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殖民主义：帝国的演变
单一主题的反抗运动和局限于本土的反抗运动，都将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
【按】我们经常提到 “数字殖民” 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反抗运动，最近几年里再次出现高峰。
当谈论 “高堡奇人” 的时候，它所暗示的一部分包括中国和美国做着同样的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数字殖民。比如美国的监视技术用南方国家的人口做实验，之后将其用来针对本国的异议人士；中国的监视技术也在出口到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国家，并用来在本土监视政治异议（在我们的 列表-4 中看到详细内容）。而且远不止于这些。
如今在触及中美关系的观察和评论中您经常会能听到 “新冷战” 这个词，它所展示的是两个帝国争霸的世界。但是，正如美国反抗者一直在强调的；中国是否可以算作帝国，或者说，中美争霸的图景是否真实，是可疑的和缺乏证据的。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苏联当年的地位，虽然并不意味着它未来不会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对话中强调中国的 “帝国潜质”，而不是 “帝国的事实”）
新冷战这个概念的流行所带来的诸多后果中就包括对安全技术的指导性选择计划，比如几个月前下面这个帖子中所展示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在美国异议人士中非常流行 —— 请注意，不是 “美国的” 异议人士，这意味着不止包括美国人。Kim Dotcom 出生于德国，现居新西兰）：
然而这是非常糟糕的。虽然用 business 而不是意识形态来思考是正确的，但是，第一段话中最后一句并不准确 —— “中国不想要美国的后门”，是的，但是这很难做到，至少在数年内都很难做到。如果美国反抗者据此作为逃离美国间谍机构的指导方针，那就绝对错了。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什么是数字殖民、这些殖民者都做了什么、中国和美国在此有什么共同点和区别？据此分析中美关系的真实状态。
本文作者 Michael Kwet 在罗兹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的访问学者。他是《数字殖民主义》这本书的作者，“科技帝国” 播客的主持人，曾在VICE新闻、The Intercept、纽约时报、半岛电视台、和 Counterpunch 发表文章。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它已经存在很久了 —— 比 Kwet 在书中的论述和他的博客的年龄更久，但是，当下了解这一观点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如您所知，拜登政府正在计划今年9月的阿富汗撤军，如果撤军计划成功，将意味着阿富汗不再是至关重要的地缘战略控制点。然而，空窗是不可能的。那么，下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缘战略控制点是哪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最可能的选项。
目前为止我们希望继续对停止战争的可能性存疑（部分撤军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这篇文章最后正确地指出了联合反抗的必要，类似此前另一篇文章 《抵抗中国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理由》中所描述的战略思考，因为单一主题的反抗运动和局限于本土的反抗运动，都将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
科技巨头公司通过控制全球南方的商业、劳工、社交媒体和娱乐业，获得了大量利润。
2020年，亿万富翁们像强盗一样赚得盆满钵满。杰夫·贝佐斯的个人持股从1130亿美元飙升至1840亿美元；埃隆·马斯克短暂地超越了贝佐斯，净资产从27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1850亿美元。
对于主持科技巨头公司的资产阶级来说，生活是盛大的。
然而，虽然这些公司在国内市场上扩大的主导地位是众多批判性分析的主题，但它们的全球影响力却是一个很少被讨论的事实，尤其是在帝国控制之下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一旦我们调查了机制和数字，就会发现，科技巨头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而且从根本上讲，它具有殖民主义的特征，这种现象被称为 “数字殖民”。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数字殖民主义现在有可能成为对全球南方的重大和深远的威胁，就像前几个世纪的传统殖民主义一样。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增加、国家-公司监控的兴起以及先进的警察和军事技术，只是这种新世界秩序的几个最为明显的后果。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现象可能听起来很新奇，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它已经成为全球现状的根基。如果没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反强权运动，情况将变得更加糟糕。
