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礼：在白纸上绘制未来(第5集) - 砸烂闭环
媒体的奥弗顿之窗就是将所有焦点汇聚在对防疫政策的争议上，而忽略了这场抗争整体的背景 - - 从而帮助削弱了反抗行动对系统的冲击力。
无论示威活动的直接结果如何，中国的普通民众都在因这一经历而变得激进，许多人已经自我组织起来。这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意识，无论结果如何，为正义而斗争的经验都将伴随他们。这对未来是个好兆头。
……事实上，我们跨越国界的民众团结是缓和[大国争霸的]紧张局势和为正义、平等和民主建立共同的国际斗争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都在受到世界各地的统治者的威胁。
欢迎回来！这里是第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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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帖子发布于 6月9日】
“零政策”是一场现代国家的压迫能力和统治暴力的展览 — —
上海解除了封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居民们被锁在公寓里，很多缺乏食物的报道，COVID阳性的幼儿被强行与父母分开，以及许多中国年轻人首次经历的公然的专制主义。
令人怀疑的是，中国政府是否能预料到这些年轻一代可能倾向于作出反应。华尔街日报说，严厉的限制已经 “促使年轻人重新思考生活计划”，转述了中国年轻成年人的故事，他们决定不生孩子，放弃自己的职业计划，搬回父母身边，放弃寻找爱情。报道说，“加速(腐烂)”已经加入了“躺平”的行列，成为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口头禅。在一段被审查禁止的视频中，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被当局威胁要承担几代人的后果时，他只是耸耸肩说：我们是最后一代。
这些封锁与中国的大规模监控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并且，它们都是对 现代“国家” 的压迫能力和统治暴力的警钟。
因为如果没有监控，这种暴力封控就不会发生。上海式的封锁部分依赖于蛮力：街区围墙、家庭隔离和身穿防护服的警察将人们从街上抓走。
但它首先依赖于情报：人们去了哪里，他们遇到了谁，他们说过什么。情报来自于长期侵入性的大规模监视。中国政府在大流行期间对监控摄像机和热成像技术（用于体温以及其他用途）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扩大了那个已经非常普遍的间谍网络监视制度。
上海的COVID封控虽然看起来像是暂时的，但与新疆的社会控制惊人地相似，这并不出人意料。就如我们曾经多次提醒过的那样 — — 新疆只是大规模监视设施的试验场，新疆的疯狂将是这些监视技术的宣传噱头，用来将这些统治暴力手段推广到全国，乃至全球。
大规模监控在本质上是针对本国公民的，但对于任何国家机器来说，扩张都是一种自然的保护模式。如果没有坚固的法律限制，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一项“安全措施”迅速变成了社会控制；一项基本权利变成了监管手段。当出现大流行病时，所有噩梦都会集中爆发。
不要让自己的思考被限制在民族/种族、地域、阶层、性别等特殊性上，统治暴力始终致力于针对每一个人，有可能表现形式不同，但没有例外。统治阶级一直拼命想要让你对灾难的理解缩小范围，以保护其系统的稳定 — — 这个只针对 穆斯林、那个只针对“外来人口”、那个只是徐州的特殊现象 …… 不，并不是，绝不是。
统治暴力始终是对“人”的战争，它们并不关心病毒，就如它们并 不关心什么所谓的恐怖主义，它们追求的是全面控制。当您开始反思“零政策”时，请记得其根源；只有更多人意识到根源，我们才希望获得战略一致的、真正的解决方案。
#China #ZeroCovidPolicy
Q：白纸行动后我甚至看到有清零派谴责反抗者，我就足够感觉到你们说的对那些媒体的浅薄的愤怒是什么意思了。白纸不是简单的清不清零的问题，但有太多人都在把反抗行动缩小到疫情的层面 …… 你们说的直接行动是什么样的？比抗议更管用吗？…… 中国的清零政策独一无二，那要怎样把中国的白纸行动放在全球背景下分析？……iyp：直接行动很简单，就是省去中间人，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向当局请愿或依赖外部机构。也就是，不要被代表。很多中国朋友都熟悉一个经典的流行讽刺 “戴三个表”，这可以假设有不少人对政府机构保持着警惕。
比如热门视频中这位95岁的上海老太太反抗方舱，挥舞着一把苕帚对战大白。就是最基本的直接行动。虽然和所有行动一样，想要获胜都需要策略。只有苕帚是不够的。
中国社会曾经有过多次值得注意的直接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也可能没有被充分解读，但绝对不是如互联网上被描述的那样 “只会上访”；白纸反抗也不完全是关于防疫政策争议的，它是关于反对压迫和限制。即 反统治。虽然防疫政策是一个燃点，但并非起点。
清零政策中被部署在城市的水马和铁皮围栏，只是将一直以来相对隐形的 “国内边界” 直观化了。
