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革命者
这是一场民主革命,其中公民正在成为主体。横向联网,几乎没有提及光荣的过去。它的横向特征使这场革命的火焰燃烧了一年多,即使它失去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即使时间也被掌握在该政权及其盟友的手中 …… 但希望之火仍在跳动。
在被操纵的总统选举一年后,白俄罗斯的抗议者仍然在要求进行民主变革,并以相互声援的方式回应镇压性政权。
但是,当你的事业跌落到聚光灯之外时,要怎样才能继续战斗?
本文为纪念白俄罗斯公民反抗斗争一周年。这些反抗者面对着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更为残酷和危险的本土维稳和跨国镇压,但他们从未畏惧。他们所展现的对抗争政治的理解、反抗智慧和战术技巧,值得更多国家的公民借鉴学习。
📌 本文分为5个部分:
🌟 第1部分:成为一名反对派需要巨大的内心努力。现在是时候重复这一基本常识了 — — 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对手,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恐惧、虚无和懦弱、患得患失的裹足不前,这些才是真正消解一场变革的病毒。白俄罗斯人成功战胜了这一病毒,中国人呢?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吗?
🌟 第2部分:民族革命有什么问题?老反对派的偏执和认知错误,如何能够被新一代的反对派所纠正?这一代际问题在中国也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 — 包括通过各种形式(含政治庇护)以移民海外的老一代华人异议,他们中很多人的认知还停留在他们位于前线的当年。
🌟 第3部分:女性革命,不是女权革命。虽然女性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的高能见度和重要作用并不是白俄罗斯独有的,但这里的特殊性在于,女性反抗者在*并没有*强调女权主义的背景下成功动员了整个社会,在残酷的镇压之下依然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她们是如何做到的?
🌟 第4部分:愤怒的季节,讲述的是整体政治和社会背景,关于是什么激发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吸引全球目光的抗议,是什么让大众如此齐心协力地拼搏。这其中您可以看到非常多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我们在不同位置进行了标注。于是我们留下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反抗精神将最有可能如何催化?
🌟 第5部分:不是“他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做什么 — — 这一动员战术非常重要。在中国,我们往往看到对当局的不满和批驳让人们形成凝聚力,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一群牢骚满腹的人坐在一起更容易产生的是虚无和疲惫,而非创造性的行动魄力。对 “当局为什么不行” 已经不需要过多重复,当下更加缺少的是对 “反抗者为什么行” 的强调和激励。
2020年8月9日晚,白俄罗斯当局宣布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赢得总统选举,为这位独裁者的第六个任期铺平了道路。反对该政权的民众示威活动在选举前已经开始,但当晚的示威活动更加激烈,在该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抗议者对白俄罗斯持久的经济衰退感到愤怒,对不公平的选举过程、包括对反对派候选人遭受的镇压和被操纵的结果提出异议。
一年后,尽管镇压升级,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关于白俄罗斯以及更广泛的同质问题,见《是谁在帮助这些专制政府对异议人士进行跨国镇压》
除了周年纪念日,最近爆发的国家暴力事件也使白俄罗斯的政治局势重新回到了前台。但在过去的12个月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过去的。
外面的观众将过去一年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与国际媒体上的事件联系起来,引发了对卢卡申科政权镇压性质的关注和愤慨的浪潮。最近的案例包括:奥林匹克运动员克里斯蒂娜·季马诺夫斯卡娅(Krystina Timanovskaya)因质疑男教练的权威而受到威胁;白俄罗斯活动家维塔利·希肖夫(Vitaly Shishov)在乌克兰的可疑死亡;为抓捕异议记者罗曼·普罗塔塞维奇(Roman Protasevich)和学生索菲亚·萨佩加(Sofia Sapega)而拦截航班、改道飞往明斯克的客机;以及该国主要独立媒体 TUT.BY 被关闭。
这些事件肯定有助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拉回到白俄罗斯,即使是在广泛报道的抗议活动的最初阶段。然而,这场革命一直在国际关注的市场中摇摆不定,就像一个流行的热门话题一样迅速滑过。
对于那些亲自参与了抗议活动的人们来说,过去的一年来需要每天都投入进去。在白俄罗斯诗人和活动家汉娜·科马尔(Hanna Komar)的叙述中,监狱是一个 “永恒的空间”,被拘留者的日常活动永恒地重复着,只是被不断变坏的条件重新排序。即使是卢卡申科在公共层面上轻描淡写的大流行病,也被用来作为加强对被拘留者镇压的借口,并通过 Skype 进行模拟审判。
然而,在科马尔的叙述中,监狱中平坦的时间成为了巩固女囚之间深刻的信任和姐妹情谊的完美背景,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监狱的四面墙,构成了相互团结的宝贵网络。
女性的强烈参与从早期阶段就决定了白俄罗斯的起义。Sviatlana Tsikhanouskaya、Maria Kalesnikava 和 Varanika Tsapkala 代表未登记的男性总统候选人,成为反独裁运动的主角,这几乎是偶然的。奥尔加·德林多瓦(Olga Dryndova)指出,她们的论述结合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女性领导力,但她们并不符合那种 “有魅力的女权主义领导人” 的原型。那么她们是如何催化反对派运动,动员全国女性的?
白俄罗斯女性的崛起在斯拉文卡·德拉库利奇(Slavenka Drakulić)对她的移民朋友、作家和挚友伊雷娜·弗尔克连(Irena Vrkljan)的纪念中引起了共鸣。德拉库利奇回顾了弗尔克连的言论和行动主义如何激励了一代女作家和知识分子,尽管她拒绝认同为女权主义者。
在某种程度上,白俄罗斯的女性活动家代表了向一个不那么传统的社会的转变。但她们的领导力可能并不完全是基于进步的发展。她们还设法将传统上与她们相关的照护理念引入政治舞台,将其转变为基于共同性和相互团结的政治行动范式。
强大的女性力量也有助于解释白俄罗斯抗议活动的后国家特征,正如反独裁协调委员会成员 Olga Shparaga 所描述的那样。Shparaga 解释说,“这是一场民主革命,其中公民正在成为主体” ,“横向联网”,几乎没有提及光荣的过去。它的横向特征使这场革命的火焰燃烧了一年多,即使白俄罗斯失去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即使时间也被掌握在该政权及其俄罗斯盟友的手中。
如果您错过了《去它妈的民族英雄》
监禁和不屈不挠的抵抗的经历,虽然改变了生活,但不值得浪漫化。把革命仅仅归结为英雄的抗议者,就会诱发脱离,导致旁观者的自我封闭和非政治化。但是,在民族国家倾向于退出国际责任,民族自私似乎占据绝对上风的历史时期,白俄罗斯抗议者唤起的共同感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替代方案,值得借鉴。
Part I:成为一名反对派需要巨大的内心努力
自从普京表示支持卢卡申科以来,白俄罗斯独裁者似乎掌握着优势。俄罗斯社会学家 Lev Gudkov 在接受 “Osteuropa” 采访时认为,只要卢卡申科能依靠克里姆林宫的支持,除了总罢工之外,什么都不会迫使他下台。
Osteuropa:你会如何描述白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
Lev Gudkov:我们看到的是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崩溃后在白俄罗斯出现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危机。无论危机如何结束,专制政府都不会以过去26年持续的那种形式继续存在。很明显,该政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己。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帝国中心支持,它是不可持续的。
Osteuropa:人们是如何能够克服恐惧和冷嘲热讽的?
Lev Gudkov: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心理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经济上的解释是,自2014年以来,卢卡申科政权的商业模式已经停止运作。其中一个原因是石油的低价。白俄罗斯有两个用来加工来自俄罗斯的石油的炼油厂,它和它的邻国一样依赖石油。另一个原因是与莫斯科的冲突。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卢卡申科试图利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以便从莫斯科获得补贴、石油和天然气的折扣,以及在众多商业事务中获得优惠待遇。否则,他就威胁要让白俄罗斯向西方靠拢。
然而,俄罗斯不允许自己被讹诈,而是削减了对白俄罗斯的让步,以迫使该国形成联盟。这两个因素导致了经济停滞,卡车制造商MAZ对此感受尤深,其产量在过去几年中减少了三分之二。社会状况也恶化了。今天,实际收入仍处于2008年时的水平。
【注:MAZ是俄罗斯老牌卡车制造商,一直以生产结实耐用的商用车为主】
Osteuropa:那么心理学上的解释呢?
Lev Gudkov: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但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来说,却不是这样的。投票反对独裁者需要巨大的内心努力。这不仅仅是要克服一个人对警察、对克格勃间谍、或对失去工作的内在恐惧。更加困难的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摆脱墨守成规,就会产生情感上的不协调,而墨守成规就像一种集体捕获的形式。脱离会产生一种不忠诚的感觉。奥威尔称其为 “思想犯罪”。
但是,不管是谁扔掉了这个铁甲,不管是谁克服了没有其他选择的感觉,都会突然重新获得自尊。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人越多,集体欣喜和绝对团结的感觉就能越发扩散。这很难用文字描述。人们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不断吸引着其他人。卢卡申科的反对者所获得的非凡动员产生了雪球效应。突然间,恐惧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习惯性的无能为力开始淡化。时间突然又开始流动了;永恒的僵局让位于对变革的希望,对没有暴政和暴力的新生活的希望。日常的愤世嫉俗和根深蒂固的长期屈辱感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自尊感,以及捍卫它的决心。
Osteuropa:俄罗斯人对白俄罗斯有什么印象?
Lev Gudkov:那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据说,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喜欢的国家。在列瓦达中心进行的调查中,白俄罗斯总是排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上。
Osteuropa:为什么会这样呢?
Lev Gudkov: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很多联系。边界是开放的。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许多白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工作。所有白俄罗斯人都能说流利的俄语。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同的文化,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看着同样的电视频道。因此,俄罗斯的国家宣传在白俄罗斯非常有影响力。所有这些都减少了双方的偏见和保留。
Osteuropa:在俄罗斯,人们赞成统一吗?