什么是数字殖民主义？
数字殖民主义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
在传统的殖民主义下，欧洲人夺取并定居在外国土地上；建立基础设施，如军事堡垒、海港和铁路；部署炮艇进行经济渗透和军事征服；建造重型机械和剥削劳动力以提取原材料；建立全景结构以警戒工人的反抗；为先进的经济剥削调集所需的工程师（如化学家以提取矿物）；为制造过程抽走土著知识；将原材料运回母国生产成品；用廉价的制成品破坏全球南方市场；使南方人民和国家在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中长期处于依赖地位；扩大市场、外交和军事统治以获取利润和掠夺。
换句话说，殖民主义依赖于对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依赖于对劳动力、知识和商品的提取，依赖于国家权力的行使。
这一过程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随着技术的发展，新技术也被加入其中。到十九世纪末，海底电缆为大英帝国的电报通信提供了便利。在记录、存档和组织信息方面的新发展被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利用，首先用于征服菲律宾。
今天，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说的全球南方的 “开放脉络” 是横跨大洋的 “数字脉络”，为少数主要是美国公司拥有和控制的科技生态系统布线。一些跨洋光缆上装有谷歌和 Facebook 等公司拥有或租用的线路，以进一步实现其数据提取和垄断。
如今的重型机械是亚马逊和微软主导的云服务器农场，用于存储、汇集和处理大数据，像帝国军事基地一样扩散。工程师是由精英程序员组成的企业大军，他们拥有25万美元以上的优厚薪水。被剥削的劳动者是在刚果和拉丁美洲开采矿产的有色人种，是在中国和非洲注释人工智能数据的廉价劳动力大军，是在清理社交媒体平台上令人不安的内容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亚洲工人。平台和谍报中心（如 NSA）是泛在的，数据是基于人工智能服务的原料加工。
更广义地说，数字殖民主义是为了巩固不平等的分工，主导国利用其对数字基础设施、知识的所有权、和对计算手段的控制，使南方国家长期处于依赖的状态下。这种不平等的分工已经演变。在经济上，制造业的价值等级已经下移，被科技巨头公司牢牢掌控的先进高科技经济所取代。
数字殖民主义的架构
数字殖民主义植根于对构成计算手段的数字世界的 “东西” — — 软件、硬件和网络连接 — — 的支配。
它包括作为守门人的平台、中介服务提供者提取的数据和行业标准，以及 “知识产权” 和 “数字情报” 的私人所有权。从劳动剥削、政策捕获、经济规划、到情报服务、统治阶级霸权和政治宣传，数字殖民主义已经与资本主义和专制治理的传统工具高度融合。
先看软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曾经被程序员自由、广泛共享的代码越来越私有化，越来越受到版权的制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国会开始加强软件版权。与此相对应的是 “自由开源软件”（FOSS）许可的形式，它赋予用户使用、研究、修改和共享软件的权利。这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内在的好处，因为它创造了一个 “数字公地”，摆脱了巨头公司的控制和利润的驱动。然而，随着自由软件运动在南方国家的传播，它引起了企业的反击。当秘鲁政府试图摆脱微软的专有软件时，微软蔑视了秘鲁；它还试图阻止非洲各国政府在政府部委和学校内使用GNU/Linux FOSS操作系统。
在软件私有化的同时，互联网也迅速集中到 Facebook 和谷歌等中介服务提供商手中。最关键的是，向云服务的转移使自由开源软件许可给予用户的自由化为乌有，因为软件是在科技巨头公司的电脑上执行的。
企业云剥夺了人们控制自己电脑的能力。云服务向企业提供PB级的信息，企业利用这些数据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来 “学习” — — 它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图片来识别，比如，字母 “A” 的不同字体和形态。当应用到人类身上时，人们个人生活的任何敏感细节就都成了科技巨头们孜孜不倦地想要提取的非常宝贵的资源。
在南方国家，大多数人基本上只能使用低配手机，数据量很少。因此，大多数人将 Facebook 等平台当作 “互联网” 来体验，于是他们的一切数据就被帝国所消费了。
大数据的 “反馈效应” 让情况变得更糟：那些拥有更多更好数据的人可以创造出最好的人工智能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而这些用户又给了他们带来更多的数据，让他们把服务做得更好，以此类推。（《硅谷投资公司从监视国家中获利》）
就像经典的殖民主义一样，数据已经被帝国摄取为原材料，帝国对数据进行加工，制造出服务回馈给全球公众，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统治，让其他所有人都处于从属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硅谷不希望与中国 “决裂”，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全球最大的数据市场之一：《美国科技公司仍想与中国更多合作》。
塞西莉亚·里卡普在其即将出版的《资本主义、权力与创新：知识垄断资本主义揭秘》一书中展示了这些科技巨头是如何将他们的市场力量建立在他们的知识垄断之上的，他们指挥着一个复杂的由下属公司组成的商品链，以获取租金和剥削劳动力。这使他们有能力积累 “知识人” 和 “诀窍” 来规划和组织全球价值链，也有能力将知识私有化，征用知识公共资源和公共研究产出。