无论有没有疫情，中国都保持着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强的能力来控制其人口在国内的流动 — — 通过臭名昭著的户籍政策，该政策将社会服务的提供与地区挂钩。虽然邓小平推动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让公民可以享有一点狭义的市场自由，在全国范围内寻求就业；但是，社会公民权，包括获得国家补贴的医疗保健、教育、养老金和住房的权利，都是在城市一级进行的。
近年来中央政府推动了一种技术官僚的生命政治，旨在以恰到好处的质量和数量在城市和地区的复杂社会空间等级制度中 “分配” 人口，是上述噩梦加深的促进剂。这种 “及时制的城镇化”，就是幻想着把精英人才拉进精英城市、把所谓的 “低端人口” 推向低端地方。
尽管人类的流动性永远不可能被如此精确地支配，但对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流民来说，其实际影响是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割裂。近3亿人为寻找工作而搬到了城市，但却被剥夺了获得维持生命的基础设施的机会，如住房和医疗服务。
换句话说，虽然资本和劳动力在中国境内可以自由流动，但仍有大量的内部边界限制着社会再生产。
这些无形的边界有时会在物质上表现出来。尽管在2003年警察谋杀流民孙志刚之后，禁止将非本地人驱逐出城市，但城市仍然采取强制措施，驱逐被认为 “不合适的人”。这包括用推土机推倒为流民儿童设立的非正式学校，甚至夷平整个流民社区。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强制驱逐农民工的例子是在2017年，当时北京市政府以一场惨烈的火灾为借口，对工人阶级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驱逐和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有多达10万人被流离失所。被称为中国版的水晶之夜。
这种强制性的干预是由于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性的社会福利组织之间的不协调而产生的，这种动态一直在激励着零星的社会抗争。
在这一漫长的抗争过程中一直都有直接行动。比如90年代的时候，一小群父母将各自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开办非正式的学校，为无法进入公共系统的儿童提供低成本的教育。其中一些互助式的行动在城市的机构间继续发展。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扭转中国教育和经济不平等的趋势，但它们至少使数百万农民工能够与他们的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镇压也从未间断过。在北京，2010年至2018年期间，至少有76所流民儿童的学校被拆除。学校被拆除经常会引发对抗性的集体行动，包括向政府官员请愿，也包括封锁道路以示威，甚至更激进的行为比如自焚。这些抗争经常能够取得胜利，击退拆迁计划，并为儿童赢得公立学校的入学机会，即使中国富裕的大城市的排他性仍然在继续。
2017年秋季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当时流民社区（所谓的“低端人口”）对北京的非正规住房拆迁进行了抗争。这场反抗不仅引起了城市市民的广泛同情，而且还产生了实质性的跨阶层团结。来自各行各业的北京人通过互助网络组织起来，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临时住房、衣服和食物。知名学者签署了一封谴责拆迁的公开信。在习近平领导下学术自由大幅减少的背景下，这封信具有很大的风险和象征意义。一些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司急于组织临时住房，这虽然不是利他主义的，但也很重要。一个广泛的联盟几乎在一夜之间形成，以抵制一个拥有生命政治机制的城市国家，按照人民认为合适的方式重新组织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流民们为拉近工作和生活的距离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升级。
从对武汉的封锁开始就已经揭示了这个国家人口管理制度的许多情况。封锁作为“防疫”措施的成功不能归功于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央集权国家，恰恰相反，是国家的无能和非理性使病毒首先得以传播。相反，密集的互助网络在疫情爆发初期就开始发挥作用，促进了整个城市和地区的基本物资的流动，从而使大多数人能够留在家里。尽管国家最终承诺消除病毒，但在武汉成功的关键是国家的协调能力与自下而上的举措相结合的结果。
在最普遍的层面上，疫情扩大了资本与商品、劳动力与人员之间的流动性差距。虽然全球流民和国际旅行数量因大流行病而明显下降，但全球贸易在2021年创下了28.5万亿美元的新纪录。2021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增长了25%，全球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6766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对人员流动实行了激进的新管制。
武汉和上海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在最近的封锁期间，国家坚持让人们继续工作。要想努力维持资本的流通同时从根本上遣散劳动力，是很具挑战性的，但上海当局愿意尝试。他们采取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方法，其策略是使设施尽可能接近密封，只允许食品和药品等必需品进入，同时阻止几乎所有人离开封锁区。这种被称为闭环的策略允许资本流通，同时将人的流动性降到绝对最低。
