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正在出现的新帝国

新帝国主义的形成是一个罕见的事件。它需要与国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具体特点相关的多种前提条件。从这一双重角度来看，中国的状况，提出了不同寻常的问题。

人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可以在西方领域之外诞生。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这只是一个相当经典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西方帝国的建立在东北亚还没有完成，大国都在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日本政权做出了预防性的反应。至于该国的社会结构，在我们看来基本上与欧洲国家类似，明治维新（1868年）确保了从晚期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加速工业化，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巧妙地证明了自己对俄罗斯的优势：第一次，一个欧洲大国被一个亚洲国家打败，这是一个引起地缘政治地震的重大事件。因此，日本是最后一个能够在 20 世纪初形成的帝国主义国家。

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向现代帝国主义的转型确实失败了，特别是由于它在日俄战争（1904–1905）期间被日本打败的后果：它的军事能力崩溃了，它的海军舰队在两个阶段中被摧毁：首先是驻扎在西伯利亚的舰队，然后是驻扎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在国内政治层面上，这次失败被1905年的革命所反击，它引发了沙皇政权的危机。在东方被新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然后在西方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打败，当时俄国处于沦为附属国或被分割的国家的边缘  — — 由于1917年的革命，它摆脱了这一命运。

随着殖民帝国的形成，世界的初步划分几乎已经完成；从此之后，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利害关系将是对这种划分的修改。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核心

在21世纪初，习近平的中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 “第二大国” 的地位，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它在各大洲和各大洋都有自己的项目。在习近平看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开放和融合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筑墙或 ‘脱钩’ 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

菲利普·S·戈尔布 (Philip S. Golub)指出，“这个党国已经宣称自己作为自由贸易和全球金融的倡导者角色 …… 取消了一些阻止外国进入国内资本市场领域的障碍，并向美国主要集团发放许可证，让它们在专业市场上经营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2020年9月5日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机会[这是外国资本没有想到的，至少认为没有这么快]”。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的规模难以估计，因为 “许多发行股票的中国公司在离岸避税地设有子公司”。根据《投资观察》2021年7月13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开曼群岛的子公司比绝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要多，仅次于 “美国、英国和台湾”。

“中国政府有能力在关键的工业部门发号施令，用中国方式为一个庞大的赞助网络提供支持，而党对社会进行广泛监控的能力又使其得到加强。我们面对的*并不是* ‘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而是被有效赋予 ‘中国特色’ 的国家资本主义”。

从印度到韩国，国家主导经济发展在亚洲并不新鲜。在不同的形式下，许多主导性的寡头政治结合了私人资本、军事资本和国家资本。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通过大的家族所有者来实现的。

继承了悠久而特别复杂的历史，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异质的。作为世界工场，它的经济仍然部分依赖外国资本和进口零部件。然而，它也为独立的国际发展提供了基础。在一些部门，它能生产先进的技术，而在另一些部门，它无法赶上潮流  — — 如先进的半导体领域。它正在经历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过剩（和债务）的危机，这些危机对房地产造成了严重打击，房产巨头恒大的破产就是一个象征。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预言都被中国否定了 — — 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会一直如此。正如 Romaric Godin 所指出的，“对于可能发生的中国危机，大众还没有说出来，但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无疑正在日益加深”。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层准备进行国际扩张。邓小平时期谨慎行事，习近平时期积极进取。这种扩张有国内经济的驱动力（为利润率低和生产过剩的行业寻找出路，如钢铁、水泥，或劳动力）。它诉诸于深层的文化渊源  — — 恢复中原王朝的中心地位，消除殖民统治的屈辱感，提供西方文明模式的全球替代方案。它培养了一种大国民族主义，使政权合法化，并有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野心。

于是，一个 “经典” 状况出现了：既有的大国（美国）面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的出现。

国际先决条件

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变得不可能的事（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如何能在二十一世纪之交实现？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让我们强调两个时间段。

在俄国（1917年）和中国（1949年）革命之后，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摆脱了日本-西方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如果没有这种地位，后来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在20世纪80年代革命运动的国际失败和苏联解体之后，国际资产阶级的主导派犯了必胜主义的错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的统治从此就能得到保证了。它似乎没有考虑到它所强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会被北京利用来为自己谋利，并取得人们现在看到的“成功”。

