钱为唯一驱动的所有活动。 以这种方式定义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仅在谈论工资劳动,还要谈论奴隶劳动、监狱劳动、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实习、以及各种各样的自我雇佣和推销工作,后者和在雇主下的工作异化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权力都是根据赚钱的驱动来分配的。而且由于利润的本质是向很少的 “手” 集中最多的财富,我们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如此之快就不足为奇了。是的,即使 “生活水平” 已经无可争议地提高了,假设我们不考虑这种提高对生物圈和子孙后代的严重影响的话,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却有一条前所未有的巨大鸿沟。
当我们说反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从抽象的政治立场上不赞成工作。我们谈的是一种取消工作必要性的积极做法,即:反物质主义、消灭物质主义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利用所有机制、集中力量消除从债务到知识产权和 “监狱工业综合体” 的所有活动。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所有人整日整年地埋头苦干,即使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
就像这样一个世纪 接着另一个世纪的工作 — — 将由我们这些物种与无数其他物种一起完成。 工作,也就是说,所有基于为某些人赚钱的活动,而不是根据其内在价值而选择的活动,就是我们满足自己需求的关键障碍。
— — 《工作从我们身上偷走了什么?
1. 夺走我们生活的市场
是社会秩序,在强迫你把时间和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过程同时却在浪费你的潜力,就像它把奶牛碾碎成汉堡、把热带雨林变成垃圾小广告一样。 你有理由拒绝浪费你生命中的宝贵时刻,而不是为了老板和投资人的腰包。
从地球的维度,这一切问题被叫做资本主义。 从个人的维度,它的名字叫工作。 你个人反抗工作的斗争,就是我们整个物种为逃避全球的资本主义循环而斗争的缩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循环将我们推向压迫、战争和生态灾难。
然而,实际上在整个政治光谱内,人们都在为工作唱赞歌,理所当然地认为 “生产力” 本身是好的,抛开那些背后的驱动力、控制者、以及各种衍生问题。 总有人惦记着你的 “生产力”。
如果这一切还不是很明显,那么新冠疫情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市场会为了极少数人的利润而牺牲大多数人们的生命。 通常,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牺牲只是零星发生,虽然工作场所的危险有时会加速这一过程;但在新冠时代,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幸存者还被迫继续工作,直到感染病毒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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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此后的辞职浪潮归因于特朗普和拜登在疫情期间对劳工阶级做出的些微优惠,但这很难解释:无数工人在工厂损失的收入比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补助多得多。 相反,这场瘟疫似乎正在让几百万人诘问自己,他们是否真的希望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 — 太多人的结论倾向于这是不值得的,无论这些牺牲是被批发的还是零售的。
辞职也许算是一种劳工抵抗的形式,就像罢工一样。 作为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对工作的仇恨至少和对更高工资的渴望一样有希望。 与其简单地以劳资谈判来争取更好的条件、换得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我们所牺牲的个人发展,或者只是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避开结构性问题而满足于过渡性方案,倒不如完全恢复我们的生活。
我们对纪律、诱惑、剥削和工作的抵制有多种形式,从停止工作到做白工。 [这些] 抵抗是针对政府、管理层、计划者、媒体、战争、权威、监视、代表和主流价值观的。
— — 反对工作的歌谣
2. 反对工作简史
“为他人工作的人,无论是为报酬,还是支付租金,都是不义的,将被诅咒; 他们只想共同劳动、一起吃饭,使大地变成共同的财富……从束缚中提升创造,从诅咒中恢复万物。”
— — Gerard Winstanley, in 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 1649
反对工作并不新鲜。 自从统治阶级开始强行将人民与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分开,人们就一直在抵制工作和强迫劳动的制度。想象一下那些追随 “反对工作” 政治的普通人,大概很容易联想到一个 1970 年代的辍学生、一个 1980 年代的朋克摇滚乐手、一个 1990 年代的办公室白领,或者一个挣扎着参加 Zoom 线上会议的妈妈,而她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客厅里乱扔垃圾。
但如果只是这些刻板印象,那就太狭隘了。 反对工作是面向每一个人的,一直都是。