当年春天晚些时候，上海的封锁启动时，很明显，闭环的逻辑已经渗出了奥运村，渗入了更广泛的政体。4月11日，上海政府发布了一份666家公司的 “白名单”，这些公司可以在更广泛的封锁中重新开业（5月又增加了342家公司）。其中包括特斯拉Gigafactory和广达，这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装配商之一。所谓的闭环管理要求工人们进入工厂并留在那里 — — 只在工厂的范围内吃饭、睡觉和工作。当工人被带入闭环时，他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允许离开。
同时，白领工人所忍受的在家工作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在家庭层面上组织的闭环。从三月开始，不同的社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封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们被封在公寓里。食物通过政府渠道、所谓的 “团购” 或网上送货服务进入。离开以家庭为基础的闭环是严格控制的，需要官方许可。一些积极的官员还在公寓出口前建起了真正的围墙，以阻拦居民的行动。城市居民中许多是富人，面临着食物短缺和焦虑，因为他们被告知要继续工作、照顾孩子和其他形式的劳动，同时要生活在实际的软禁中。
在工作中生活和家中工作，叠加了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空间，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甚至上海的许多穷人和工人阶级居民并不适合这种闭环。他们主要住在非正式的住房里，从事非正式的工作。许多人住在 “群租房” 里，往往超过了法定的居住人数，这是在上海昂贵的房地产市场上获得住所的一种方式。其他人则居住在没有合法地位的自建房中。这些居住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群，在封锁期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食品分配，使他们不得不自己购买食品，同时面临价格欺诈。由于这些人的职业 — — 建筑工人、厨师和服务员、家庭佣工和性工作者 — — 在封锁期间通常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收入，因此购买市场价格的食品的挑战就更加复杂。这些工人中的大多数也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民，他们在封锁期间被阻止离开上海回到他们的故乡。其结果是，这个大城市的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危机迫在眉睫。
人民明白了，这些措施不再是为了公共利益，就在他们被要求继续在家中、在办公室里或工厂的闭环中为资本工作。
上海人的英勇反抗从5月就开始了，在苹果供应商广达电脑公司爆发。被封锁在公寓中的人们在阳台上大喊和唱歌，彼此安慰，促进了情感上的团结一致。一段反应被封锁的人们的悲惨境遇的视频 “四月之声” 流量突破4亿。无数人不断转发它、复制它，突破了中国强大的审查封锁。再一次，愤怒将人们团结起来了。
反抗和直接行动也发生在所谓的“闭环”之外，如上海郊区发生的食品骚乱，由于许多位于非正规住房的农民工已经连续数周没有收入或政府提供的供应品。至少在一个案例中，人们抢夺了一辆蔬菜车，将里面的食物随意扔给聚集的人群。
媒体的奥弗顿之窗就是将所有焦点汇聚在对防疫政策的争议上，而忽略了这场抗争整体的背景 — — 从而帮助削弱了反抗行动对系统的冲击力。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斗争都与封控有关，但它与大流行之前很多年来边缘化流民的统治暴力密切相关。在COVID-19之前，农村流民来到城市寻求工资劳动作为生存手段，因为农村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但鉴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将社会再生产迁往城市的努力面临着不断的障碍和驱逐。于是，流民社区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包括学校和住房，相对靠近他们的工作场所。上海的封锁代表了空间上的逆向，同时表达了同样的政治逻辑。所谓的闭环并没有切断工作和生活的空间，而是将两者叠加起来了，这样所有的再生产过程都应该在工作场所发生。工作和生活相对接近意味着两者不应该在同一个界限内。闭环切断了工人与任何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的联系，使他们沦为赤裸裸的劳动力。但工人们抵制了这种对身体运动施加独裁控制的努力。人们不会仅仅作为老板的劳动力而活着。
之后就是郑州。这个河南省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iPhone组装厂，富士康拥有的工厂有超过20万名工人。这家工厂对地区经济极为重要，其产品占整个省份出口的60%，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在城市和工厂本身爆发疫情后，富士康实施了闭环管理，工人被禁止离开工厂。就像在上海一样，政府和雇主不能允许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的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出现问题，即使是在整个城市走向封锁的时候。