例如，苹果公司从其智能手机的知识产权和品牌中提取租金，并沿着商品链协调生产。较低层次的生产者，如台资企业富士康（Foxconn）旗下制造工厂的手机组装商、在刚果开采的电池用矿物以及提供处理器的芯片制造商，都要服从苹果的需求和随意性。
换句话说，科技巨头们控制着整个商品链上的商业关系，从他们的知识、积累的资本和对核心功能部件的主导权中获利。这使得他们可以向下讨价还价，或者不把那些大规模生产其产品的相对大型企业当作下属。
大学也是同谋。帝国的核心国家中最有声望的大学是学术生产空间中最主要的行为者，而外围或半外围的最脆弱的大学则是最受剥削的，它们往往缺乏研究和开发的资金，缺乏为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的知识或能力，也缺乏在其工作被征用时进行反击的资源。
教育的殖民化
数字殖民的一个例子是在教育部门。
正如 Michael Kwet 在关于南非教育技术的博士论文中详细介绍的那样，微软、谷歌、培生、IBM和其他技术巨头正在全球南方的教育系统中大展拳脚。对于微软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上所述，微软曾试图强硬地要求非洲各国政府用微软 Windows 取代自由软件，包括在学校。
在南非，微软在当地拥有一支教师培训师队伍，培训教师如何在教育系统中使用微软软件。它还向文达大学等高校提供Windows平板电脑和微软软件，并广泛宣传这种合作关系。最近，它与移动供应商 Vodacom（英国跨国公司沃达丰拥有多数股权）合作，为南非学习者提供数字教育。
虽然微软是第一大供应商，在南非9个省级教育部门中至少有5个签订了合同，但谷歌也在寻求市场份额。他们与南非初创企业CloudEd合作，以寻求与省级部门达成首个谷歌合同。
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使用非洲人的脸部数据训练其人脸识别算法》。
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也加入其中，向省级政府提供数据驱动决策（DDD）平台。DDD软件旨在收集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跟踪和监测教师和学生，包括成绩、出勤率和所谓的 “社会问题”。虽然学校每周上传收集到的数据，而不是实时上传，但最终目标是对学生的行为和表现进行实时的监控，以便进行官僚管理和 “纵向数据分析”（分析一段时间内收集到的关于同一群体的数据）。
南非政府也在扩大基础教育部（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的云端，最终可能用于侵入性的技术官僚监控。微软向基础教育部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收集 “用户生命周期” 的所有数据，从学校开始，对于那些保留微软Office 365账户的人来说，要收集到成年后的数据，这样政府就可以对教育和就业之间的联系等进行纵向分析。
科技巨头的数字殖民主义正在全球南方的教育系统中迅速蔓延。Giselle Ferreira 和她的合著者描述巴西时写道：“巴西发生的事情和 Kwet（2019）对南非案例（可能还有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的分析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特别是，当GAFA[谷歌、亚马逊、Facebook、苹果]假装慷慨地将技术提供给处境不利的学生时，数据会毫无阻碍地被提取，随后以一种使当地特殊性变得不重要的方式进行处理。”
学校是科技巨头公司扩大对数字市场控制的绝佳场所。南方国家的穷人往往依赖政府或企业免费为他们提供的设备，使他们依赖他人来决定使用哪种软件。有什么比在提供给儿童的设备上预装科技巨头的软件更好的方式来获取市场份额呢？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抓住未来的软件开发者，他们在花了几年时间使用巨头公司的软件并习惯了这些界面和功能之后，可能会更喜欢谷歌或微软（而不是基于自由软件的技术解决方案）。
劳动剥削
数字殖民主义还体现在全球南部国家被严重剥削，以提供数字技术的关键投入的体力劳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供应着世界上70%以上的钴，而钴是汽车、智能手机和电脑所用电池的基本矿物。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14个家庭正在起诉苹果、特斯拉、Alphabet、戴尔和微软，指责他们从钴矿开采行业的童工中获益。开采矿物的过程本身往往会对工人的健康及其周围的栖息地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您错过了此前推荐的这本书《外表是骗人的》。
至于锂，顶级储量位于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澳大利亚。以富裕国家的标准来看，所有拉美国家工人的工资都很低，特别是考虑到他们所忍受的工作条件。虽然可获得的数据各不相同，但在智利，受雇于矿场的人每月的收入大约在143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而在阿根廷，月工资可低至300美元至1800美元之间。2016年，玻利维亚矿工的月最低工资提高到250美元。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矿工的月薪在9000美元左右，年薪可以达到20万美元。
南方国家也为科技巨头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这包括人工智能数据集的数据注释、呼叫中心工人、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巨头的内容版主。内容版主的工作是清理社交媒体上令人不安的内容，如血腥和性暗示的材料，往往会让他们的心理受到伤害。然而，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一名内容版主的年薪只有3500美元 — — 这还是在1400美元加薪之后。