Lev Gudkov:不,人们对把白俄罗斯吸收到俄罗斯联邦中并不特别感兴趣。根据我们的调查,只有13%的俄罗斯人赞成统一。大多数人认为,关系应该保持现状。
Osteuropa:这与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印象相比如何?
Lev Gudkov: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外国的、敌对的国家。它一直在诋毁乌克兰人对民主的追求和对西方的关注。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两国的关系太密切了,两国有共同的文化、经济联系,最重要的是人们有家庭联系。迈丹革命和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改变了一切。
咄咄逼人的国家宣传成功地让俄罗斯的许多人相信,乌克兰发生了政变,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夺取了政权:所谓的乌克兰反抗军,法西斯分子和俄罗斯的敌人。根据宣传,对俄罗斯开放的唯一途径是保护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免遭种族灭绝。
今天,乌克兰在俄罗斯有着极其负面的形象。这在白俄罗斯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直到最近,卢卡申科还在不断强调该国与俄罗斯的共同利益以及他对苏联价值观的忠诚。在克里姆林宫试图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合并为一个国家的努力失败后,他对莫斯科的爆发在俄罗斯几乎没有报道。
Osteuropa:白俄罗斯的事件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动荡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
Lev Gudkov:白俄罗斯的情况完全不同。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与邻国或分离主义者发生了武装冲突。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与阿塞拜疆交战了30年。格鲁吉亚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的战争和2008年对俄罗斯的战争中遭受失败。这留下了痕迹。
Osteuropa:什么样的痕迹?
Lev Gudkov:负面巩固发挥了很大作用,我指的是通过排斥外部敌人实现的内部社会融合。战争对社会和国内政策产生了影响,但也影响了对俄罗斯、西方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白俄罗斯没有这些。它的政治文化更接近俄罗斯的文化。苏联思想依然存在,包括对西方的偏见。
Osteuropa:莫斯科对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是什么态度?
Lev Gudkov:有不同的阶段。普京领导层显然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惊讶,起初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克里姆林宫对选举结果采取了保留、甚至矛盾的态度。
普京向卢卡申科表示祝贺,但他的语气是冷静和正式的。通常充当民族主义鼓动者的政治家们则采取了令人惊讶的消极语气。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谈到了操纵投票,康斯坦丁·扎图林宣布卢卡申科在选举中失败。杜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Aleksey Pushkov)也持类似观点,他通常会煽动反西方情绪。甚至连外交事务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也有效地承认了卢卡申科的失败。她说,他犯了很多错误,对抗议活动负有责任。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他说,由于选举期间没有外国独立观察员,因此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卢卡申科的失败。
Osteuropa:你如何解释这些矛盾的信号?
Lev Gudkov:克里姆林宫并不想公开支持卢卡申科。最初,它说没有计划向白俄罗斯部署军队,因为根据《集体安全条约》没有理由这样做。同时,高级政客和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警告说,反对任何 “外国外部势力对联邦国家内部问题的干涉”。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为卢卡申科辩护,警告说 “反对派的行动可能导致国家的解体”。
Osteuropa:那普京呢?
Lev Gudkov:普京没有发表评论。而只要普京保持沉默,就没有明确的立场可以被抓住。所以西罗维基也没有说什么。
【注:西罗维基专指俄罗斯政府中由国安和情报机构为背景的政客所组成的政治利益集团。西罗维基们多出身自前苏联克格勃、格鲁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和联邦药物管制局等政府机构,并与这些机构保持着密切关系。】
在这一阶段,媒体上出现了接近于多元化的现象。一些电视台在谈论 “新独立广场”和西方挑衅的危险。这个所谓的 “西方” 在波兰、立陶宛和美国之间交替出现。然而,其他电视台则播出了对抗议活动的同情报道。
在这一阶段,如果白俄罗斯反对派能够达成适合莫斯科的条件,普京似乎有可能同意撤换卢卡申科。反对派明确宣布,他们希望继续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并保持经济联系。与欧洲独立运动相比,明斯克的示威活动中并没有反俄的口号。
Osteuropa: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Lev Gudkov:是的,克里姆林宫现在正在帮助卢卡申科 “恢复秩序”。莫斯科向白俄罗斯派遣了特勤人员作为 “顾问”,还有电视记者和技术人员,以取代抗议活动中罢工的白俄罗斯同行。克里姆林宫现在正支持卢卡申科镇压示威活动。这也反映在俄罗斯国家媒体上,他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抹黑运动来诋毁白俄罗斯的反对派,指责他们想要破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联盟关系。
普京宣称,俄罗斯将建立一支 “来自安全部门成员的后备力量”,以防止 “武装抢劫”,并打击西方情报机构派来的 “打着政治口号的极端主义势力”。他间接地将协调委员会称为 “外国势力” 的工具。在白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决定平息8月28日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后,普京宣称 “白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已经结束”。
Osteuropa:白俄罗斯的反对派并不这么看。数以万计的人继续走上街头。
Lev Gudkov:是的,反对派能够迫使政权改变路线的唯一途径就是动员更多的人。这就需要在整个工业和运输部门举行大罢工。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员工必须拒绝工作,军队和警察必须宣布自己中立。
Osteuropa:是否存在暴力升级的风险?
Lev Gudkov:这取决于那些当权者。考虑一下30年前1991年8月在莫斯科发生的政变。当时,军队、克格勃和警察拒绝遵守紧急委员会的指令。他们的正式理由是,不清楚谁是俄罗斯的合法统治者。然而,“第比利斯综合症” 也起了很大作用。在1989年和1990年镇压和平抗议活动之后,军队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首先是在第比利斯,然后是在巴库、维尔纽斯和里加。将军们不想为针对平民的进一步暴力承担责任。
【注:“第比利斯综合症” 的特点是军官和士兵不愿做出任何战术决定,甚至不愿服从命令,而没有明确的对上级当局的责任。对此可参见《是什么导致了抗议运动的失败,如何才能成功:行动主义(11)- 战略智慧是最重要的武器》。】
没有迹象表明白俄罗斯的权力机构以这种方式瘫痪了。如果卢卡申科决定向示威者开枪,这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个时刻发生。[权力支柱]裂缝的出现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反对派没有时间了。人们上街游行的意愿正在消退。
Osteuropa:被排斥的中间法则?
Lev Gudkov:召开圆桌会议,为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做准备,本来是摆脱僵局的一个办法。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卢卡申科坚持他的路线:“要想举行新的选举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他想通过挖掘并实施进一步的镇压来削弱这一运动。他在等待他的对手表现出疲惫的迹象,这样他就可以让国安的猎犬来追捕他们。他想要报复。任何参加过抗议或罢工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Osteuropa:你是否预测白俄罗斯会出现中国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变种,用坦克碾压和平示威者?
Lev Gudkov:希望不会走到那一步。明斯克的政权更喜欢有针对性的镇压: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和罢工的领导人被判处监禁而失去行动能力。所有其他可见的抗议运动参与者都将被列入了黑名单,他们将失去工作,不再有维生能力。
在经历了政权可能崩溃的短暂时间后,卢卡申科似乎又占了上风。他有可能试图通过宣布紧急状态、下令封锁和关闭边境来加速事件的发展。他已经为此做好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声称白俄罗斯正受到 “来自外部的威胁”,并且正在进行一场阴谋。我们有理由担心他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他有政府、军队和克格勃及内务部的力量支持他。
也不能排除政权可能在边境上制造事件,以便 — — 就像1980年在波兰发生的那样 — — 实施戒严令并开始彻底镇压反抗运动。这种 “事件” 将为从俄罗斯派遣军队使局势 “正常化” 提供理由。但这将意味着卢卡申科政权的独立性的结束。
Osteuropa:留给反对派的选择有哪些?
Lev Gudkov:反对派极不可能通过纯粹的非暴力和宪法方法来实现其目标,尤其是该国的司法机构和所有其他国家机构都完全在独裁者的控制之下。反对派缺乏组织。起初,它的横向动员结构是一个优势,但这样一个无定形的、流动的群体很难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如果没有组织来计划和确定下一步的行动,以及处理问题的顺序,那么运动的势头就会崩溃。
【注:这一个行动主义原理,见《先有组织而不是先有运动:Baraza 机制》】
Osteuropa: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是否影响了俄罗斯的舆论?
Lev Gudkov:事件正在被密切关注。它们被看作是俄罗斯潜在发展的原型。克里姆林宫的媒体现在宣称,一场政变正在从国外策划,就像据说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次发生的那样。一些自由派评论员将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与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议活动联系起来,那里的人们已经为反对拘留当地的州长示威了两个多月。但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已经成功地让许多人相信,针对白俄罗斯政权的抗议活动 “代表了一种威胁”。
Osteuropa:这话怎么说?
Lev Gudkov:列瓦达中心在8月20日至26日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对白俄罗斯事件的反应主要是负面的。与四周前相比,对普京和莫斯科领导层其他代表的支持率大幅上升,这反映了对不稳定的恐惧。
许多受访者勉强承认,人们在白俄罗斯抗议是因为他们受够了卢卡申科,因为白俄罗斯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还因为他们对操纵投票和警察的暴力行为感到羞耻。59%的受访者提到了这些因素中的一个。而39%的人认为抗议活动 “是由西方或白俄罗斯反对派挑起的”。不管是出于顺应潮流的愿望、对变化的恐惧还是其他原因,57%的受访者希望卢卡申科继续担任总统,只有17%的人说他们支持季哈诺夫斯卡娅。其余的人说,他们没有关注事件,或者说选举结果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48%的人认为,总的来说,选举是 “适当的”,而36%的人认为官方结果是伪造的。
毫无疑问,俄罗斯人的态度受到国家宣传的强烈影响,国家宣传用大规模动乱、所谓的 “新梅丹” 和西方敌对行为的说法来吓唬人们。最重要的是具有基本教育资格并受雇于国家的老年人容易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即 普京政权的社会基础。
【注:在这里看到相关更多解释《在破坏性的焦虑之后》】
Part II:不,这场反抗不是民族革命
协调委员会成员 Olga Shparaga 认为,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反对派已经被边缘化。所谓的民族英雄和垂直权力结构不再具有大众吸引力。现在的重点是和平合作、社会包容和女性的软实力。
Osteuropa: 反对卢卡申科政权的运动的口号之一是 Žyve Belarus!(白俄罗斯万岁! )那么,这是一场民族革命吗?
