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 列表-5 中汇总的基本上都是行动主义内容,从自我保护到组织技巧,从维稳镇压战术到反抗者的经验教训。这些内容非常之多,也许您没能完全浏览并记住关键的要点。应读者要求,本文将以一个列表的形式总结一些基本要点,并关联了进一步的详细解释。
建议您点开其中关联的链接以获取相关内容。
我们无法预测中国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主义项目,于是这个框架是绝大部分行动都会面对的。您可以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增加策略点。
民间社会组织和抗议运动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这些挑战阻碍人们进行组织和举行抗议活动以及处理抗议活动后果的能力。这些挑战包括公然禁止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中经历的暴力镇压、以及逮捕和拘留抗议者。抗议运动需要具有战略性和创造性以克服这些挑战。根据全世界的反抗运动和抗议者以往的经验,有许多策略可以用来尽量减少这些挑战的不利影响。
本文致力于用最简洁的语言帮助高压政策下的反抗者理解这些事,并扩展思路。
打开被封闭的抗议空间
由于威权化趋势和新专制的崛起,全世界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公民社会空间(civic space)被封闭,统治阶级禁止特定的公民社会组织或完全禁止抗议。
然而,抗议是表达对国家和社会状况不满的一个重要方式。它往往是生活在贫困中或在其他方面被边缘化或处于弱势的人们表达异议和发出声音的唯一机制。
禁令使人们难以组织和参与抗议活动,也意味着那些参与抗议的人极有可能被逮捕和遭受警察暴力。
在公民空间封闭的情况下,公民社会组织往往无法举行会议,无法租用办公场所,也很难公开传播他们的信息。
这种情况下您需要想办法打开至少一扇窗。
上图是最近英国的抗议活动召集,对抗一项拟议的法案,该法案基本上将一切抗议活动定性为非法。这里是抗议活动的地图。
1、基层伙伴关系
比如在阿塞拜疆,和在中国一样,公民空间是被封闭的,抗议运动往往从基层运动开始,游说地方当局解决具体问题。
这些运动一般不会被绝对禁止(可能被干预),因为他们并没有正式的身份,而且他们一般不会通过传统的抗议方式来表达不满,因为他们无法召集到足够多的人来实现这点。
相反,他们利用对当地压力点的了解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民间社会组织和有关个人可以通过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中传播他们的信息和故事来支持这些草根运动。(此处可参见《信息行动主义》系列教程;此处链接为最后一集内容,其中包含该系列完整列表。)
这些行动可能不会被视为 “非法”,因为它们通常不违反限制公民空间的国内法律。但可能会受到干扰,这就是为什么您需要就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实名、假名或匿名参与。(相关判断的思考方式在这里看到)
2、合法的创新
在正式禁止倡导被禁止的事业的地方,可能有合法的方式来传播信息。
例如,在阿塞拜疆,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在地方和国家选举中提名其成员竞选政治职务。在竞选中,这些成员能够合法地传播其运动的信息。
这可以在大范围和小范围内发生。进步的信息可以成为正式运动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候选人可能被选为公职人员。候选人有时也会挨家挨户试图说服人们同情或加入民间社会组织和运动。
这是一种改良式的路线,如您所知,我们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进入体制不意味着能够改变体制;如果您对抗的系统过于强大,个人更有可能被系统所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这种路线。而应该强调的是,它需要和社会运动的加强同时进行,而不是完全寄希望于改良。
当抗议活动被禁止时,将日常生活变成抗议活动将有可能是有效的。日常行为的自发演示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表达异议。例如,当纽约市当局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新执行20世纪20年代的反歌舞表演法、关闭现场音乐场所时,人们组织了舞蹈快闪以示抗议。
相关更多原理见《如果抗议是非法的,那就让日常生活成为抗议(一)》
“当抗议被禁止时,可能有必要将日常生活变成抗议。”
3、群众行动
有时,危机问题需要大规模的抗议才有希望化解,即使这种行动被国内法律视为非法。
虽然这种所谓的非法行动可能会引起国家的镇压反应,但很明显,如果发生这种抗议,应该以和平方式开启,而且人数众多,以确保其有效性。
