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被代表：突尼斯的反抗，从2011年革命到2021年起义
反抗者的作用提供斗争手段，向群众提供声援，而不是 “在他们的位置上思考”。一个声称为工人说话、“代表” 他们、并代替他们行事的政党，将必然沦为镇压革命的工具。
2010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阿齐的突尼斯青年自焚，以抗议他在警察手中遭受的压迫，掀起了后来被称为 “阿拉伯之春” 的起义浪潮。今天，突尼斯正经历着自那时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层起义，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与警察持续不断地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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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报告中，突尼斯的反抗者解释了这场新的反抗运动的背景，探讨了什么已经改变，什么仍然不变。现在在突尼斯看到的是该地区下一轮革命运动的预兆。
报告以第一人称表述。
下面的照片显示，突尼斯反法西斯组织 “错误的一代” 的参与者打着横幅，上面是他们的口号：“There is anger under the ground”。
从2011年到2021年
作为一个突尼斯人，人们总是问我，“2011年的革命是否成功？” 如果不描述过去十年的斗争，就没有简单的回答方式。一般来说，我们的分析是，当代突尼斯类似于全球资本主义下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代议制民主国家；我们面临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同样的国家暴力，同样的问题。
突尼斯是席卷北非和中东的起义的发源地，它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在没有经历像埃及那样的军事政变或像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的情况下废黜其独裁者的国家。话虽如此，突尼斯并不是乌托邦。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十多个政府，并发生了很多冲突。推翻政府十年后，我们这些反抗者的要求仍然是：“尊严、自由、正义”。
2011年1月的起义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从愤怒和失业者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海盗党和少数无政府主义者。
在革命的高潮，2011年1月14日，我们的前独裁者本·阿里和他的直系亲属逃到了沙特阿拉伯。本·阿里的几个家庭成员进了监狱，但他的政党仍然活跃，而突尼斯的商业阶层只是变得更加强大了。
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由前政权的总理领导，随后是另一个政府，其成员也曾是旧政权的一部分。这两者都失败了，为新的选举制让路。突尼斯历史上第一次 “公平公正的选举” 于2011年举行，选出了一个代表民众的制宪会议，并责成他们编写一部新宪法。正如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在埃及革命后赢得总统选举一样，在突尼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 Nahdha 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转而反对其他革命参与者。
2013年，世界社会论坛在突尼斯举行的同一年，两位寻求统一左翼的主要人物被神秘地暗杀了：Chokri Belaid 和 Mohamed Brahmi。所有证据都指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从2011年到2016年，意识形态类似于ISIS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 Nahdha 党的协助下积累了权力。突尼斯是ISIS志愿者的主要输出国之一；自2011年以来，突尼斯至少发生了五次重大恐怖袭击。不过，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相比，这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仍不那么普遍。
革命后的第一批重要运动之一是 “Manich Msemeh”（“我不会原谅”），年轻人联合起来对抗2014年的《和解法案》，该法案是旨在原谅革命前参与前政权的人。
革命者和 Manich Msemeh 运动的成员 Heythem Guesmi 认为这场运动喜忧参半，因为首先它是一场横向运动，打破了左翼各党派所提倡的正统政党制度。其次在他看来，“革命被从我们这里偷走了”，而《和解法》只是加剧了这种感觉。他指出，尽管 “公民社会” 组织（即自由主义团体）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加入了运动，但他们只关注该法案的技术性问题，与法律机构合作反对该法案 — — 而运动中的革命者则关注将权力还给过去50年统治突尼斯的人的哲学含义。最终，该法案未获通过。
突尼斯激进活动家艾哈迈德·特利利（Ahmed Tlili）也强调了小的胜利对建立新的一代的重要性。在前任独裁者本·阿里和布尔吉巴统治的50多年里，突尼斯人生活在完全的监视之下；他们因印刷政治传单或唱了一些可能被解释为反体制的歌曲而被流放、拷打、甚至杀害。新一代人在不同的条件下长大，没有网络审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看到了与独裁政权斗争的意义。这培养了一代人，他们比老一代人更坚定地抵抗警察和父权制。