Olga Shparaga: 一场革命确实在白俄罗斯发生了。但这是一场后民族革命。抗议活动的关键概念是 “宪法” 和 “法律”,而不是 “民族”。它是关于消除独裁政权的。人们正在为尊重法律、为自由选举、为改变政府的可能性而斗争。这是关于白俄罗斯不仅在名义上成为一个共和国,而且作为法国大革命传统中的公共资源。这是一场民主革命,其中公民正在成为主体。
反对派联盟宣称,这场革命是由 “我们所有人一起” 进行的,换句话说,是从一个横向联网的社会开始的。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去。不断提及历史、英雄和神话,恰恰是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定义。女性 — — 或者准确地说,一个妇女集体 — — 一直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这一事实也与民族主义话语背道而驰,在民族主义语话中,女性的角色是通过生育和抚养孩子来照顾国家的再生产;根据这种观点,女性在政治中没有地位。Chaim Soutine 的画作 “Eva” 成为革命的象征,这并非巧合。Soutine 是一个出生在现在的白俄罗斯的犹太人。这都与民族主义的同质化、单一民族的想法相矛盾。
Osteuropa: 1918年短暂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无处不在的红白相间的旗帜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一直是民族反对派的象征,那么它现在又是什么呢?
Olga Shparaga: 旗帜和口号 “Žyve Belarus” 都只是官方符号的替代品,它们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却没有掩盖他们之间的差异。有些人说俄语,有些人说白俄罗斯语。革命歌曲 ‘Mury’(墙)是波兰歌手 Jacek Kaczmarski 的团结会会歌和革命赞歌,用两种语言演唱;另一首革命赞歌是俄罗斯摇滚歌手维克多·措伊(Viktor Tsoi)的 ‘Peremen’(改变),来自改革时代。这与 “Žyve Belarus!” 的口号一点也不矛盾。
在选举后当局的暴行之后,口号和旗帜都有了新的含义,而这一含义一直是它们固有的。它们代表着洒下的鲜血和对死亡的斗争。白色也被用于人们在选举日佩戴的 “诚信臂章”。8月12日之后,抗议警察暴力的女性反抗者穿着白色衣服,以示团结。使用白色并不是因为它是国旗中的颜色,更多的是旗帜和白色相匹配。
Osteuropa: 这种解释是一致的吗?
Olga Shparaga: 当然,反对派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革命,他们认为白俄罗斯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包括那些围绕 “为了自由”(“За свабоду!”)运动或围绕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的人。他们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奥尔加·卡瓦尔科娃,她代表斯维娅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参加协调委员会主席团。 但是,当人们更仔细地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时,就会立即出现一系列的定义。例如,Zianon Pazniak [负责揭示库拉帕蒂NKVD万人坑的考古学家,1980年代末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创始人之一]的右翼保守派版本。然后是围绕杂志和出版社 Arche 的中间派、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其重点主要是历史。还有 symbal.by 的 “流行” 民族主义,一个文化倡议和企业。没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复调 — — 似乎没有人,或者说很少有人会介意。尽管民族主义者声称,并不存在文化冲突。反俄主义是几乎所有形式的白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在这场革命中很少有反对俄罗斯的声音,所以民族问题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注:内务人民委员会 (NKVD)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实行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该组织除担任常规警察的角色外,其属下部门也负责其他事务,如交通管制、消防、国境警备和国家档案管理等。】
当然,白色和红色的旗帜是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但今天很少有人谈及这个问题。人们不是在寻找过去的英雄形象。相反,他们面向和平合作(而不是竞争),横向结构(而不是精英民族主义的纵向结构),以及女性的 “软实力”(而不是骑马的武装人员)。在我看来,抗议活动是关于社会包容的新策略,以及如何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使不同的人和群体得到认可,而不是否定他们的差异。
Osteuropa: 抗议活动一直在全国各地发生。他们在各地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当地的关切在起作用?
Olga Shparaga: 抗议活动的区域化是一个新现象。在竞选期间,季哈诺夫斯卡娅和她的团队与每个城市的公民谈论他们的具体问题 — — 例如,在布列斯特,关于反对建造电池厂的运动。然而,共同的话题主导了所有抗议活动:看不到未来、贫困和腐败;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国家对公民的蔑视;以及现在惯常的选举结果造假行为。
Osteuropa: 你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匈牙利、波兰和美国的镇压行为是社会动荡回归的结果。白俄罗斯的情况是否不同?
Olga Shparaga: 白俄罗斯的人们已经受够了专制、家长式的镇压国家。该政权一直声称,白俄罗斯是该地区唯一强大的福利国家。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这样,但多年来,福利国家已经被侵蚀了。白俄罗斯研究机构IPM进行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大流行病只是使情况变得更糟。它揭示了整个行政部门的运作效率低下,国家及其官员看不起人民。因此,人们开始互相帮助。志愿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国家媒体对此保持沉默,同时掩盖了感染率和死亡率上升的事实。这使得白俄罗斯的许多人将反对国家的斗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然而,对独裁主义的批评往往伴随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也需要从福利国家本身中解放出来。相当一部分 “老反对派” 相信这一点。最小国家的想法在反对派圈子里非常普遍。例如,白俄罗斯联合公民党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倡导这一思想。今天,该党有一个名为 “青年民主党” 的青年派系,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老反对派“ 是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的。其成员将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分开,并将市场视为保障社会正义的唯一机制。例如,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对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和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不清。因为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文化认同和历史一直是最重要的,所以从来没有任何空间来讨论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是问题,自由市场是解决方案” — — 句号,完。平等被视为苏联的 “遗物”,女性、LGBT人群、老年人或残疾人的权利都与此相关。【注:这部分非常像中国社会】
Osteuropa: 那么 “新反对派” 是怎么想的呢?
Olga Shparaga: 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现了许多社会组织,对他们来说,包容和社会权利是关键概念。例如,人权组织 “人类康斯坦丁”(Human Constanta)、为反对家庭暴力立法而斗争的 “前进,宝贝!” 运动、白俄罗斯积极青年项目、布雷斯特的 Kryly Khalopa 剧院等等。他们认为,社会权利是政治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这些组织都与白俄罗斯以外的批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社会运动有关。他们将有望在必要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摆脱新自由主义计划。
Part III:女性革命,不是女权革命
在白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对该国大部分人口来说已经显得过时了。斯维特兰娜·格奥尔基耶娃·季哈诺夫斯卡娅 (Tsikhanouskaya)、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科列斯尼科娃 (Kalesnikava)和维拉尼卡·察普卡拉 (Tsapkala) 将传统和女权主义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使这一巨变有了形式和表现。
斯维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和维拉尼卡·察普卡拉的白俄罗斯革命女性三人组的鼓舞人心的图像,以及8月选举造假后妇女和平抗议的大量图像,似乎已经到达了全球的每个角落。国际观众钦佩她们的力量、勇气和活力。但要知道,女性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的高能见度和重要作用并不是白俄罗斯独有的。我们可以在拉丁美洲、美国和阿拉伯之春期间观察到这一点。并且还有一个全球趋势显示,女性的抗议活动往往暴力程度较低,规模较大,而且更加多样化。
但是,这些行动的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是白俄罗斯的女权革命吗?它是一个长期趋势的结果吗?还是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现象,甚至对白俄罗斯人来说?
从统计学上讲,白俄罗斯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不错。例如,在2019年性别不平等指数中,它在189个国家中排名27(与英国相同,高于俄罗斯和美国)。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将白俄罗斯排在第29位(在153位中),而在女性的 “经济参与和机会” 部分,白俄罗斯的表现也好过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除了冰岛。然而,其在女性政治赋权方面的排名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81位)。
2018年,白俄罗斯议会中女性所占席位的比例为33% — — 是俄罗斯的两倍,高于德国、英国和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没有什么变化:早在2004年,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就宣布女性议员的配额为30%。显然,白俄罗斯议会不能以民主制度中对待该机构的方式对待;但是,从理论上讲,白俄罗斯女性在政治上是有代表的。此外,《白俄罗斯2030年前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中提到,70%的公务员和68%的司法部门雇员是女性。
而当我们观察政府高级职位时,情况就发生了突变,在白俄罗斯的24个部委中,目前只有一名女性在负责。担任总统行政部门负责人的纳塔利娅·卡恰纳瓦的职位是个例外。不过,在反对派方面,已经有不少女性政治家。早在2016年,在110名候选人中,两名独立人士 — — 汉娜·卡纳帕克亚和阿莱娜·阿尼西姆 — — 意外地进入了众议院(白俄罗斯议会的下议院)。当局允许她们 “当选”,以便西方可以看到白俄罗斯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自由化。然而,这些女性并没有在公众中获得多少人气。
在2015年的选举中,真正受欢迎的一位女性候选人是白俄罗斯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塔蒂亚娜·卡娃可维奇。她是 “说出真相” 运动的联合领导人,根据独立民意调查,她获得了约20%的选票(约100万票)。在竞选中,卡娃可维奇强调变革的和平性质,并通过走访各地区并与人们谈论他们的问题而获得支持。最重要的是,她的受欢迎程度与白俄罗斯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位女性领导人的流行看法相矛盾。
这种信息通常是由国家当局表达的。据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莉兹娅·亚尔莫什纳曾说,她认为女性在政治中没有地位,尽管她自己担任了20多年的高级职务。过去,她曾说过 “女人最好是在家煮汤,而不是去出门抗议”(2010年);“女人不像男人那样有创造力,因此不能做出出人意料的勇敢决定”(2015年);以及 “女人本质上是不懂政治的”(2016年)。
卢卡申科经常称赞女性是 “大自然的伟大创造”,“人类美丽的一半” 和 “家庭价值观的守护者”。在他看来,“女人的天职是装饰世界,而男人的天职是保护世界和保护女人”。然而,他在今年5月发表的 “白俄罗斯宪法不是为妇女写的” 和 “如果把这种(权力)负担放在妇女身上,她会崩溃的,可怜的东西” 等言论确实令人不齿。这些话在许多白俄罗斯女性中引起了巨大的愤怒,她们向检察院提出了对总统的投诉。
尽管总统的观点显然没有改变,但白俄罗斯社会很可能已经改变。2011年,总统的类似言论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他能够轻松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不会把总统职位让给一个 ‘弱者’ 的代表”。然而,父权等级制度和性别歧视 — — 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家庭中 — — 在白俄罗斯仍然存在。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的女性往往在家庭中面临不平等。因此,女性继续受到基于性别的定型观念和歧视。
同时,白俄罗斯女性似乎没有男性那么重男轻女的观点:IPM(2018)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不同意 “男性是更好的政治领袖、董事和商人” 的观点。然而,在上次总统选举之前,这些问题处于辩论的边缘:多达70%的白俄罗斯人不知道 “性别不平等” 这个词的存在,也不理解它的含义。Pact 在2019年进行的同样研究表明,只有3.9%的男性和6.9%的女性承认曾亲身经历过性别不平等。如此低的数字表明,性别问题在白俄罗斯没有被纳入主流。
政治真人秀
被许多人命名为 “女性革命” 的抗议活动,最初并不是这样计划的。革命的 ‘女性三人组’ 的所有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三位未登记的男性总统候选人:YouTube 博主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季哈诺夫斯基 (Siarhei Tsikhanouski);Berlarus 高科技园区前负责人瓦列里·察普卡拉 (Valery Tsapkala);以及 Belgazprombank 前负责人维克托·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巴里科 (Viktar Babaryka)。那么,斯维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一位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是如何成为五位候选人中唯一登记的 “希望之星” 的呢?