从一开始,对工作的反对就与工作本身一起出现。 在《懒惰的权利》中,保罗·拉法格引用希罗多德,将反对工作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古埃及、色雷斯和波斯。后来,从 14 到17 世纪,从自由精神到咆哮者、挖掘者等等许多运动,都加入了针对圈地运动和强迫工作的抵制运动。
“劳动力的解放” — — 即从公地上剥夺农民 — — 并不足以迫使被剥夺的无产者接受雇佣劳动 …… 被剥夺的农民和工匠从未平静地接受为工资而劳动的逻辑。更经常的,他们变成了乞丐、流浪汉或罪犯。培养一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 16 和 17 世纪,对雇佣劳动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无产者宁愿接受绞刑架,也不愿屈服于工资劳动。”
— — Silvia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19 世纪初以破坏工业机械而闻名的卢德分子虽然凶悍,也不过是整个反对工作运动当中一个晚近的回响。
在欧洲人民抵制向以现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的同时,在所谓的新大陆上也发生了反对奴隶制、反对流离失所和其他形式的殖民暴力的激烈斗争。 我们应该将针对奴隶制的反抗和针对强加于土著的殖民主义的反抗斗争,理解为反对工作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规模远大于欧洲内部的抵抗。
这些斗争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和殖民化最初阶段的结束而结束:
“经验表明,相比动产奴隶制,工资奴隶制的损耗只是稍微少一点而已,这种工资奴隶制和动产奴隶制一样都必须废除。”
在 19 世纪劳工运动的高峰期,工人们试图夺回对劳动力本身的控制权,并改造这个限制他们劳动选择的社会。在 20 世纪,劳工运动被引导到劳资谈判上,有关如何确定劳动力价格和工作条件。在工会官僚接管工会并将其重新定位于稳定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摧毁它的同时,普通工人开始接受更高的工资,也有机会得到更多消费品,以换取他们放弃在工作场所的自决权。在美国,这与以亨利·福特命名的福特主义有关 — — 尽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苏联,后来又发生在整个苏-东集团和中国,国家更直接地介入这种谈判。
而当劳工运动逐渐平息,资本全球化使企业能够在海外以外包的方式继续瓦解劳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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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从日渐萎缩的中产阶级身上,资本家已经尽其所能榨取了绝大部分利润。食利阶层不仅通过信贷和债务殖民了未来,还转向投机 — — 投身加密货币和 NFT 的风潮。技术进步继续消弱了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剩余劳动力只能充斥着服务业,并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流民,轻易被劳动市场用后即弃。
今天的经济貌似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 “自主权”,但这仅仅意味着工人们必须不断地自行调整那些劳动条款,以便适应越来越快的经济变化,以便更好地向资本推销他们自己。今天,除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外,几乎没有人会接受一份终身的工作。
而且,从负债累累的贫困人口中攫取利润已经越来越困难。这个过程的终点将是战争 — — 这个世界,绝望的民众遭受着镇压,国家通过野蛮的暴力而不是经济竞争来汲取资源。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我们都可以瞥见那令人不安的未来。
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回到依赖工会的工资谈判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是幼稚的,那个时代的谈判是为争取足够高的工资,好让工人有能力至少回购一部分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稳定也是不可能的 — — 无论是对于个别家庭还是对整个全球秩序来说。我们应该将 2020–2022 年发生的大规模辞职理解为激发乔治·弗洛伊德起义一样的不安和愤怒的产物。
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初期,人们是不得不成为工人阶级 — — 许多人宁愿作闲人、罪犯或者革命者 — — 而现在,我们正在抵达资本主义的终点,当它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其灾难性的结局时,反对工作就又一次回到议程上。
这场社会斗争最明显的层面就是普遍的劳动抵制,经济学家称之为 “大辞职”。仅在 2021 年就有超过 3000 万美国人辞职。 但这样的 “大抵制”,也可以从传统劳工行动和组织的大量增加中得到印证,也包括那些明显与运动背景分离的骚乱如大规模抢劫事件中,在学校评分和测试制度的崩溃中,在互助运动的扩大,在疫情中明显可见的痛苦、并被日常生活所强化的日益广泛的精神暴力和疏离感,并伴随着进行精神治疗、或者懒惰和寻欢作乐,还有对工作的普遍公开的憎恨。
- — — 《空白期》(The Interregnum)
3. 世界范围内对工作的反对
除非我们将监狱罢工、工作场所盗窃、抢劫和其他对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拒绝形式、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形式的抵抗都考虑在内,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当代反对工作斗争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传统劳工运动趋于平缓或消退,我们需要对当前工人的维权策略保持敏感性,才能确保我们不会在刻舟求剑,低头寻找过时的斗争形式却错过了眼皮底下正在发生的抵抗。