在大规模运动中统治阶级不可能逮捕所有的抗议者。这意味着应该选择一个足够统一的问题,以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加入抗议活动。
例如,在阿塞拜疆,抗议被禁止,主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关于军方的暴政;同样,在苏丹,在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的镇压和长期独裁统治之后,2019年发生了大规模抗议行动,要求结束军事统治。 在香港,2019年已采取大规模抗议行动,抗议一项允许将香港公民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拟议法律。
举个例子。在对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造成的灾难和压迫的反抗斗争中,局部地区的污染问题、过度开采的生态危机问题和劳工剥削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强拆问题、严重的不平等和压迫、生活成本急速升高的现状、个人债务的不堪重负等等,这些都可以是动员战略的主题,但是,相比下生活成本问题和个人债务问题,更有可能形成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因为它们对足够多的人民构成了真实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换句话说,在被禁止的情况下要想集结到足够规模的抗议活动,您的议题就必须是足够多的大众面对的共同问题。组织者必须将此作为战略策划中的首要事项。
统治阶级比您更深刻地领会这点 — —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叙事矩阵始终在努力将全民共同面对的灾难和威胁拆解为个体和小群体的 “特例”,以此来打破你们的凝结。统治阶级不断创造着各种神话,他们将严重的系统性不平等扭曲为 “你不够努力”,他们将侵犯人权的反加密审查制度扭曲为 “你有所隐瞒是因为你做了见不得光的事”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强调,知识分子要像活动家那样去思考,打破奥弗顿之窗,让大众看到真正的灾难是所有人共同的灾难,无人可幸免。(在这里看到具体解释)
4、全息影像抗议和使用在线空间
如果您被禁止在特定地点进行抗议(比如广场、主要政府机构设施附近、大型展会门前等等),那么就可以考虑利用技术在这些地方进行抗议。
比如在西班牙,201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政府大楼外进行抗议。作为回应,投影仪被用来发射建筑物外抗议者的全息影像。在韩国,当一些抗议行动被禁止时,国际特赦组织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
这种策略可以向政府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并引起人们对这种禁令的关注,有助于推动公众对政府的压力(见这里,第31页)。
同样,在全球限制公民空间的情况下,利用互联网的抗议也越来越多,根据网上自由度状况,可以成为表达对限制性政权异议的可行工具。
在这里看到更多相关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抗议”有什么问题?》;《技术如何塑造21世纪的创造性抗议?》。
5、要求授权的抗议
许多国家的当权者都要求抗议者将拟议的抗议行动通知政府及其治安当局。包括并不限于中国。尽管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提出了建议,但一些国家要么明确要求事先征求抗议活动的许可,要么将通知制度作为要求抗议活动获得当局许可的幌子。
被统治阶级许可的 “抗议” 根本不是抗议。
就国际法和标准而言,抗议者在行使包括抗议权在内的任何基本权利时,都不需要得到许可。
一般来说,国家需要建立适当的健康和安全以及交通程序,因此通知制度就借此共识为幌子,以令其自身看起来像是合理的,但毫无疑问,它必然会扼杀公民抗议和表达的权利(见这里,第49页)。
在通知制度被国家及其警察机构滥用的情况下,活动家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来避免必须通知当局的抗议活动。
通知制度应该只促进公共集会,而不是阻碍它。
6、自发的抗议活动
如上,您需要知道,当局要求的通知程序往往不适用于自发的抗议活动,而自发的抗议活动在国际法中得到承认。
例如,在南非,*参加*没有通知当局的抗议活动并不构成犯罪,但不允许在没有通知当局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的抗议活动,除非抗议活动是自发产生的。而 “什么是自发的抗议活动” 并没有完全的界定。这是一个经常被用来避免通知当局的辩护理由,但在抗议活动显然不是自发的情况下不应使用(见这里)。在亚美尼亚,2018年天鹅绒革命的抗议者使用了这些策略 — — 他们计划在特定时间停车,制造大规模的交通拥堵,当被问及原因时,所有人都说他们的车坏了,开不动。