在她的丈夫被逮捕后,她在5月决定提交注册文件以收集签名,这是自发的。这是一个绝望和团结的行为。出乎意料的是,接下来的几周变成了一种政治 “真人秀”,成千上万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排队表达他们对 “除卢卡申科之外的任何人” 的支持。白俄罗斯首都和各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虽然人们并不总是知道她的名字或职业,但对季哈诺夫斯卡娅的大规模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她的行动团队成员被逮捕,并受到匿名的个人威胁,但她还是成功收集到了所需的10万个签名,并被登记为总统候选人。这证明当局没有认识到她的潜力,并因受欢迎的男性人物被剥夺了登记权和/或被逮捕而感到心安。
据称,代表未登记的男性候选人的三名女性团队成员只用了15分钟就达成了统一战线,表明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达成一致”。在她们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们谈论的不是她们的政治野心,而是社会的共同利益。她们竞选的要点包括释放政治犯、和在季哈诺夫斯卡娅可能获胜后组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她们竞选活动的标志 — — 一颗心(Babaryka)、一个拳头(Tsikhanouskaya)、和一个胜利的标志(Tsapkala) — — 走红网络,鼓舞了白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女性权利倡导者。在她们的运动中,这三位女性通过传统价值观和女性领导力的结合来展示自己。斯维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主要关注家庭价值观。在她的演讲中,她总是提到她丈夫的被捕是她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仅支持他的自由,而且支持所有白俄罗斯人的自由。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软弱和 “平凡” 的女人,在选举前的三个星期的集会中与成千上万的人见面后,她变得更加坚强。作为一名登记在册的候选人,她承认对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不感兴趣,即使她当选了。当她被迫离开白俄罗斯并成为国际知名的反对派人物时,她的观点在选举后并没有多大改变。
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看起来与季哈诺夫斯卡娅相反。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由的全球公民,并在采访中谈到了女权主义。她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成功,在选举前曾担任音乐家和艺术总监。她出生在白俄罗斯,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生活和工作了很长时间。她在成为 Babaryka 团队的一员时变得引人注目。她的授权和同情的信息(“我们是合法的!”,“白俄罗斯人,你们是不可思议的!”)传到了更广泛的公众。在三位女性中,她是唯一在选举后留在白俄罗斯的人,甚至在维稳部门试图将她驱逐出白俄罗斯时撕毁了她的护照,这导致她被捕。
维拉尼卡·察普卡拉是季哈诺夫斯卡娅和科列斯尼科娃的结合体:一个为微软工作的自信的成功经理人,一个充满爱的妻子和母亲。在她们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明确表示,白俄罗斯的宪法也是为妇女写的(与卢卡申科相反),白俄罗斯的女性与男子平等。同时,她支持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季哈诺夫斯卡娅 — — 这就是 “妇女团结” 对她的意义所在。最后,她在采访中强调,“我们家只有一个政治家,那就是我丈夫”。尽管她是一个优秀的公共演讲者,但她还是说了这些话。选举结束后,当她与丈夫和孩子们在国外团聚时,她以妻子的身份陪同丈夫参加政治会议,尽管她是为民众起义做出贡献的人之一。
变革的最后希望
在选举日之前,这三位女性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接触选民。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顶着巨大的时间压力,在白俄罗斯和国外都变得非常受欢迎。白俄罗斯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受到过如此多的国际关注。
三个女人对抗独裁者的故事被证明是一个完美的政治战略。在竞选期间,她们在三周内访问了13个城市,吸引了多达5%的当地人参加她们在各地区的集会。这对于传统上被动的白俄罗斯选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她们被当作摇滚明星那般对待。
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说候选人是女性这一事实是动员公众的唯一原因,那是肯定不正确的。白俄罗斯人在选举前就已经政治化了。经济停滞不前,国家对大流行病的反应不足,以及对26年来的同一张脸的厌倦,使人们变得激进并联合起来反对卢卡申科。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变成了一个抗议的选民群体,准备投票给任何反对现任总统的强势人物。
然而,出乎意料的女性因素使竞选活动变得非常新鲜、感性和有力量。这背后的原因是,首先,三位女性在最受欢迎的候选人被淘汰出局后没有放弃,从而给人们带来了 “改变的最后希望”。她们的竞选活动非常感性。她们是真实的,她们讲述了个人的故事,她们谈到了爱,要求人们相信自己。结果,反对派的传统口号 “我们相信 — — 我们能 — — 我们会赢” 变成了一个女性版本:“我们爱 — — 我们能 — — 我们会赢”。
第二,她们动员人们观察选举和参与选举。这样做的结果是,在选举日,投票站外出现了大量排队,成千上万的人被剥夺了观察计票的权利。因此,选举欺诈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此外,50万白俄罗斯人将他们的选票照片发送到一个新开发的在线平台上,这使得识别造假更加容易。甚至他们向选举委员会成员发出的 “自觉呼吁” 也在大约100个投票站发挥作用:在那里计票,显示季哈诺夫斯卡娅的协议被公开(这样的事情以前在白俄罗斯从未发生过)。
公平地说,这两种策略(移情和动员)最初都来自 Babaryka 的团队。心形是他竞选的标志。民意调查显示,白俄罗斯人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任何改变。Babaryka 的团队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将叙述从 “当局是坏的” 改为 “人民是好的”。在他被捕后,科列斯尼科娃接力,以进一步推动这一信息。
最后,女性候选人的演讲中传统和女权主义价值观的结合,似乎对她们在广大公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科列斯尼科娃和察普卡拉的女权主义和赋权信息得到了女权追随者的钦佩,而以羞涩和爱为标志的季哈诺夫斯卡娅则是白俄罗斯社会传统部分的完美原型,这一点很重要。根据IPM研究(2018年),对绝大多数白俄罗斯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母亲(84.8%)和父亲(77.4%)更重要的了。季哈诺夫斯卡娅不想长期执政的事实直接说服了那些仍未准备好投票给家庭主妇的选民。他们的比例可能相当大 — — 甚至当地知名的男性专家对女性三人组的反应也很轻蔑。“三个漂亮女人能做什么?”、“现在竞选的政治部分已经结束了” — — 仅举几个第一反应的例子。
大众对成为 “政治灰姑娘” 的季哈诺夫斯卡娅的信任是无与伦比的。人们出于团结、同情和对她的勇气的钦佩而支持她。独立选举观察员的报告显示,她甚至可能获得多数票。对许多选民来说,支持她意味着支持新的公平选举。尽管她说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行为者。
抗议活动中的女性面孔
第二波女性活动在选举后两天开始,或在抗议选举舞弊的第四天开始。镇压的规模是令人震惊的。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眩晕榴弹和橡皮子弹。第一批死亡者和数百名受伤或遭受酷刑的人的信息很快传遍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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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警察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晚上或夜间。8月12日和13日,几百名妇女在明斯克建立了声援链,以抗议警察的暴力行为。第一组人身穿白衣,手持鲜花,第二组人身穿白衣,赤脚,唱着白俄罗斯的摇篮曲 ‘Kalyhanka’。几小时内,关于这些 ‘白衣女人链’ 的报道传遍全国,其他城市也加入了其中。
这些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防暴警察实施的非人道暴力 — — 女性们想表明这 *并不是* “白俄罗斯式” 的转变方式。非暴力的信息与国家电视台关于与所谓的 “恐怖分子” 夜战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抗议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使其吸引大量的人,特别是女性。白天组织起来的声援链被认为是比夜间与警察对抗更安全的公民行动。男人们也加入了这些反抗链条,随后是其他社会和职业群体的声援链条和集会:医生、学生和老人。这些新形式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因此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通过这些抗议链,女性们也想表达她们对夜间抗议者的声援。最后,许多人呼吁释放政治犯,起诉那些对选举欺诈和暴力负有责任的人,以及进行新的选举。
有趣的是,明斯克的第一批倡议并没有一个政治中心。妇女们是通过自己的联系人和社交网络(尤其是 Telegram-chats)组织起来的。她们与其他团体没有联系,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类似抗议想法,用白色作为象征。类似的行动,后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是草根的、自发的和分散化的。他们往往是跳出传统框框的思考。最早的女性行动之一是由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活动管理者构思和组织的。
和平的女性 “白色抗议” 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们强调了抗议者的非暴力性质,因此保留了人们的抗议动机(选举后的集会最初是和平的,但当女性站出来时,就变得更加明显);它们使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能够参与抗议;它们引入了新的抗议形式;它们使运动在白俄罗斯和国外高度可见;它们帮助在一段时间内阻止了警察的暴力;它们分散了运动;当然,它们为选举活动中的女性层面增加了新动力。
因此,妇女不仅为女性政治家领导人,而且开始为政治目的自我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甚至发现了新的女性英雄,如73岁的 Nina Bahinskaya,她因自己亲自抗议卢卡申科而闻名,她已经做了20多年反抗者。
毫无疑问,“白色抗议” 为抗议运动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它产生了独立的白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集会。这些集会从8月16日开始,继续在每个星期天举行。此外,在8月29日至9月26日期间,每个星期六都组织了女性的游行。此后,女性抗议者改变了策略,以避免大规模的拘留,因为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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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斯克举行的五次大型周六女性游行,有多达1万名各年龄段的参与者,其信息非常多样化。白色和鲜花有助于建立一个无辜的、脆弱的和充满爱的女性形象,这很符合白俄罗斯社会对妇女的传统看法。许多女性走上街头,保护她们的丈夫和孩子,这在她们的横幅和海报上得到了表达。这种女性气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女性 “软实力”。考虑一下将季哈诺夫斯卡娅描绘成 “祖国”(俄语 Rodina Mat)的海报,它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动员苏联人民的形象。在今年的抗议活动中,女性实际上是在警察面前保护男人。