伊斯兰党 Nahdha 最近与 “Kalb Tounes”（自由党，其领导人因洗钱而入狱，这要归功于一群突尼斯年轻人多年来对此案的追查）以及宪政民主联盟（RCD）结成联盟，后者是本·阿里的政党，也是突尼斯从1956年独立之初到2011年革命前的唯一执政党。这个联盟构成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是腐败的象征，也是贫困、不平等和父权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得人们对改革不抱希望，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出路是反叛或另一场革命。
目前的反叛的最初迹象出现在去年底。2020年11月，议会的一名议员发表了反对堕胎的讲话，称所有 “解放” 的妇女为 “妓女”，并特别挑出单身母亲。12月8日，女性在议会前抗议，举着写有 “在父权制垮台之前我们都是妓女” 的标语。两天后，议会宣布了2021年的预算，再次激怒了许多人 —— 在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下，他们分配给公共卫生的资源非常少。
尽管大流行病导致了经济危机，但在1月初，政府购买了一支全新的防暴卡车车队，以及60辆打算给突尼斯警察的车辆。
1月9日，足球迷们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的足球队 Le Club Africain 的主席腐败。足球在突尼斯一直是政治化的；它是留给工人阶级的唯一的表达或快乐的手段。足球歌曲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即 提倡平等主义和反叛。同时，足球队的主席一直参与政府的工作 — — 这是一个洗钱的伟大计划。
在他们的抗议中，球迷们将非洲俱乐部框定为整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的一个象征。警察逮捕了其中的300人，其中200人是未成年人。这激怒了许多人。
2021年1月14日是突尼斯革命胜利的十周年。1月12日晚，政府宣布从1月14日到1月17日将实行全面封锁。他们的理由是COVID-19大流行，但真正的原因很明显。1月14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街头，无视封锁令。
今天，自反叛开始以来，已经有1600多人被捕。这场运动汇集了一个新的联盟，包括足球迷、学生、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农民和其他反叛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扩大后背叛2011年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在场。下一轮运动面临的背景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国家相关联，反叛运动必须聚集足够的力量从外部反对它。
虽然突尼斯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其人口不比纽约市多多少，但它多次成为整个地区事件的风向标。与许多邻国相比，突尼斯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单一；当反叛运动在这些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爆发时，这可以表明它可能会蔓延。在我们进入由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时，这一点意义重大。
选举制不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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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选举中，突尼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300万人 — — 70%的选民 — — 将选票投给了没有任何政党背景的法律教授凯斯·萨伊德。他用自己的3000第纳尔（1000美元）和小额捐款资助了自己的竞选活动。与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不同，萨伊德拒绝了政府惯用的6万 “津贴”，或者应该说，从普通人的口袋里掏钱赞助竞选活动。作为一个听起来和做起来都很 “诚实” 的总统，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与 “人民” 而不是政党站在一起。在突尼斯人看来，“我们已经赢得了反腐的胜利”。
在他上任的头几个月，萨伊德选择继续住在他位于中产阶级社区的简陋房子里，而不是住在总统府里，早上从当地的咖啡馆拿咖啡。而就在2021年2月3日，在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的示威活动中，总统突然造访街头，与人们交谈，听取抗议者的 “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讲话：“我和你们站在一起：人民，我不会让你们成为腐败政客口中的小菜”。他甚至谴责了警察，说：“没有所谓的坏警察和好警察，所有警察都是来自政府的”。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儿童童话故事，说的是一个仁慈的君主，他爱他的臣民，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屋，而不是他豪华的城堡，伪装成一个普通人。但是，人们已经慢慢意识到，拥有一个 “好” 总统并没有改变老百姓的处境，也没有让人民的斗争变得更容易。人们看到，选举制度一次又一次地未能带来改变 — — 真正的权力要么在政府手中，即议会和部长，首先是警察，要么在人民自己的手中，当人民走上街头。
突尼斯的民主
即使在没有以严重压迫或内战告终的地方，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 在很大程度上被引向了选举民主运动，其结果与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这类运动一样令人失望。