消息显示现场检疫的管理非常糟糕，生病的人据说得不到足够的护理，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工人们焦急而愤怒，就像春天的上海广达公司一样，他们冲向被封锁的出口。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工人跳过隔离墙向家乡逃走。在区域性的封控中，没有公共汽车或其他交通选择，富士康的逃亡者不得不沿着公路和田野长途跋涉。这种大规模的叛逃迫使富士康松口，允许工人离开，在某些情况下，工人家乡的地方官员安排了公共汽车运输。
这再一次凸显了工人们拒绝在资本加速流通的情况下关闭人类活动的反乌托邦冲动。虽然回到农村后，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普遍的贫困，但这些逃亡者至少保证了他们自己的尊严和身体的自主权。
中国的人口管理制度是独一无二的，这既体现在户籍制度的强度上，也体现在大部分被征服的人口是由居于主导地位的种族的国家公民组成的这一事实上。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国家将新疆和西藏等更加种族化的殖民环境作为试验田磨练了许多社会控制做法 — — 这些镇压手段、大规模监控技术和生命政治控制战略正在越来越多地在内地大都市中部署。然而，即便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对身体运动权利、建立持久的社区和基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及作为不只是一个劳动者或消费者，而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要求。
应该在更广泛的全球反抗资本主义边境制度的背景下看待中国人为使生活和工作相对顺利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越来越多的活动家和学者已经表明，边界是如何作为一种空间控制技术，维护种族化的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控制某些人的流动是为了维持全球的统治关系。美国和欧盟通过将边境巡逻委托给全球南部的国家来输出流动性控制，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的治安、监视、监禁和正式的客工计划将边境内部化。在最好的情况下，日益增长的取消边界的要求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应该能够自由移动，并拥有政治和社会权利，使他们能够在他们可能占据的任何空间蓬勃发展。中国反抗者的愿望和斗争与世界各地的农民工和被剥夺权利的人要求废除边界的逻辑和逃离资本的闭环的战斗是密切相关的。
Q：四通桥的彭立发也是在诉求，要求选票，而你们总是在说“直接行动”，是说彭错了吗？直接行动真的能比选票更有用吗？iyp：当谈到政治问题时，谈到对事情的发展有发言权时，投票是人们能够想到的唯一策略 — — 通过投票来表达意见，以及影响他人的投票。彭先生并没有错，绝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想。选票给人一种 “被纳入了政治进程” 的感觉，似乎可以对局势发挥作用。
而事实上，投票让别人来代表您的利益，是运用政治权力的效率最低和效果最小的手段。广义上讲，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采取行动，自己来代表自己的利益。
直接行动有时会被误解为另一种竞选活动，即通过政治活动家的战术游说对官员施加影响力/压力，比如让官员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这样去做，成本将是巨大的；但 “直接行动” 真正的意思指的是直接民主。
直接行动的具体例子比比皆是。当您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寻找和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不是排队上访或找警察投诉、声嘶力竭地呼吁 “中央政府管管吧” 的时候，就是直接行动。当一个人制作并分发传单来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指望那些被政权控制的新闻媒体来报道或刊登他给编辑的信时，就是直接行动。当人们下载使用伪装的颜色码前端动画和拆除水马自我“解封”时，都是直接行动。或者，一群具有足够知识水平的人组织起来为社区中的孩子们提供在家教育，而不是仅仅在社交媒体上对学校教育有多愚蠢吐槽发牢骚，然后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校，所有这些都属于直接行动。即，亲力亲为，毫无顾忌。自治和互助，
在很多方面，直接行动都是人们在社会中拥有发言权的一个更有效的手段，而不是投票。首先，投票是一种抽奖活动 — — 如果一个候选人没有当选，那么他的选民为支持他而付出的所有精力都白费了，因为他们希望他能为他们行使的权力被别人拿走了。相反，有了直接行动，您自己就可以确信您的工作将提供某种结果；而且您在这个过程中开发的资源，无论是经验、联系和在社区中的认可，还是组织的基础设施，都无法从您身上被夺走。