一个中国或美国的数字帝国？
在西方，有很多关于所谓 “新冷战” 的议论，美国和中国为争夺全球科技霸主地位而大打出手。然而，仔细观察科技生态系统就会发现，美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创造的GDP占全球GDP的17%左右，预计到2028年将超过美国，这为美帝国 “正在衰落“ 的说法提供了依据（这种说法之前已经随着日本的崛起流行过一次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经济，其规模已经超过美国。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肖恩·斯塔尔斯（Sean Starrs）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错误地将国家视为自成一体的单位，“像桌子上的台球一样互动”。斯塔尔斯认为，实际上，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 “并没有下降，而是全球化了”。从科技巨头来看，情况尤其如此。
在二战后，企业生产遍布跨国生产网络。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开始将电子产品制造从美国外包到中国和台湾，剥削富士康等公司雇佣的血汗工厂工人。美国的科技跨国公司经常设计诸如高性能路由器交换机（如思科）的IP，同时将制造能力外包给南方的硬件制造商。
斯塔尔斯对《福布斯》全球排名的全球前200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剖析，并按照25个行业进行了整理，显示出美国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截至2013年，在前25个行业中，美国巨头在18个行业的利润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他即将出版的《美国权力全球化》一书中，斯塔尔斯的分析表明，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IT软件与服务方面，美国的利润份额为76%，而中国为10%；在科技硬件与设备方面，美国为63%，而中国为6%；在电子方面，美国的利润份额分别为43%和10%。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和台湾，在这些类别中的表现往往也比中国更好。
因此，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将美国和中国描绘成全球科技霸主之争的平等竞争者，是非常误导性的。
例如，联合国2019年的一份 “数字经济” 报告指出：“数字经济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在两个国家” — — 美国和中国。但该报告不仅忽略了斯塔尔斯等作者所指出的因素，也没有说明中国的大部分科技产业只是在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除了极少数主要产品和服务，如5G（华为）、CCTV摄像头（海康威视、大华）和社交媒体（TikTok），这些产品和服务在国外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中国也对一些外国科技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这很难说明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美国的外资份额更大。
实际上，美国才是最高的科技帝国。在中美边界之外，美国在搜索引擎（谷歌）；网络浏览器（谷歌Chrome、苹果Safari）；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操作系统（谷歌Android、苹果iOS）；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操作系统（微软Windows、macOS）；办公软件（微软Office、谷歌G Suite、苹果iWork）等类别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云基础设施和服务（亚马逊、微软、谷歌、IBM）；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Twitter）；交通（Uber、Lyft）；商业网络（微软LinkedIn）；流媒体娱乐（谷歌、YouTube、Netflix、Hulu）和在线广告（谷歌、Facebook）等，都是主导地位。
结果是，无论你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你在使用电脑手机，美国公司的受益就最大。他们拥有整个数字生态系统。
政治统治和暴力手段
美国科技巨头的经济实力与他们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与其他行业一样，科技高管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一扇政治旋转门，科技公司和商业联盟花了大量时间游说监管机构，以争取有利于其特定利益 — — 以及整个数字资本主义的政策。
在这里看到《Facebook 的旋转门》，在这里看到《谷歌的旋转门》。《反垄断？算了吧 …… 巨头公司的律师正排队进入司法部高层职位》