今天，在突尼斯，“民主” 一词已经具有负面含义。它大多与资本主义和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 — 当然还有帝国主义 — — 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用什么来取代民主，人们意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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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现有的左翼团体参加了从法国独立出来的斗争，然后被迫转入地下50年，面对压迫和监禁、酷刑和暗杀。对他们来说，历史上第一次参加选举制度，并在新宪法的编写过程中作为反对派团体发挥作用，是一个梦想成真。
然而，在如何理解当前的斗争方面，存在着代际间的争议。我们看到一种挥之不去的创伤经历影响着老一代人，例如，他们因为害怕被监视而拒绝使用技术工具（他们既不使用数字信息也不在网上发表文章）。他们对权力下放持批评态度，坚持认为政党制是推翻政府的唯一途径，即使他们自己不参加选举。
然而，在年轻一代的左翼中，存在着一种新的精神。人们看到，“民主” 并不能保证革命所要求的东西得到落实。近几年来，人们对权力下放的兴趣越来越大。
Heythem Guesmi 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取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像布克钦那样的联邦制度，涉及轮流承担责任。说实话，这种制度类似于总统凯斯·萨伊德所提议的那样。无论如何，这将需要一场长期的斗争。
【注：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哲学家，工会组织者和教育家，也是环境正义运动的先驱。】
在短期内，参考大卫·格雷伯的说法，已经被物质亲和力捆绑在一起的小团体可以寻求与其他团体的共同事业，建立集体自治。Heythem 说：“即使是在公共公园里进行社区烧烤这样的小经历，也代表着向占领公共空间和更多地接触我们的身份和斗争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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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暴行
在过去的几年里，突尼斯政府一直想通过一项法律，给予警察完全的豁免权。在即将通过的法案中甚至有一个分段，称人们可以因为 “伤害警察的感情” 而被监禁。
活动家 Wajdi Mehwachi 被逮捕，现在正因为上面那张照片中的动作而在监狱中遭受酷刑。他在抗议活动中举着那张钞票的动作象征着警察的腐败，他们不逮捕那些有能力贿赂他们的人，那些在社会上掌握权力的人。
警察工会自1月28日以来一直在罢工，声称他们受到侮辱和羞辱。羞辱 — — 例如抗议者在警察的盾牌上泼洒彩色油漆，以回应他们发射催泪瓦斯和殴打人们的暴力行为。警察的 “罢工” 阻止了他们将被捕者带到法庭，造成法庭裁决的延误，被捕者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但这并没有阻止警察使用他们的棍棒和摩托车攻击抗议者，即使那些警察不在执勤时间里。今天，警察的有罪不罚现象是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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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hem Mechichi，这位领导控制议会的联盟并因此成为政府实际负责人的政客，仍然出现在媒体上，支持警察并谴责 “任何形式的反叛”。在上述从法国公司 Marseille Manutention 购买防暴车之后，这并不奇怪。
法国支持本·阿里和此后的每一届突尼斯政府，以保护他们在以前的北非殖民地的市场，如科技公司、石油公司、酒店等。法国对突尼斯事务的干预是由法国最反动的参与者推动的。 捏造的针对塔尔纳克活动家的所谓 “反恐” 案件是由法国内政部长米谢勒·阿利奥·玛丽领导的，她还宣布，在支持阿拉伯之春成为美国和欧洲政治家的时尚之前，法国应该出兵支持本·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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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的斗争对新一轮的组织活动至关重要。自革命以来，我们看到了突尼斯版的#metoo运动，更多对LGBTQI友好的空间，以及更多进步的艺术。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泛滥着恐同症和厌女症的世界里。
2021年1月初，西南部 Gouvernourat [州]的州长取消了丈夫在职的妇女申请政府工作的资格。加夫萨的女性提出了集体离婚的要求，称加夫萨所有因 “丈夫工作” 而被剥夺平等机会权利的妇女都要求离婚。
“我们是认真的，我们要集体离婚，我们一样努力学习，获得同样的学位，所以申请同样的工作就应该是我们的权利”，其中一名抗议者说。
警察不仅仅是抗议期间暴力镇压的问题；他们也是突尼斯父权制社会基础的一部分。所有妇女都证明了遭受过警察的性骚扰，这是女性之间的一种常识，如果你是突尼斯女性，在你的生活中至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 — 如果不是更多次的话。
面对女性的拒绝和反抗，警察戴上了 “男性监护人” 的帽子。例如，虽然饮酒或公开示爱在突尼斯不是犯罪，但警察经常威胁要给他们看到的做这些事的女性的父母打电话，如果被威胁的女性来自保守的家庭，这可能使她们处于更危险的境地。
我邀请大家观看2017年由 Kaouther Ben Hania 执导的电影《La Belle et la Meute》，该电影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讲述了一名女性被一名警察强奸，以及她在寻求投诉时面临的侮辱和羞辱。虽然这个故事可能听起来很特别，但是，来自警察的性骚扰对突尼斯女性来说是一种日常的折磨。
上述突尼斯激进活动家艾哈迈德·特利利（Ahmed Tlili）还指出，纳赫达党利用其在议会中的权力，在社会的所有其他机构中都取得了立足点。这有助于这个伊斯兰党通过学校、文化中心、媒体宣传其保守的意识形态。例如，反对堕胎等问题在革命前从未被讨论过，但现在却得到了相当的曝光。当激进的左翼试图宣扬新思想时，这些思想都被指责为 “精英主义和非常资产阶级的” ，与工人阶级和穷人脱节，或者，当反抗获得牵引力时，警察用宗教论据来为镇压整个左翼团体、特别是女性活动家做辩护。