同时,许多海报信息是对总统的性别歧视言论的创造性和幽默的反应,强调女性是政治主体:“像(白俄罗斯)女孩一样战斗”;“父权制,你完蛋了”;“我不害怕 — — 我正在分娩”;“为女人让路”;“白俄罗斯是女性的,我为女人投票”,“萨沙,不就是不”、和 “你心爱的人不想要你”(最后两条是对卢卡申科所说的 “白俄罗斯是一个心爱的人,你不要把你心爱的人给任何人” 的言论的反应)。
幽默、开放和积极的态度是这些游行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参与者试图与警察开始对话,对他们微笑,给他们献花,唱歌和跳舞。人们自发地改变了集会的路线,或者在警察接近抗议队伍时大声尖叫。人们对警察不会使用暴力有一定的信心,或者说是希望。当然,殴打妇女会引起社会的负面反应。这种逻辑似乎占据了几周内的上风,直到当局意识到这些女性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注:这是一项行动技巧,近似的原理见:《让你的对手陷入愚蠢滑稽:充气”武力”和反叛小丑军》】
最后一根稻草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是卢卡申科的核心选民。然而,在执政多年后,他已经失去了政治直觉和个人魅力。2020年的选举年,政府方面并不是对女性最友好的。卢卡申科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第一波中表现出傲慢和缺乏同情心,这导致女性对其家人的健康和生命感到担忧。女性雇员在卫生和教育部门占主导地位,这些部门受到的冲击最大。选举后发生的残酷镇压被证明是最后一根稻草。
卢卡申科完全低估了女性和她们的力量,这样做无意中促进了白俄罗斯女权主义的发展 — — 就像他促进了反对他的白俄罗斯人的团结。对很大一部分白俄罗斯公众来说,父权制的价值观似乎已经过时了。“萨沙,性别歧视毁了你” — — 这是在一次集会上写在一个女性举着的标语牌上的句子。
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仍在持续。很难对它将如何发展做出任何长期预测。然而,很明显的是,白俄罗斯女性的角色已经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在2020年夏季之前,女权主义和政治参与似乎与女性气质不相容 — — 而现在,妇女的政治参与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白俄罗斯女性在没有任何女权主义理论背景知识的情况下,重新探索自己和自己的力量”,第一女性反抗链的参与者之一说。
与政治和社会中的女性有关的陈规定型观念和陈词滥调正在被克服。这个过程将在未来几年内发展。在国际上,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白俄罗斯妇女” 的第一个形象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或性感的女性,而是一个勇敢和负责任的公民。
Part III:愤怒的季节
去年8月,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中战胜了斯维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获得了自1994年上任以来的第六个连续任期。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称,他赢得了 “超过80%的选票“。虽然国际监督员发现自1994年以来该国的每一次总统选举都存在违规和违法行为,但2020年的选举结果激起了前所未有的街头示威活动。
卢卡申科以暴力作为回应,部署了白俄罗斯的特别警察OMON来对付抗议者。镇压只是加剧了人民和总统之间的斗争。数十万人在首都明斯克以及各省进行示威。主要工业企业进行了罢工。抗议浪潮持续了几个月,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的钦佩。
随着冬天的到来,运动的大部分势头消失了,抗议者面临着野蛮的镇压浪潮,包括警察的杀戮和严厉的判决、或因最小的抗议行为而失去工作。今天,少数积极分子仍在国内和国外继续进行斗争,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已不再发生。卢卡申科已经宣布战胜了他所谓的 “闪电战”。
2月11日,在全白俄罗斯人民大会上,即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忠实代表的大规模集会上,卢卡申科和他目前的执政团队重申了支撑其统治主张的基本主题。总理罗曼·戈洛夫琴科警告说,“以自由主义为榜样改革白俄罗斯经济” 的建议导致了 “许多国家的经济崩溃和违约”。这就是卢卡申科对合法性的主张:他是白俄罗斯国有工业企业员工与大规模失业之间的唯一力量。
白俄罗斯几乎没有世界银行规定的每人每天5.5美元的贫困线,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符合这一条件。苏联的教育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这为白俄罗斯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部门奠定了基础。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不容易裁员,雇用了大约40%的劳动力。
然而,2020年的示威活动不仅表达了对专制政府的反对,还表达了非常深刻的社会愤怒。在抗议者中,有来自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他们和私营部门的工人一样,面临着来自国家管理人员、官僚和国内外商人的剥削和压制。8月9日伪造的选举所涉及的欺骗程度侮辱了他们的智商。
卢卡申科和他的效忠者重复的老话 — — 他们 “保护福利国家和工作安全” — — 到那时已经失去了宣传的力量,即使它仍然有一部分是真的。虽然白俄罗斯避开了比邻近的后苏联国家更多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也产生了自己的对立情绪。通过关注白俄罗斯模式的独特之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反对卢卡申科政府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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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在1989年后的发展得到了两个精英社会群体的支持:赞成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知识分子和旧共产党的更多企业家骨干,他们希望成为一个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阶级。白俄罗斯的后苏维埃早期发展是由这后一个群体主导的。当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在1991年取代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领导层几乎没有更替。虽然共产党的正式结构被禁止,但行政和管理干部仍然保持不变,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是其掌舵人。唯一的重大变化是任命物理学教授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为议会发言人 — — 此举旨在安抚明斯克的知识分子。
20世纪90年代初,白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几乎完全是由一个逐步的贵族化进程所推动的,其中带有浓厚的苏联残余形式的色彩。实施大规模私有化的动机不大,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外部参与者失去暴利的机会。一些私有化确实发生了,国有资产的出租也是如此。白俄罗斯甚至有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寡头,即亚历山大·普佩科(Aleksandr Pupeiko),在其他商业活动中,他出售飞利浦产品,并拥有一家斯柯达装配厂。然而,所有权结构仍然是严重的公共性。
白俄罗斯的战后工业化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机器制造部门,以及重要的燃料精炼、食品加工和无线电电子部门。在苏维埃政权的晚期,白俄罗斯已经享有大量的地区自治权,领导层希望白俄罗斯作为苏联最终装配制造业中心的遗产能够证明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白俄罗斯通过补贴、继续实行国家订单制度以及将军事生产转为民用生产来维持其制造业。
这并不意味着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进行得很顺利。除了钾盐开采,白俄罗斯没有重要的采掘业,所以它依赖于进口。1993年卢布区的崩溃极大地扰乱了生产,导致出口市场和国外投入的损失,随之而来的是消费和投资的巨大减少。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1994年的失业水平为12.8%。
20世纪90年代初,白俄罗斯议会被忠于总理克比奇的人所控制。三分之一的白俄罗斯议员的职业是工业或农业管理人员,他们赞成在经济上与俄罗斯重新融合。反对派则由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主宰。民族主义者属于白俄罗斯人民阵线(BNF),由其创始人济亚诺·帕兹尼亚克领导,他是一位考古学家,曾在明斯克郊外的库拉帕蒂森林中发现了斯大林恐怖时期的万人坑。面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被集中在议会议长舒什克维奇周围。尽管克比奇从未被选上过这个位置,但议会中的权力平衡却严重向他的阵营倾斜,而帕兹尼亚克的国民阵线和舒什克维奇的自由派则经常相互争吵。
在这种不稳定和政治不确定的情况下,来自东部莫吉廖夫地区的议员卢卡申科走了进来。作为一个农业企业的主管,他被誉为戈尔巴乔夫团队试图推动的 “利润敏感” 和 “市场导向” 的管理者之一。在苏联的最后几年,卢卡申科成为成千上万的地方叶利钦之一,他们都试图利用反体制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他是共产党人民主党的成员,一个试图在强硬的苏联爱国者和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反对派之间周旋的 “中间派” 团体。
卢卡申科察觉到人们对已解体的苏联的强烈渴望,以及讲俄语的大多数人对新的白俄罗斯身份的疏远,他成为恢复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统一的狂热倡导者。不过,他还是避免了对任何具体方案的承诺,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模糊的反寡头和反名族的民粹主义。
1993年,卢卡申科得到了他在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推动力:担任议会反腐委员会主席。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私有化计划的开始,他对前共产党员和反对派的腐败行为的谴责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亲克比奇的议员们的推动下,他最大的政变是对舒什克维奇的揭露,据称他挪用公共资金建造了一座别墅。议长被迫辞职。
卢卡申科吸引了一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们被称为 “年轻的狼”,他们从卢卡申科不断上升的人气中看到了对自己事业的潜在推动。其中一些人是自由主义者,如 维克多·冈察尔,他们认为卢卡申科会打破旧有的权力机构,扮演白俄罗斯叶利钦的角色。明斯克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与农村、省内的群众一样,对这个来自东部农村的穆奇克感到迷恋。(muzhik指俄罗斯农民)
1994年3月,一部新的宪法被通过,将白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总统制共和国。克比奇确信他将赢得第一次总统选举,整个机构都支持他,而反对派则分裂。但在第一轮选举中,卢卡申科赢得了46%的选票,而克比奇仅获得18%的选票。在第二轮选举中,卢卡申科赢得了81%的选票,而克比奇只赢得了14%。