政府和执法机构则与科技巨头形成公私监控伙伴关系，做他们的肮脏工作。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著名地披露，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AOL和苹果都通过棱镜项目与国安局共享信息。随后更多的披露，世界了解到，企业存储的数据和通过互联网传输的数据被吸进巨大的政府数据库，供国家利用。从中东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全球南方国家一直是NSA监控的目标。
这正是为什么IYP有 “中东和北非” 专栏，因为这里是高堡奇人地缘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并且，中国对拉美的关系正在快速深入，利益冲突是非常鲜明的。
警方和军方也与巨头科技公司合作，科技公司作为监控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乐于兑现肥厚的支票，包括在南方国家。例如，微软通过其鲜为人知的公安和司法部门，与 “执法” 监控供应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生态系统，这些供应商在微软云基础设施上运行其技术。这包括巴西和新加坡警方购买的名为 “Microsoft Aware” 的全城指挥控制监控平台，以及在南非开普敦和德班推出的带有面部识别监视摄像头的警车解决方案。
微软还深耕监狱行业。它提供了各种监狱软件解决方案，覆盖了从少年 “罪犯” 到审前和缓刑，再到监狱和牢狱，以及出狱和假释的整个惩戒管道。在非洲，他们与一家名为 Netopia Solutions 的公司合作，该公司提供的监狱管理软件（PMS）平台包括 “越狱管理” 和囚犯分析。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Netopia 的监狱管理解决方案具体部署在哪里，但微软表示，“Netopia 是摩洛哥的[微软合作伙伴/供应商]，深度关注北非和中非的数字化转型、政府服务”。摩洛哥有残害异议人士和折磨囚犯的悠久历史，美国最近承认其吞并西撒哈拉，违反了国际法。
几个世纪以来，帝国一直都是首先在外国民众身上测试监视和控制公民的技术，从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在印度和南非应用指纹的开创性工作、到美国将生物识别技术与管理统计和数据管理的创新结合起来，形成了第一台现代监控设备，平定了菲律宾。正如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考伊所表明的那样，在菲律宾部署的监控技术的收集为一种模式提供了试验场 — — 这种模式最终被带回美国用于打击国内的异议人士。微软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的高科技监视项目表明，非洲人继续充当着肉体实验的实验室。
就如帝国将其他弱小国家当成试验场那样，中国也将自己的少数民族人口当作试验场：《中国的 “新疆模式” 如何借鉴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平叛战略》。
回到反抗
数字技术和信息在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作为帝国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拥有和控制知识产权、数字智能和计算手段，正在重塑全球南方的殖民主义。大多数核心基础设施、产业和计算机所发挥的功能都是美国跨国公司的私有财产，这些公司在美国境外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最大的公司，如微软和苹果，以知识垄断的方式主导着全球供应链。
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的交换和分工，加强了边远地区的依赖性，同时使大规模的移民和全球贫困永久化。
富国和他们的公司并不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分享知识、转让技术和提供全球共同繁荣的基石，而是旨在保护自己的优势，勒索南方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租金。通过垄断数字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学校和技能培训项目中推行他们的技术，并与南方的企业和国家精英合作，科技巨头正在占领新兴市场。他们甚至会从为警察部门和监狱提供的监控服务中获利，这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然而，面对高度集中的权力，总有一些人进行反击。南方国家对科技巨头的抵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国际社会抗议IBM、惠普和其他公司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做生意的时代。在2000年代初，全球南方国家接受了自由软件和全球共享，作为抵制数字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已经消退。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的反对数字殖民主义的运动再次出现高峰。
在这幅图景中，还有更多的事。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正迅速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数字经济的解决方案必须与环境正义和更广泛的平等斗争交织在一起。
为了铲除数字殖民主义，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概念框架，挑战根源和主要行为者，与愿意对抗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及其知识分子支持者的草根运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