投票将整个社会的权力巩固在少数政客的手中；通过纯粹的习惯力量，更不用说其他的执行方法了，其他人被都处于依赖的地位。而通过直接行动，您会熟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能力和主动性，发现完整的现实状况究竟是什么，以及您能完成多少。
投票迫使运动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在一个平台上达成一致；联盟为做出什么样的妥协而争吵，每个派别都坚持认为他们知道最好的方法，而其他派别则因为不配合他们的方案而把一切都搞乱了。大量的精力被浪费在这些争论和指责中。另一方面，在直接行动中，没有必要达成巨大的共识：不同的团体可以根据他们所相信的和感觉舒服的方式来应用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仍然可以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互利的整体。参与不同直接行动的人没有必要争吵，除非他们真的在寻求完全冲突的目标（或者多年的投票习惯让他们变得下意识地与任何有差异的人争吵）。关于投票的冲突往往会分散人们对当前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因为人们会陷入一个政党对另一个政党、一个候选人对另一个候选人、一个议程对另一个议程的戏剧性冲突中。另一方面，通过直接行动，问题本身被提出来，被针对性解决，而且常常被解决。
投票只有在选举时间到来时才有可能。而直接行动可以在人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进行。投票只适用于解决候选人政治议程中的任何议题，而直接行动可以应用于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你生活的世界的每一部分。
投票被颂扬为行动中的 “自由”。这不是自由 —— 自由是首先决定什么是选择，而不是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选择。直接行动才是真正的自由。你制定计划，你创造选择，一切皆有可能。
归根结底，投票和直接行动的策略没有理由不能同时应用。其中一个不会抵消另一个的作用。问题是，许多人认为投票是他们行使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主要方式，以至于每个人都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审议和辩论上了，而其他改变的机会却被浪费了。在每次选举前的几个月里，每个人都在争论投票问题，投票给什么候选人或是否投票，而投票本身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不管投不投票，并无所谓，但请记住，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让您的声音被听到。
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运动，强调更直接的行动方式和社区参与所提供的可能性。这些不需要被看作是与投票相矛盾的。我们可以每年花一小时进行投票，其他三百六十四天和二十三小时直接行动。
那些对代议制民主完全失望的人，那些梦想着一个没有总统和政客的世界的人，都可以放心，如果我们都能学会如何主动运用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哪个政客能当选为官员的问题将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力，只是因为我们把这种权力委托给了他们。直接行动的运动将权力放回了它所属的地方，在它的发源地 — 即 人民 — 的手中。
Q：白纸最初时网络上就开始传非暴力教父吉恩·夏普的作品译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事，如果你知道你面对的镇压者是谁的话，你现在应该赶紧找个防弹背心穿上吧，还有头盔，而不是去读什么非暴力理论。
我并不是说非暴力没用，我也绝对不是任何暴力爱好者，我深知仅仅暴力可能很难解决问题，但现在的状况是，参与这个辩论的人都是在试图把论题拉到所谓的道德的层面上来，各式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不论如何这都不对劲，我不懂理论，但我知道在跟土匪过招的过程中道德无法决定输赢。
一半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另一半是张献忠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主张暴力还是非暴力？你们说的"基于战略的考量" 是个结论吗？这要如何说服托和张们？iyp：国家根本上就是暴力的形式 — — 暴力就是国家的母语。一旦争论转移到暴力与非暴力上，统治阶级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主场，在那里，永远都是他们最能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并实施自己的行动，而不是您。
对于行动者来说，在部署战术之前您必需了解一些原理 ……
📱 预告下集话题：
托尔斯泰还是张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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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