还是那句话:创造力是关键。法律系统和任何系统一样,都有漏洞,如果您能利用其漏洞,您就能反过来控制当权者,而不是被他们控制住。
7、非特定地点的抗议活动
在不举行正式的群众集会、游行或静坐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破坏性反抗活动并表达异议。
个人进行的单一异议行为,如果累计起来足够破坏国家的运作,则不针对具体地点、也不需要事先通知或得到国家的许可。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个人的行动并不构成抗议活动。
例如,在亚美尼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所有的司机都被要求鸣笛,只要他们支持反对派。同样,不喜欢政府的人被呼吁在特定时间敲打锅碗瓢盆。这些单独的行为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噪音,这使得商业活动难以照常进行,并成功对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类似的策略,如个别工人的罢工,经常被劳工运动所采用。
请注意:这里说的个人的异议行动并不是说三三两两就足够了;必需有足够多的人在不同地点、以相同和相似的方式行动,由于行动是高度分散的,这可以打散镇压的火力。
在我们的 列表-5 “技巧、战术和原理” 板块看到更多相关战术的具体介绍。
8、警察的监视
国家经常对抗议者进行公开和秘密的监视。这有助于国家跟踪抗议者的行动,拦截他们的通信,并根据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情报采取最高效的镇压行动,破坏抗议者的计划。
监视还使国家能够在抗议活动之外监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抗议活动的动向和行动,这将对抗议权和其他基本权利产生寒蝉效应。
所有这类统治阶级采用的镇压战术都会助长恐惧的环境,使人们不愿意参加抗议活动,并使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所需的参与者难以有效沟通。
在下面看到具体介绍:
上面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您被成功镇压,这说明您和您的组织有漏洞」。成功的监视就是精准镇压的必需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您能堵住漏洞抵制住监视手段,您的反抗行动就成功了一大半。
9、安全通信
抗议者应确保在行动/运动中以及与组织网络成员彼此之间的通信是使用完全端对端加密的通信方法进行的。端对端加密是相比下最安全的在线私下通信方式。通过对对话两端的信息进行加密,端到端加密可以防止中间的任何人,包括窃听者,读取对话各方的私人通信。
请在这里查看具体介绍《泄漏文件显示间谍已经能绕过 Signal 的加密,那么端对端还有用吗?》。
比如在亚美尼亚的抗议活动中,通信只通过 Telegram 进行;在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接入的 Signal 也被有效使用,包括必须考虑到在断网期间确保通信的持续。
很多人倾向于询问 “我应该使用哪个软件”,或 “哪个软件最安全”,其实这是错误的问题 — — 您应该使用的是最适合您的具体行动计划和战略部署的软件工具,也就是说应该以您自己的具体威胁模型作为出发点来判断这件事。最恰当的才是最好的。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整体安全》训练,而不是软件本身。
此外,在大规模行动发生时,断网是非常常见的镇压手段之一,行动者需要学习一些在断网后保持通信和行动力的技巧。(参见我们的《如何应对断网》系列)
关于行动者的数字安全性,是一整套知识和技巧,您可以在我们的 列表-5 “护盾” 中看到汇总的具体内容。
10、关于方法和政治的内部分歧
虽然不满情绪可能会使许多不同的人团结起来,但在为同一事业奋斗的运动内部也会发生冲突。成员们可能对应该使用的战术种类、使用暴力的合法性、运动的政治基础或运动选择的合作对象有强烈的感受。虽然公民社会总是以讨论和辩论为特征,但冲突和分裂是难以管理的,因为它们会分化和削弱运动,并可能对变革事业的倡导造成重大干扰。
毫无疑问,您应该尽可能最大范围地联盟力量,但不应该被意识形态和战术偏好所限制。如上所述,只要组织者能倡导最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共同的需求和共同面对的问题)、参与者拥有强大的共同战略,这就不是什么麻烦。您可以在去年希腊的反抗者的经验中看到这种巨大的成功 —— 对警察的憎恶、对警察暴力的愤怒,足以让那些平日坐在对面都无法确保不会拳脚交加的人们开始并肩作战。
这是一种组织智慧,即:除了战略原则问题,此外一切都不值得争论。