近年来,一些老派的产业工会(劳工策略)的支持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印度、孟加拉国和中国 — — 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在其他大陆寻找这种传统工会模式,它仍将有助于组织产业无产阶级。然而,在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逻辑所构建的全球化经济中,全球南方的工人阶级是无法仅仅通过组建工会、争取权利和工资谈判来重现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道路的。欧洲和美国工会工人当年融入中产阶级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 — — 那是劳资双方一个非正式和约的结果,即 资本主义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斗争转化为改革主义,而所有这些初始财富都来自世界的南方。
大多数印度工人仍然从事非正式或不稳定的工作。许多工厂搬到孟加拉这样的地方,只是因为资本家可以把这些工人当作一次性的消耗品,常有数以千计的工人死于厂房倒塌。在中国,一个自称“共产党”的政府一直专注于压制劳工,同时为亿万富翁创造条件,以与美国类似的方式积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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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以某种教条的历史进程为假设,认为新工业化国家的劳工运动 “总是落后于” 欧洲和美国的劳工运动,但这是错误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兴运动要比美国的劳工运动强大得多,但也面临更艰难的挑战。且随着全球范围的劳工不稳定-流民化,美国工人应该从不稳定的南方世界的斗争和策略中学习。毕竟,印度工人的地位并没有向着美、欧工人享有的待遇层次 “提升”,而美国工人的条件却正朝着印度工人的境遇缓慢恶化。
这种背景下,任何反工作运动都会从更全球化的视角中获益。事实上,海外长期存在着反工作的潮流。 1997 年在印度出现的如同宣言一般的 “反工作民谣” (A Ballad Against Work) 提供了对抵抗的复杂分析,包含了多个行业的参考点,人们还可以在印度找到更多现代反工作的抵抗例子。在俄罗斯,一个名为 antijob.net 的反工作 reddit 页面已经运行了整整 20 年,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中国,幻想破灭的年轻人无视经济压力,开始拥抱一个名为 “躺平” 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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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真的想废除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我们的特权而逃避工作、起码坚持到难以为继,就必须与世界上其他同样讨厌工作的人联合起来加入这项共同事业。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行和与中国的另一场冷战迫在眉睫,我们对剥削的共同仇恨为所有工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那些分裂和统治我们的人。 这可能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II. 为 21 世纪的抵抗制定战略
还需要什么,反工作运动才能变成对劳动参与的实质威胁,而不至于沦为工作减压阀? 为此,我们征求了美国各地工人的意见,进行了一次实地分析。
案例研究1:“劳工短缺” 的明信片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约有 500 万美国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高盛估计,大约 340 万人可能永久性退出了。”
首先,我们与处于锈带区几个中型城市的餐饮业员工做了交谈。
「直到最近,我工作的这家餐厅依然很难配齐人员,因为人手短缺。在大流行期间,很多人离开了服务业,因为疫情期间的工作条件很糟、很危险。此外,从事这项工作的通常是女性,许多女性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停工回家以便照顾她们的家人。因为学校和儿童保育都不再那么让人放心,瘟疫也造成许多老人面临孤立无助、更加虚弱、死亡率畸高。」
「至少在我住的地方,毒品泛滥已经造成恶果。在某些行业,如果想要找到一个不沉迷于阿片类药物或酒精的工人,简直是太难了。所以当人们说 “劳动力短缺” 的同时,由于贫困和绝望,一部分工人阶级正在失业。
反叛也在这里发挥作用。一个人长期失业后,就很难忍受雇主对员工有任何的不尊重表现。我们的社会缺失一个体制,可以让 “野化” 的成人重新融入工作场所。我认为对受到不尊重对待的正当愤怒、再加上到处都是 “招工” 的标志,可以解释过去一年来为什么那么多 “愤怒的” 辞职。
以前,如果你愤怒地辞职,当你申请下一份工作时,你就必须解释此前为什么辞职。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从失业大军回到就业市场时,一位雇主看了我的简历并告诉我,“当我看到这样的工作中断时,还以为是你是因为进了监狱或者(戒酒)康复”。相比之下,如果你现在辞职,你可以告诉你的下一个潜在雇主,你只是在疫情封城后重新回到就业市场。诸如此类的事情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说是看不见的,但它们对当地工人有很大的影响。」