中国的转变

声称当前中国的国际政策 “不是帝国主义” 的分析是基于从 1949 年至今的政权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只是名义上的：人民共和国（PRC）、共产党（CCP）、重要的国家经济部门。当然也存在连续性，特别是文化上的连续性，包括帝国长期的官僚传统，为当代政权装饰了一种历史性的 “常态”。然而，不连续的情况是占上风的  — — 而且是远远超过。确实有革命和反革命，社会阶层的连续动荡就证明了这一点。

1、工业无产阶级的地位。

这个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中共必须在城市中心重建社会基础。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在两种意义上都依附于工人阶级：使其处于从属地位，并为其提供大量社会福利。

在政治上，工人阶级被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并没有 “领导” 企业或国家。工人们被分配到工作单位，就像法国传统中的地区公务员那样；然而，新的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享有相当大的社会优势（终身就业等等）。当然，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僚阶层之外，没有其他社会阶层拥有如此有利的社会地位。

2、属于民众阶层的妇女的地位。

夺取政权后通过的两项具有象征意义的法律使普通妇女受益：婚姻中的平等权利和包括她们在内的土地改革。

3、旧的统治阶级。

一旦该人民共和国得到巩固，无论中国精英阶层的这个或那个成员的个人命运如何，旧的统治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贵族）都会解体。

毛泽东政权在一场社会、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之后巩固了自己，这是一个永久革命的过程。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却是非常专制的，特别是，它受到几十年的战争的影响。“人民战争” 战略所特有的社会动员的民主遗产仍然存在，但是，党国仍然构成了官僚化（一种程序）的框架。这绝对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其结果是不确定的。

4、毛泽东政权的危机。

毛泽东政权的所有内在矛盾在名不副实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9）中爆发了。 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球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政府和党都被打垮了 — — 只有军队还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干预。毛泽东最终呼吁强行恢复秩序，转向反对支持他的红卫兵和工人团体。在1970年代，这为 “四人帮” 的蒙昧主义专制铺平了道路，这是官僚反革命的最终胜利。所谓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GPCR）的灾难性结果确定了毛泽东政权的终极危机和毛泽东的政治死亡，比他的身体死亡早了十年。

官僚反革命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创造了肥沃的土壤，随着邓小平（文革大清洗的幸存者）的重新上台，打破了民众的动员，当时看起来似乎在回归理性。而几年后，人们发现，1960年代为大清洗辩护的诽谤，在1980年代已经成为现实  — — 邓小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层中的资本主义选择。

5、1980年代的反革命。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官僚机构的核心为其转型、“资产阶级化” 和国家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做出了准备。在这一过程中，它受益于一些特殊的优势。

a/ 关于毛泽东政权的遗产：一个独立的“国家”，工业和技术，受过教育的合格人口 ……

b/ 关于殖民时期的遗留问题：香港（英国殖民地）、澳门（葡萄牙殖民地）和台湾（美国保护国）是通往世界市场和国际金融的敞开大门，提供中国大陆不存在的管理知识，允许技术转让（澳门是规避法律和法规的理想渠道）。

c/ 在坚实的妥协基础上与强大的中国跨国资本合作的可能性：后者在中国得到了特权待遇，同时宣称 “只有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才能保证维护国家-大陆的统一”。

d/ 中国的内在分量（它的地理和人口规模） — — 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以跟随其邻国相同的演变，但不可能渴望获得大国地位。

中国的资本主义加速转型是在1989年4月被称为天安门的大规模镇压中对民众阶层造成历史性失败的情况下完成的（整个国家都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北京）。此后，社会阶层被重新安排。

6、无产阶级。

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顽强地抵制当局所要求的劳动需求，因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从生产中撤出，同时在各种假象下继续支付其工资。农村人口的外流使得构成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成为可能，特别是在自由贸易区。70%的女性，当时她们是没有户口的工人（在中国，未经官方批准，禁止改变居住地）。对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特有的超级剥削来说，流民是一支完美的劳动力。第一代来自内陆的移民妇女在等待回农村的过程中饱受折磨；第二代流民在许多协会的支持下开始为其正规化而奋斗。

7、社会和意识形态秩序的颠倒。

昨天还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精英们，再次被抬高。来自大众层的妇女被忽略了。邓小平倡导 “涓滴” 的美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经济部门现在与私人资本共生运作。中国拥有创纪录的亿万富翁数量，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机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国、帝国主义和相互依存