您不需要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那种激烈的纷争经验而对此抱有怀疑。社交媒体算法鼓励纠纷,这是一种操纵,以最大化流量经济,我们去年推荐的这本新书对此有详细解释;加之,社交媒体上的人们并没有共同战略,所有发言者都在试图让自己被听到,而非倾听他人。任何一个成功的社区/团队都不应该包含这类状况。
在背后说的一切话都是夸赞,有不同意见当面辩论,这就是基本道德。除非触及原则性问题,否则尽可能不做评价,这是合作品格。如果有人不理解这点,那就教会TA。您不应该选择明知故犯的人做合作方。那样的人早晚毁掉您的计划。
11、和平时期的团结很重要
群众抗议活动通常由多个运动组成,它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联合起来。在抗议活动的高峰期,很难在这些运动之间建立基于信任的关系。相反,应该在紧张局势较低的和平时期建立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现在。
例如,2011年智利的学生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他们把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运动聚集在一起,而不考虑这些运动的政治派别。2015年和2016年的南非 #FeesMustFall 学生抗议活动也是如此。成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不太活跃的时候,学生运动在采矿危机期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援助保洁工人时,各运动之间已经建立了充分的关系。在这些合作中建立的信任关系被带到了最终的学生抗议活动中。
12、冲突管理策略
在一个单一的运动中,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空间。虽然重点往往放在群众行动上,但各运动依旧需要采用一些策略来确保其自身的可持续性。运动应该有长期的倡导战略和短期的行动战略。
在这个框架内,运动中的不同利益集团有可能为不同的目标而努力,并对不同的外部利益集团进行游说。
重要的是,运动领导者要强调所有这些策略的目的,以及它们可以共存的事实。这种冲突管理策略应该让每个人在运动中尽可能地扮演适合其政治派别或活动水平的角色。
13、核心最低标准
虽然有可能在一个运动中容纳具有冲突的政治价值观的参与者,但至关重要的是,一个运动要建立一套跨越政治观点的核心最低标准,并且所有成员都要遵守。
这种标准的一个例子比如,成员将不诉诸暴力。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定义什么是暴力,明确它是否包括有争议的方面,如破坏财产或回应警察的暴力。如果成员未能达到最低标准,应实施纪律处分程序。这可以免于渗透者的栽赃手段(这非常常见)。同时要管理好公关管理,以确保公众继续支持,如果可能的话,也是运动战略的一部分。这对正式的公民社会运动或既定的抗议运动最有效。
14、没有经验的抗议者
许多抗议运动,特别是那些代表青年或学生事业的运动,是由以前从未参加过抗议活动的人组成的。为确保参与者的安全和抗议活动的有效性,对这种缺乏经验的情况进行规划非常重要。
经验本身可能会很好,但并不是重要条件,不是准入门槛。包括文化水平、阶级、年龄等等,全部都不是准入门槛。您可以看到印度的成功案例,参与者大多是没受过教育的农民,边缘社区成员,但他们依旧取得了成功。这需要组织者和团队负责人加入关注,如何更好地帮助缺乏经验的参与者。
15、教育和培训
必须举行群众会议,讨论抗议活动所涉及的程序,并分发 “了解你的权利” 信息和其他此类有用信息。抗议组织者应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抗议游行的路线,有哪些安全措施,以及在警察采取暴力行动或部署镇压武器时如何应对。
您可以在我们的《示威参与者指南》系列教程中看到详细介绍,它可以作为您的组织教程;以及在《直接行动分步指南》中看到比较全套的部署技巧。
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比如在智利,由于许多抗议者是第一次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大规模行动,领导人印制了解释程序和安全协议的教育材料,并召开会议讨论这些细节。在南非,民间社会组织为抗议者设立了一条由律师担任工作人员的热线,称为 Right2Protest 项目。在巴西,民间社会组织经常在午餐时间举办研讨会,讨论如何参加抗议行动并保护自己免受低致命性武器的伤害,包括适当的服装和撤离策略等等。这些知识您可以在《示威参与者指南》中找到。
16、后勤和安全人员
重要的是,要有专门指定的工作人员,能够进行急救,标出抗议游行的路线,并在必要时为抗议者提供保护。在这里看到介绍《警用武器常见伤害及基本处理方法:示威参与者指南(6)》。