「许多我最喜欢的餐馆和附近的漫画店都因为人手不足而缩短了营业时间。 这里的 Targets 和 Sheetz 商店的每小时工资比以前多了几美元,而且大多数商店的橱窗里都有招工标志。 但我认为与其说是 “劳动力短缺” 不如说是廉价劳动力短缺。 镇上有一家冰淇淋店承诺提供一份每小时 15 美元的全职工作,然后收到了数百份申请。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亚马逊在 2020 年的扩张,亚马逊以每小时 15 美元的价格雇佣了大量的仓库工人。 对这种很容易受伤的仓库工作来说,这只是最低的工资,但对于以前从事服务业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仓库工作应该每小时至少支付 25 美元,但如果需要你在麦当劳的每小时 8 美元和亚马逊的两倍工资之间选择,那将没有悬念。 然而众所周知,亚马逊工人的倦怠率非常高。」
看看亚马逊模式,我们可以将 2021 年到 22 年的 “劳动力短缺” 部分归因于经济和工人期望的中断,因为资本主义正在试验强化绝对剩余价值(每劳动小时利润)的榨取,而不仅仅满足于支付最低工资。亨利福特在一个世纪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事。为了说服工人们从事近乎灵魂自杀的流水线劳动,而不是传统的熟练手工,他被迫加薪;结果,他简化了大规模生产流程,并为他的商品创造了一个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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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年福特将生产过程合理化 — — 通过提高对工人的需求和淘汰以前必不可少的人员来提高生产效率 — — 那么今天,我们在分销过程中看到的就是同样的事。资本家已经转向 “及时” 生产,类似的事情正在经济的消费端发生:也就是 Netflix 而不是电影院,是送货司机或者外卖骑手而不是购物中心。自动驾驶汽车等等AI技术的引入可以极大地加速这一进程。
如果像亚马逊这样的雇主提高工资,但这些工作却伴随着不同工作场所的流动率的增加,那么最终结果将不会使工人阶级受益。与福特时代我们的祖父母所得到的工作保障不同,我们如今只会在对雇主来说最有利的需求曲线区间得到工作,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将继续失业。这种情况下,不认同自己的工作 — — 一旦厌倦了就辞职 — — 将是多余的,那不过是企业保持效率的一种方式。一场真正的反工作运动必须意味着超越 “大辞职”,直接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我们建立稳定和安全的生活所需的资源。
案例研究2:2021 年从未发生的 IATSE 罢工
2021 年 10 月 18 日,大约 60,000 名娱乐业工人准备举行罢工。他们将是参加被某些人乐观地称为 “Striketober” 罢工行动的人数最多的群体。 然而在最后一刻,国际戏剧舞台员工联盟(IATSE)与好莱坞制片人达成了初步协议,避免了那场罢工。 尽管如此,此前所发生的一切依然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时代的劳工斗争的事实。
「2021 年 10 月,我正在制作一部大预算的电视节目,当时关于 IATSE(国际舞台员工联盟)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罢工的传言已经蔓延开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劳动力短缺的报道,全国各地的工人正处于比以往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然而,罢工从没有发生。
我从其他行业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为什么工人们不能利用这种情况?我们姑且回到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一个轶事,而非深入调查。
电影是一个出了名的混乱和苛刻的行业。在册的从业者很少能够接受符合美国标准的工作条件,例如14 小时、16 小时甚至 20 小时的轮班;通话时间间隔六小时;工作日不休息;每周工作 80 小时或以上;连续几个月没有一天休息。人们有时会在片场因精疲力竭而直接猝死,或因休息不足而酿成事故,甚或被不暗枪支的一线名星意外射杀。
电影从业者之所以忍受这些条件,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给予演艺工会会员的高工资。人们很难拒绝周日的双倍工资,特别是,如果拒绝它就意味着失去电影制作中的位置。如果你能加入工会,电影工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你在即使没有大学学位的情况下也能赚取六位数收入。
IATSE 代表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的 150,000 名从业者。工作条件因不同的制片流程而差异很大。当 Netflix 等流媒体服务在 2000 年后起步时,与传统电影制作相关的高工资和较合理的时间安排并没有被转移到 “新媒体” 制作流程中。制片人争辩说,他们正在赌博一种新形式,不确定最终会带来多大的利润,因此他们不得不限制预算 — — 当然,这是从人工开始的。十多年后,尽管 “新媒体” 影视制作已经证明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可劳动报酬和条件的差异仍然存在。
随着制作的蓬勃发展和求大于供的工作岗位,2021 年秋季成为 IATSE 推动与流媒体服务达成更好协议的最佳时机。这差点促成了一场涉及 60,000 名电影工作者的历史性罢工。 IATSE 之外的许多激进分子对这可能引发一波罢工潮和其他行动的可能性感到兴奋。