在任期间,卢卡申科推行了一种文化政治,与刚刚结束的苏维埃时期的白俄罗斯新民族身份相对立。1995年5月的全民公决积极肯定了恢复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做法,并批准了仿照白俄罗斯苏维埃旗帜(没有锤子和镰刀)的新旗。全民公决还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利。卢卡申科开始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第二年,他又提出了另一项公投,赋予他任命一半议会和宪法法院的权利。投票结果再次有利于卢卡申科,尽管这次有很多投票违规行为。不久之后,他解散了议会,并成立了一个顺从的机构来取代它。
卢卡申科为超级总统制的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除了他的任命权,他还可以直接否决立法,预算完全由他决定。在国家等级制度中,一个大大扩展的总统行政机构高于老的部长会议。大规模的地区长官改组发生了;他们经常被重新分配,以打破长期存在的名族网络。同时,卢卡申科发起了一系列审判,针对政治对手和克比奇时代的权势人物,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老伙伴。他还在一个由阿富汗战争老兵维克多·谢曼(Viktor Sheiman)领导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安全部门和军队进行控制。这位前伞兵开始清除克格勃的旧部,用忠于卢卡申科的人取代他们,据称他是包括冈察在内的几个离开卢卡申科阵营的反对派人物被强迫失踪的幕后黑手。
【注:对比中国的反腐运动。】
卢卡申科巩固权力的一个更经常被忽视的部分是对白俄罗斯工会的收编。在苏联解体之前,为回应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在1991年4月的涨价行为而举行的罢工和罢市浪潮为共和国政府赢得了巨大的让步。白俄罗斯国土面积小,工业企业集中在明斯克,单一雇主的城镇在各省占主导地位,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劳工行动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局面。而且,由于1991年后,相对较高的工业份额仍然是公共的,白俄罗斯人还没有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经历的那种去工业化。随着经济在这十年后半期的复苏,失业率开始下降,工会开始在企业层面上赢得大量工资增长。
由于苏联的权力网络在克比奇领导下继续存在,由弗拉基米尔·冈察里克领导的白俄罗斯工会联合会(FPB)与工业管理部门有着友好的关系,尽管与苏联时期的前身组织相比,它的自主权相对更大。然而,在FPB结构内有更多激进的分支工会,而且自改革以来,FPB之外也有一些更接近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阵营的工会,以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为模式。1995年,在白俄罗斯自由工会的领导下,明斯克公共交通工人爆发了罢工。卢卡申科严厉地镇压罢工者,派特种部队追捕他们,逮捕他们的领导人,并签署法令取消了工会的注册资格。
冈察里克也开始追求独立于政府的路线,尽管这与激进主义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组织的自主权而采取的官僚主义做法。在2001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将作为主要反对派候选人参选。他没有作为劳工候选人参选 — — 工会被排挤在外,具体的社会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转而对卢卡申科进行人身攻击 — — 而是被美国毫不掩饰地推入竞选行列,试图挑起一年前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事,当时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在有争议的选举结果中被推翻。美国为冈察里克的竞选活动和一个抗议团体花费了5000万美元。官方称,卢卡申科赢得了77%的选票,冈察里克赢得了16%的选票。虽然胜利的幅度不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卢卡申科击败了他的对手,而且在明斯克没有出现像贝尔格莱德那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冈察里克被击败后,卢卡申科开始着手控制人民阵线。选举前,卢卡申科停止了全国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的会议,该委员会是管理层、工会和政府之间的协商机构,暂时剥夺了其传统的企业主义角色。
选举结束后,伴随着一连串攻击工会官僚的宣传,一项总统令阻止了自动支付会费。卢卡申科同时在人民阵线内部建立了自己的忠诚派,并指示经理和地区当局建立忠于总统的平行工会,并向工人施压让他们加入。
这一连串的攻击促使FPB的执行委员会试图通过迫使冈察里克辞职来安抚总统。但这对卢卡申科来说是不够的。2002年7月,总统府副部长列昂尼德·科兹克(Leonid Kozik)被选为人民阵线主席。随后,人民阵线的中央机关和分工会内部出现了解雇和被迫辞职的情况。当局利用暴力镇压和骚扰的混合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消解了人民阵线结构以外的所有工会。
【注:对比北京政权对工会的收编和打压。如果您错过了《中共的大迂回:一个国家的诞生》】
对卢卡申科来说,夺取FPB是很重要的,因为国有工业在白俄罗斯社会中继续处于核心地位;高度的公有制使工作场所的纠纷和罢工具有政治敏感性,而且在增值和就业方面,白俄罗斯的国有企业不仅超过了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甚至超过了中国。
白俄罗斯是一个 “苏联式” 经济的刻板印象,经常被认为与卢卡申科本人有关,他曾是一名国有农场的主管。但是,虽然卢卡申科没有像该地区的其他领导人和政府一样,用大锤子砸开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但他一直在逐步削除它。
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半时间里,这位新总统和他的政府继续执行1993年开始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经济路线,可以说比以前更有活力。然后,在1996年,卢卡申科改变了方向,部分原因是他转向了老克比奇工业机构的成员,以破坏他以前在政府中的自由主义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卢卡申科完成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融合,从1995年1月的海关协议开始,到1999年 “联盟国” 的形成,达到了高潮。这一目标曾让克比奇望尘莫及,可以说是让他失去了总统职位的原因。
工业贵族成员利用他们与苏联时代的联系,恢复了俄罗斯机械市场的旧有供应链。那个时代的主要工厂,如明斯克汽车厂和明斯克拖拉机厂仍在运营,政府领导层重新引入了财政补贴、廉价信贷,甚至行政产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再加上低于市场价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补贴,这就是 “白俄罗斯经济奇迹” 的基础,它在2008年危机之前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
白俄罗斯的工业政策,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还涉及到扩大燃料出口。大型炼油厂在1970年代就已建成,但炼油部门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从1990年代末的8%上升到大衰退前夕的20%。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先进技术部门的增长,它建立在高水平的教育和前苏联研发综合体的基础上,这些研发综合体隶属于军事导向型产业。在国家支持和与白俄罗斯大学的联系的帮助下,私营和公共的小公司专门从事医疗和光学机械设备以及辐射控制等利基市场。到2019年,IT行业占全国GDP的6.2%。
尽管自1990年以来,农业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白俄罗斯国家也对农业进行了慷慨的补贴。大多数农业用地是国有的,集体农场仍然是农业企业的主要形式。国内生产者受到高度保护,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杂货店被要求有一定的最低库存来自白俄罗斯农场。白俄罗斯产品在其总库存中的有效份额在45%至65%之间。这些民族主义措施吸引了农村群众,其中许多人是卢卡申科的狂热支持者,但寻找工作的乡村青年正逐渐离开,前往首都明斯克或出国去了俄罗斯。
【注:对比中国的农民工阶层/流民大军。】
在过去的十年里,白俄罗斯面临着大量的经济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与它的高度开放性有关。出口和进口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左右,这使得经济极易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2009、2011和2014年的货币危机都导致了痛苦的贬值。大量的外债积累也造成了不安全因素。由于在出口市场和投入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些问题被放大了。在这两方面,白俄罗斯都看到自己在被挤压。它面临着来自机械市场上更高质量产品的竞争,而弗拉基米尔·普京经常试图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激烈对峙。
尽管国营企业仍然很重要,但它们的运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的国有企业应该是计划经济的下属单位。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前者在保留公司的正式所有权的同时,有效地将全部产权转移给了后者。这一变化大大增加了企业可以从事的商业活动的范围。它还让管理者控制了资金流动。“红色董事会” 形成了由商业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外账户组成的网络,使他们能够通过转移资金来积累小笔财富,然后将其重新投资于房地产等其他 “财富建设” 活动。在白俄罗斯,这种积累形式在2000年后的燃料热潮中达到了顶峰,这与明斯克周围房地产开发的增加相吻合。
【注:对比中国的国企,以及房地产经济。】
1996年后,白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被停止,转而采用逐案处理的方式,将私有化的决定权集中在总统府。首选的非国有化方法不是彻底的私有化,而是公司化,这意味着国家一开始继续持有100%的股权。这种变化仍然很重要:它将企业转变为与正常企业无异的法律实体,导致控股公司激增,并允许通过股份形式的 “管理奖金” 和向卢卡申科的宫廷商人更大规模地转让部分所有权来推进更加离散的官僚主义私有化进程。
卢卡申科与许多私营企业的关系更为复杂。上台后,他实施了重新登记的措施,一些企业没能幸免。规章制度和国家检查受到企业主的反感。在意识形态上,政府和企业的*伪社会主义*言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尽管在卢卡申科执政初期有利益冲突,但企业界一直忠于总统,对反对派普遍持冷淡态度。商业领袖们更愿意远离麻烦,重视卢卡申科恢复的秩序感;与俄罗斯或乌克兰不同的是,避免了会使他们依赖一些寡头或黑手党的无法无天和腐败。此外,没有一头扎进新自由主义的决定对白俄罗斯的新资本家们来说也有一些好处。巨大的准入壁垒意味着没有外国公司的涌入,而这些外国公司会立即竞争并吞噬他们。这方面的结果最明显地体现在国内连锁店在私有化程度最高的部门 — — 零售业的开花结果。今天该国最大的雇主之一是白俄罗斯的连锁超市 Eurotorg。
【注:对比中国的“笼子里的”私营企业;真资本主义内涵和伪社会主义外壳;对外企的准入政策(含中国的GFW);以及新自由主义在香港带来的反抗大爆发。】
白俄罗斯的重要品牌也受益于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激励私营企业的政策。自由经济区 — — 第一个自由经济区于1996年在波兰边境的布列斯特建立 — — 帮助刺激了国内出口导向型资本家阶层的发展。自2005年以来,为了私营企业的利益,法规被稳步减少。白俄罗斯在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排名中从第108位上升到第49位,高于意大利、智利和墨西哥等国。IT行业也享受了慷慨的税收减免和经济特区实惠,即明斯克的高新技术园区。这种国家支持的努力的最主要受益者是软件工程公司 EPAM Systems 和 Wargaming Group Limited,该公司是白俄罗斯最著名的出口网络游戏《坦克世界》的开发商。
【注:对比中国改开、“互联网+”政策。】
在资本家阶级中,有一个内部精英团体,他们与总统有着密切的个人和财务关系,并在燃料贸易或军备等政治敏感行业中拥有商业利益。这些人物时好时坏,与卢卡申科的家人建立关系,投资于他所珍视的体育项目,并担任各种象征性的职务。他们受益于卢卡申科愿意将白俄罗斯国家庞大的资产组合中的一部分赠送给他的朋友,并颁发总统令以打开商业机会。