工作人员可以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成员、志愿者或雇用的专业人员组成,如果运动有这方面的资源的话。在2011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中,智利学生会花钱雇人履行这些职责。
这样的工作人员可以使环境更加安全,减少了没有经验的抗议者经历 “抗议恐慌” 的可能性。人群中的恐慌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经常导致踩踏事件或警察的加倍暴力反应。在巴西,已经建立了监测和记录抗议活动并提供急救的辅助性社会运动,以支持主要的抗议运动。
17、社会不平等和以弱势群体为目标
困扰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也存在于抗议运动自身中。这意味着弱势或被边缘化的人作为运动的成员,在试图传达运动信息时,通常会面临斗争。同样的,运动可能有性别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例如,女性往往是其他抗议者或警察的性攻击目标(见这里,第99页)。
此外,正如智利的情况一样,代表原住民利益的运动比由城市学生等享有某些特权的群体组成的运动拥有更少的社会和政治资本。 同样,对于那些代表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或事业的群体或运动,警察的反应往往更加压制。
18、不断熟悉与您合作的人员结构
对各运动来说都是如此,不断评估您的团队成员结构是很重要的。这种评估应该伴随着对不同群体所面临的社会斗争的批判性反思,并有意识地努力避免运动中的排斥行为和态度的延续。这可以通过确保成员接受敏感性和隐性偏见的培训,以及有适当的报告机制,让成员报告虐待或歧视的情况来实现。
报告机制很重要,适当就更重要了。背后打小报告的现象需要警惕,有可能需要怀疑为挑拨。挑拨是渗透者最常做的事。遇到这种情况您应该首先调查被打小报告的事件是否属实,是否有您尚未了解的其他背景信息,接下来再判断应该如何处理问题。
在这看到更多解释《「合气道」作为战术智慧》。
19、协作
您的战略必须确保能支持那些特别脆弱的成员、和/或代表脆弱群体的利益。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通过合作来实现这一点。
这涉及到与被排斥的群体接触,以确定他们的需求和他们所寻求的援助或伙伴关系。帮助其他运动及其成员的决定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不能根据特权群体对那些经历不平等的人的需求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来作出决定。
20、警察的暴行
统治阶级不会也很难首先动用军队镇压,于是抗议运动最先面对的基本上都是警察的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示威参与者指南》系列中首先介绍了很多警用武器的防卫方法。
大多数抗议活动的参与者都深受警察暴行的威胁。全世界的警察都很流氓,他们经常不会尊重参与抗议活动的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警察对抗议活动的暴力反应导致抗议者受伤,并且在抗议者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时,往往会引发暴力升级(见这里,第54页)。
这就是为什么说非暴力战术可以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动员策略。比如见这里的案例《让你的对手陷入愚蠢滑稽:充气”武力”和反叛小丑军》。
但依旧要根据您的具体战略目标选择最恰当的战术。
我们多次强调过拆解权力支柱的重要性。警察的团结和战斗力是靠工资维护的,当他们意识到为他们发放工资的系统已经不行了的时候,他们的凝聚力就会被击破。行动者需要去创造这样的机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就如最近在哈萨克斯坦的行动者所做的那样。
在亚美尼亚,2018 年的抗议者向警察赠送糖果和鲜花,并试图与他们攀谈。因此在天鹅绒革命期间,仅发生了一次警察暴行,受到各方的强烈谴责。当警察同情一个原因并受到抗议者的善待时,他们就不太可能做出暴力反应。但防御依旧是重要的,您应该努力做到减小危险发现的可能性,但同时让自己能抵御可能的危险。
21、人肉盾牌
根据不同的情况,警察也许不太可能对知名人士使用暴力,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报复。例如,记者、名人和高级官员,可能会因为他们拥有的影响力而被谨慎对待。抗议者应尝试与这些人建立良好关系,以便他们可以协助防止暴行和逮捕。
例如,在美国的立岩地区抗议活动中,退伍军人充当了人肉盾牌,以防止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见这里,第10页)。同样,在许多南非的大学,白人学生由于比黑人学生更不可能成为警察的暴力目标,在2015年开普敦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他们组成了人盾,以防止黑人学生被捕(见这里)。