然而 — — 正如一次又一次发生的那样 — — 制片商和工会官僚躲过了罢工,他们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协议。不奇怪的是,许多普通 IATSE 成员对这笔交易并不满意。它对改善工作条件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的同事对此事的态度各不相同。罢工意味着暂时失去工作和工资,没人想要那个;但许多 IATSE 的长期会员早已受够了多年不变的工作条件。当然,如果换做制片协会的话,他们自然会很乐意坚持。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对工会领导层有太多的同情。
如果发生罢工了会怎么样?当制作中断,制片公司会努力引进黑工 — — 在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等电影中心很容易做到这点,但在其他地方则比较困难。我正在制作的剧集不属于主要的电影中心。这一行很专业,对制片人来说,并不容易找到那些不属于工会或者胆敢越过罢工纠察线的专业人员,如合格的布景木匠、美工师、化妆师和摄像师。他们最多可能拼凑出一个个草台班子勉强支撑。
事实证明,即使罢工被取消,电影生产也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新一波的新冠疫情爆发后每天都有许多人被迫回家隔离。其他员工则厌倦了整天地工作却没有出镜。还有一些人,非工会雇员得到的是按工会标准支付的工资,却没有必要的专业技能,往往工作几天后就被解雇。小时工资标准并不足以吸引人们从洛杉矶离开,甚至不足以吸引许多熟练的当地员工。请记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各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
所发生的这一切远没有罢工那么激烈,但相似之处在于,一些熟练的工会员工被专业水平较低的非工会员工所取代。我并不是说非工会员工是工贼 — — 而是,我的观点是,整个情况说明了工作场所的新自由主义化、劳动力以及当代劳工斗争的个体化,而且斗争手段不一定是有希望的。罢工,无论是否最终被工会批准,都将是我们集体行动的机会,在斗争中发展我们的关系。但罢工没有发生,相反的,人们会一个又一个地选择离开,因为他们可以暂时辞职或在其他地方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尽管这些行动总体上确实对劳动市场的供求产生了影响,使雇主处于更紧张的境地,并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谈判筹码,但是,它们对于反对整个资本主义或坚定劳工自治并没有什么作用。」
简而言之,我们继续越来越多地个体化地面对经济,即使在有工会的工作场所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要美化像 IATSE 这样的主流工会:工会官僚机构总是罢工的主要障碍,这可能在大多数有工会的行业都是如此。只要我们要一起做些什么,就只能从草根中生发出来,而无视组织的领导权。这将需要一个新模式。
新的反工作情绪的可见性,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自大流行以来,资本主义始终充满活力,变化尤其迅速。 不难想象今天的反工作情绪会随着明天的市场创新而重新出现,譬如针对那些未来更远程的工作、更多的剥削模式(例如,制作在线内容或将人们对连接的迫切需求货币化)、更有隐蔽性的新零工,自由职业等等。 我们需要搞清楚如何重新发明罢工,或其他形式的集体抵抗。
案例研究3:2021–2022 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罢工
据报道,2021 年 12 月,哥伦比亚大学 3000 名研究生工会的罢工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这暗示了自 20 世纪工会运动的全盛时期过后,老式的群众工会大军已经消退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在 “2004–2022 年哥伦比亚研究生工会斗争” 中探讨了这次罢工的详尽历史及其影响。
在某些方面,研究生是劳动力新形态的象征。研究生工人组织占据了研究生们所谓的介于学校和工作场所之间的临界空间:研究生是工人,但他们还没有真正加入劳动力队伍。他们也不是唯一的临时工人。每一批研究生,如流水一般,在拿到文凭之前构成整个研究生产业。大学为他们支付的低工资辩护,是考虑到他们所谓的 “未来美好的就业前景”。而事实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只有少数毕业生才能实现这种预期,且市场本身正在被紧缩措施快速重塑。就此而言,高等教育的金字塔传销不过是资本主义本身金字塔传销的一个缩影。
同时,只为特定学生工人群体的安全考虑,而不关心其他工人群体或学生本身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在任何严格的物质意义上,研究生对产业经济而言并非必不可少。他们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力,都将来自于他们与受严重紧缩和零工化影响的其他人一起对经济施加的压力。在全球经济结构造成几乎任何行业的工人都可以被替代的时代,建立一个超越人口和背景差异的团结有着战略和道德的必要性。
「对示威的工人纠察队来说最有趣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复出现的那句:“我们有牙齿!” 这暗示了我们对牙科保险的需求,这很幽默、普遍、也很私人性。而且,它还隐喻着一种讽刺的暗流。其实,“有牙齿” 意味着它背后的力量。说我们有牙齿就是传达 — — 我们正在制造威胁,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我们不是在胡闹。
处理焦虑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笑声。幽默也交织着焦虑,“我们有牙齿”,不过,我们是否在挣扎呢?我们的罢工是否有力量迫使大学满足我们的要求?即使我们赢了,我们作为学生、工人、未来学者等的集体力量是否有足够的 “牙齿” 来影响新自由主义力量对大学资源的攫取和在多个领域的紧缩?