【注:对比中国官商的裙带关系。】
处于这一关系核心的机构是总统商业管理局(UDP)。UDP直接对卢卡申科负责,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涉及房地产、燃料贸易和酒店等领域。UDP的现任负责人是维克多·谢曼(Viktor Sheiman),他是总统的前安全主管,2008年被卢卡申科的儿子挤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现在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在担任安全主管期间,他是军火商弗拉基米尔·佩夫提耶夫(Vladimir Peftiev)在总统府内的主要靠山,而且据传他在不断发展的超市领域也有利益。作为UDP的负责人,谢曼监督了白俄罗斯当局已经成为专家的那种商业计划。一个复杂的公司网络,其中许多是由与卢卡申科和谢曼关系密切的商人正式拥有的,已经围绕着UDP发展起来,主要从事物流和燃料贸易。这些公司还参与了白俄罗斯核心圈子的一些更非法的商业活动,包括在非洲的稀有矿物投资和俄罗斯烟草的违禁品市场。
从一开始,很明显,卢卡申科并不是简单地以他所承担的民粹主义角色行事。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卢卡申科实施了严厉的紧缩计划,提高了房租、水电和食品的行政价格。20世纪90年代末,在一个高度通货膨胀的时期,消费者补贴大幅增加,但在21世纪初再次被大幅削减。卢卡申科的政治考虑维持了增加补贴的周期 — — 公共事业的 “完全成本回收” 一直是白俄罗斯政府公开宣布的目标,但紧随其后的是急剧的利率上涨。
白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大量社会福利,包括货币和实物,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2007年,一项全面的 “精简” 法案限制或取消了许多福利,从切尔诺贝利受害者的免费药物到学生的旅游折扣,尽管一些福利后来被部分恢复,然后又被削减。底层40%的人口获得特殊福利的比例从2003年的64%下降到2015年的36%。2017年,一项养老金改革也提高了退休年龄。
政府还逐步推出了一些措施,削弱了公共的、普遍提供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公共卫生系统被部分商业化,免费服务被缩减。教科书和校餐费的制定已被证明对穷人是一种负担。公共高等教育中三分之二的学生都要交费。儿童保育设施的数量也有所下降。在住房领域,政府的政策从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向贷款、津贴和补贴,住房存量已被彻底私有化。
庞大的公共部门的存在部分地缓解了这些投资的减少。但是,虽然普通的白俄罗斯国有企业可能比典型的资本主义公司提供更多的工作保障和更广泛的福利,但与1990年之前相比,这种差异要小得多。1999年,卢卡申科通过了第29号总统令,该法令允许定期合同的大规模扩散,推翻了政府自己的劳动法。这种高度不稳定的就业形式被扩展到国有企业的工人以及更传统的公共部门工人。该法令促进了工业就业的稳步减少和服务部门的扩张。在白俄罗斯的外国公司已经利用了这一制度。例如,在2019年,德国竖井下沉承包商 Redpath Deilmann 利用定期合同的不续约权力,解雇了20名签署了安全投诉的工人。
白俄罗斯工人阶级还遭受着微薄的失业福利。政府喜欢声称失业率为1%甚至更低,但随着2017年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方法,失业率被披露为5.7%,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率也很可观。还有证据表明,在制造业中雇主广泛使用强制性减少工作时间和行政休假。此外,白俄罗斯当局对穷人和失业者表现出惩罚性的态度,这比低报的统计数据更进一步。2013年,第550号总统令对目标社会福利提出了工作要求。更有争议的是,2017年,总统对失业者实施征税。这项措施是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卢卡申科被迫走回头路,但他用更严厉的规定取代了这项措施,迫使失业者为公共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
失业税引发的巨大社会不满可以被看作是去年8月抗议活动的前奏。白俄罗斯的社会契约被完全掏空,加上一个又一个反民众的措施,在经历了相当长的相对社会和平时期后,终于导致了公开的对抗。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卢卡申科的疏远和怨恨由于他对致命病毒的严重性的小丑式的否认而变得更加严重。所有这些都促使大量的人投票给斯维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当当局宣布她以如此明显伪造的票数输掉选举时,多年来酝酿的社会不满情绪瞬间沸腾了。
许多大工厂的工人放下工具,抗议选举被操纵,这不是巧合。西方媒体对卢卡申科的 “支持基础” 转向反对他而感到惊讶,但这是一种误读。卢卡申科的基础并不是由工厂工人组成的,而是由国家支持的商业投机者、朝臣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最终将这一现实公之于众。
毫无疑问,去年夏天的大部分工业行动都是自发的,但尽管有镇压和官僚主义的阻挠,FPB之外的独立工会的关键性组织工作仍然存在。独立的劳工运动是否会被重新激活,或者官方工会结构中是否会出现异己的潮流,类似于西班牙佛朗哥主义时期活跃的工人对官方劳工结构的渗透,还有待观察。
尽管许多抗议活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但当代反对派的领导人更多的是与在卢卡申科统治下逐渐成熟的新专业阶层保持一致。他们中的许多人面向官僚机构中的技术官僚潮流,将国家推向更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形式,减少了官场和特权企业网络的影响。然而,对于许多希望与白俄罗斯自成一体的名族资本主义决裂的人来说,变革的步伐过于缓慢了。入狱前竞选总统的维克多·巴巴里科(Viktor Babariko)是一名银行经理,受雇于一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子公司;瓦列里·谢普卡洛(Valery Tsepkalo)在逃亡前也曾竞选过总统,他代表了90年代政治的一种有趣的延续性。他毕业于莫斯科的苏联外交学校 MGIMO,是加入卢卡申科竞选团队的雄心勃勃的 “小狼” 之一,并担任了12年的高新科技园区主任。他决定挑战卢卡申科,表明一些行政和国家管理干部正在与总统的关系疏远。
这种感觉延伸到了更广泛的专业工薪阶层。尤其是技术工人是抗议活动的重要推动力。这些例行公事的专业人士认为旧式政客是进步的障碍,尽管不清楚他们究竟会支持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入这些主要以明斯克为基地的专业人士的还有一个具有强烈反官僚主义本能的省级小资产阶级,戈梅利商人和 YouTuber 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季哈诺夫斯基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挫折感,他是卢卡申科最后一位总统竞争对手的入狱的丈夫。这群专业人士、小企业主和心怀不满的官僚和卢卡申科导向的企业等精英阶级集团进行对抗,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治安排还算顺利。
反卢卡申科的阵营中潜在的阶级对立的一个迹象是反对派毫不含糊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其中充斥着刺激个人创业和中小企业以及吸引外国投资的措施。私有化和 “优化” 国有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以及土地的全面商品化都被承诺。白俄罗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发布的宪法草案中已经包含了对这一计划的奉献:“国家确保所有经济主体的平等条件,刺激公平竞争,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公民的经济主动性,并维护自由的内外贸易和投资”。反对派承诺通过三方机制考虑工会的立场,但这是东欧所有 “过渡性” 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它并没有抵消新自治工会的长期衰退。
反对派不仅要面对根深蒂固的卢卡申科政府仍能保持其势头的大环境,还要与俄罗斯抗衡。与他的前任叶利钦相比,普京对白俄罗斯同行的耐心总是少得多。作为回应,卢卡申科与他早先的亲俄派形象背道而驰,试图尽可能地保持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相对自主权,即使在经济上仍然依赖该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卢卡申科拼命试图修复他与普京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以获得俄罗斯总统的保护。如果俄罗斯统治阶级得逞,卢卡申科将把大部分国有部门交给他们,并实施宪法改革,允许亲俄罗斯的政党在议会中发挥制衡作用。这使反对派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反对派的传统赞助商是俄罗斯的对手:美国和欧盟。
反对派希望,即使不能获得俄罗斯的支持,至少也能确保其在与卢卡申科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尽管这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前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雇员巴巴里科和 MGIMO 毕业生谢普卡洛都与俄罗斯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团体将欢迎俄罗斯迫使卢卡申科接受的经济 “改革”。私营部门的成员也会欢迎俄罗斯迫使卢卡申科接受的经济 “改革”,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中立,并没有深深卷入内部圈子,因而不至于希望卢卡申科的个人主义统治继续下去。消除资本和财富积累的障碍,同时避免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潜在风险的改革,将得到白俄罗斯很大一部分富人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除了维护卢卡申科的统治,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正朝着其他方向发展。如果他能在短期内坚持执政,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在他非凡的政治生涯中,他已被证明是个机会主义大师。但他必须非常幸运,才能继续抑制住白俄罗斯今天存在的如此庞大的社会和政治对立的积累。只要他有任何一个重大的判断失误,这些矛盾就会再次爆发出来。
Part IV:“如果你渴望自由,那就抓住它!”:白俄罗斯起义之歌
通过抗议歌曲,白俄罗斯人勇敢地面对并战胜了惯性、恐惧和异化。
抗议、反对和革命总是伴随着歌曲的出现。即使在革命本身退居幕后之后,这些歌曲仍会继续响起。在苏联长大的几代人都是听着这样的歌曲长大的,他们认为20世纪俄罗斯革命的歌词是对《国际歌》中明确划分的两极的陈述,这是事实:
我们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我们的世界。
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要做天下的主人。
已经成为2020年白俄罗斯革命最重要象征之一的抗议歌曲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些歌曲的先驱是苏联时代后期的摇滚乐曲 “Khochu Peremen”(“我要改变”),作者是维克多·措伊,现在更常见的是 “Peremen!” 1986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开放前夕,措伊与他的地下摇滚乐队 Kino 写下了这首歌。歌词有一种现代主义的、有层次的质感,通过节奏的变化和内部韵律的使用得到加强(遗憾的是译文会失去韵律感),这使得这首歌作为摇滚乐的主打歌曲显得与众不同:
代替温暖的是玻璃的绿色,
而不是火焰 — 烟雾,
一个从日历上撕下的日子。
这些歌词表明,《改变!》是作为一种自我表达而写的,也是对维克多·措伊的年轻朋友群体中的共同感受的认可,他们即将被卷入成人生活的常规和疏离之中:
烟在手,茶在桌 — 这就是一个闭环;
突然间,我们被吓坏了,无法改变什么。
这些话是如此具有个人意义的编码,以至于这首歌似乎不可能成为群众的合唱。然而,它的大众吸引力在于它的副歌,它超越了诗句那种情绪化的娇嗔:
我们的心要求 “改变!”,
我们的眼睛要求 “改变!”,
在我们的笑声和泪水中,
在脉搏的跳动中,
“改变!”