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大国不是帝国主义的。中国也不例外。举几个例子。

1、对其 “周边地区” 的压制。

由于高速交通网络的发展，西藏已经成为定居者殖民化的对象。在东突厥斯坦（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口受到一系列措施的影响，从强制同化到大规模拘禁，目标至少是文化灭绝。

殖民地移交时声称保证尊重香港人民民主权利的条约（“一国两制”）已被习近平单方面否定了。经过多年的民众抵抗，北京强行实施镇压，将独立组织定为犯罪（被迫解散），将任何异议判处重刑。

自决权，人民的自决自由，已经不再是帝国前进中的问题。

2、为了保护其在 “新丝绸之路” 时代的投资，确保进入印度洋（“走廊”），北京毫不犹豫地支持最糟糕的独裁政权（如缅甸），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如巴基斯坦）。

3、美国的暂时瘫痪（在中东问题上陷入困境）使习近平得以将整个南海军事化，控制了从菲律宾到越南等沿岸国家的海洋领土。北京谴责美国在该地区的大国政策，但毫不犹豫地使用其海军的压倒性优势来对付其邻国。

4、为了确保其海上通道（商业或军事），北京已经占据了从斯里兰卡到希腊的许多国家的港口，并在必要时使用债务武器。债务违约可以让北京要求获得一个港口的特许权，期限长达99年（这是香港的殖民地地位！）。

5、通过拼命地在国际上投射自己，中国现在通过要求获得重要的海洋空间，参与了南太平洋势力范围的划分。

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球军事化、战争和不稳定的第一来源。这一点很重要，不必强调，只是要指出，乔·拜登成功地将美国战略的重点重新放在主要的印-太战区上。奥巴马曾经想过这样做，但由于被卷入中东问题而未能如愿。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与乔·拜登的政策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不过，后者的政策似乎比特朗普的政策更加连贯。

面对美国的威胁，毛泽东政权曾经制定了一个防御战略，其支点是军队、民众动员和国家领土维度：入侵者会在那里迷失方向。另一方面，一个 “大国” 必须在海洋（以及今天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宣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海军航空兵是习近平调动国家资源在其他领域快速发展的政策的首要军事支点。

中国现政权这样做，是在参与世界军事化的动态（从而参与气候危机的恶化）。一些西方伪左派说中国有 “权利” 要求自己在阳光下的地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需要捍卫一个政权的 “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权利？

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现在已经达到了顶峰。这里面有两个对立的逻辑。一是国家之间激烈而持久的竞争，另一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中，技术、生产链  — — “价值链”  — — 贸易或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占主导地位。竞争在各个领域进行，“阵营” 在全球化的市场和金融中出现。无论当今的全球化面临什么样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 “去全球化” 似乎都是一个赌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人们可以认为一场战争不符合中国或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紧张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不能排除具有爆炸性后果的滑坡。由于拜登和习近平都面临着脆弱的国内局势，所以国际局势只会更加不稳定。

中国将走向何方？您需要自己思考。现在的中国是习近平的集团，它已经强行改变了政治体制。昨天，一个合议制的领导层至少有可能准备好几代的传承；而今天，习近平派系独自掌权。经过血腥的清洗和对宪法的修改，他可以声称自己是 “终身领导”。

在中国，从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来看，政治人员的选拔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理。⭕️

延伸阅读：

• Philip S. Golub, Le Monde Diplomatique, November 2021 “Wall Street’s unlikely new romance with China”.

• Pierre Rousse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he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 Pierre Rousset “XXth Century Chinese revolutions — II — China, Maoism and popular power, 1949–1969”

• Daniel Tanuro “ A look back at the history of East Turkestan and the 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 The Guardian, 25 September 2016 “Barack Obama’s ‘Asian pivot’ failed. China is in the ascendancy”

• Dan la Botz New Politics, 13 October 2021 “Biden Focuses U.S. Foreign Policy on Challenging China”

• Brian Hide, Spectre, 4 November 2021 “Caught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 Au Loong Yu, Pierre Rousset, ESSF, 22 October 2017 “The 19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Modernisation by a pre-modern bureaucracy?”

• china-a-new-imperialism-emer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