我自己,在我的成年生活中从未有过牙科保险。曾经每月在面向穷人的牙科诊所排队等候几个小时,最后却被告知 “您的电话号码不在预约单上”。但是,我有预约,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所以,“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能看牙医了” 的想法听起来实在很吸引人。但这是更有保障的牙科生活的前奏吗?或者只是感叹其实毕业后也很难安稳地坐到牙科椅子上的最后喘息?」
答案,取决于我们在哪里能看到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是否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我们能否将(不稳定的、可替代的)劳动力本身视为我们力量的源泉,转而致力于形成集体能力,以扰乱大学内外资本的日常运作?从大学的沟通和第二天的谈判中宣布的让步看来(这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让步),一天内大学秩序的中断,对学生、工人和送货员造成的物理干扰似乎比五周连续罢工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美丽新世界,我们的劳动可能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但是,我们在为自己挺身而出之刻建立起的关系 — — 超越职位、工作场所和身份的界限 — — 却可能成为打击力量的基础,这种力量聚焦于人员和经济流动的瓶颈,暴露着基础设施的脆弱要害。我们的对手更关心如何阻止我们建立集体力量,而不是任何所谓的经济让步。他们知道,为了长期维护他们的统治,短期投资是值得的。他们以前就这样做过了,只要买断整代人就足以重新获得控制权。
随着气候的崩溃、大规模监控的泛滥、经济差距的加剧以及法西斯主义抬头,时间并不在我们这边。我们不能只是关闭自己的工作场所,我们必须关闭整个经济。这就是牙齿的用途 —— 我们的牙齿,更不用说我们的生命,端赖于此。
2022年初,哥伦比亚研究生与哥伦比亚大学行政部门达成初步协议,投票结束了研究生工组织历史上最长的罢工之一。维持了九周纠察线之后,罢工者迫使当局接受了他们的主要诉求。更重要的,罢工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有限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接管并且打败了那些试图阻止对抗的工会官僚。他们的胜利表明,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人必须首先争取工作场所组织自己的自决权和草根权力。
III. 振奋人心的结论:反对工作的意义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工会力量的减弱不仅仅是意志失败的结果。工会组织的收益递减是有结构性原因的。当我们开始为自己挺身而出时,总是很想尝试复制我们熟悉的前几代的模式 — — 尽管正是这些模式的失败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新形势需要新策略。
这种策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使用互联网,我们可以建立网络运动,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外,通过压力运动、抵制、破坏和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无论是否雇用)的策略来保护特定行业的工人。
然而,要让特定经济部门以外的人参与到这种斗争中,这些运动就必须同时满足失业者和灵活就业者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侥幸保有固定职位工人的地位。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起义和工作场所之外的类似运动其力量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出发点。透过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高光,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最强大的劳工运动将是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公共空间的反工作起义。在后续文章中,我们将探讨 21 世纪的总罢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的运动如何能够促成这种罢工。
讨论这个话题,撰写这篇文章,并且努力发表是一种乐趣,因为这不是工作。 我们大家在过去三十年中共同完成的一切,很多,都源于我们决定尽可能地拒绝在市场上出卖我们的时间、精力和创造力。 我们将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人们是否能投入时间、创造力和资源来改变世界,还是仅仅试图在个人基础上改善自己。
让我们找到彼此,看看我们能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之外一起做些什么。 这就是反对工作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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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用150+小时制作了针对即时聊天软件的隐私性分析的开源情报
见识一下微信到底暴露了什么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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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射程大于大吼大叫,为何还没淘汰内容不重要的用声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