阶级
整个突尼斯的南部和西北部地区与所有的工人阶级社区一样，在社会和政治上被边缘化。Heythem Guesmi 指出，这种边缘化与殖民化过程本身相似。他引用了 Sghaier Salhi 的一本未翻译的书，题为《内部殖民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解释说：这种边缘化是几个世纪以来对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的剥削的结果，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这创造了一个至今仍在统治的 “上层阶级家族” 的网络。
经济机会只提供给上层阶级；突尼斯的失业率已达到35%。COVID-19大流行病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据报道，有7万人失去了工作。这些数字还没有考虑到突尼斯的黑市，这是大多数人工作的地方 — — 当地市场、食品车、裁缝店、建筑工作等等。
机会和权利的鸿沟延伸到了重要部门。公立学校关闭了，而私立学校却有资源进行在线教学；公立医院已经达到了饱和，而私立医院却只让那些有钱人可以使用；甚至艺术也成为了有钱人私人聚会的专属，而公共剧院和音乐场所却关闭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给了政府一个借口，向工人阶级征收更多的税，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上层阶级提供逃税计划，如 “2020年，对游艇所有者不征税”。
目前，两名突尼斯男子因在公共场所吸食大麻而面临30年的监禁。使用或持有大麻将被判处最高5年的刑期，如果是在公共场所吸食，则要多判10到20年。判多少年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解释。这些法律最初是在1992年制定的，当时的独裁者本·阿里的姐夫因参与毒品走私网络而在法国被捕。这一丑闻使本·阿里受到了国际压力，因此他制定了一项法律（刑法典第52条），将所有大麻以及硬性毒品的消费者监禁起来。
在公众的压力下，新政府对这一法律进行了调整，将量刑改为0至5年，但将其解释权完全留给了法官。这加剧了阶级歧视；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的人绝不会因为吸食大麻而入狱，被捕的都是穷人。抗议者要求废除这项法律。
Heythem Guesmi 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招募到如此多的志愿者，是因为他们已经深入到了边缘化的社区，在当地的咖啡馆、清真寺和贫穷的大学里，而 “传统” 的左派仍然在笼络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提倡对民主的改革主义理解。在某些方面，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比自由派与左派有更多的共同点，因为他们与警察、国家和帝国作斗争。当然，分歧是关于运动的目标和斗争的工具。不幸的是，在突尼斯过去十年的民主制度下，他们比左派更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运动和强加了自己的霸权，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与边缘化的社区联系。
在突尼斯，存在着普遍的身份危机。这促使人们合法或非法地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归属感，否则就转向ISIS，ISIS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身份。大多数人都缺乏归属感，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了的人们 — — 上层阶级当然除外，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感谢国家。
语言本身提出了另一个挑战，今天的左翼必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哲学文本和历史书籍，甚至关于国际运动的文章，要么根本没有阿拉伯语，要么只有非常糟糕的译本，当然更没有突尼斯方言。Heythem 一直在制作一个播客，旨在普及突尼斯方言的概念和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反帝斗争、身份等。虽然他的播客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哲学，但他注意到，他不仅从精英和底层战友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和兴趣，也从所谓的 “普通” 人那里得到了支持。
罗莎·卢森堡认为，激进派、活动家和一般左翼的作用是提供斗争手段，向群众提供声援，而不是 “在他们的位置上思考”。一个声称为工人说话、“代表” 他们 — — 例如在议会中 — — 并代替他们行事的政党将必然沦为镇压革命的工具。
如果您错过了《要运动，不诉求》
后殖民主义
突尼斯的经济处于危机之中，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拒绝向突尼斯提供贷款。在全球资本主义下，IMF扮演着国际银行和外国投资的全球担保人的角色。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通常是小额的和不足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和2016年与突尼斯达成了两项协议，虽然都没有被应用。