22、记录警察和收集证据
为了减少警察的滥用武力和暴行,并在警察犯罪的情况下为可能的起诉收集证据,抗议者团队应该考虑派专门的成员记录抗议活动和抗议期间的任何警务行动。
公民记录警察行为的权利在国际法和标准中根深蒂固,包括 “回录权”,即 抗议者记录正在记录抗议者的警察的权力。除了照片和视频证据外,抗议者也应记录和收集任何其他证据,包括武器和弹药,这可能有助于起诉警察的不当行为。例如,催泪弹有多种识别标记,应予以记录。(在这里看到两个调查演示:《如何调查武器和军事暴行:思考方式(6)》、《针对催泪瓦斯袭击抗议者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框架:给公民调查人员的思考方式(2)》)
在2014年巴林的抗议活动中,据称南非一家武器制造商生产的催泪弹因其标记而被发现。这源于早些时候开展的名为 “停止运输武器” 的倡导活动,该活动旨在禁止向巴林出口催泪瓦斯榴弹。对武器出口的审查是解决社会弊端的行动的一个例子,它可能导致对不同目标的不同形式的倡导和抗议。
收集证据并不是容易的,尤其是,您必须考虑到,统治阶级会竭尽全力阻止您收集他们的行为证据,同时,如果您想要您收集的证据在法庭上生效,就需要按照法庭标准保存数据细节。
我们曾经介绍过一套关于如何拍摄记录警察行为的指导教程,包括公民记录者如何保护自己和保护证据的技巧。在下面回顾:
23、避免 “抗议疲劳”
在警察暴行盛行或抗议运动不得不持久战的情况下,抗议疲劳 — — 即 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不再有精力或精神或体力进一步升级行动的现象 — — 往往会削弱运动。运动成员应意识到与抗议疲劳有关的困难,并确保有适当的机制,如社会心理支持,并在抗议活动后进行汇报,特别是在发生暴力的情况下。
这在《直接行动分步指南》中有介绍。您也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相关经验《空窗期令人困惑,但有效利用空窗是行动智慧的一部分:行动主义(14)》。
24、对抗反动
有时,抗议运动的形成是为了对抗反抗议运动的行动。当运动所涉及的问题与价值或道德问题有关,而不是服务提供或政府失败的问题时,这是最常见的。例如,在2019年针对阿拉巴马州新的反堕胎立法的抗议活动中,有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抗议运动同时发生(见这里)。抗议运动和反抗议运动经常相互冲突,并引发暴力,统治阶级也很可能组建自己的反抗议行动,用群众维稳群众(见这里),行动者应该注意这种手段。
25、战略伙伴关系
有时,可以找出两个运动之间冲突的基础问题,并与其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使天平倾向于您的运动。
例如,亚美尼亚政府希望通过一项法案,将家庭暴力定为犯罪,并保护家庭暴力幸存者,但面临着传统主义者的抗议,他们认为该法案会破坏家庭价值观。支持该法案的运动与儿童权利组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依靠大多数人对保护儿童的需求的高度重视来反驳反对该法案的论点。结果,该法案成功获得通过。
26、对媒体的使用
重要的是,要*战略性地利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来抵御反抗议和反言论。
我们多次介绍过,行动者不可依赖主流媒体,而是要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帮助您及时地放大*正确的*信息;并尽可能减少错误的信息传播。在下面看到一些技巧和原理:
有关抗议活动的信息应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以帮助招募抗议者并说服公众了解特定的反抗事业。应要求主流媒体对抗议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而不是在播出前对内容进行录制和编辑,因为这可以让公众了解所有相关运动的真实性质。
反抗者组织应尽可能在电视或广播中播出公开辩论,并要求双方以批判性的方式进行交流,这往往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说明可能成为反·反抗运动特征的逻辑漏洞或偏执。
27、培训和Plan B
此外,如前所述,您的队友中肯定存在没有行动经验的成员,您需要组织一些培训,更详细地讲解经验教训和行动策划。对于有经验的行动者来说也一样,培训能够帮助您增强活力并带来灵感。在这里看到更多解释《反抗运动如何通过培训来增强力量:行动主义(6)》。
特别是在封闭公民空间的社会条件下,逮捕抗议者和抗议领导人是一个重大挑战,即使没有犯下刑事罪行,也经常被警察机构用作一种战术以瓦解反抗组织。我们在去年底的年终礼中详细谈论了这件事;包括如何对抗警察将被捕者转变为线人以瓦解反抗组织的企图。
您也可以在这里看到更多活动家可以利用的策略《充分利用大规模逮捕,以及被捕后怎么办:示威参与者指南(7)》;以及一个实例《以聪明的方式被捕:投标人和盟友的光谱》。