“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段合唱描述了主体被卷入自我反思的时刻,挣脱了桎梏,形成了一种集体而非个人的要求。主体 — — 不是 “他们”,而是 “我们” — — 的意义在于,它没有呈现出主人公为实现变革而必须对抗的外部力量;正如这句歌词所提醒听众的:“一切取决于我们”。
《改变!》之所以达到大规模流行,也许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是由对抽象的自由感的渴望而产生的,或者说,在俄语中是 volya,有不精确定义的改变方案,但更有对非虚构的生活的强大集体渴望。这些政治革命,包括2013年土耳其盖茨公园抗议活动、2014年乌克兰尊严革命、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以及2011–2012年的占领运动,除了他们同样重要的、更加本地化的要求之外,都在寻求逃离这样一个世界,即:“稳定和成功是生活在主导系统的不成文、不言明的规则中的结果:和其他人一样,你必须呆在自己的轨道上”。反抗者说:“不!”
2020年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是这种21世纪革命血统的最新表现。公众支持抗议活动的一个深刻的象征性触发因素是国家对两名年轻的DJ — — 基里尔·加拉诺夫和弗拉迪斯拉夫·索科洛夫斯基的新闻拉拢,让他们在政府为阻止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斯维亚特兰娜·季哈努斯卡娅的投票前集会而匆忙组织的政治宣传活动中为观众表演。迫于国家的命令,这些年轻人通过演奏维克多·措伊的革命歌曲《改变!》来抵制这种最新的权力滥用。
【注:对比中国对演艺界名人的意识形态管制,包括他们被暗示或强迫参与政府宣传性的表演项目(包括春晚);但他们中从未有人敢于在这样的胁迫性舞台上高唱反对派的革命歌曲。】
这首歌只持续了一分钟,活动经理就切断了音响系统,DJ们被立即装进了一辆警车,但这首歌,或者说是对DJ们的粗暴对待,成为了人群的催化剂。成百上千的手机拍摄到的DJ们伸出双手、抛出胜利标志的画面,迅速成为 “小人物” 的尊严和正直的记忆性象征。与此同时,这首歌继续从明斯克市内数百辆汽车的扬声器中响起。
在两位DJ被捕后,就像在改革时期那样,《改变!》被白俄罗斯社会当作一首解放之歌 — — 主要是个人的解放,正如其作者所想的那样。
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西亚尔海·齐哈努斯基(Siarhei Tsikhanouski)推广了另一首歌曲《墙》,在他被捕后,这首歌也成为他妻子斯维亚特拉娜(Sviatlana)集会的背景音乐。它起源于加泰罗尼亚歌手兼作曲家卢易斯·拉赫(Lluis Llach)1968年创作的一首名为《L’Estaca》(《桩》)的歌曲。2020年8月白俄罗斯大选后,在白俄罗斯驻莫斯科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中,基里尔·梅德韦杰夫的一首俄语变体歌曲《斯泰尼》(“墙”)响起。这首俄罗斯歌曲的文本与拉赫的原作很接近;但是,象征性的捆绑不自由者的木桩被更容易理解的墙壁符号所取代;这种转变很可能是在早期的波兰语和白俄罗斯语蜕变的基础上进行的。
波兰语版本的 “Mury”(《墙》)是由雅塞克·卡兹马尔斯基(Jacek Kaczmarski)在1978年创作的,他重新修改了文本及其哲学和政治信息。这首歌成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赞歌。2010年,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浪潮中,白俄罗斯诗人安德烈·哈达诺维奇(Andrei Khadanovich)将波兰语翻译成了白俄罗斯语;这首歌被命名为 “Razbury Turmy Mury”(《打破监狱的围墙》)。在季哈诺夫斯基总统竞选期间(直到他被投入监狱),复杂的最后一节歌词被替换为更直接、更有力的诗句。
这首歌的所有版本都由旋律和强有力的副歌统一起来,通过重复 “会倒下,会倒下,会倒下”,呼吁听众摧毁权力的垂直结构。在原版中,木桩是不公正的象征;“l’estaca” 这个词在发音上与 “estat”(政府)相似。在俄罗斯的变体中,这个符号变成了监狱的 “长期腐烂” 的墙壁。监狱墙在波兰的变体中也有特色,尽管是通过间接引用。白俄罗斯语的变体将监狱拉回到中心舞台:
摧毁监狱的墙壁!
如果你渴望自由,那就抓住它!
墙很快就会倒下,会倒下,会倒下,
古老的世界将在其废墟中被埋葬。
在这些句子中,这首歌的原始概念得到了最清晰的实现。歌词是如此的稀疏和动态,以至于为哈达诺维奇在2010年明斯克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中加入的新句子留出了空间,这成为他表演的关键:“如果你渴求自由,就抓住它!”
尽管合唱的主音是破坏性的,但这首歌的整体情绪是悲剧性的;墙壁最终仍然屹立。在加泰罗尼亚语和俄语版本中,这似乎是一个客观事实,如俗语所言:“墙永远不会被磨平”。在波兰和白俄罗斯的版本中,墙壁继续存在的原因是以隐喻的方式提出的: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涌了上来
一个战士军团
推倒雕像,把路面打碎
变成了碎石
每个人都觉得时机已到
为这场战斗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
但就在这时,波兰歌曲的胜利节拍被一个意外的结论打断了:
……歌者发现自己很孤独。
他注视着行进的队伍
踏着他的歌声的节拍走着
歌声渐渐消失,渐渐消失,渐渐消失……
墙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在齐哈努斯基的倡议下,2020年的白俄罗斯版本被设计得更加乐观:最后的悲剧性句子被删除,亚历山大·基斯和谢尔盖·科斯马斯增加了两句反映当代白俄罗斯的新的生命力的歌词:
从整个白俄罗斯,人民站了起来
为了捍卫他们的自由
我们的精神被同一个目标所感动
用光明驱散黑暗……
然后,这首歌呼吁白俄罗斯人与歌手一起为真理和善良的永恒理想进行和平游行,将白俄罗斯变成一个 “生存之地”。
鉴于这些变化,季哈诺夫斯基的《墙》变体,即 “人民的总统” 斯维特兰娜·格奥尔基耶娃·季哈诺夫斯卡娅赢得胜利的调子,乍一看似乎已经变得自相矛盾。它保留了它的核心意义 — — 对不公正的庆祝性破坏 — — 以及歌手带领成千上万的人的激动人心的形象,但新的歌词以第三人称复数称呼整个人群,已经假定他们的团结是毫无疑问的。在其中一个新增的句子中,作者直接向国家镇压部队喊话:
兄弟-官员们,我们是一个民族,
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让你们的良知来做出选择吧,
我们不想要这场战争。
尽管在主题和语气上存在这些明显的矛盾,但这一版本的歌曲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一小部分,似乎必须归功于哈达诺维奇那句出色的简单歌词:“如果你渴望自由,就抓住它!”
那些身着白衣、怀抱鲜花的女性抗议者,在2020年沿着明斯克的街道站立,默默地抗议国家权力的过度使用,成为白俄罗斯人民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她们代表了公民战胜恐惧的胜利,个人的解放,团结的意识,以及一个新的自由国家的诞生。
政治学家和评论家在分析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时,倾向于批评这一时期的行动 “缺乏政治纲领和缺乏领导”。但是,这些恰恰就是白俄罗斯抗议活动的重点:以和平和象征性的方式宣称战胜了不真实和恐惧,以便 “一条光明和阳光之路” 将他们带入,正如季哈诺夫斯基的歌词所说,“进入一片生存之地”。人们想起了另一位俄罗斯吟游诗人布拉·奥库扎瓦的经典之作:“让我们的愿望是纯洁的,其余的都会到来”。
如果您错过了《要运动,不诉求》
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中不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 “光明的勇士”,由白俄罗斯诗人和音乐家谢尔盖·米哈罗克为他的摇滚乐队 Lyapis Trubetskoy 创作。这首歌用俄语写了一个与政治事件无关的幻想世界,在2013年意外地被乌克兰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所采用,并成为反抗者的非官方国歌。它被德米特里·索斯诺夫斯基(Dmitri Sosnovsky)翻译成白俄罗斯语,并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上述其他歌曲一样,它的中心是一场明确的寓言式的、象征性的黑暗与光明力量之间的战斗,以 “熄灭恐惧”。
2020年8月,白俄罗斯充满了黑暗和光明,勇气和恐惧,欢乐和残酷。光明的力量得到了人们听到和唱出的歌曲的支持 — — 在明斯克以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如此。
今天的白俄罗斯人民并不渴望流血和毁灭。他们的敌人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的敌人是:个人惰性、恐惧和疏远。人们只想相信,围墙很快就会倒下,正如维克多·措伊富有磁性的语句所言:“一切取决于我们”,将最终帮助白俄罗斯人民建设他们自己的 “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