上个月，IMF威胁说，如果这些协议不被应用，将拒绝向突尼斯提供贷款。这些规定包括降低公共部门员工的工资，解雇一定比例的员工，建立一个由IMF监督的委员会来管理公共部门，并将国家电力、水和电信公司私有化。突尼斯已经将磷酸盐公司、烟草和南部的几个油田私有化了。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这些协议得到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 Hichem Mechichi 的批准，而总统凯斯·萨伊德则表示不同意。我们可以将这种分歧解释为政治角逐，以决定谁将继续执政。如果争端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导致议会解散，并迫使再次举行选举。据突尼斯激进活动家 Nadhmi Boughamoura 说，这也是过去几个月警察如此残酷暴力的原因之一。这个伊斯兰党一直担心他们会遭遇2013年伊斯兰党在埃及的同样命运；因此，他们一直在建立一个融入内政部、司法系统和军队的基础设施，为应对任何针对他们和现任政府的反叛或革命做准备。他们还一直在努力制定法律框架，以组建一支专属于伊斯兰党的武装民兵队伍。
纳德米认为，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对突尼斯的经济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自杀行为。更多的私有化将导致更多的剥削，破坏医疗保健系统和目前存在的少量社会福利基础设施。他说：”[反对]现有政党的腐败是紧迫的，但还不够；运动必须通过建立彻底的新社会经济结构来抵制全球资本主义” 。
一场全球斗争
我们并不是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一个小国面临的地方问题，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看待它，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所有的斗争都是相互联系的。在一个地方的斗争就是在所有地方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团结。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在她的《卡利班与女巫》一书的序言中，回顾了她在尼日利亚担任教授时的情况，她是一位激进女权主义者：
“尼日利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谈判。该计划宣称的目的是使尼日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它]事实上旨在摧毁最后的公有财产和社区关系的残余。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怂恿下）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行了果断的干预：调节生育率，减少被认为要求过高和缺乏纪律的人口规模，因为它有望融入全球经济 …… 我还目睹了一场谴责女性的虚荣心和过度要求的厌女症运动。
“在尼日利亚，我意识到，反对结构调整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起源。”
突尼斯革命一直是改革主义的。今天，我们在街头看到的主要恐惧是，历史会重演，对根本性变革的需求被哄抢，沦为改革主义。保护这些要求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一个国际主义运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场国际主义运动，以促进各地所有斗争的意识。
新地平线
“错误的一代” 是一个年轻的突尼斯无政府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集体，他们正在与正统的左翼决裂。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政党体系，不想要一个领导人或发言人；他们想要一个彻底的变革。他们流行的座右铭之一是 “Tahet zliz fama takriz”（地下有愤怒） — — 要么是受到突尼斯诗人 Abou El Kacem Chebbi 的启发，他与殖民化作斗争，用 “小心，灰烬下有火！” 的口号向法国殖民者喊话，要么是受到1968年5月法国起义的座右铭 “铺路石下是海滩” 的启发）。
玛丽亚姆·姆瑙尔（Maryam Mnaouar）是本·阿里政权时期的突尼斯激进活动家，也是为抗议者无偿辩护的律师，她被政府首脑下令停止她的团体 “突尼斯党” 的所有活动一个月。尽管这听起来很压抑，但这表明政府害怕她的声音和她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支持。
曾是左翼学生会成员、目前参与左翼组织 “斗争” 的纳德米·博格莫拉，现在正与抗议者合作，在一个联盟下组织起来。
纳德米指出，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共产主义者、足球迷、左翼学生会成员、农民、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联盟。纳德米指出，一月在突尼斯一直具有象征意义：1984年的面包起义、2008年的采矿盆地起义
和2011年的革命都发生在一月。然而，纳德米以更加悲观的口吻指出，我们需要解决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利用这种革命精神，而不是像以前那些运动之后那样让它消亡。这个新联盟的主要要求是废除警察的压迫，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加，货币基金组织只是在保护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剥削突尼斯，还剥削所有非洲国家。
左翼还没有被充分组织起来；我们需要培养更好的战略以推翻政府，进行彻底的变革。今天，“错误的一代” 和 “斗争” 这两个团体正在以非正统的战略进行领导，而老的左翼政党由于其传统的组织和领导方式以及对新生代引入的动态缺乏了解而缺席。
在突尼斯独立后的50年里，两个独裁者统治着这个国家，粉碎了任何反抗的希望。在革命后的十年里，人们对选举制度投入了大量的信任，希望公平公正的选举能够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然而，这些截然不同的制度却产生了完全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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