逮捕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损害了其他成员和运动本身的士气,并有助于创造一种恐惧和恐吓的文化。通常情况下,逮捕阻碍了运动的运作,迫使活动家把注意力放在释放队友上,而不是放在组织成立的目的上。这是非常糟糕的。
于是您的行动组织需要合理的角色分工,并准备好合理的Plan B,即 替换角色;尤其是关键岗位的成员一旦被捕,相关工作应该及时补充人手。并且有专门负责法律问题的队友,以避免当局的逮捕行动干扰您的运动本身。
在这里看到角色分配概述《直接行动分步指南》。
28、内部压力和紧急联络措施
一个有效的策略是与当地公共利益和人权律师合作。人权律师将了解保释申请和针对定罪的上诉的技术问题。一些国家的人权律师可以免费代理被捕的抗议者的案件。希望您可以在您的本土找到这样的合作。尤其是行动组织,您应该致力于在 “日常” 培养与这些强有力的合作方之间的关系。
在南非,法律资源中心(一家公益律师事务所)在2015年和2016年的抵制高额学费的抗议活动中协助被捕的学生,免费代理被捕学生的案件。此外,一组南非民间社会组织也建立了一个 WhatsApp 群组,沟通和分享有关队友被逮捕的信息,以指示律师提供协助。这些形式都是最基本的。法律团队也会经常将有需要的人介绍给其他相关组织,如果他们无法提供帮助的话。抗议领导人应准备并分发 “胸卡” — — 信用卡大小的材料,方便携带,详细说明在被捕的情况下应该求助于哪些律师的联系信息。
或者,更简单的,我们会建议您用不容易褪色的记号笔把联系方式写在身上隐蔽处。
29、外部压力
许多国家的反抗者对内部压力的关注远高于对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的关注。内外压力同样重要。活动家可以与外国外交使团和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联系,呼吁他们向国家政权施加压力,停止非法逮捕抗议者的行为。
在阿塞拜疆,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已经意识到,国家对外界的谴责是有反应的。因此,各运动的成员前往其他国家建立国际和区域关系,目的是鼓励国际压力,迫使当权者释放囚犯和停止非法逮捕。
并不是说这一定能管用。有些国家和有些行动,如最近的哈萨克斯坦,革命者为生活成本而起义,其目标撼动了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稳固,因而外部支援将非常难以期待。这种时候就需要跨国的反抗联盟。尤其是当联盟中不同国家的反抗者在各自本土接连发起具有同样或近似战略目标的行动时,它可以是很有效的。
这是要在“平时”积累的工作。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建立。在这里看到如何做这件事《建立国际团结:全球斗争中的人际关系》。如果您在设想相关关系的建立,可以参考比如这里《抵抗中国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理由》。
30、培训
对成员进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让队友了解自己在被捕时的权利和应得的利益。运动组织应该为成员准备指导手册,详细说明可能的逮捕方式,被捕者应该向谁求助 — — 包括提供紧急联系卡,提供可靠的律师的详细联系方式 — — 以及告知大家在被拘留的时间和地点方面的权利。
这份文件应该便于查阅和携带,以便成员可以随时携带。在智利,在2011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中,组织者就编制了这些指导手册,并在抗议活动前进行了培训,以确保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在被捕时的权利。此外,运动可以依靠应用程序或者蓝牙信标,在抗议者被拘留在未知地点时,协助定位抗议者。
当局抓捕的危险性并不限于被捕者。由于所有警察都倾向于采取威胁利诱将被捕者转变为线人,以便连锅端整个反抗组织,于是反抗组织应该尽快为被捕者提供支援,以缩短被捕者孤立无援的困境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很容易屈服于警察的压力。
我们在去年底的年终礼详细讲述了如何避免这种状况,您可以在这里回顾。
31、行动领导者应急计划
抗议运动很可能因其领导者被捕而受到严重削弱。这既是因为提出战略见解的人不再存在,也是因为,各运动都会将其有限的资源用于确保被捕成员的释放。注意力被分散了。
例如,在阿塞拜疆,一个运动有五名领导者被捕,从而失去了作为抗议运动的声誉,因为它花了数年时间用所有的精力来确保其领导者的释放。这就是为什么警察致力于首先抓捕一场行动的组织者。
重要的是,各运动都应该有组织性的应急计划。这些计划应包括确保释放领导者的应对措施,但也应详细说明在领导者被捕的情况下不影响继续推进运动所采取的行动。
好啦,就是这样。这里列出的是基本注意事项,您应该根据对自己本地的状况的了解和分析,增加其他具体的策略和措施。⚪️
—— 未完待续 ——